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洗牌越洗越乱

经过509大选后，马来西亚政党政治首次面临预想不到的交叉大洗礼。这种洗礼远比五十年代的政党合作来得复杂（当年是右翼政党、即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的合作和左翼政党劳工党、人民党及回教党的暗中合作）；也比六十年代政党政治陷入三角战来得尖锐（第一方是右翼的联盟及第二方是左翼的社阵和第三方是人民行动党的第三势力插足其中）。

七十年代的政党被收编是联盟易帜成国阵的“丰收”，反对党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即使东姑拉沙里在九十年代另组团队直扑马哈迪地盘，也还是功败垂成。

到了21世纪，变成安华与马哈迪的斗争；继后是阿都拉与安华交手；更进一步演变成安华与纳吉斗争一争高下，直到2018年才又换上马哈迪斗纳吉。

老实说，在21世纪之后，政党的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口号打动人心，而不是用政治路线和理念来争取民心。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引证此说。在2004年，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不约而同脱掉“社会主义”大衣，转而鼓吹社会正义。因为苏联的解体（1990年）使到社会主义黯然失色。

同样的，在2003年，左翼的人民党也并入国民公正党而成为人民公正党（不论后来因合并得不完整，以致人民党至今被保留下来，但社会主义也不见了）。这意味着一向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赛胡申阿里在现实底下不得不改换跑道，成了“社会正义”的一员。

正因为赛胡申阿里有此政治背景，所以吉兰丹的伊斯兰党“不欢迎”有“社会主义”背景的人来吉兰丹参选（2004年），后者也就放 弃了参选。

赛胡申的失落和同一时期安华的公正党接纳“社会主义者”代表公正党出征，只是显示安华也不排斥社会主义，但不等于认同。因此来到2018年，安华的公正党不再接受“社会主义党”的候选人，后者也只得自行参战，结果逢战必败。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已经过时，没有市场了。因此反对党也只能形成一个不重理念的阵线与国阵正面交锋。这之中也反映出安华的公正党也悄然改变。即使是“不共戴天”的政敌（马哈迪）也能化敌为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纳吉所代表的国阵保守势力，包括对巫统投下不信任票。正好1MDB的案件不断沸腾，也就给马哈迪一个大好机会，把政局扭转过来。

但政权的轮替和改变不意味着制度的改变，只是意味着人事的变动和策略的调整。资本主义政党取代了资本主义的政党，既不是制度的改变，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今日的马哈迪与过去的马哈迪有分别吗？

就在土团党兴致勃勃大开方便之门，准备将巫统瓦解时，却有另一个机会给巫统带来生机。从金马仑国席及士毛月州席补选全归巫统胜出后，巫统不但可止住退党潮，而且可以借此机会重整巫统的形象。虽然纳吉在两场补选的出力有目共睹，但因官司缠身也可能遭遇束缚。同时伊党的支持也是致胜的关键。

同样的，下来的晏斗州议席补选虽然在509时公正党候选人被拒绝提名，也经过统计，在509开票当晚，晏斗区的国会候选人在得票上，公正党得8113张票、巫统得7654张票、伊党得票751张票。

若是以此作为标准，希盟将有机会在补选中胜出，只是在变动的形势下和在巫伊的合作下，巫统要在马来人占50%以上的选区胜出也不是难事。这就会逼使希盟也打种族宗教牌。阿兹敏的言论就是一个例子。

可是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怪马华要脱离国阵，因为巫统不准备换掉国阵，也希望马华和国大党继续留下来。但如果巫统没有改头换面，又公开与伊党合作，则置马华和国大党于何地位？

很显然的，国阵的成立（1974年）曾引起马华的不悦。在增加成员党后，马华的代表性进一步削弱。不过今天不是讨论党的代表性问题，而是马华及国大党是否能采取巫统一边与伊党合作，又与马华及国大党合作？以减少磨擦与矛盾。

今天看来，马华及国大党也缺乏马来人及土著的结盟，因此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又成为马华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

若万一真的找不到适当的合伙人，马华也许可仿效早期的行动党，在华社搞起热潮，也不会一无所有。

无论如何，朝野政党的洗牌和相互丢牌都不会带来大改变，反而因为种族及宗教政治的抬头，令人有些坐立不安，也觉得越洗牌越混淆。

刊登于2019年3月11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