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化的挑战

马来西亚已开始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根据2020年的人口及房屋普查报告显示，我国人口有3240万人，其中土著占69.4%（约2060万人），其次是华裔占23.2%（690万人）、印裔占6.7%（约200万人）和其他种族占0.7%（约21万人）。在2010年时，华裔约有24.5%；10年后的今天却降至23.2%，下降1.3%。

如果按照种族比例，华人居住较多的州计有3个，即槟城、吉隆坡和柔佛，分别占有人口的44.9% 、41.6% 及32.8%。值得注意的是，60岁以上的居民已从2010年的8%或220万人增长至（2020年）10.4%或340万人。到了2030年，我国65岁的老人及乐龄人口将超过10.3%或达至410万人。

这意味着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已较前好，因此生存的年龄也相对提高了。但首相署部长慕斯达法则认为人口的老化其中主要原因是城市的人口挤居在组屋内，没有办法抚养更多的孩子，只好在老人长寿下对新生婴儿的减少感到无奈和失落。

这之中出现一个问题，即人口老化怎么与居住条件有紧密的关系？这个逻辑显然不是很靠谱的，因为即使住在城市内的华人面对房子的问题也不会因而“坐以待毙”，而会想办法克服住的问题。在当下有许多适龄的年轻人已搬出另建小家庭成为常态，断不可能一家七八口甚至十多人一直局限于组屋而无从改善。

因此人口老化和新生儿的减少基本上不全是住房狭小而影响了生育，而是年轻一代的思想已有所改变。过去的父辈们的思想是多子多福，生十来个也是等闲事，我们因此不惊讶为何我们的父辈都是“子孙满堂”的，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不但对家庭人口有了规划，也不能生太多，顶多是2至3个。因此调查发现在城市内，平均家庭的人口已从2010年的4.3%减至3.5%。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拥有1个孩子是正常的，而拥有两个孩子也是普遍的。

这样一来，一个家庭成员的减少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在乡村内住所比较宽大，可以多养4.7或4.9名孩子，但这已不是城市人所追求的，将来也会影响农村区的年轻人减少生育。

除了新生的一代推行家庭成员少和分开住外，也对健康的问题有了更好的认识，老年了也就老有所依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的寿命都比二战前和二战后长了许多，主要归因于没有再发生世界大战，有的是局部战争，未大规模的消灭人口。

例如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2017年时，世界总人口约76亿人，而老年人（65岁以上的）约占7亿人，占总人口的9%。到了2050年（也即是30年后），世界人口将达到98亿人，其中65岁的老年人将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6%。

在这方面，联合国注意到南韩和日本面对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下降的大问题。如果按照地区分化，则欧洲人口老化最为严重，达到人口比例的28%（从2030年开始，其人口将是负增长的）；其次是北美洲（包括美国）的23%及亚洲的18%。这是因为医疗科技的进步，让人的寿命已从72.3岁的平均数提高至74.3岁。

根据世界银行的推算，人口老化的问题在日本最为严重，依次是欧洲，比例如下：①日本27%；②意大利23%；③德国21%；④法国20%；⑤英国19%；⑥加拿大17%；⑦澳洲16%；⑧美国15%；⑨俄罗斯14%及⑩中国11%。

当中国有11%的人口属于65岁以上时，已引发中国的极大关注。因而从去年开始，政府鼓励三胎政策，不再局限于一胎化。

这是因为从1978年的一胎政策到2020年的40年内，中国呈现人口老化反映在两方面：其一是家庭四个老人及两个大人只能专注一个儿童。在六顾一的条件下，新一代的成长也出现了问题。其二是因医疗条件好，中国也已宣布脱贫和走进小康社会；对老年人的照顾也已较前更完善和齐全。疗养院、老人院等设备纷纷成立，让中国人一边看到新生代较快速出现；而另一边则是老有所托，完全摆脱了“路有冻死骨”的悲惨现象。

