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許子根應當老二？

民政黨中委改選今日提名，最受全民關注的是領導層的123,321及231方案。但歸根結底只是一個人的問題，那就是郭洙鎮的動向。不論他是打老大職位或捍衛老二職位，對民政黨當權派來說，都是不幸的，也必然會引發一定程度的後遺症。民政黨也將因此在黨選後承受各方的評論與黨內的漣漪陣陣，這也是為什麼林敬益及黨內高層希望通過協商來解決接班人的問題。

這里有兩個問題是值得思考的：其一為什麼許子根不能直接當上黨主席，而需要佈署上署理主席？其二，為什麼不保留現狀，直到2008年黨選時，直接由許子根接棒？提出這樣問題的黨內外人士是從人事上來考量黨的排陣，多過從客觀的現實來考慮民政黨的未來，間中也帶有情感的因素。
但我們有必要從宏觀的角度來審視民政黨的定位。從過去到現在民政黨的核心力量是在檳州，雖然間中有一些變化，從地方性擴展到全國性。但不變的是民政如果離開或失去檳州主導政權，它將很可能淪為“人民進步黨”第二，抓不到重心而需要依靠關懷來取得議席的分配。它當初之所以被看重邀入國陣，是因為它在霹靂州有廣泛的影響力；同樣的，民政黨被接納加入國陣也是因為在檳州有雄厚的勢力。如果民政不通過努力與人事上的安排達成“黨政合一”，它可能會逐漸地偏離重心。
許子根所代表的不僅是個人的才智或擁有豐富的從政經驗（這一點郭洙鎮也具備了），而是他所領導的檳州政府的 性與延伸性，以彰顯民政黨是一個有份量的政黨。

在2002年黨選時，此問題尚未見迫切性。因此郭洙鎮在黨中央護航下順利過關；但在2004年全國大選後，已有跡象顯示檳州政府的結構在求變與不變中徘徊。許子根倘若在黨內原地踏步，不是黨的重要決策與領導人，他個人要保住現狀來使到民政黨依然是發光的實體有一定的局限；反之，若通過“黨政合一”的結構，就會形成二合一的實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當然這種選擇（或安排）也是要循序漸進的，一下子跳上主席就會有顧此失彼的力不從心；保留現狀到首席部長或在黨內也不過是一名副主席（必須要牢記1971年的民政“宮庭政變”就是因為林蒼祐只是黨副主席，結果被黨逼宮，所幸他後來反戈一擊控制了黨，不然民政黨的歷史便改寫了。自此之後，林蒼祐在黨內抓權，成為黨的主席，進一步穩固民政在檳州的執政地位），在外界看來，首席部長在黨內的份量是有限的（這也是為什麼許子根在1996年後堅持保住民政檳州聯委會主席，因為他知道政府職位是與黨直接掛鉤的）。因此今天民政黨內要突顯首席部長的重要性是配合時局演變的一個重要步驟。

不過，目前仍擔任首席部長的許子根尚有許多政府職務要操作，尤其是必須在第9大馬計劃中把檳州的一切宏願都包含在內。如果一下子上任主席，必會影響檳州政務而結果是兩頭不到岸。因此較保險的選擇是先上第二位，以便在將來改變其政府職務，在中央領導黨務和政務，並有足夠的時間培養首席部長的接班人。

在這情勢下，林敬益的留位對許子根來說是一道屏障，由林繼在中央發揮有效作用，再逐漸將黨務交許子根接手。這不關林敬益與郭洙鎮的才華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國陣的大家庭內，怎樣確保民政黨立于不敗的地位和得到友黨的尊重，是更為重要的。林敬益在這方面，佔了比較好的天時地利，畢竟他比郭洙鎮有更久的參政經驗和應對各方問題的能力。這也是為什麼許子根不希望直上主席，而希望林敬益再領導黨一個時期才全面引退。

郭洙鎮在這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已有所局限。因為客觀的政治環境已出現改變，不是個人才華能夠左右的。能夠發揮影響力是黨的團隊和整合的力量。如果民政黨要繼續有所作為的話，它必須作出某些改變和確保黨的完整性。間中也許個人會受到影響或犧牲，那是不可避免的遺憾。因為民政黨的格局決定民政黨的未來接班人又需回到檳州。所以必須有一個以大局為重與按部就班的安排，否則黨會被無情的政治所沖擊。

馬華黨選啟示錄

備受矚目的馬華公會改選已在激烈競爭中宣告落幕，正如大家所預料的，以黃家定為首的當權派取得預料中的勝利，只有少數的原任者落馬，這也是一種意料中的結果。到底這一場選舉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根據我的觀察與分析，有下列的現象是本屆黨選的特徵：

1. 這是一個沒有英雄造時勢的年代，但有時勢造英雄的黨選。大致上，英雄是在亂世中殺出，而在太平盛世則是因時勢的推波助瀾，使到一些人在特定的情勢下脫穎而出。例如在1984年黨爭時才活躍的黃家定，近20年的奮鬥后，因勢利導，在林良實的舉薦下，于2003年成為他的接班人。換句話說，AB隊黨爭的結果，黃家定成為最大的贏家。自此以後，他努力經營，把黨務和政務相結合，通過言論把馬華的負面形象扭轉過來，因此在這次黨選中順利過關。這就是時勢造就了黃家定的年代。誰是他的帶路人，他心裡最清楚。反之，蔡銳明企圖來一個英雄造時勢，但他忘了此刻沒有亂世，只有盛世。單憑“滿腔熱情”，只能成為落寞的人。因為盛世不需要“打虎英雄”。武松不會在太平年代出世。

