评马哈迪的“向东学习”政策

马哈迪在今年5月10日宣誓成为第七任首相，二度组阁后，他就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计划，包括对前朝政府的高官肃贪不力而被撤换；同时也取消了一些大型计划；尤其是针对与中国有关的东铁计划和隆新高铁工程（不过这大计划仍未投标，不知花落谁家？而比较具备资格的是中国和日本）。

此外，马哈迪还作出令人意料之外的宣布，其一他再次提倡“向东学习”政策；其二他希望马来西亚的私人企业界再生产新的国产车；其三他希望能带动日本更多的投资。

无可否认的，马哈迪对日本有一种情意结，他不但要国人学习日本人的精神，而且也要学习日本的科技。即便他在2003年退休后，他还是每年都造访日本，且发表重要演讲。今年他是以第二次任相的身份在6月10日至12日造访日本，获得隆重的礼仪接待。

日本之所以给马哈迪留下良好的印象是有原因的。他在回忆录中回想在1962年（尚未从政，1964年才从政）访问英国时，因为看到工人罢工要求加薪，结果导致生产效率很低。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1939-1945），被炸毁的建筑物和地区直到六十年代仍未被清理。

由于马哈迪是在新加坡受教育而成为执业医生，一向对西方不具好感。当看到日本社会的发展神速，且在各方面都超越西方国家时，他就下定决心要向日本看齐。果然在1981年7月接胡先翁之位成为第四任首相后，他在同年10月就发动“最后才买英国货”的运动，理由是我国每年投下数百万英镑遣送学生前往英国留学，为英国的经济做出贡献，却得不到英国政府的感恩。因而想办法“教训”英国一番。

事实上，马哈迪是刻意地改变国人的思维，因为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人民长期生活在英殖民政府的统治下，总是以英国“马首是瞻”，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因此马哈迪在1982年初发起“向东学习”的运动。所谓的向东学习是指日本和韩国。因为在八十年代这两个国家已被列为“亚洲四小龙”。

在这方面，马哈迪举出Sony品牌老板盛田昭夫的著作《日本制造》来说明这个大公司所达致的成就，主要是因为日本工人是为国家而努力工作的。不似西方工人动辄罢工要求改善工资。正因为这样，今天的日本打工一族已成为亚洲国家中数一数二高薪一族，也成为日本企业的宝贵资产。

反观西方国家，马哈迪指出这些国家提供的“失业救济金”对工人的积极性毫无帮助，反而因为失业有钱拿就不急于找工作。因为失业时领到的救济金等于原来薪水的90%。

马哈迪不认为失业救济金是良好的福利政策。虽然日本没有失业救济金，但有实行终身雇佣制。这些上了年纪的工人也被分配到负担得来的部门工作。

为此马哈迪说，他所提倡的“向东学习”政策不是要国人学习日本和韩国人制造业的能力，而是了解日本工业化成功背后的因素。

为达成此目标，马哈迪在内阁提出要部长们仍支持这项计划，但民间的反应则是观望多过热情鼓掌；尤其是华裔，对日本侵略造成的伤害敌意仍未消，也就不会心甘情愿向日本学习。

在马哈迪这边，为了证明“向东学习”是必要和正确的，他启动了两大工程计划。

其一是与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合作推出国产车。1983年命名为“普腾赛佳”（Proton Saga）（也称为英雄车）面世了。虽然尚称不上100%的国产，但国人开始称为国产车了。我们与韩国一样也有“国产车”了。

当时有人问为何与日本公司合作，而不选择与西方合作呢？答案是：日本车价格便宜，也省汽油，是国人买得起的交通工具。

根据了解，普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是在1983年注册的，投资方式马来西亚重工业社（Hicom），占股份70%；日方是三菱汽车及三菱商事组成的联营公司，各占15%股权。

在2004年及2005年，日本两家公司将其股份卖出，自此普腾成为一家独立的汽车制造公司。另一方面，我国也成立了第二家汽车公司，是较小型的私家用车。

因为普腾是与日本合作，也就得不到全面的“工艺转移”。正如马哈迪所说，普腾不能期望从日本得到100%的工艺转移，只能局部得到生产技术。

到了2013年时，普腾的价格与同级汽车的价格相比是全球第二贵的。

因为不堪年年亏损，在2017年时，普腾不得不忍痛割让，由中国浙江的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买下49.9%的股权，实际入资7.39亿元人民币。

在2018年时，中方将“普腾”改为“宝腾”，也就希望这家公司能挽狂澜于既倒，为“普腾”争回一点面子。

其实中国汽车业是与马来西亚一起开步的，但中方选择与德国的福士伟根公司合作，因为日本的汽车业公司只同意在中国组装，不能100%工艺转移，只能局部工艺转移。此外，西方国家允许在中国组装的汽车可以冠上中国的国产车名，并逐渐生产汽车业的所有零件和配备。

不过，据知德国厂家的条件虽比较苛刻，要拥有45年的控股（即占51%），但条件是同意100%时工艺转移。因此我们当年看到的是“上海众汽”的牌子，但按上福士伟根的标志。迨至后来，又出了巴刹等名车，也有福士伟根的符号。

其后，德国的奥迪也加入中国合资市场。因为西方国家只要较长期的控股权，而不担心工艺外传。因此中国的汽车业在千禧年后就突飞猛进，不但拥有各式各样的国产车，而且也开放让其他国家的名车进入中国市场竞争。综观中国汽车工业的成功，包括吉利公司有能力买下我们的国产车，只能说明我们当初“择人欠佳”，以致后来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件事就是马哈迪将槟城大桥的工程交给韩国的现代株式会社全权处理。这家具有规模的公司从1980年开始动工到1985年才正式完工。但在最后阶段，当桥的两端要在海中央衔接时碰到技术难题，后来请了德国专家前来解决。直到今天，这座大桥不但完好而且扩大了跑道，更有第二大桥的出现。

虽然马哈迪也费尽苦心将“向东学习”化为实际行动。但可惜一个成功，另一个失败。也难怪马哈迪有所感叹希望有第二个国产车再造奇迹。不过以目前的情势来看，向东学习的政策或有些过时，毕竟日本已不再是亚洲强国之首，而且再造国产车也不实际。

刊登于2018年6月2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