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黄昏之恋”

全球南洋大学校友12月在槟城举行联欢聚会时，主办单位原本有意邀请曾擔任校外考試委員的杨振宁教授作为主要嘉宾，但被告知事忙走不开，以后一定会来参加。未想在月中竟传出杨教授再婚的新闻。本来续弦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但惊谔的是82岁老学者娶28岁少女为妻，也就成为传媒大事报导的趣闻。一时之间，新闻评论不绝于耳。有人用平常心看待，认为是个人私事，没什么值得批评的。有人用世俗的眼光来审视杨教授，认为年纪相差太远，几乎是“爷孙配”，怎么样看也不顺心顺眼，更不符合华人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

对我而言，也是先是感到愕然和费解，但在几天之后，便不再认为是 “颠覆伦理”的事。当然除了震惊之外，我还是觉得杨教授此举有“石破天惊”的向世俗伦理挑战的勇气。

我认识杨教授是在70年代中期的事，他两度来槟城旅游和演讲，都是由我全程陪同，我因此对他有比较好的了解。1977年时，我把他的旅马言论集編著成小书出版，取名《楊振寧博士旅马言论集》，先印2000本，未想“洛阳纸贵”，再印2000本，同样销完，实在出乎意料之外。

1985年，我自行创业，合股报办和出版社，就借与杨教授相识之便，商议在马来西亚出版其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由于属朋友关系，我们只付象征性的版权费一千美元，便算拥有出版权。我们共印就3000本，也卖得不错，剩下的书不多，大概有百余二百本，足见杨教授有其魅力。

我已经有足足约30年未再见过杨教授，但传媒不时有他的新闻和演讲。他给我留下較新的印象是在接受凤凰台访问时（2001年）坦诚他的三个孩子不会中文，是地道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華裔）。而他则对中国情有独钟，在退休之后，来到中国长住，且在清华大学任教。

杨振宁之所以闻名于世，是于1957年与李政道一起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万千华人引以为傲。自此之后，他们两人成了物理学大师。我对物理是门外汉，无从与他交流科学，但他对政治之兴趣，倒是成为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

于1922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的杨振宁，于1945年远赴美国深造，在芝加哥大学考取博士学位。1949年与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原国民党昆明军区司令）的女儿杜致礼在美国重遇而结婚。

1971年他回到中国访问，那个时期正值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刚发生林彪坠事件，外界对此知之不详。但在接见中共主席毛泽东后，周恩来总理便向他讲述林彪事件。

在访华时，杨振宁也造成一个轰动。因为能获得毛主席接见诚非易事。他也在较后时对“文化大革命”抱有一定的“激情”。当我们在1974年邀他为南大校友会作演讲时，他虽然没有正面地赞扬“文化大革命”的“壮举”，但言词之中对毛泽东有无限的推崇，他引用毛主席的“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来形容当时他所见到的中国人民的豪情壮志，并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生气勃勃，前途无量的国家”。

不过，在2001年接受凤凰台访问时，他又否定了“文革”，转而热情地颂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这两种心态也反映出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自我转变的過程中走过来的，他留下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年轻的时候，感到人生是无限的，现在到了这一把年纪，已觉得人生是有限的，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人生总是有尽头”。他目前的黄昏之恋可以说是用“有限的生命去争取无限的未来”。而这个“无限的生命”就是翁帆。“有限对无限”成了一种激发活力的时尚。也许翁帆要为此付出青春的代价，但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她换到一个“永远的杨振宁夫人”的头衔，成为她未来人生的“宝贵资产”，与当年的宋庆龄用青春换来“永远的孙中山夫人”，是每个女孩子都梦寐以求的愿望。

是的，在去年丧妻之痛后，杨教授确需要有人照顾他的生活，刚巧这个空档给翁帆顶上了。如果杨教授想找一个伴侶过完这一生，或者有万千的女孩子包括才女愿意与他「厮守一生」。谁不想成为带着桂冠的“杨振宁夫人”呢？

既然他自己选擇翁帆作为「红颜知己」，我们就祝福他们“百年好合，健康长寿”，正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槟城街边小食亚洲第一