按照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童玉芬的推论，一个国家的年轻平均数应是排在“中间位”，即一半的人口居于15 至65岁；而另一半的人口则已超过65岁。就中国当下的平均年龄是38.8岁，与美国的38岁相比，相差无几，算是4对6的比例，属于正常的。

如果依人口数目而言，则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劳动力仍然充沛。

对此，中国不接受西方舆论称中国已处于“人口危机”论。但也已提醒中国应对人口政策作出十分的关注和改变。

相对而言，俄罗斯的“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说：近10年来，尽管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但为应付人口挑战，正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转变的中国已把注意力放在发展科学技术上。

另外一位俄国学者通过一篇“论据与事实”为题的论文指出：随着未来“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中国的人口优势有望继续加强。虽然人口出生率低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是全世界都面临的普遍问题，但中国当下所做的努力是刺激老年人的消费潜力，以增加市场的消费；同时也在研究和推行拖延退休的年龄。

目前，美国人口的年龄在38.4岁至38.7岁之间，其中16岁-59岁的年龄占的人口在1.96亿至1.92亿之间。

在2010年普查时，美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7.2岁，这意味着美国人口平均数在过去10年已增长1.5岁。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埃德文·多兰的研究认为，过去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工作年龄的延长。

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生育率一直下降，即新生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加快，已严重地影响美国的“人口红利”。到了2050年，美国人口将呈现“欧洲化”，进入人口增长停滞的老年化社会。美国的经济繁荣可能就此终结。如果美国每年增长率将长期不足2%，危机就会出现。因此美国应将移民数目增加到目前的3倍才能克服人力的短缺。

但童玉芬指出，中国不会走西方的老路，它可通过将人口过多的地区移向人口老化的地区和省会。

至于马来西亚，人口的老化才刚刚开始，即使到了2030年，老人（65岁以上的）将达到10.3%，也比中国的11%为少，但也不能“顺其自然”。因此提高劳动力（包括走向高科技）及提高退休年龄也是一个不得已的方案，绝不能因为新冠肺炎夺走了600万人的生命而往坏的方面想。

有些人就是认为可用此不人道手段来减少人口的压力，但到头来是人类给病毒折磨得死去活来。

既然人类命运是共同体，谁也不能在瘟疫中获利，那么最好的方案是大家同舟共济，让世界在和平中减少战争和人命的损失，并寻找更多的途径和方案缓和人口的爆炸。

 发布于2022年2月24日东方网

美女杀手的政治效应

民政党主席刘华才最近被媒体引述称在行将举行的柔佛州选中，民政党可能会派2至10名的候选人参加角逐，其中也考虑派出“美女杀手”出击，以争取选民的支持。

后来刘华才又作出澄清说，他在古来新春联欢会上有提到候选人必须形象讨喜，而不是必须长得好看（意指帅哥美女）。

接着他又在面子书上强调是指有胜算的候选人（winnable candidate）和形象正面的候选人（likeable candidate），并没有特别强调外貌姣好。

不论是指“美女杀手”或“形象讨喜”都没有争论的必要，因为这不是马来西亚的“特产”，而是日本的“特产”。

在2005年时，执政的自民党首相小泉纯一郎面对党内一批议员的背叛，反对他提出的“邮政改革法案”（这个方案在2004年大选前小泉有承诺会对“邮政制度”作出改革）。但不幸的在选后，自民党内有51名国会议员反对他的改革方案（投票时，有22人投反对票），结果在175票反对及108票赞成下否决了这个法案，意味着政府的倒台，也就引发小泉采取出其不意的战略（小泉一向以来决意要使日本成为一个小政府，大经济的国家。因而强调臃肿的公务员队伍必须瘦身），用美女迎接闪电大选。

