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百万公民权之谜 （现代春秋）

前首相马哈迪于1月17日针对沙巴皇委会上证人揭露在1990年时，曾发出大量的身份证给外来移民的举措毫不隐瞒地承认有这么一回事，但这些人都是合格的移民，早在独立前已来到沙巴，且一向奉公守法云云。

接着他把话锋一转，竟重提独立时，东姑发出一百万张公民权给不符合资格的人士，却从未受到批判，而他在沙巴所做的则被指是错误的。

他甚至形容东姑所做的事比他更糟，更建议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东姑时代的百万公民权事件。

我们不知道掌控国家历史和讯息十分透彻的马哈迪为何要将两个不同的事件相提并论而混淆视听，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与否定。因为独立时的公民权是在大张旗鼓且十分公开的情形下开展的；而沙巴的所谓“身份证计划”或“马哈迪计划”则是在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它们有本质上的不同。

究竟独立时的公民权分发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有其历史的来龙去脉的。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浪潮在亚洲风起云涌，各个国家纷纷要求独立，例如1945年日本投降后旋即独立的印尼；1948年获得独立的斯里兰卡及1950年独立的印度等。

马来亚在战后又被英军重临统治，没有爆发独立斗争。1946年英国迫不及待推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但不获马来亚人民欢迎，纷纷指责是英国延长殖民统治的计谋，甚至连左翼政团也不支持。

当时马来人在拿督翁号召下有41个马来团体于1946年举行抗议大会，促请英国放弃“马来亚联邦”计划；同时宣布组成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俗称巫统）。这个政党在同年5月11日成立，拿督翁当选主席。

在形势比人强下，“马来亚联邦”计划被搁置，巫统较后与英国商谈制定另一个新宪制。就这样在各州苏丹参与下，一个定名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文件在1948年2月1日起生效了，并在同年6月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英国大举逮捕和驱逐左翼份子，同时在马来亚实施紧急法令。

这意味着马来亚已改头换面，准备迎接一个新政体。但没有承诺马来亚何时独立，而是准备推行一个自治政府。

然而这之中的过程倒是包含血泪的辛酸，有超过50万的华人被英国军事政府赶入被铁刺网围住的“新村”过着被监视和不自由的生活，理由是“隔绝”华人援助马共份子。

当华人陷入水深火热时，一个命名为“马华公会”的政党在1949年出现了。这个政党以发行福利彩票所得之款项用来支助华人新村的华人，估计一年收入一百万元马币（不过福利彩票发出至1953年结束，英政府不允许政党涉及“赌博业”）。

按当时“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规定，凡是非马来人若以马来亚为其国土并效忠于斯可以成为马来亚公民，而在马来亚的马来人则是这片土地的公民。因此1950年的记录显示，马来亚公民有3百27万5千名，非马来人占73万名。

虽然在1951年开始在乔治市举行市议会选举，又在1952年在吉隆坡举行市议会选举，但选民的数目是有限的。直到1955年马来亚才第一次举行独立前的普选。这一场普选将选出52名立法议员，另委任46人，合共98人组成立法议会，以为马来亚过渡到独立而铺路。

由于竞争主力在马来人的身上，它形成联盟（巫统、马华与国大党）与国家党（由脱离巫统的拿督翁所领导）的对峙，但实际上也是巫统的东姑与国家党的拿督翁在争夺天下。结果是联盟大胜，马来亚的政治也进入了一个转变期，东姑成了马来亚自治邦的首席部长，拿督翁成了在野党领袖。

1953年时，马来亚的公民总数是4百13万余人，其中马来人2百70万名，华人也增加至1百15万名，印度人等则有25万余名。

但根据当年（1955年）的纪录，选民只有128万余人，占总人口的20%，其中马来选民107万占84%；华人选民14万余人，占11.2%；印裔等选民6万余人，占4.6%。由于选民结构以马来人占绝大多数，在52个参选的议席中，马华分得15席。这个比例较1/3弱，也从此“决定”了马华在联盟的地位是未达1/3的。

尽管当时马来亚的人口已高达6百万人，华人已超过2百万人，但登记成为选民的寥寥可数（成为公民不等于成为选民；选民是需要另行登记的）。

为了达成更多的华人成为公民和登记成为选民，马来亚在1955年普选过后又有了新的动向。反映在联盟党内的是东姑领导政府一方于1955年与马共开展和谈（华玲），结果功败垂成，却加速了马来西亚独立的步伐。在公民权课题上，也同意放宽让非马来人申请。

此时反映在华社方面的则是分裂成两大派，一派以马华的当权派为主，计有陈祯禄、陈东海、李孝式、翁毓麟及陈修信为代表；另一派则以华团领袖何伯群为首，他代表了华团也前往英伦向英政府提呈“华社”的诉求（林连玉曾是站在这一边，但他未参与英伦之行，部分原因极可能是受到林苍祐的影响）。