正当槟城的旅游业被接二连三的评论弹得「无一是处」，并被形容「东方之珠」已黯然失色时，美国的《时代周刊》亚洲版（在22-11-04期）却为槟城挽回一局。

在对亚洲国家进行调查后，《时代周刊》的记者选出35项亚洲最佳（THE BEST OF ASIA），以便有意出门旅行的人有一项指南，可选择所要的项目到有关的地区亲历一番。虽然35个项目中包含广泛的课题，例如集市、书店、酒店、衣着及饮食等等，但我们可以集中看饮食天地项目中上榜的国家和地区，却意外地发现原来槟城也占一席之位。被选中的竟是“街边小食”。换句话说，槟城的小贩美食在亚洲国家「独占鳌头」，堪可与北京的北京填鸭、新加坡的鸡尾酒和日本的“前衛浪族的咖啡店”相提并论。这说明了槟城最让游客「齿颊留香」而津津乐道的是它的街边小食而不是它的旅游景点。

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市中心的「儿童乐园」的别具风格与特色也是罕有的儿童天地也上榜内有小瀑布和水池，另有空嚝的游玩场所。

虽然我们不全然以为《时代周刊》的选择是最正确的，但我们以为它有足够的“权威”来影响游客的去向。

对槟城人民来说，原本我们以为还有几项是值得引以为荣的景点，例如j美丽的海岸和碧波蓝天的海景，但在世界其它地方也有相似的景点。因此不算独特；k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蛇庙。我依然记得在伊朗巴列维国王及王后在1979年倒台前曾来槟一游时，就特到蛇庙抓蛇拍照，但今天的蛇庙已是一座平常不过的庙，缺乏神秘感，蛇也少得可怜。据知蛇庙方面力图重整昔日风采，但需耗资数百万元，不知此宏图能落实否？l升旗山的缆车是「爬地而上」，不是吊缆（其它地方也有），比起香港的太平山缆车还要高，还要有看头。可惜缆车一次只能载客10人，又闻时有故障，真是大煞风景。加之山上缺少娱乐，美食等，吸引力不足，已使到当局关注整顿的必要性。虽然考虑到环保，不被赞成开辟公路通车；而吊缆又耗资钜大，言易行难，但还得力保其优势，因为放眼亚洲，「爬山」的缆车（在山路的铁轨用电缆对开）是十分具有卖点的。

当这三大景点的发展和改善有所局限和面对阻力时，它不免产生某些的遗憾，而能弥补遗憾的当推“槟城的美食”。

槟城的美食不像世界大城市多数设在豪华与高级的酒店或餐馆内，恰恰相反，它是在街道边四处林立，蔚成一种「奇观」。虽然槟城也有冷气设备的餐馆和饮酒作乐的酒吧，但更多的小贩或称为大排档是在街边旁不规则地「成长和生根」，数十年来，我们看到的是咖啡店一间又一间的设立，小贩数以万计在咖啡店内外摆卖，也有的是在一个范围内自我结集而成。似乎没有秩序，显得有些眼花撩乱。

因此，《时代周刊》这样说：这些没有限制的旺盛将亚洲的传统美食集合在一道，且收费廉宜，只是几块钱。这个地方就在槟城。单只讲出其名字，不仅马来西亚人，而且任何人有机会品尝街边小食都会流口水。世代以来，移民的华人和印度人已把辣椒炒面当成习俗，再加上当地的马来人和泰国人的用料渗入其中，使到槟城成为亚洲熟食小贩的焦点。新关仔角的炒粿条，浮罗山背的叻沙和大伯公街用火炭烤面包涂上椰子浆的美食也只有在槟城可以找到，而且又很便宜。

《时代周刊》显然还不够深入了解槟城的美食是多样化的，只能列出他们吃过的几档小贩。其实槟城的著名的美食小贩摊是到处都有，多到一条街到底有多少小贩你也数不清。若你问问槟城人，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是好吃的。对于外国游客，这类在街边的小贩是突出了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小食文化”。而且是在街边，不是在餐馆内，自然流露出惊訝和赞叹。