结果小泉起用30余名精英“刺客”，以独立人士身份向自民党的反对者直接挑战，意图击败这些长期霸占席位的保守议员。在来势汹汹下的“美女杀手”（一般的统称，并不是每位挑战者都是女性）共有26人成功地击垮对手，其中包括“1号大刺客”小池百合子（当选后担任环境大臣）、美女财务官片山鼻月、人气鼎旺，年仅32岁的网络新贵堀江贵文以及早就名扬四海的日本前驻联合国裁军大使猎口邦子。

自此之后，日本各政党也流行派出美女团出击挽回颓势，并且将老树盘根的老议员连根拔起。

因此不论我们如何形容小泉纯一郎用“美色”来争取选票，也不能否定他挑选的候选人中，有些是不乏学识高和学问渊博的女性，其中首席“女杀手”小池百合子就具有多重身份，而成为自民党的第一位女国防部长（防务大臣，后当选东京市长）。

虽然小泉纯一郎的策略在后来的选举中毁誉参半，归因于他所推举的候选人并非个个都是饱学之士，也有德士司机参政。但因此战略一开，竟也被其他政党所引用。例如日本民主党在2006年的一场补选中，就起用26岁的美女太田和美胜出而结束了“小泉的神话”。“美女杀手”也不再是小泉的专用名词和“秘密武器”了。

2012年，日本大选在即，又有一些政党纷纷派出“美女刺客”，它们认为美女当选的机率较高，但也有人开始质疑：使用大批无政治经验的美女参选，不但会让大选变质，而且是对国家政治的不负责任的做法。

虽然如此，在2016年“美女杀手”又成了由大阪市长桥下彻与前东京都知事（市长）石原慎太郎等右翼政党组成的“日本维新会”的杀手锏，他也依样葫芦地派出多名女候选人，被称为“桥下宝贝”。候选人中有29岁的美女上西小百合、30岁的“写真女郎”佐佐木理江以及参加过“国民美魔女”选举决赛的38 滑雪女将海老泽由纪等人。

对此日本女著名评论家横田由美子说：“日本维新会”推出来的女候选人虽然年轻貌美，但这些人连演说都不行，怎么放心将国家政治交给她们呢？这一乱象也让日本传媒大为感叹不已。

未想在2021年又是执政的自民党采用小泉纯一郎的战略，更因之推出第一辆女性专用宣传车，引发在野党也派美女应战。

这样的“政治特色”好像成了遗传。在小泉纯一郎之后的安倍晋三也如法炮制，挑选了原律师稻田朋美、原朝日电视台主播丸川珠代，日本柔道奥运冠军桥本圣子等美女参选。

虽然目前日本女性在参众议院的数目不多，只有不到8%，不过要争取到10%也不难，只是30%太难了。

以此推测，日本会不会在未来出现首位女首相，也开始受到关注。

不过，依照去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曾担任防卫部长和政调会长的稻田朋美虽深受安倍晋三器重和扶持，但胜不了管义伟。如今只排在第八位接班人的野田圣子仍未放弃力争上游，但以男性为主的日本，女人要越级而上，好像难如登天。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也曾出现“美女杀手”的出征而成功的例子。

例如在2011年时，砂拉越的州选就出现民主行动党的“美女杀手”，结果陈籽穗和杨薇讳成了行动党在东马的开路先锋。还有刘强燕及周宛诗也是后来追上。

至于在西马行动党的“美女杀手”也比东马的多，她们是杨美盈、张念群、杨巧双、黄书琪、廖彩彤、黄美诗、林怡威、王丽丽、瑟丽娜、西芙拉等不下10名，算是马来西亚政党中最能抓紧时机出击的政党。

本来在2018年的509，希盟上台执政后，成为执政党之一的行动党有更多的机会一展长才，也可以在华人社会崭露头角，可惜这个政党只维持两年的执政即告倒台，目前只剩下槟州及雪州局部的掌政局面，也自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行动党再向前跨进一步。