2. 這是一個沒有跳槽的年代，但有很激烈的黨選。如果我們沒有忘記，1973年林敬益挑戰陳修信未成已被腰斬，結果帶隊走進民政黨。1979年曾永森挑戰李三春失敗，又成群加盟民政黨。在2005年黨選后，失意的候選人不會有此舉動，也沒有國陣的成員黨鼓勵跳槽。再者馬華也不需要“秋後算賬”，失敗者或則退隱政壇或則重作整合。可以預見，擔任官職的落選者不會被撤職，反而會被黨安插適當位置，繼續扮演一定的角色。

3.
這是一個沒有林良實的年代，但有林良實的影子在晃動的黨選。就政治而言，這是極其自然的現象。1984年陳群川大軍扳倒梁維泮，就是李三春的效應所致。因此，剛退位兩年有餘的林良實，在馬華紥根（當會長）17年，整個班底仍在，包括黃家定也是他一手栽培的新領袖，怎能沒有林良實效應呢？單看A隊人馬絕大多數告捷，便可知林良實雖不在，班底還在。當然“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下，林良實效應將會逐漸淡化是可預見的。

但不爭的事實是，他的兩名兒子在馬青黨選中雙雙告捷，也是因為父親的效應佔一定的因素。無論如何，黃家定經此一戰後，已確定他的領導地位，自然有條件帶領馬華及早走出林良實的影子。我們不希望他“蕭規曹規”，而是希望他在“克紹其裘”下，闖出一個新局面。

4. 這是一個沒有AB隊的年代，但有AB隊陰影影響黨選。所謂AB隊的主將林良實及林亞禮已退隱政壇，並在妥善安排下出現AB隊整合的團隊，由雙方的副主將黃家定與陳廣才取而代之，黨爭也隨之告一段落。

不過黨選中陳廣才得票較黃定定少200票；A隊的陳祖排得票又多過B隊的蔡銳明，B隊副將之一的胡亞僑跌馬，A隊的林祥才越級而上。這與AB隊的陰影仍未全消也有一定的關係。

所幸的是這陰影並未主導整個黨選，不然陳廣才要保住原職，誠非易事。現在看來，黨選之後，AB隊因素將會更加淡化，因為仍然是黃家定與陳廣才在帶隊。他們得盡快把這個陰影消除掉。

5. 這是一個沒有大菜單的年代，但有小菜單在黨選中發酵。由于馬華黨代表多，不是人人都與候選人有深交，甚至不同州的代表會對不同州的候選人 十分陌生，菜單就起了指導作用。如果沒有菜單，恐怕中央代表在投票時將無所適從。由于新選出的團隊人馬都是有一面倒的情勢，也印証小菜單是大同小異的，某些熱門候選人以少數票落選，也是因為小菜單有某些微妙的變化。倒如陳財和就僅以兩票之差與副總會長擦肩v而過；還有姚長祿也以微差之票滑出中委，也是小菜單所致。

綜觀上述，馬華已經歷一場洗禮。我不認為得票的巴仙數是重要的，因為民主選舉是一票是江山，因此重要的是勝利者如何為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帶來一個新願景。他們扛著未來的歷史，所以有需要為我們繪製一個有氣魄的大藍圖。

評黨選引發的爭議課題

沸沸揚揚的競選活動已走近尾聲，塵埃落定。但它留下幾個爭議性的問題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1. 競選期太長，以致候選人不得不到處造勢，變成妨礙“公務”之操作而把重心放在黨選上。
2. 不同意表態文化或雙打配搭的姿態變成對另一方的“打壓”或施壓或根本不讓對方有機會出手，黨缺乏自由與民主。
3. 站台的候選人（指非原職的挑戰者）都是聲稱個人出征，沒有團隊，也沒有結盟，期望單打獨斗突圍而出。至于個人怎樣領導黨，則沒有交待清楚。
4. 參選的人也聲稱不是為官位而戰，好像是只想在黨內獲一個高職，不想在政府中謀官職。這種一分為二的黨政分家論，高唱不絕。

在我們就這些問題進行評析前，先了解馬華和民政的格局是一個重要的前提。也就是說，馬華或民政的政治模式是否已經改變或仍然維持在傳統的模式？在70年代之前，只有一個馬華代表華人成為執政黨一員；在這之後，也有其他政黨擠入執政行列，分享華人的代表權，例如民政黨即是。因此在執政黨內，華人的政治模式已有改變；但不變的是，不論是過去的三黨聯盟或後來的國陣14個黨結成國陣，巫統仍然屬于主導地位，而且是權威性的，以致忝為成員黨的馬華及民政的黨選就只限于其所代表的族群來表達求變或不變的意願，和對國家政策及方向的提出某些建議性的意見和批評。無法牽一發動全身，也無法與巫統的黨選相提並論。

在這樣的格局下有關爭議性的課題可以這樣分析：

首先我們要承認政治是一種運動，是帶領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運動。因此黨選期的長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各方的言行要對黨員有啟迪作用，要對人民負責任。其實不論是在黨選期或非黨選期，每一位領袖或地方領袖都有責任對黨的政策和方向提出意見的批評，不必等到黨選才來評頭品足。若只是為爭取選票才來要求改革這個和那個。這似乎等于說，沒黨選一切都是好的，一到黨選弱點或缺點多多。這種臨時急就章只能說是為出位而發，也許與民族利益無關。

接著，在黨選時期出現表態文化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每一個黨的領導層都希望在穩定中求進步，因此提出“循序漸進”的排陣或“保持現狀”的排陣。這也不能一味解釋成“打壓文化”或“單行道政治”，因為黨代表有最後的決定權。他們可以接受上方的安排，也可以否定上面的願意。政黨機制中允許的自由和民主是應該被肯定的。