虽然有人说，我们是“以乱取胜，以多取胜”但也就是因为如此，它才被外国人评为“亚洲最佳”。因为他们好象未曾经历过有这样「未算十分合标准，却又吃得，大快朵颐」的不规则乃至没有规化性的大排挡能在促进旅游业方面作出「贡献」。当然反过来，小贩之多，也解决了槟城的「就业问题」。
無論如何,清潔衛生與有秩序是所有小販中心都必須關注的大問題,不然以後我們便沒有這麼”幸運”了。

我和周宝振有个“约会”

《号外周刊》的胡主编希望我能写些未为人所知的“有趣往事”。我就断断续续回忆我办报的一段“轶闻”。其中一宗是当时的“小报大王”周宝振约我“谈判”的事。
大概是1988年吧，我接到周宝振的一通电话，要与我商议报纸价格调整和统一的问题。我与他原先未打过招呼，但我知道他是办报的奇才，而且成为报坛佳话。
就我所知，这位周氏家族的第二代报人，确实比他的父亲周瑞标更为出色，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来形容他也不为过。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周瑞标把“马来亚通报”办得有声有色，从小报（三日刊）变成大报（日报）。最后以高价卖给马华公会的臂膀企业。
他的下一代包括周宝振等人，在70-80年代也开创另一个报业天地，三日刊的《生活报》竟然在报坛争得一席地位，令人刮目相看。这份后来改名为《新生活报》的三日刊在80年代中期窜红起来，据知其中一个系列“骆文秀外传”把《新生活报》的名字打得特别响亮，连我也不例外地追买来看。据作者蔡诗河在后来出版“骆文秀外传”（1995年）前言中这样说：「1985年8月中的一天，张弓来新山找我，问我可以不可以写骆文秀，那个时候《新生活报》正推出;《大王系列文章》，有「鸡王吕正义外传」及「九头鸟李三春外传」，由于是大制作，很受读者欢迎。」
我当时也在酝酿“出走”大报（日报），转向小报的筹划，因为我看到《新生活报》的路线是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与友人合股）办的也是三日刊的《联合报》，企图从中杀出重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是在1986年推出这份三日刊，几乎是和《新生活报》打对台。
我们当然也推出系列大块头文章，其中一个系列是写林梧桐的云顶之路，结果我撞到石头，被他「请」到他的办公室“喝茶”（此事按下不提）。接着我们又把方向一转，同事们要我绞尽脑汁推出《林苍祐评传》，因为大家都认为林苍祐贵为槟州首席部长，很有卖點，尤其是他的政治起落传奇，也未曾系统整理出来，若以此作为《号召》，肯定有助提升报份。
后來在大家的努力下，《联合报》几经挣扎，竟也从一份不起眼的报纸成为《新生活报》的“劲敌”。
到了1988年时《联合报》的每期销量超过5万份，印刷高达5万5千份。那时的《联合周刊》也每期突破2万份。由于尝到了甜头，我们的董事会“野心膨胀”起来，竟然大胆到要「复刊」已经停刊的《星槟日报》。于是乎《联合报》一下子成为一个「报业集团」。表面上看起来，进展是神速的，好象在制造一个神话，但个中内情，却不足为外人所知（以后的故事也按下不谈了）。
正因为我们的办报方针和路线与《生活报》集团有些相像，又处于《烽头火势》的阶段，也引起周宝振的注意，自然把我们列为一个「战略对手」来看待。
就我所知，《生活报》集团在周宝振的运筹帷幄下，更是一日千里，不但《新生活报》的报份超过10万大关，而且属下的几份周刊也十分热卖，已经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报业集团。
不仅于此，他也正成功的收购《中国报》，准备从“小报大王”攀上“报业巨子”的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约我“谈判”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其一论财力我们远不如他的集团，其二说销量也无法相提并论。结果他在电话上说了：「为求公平，双方就约在怡保会面」。他从吉隆坡北上，我们从槟城南下，选择在一家酒店商议。」我一口气答应了，因为我们办报终于得到对手的“重视”。自从怡保分手之后，我依然记得为么会有这次的谈判，个中情况，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我们期待第三个神话出现

