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大会的政治议程

马哈迪在509投票前两天，出人意表地宣布，希盟一旦执政将会召开土著大会，以找回马来人的尊严。他的目的是要检讨土著与非土著之间的贫富差距，顺此重新提出土著经济议程。

马哈迪之所以在最后关头打出“土著牌”主要是因为民调中心（在投票前）显示马来人对希盟的支持率不高，未达30%。这也使到马哈迪担心他过去两年来的努力会功亏一篑，因此不得不打出种族牌，以回击巫统一向以来自视为马来人及土著的保护者。

老实说，马哈迪虽有信心或可打败国阵而改朝换代，但他无法窥视纳吉的内心世界，因为纳吉显得信心十足，也在民调中占上风。这也逼使马哈迪出新招来争取更多的马来选票；尤其是在甘榜（乡村）的马来人。

结果马哈迪这一招甚是见效，由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在509那晚真的是改朝换代了，

不过后来查知（默迪卡民调中心）也只有30%的马来人支持希盟，如果不是城市的马来人，沙巴及砂拉越的选民，再加上95%的华裔选民一鼓作气支持希盟，变天的事也就不可能发生的。

既然争取和团结土著（包括马来人和穆斯林）是当务之急，也就交由经济事务部主持的“土著经济大会”进行探讨，日期订在9月1日，由阿兹敏一手策划。

阿兹敏自然会按照他早前所说的提出一份新经济政策或纲领，以安抚土著之心，并保证不会将他们边缘化。

正如马哈迪在其回忆录中所说，马来人会认为在新经济政策下他们已拥有“优越的土著地位，且声称本身是马来西亚这片国土的主人，而这个地位是永久性的”。不幸的是，新经济政策的保护和特权将会阻碍了创造现代马来人文化、专业、经济和创业精神，这已经不是扶持马来人的能力和竞争力，而是削弱了他们的斗志力。

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在战后（1946年），英国不理马来人的感受强硬推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但被拿督翁（时任柔州务大臣）领导的41个马来团体在吉隆坡举行大集会强烈反对，也促成了“巫统”的诞生。

自此之后，巫统算是在政治上保住了苏丹的地位和马来人原有的特别地位，这一路走来披荆斩棘，无往不利。直到1969年的大选才打破巫统的美梦，首次面对政权的动摇。也因政局动荡不安，在大选投票后第三天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敦拉萨也在1970年取代东姑成为第二任首相。

因为敦拉萨牢牢控制政权，他在1971年就恢复议会民主，也顺时推出“新经济政策”，这也得益于马哈迪出版的《马来人的困境》作为蓝本（不过被东姑列为禁书）。无形中马哈迪的知名度也提高了，并在1971年被欢迎重返巫统（他在1969年“513”后因促东姑下台，被开除党籍）。

自“513”后，国内政治又相对稳定，即使在九十年代东姑拉沙里离队另立“46精神党”联合行动党与伊斯兰党与国阵对垒，也是无功而返，因马来选民依然强力支持巫统。

唯有来到1999年大选后，才触动马哈迪邀请伊斯兰党共同召开马来人团结大会（这是因为在1998年马哈迪革除安华党官职后，引发安华掀起“烈火莫熄”运动。及后在1999年的大选中，伊斯兰党异军突起，除保有丹州政权及夺下登州政权外，又有27名国会议员。伊党主席法兹诺乃逼马哈迪列出“马来西亚回教国大蓝图”。在不堪骚扰下，马哈迪惟有请伊党来个团结大会，前者的目的是要争回流失的马来票，因巫统承受不起马来票的流失。那一年如果不是华人支持国阵，马哈迪恐怕要失掉2/3多数席位）。因为立场南腔北调，团结大会也不了了之。

还有在2008年大选后，由于反对党“民联”几乎夺得国阵半壁江山，时任首相的阿都拉乃邀哈迪阿旺共组团结政府，但也不被伊党接受。结果导致在翌年（2009年）阿都拉下台，纳吉拜相。

在2015年，纳吉也主持了一项马来团结大集会，共7千人与会。有关主办方是马来人咨询理事会，它提出了“马来人文艺复兴运动”用5个要素：勇敢、睿智、勤奋、辉煌及友爱来带领马来人向前进。此项大会算是回应2013年大选巫统仍拿不回马来人之心，也只好用大集会来壮大声势。

没想到这样的战略在马哈迪今天看来是必要和重要的，这也预示着马来西亚人民的种族思维和种族特征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因此要铸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恐怕比一里路还要长呢！

刊登于2018年9月3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