就如這次的黨選就出現“單打式”的候選人站台，他們是充份利用黨章賦予的權利來尋求對人事的改變和調整。至于黨代表要接受指導性的民主與否，則是另外一回事。

但這樣的獨行俠作風是否值得鼓勵，是否對黨對民族有利，可就值得商榷了。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有些候選人鼓吹“黨政分家論”，即當選黨高職，不求官位。我們假定這樣的局面形成，則未當高位的人也可出任官職或部長或副部長或政務次長之類的，形成黨歸黨，政歸政的局面，那麼馬華如何在政府中發揮作用？這是很大的疑問。

再者，巫統到今天為止，還是奉行“以黨治國”，黨的主席和署理主席必然是正副首相，以確保黨政合一，而通過兩結合來推行黨的政策。

若是馬華走一分為二的政治路線，勢將削弱馬華在政府中的地位。因此所謂爭取黨高職不爭取官位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不論馬華或民政，它們直到今天還得依照傳統來確保黨政的完整性。理由無他，就是要在兩結合下爭敢建立一個公平與合理的社會。

我覺得馬華和民政不但要牢牢記住黨政合一的重要性，而且身為黨的領導人要具備領導的魅力和政治的藝術，尤其是像馬或民政這樣格局的攻黨。我們不苛求他們充當民族英雄或擺出強硬態度，但我們希望他們能真正了解政治也是藝術的含意。且錄下一段文字來說明：“政治不但是對客觀現象的認識及對其價值的品評，而且還是一種藝術，一種「可能或不能」的藝術，政治涉及權力之應用，政策之制定，沖突之解決，領導千萬名雄心勃勃的從政人員，確定國家行駛的方向等事業。這些活動對政治家有非常嚴格要求；他必具備高度處世待人的藝術，以說服統一意見，以感染力啟發官員與人民積極性；他還必需具備高瞻遠矚的眼光，不但要迎合人民當前的需要，還要顧及國家長遠的利益。這一點涉及政治的正面的實踐。”（引自《政治學新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我以為這一段話適用于馬華和民政的領導人的身上。

華教心民族情

我們華人的政治文化已起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這次的馬華黨選及民政黨選華語已佔主導地位，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情況的今非昔比，反映在目前的華基政黨的領導人都必須用華語與黨員和民眾溝通，不能再像過去英語是主要的語言，華語則靠邊站，以至廣大的黨員及華人社群必須靠邊翻譯或從旁了解領袖的心態和所要傳達的訊息。

有關轉變對通曉華語華文的人民來說，不啻是最大的鼓舞。雖然不懂華語華文的領導人不見得不關心華社的問題，但由于語言的障礙，難免有了隔閡。雖然通曉華語華文的人不一定做得比前者好，但至少他們能直接和感同身受華社面對的挑戰與困境，辦起事來也不必假手別人來溝通。這意味著，在今天若要搞華人政治，就不得不搞通華語華文，即使是受英文教育的人，想要攀上高位，起碼也要苦學華語。否則便是一種遺憾，也是一種阻力。華語的重要性，不是因為變成官方用語，而是它已經成為華人政黨的政治語言和共同語言。就拿今次的兩個政黨的黨選來說，都是透過華語造勢，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華文媒體來傳達訊息，與過去的華人政治比較，真有天壤之別。

例如創黨于1949年的馬華公會，其創黨人陳禎祿是受英文教育出身的領導人，為了表示他也真有“華教心，民族情”。在1953年為了支持南洋大學的創辦，他用英語在電台與當時的馬大副校長薛尼進行辯論。

又如在1971年推動華人大團結運動的馬華總會長陳修信。因為不諳華語，不得不用英與華社共呼吸。這之中的隔膜和思維的不同，很快又使華團運動“胎死腹中”。

直到李三春在1974年掌權後，馬華黨內開始對華語表示重視，但還不夠普及，因為尚有黨領袖不能用華語進行會議。還有在那個時候又有了什麼講英語的支會的出現，黨又分成講華語和講英語的“兩個源流”。這在今天看來是個“政治怪胎”。

及後的林良實雖是英校出身，也不得不學好華語。隨著其他的黨領袖，一樣得跟上潮流學習華語。情勢的轉變使到幾乎所有黨的領導人，不論是否是英校出身，也得用上華語。比如已表態要競逐總會長的蔡銳明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他在電視機面前，用華語侃侃而談。
最明顯的是，馬華輪到黃家定的時代，華語華文到他手上已是得心應手，能言善道之余，又會引經據典，為馬華開創一個華語華文是黨的政治用語的局面。換句話說，跨越千禧年後，馬華的領導人若不能用華語為本身造勢，將很難攀上最高地位。

民政黨的情形也是一樣，從林蒼祐到林敬益都是英校出身的領導人，但他們為了更好的領導黨務，也是苦學華語應對各種華人場合，然而在80年代的民政黨又是經歷一場蛻變，引進了“華教人士”參政，為的是讓黨更加接近華社。

今天我們終于看到民政黨行將走進華語華文的年代，即便郭洙鎮的上位有難，而呼之欲出的林敬益接班人許子根也是一位“華教人士”，與馬華的黄家定的不謀而合相互呼應。反對黨方面更早產生變化的是崛起于50年代的社陣（主要指勞工黨），也是從英文教育過渡到華文教育，先有陳扑根，林建壽和陳志勤是英校生，後有許啟針及陳凱希越位而上成為勞工黨領導人（60年代中期）。

繼之民主行動黨則是在60年代中期從蒂凡那到吳福源，70年代輪到林吉祥呼風喚雨，他們都是英校生出身的政治人物。但林吉祥深知華語是華社的“政治語言”，所以一早就學好華語華文在華社四面八方吃得開來。今日接棒的林冠英也不遑多讓，不僅是講，也能通曉華文。