既然行动党曾善用“美女刺客”来达成政治目的，那么民政党在未来的大选若也使出这一招，是否也能产生正面的效应？我们不得而知。

其实从日本的“美女杀手”到马来西亚东马的“美女杀手”和西马的美女抬起头来也算是拜日本的效应所致。

姑不论希盟政权的失去是否是马哈迪一手所造成的，或是马哈迪与安华的斗争所致，但留下的后遗症是十分严重的，希盟才刚上台扮演主角，转眼间又下台“走人”。美女作用又归零。

虽然希盟是心甘情愿与敦马合作而取得政权，因而不能怪责是敦马丢了政权，才导致希盟回头太难。毕竟单从马六甲、砂拉越的州选中，我们也已看到希望正在往下走，如何重振声威，只得靠未来的大选。而柔州选举又已敲响了钟，行动党能否靠美女力挽狂澜？民政党能否从中得益？取决于整个党的大气表现，不是单靠美女取悦。正如在2018年后行动党已是登峰造极，在此情此景下，却难有作为，夫复何言？

由此可见，政权对一个政党是十分重要的。若只当“永远的反对党”那是没有意义的。而单靠美女也还得有内在的实力，不然也是没有多大作为的。

 发布于2022年2月17日东方网

冬奥会带来的启示

奥林匹克运动会分为夏季与冬季，每4年举办一次。东京夏季奥运会及夏季残奥会原本在2020年举行，因新冠肺炎肆虐，第32届（1896年开始）的夏季奥运会才展延到2021年7月23日开幕，前后17天，直到8月8日闭幕。

到了9月5日，夏季残奥会也在东京举行。由于疫情的影响，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总开销也节省了18亿美元。

今年（2022年）则是轮到中国举办冬季奥运会和冬残奥会。这是中国北京于2008年举办夏季奥运会后，在阔别14年再次在相同地点举办冬奥会，因而北京被称为双奥城市（主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

第廿四届（1924年起）冬奥会已于2月4日拉开序幕，将于2月20日闭幕，前后16天。运动会的地点在北京、河北省延庆及湖南张家口，共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代表参与，选手则有3千余名。

在开幕式上，有成千上万名观众被邀请参加，除了极少数被邀请的外宾和贵宾外，其余参观者绝大多数都有秩地被安排鱼贯入场。在万头攒动下，观众聚精会神地观赏表演。从银幕上来看，3千位表演者中有90%是青少年，这是中国精心安排让少年出场的机会。正如梁启超说：“少年强，则中国强”。

在冰天雪地中，逾万观众从现场和各地银幕看到精彩的歌舞表演，他们以近乎完美的舞姿推彻成闪闪发亮的美丽图案和奥运标志，在在让人为之震撼。在另一边，当镜头展示选手村及各式各样的先进设施及佳肴美味，也让人赏心悦目。

比起14年前的夏季奥运会也不遑多让，其间巧妙地将废置的厂房和既有的建筑物改造成新式的起居室。同时一应齐全提供各类健身中心和购物商场，更有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纪念品出售。即使未能完全体现宾至如归的心情，代表们也将对绿色的环保流连忘返。

但很遗憾的，也十分让人不解的是，本届的冬奥会竟成为政治的角逐场，诸多西方国家的头头和官方代表不见现身，而且也扬言这是“外交杯葛”，以抗议中国侵犯“人权”；尤其指责中国在新疆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进而指责中国对香港民权的压制。

不过，在世界各地尚未看到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残酷镜头时，西方媒体及政治人物的批评却一面倒及排山而来的谴责中国而被指责的一方则驳斥为“造谣中伤”，外界也对此疑点重重。

除非发生如同希特勒在二战时对600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事实俱在的不容抵赖和日本军事主义者侵华时，在南京对30万平民的大开杀戒的惨状让人心如绞割且已形成铁的证据或至少有相当多的事实被公布出来，否则对所谓百万新疆人的受虐待控诉也缺乏有力的证据来佐证。

当不同的社会制度对意识形态有不同的解读乃至对事件的看法有别是正常的事，但不能用自身的标准来标签别人。不幸的，新疆的事件和课题却是被用来对付中国的筹码。正如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前一口咬定社会主义是“罪恶”的，而共产制度是“非法”的，必须将共产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的歪论，一样的令人喷饭和可笑。