说什么都是枉然的
如果冬已来临
风奔雪飞 自然的
你必然枯萎凋零
但是种子已随风播散
我的爱
你就睡一季黑甜甜的长冬吧
雪溶之后大雁掠空而过
那时再撑开软软的泥土
探出你的头来

－－（南园一梦25年。作者依然）

来自四面八方的南洋大学校友连同眷属共800余人，订于12月10日至12日在槟城聚首一堂，是欢聚或纪念各有说辞。有人说没有了南洋大学，何来联欢？只有纪念和缅怀；另外的说法是南大精神不死，校友团聚话当年，也是一种联欢。

联欢也好，纪念也好，南洋大学曾是一座“文化圣殿”，不但长存在1万2千名南大生的心中，而且已升华成为一种激励民族教育的“不灭的明灯”。人们因此把它形容为“南大精神”。

从“南洋大学”到“南大精神”，是所有南大校友的“荣耀”，或“伤痛”？答案已在上边所录的一首诗中表露无遗。

是的，当“荣耀”已被掩盖时，伤痛伴随而来。这其中的辛酸历程，已成了一页民族教育的悲壮史诗：
1953年，创办人陈六使登高一呼，倡议创建一所华文大学，获得万山响应，从新加坡到槟城，掀起一连串的乐捐浪潮，蔚成一种民众运动，历久不息。于是陈六使主持动土礼，象征着南洋大学成立在望。

1954年，南大建校批文获准，请来了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林语堂当首任校长。不久之后，办学理念与校董格格不入，引起风波，留下憾事。在他走后，先后迎来了张天澤及原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主政南大。从此南大在风霜雨露中挣托成长，也注定了他日后的坎坷命运。

1955年，南洋大学校门牌坊竖立，意义深长。

1956年，陈六使主持开学仪式，南洋大学展示了它的魅力，在东南亚的区域中，它是独一无二的华文大学，它创造了第一个神话。无数学子向它飞奔。

1958年，南洋大学校舍举行落成大典，冠盖云集，“南大颂”歌响彻云霄，但也埋下“危机”的伏线。

1959年，新加坡自治，左右派大团结，南大意氣風發。

1961年，左右派大分裂，南大首当其中，卷入政治风浪中。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份，南大生加入左派阵营，与当权派对峙。不久之后，陈六使公民权被吊销，被逼辞卸校董会主席，南大陷入多事之秋，改制，学潮，逮捕与示威连连，民族教育备受折磨。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独立国，南洋大学一改再改，校长换了又换。虽然不能安定下来，南大继续肩负起教育使命。

1980年“厄运”临头，南大并入新大，南洋大学不复存在，它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南大生及华社失落在伤痛中，久久不能抚平，抗议书不绝，但已是于事无补。南大不见了，转而自我聊慰地把它转化成“南大精神”。

“南大精神”于是又是第二个神话的篇章，在没有南大存在底下，竟然有南大精神永垂不朽。它已不再是南大生的专利品，而是成为热爱民族教育的人的驱动力。

因此它抗拒了「借腹生子」的“南洋理工大学”。虽是同一个校园，但它被认为没有南大精神，不是南大的还原。也许有一天它会发现南大精神的可贵，不是形式与名字上的认同，而是精神上與理念上的融合。李光耀已经说话了，他要华文与英文在新加坡齐驱并驾。这就间接地接受“南大精神”是新加坡的“宝遗文化遗产”，更具有实用的经济价值，需要从历史中把它找回来，然后再擦亮。

巧合得很，南大“寿终”12年一個轮回后，全球的南大校友齐聚加拿大多伦多，于1992年举办了第一届校友联欢会，国际名作家汉素英借此舞台疾呼复办南大，用心良苦，响应不绝，却有心无力，始终归于理想。

虽然如此，全球南大校友如同接力赛，不间断轮值在各地举办校友团聚盛会，从多伦多到砂劳越，印尼、新加坡，吉隆坡、香港、温哥华、沙巴，而今年是第九届轮到槟城举办，又是12年的轮回（适逢校友会创立40周年，但南大创建于1953,1954或1955年？一直有所争议，留待校友取得共识）。目的无非是要高举“南大精神”，向世人展示南大生“情系南园，胸怀华教”的心永远不变。这种历久不衰的情怀，坚忍不拔的豪情也许有一天又再感动“上帝”，让南大第三个神话在地球上空「起死回生」过来。