上述的變化，顯示了今後要參政的華人，若是不懂華語華文，得先惡補和學習，才涉足政治，不然要爭高位是極其困難的。除非時光倒流，否則華語華文已成為華人參政的“先決條件”。

事實上，今時今日，華語華文的普及不僅反映在各華人或華基政黨內，也反映在商場和其他領或中。華文教育不但不再邊沿化，而且已穩健成為“政治語言”。世界在變，人心在變，我們的政治領導人也到了求變的時刻。這就是說，要領導一個華基政黨，非要通曉三種語文不可。

由此觀之，語言雖是工具，但語言也已是政治資本。誰能通曉三種語文，誰有華教心，民族情，誰就能在未來的政途上大放光芒。政治沒有捷徑可走，政治也肯定不走回頭路，因為政治是現實的。請記住，華人政治已從華語階段，正過渡到華語華文的時代。英校生也好，學習華語華文是從政的第一個起點。

林敬益、郭洙鎮、許子根

民政黨的黨選其實是圍繞在三個人的三角關係，並不是一場混戰。這三個人就是老大林敬益、老二郭洙鎮及老三許子根。本來這123的排陣自1989年以來未聞有何不妥，偏就今年出現“求變”聲勢。因為今天的民政黨不再是20年前的民政黨了。新一代的湧現，老一代的退休，在在增加了求變的壓力。
當然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有其前因后果的。
但我們不妨先了解這三個人的背景。林敬益是政壇老羌，他是在70年代從馬華打滾過來的。他吃過陳修信的虧，一下子把他扶上天，一下子把他摔下來。他也吃過李三春的虧，明棒暗擠，最后把林敬益擠向民政黨。
來到民政黨的林敬益，已經是懂一事、長一智，不再強出頭，但不改的是他把搞馬華的那套本領搬了過來。在馬華時，他的勢力是在霹靂州，形成一股力量，稱之為改革派，然后幅射到全國各地。可是當時心高氣大，卻鬥不過陳修信，只好認命。因此在民政時，他也在霹靂搞起他的勢力，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當林蒼祐在1980年宣佈退位，林敬益就是憑這班底擊敗梁棋祥，成為民政的老大。他之所以能打敗梁棋祥是因為后者也是來自霹靂的人，而且在馬華時只是林敬益的副手。
梁棋祥像郭洙鎮一樣，有形象，但沒有強大的地盤，他也敗得口服心服。反觀林敬益，學會了李三春的本領，在黨內建立起鞏固地位，即使是后來面對曾永森和吳清德的挑戰，他一樣屹立不倒，因為政治是講求實力的。林敬益在這方面的功夫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所以他25年在黨內無人能出其右，就是靠著強勢政治統領民政黨。
郭洙鎮是在80年代打一場獨大官司案而名聲大噪。那個時候他是董教總的重要人物，是華社眼中的“華教鬥士”。因而在1982年被邀進民政黨，以強化黨的形象。他的重要性是因為他代表了一方的力量，所以一進黨馬上委為副主席。
雖然在1982年大選失敗，但未影響他的政途。1986年他取代梁棋祥的空缺，當選太平國會議員，從此平步青雲，官拜副部長。比他更早加入民政黨的吳清德反而被他壓下探不出頭來。不過他像梁棋祥一樣，未重視黨的組織力量，以致未能有一個強大的地盤守護著他。這些年來他之所以在黨內成為第二號人物，是林敬益認為郭的“華教鬥士”的身份對他有所幫助，甚至一個時期還暗示老二是未來的接班人。
許子根的情況與郭洙鎮不大一樣。他有“華教人士”的形象，但不是“華教鬥士”，因為他沒有直接參與董教總，也未介入獨大官司案。他也是在1982年步入民政黨，一鵠中的，當選國會議員。當然他沒有郭的幸運，而是先從民青團總團長做起。因此在黨內他是比郭低一個級別。
雖然如此，他卻在1990年的大選脫穎而出，被黨舉薦為林蒼祐的接班人而成為檳州首席部長。正因為這樣，許子根的重要性已非郭洙鎮所能比擬。他的官職代表了民政黨擁有檳州的主導政權。沒有這個官職，民政黨將會黯然失色。
可是，14年來，他一直是黨的副主席，在黨內扮演的角色並不彰顯，只有在1996年后，他才擔任檳州聯委會主席。在黨內地位又是不及郭洙鎮。
如今在位已久的林敬益感到歲月不饒人，已經66歲的他要找接班人了。但找來找去，就只剩下兩名“華教人士”供他挑選。本來郭洙鎮還有一線的希望，可惜他在2004年的大選，跑到柔佛州的安全區，氣得林敬益「指桑罵槐」，認為他是在“逃離挑戰”，不是大將本色。更可氣的是太平國席又要與人民進步黨交換，另擇人到巫統的強區上陣，致民政黨“賠了太平又無法在巫統地盤大展手腳”。這一筆賬自然算在郭洙鎮的頭上。
也許郭洙鎮想不到林敬益有如此大的反應和接踵而來與他的距離越來越遠。當兩個人不咬弦的時候，郭洙鎮已知道林敬益會有所行動，但一時之間又不知如何應付。
于是郭洙鎮惟有退其次的表明他只想捍衛第二把交椅，即意不會挑戰林敬益，因為他沒有勝算，他希望維持原狀。
可是“快人快語”的林敬益再也按奈不住，終于在近日拋出另一個絕招將住郭洙鎮。直截了當推薦許子根出任署理主席，以便成為黨的接班人。也許你可以說他不民主，有強勢壓下之嫌，但林蒼祐也是這樣的“安排”，黨代表可另有異議，正如80年代林敬益可以不接受“勸告”，因為他有班底。
因此郭洙鎮也有權抗拒林敬益的“強人所難”，但關鍵是郭洙鎮有足夠的雄厚班底嗎？他的勢力在那里？這點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有人替郭洙鎮算過，算來算去大概不到30%的支持率。
顯然郭洙鎮是不願在壓力下被逼退，但此一時非彼一時，他不再是炙手可熱的接班人。他的“華教招牌”也已經褪色，而且褪得與董教總也有了一定的距離，而他的在89年成為黨第二號人物是因為他具有一定的“成熟魅力”的形象，可是這魅力在時光沖擊下又再被淡化了。在這麼多年中，未見他在黨內形成一股力量。好幾次的挑戰都是在黨主席護航下過關。
如今老大要挺許子根不是因為郭洙鎮不是人才，而是許子根的重要性是關係到民政在檳州的未來主導地位是不能被動搖的。黨必須賦予許子根更大的權力來領導民政鞏固檳州，放眼全國。這種用心良苦的安排，也是考驗民政黨能否繼續在國中內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根據所知，民政黨內也曾有過“協商”，希望郭洙鎮以大局為重，讓黨重新洗牌，惜未能打動郭的光榮退休的選擇。以郭洙鎮的性格，他是會有所堅持，但也會提出另類安排。可是他的“一起退”的策略未能奏效。因為黨員還沒有要求林敬益退位的意願，而是要他再領導一個時期（也許不長），讓許子根順利接班。
因此，民政黨如今的焦點只落在兩個人的身上，即郭洙鎮與許子根。一個位置只能有一個人，求變是民政黨領導已佈署一段時間的策略，不變則只剩下郭洙鎮的一廂情願。如今的強烈對照，也顯示林敬益的“高招”，用各州表態來展示支持力量。當這運動一起，郭洙鎮又將如何招架？這使人想起1993年時，安華不是在提名時造勢成功，逼退嘉化峇峇嗎？
換句話說，林敬益的亮牌，是已到了抉擇的時刻，也意味著雙方的協商和妥協已失敗，必須用這一招來使郭洙鎮知難而退。
可以這麼說，當這兩個人的重要性對調時，也就是在黨內換位子的時候已到了。