当东姑率领的代表团取得迈向独立成果时，英国也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制定马来亚宪法（1956年）。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如下：李特大法官（主席）（英国）、仁宇斯法官（英国）、威廉麦克（前澳洲总督）、马叻（前阿拉哈巴大法官）及阿都哈密（巴基斯坦法官），全部是外国人，没有一位是马来亚人。

在这个谈判与商议的过程中，马华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虽然刘伯群为首的华团代表的诉求未能成为政治主流的意见，但他所提出的公民权及教育等课题也成了马华的一个政治包袱。因此当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后，马华就意识到公民权事宜大过天，因为1955年的普选就是华人选民太少，无法提出较多的议席。为此希望在1959年的大选能够取得更多的议席。在这方面，马华上下几乎是一致地鼓励华人申请成为公民，不但陈祯禄大声疾呼，就连在较后加入马华公会的林苍祐也四处奔波，饶以大义要华人登记成为公民。

这项登记公民权运动是于1957年11月在联盟，包括巫统同意下开展的。在一年之内结束，成绩斐然，有一百万人成为公民，其中80%以上属于华人。换句话说，马华成功地号召华人转变观念以马来亚为祖国（据知在当时仍有30万人尚未取得公民权，后来逐渐地有人拿到公民权，但也有的人到了七老八老才领到公民权，竟然“感天谢地”，等不及的人也一个个走了。为什么要拉到一个人垂垂老才发公民权，我们不得而知。如今听闻这类的人数已少过5万人，而且有人正排队领公民权。隔了50多年还在等，真是不易消化）。

正因有此成绩，当1959年大选时，选民人数已增至217万，较1955年的选民翻一倍；而华人选民也大跃进，已增至75万人。

不过马华在争取1/3国席（约40席）上则是功败垂成，连同林苍祐也被排斥和牺牲了。因此即使1959年时华人选民已大增，但华社仍是在分裂的情况下投票的。其结果是槟城、吡叻及马六甲成为反对党崛起的温床。直到今天，我们还看到这个取向也波及雪州及吉打州，此乃与独立时造成的局面有关。

这就是说，1957年的百万公民权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发出的，因为建国伊始，马来亚需要各民族共同捍卫这新生的国家，而且华人和印度人也在宪法下以正当的理由通过法律、归化和登记三个途径成为公民。马哈迪理应对此相当了解。他在那个时候也已是巫统党员，为什么事隔56年，又挑起此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刊登于2013年1月28日《光华日报》

从“拖车姐”到“Listen姐” （天下纵横）

我们的政治插曲越来越多，去年初当林冠英与蔡细历在电视公开辩论时，突然有一位女士（黄小姐）在发问阶段提高嗓子指斥林冠英治理下的槟州在夜间锁车和拖车给人民带来不便。言下之意是在晚上对付“违规”泊车的人是不必要的，毕竟晚上已没什么人，也不对交通造成阻塞。但由于她的声浪过大，讲话也似无厘头的让人听了一头雾水，因为许多人并不知道槟城晚上有此“绝招”，也不明白为为什么拿这个课题向林冠英发难。

当然网民第一时间关注的不是她讲话的内容，而是她的动作和表情深深地吸引了电视机前的所有人。不一下子，她的名言“拖车”也爆红起来，大家都叫她“拖车姐”。

本来她的突如其来的举动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但问题在于她似乎有备而来要“羞辱或修理”林冠英一番，未想表达得“词不达意”也被网民反过来鞭鞑一番，干脆把她称为“拖车姐”。这一下子，拖车姐一夜之间成了网络大红人，也人气急升地受到传媒的关注。

原来她是马华的协调员，正在想方设法力争出位，自然要挑最难啃的骨头来展示一下她的“功力”。于是最好的管道是借助林冠英来“照亮”自己。果然这一招十分使得，直到今天我们还“念念不忘”这位拖车姐的后继行动。据说她的“政途”也不怎么明亮，想要成为候选人也没有个明确说法。无论如何，“拖车姐”还是没有让生命留白，至少她在恰当的时候和恰当的地点让自己一鸣惊人；当然她也因“出言不当”被大大地扣分。

未想到在近日又发生另一宗“Listen姐”的怪事。我先在网络上看到短片显示有“两个女人”在争论。原来是北方大学的一场论坛出现一位主讲人沙莉法试图阻止一位学生发言，也抢掉麦克风让这位名为峇瓦尼（法律系二年级）的学生无法再讲下去，只好悻然坐下。

可是网民并未放过这个片段，马上通过Youtube将之传开，结果许多人从中了解真相。这个真相揭开了主讲人“只有她讲没有你讲”的态度，更在语言中讽刺发问者若不喜欢大马，可到别个国家云云。

