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按传统换班子 （天下纵横）

中国领导人的换届意味着新一代的领导人将在中共的十八大（11月8日召开）诞生，这符合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制，即国家领袖是由党经过协商后孕育而成；而后再召开人大来确定政府人选。换句话说，首先应解决的是中共的排阵。

在过去，即文革结束前，中国的领导人是在权威下出炉，比如在1935年在遵义奠定中共领导人的地位后，毛泽东就从来没有放弃领导这个党，一直到1949年解放全中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毛泽东还是不可动摇的共和国的领袖，即使在1959年将国家主席位置让给刘少奇后，毛泽东还是中共主席，大权在握。在他掌权的年代，中国发生的反右斗争（1957年）、大跃进（1958年）及文化大革命（1966年）都是惊天动地的，而且是在党内和国家体制内掀起滔天大浪，一切按毛泽东的意旨在进行。例如1969年（文革高潮期）的九次党大会上，推举林彪为副主席兼内定接班人，刘少奇已成阶下囚，失去第二把交椅。又如在1973年（林彪1971年出事）的第十次的党代表大会上增选王洪文为党副主席，也让人感到惊讶。毕竟王洪文只是靠文革夺权起家的，不是长征路上共打江山的革命斗志。在在突显了在毛泽东的年代一切由他拍板。

也只有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局才有了大转折，其中最重要的是四人帮一网成擒。在华国锋的主导下中国又进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确定华国锋的领导权威外（取代毛泽东成为党主席），也在军方元老的支持下，邓小平再一次复出。

邓小平的复出意味着华国锋势力的衰退。果然两年之后（1978年），邓小平成为党的实权人物。不但通过结束文革，而且也在后来将中共改成不再设党主席，而以党总书记为实权人物。

这一改变也就在1980年让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成为党主席。两年之后改成总书记领导党，胡耀邦也就转成总书记。自此之后，中共不再设党主席，保留这一职称予毛泽东，他也就成为“永远的毛泽东主席”了。

另一方面，在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下，中共体制又作了新的安排，那就是党领导人只能至多连任两届十年，过后就下台退休了。

可是，因为胡耀邦的中途出事，被指违反集体领导，未期满即在1987年辞职，改由赵紫阳顶上。后来又碰上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赵被指同情学生而被罢免，总书记又换人了。

在六四之后，中共终于物色到上海书记江泽民成为党的领导人。他于是连升三级地直奔中南海，成为改革开放下的新一代领导人。他顺利地完成十年任期而在2002年交棒予胡锦涛。

胡锦涛也将在11月任期十年届满，又将棒子交给习近平。这意味着从江泽民开始，中共的权力交迭是在顺序中产生的。虽然我们不排除在整个过程中有权力斗争，比如薄熙来的倒台就被认为是太子党争权失败的例子；但整体而言，中共力求和平过渡权力，还是没太大的问题，因为这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毛泽东有关的。

这就是在1927年由毛泽东制订的“党指挥枪”的理论，从此以后这个党就牢牢控制了军队，不容许个人搞军事政变。

老实说，在解放后也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能从容不迫地指挥党和军队，才得以成功地开展运动。而在毛泽东之后，则只有靠党来领导军队。因此，中共又规定凡是党的领袖必然是国家主席和军委会主席，这种三合一的体制旨在体现总书记的权威和其至高的领导地位，不遑多让美国总统。

就此来看，当习近平继位后，中国能否继续在安定中进步，就要看习近平的领导班子如何有效地解决难题和挑战。不过，习近平像他的前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一样，都是被安排接班的，他们没有长征路上的革命豪情，只有在现实社会中面对冷酷的挣扎与斗争。

刊登于2012年11月5日《号外周报》第606期

“柬埔寨的悲剧”见证人 （天下纵横）

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的逝世勾起了我无限的回忆。首先我想起了1979年越南悍然挥军进攻柬埔寨，一举夺下柬共政权，并把柬共（或称红色高棉）驱入森林进行游击战。