《聯合報》與《星檳日報》

當《聯合報》在1985年啟航遠征時，我們確是感到歡欣鼓舞，我沒有想到三日刊的小報竟能有如此的沖擊力。在市場上被叫好。

轉入1986年，又是大選年，我們增添許多資料在報上大鳴大放，藉以引起政界人士的關注。果然爆出密聞和尖銳的批論文章後，各政黨已不敢小看《聯合報》，反而自動上門與我們接頭。在當時也流行候選人刊登廣告。《聯合報》也是受重視的報章，尤其是在北馬方面。當然與日報相比，我們又慢了一些，因為我們一週只能出版二次，唯有從旁殺出，才能引起“轟動”。

可以這麼說，《聯合報》在頭一年是穩健地發展，報份維持在三萬至四萬份之間，做代理的有利可圖，做職員的順利領薪水，皆大歡喜。我們的信心滿滿。

于是，在1987年，我們推出《聯合周刊》。首先我們抓不到重心，在內容方面有些與《聯合報》相似的地方，被認為不突出。為了爭取出位，我們又做一番調整，偏重女性的內容。果然大有轉機。銷路先是突破一萬份，繼之再接再厲，已邁向二萬份大關。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聯合報》加上《聯合周刊》，又大膽地推出《足球世界》月刊，頓然之間，《聯合報》已形成一個小集團。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董事會有人注意到已停刊的《星檳日報》(1986年9月29日)的“資產”將公開“拍賣”。所謂資產並不包括房地產，而是內部的所有設備，包括機器。在有人接頭下，《聯合報》的董事主席辛榮發召集數次會議，密商投標之事。我則持有保留態度。因為《聯合報》尚未有足夠的條件去下標，除非我們有一大筆現款。我又考慮到，《聯合報》若搬進偌大的《星檳》大廈，是過大也承擔不起開支。商議之後，董事會決定增加資金，將繳足資金增至48萬元，再提升到60萬元。

但《星檳》“資產”少說也要30余萬元才能標得，我們那有足夠的現金﹖後來辛榮發又和一家金融公司接洽獲得後者同意貸款。便敢敢地下標。果然由《聯合報》標得。在付出必要的現金後，餘下約20余萬抵押貸款，每月分期攤還。

我們在清理手續並向林慶金承租《星檳》大廈，每月租金5000元後，在1989年初擇日“喬遷之喜”，把《聯合報》三個大字高高掛在《星檳》大廈外，一時好不威風。

這個時候我們手上已擁有《聯合日報》的出版准証，是小型(如同STAR)的日報。有人建議借大好時機出版《聯合日報》。因為這時候《聯合報》的銷路已直逼5萬5千份，連同《聯合周刊》，我們已開始有盈餘，促使董事會決心要辦一份日報。

我的心情卻是十分沉重的，一來資金不足，如何辦日報﹖二來不知風聲怎會很快地跑進林慶金的耳朵。他馬上通過律師要我們必須出版《星檳日報》，不然在48小時內遷出《星檳》大廈。這一下，我們又亂了方寸。剛剛搬進，椅子尚未坐穩，又要搬出，搬去那里呢﹖總不至于再回到霹靂巷的《聯合報》(租下三間排屋)舊址。

經過多次的討論，我們原則上接受《星檳日報》的復刊，實則擔心多多，深恐有變，理由是《星檳》的債務未清不知又會冒出什麼名堂來。因此我們也留了一手，萬一《星檳》復刊有難，我們就推出《聯合日報》。