更为严重的是，主讲人也形容这位发问者是“小安美嘉”；而安美嘉（净选盟主席）在主讲者的眼中是示威的肇事者，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在这方面，安美嘉在事后的反驳是：这场论坛在开始时，鼓动学生宣誓谴责街头示威和麻烦的制造者，这似乎是通过论坛故意为学生“洗脑”来反净选盟。

因而安美嘉说她感到震惊的是我们的体制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很显然的，站在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论述，沙莉法的亲国阵也无不可，只是她不应否定别人发问和发言的权利，更不应显示“霸气”；尤其重要的是她怎么把别人形容为无政府主义者和示威的发难者？这是较为严重的指控，因为净选盟也先后三次展示它的和平运动，只是不幸有发生捉人事件和阻止游行事件，才有了一些混乱。但基本上净选盟要求改革制度也没什么不妥，怎可被形容为无政府主义者？

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是在辛亥革命（1911年）后兴起的一种思潮，从法国和日本传入中国。它们鼓吹的是无国界的共产社会，不要政府控制和约束的自由平等社会，最终是建立一个无国界、无政府、无阶段的“大同之城”。

在马来亚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是来自中国的吴钝民。他在1917年来马创设益群报宣扬无政府主义而在1919年被解逐出境。虽然如此，他成了“马来亚无政府主义之父”。自此之后，无政府运动转入低潮，被1919年兴起的“五四运动”掩盖了。

马来亚在那之后也不流行无政府主义，而安美嘉曾为律师公会主席，自然不会主张不受约束的无政府社会，则主讲人对她的公开指责，也是没有资料佐证的。因此沙莉法的“爆红”也就负面形象出现了。她的负面故事比起黄糩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已不能一手遮天，否则是自我献丑。

刊登于2013年1月28日《号外周报》第618期

纳吉加沙之行的意义 （跃马扬鞭）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于1月22日对加沙的历史性的短暂访问虽然引发了一场小外交风波，但其意义是重大的，不仅反映了巴勒斯坦的立场有所改变，而且也显示了马来西亚正在调整其外交政策。

其原由还得从巴勒斯坦本身说起。在历史上，巴勒斯坦这块狭长的土地曾是犹太人的国家，立国的时间是公元前2000年，也就是距今4千年前。

摩西的十诫启开了犹太人的历史，也通过犹太教在巴勒斯坦这个土地上建立了后来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家。

公元前63年（距离今天2千零76年），罗马帝国征服了犹太人建立的马卡比王国。接着犹太人与罗马帝国进行斗争，结果遭遇更大的镇压，更将犹太人立国之地（迦南）易名为巴勒斯坦（取名自犹太人的世仇“非利士人”（Philistines）。这个民族来自地中海，长期与犹太人争土地）。自此之后，犹太人杀害的被杀害，流亡的四处流浪。他们失去了祖国，浪迹天涯，但“祖国”在他们的心中世世代代相传下来。

另一边厢，被罗马帝国占有的巴勒斯坦在公元7世纪时，由于回教的兴起，巴勒斯坦成为伊斯兰帝国的一个行省，大批大批的阿拉伯人移入居住。所谓的阿拉伯人是指中东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把阿拉伯语言及文化视为共同的遗产。

当伊斯兰帝国在阿拉伯国家大行其道时，另一端的西方社会也兴起了基督教。公元1096年，在罗马教皇的发动下，3万名的“十字军”拿下耶路撒冷，伊斯兰帝国也进行反扑。但因为基督教与伊斯兰帝国争夺控制权，犹太人成了夹在中间的悲剧人物。

到了16世纪，伊斯兰势力在土耳其崛起，奥斯曼帝国乃告“独霸”一方。在1520年占领了巴勒斯坦，一直到1922年奥斯曼帝国才告式微。

在时间上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后，英国夺得了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基于对犹太人的同情，英国支持赫茨尔（1864-1904）推动的犹太复兴运动（他后来成为以色列之父）。经过英美国家的扶持，犹太人也从那时开始，从四面八方涌入巴勒斯坦定居。

当1947年联合国在英美的主导下通过将巴勒斯坦分成两半（一半供以色列立国；另一半让阿拉伯人建巴勒斯坦国）后，犹太人就迫不及待在1948年建立以色列国，也就打响第一次中东战争。

前前后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打了5次中东战争，一直未能压服以色列。

尽管以色列的势力不断坐大，但美国来到今时今日已不得不为巴勒斯坦的和平出谋划策。在这方面，巴勒斯坦内的两大集团—法赫塔及哈玛斯的斗争也显现缓和迹象（法赫塔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更有迹象显示，巴勒斯坦准备与以色列和平共存。这不但符合联合国精神和阿拉伯国家的立场，而且也符合马来西亚的政治取向。例如不久前我国允许基督徒访问耶路撒冷就是一个明显的改变，以期在以巴真正和解后，制定新的外交方针。