这就是说，中国人民要选择怎样的制度那是他们的权利，只能尊重而不能自以为是“上帝”，可以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指手划脚。同样的，中国也不能干预其他国家的政体。

其实认真分析，西方指责中国否定人权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潜在议程；尤其是中国在2003年宣称要“和平崛起”及2013年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已引起西方世界的不安。它们不但难以置信中国会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竟一日千里地“改天换地”，只用不到25年（1978-2003）的时间就喊出了要在这个古老的土地上和平崛起；而在35年后（1978-2013）就以古喻今的将古代的丝绸之路翻新成“一带一路”，为古老的文明注入新生命。一时之间将中国的醒悟视为洪水猛兽，于是继之而来的是，在特朗普的鼓动下，从2018年起如潮水般的诅咒中国威胁世界和平，必须鸣鼓而攻之；且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此外，还有一种论调也是同样可怕的，世界也要慎防跌进西方学者所鼓吹的“中国野心论”。澳洲中国问题专家汉密尔顿在其新书《隐藏的操盘手》中这样说：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是要向全世界开展“控制话语权”，进而将世界建成“像中国一样”的体制。这是耸人听闻的严重指控，世界上哪有可能变成被中国刻模出手的复制品？何来把世界变成中国的大花园？实在匪夷所思。

退一步而言，如果新疆维吾尔族受到不人道和人权被剥夺的事件，世界上的回教国家也不会保持沉默，必然会发出抗议声和不满声。可是却不见沙地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回教国家起而抗议，只能说明回教国家并不跟西方言论走，也不接受西方的说辞。

说实在的，西方国家和媒体似乎忘了在百年前它们是如何践踏中国的土地及如何用鸦片荼毒近千万中国人民的。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丧失香港领土和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和北京的“义和团悲剧”时，中国又再次陷入西方列强的“坐地分赃”的任人宰割的困境。这些外来的侵略者在中国领土设立拥有治外法权的领地（领事馆），不仅严禁华人与洋人平起平坐，也在领事范围内颐指气使地欺压中国百姓。那个时候，有谁为中国请命？有谁指责西方国家是刽子手，鱼肉中国百姓？强权者认为侵略有理，霸占有道？

如今中国则需要用百年的时间洗掉“百年耻辱”，也用心在各个省份，对各民族进行治理。间中也对不同省份实施不同的措施与政策，这与美国和苏联的政策相差不远，也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不要乖离人权和人道？现在反过来竟变成中国野心勃勃，图霸占全世界？当西方用民主当武器，企图击败中国时，已忘了和平共处，互不干涉的建交大原则。

今天中国在崛起的道路上，也希望在带动“一带一路”时，能够给周边国家的基建也发展起来，以便实现人类守望相助的至高境界。

尽管冬奥会少了如美国总统的出席，也少了西方国家领袖的大驾光临，但冬奥会已如期举行，开幕仪式也灯光闪烁，火树银花。这是采用高科技效果下，用LED（发光二极管）所创造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立体画面，从水立方到冰立方。不但令世界耳目一新，而且也被台湾的中天电视拿来研究和剖析，让台湾人民知道当今的中国正在向台湾招手，而且善意十足。根本不像另一派人所渲染的，中国是个极不人道也极尽压迫人权的国家。若是这样，冬奥会能展示这样的画面吗？整个中国能普天同庆吗？即便西方国家没派官方代表或大头应场，也没有阻止运动员参赛，因此比赛得以顺利举行。

从这样看来，这样的杯葛也形同“儿戏”，达不到西方国家瘫痪冬奥会的目的，显得雷声大雨点小。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出席冬奥会开幕式并在视频上致词时所说的：“奥林匹克精神包含热爱和平、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他希望这种精神远远超越本届冬奥会、冬残奥会。他也提醒参赛者和观众在内的每一个人：“我们同属于人类大家庭”。