这个时候大权旁落的西哈努克从解放区出走中国，并在中国扬言继续斗争以驱赶越南侵略者。在这方面，他与柬共联手达成统一阵线，也在后来成立“柬埔寨联合政府”。

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界对这一局势十分关注；尤其是北马的华文日报至为重视越南侵柬后带来的严重后遗症。最令人痛心的是在一夜之间许多柬埔寨人民被逼逃离家园，来到泰柬边境涌入难民营。这数以万计的难民在联合国的协助下简直生活在“地狱”中。我们的读者，《星槟日报》发挥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义卖、义唱和乐捐此起彼落，纷纷向柬埔寨的难民伸出援手。

为了更正确地了解难民营的实况和柬人民的苦难，我被派往泰柬边境进行实地采访，也深入柬境内与“自由高棉”的领导人会晤，并参观了西哈努克的“军事基地”，军备是十分简陋的。若与越军相较量，也真是不堪一击。不过，柬共的武装力量才足以牵制越南的为所欲为。

我们因为柬共的基地太过深入森林，路途又远，不便采访，也就无从知道柬共势力有多大。

虽然如此，整个国际舆论还是以西哈努克的动向为依归。而我先后两度对泰柬边境进行访问，也对难民的苦有深刻的感受。其中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人的尊严已荡然无存，大家挤在一个小帐篷中生活，没有卫生可言。晴天时烈日当空，十分炎热；阴天大雨倾盆，人人变成落汤鸡。

有难民虽然身上有金条，但苦无处购买粮食；不名一文的只好靠联合国及各机构的援助。这样的水深火热的生活，让人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根据当时的统计，越南侵柬后制造的难民在各地难民营内不下50万人，外逃其他国家的也不下50万人，若加上失踪与被杀害的，数目高达二百万人不足为奇。这些个悲剧及后又把老帐算在柬共的身上（它在1975年至1978年统治柬埔寨3年8个月）。这一笔血泪斑斑的血债，构成柬埔寨人的耻辱。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们共为柬难民筹足现金不下马币500万元，另有不少的粮食及衣料等等，这些的义款皆由我报的董事经理胡榆芳亲自持交，算是马来西亚人民的慷慨为怀的心意。

我在后来将关于柬埔寨的文章，包括访问记连同照片辑成一书出版。取名为《柬埔寨的悲剧》，内中尽是陈述柬人颠沛流离的因由和非人的生活，也有历史的演绎，更有政治评论。洋洋八万言，再加上多帧照片，构成了一本新闻纪实专著。未想此书竟能引起热卖，总共卖出3000本。我没有再版，但在多年后，《星洲日报》将之上网，并在柬埔寨传开，也成了被热读的著作，确实有些意料之外，毕竟这是1980年的作品，而在千禧年后又成为另类的热门文章是我始料未及的。

无独有偶的，当我在1989年访问北京时，也被介绍认识了新华社的国际主任杨木，他在曼谷担任6年的首席记者，并深入访问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波特及西哈努克亲主，我因此从他身上获得许多从未听闻的资料。未想在1999年意外地获知他已将多年的文章及新闻评论报导辑成一书出版，取名《采访红色高棉》。他所抖出的秘闻在当时是我们所不知晓的，但今日看来，这是一位出色新闻记者的成功之处，没有亲身体验和没有经过考验，是不大可能写出这样感人肺腑的好文章。

如今西哈努克国王已逝世，但他留下的历史记录却可以在我们所出版的两本书内窥见，我为我能在那个时代对柬埔寨及西哈努克的政治插上一脚感到骄傲，或多或少，身为记者的我们也对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作了历史的见证人。

刊登于2012年11月5日《号外周报》第606期

没有毛泽东何来新中国？ （跃马扬鞭）

    旅美资深报人陈裕如在《星洲日报》言论版内发表的“毛泽东淡出中国”（10月29日）一文对毛泽东的历史定位具有十分强烈的杀伤力。他在文中不但认为“没有毛泽东祟惑的中国，会过得好的多”，而且是“中国盛世的真正开始”。

    这一论调等于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他在严厉地批判“马列主义是把外国的灯笼当月亮”之余，也形容马列主义和毛思想不能与时俱进。

    不论这样的论述是出自作者的个人观点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毛泽东思想诞生的时代背景。