时代在变，时局也在变，谁说铁树不能开花？我们有的是时间。虽然南大生会凋谢，但南大精神不会枯萎，它有信心迎接再生的火凤凰。

給《號外周刊》加油- 小打小鬧也有出頭天

在感嘆《遠東經濟評論》由周刊變月刊的當兒，勾起我無限的回憶，我辦過大報（日報），也辦過小報（三日刊），又辦過周刊，還有月刊，其中的辛酸苦辣，唯有當事人最明白。
本篇集中談及周刊的問題。猶記得我們成功地推出三日刊後，便下定決心推出周刊，取名為《聯合周刊》，但要以什麼作為中心點呢？因為這是決定一份周刊能否為讀者接受的最傷腦的推敲。最後大家同意走軟性路線。怎麼個走法，大家心里很不踏實。就先從新聞性質帶出軟性的報導，既含蓄又點到為止。結果辦出一份與三日刊沒有多大的差別的周刊，反應一般，因為讀者買了三日刊再買周刊變成一碼事。我們在此兜兜轉轉幾個月後，發現不對勁，有必要推出與三日刊不同性質的雜誌，而且下筆要更大膽和開放，圖片更要充滿浪漫與引人注目。
這一下子，真的“大有斬獲”，周刊銷路直線上昇。說來也許讀者並不相信，我們每期竟能銷售2萬本。這在十多近廿年前來說，是個相當難於置信的突破。換句話說，在找到方向後，周刊也給我們帶來一定的收益。
我之所以提及這段往事，主要是要突出在今時今地，辦一份雜誌，尤其是周刊的高難度。因為大氣候已變，不允許用過去的尺碼“大鳴大放”；小氣候雖然還在，充其量只是“小打小鬧”，變不出什麼花樣來。
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實在要對《號外周刊》幾年來的堅持與風雨不改和從未間斷的出版表達我個人的祝賀。雖然說這份周刊是延續《先生周報》的精神，但和以前的《先生周報》相比，路線已大有改變。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當時活躍於華文報壇的兩份比較有影響力的周刊，除了《先生周報》外，就是《名人周報》。這兩份周刊都以政治為軸，而以其他相關的文章為輔，讓人耳目一新。因為它們擁有日報或三日刊所沒有的“爆炸性”或鮮為人知的內幕新聞，緊緊扣住讀者的心弦，而期待新一期的“爆料”。在傳媒界中，我懷念《先生周報》與《名人周報》創出的新格局。
在物換星移下，這兩份周刊終於走完它們的“一生”。喜歡政治新聞的人，也就感到有些的“失落”。
就在“失落”一個不短的時日後，我們又看到《先生周報》改頭換面推出《號外周刊》，算是填補了“空白”。
我知道我的前同事錦昌學弟有這方面的天份，也曾與我們風雨同舟有辦“小報”的豐富經驗。他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薰陶而成的新一代“小報人”，自然有他的一套方針，不過最近與他電話上交談時，才發現原來他也有一本難唸的經，這多少有些意料之外，因為在我的印象中，在財宏勢大的集團內辦“小報”，想是得心應手，不需要有太多的顧忌，事實並非如此，他還是在鋼索中游動，壓力總是難免的。
無論如何，我衷心希望他能堅持下去，把《號外》辦成一份真正的號外。在這方面，我倒以為不妨把焦點放在政治層面上，儘管有時只能點到為止，或有需“煞車”，但這不等於沒有空間。它仍然可以在政治人物及政治事件上用軟性的一面表達出來，側面的溫情也不比尖酸刻薄的言語為差。還有與政治有關的社會課題也是好的素材，不需要與其他性質的周刊爭社會新聞與內幕報導。我相信號外可以在新環境下創出自己的品牌，那些不屬於政治的突發新聞不追蹤也吧！因為讀者不是期待《號外》與其他雜誌搶新聞，而是期待《號外》給大馬政壇樹立一個有彈有讚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