这种言论，也与习近平主席在提出“一带一路”时，所强调的“人类命运是一个共同体”的理念是同出一辙的。

本来体育场上应该传播的是友谊和友爱，缔造的是体育精神，并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和政治仇恨，也没有宗教纷争。这样人类才能和平共存，永不战争。

但让人痛心的是，在特朗普当政下，美国却带领西方向中国叫阵。反中反华似乎成了西方社会的新口号，西方的理论变成：侵略中国鱼肉人民是可以的，但不允许中国变得强大，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随着冬奥会的开幕，中国近期也掀起“东方美”和“中国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风气。这是因为在物质发展后，人们又开始对文化的追求。这种国潮热也在政府推动下，获得发扬，目标是希望到了2035年中国已发展成为文化强国。一个有自信的民族是敢于回顾历史和再造历史的。这就是中国第二个“百年复兴梦”（2049年建国一百年）的最大目标。

 发布于2022年2月10日东方网

伟大的鼠疫斗士伍连德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历史上，华人早期是通过海路从中国漂流至东南亚各国，而以马新为最多华人落籍的地方。在时间上，推前至1786年。这是英人莱特登陆槟榔屿的第一年。及后的1800年，威省又成英国的殖民地。1819年，又一名英国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而成了英国的第二个“永久性殖民地”。

1824年，荷兰人认为继续保留马六甲作为殖民地费用太高，极不划算，也就与英国商议，要求英国放弃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军港，以换取荷兰退出马六甲而由英国控制。就这样，它们一拍即合。

在1826年时，槟榔屿、马六甲及新加坡被并为海峡殖民地，直接由英国管制。

随后的1874年，英国通过“邦咯条约”将势力伸入马来半岛。从此英国从占有海峡殖民地到控制了整个马来半岛。再加上英国人已在1842年及1881年先后控制了东马的砂拉越和沙巴，整个东西马已成了英国的囊中物。

在变化的过程中，华人的南来也越来越多，直到1900年一个新的组织出现了，称之为海峡华人公会。

这些少数的峇峇一向以来受英文教育，也有的略懂华文华语，且保留某些华人的生活习俗和传统，但没有加入回教。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峇峇，他既想要成为峇峇，也希望得到特别的看待而不果。但他的伟大贡献却是所有少数峇峇中未曾有的（也许是后无来者）的精英。他以峇峇的身分（其实是华人的身分）为中国扑灭了鼠疫，而成为马中两国人民的骄傲和永垂不朽的典范。

我也因为受伍连德的启发，在参阅几乎有关伍连德的书籍及文件和文物后，以三个月的时间写下了《伍连德评传》（中英文版），共有5万余字。但与伍连德自传的5百万字相比，也只能是袖珍版本了。

在1月22日，为了突显伍连德的贡献，我们通过“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和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主办了伍连德国际研讨会暨《伍连德评传》推介礼，恭请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鲁世巍博士主持开幕和推介礼。

论坛中，主讲者有张银英女士（伍连德孙侄女）、安华法扎、何志平及梁超明（他们代表槟城伍连德协会）公开了伍连德医生生前的珍贵图片和经历，也吸引在座及线上的听众热烈发问，一时间成了一个“伍连德热议”。

伍连德（1879-1960）的伟大贡献就远远大于林文庆医生（厦大校长）、辜鸿铭（北大教授，曾将四书五经中的《大学》、《中庸》和《论语》译成英文）及宋旺相（新加坡百年史的作者，也是名律师）了。

作为槟城人，我对伍连德的横空而降，并拯救万千生命免于鼠疫的灾难而自豪。一位土生土长的槟城人能奋不顾身地用他的智慧和博学的知识在离开故乡万里之外的冰天雪地的地方制止和扑灭了鼠疫带来的祸害是了不起的奇迹和壮举。于是有了下面两个真实情节：