可是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並沒有增加資金辦日報，我曾提出要增資100萬元，董事會的人說等開始後再來增資。就在陷愁的時刻，總代理拿了30萬元現金給《聯合報》，說是代理《星檳日報》的抵押金。我當時算了算，平均一個月虧5萬元的話，只能頂半年就沒有資金周轉了。

大夥兒又認為先走一步再作打算。我在未有十分把握下拉回一批《星檳日報》的員工，準備東山再起。

本來我們打算在1989年3月份正式復刊《星檳日報》的，沒想到晴天霹靂，來了一道庭令，禁止《星檳》復刊。申請人是《星檳日報有限公司合作社》，原因是《星檳日報》欠了合作社40余萬元未清還。我們最擔心的事情終于發生了。此刻我們要推出《聯合日報》，但被阻止，而且要我們一道努力解除禁令。這一番的折騰，我們是有出無進。用《聯合報》的收入養一大批員工不出血才怪呢！

這場複雜的官司的上訴又失敗了。我們都好無奈，責任雖不在我們，但不解除禁令下又不准出版《聯合日報》，我們有苦無處訴。最後是雙方達成庭內和解。復刊《星檳日報》的條件是每月要付還合作社15000元。我們被迫承擔每月的出版費，壓力加重。

在無從選擇下，我們又積極行事，決定在五月四日推進市場。我選擇這一天是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當天的社論我打出的題目是《而今邁步從頭越》，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
我們在初期每天刊印35000份，市場反應還可以，大概銷量在3萬份左右，對于一份復刊的日報來說，我們對此成績表示滿意。而《星檳日報》復刊後最高銷量是42000份，這一天是觀音誕大遊行，北海碼頭發生倒塌死人事件，我們在第一時間推進市場，一下子被搶購一空，接著我們又改版又再上市，前前後後換了三四次版。工作人員都忙得透不過氣。

不過，《星檳日報》有一個致命傷，那就是廣告的回流差強人意。在三個月後回收的廣告費不及50%，我們開始感到力不從心，一直催賬又拉又拖，而員工的開支，紙張，油墨的開支不可拖，再加上分期付款及所謂的出版費，我們已是團團轉。

此時我們也進行招股，但加股的只是杯水車薪。而董事會又未增加資金，我知道情況已大不妙。每天早上最怕是接到銀行的電話，說又有支票到了，要我們補錢。我們既未向銀行透支，也未有信用証買紙，都是靠董事的支持買紙錢。在這方面，辛榮發承擔較多，我則承擔一些。

如果在當時我能有100萬的資金到位，《星檳日報》肯定有所轉機，也一定能生存和發展下去。可惜我沒有遇到伯樂。在沒有增加資金底下，我們竟然敢敢辦日報，回想起來，是膽大妄為，不知“死”字怎麼寫。

這就是說在1989年8月份的時候，《聯合報》在倒貼《星檳日報》。我再算了一下，頂多能支撐多3個月，即是到了11月份，我們已山窮水盡，我對不起高級職員們領不到薪水，我們也無從發出其他額外的開支，包括津貼，寫稿費和超時工作費等等。

我們董事會眼見“大勢已去”，只好宣佈到了11月份，《星檳日報》停刊，但在此時，部份員工要求“共管方式”繼續出版。已又重新回到《星檳》的李良樹自告奮勇領導這一艱難任務，他希望得到林慶金的有力支持。

一個月後，他宣佈“投降”，我們只好作罷。而我的“任務”尚未完成，我需要理清員工的公積金和社會保險費。《聯合報》已因《星檳》元氣大傷，只好搬出《星檳》大廈，另作出版。

《星檳》大廈顯然已告易手，在MWE大力發展下，《星檳》大廈在一夜之間被剷平，如今已改成17層華廈，矗立在蓮花河“畔”。《星檳日報》終于一去不復返。

我們最後也把《聯合報》及印務館全搭進去，變成一無所有。

從小小的《聯合報》到發展成為《聯合報集團》，一時風光無兩，大家都以為我們成功了。可惜成功的背後竟是無底的深淵，我們都跌了進去。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辦報會失敗，我會說我們不自量力，沒有這麼大的頭，戴這麼大頂帽。

也許有人會發出冷笑，區區幾十萬的資本，也要學人辦日報﹖但我今日仍然要說，《聯合報》就是用24萬元站起來的。我也要說，如果當年有100萬元在手，《星檳日報》也不會在半年內再夭折。它會重新站立起來，今天還會有《星檳日報》呢。

《星檳日報》陪我走過四分之一世紀﹔《聯合報》陪我走過五年的光輝歷程，結果尤其是我留下一生的遺憾與痛苦。

這個系列到此告一段落，歡迎讀者指教！

馬華黨選今昔比較

不論你喜歡與否，本屆馬華黨選已成為熱門話題，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象，而且好像混成一團，讓你感覺如在霧中看熱鬧，又看不出所以然來。

雖然黨中央代表難免有感情或有“派系”之分，而早已“心有所屬”，但我們還是要客觀分析這次黨選與過去選舉不同之處，不難看出本屆黨選“亂中有秩”，無傷大局而仍然保持馬華的完整性。

(一)在過去，黨選都是有“安排”或“協商”的。主要是當權派提出一個班子，以讓黨中央代表票選。這之中當然也沒有阻止個別人士提名參選。但如果是單獨行事，不是鍛羽而歸便是即使中選也在黨內成為孤家寡人。例如曾經突破菜單的葉炳漢，在當選副主席後，還是無法被委為官職。因為權力在總會長手中。