    当1935年正月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的遵义确定了他的领导地位后，中共才在危难关头看到曙光。凭着这一临危不乱的信念，毛泽东终于领导红军到达陕北会师，并在延安立定了脚跟（1935年10月）。

    当时毛泽东仍不能树立其权威，他打起鲁迅的旗号成为延安年代的团结核心，也将之深入全中国和走向海外。直到1945年中共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才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运用它来打败日本侵略军；较后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15日）又与蒋介石的国民党进行殊死战，而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代名词。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结束后。马新的左翼运动也因为“文革”的结束而选择自我退出公开阵地。这种的海外左翼运动的转折意味着身为龙头老大的中国也进入变革的年代。最明显的反映在邓小平的复出（1978）及抛弃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政策，大胆地提出改革开放的新思路。这就是“外销转内销”。

    这就是说，即便邓小平的路线出台及后变成了邓小平理论，也没有改变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是中共的立党支柱。还有在邓小平手下培育出来的新一代领导人，如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与温家宝等，都不约而同，也没有例外地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大搞中国的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更打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牌子。这种经济体制开放和政治体制保守的潜在矛盾已日益明显，而在今日成了中共未来方向的大考验。也因为这样，有人提出了去毛化的大动作。

    但如果单以薄熙来的案件来抵销和否定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中的崇高地位，那是太过牵强与对历史的“背叛”。一个没有毛泽东的中国是不可能有今日的改天换地的面貌。他在执政后期的过失也不能掩盖他的“丰功伟绩”。正如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成功，也在后来错误地提拔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为一个时期的反动集团巨头，可是并没有损害他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光辉形象。所以在辛亥百年之际，孙中山又再展现其魅力与伟大功勋，被举世公认成为埋葬封建主义的第一人。同样地，毛泽东成功地为中国人民搬走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崭新的共和国，给中国人民引指了新的方向。就此而言，不论中共的未来怎样评价毛泽东，它不能“遗弃”中共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奠下的立国基石。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迎来了一个浴火重生的中国，那只能说毛泽东思想并没有阻止它蜕变和前进。因此，为什么一定要彻底去毛，难道在中国人民心中保留一个“小毛泽东”不好吗？至少贪污滥权不会像今天这么猖獗。为什么要蓄意的“扬邓贬毛”呢？没有毛泽东，又哪来邓小平呢？在毛泽东思想底下进行体制的改革也是有其可行的一面。例如美国总统尼克逊1972年的访华正说明了毛泽东是与时俱进的时代伟人。这就是说，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不是阻止中国前进的绊脚石。恰恰相反，中国正需要一位代表性的人物代表新中国，这个人就是毛泽东，除此之外，别无他人。

刊登于2012年11月5日《南洋商报》

行动党的两大挑战 （现代春秋）

大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的当儿，朝野政党的内部矛盾或斗争也陆续浮现。其中最醒目的是行动党主席卡巴星又再重申党在未来应推行一人一席制，除了林冠英及砂拉越可“豁免”外。这意味着目前行动党只有三人，即林冠英、黄联和及张健仁可以继续参加两席竞选外，其余六人是不应该提名两个席位。受影响的有槟城的曹观友、拉玛三美、吉隆坡的郭素沁、森美兰的陆兆福、吡叻的倪可汉和倪可敏。

可惜的是，卡巴星讲了又讲的话直到今天形成不了议决案。换句话说，行动党中委会都没有形成议案，卡巴星又那来权力替这些人作主？吊诡的是，卡巴星的话一直没有党要反驳，似乎“沉默是金”，至多是由党来回应。

我们认为行动党已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更有必要及早形成议决案。当然在这样的安排下，会有人质问为什么某些人有“特权”，而其他人则没有呢？

究竟行动党特殊性的安排妥不妥当？这倒是见仁见智的。有人认为身为槟州首席部长的林冠英应参加国州竞选，以便能将槟州人民的心声带进国会。这种情形在过去的长时期也安排砂拉越及沙巴的首席部长攻打两个议席，因此也没有什么坏处。

