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1月1日晚上接到饶子彬的短讯告知他的父亲饶南雍过世了,订在周日举殡。
饶南雍是我在《星槟日报》时的同事,他比我早进入《星槟》工作。除了从事翻译外,他也编新闻版面。
他的父亲饶百迎原是钟灵中学的老师。1942年4月的大肃清检举中,被日本蝗军逮捕,连同9名老师共10人入狱,其中只有王世毅及黄峇福幸存,其他8人则死于非命。
饶南雍也是钟中毕业。因为他的父亲被日军指责为左翼份子而遭遇不幸,以致饶南雍在报社工作后也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据我所知,饶南雍一生忠于职守,工作战战兢兢,编版认真。他的专长是把标题打得十分出色。在那个年代,读者讲求的是醒目标题,一目了然。因此编者需要用心思将大小标题突出新闻的重要内容。饶南雍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突出的标题与排版为《星槟》的报份增值,是报馆的功臣之一。
我欣赏他打的标题,在今天看来是过于详细而且字数也多,但在七八十年代则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自然会买下一份报纸详读。
本来饶南雍是负责编全国新闻版的,但据称当年有关部门有意见,因为他的父亲关系不适合负责全国版。就这样馆方就安排他去编国际版。那个时候,我们的封面版几乎是外国的重要新闻,鲜少用本地新闻当封面头条。
饶南雍在七十年代让《星槟》独家报导而自豪,例如在1975年逝世的蒋介石,经过漏夜换版,《星槟》翌日的封面头条是蒋介石逝世,国内其它报纸未见刊出,因新闻传来已近凌晨2时。
还有一件大新闻是发生在1976年。当夜凌晨电讯传出中国发生大件事,“四人帮”一网成擒,他们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姚文元。隔天只见《星槟》报纸刊出头条,其它报纸未见改版登出。这就是饶南雍给《星槟》增光的大事。
在七十年代中期报社改组,我出任总编辑,报社请饶南雍出任副总编辑。他对责任的承担有些不自在,因为他曾被认为有“左倾”的思想。后来经过董事经理胡榆芳的解释,他终于接受该职。我们两人搭档到1985年,因鉴于《星槟》的变化太大,双双辞职去搞本身的小报和印刷业。
饶南雍工作几年后便被他的孩子接去吉隆坡居住。我曾在5年前到他吉隆坡住家与他见面,那时他精神奕奕,只是行动缓慢。没有想到我上个月在一个研讨会上碰见其次子饶子彬时,才知道他的父亲近况欠佳。
也没想到我的同事兼挚友在安享晚年之际就撒手尘寰。惟令我告慰的是,他的孩子们都事业有成。安息吧!我的老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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