第一，正是我们的斗士义无反顾的远赴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动员大批医务人员，在前线打了一场生死搏斗的胜仗，前后只用了4个月时间，即1910年圣诞节起到1911年3月止，疫情几乎止步于6万人牺牲的数目。

为了庆祝这个前所未有的轰动世界性的效应及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伍连德在清廷政府支持下于1911年4月在奉天（沈阳）举行了国际鼠疫大会，是清朝灭亡前最后的一道闪光。共有来自美国、奥匈帝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兰、俄罗斯及中国医务精英齐集一堂，探讨病源和公布治疗经过。有关会议从4月3日起至4月23日，前后一共20天。对此伍连德的厥功至伟，为古老和残破的清廷保存一点体面。自此之后，伍连德的名字在世界闪闪发亮。虽然在下来的10年内（1910-1921）再有两次疫情爆发，但都被伍连德一一控制。他的名字也带出了马来亚的名声。因而他在1916年与中国火车的推动者詹天佑工程师一同被香港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遗憾的是，经过百年的磨难，我们的人类又再一次面临天灾浩劫。先是在2002年爆发非典型肺炎（SARS），后是在2019年被新冠肺炎（Covid-19）打开缺口后，如同潮水般涌向四面八方，几乎是无孔不入。

转入2020年，欧美西方国家面对更严重的威胁。世界已变了样，简直不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了，也充分地反映出人类的命运是休戚与共的，病毒绝对不会根据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挑选“敌人”。因此美国所鼓吹和指责共产/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法性祸及人类生命是无的放矢和绝对无中生有的。今天的乱象只能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的命运是一个共同体，天灾不会因人因地而选择性地降临，强行将病毒和社会制度连系起来，是对人类智慧的最大侮辱。

以下的数字还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截止2022年1月27日，在全世界已有3亿6千万人中招，而有5百65万人死亡。可见新冠肺炎见血封喉。

第二，我们也从伍连德身上看到一个民族在蜕变后又回到原点的可贵性。

伍连德是在马来亚出生的华人，可以被归纳为“峇峇与娘惹”（这是指一部分居住在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他们的语言是英语、马来语和本地方言的混杂。思维洋化，但保留华人的传统习俗，对英殖民地有很深厚的感情）。

在马来亚独立前，身为海峡华人公会的代表连裕祥于1956年曾赴英伦争取被承认拥有英籍民的地位，结果宣告失败。他们可以加入任何政党，包括华人政党，甚至可以在党内呼风唤雨，但不能与英国沾亲带戚。

因而在战后，峇峇的失落是普遍的现象，包括伍连德在内。有一个时期曾萌起对政治的兴趣，而与马华公会走得很近，后因年事已高而作罢。即使他始终相信本身已是英籍民，所以不必急着表明自己是纯粹的华人。最终他却发现原先拥有的登船票（入籍英国）已过期和失效。

不过，下列的精英就找到进入政治的上船票，如李光耀（1923-2015）、林文庆（1869-1957）、陈祯禄（1883-1960）、陈修信（1916-1988）、林苍祐（1919-2010）、林建才及林建寿等。

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有一些英化了的华人，他们并没有使自己洋化，如陈祯禄、林苍祐及林建寿等都没有使用洋名。即使李光耀早年有英文名Harry，但从政后他就不用了，连他的儿子李显龙也不用洋名，保持华化。同样的，林苍祐的儿子林建安及林建成也没有洋名。这也显示出老一辈的从政者即使是峇峇也没有全面的洋化，而是与华人融在一起，为的是取得华人的支持而上台执政。

在伍连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的两个特点：其一是不分国界，无私地扑灭人类的敌人（瘟疫），为人类造福；其二是回归自身的民族，不因受洋文教育而数典忘宗。他不但体现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也为后世的我们留下民族的“历史丰碑”（对伍连德评传有兴趣者，请迳自电邮作者cpmcheah@gmail.com）（中文本RM30；英文本RM35）。

 发布于2022年2月3日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