但反过来，也有人认为槟城的首席部长应专注州的事务，无需再分心把国家大事揽在身上。比如王保尼、许子根未两者兼而有之，只林苍祐有其特殊性的。但他在参加国阵前已是国州议员（1964年起任国州双料议员）。因此在参加国阵（1974年）后，他仍享有特权继续身兼国州议员。然而到了1978年后，他就不再参加国会选举，而是让位于新人补上。自此以降，民政党内再也没有人是双料议员的。

就此来看，未来的大选只林冠英一人再攻打两席是没有太大争议的，但过了这新一届的选举后，林冠英在2018年是否需要再战两席就需要从长计议了。他可以仿效林苍祐在任一届双料议员后，就只选择其中一个参选。换句话说候，林冠英就有必要选择“上京”或“留槟”。在国与州之间，他应择其一而行之。

如果行动党的党魁开了一个好风气，那行动党内以后不会再有人“不服气”，也不会有人说：“为什么他可以，我们不可以”了。这样一来，党的政策就被贯彻而行之。

其实，卡巴星也不是说得太早，而是行动党中央如今应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不要采取“驼鸟政策”，以为不讨论就没有大问题了。毕竟这个课题早作决定好过不做决定，否则必会掀起党争，不得不慎而行之。

另一方面，我们也第一次或罕有的听见行动党领袖表示会撤换不称职的议员，至少让人民看到行动党有审视和评估议员的表现，不会对议员的行为不闻不问。

对此我们要举实例让行动党做深入和严肃的审查，不要说说而已。

其一在林苍祐时代，他对议员的撤换是出自一个重要但不能外宣的理由，比如林兴智、王贤智及许岳金等行政议员在“当红的年代”就被促“退休”或改换跑道，还有其他后座议员的被撤换也不需要公开理由。因此直到今天为止，仍有人还不知道被“拉下马”的真正理由。林苍祐对候选人的布署是一种“无可挑战”的策略，是不必受质疑的。

例如在1982年大选时，林苍祐气愤于马华成功压下民政而在州议席上分得8席，与民政平分秋色，因而向党内宣布所有8位州议员留任，一个也不能换，以便迎接马华从侧面的进攻。

这一计谋果然奏效，民政党全胜8席，马华只胜6席，他的对人林建寿落选了，无法与林苍祐争首席部长。

其二，行动党在过去也有过辉煌的日子，但却没有认真地监督议员的表现，以致让一些议员即使平日不服务也不打紧，反正党会派他们继任候选人，也会照样中选。他们靠的是行动党火箭的标志。甚至有人戏言，火箭的候选人素质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选民只认清火箭，当然这样的政治是不正常也会对议员的宠坏。

有两个例子是显见的，即1986年有10支火箭射入槟州议会，成为有史以来的最大反对党。这些议员中选后也因为有议员懒散，被投诉不配当议员，但只是民间的一种舆论，在行动党内未形成统一意见。因此我们看到1990年的大选的实例是行动党再一次狂胜，在州议会内拥有14席，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

后来因为行动党没有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战果，而是被一些不干事的议员破坏了形象，他们似乎抱着一种“推卸责任”的心态，认为国州议员是办大事，是立法者，应把心思放在研究法律或条规来规范议会的行为准则，不是看沟渠、不是为民服务芝麻小事，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更把球踢给市议会的市议员。

这种态度对行动党是个“致命伤”，因为老百姓不相信州议会天天开，而议员忙得晕头转向，绝大多数的人民看到州议员“摇来摇去”不知在做什么，也更多时候不见人影，有议员好像没有议员。

在这种情形下，行动党雄心勃勃要在1995年来一个大突破起而执政时，也面对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个不称职的议员也让党在大选中输得一塌糊涂，只剩下可怜的一名州议员。这种惨痛的教训是历历在目的。

今天，经过了308政治海啸的4年后，行动党已不能再姑息不称职的议员了，该换的就换，该改的就改。也惟有建立起一个敢于改掉不好的，而且不重蹈过去的错误才能让人民看到党对议员的控制，而不是由议员控制着党。如果任由议员控制党，那就是党的败象的开始。行动党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以为老百姓会原谅不做事或做不好事的议员。

刊登于2012年11月5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