(二)在過去，如果有非當權派的人要競選，都會組成團隊進行挑戰，不是單槍匹馬，而是形成兩個陣線對壘的局面。例如1958年林蒼佑以團隊挑戰陳禎祿的當權派而告捷；1979年曾永森也以團隊向李三春叫陣而失敗；1984年陳群川的團隊更是聲勢浩大，把當權派的梁維泮拉下馬。

(三)在過去，當權派若遇到巨大的挑戰或對方來汹汹時，便會拿出殺手鐧把敵手清除。例如1973年陳修信開除林敬益的挑戰派，穩住了局面；1983年梁維泮大開殺戒，把陳群川等人開除出黨引起反彈，結果自食其果。

(四)在今天，上台已三年的黃家定，打出沒有“菜單文化”的口號。因此他沒有提出一個團隊，而是讓黨員自行決定。看來相當民主，結果造成現任中委的一些人也許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總會長的人？

(五)在今天，正因為總會長的開明，黨內重量級的人物都紛紛表態要競逐高職。不僅總會長有人要挑戰，其他職位如署理會長也有三人宣佈角逐；尤其是副總會長的參選者更是高達九人，而且個個多有來頭：再者介入中委提名的也大不乏人。參選人之多，應是破記錄。

(六)吊詭的是，所有原非“當權者”的挑戰者，都是選擇單打，一概否認有團隊。例如蔡銳明自行宣佈打總會長；陳祖排單刀赴會爭老二；副總會長方面有新人林祥才，陳財和及曹智雄個別亮相，翁詩傑要當票選副總會長，葉炳漢則要捲土重來。如果當權派組成一個團隊，而挑戰者沒有整合，仍是各自站台，他們又如何突圍呢？如果當權派沒有團隊（或菜單）而是自由投票，那出爐的名單也許會有變數。在當今的嚴峻形勢下，我們只看到和聽到的是“黃陳配”，但單有兩個人又不成隊伍。因此黃家定已沒有太大的空間，如果他要組成一個總會長的團隊，他必須從提名中排出他的陣營，以免黨參選者亂打亂撞而中央代表無所適從。相同的，如果挑戰派要有所作為的話，也應有團隊。因為一個政黨是不能靠個人來改變作風的；尤其是像馬華這麼一個有龐大黨員的執政黨，更不能因黨選亂了陣腳。

事實上，馬華作為一個執政黨，擁有56年的歷史，黨選必須被嚴正看待，不能趁機趁博亂，更不能憑個人喜好投票，而是要以民族大業為重，選出一個穩重與負責任的領導層。所有參選者必須牢牢記住：民族利益大于黨，而黨大于個人。領導層通過黨來領導人民走向光明，而不是讓族群陷于迷魂陣中。

與過去相比而言，有一點值得欣慰和正面評價的是：黃家定並沒有因為黨選對異已採取紀律行動，一改過去總會長“以權壓人”的作風。同時在爭出位的過程中，個個候選人都表現出君子風度，沒有惡言相向，沒有粗暴現象。可以相信分裂的可能性不大，至多是選後有失意的人表示不滿；得意的人則重新圍在總會長身邊。

由于各候選人都沒有激烈的言詞和揚言要改變馬華。因此我們也相信黨選過後，馬華還會是原來的馬華，不會有什麼改變。

如果說過去的馬華黨選曾“殺氣騰騰”，勝者擁有一切，那麼今次的黨選則是溫和造勢，沒有公開決裂，有的是陳倉暗渡的拉票。雖然在言語中沖突在所難免，但都自我克制，未有訴諸非常手段，應是民主選舉的成熟表現。因此不論結局如何，勝利者，不能以恩怨秋後算賬，而是以理性重新整合；失敗者，也要坦然接受而釋懷，既敢參選，自然有失敗的風險。唯其如此。這樣的黨選才具民主意義。

聯合報.林蒼佑.玄小佛

我在1984年的時候，開始構思和策劃“自行創業”。這當然不是獨資，而是與友人合資，但要與我的文化事業有關。剛巧有友人邀我合組一間印刷館，並由小做起。

起先我們沒有想到要規模化這間公司，因此只註冊成普通公司，繳足資金不過幾萬元，接著公司用我的名義申請印刷執照。當獲准執照後，便認為必須改成有限公司才能擴大組織和增加資金。
大概是年中左右，我們幾位報社朋友，連同商界朋友一時興起，咸認可以趁此熱潮申請“小報”准証。所謂小報是指三日刊，那時市場上只有《新生活報》及《民生報》。但辦小報要多少資金呢﹖我一時也算不準。經過多方推敲後，我們決定把印刷館也湊進，成立「檳榔出版有限公司」，以方便招股。這樣一來，大家的興緻來了，認為值得一博，而且投資也不大。我當時提出共要繳足資金馬幣24萬元，因為公司註冊資本是25萬元。

很快的，我們的資金已到位﹐大家只出資幾萬元湊數。到了1985年，我們經過多方的努力，終于拿到三日刊的出版准証，定名為《聯合報》。于是我著手離開《星檳日報》。我的辭職函需要半年後生效，以讓報社安排接手的編輯主管。我之所以決定辭掉《星檳日報》總編輯職，有下列原因：其一是我擔任總編輯已達10年，該是轉換環境的時候﹔其二是我對于改組後的《星檳日報》不感到樂觀﹔尤其是總經理與職工會簽下大幅度提高待遇的勞資合約後，我越覺不對勁。因為以我在《星檳日報》這麼多年的經驗，其收入實在應對不了突然的大幅度開銷﹔其三是我想尋求改變，“冒險”地開創自己的新天地。我是樂觀地看待自己的轉變，因為我有信心辦好一份小報，而且又擁有印務公司在操作，說什麼也不會“仆地不起”。

我自然有我的班底，不但有編輯人才，也有廣告人才，而這兩者是一份報紙成功與否的要素，記憶中當時羅致的人才有艾柏、陳德川、鄭欽亮、劉思、胡錦昌、王俊龍、陳萬裕、汪譽冰等人﹔廣告方面由胡榮貴統籌統辦，他旗下有范秀玲、胡欣華等人，業務上由我和林金清等人負責。
當時我們的報社是在霹靂巷一間雙層排屋內，樓下是印刷館，樓上是辦公地方。這麼小的地方，與《星檳日報》的工作環境相比，間直是天壤之別，但我們樂在其中。小有小的可愛，大家擠在一起辦公，也拼命的構思。

老實說，我一向來在傳統報工作，對小報的需求並沒有實際的經驗，但在參考別人怎樣辦小報後，也就懂得如何轉換筆調，因為讀者群愛看的是小新聞或大新聞的故事性寫法，不能一本正經，如同大報的「直接報導」，也不能有生硬和大塊頭的文章，以免“小報成大報”，也就無特色可言了。

我那時擔任董事經理，便把編務交給年青一代去負責，但也經常與他們開會，我們要選擇最適當的時機出擊。結果編輯部的同事要我「開張吉日」時重拳出擊。他們說既然《新生活報》靠駱文秀系列大起，我們也應該用一位重量級人物打出第一張皇牌。而他們選定的人物是林蒼佑(時任檳州首席部長)。理由是林蒼佑是一位傳奇人物，大起大落，落了又起，很有賣點。

這一下子又把球踢回給我。要我親自出馬專訪林蒼佑。但林蒼佑這位“老佛爺”又非容易親近的人物，也無暇應付小報的需求。他為什麼要拉《聯合報》一把呢﹖我說是有些困難。

他們又說駁回我了：“就是有難度才有價值，創刊號用林蒼佑做封面，肯定有賣點。”不過不能如同大報式的專訪，《聯合報》不要大塊頭的政治性文章，而是要生活性或有人情味的林蒼佑。
我沒有辦法，只好勉為其難博一博，憑著我與林蒼佑的過去交情，我便直撥電話到林蒼佑府上，向林夫人說明我想找首席部長訪問。她問我要訪問什麼，為何不到辦公室找他呢﹖我說我要的是閒聊，因為我正在辦一份報紙，想聽聽林醫生的高見。這是客套話，我們早已經有了“定論”，那里是聽什麼“高見”，不過是借機會從他口中“爆料”，爆他自己的料。

我記得我先後到林蒼佑的府上約三次，既訪問林醫生，也找其夫人談，無所不談，終于在閒談中我抓到一個重點，那就是林蒼佑喜歡養馬，他養馬並讓他的馬參加比賽，但他從不賭馬。

我的同事們都認為是好材料，可以登《聯合報》大雅之堂。可這還不夠，同事們說既然是系列，就是每期推出一版，要我做足準備功夫。我不得不再訪問林蒼佑周圍的人，他們包括溫振祥、林維雄、鄭耀林、邱繼圃、陳錦華、許岳金、黎敏悟、朱炳欽及許平城等人。給我提供最多和最直接資料的是溫振祥和鄭耀林(已故)。鄭耀林與邱繼圃一樣，是由林蒼佑一手拉起來的左右手。他們勝在于擅長交際，邱繼圃逢人就笑，遠遠就揚起手打招呼。這是他的註冊商標。鄭耀林逢人握手。他的市議員和州議員都是握手握出熱情來。原本兩人名不見經傳，在1964年大選時，乘林蒼佑的列車踏進州議會，從此他們成為林蒼佑身邊的紅人。他們也因此在林蒼佑當政的年代，被推舉受封丹斯里。

溫振祥及鄭耀林提供我的珍貴資料我至今有保留一些，其中包括剪報和手杪本(民聯黨及民政黨的會議記錄)，在1971年「宮庭政變」時，那些支持林蒼佑的州議員的親筆函和簽名書。我根據報章的資料，把林蒼佑的政治生涯和個人歷史連串起來，有愛情的故事，也有政治的斗爭。因為這樣，我又再一次把《星檳日報》從創刊號起的合訂本一張一張的翻閱，量使之完整。

林蒼佑也果真是個人物，從五十年代開始，他的新聞就不間斷地出現在報章上。從組織“急進黨”到加入馬華公會，又到退出馬華公會，再組“民主聯合黨”，又搖身一變成立《民政黨》。他這一生的大轉變，在我國政壇上還是個記錄，沒有一位成功的政治人物有如許多姿多采的人生和在政海起落。

當我們把《聯合報》推進市場時，我舉行一個別開生面的推展禮，不是大人物推展禮，也不是設雞尾酒會慶祝新張，而是專程邀請台灣著名小說家玄小佛小姐前來主持，可又不是請她主持推展，而是要她舉辦一場“服裝秀”，這就是所謂的“玄小佛時裝表演會”。

不是請模特兒，也不是知名明星，竟是作家出場作秀，果然別出心裁也別開生面，地點就在檳州華人大會堂。演出前，出了一個小意外，我們被通知沒為玄小佛申請表演准証，怎麼上場表演﹖于是又趕向有關方面說情，說是沒收費的，是報紙的“推展禮”，不是真正的表演。結果全場的“演出”安然無恙。我們自我拍手歡慶，因為那晚全場爆滿，而我們的換句話說，《聯合報》創刊號當天一炮而紅，林蒼佑的“馬經”成了我們的熱賣點。市場反應令人鼓舞。我們印了三萬五千份，賣出逾三萬份，退報在10%之內，正符合我們的預算。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這在當場的情況來說，確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