既然巴勒斯坦已在去年被联合国接纳为观察员国，迈向会员国的日期已不远了。如果再加上巴勒斯坦的人民和政府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和合法性，则极端份子已不能借巴勒斯坦课题挑战事端和战火，更没有借口进行恐怖活动。

从这个观点来看，我国首相纳吉对加沙的访问也是有一石二鸟之效，一方面与哈马斯直接交流，让它纳入国际大家庭；另一方面，让法赫塔接受权力分享的现实。

当然纳吉从埃及进入加沙是最方便的，而要进入西岸则要取得以色列的首肯，自然是不方便。因此法赫塔的阿巴斯怪责纳吉此行加深巴方内部分裂应该是不切实际的。事实是纳吉可能是促成哈玛斯改变初衷与法赫塔“长治久安”的重要人物，更可给其他回教国家制定国策的一个指导方向。

刊登于2013年1月28日《南洋商报》

沙巴政局与外来移民 （直挂云帆）

在1963年沙巴加入马来西亚前，已有政党出现。其中两个大政党是1961年8月成立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由唐纳史蒂芬领导，他后来皈依回教，改名为莫哈末福尔）及同年12月成立的“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由慕斯达化领导）。其余的小政党包括华人组成的“北婆国民党”，后改称“沙华公会”等。

由于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沙巴也与砂拉越一样通过“三层选举”（即地方议会以控制权为胜利者，得以选出省代表（共分成五个省），再由省代表选出州代表组成州议会。即使在单一政党中慕斯达化的USNO分得最多州议席，共8席，UNKO只分得4席，但在沙华公会获得4席及巴索摩摩根党也获得1席下，倾向支持UNKO，因为它是代表了沙巴最大的卡达山族（28%），而慕斯达化是姆律人（人口只4%，但后来他结合回教徒而势力大增。马来人原本有11%，华人则占24%），只得屈从于现实。就这样唐纳史蒂芬成了沙巴第一任首席部长，慕斯达化则被安排为沙巴州元首。

在慕斯达化看来，州元首没有掌握实权，所以他也千方百计要打倒唐纳史蒂芬（在当时即马来西亚成立后（1963年9月16日），沙巴的州立法议会的成员由18席增至32席，另4人是委任的，共36席。经协商后，UKNO（一般通称为沙统）获得14席，UNKO（俗称民统或卡达山党）获11席，沙华7席，剩下4席委任由各党推荐，于是摩摩根党也有了1席）。

1964年时，机会来了，身为州元首的慕斯达化故意不批准唐纳史蒂芬推荐的州秘书人选，双方关系恶化，闹上中央。在东姑的调停下，有出乎意料的安排。他让沙华公会的罗思仁出任首席部长，而将唐纳史蒂芬调任中央部长（掌管沙巴事务，有名无实），慕斯达化则留任州元首，但在1965年辞职，以待时机成熟时接任首席部长。

当罗思仁在1964年杪出任首席部长时，马来西亚历史上有两个州的首长是华人担任的（另一个是槟州的首席部长王保尼）。然而这并非华人在政治上抬头，而是因为是折衷人物成了两派的眼中钉，终于在1967年的州选中，罗思仁落选了，这意味着华人在沙巴的政治势力是有限的。

与此同时，慕斯达化也“时来运转”，被中央倚重，主要是被“排斥”的唐纳史蒂芬对新加坡（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未事先被通知（其时仍任沙巴首席部长）而不满，要求检讨沙巴加入马来西亚的20项条件。这一下子，刺激东姑的神经线，开始另行布署政局。果然在1967年的州大选后，慕斯达化的沙统因取得14个州议席成为最大的政党（卡达山党12席），也就被中央支持而出任首席部长，遂了他的心愿。就这样，慕斯达化开始了他处心积虑的铁腕统治。最令中央政府坐立不安的是：尽管东马没有受到西马1969年“513”种族冲突事件的影响，但慕斯达化越来越走向独裁的统治，例如在1972年的州选，慕斯达化使出杀手锏，造成提名时沙统（与沙华联手）竟不劳而获32席（总数才36席）；更在1974年的国选，沙统及其伙伴又囊括所有国席。

在这种情形下，身为首相的敦拉萨已不能再能容忍慕斯达化在沙巴建立小王国，因此决心“明升暗降”把慕斯达化调任中央国防部长，以阻止他在沙巴继续“颐指气使”。讵料慕斯达化比敦拉萨更“霸气”，不调就是不调，弄得中央有些狼狈，因为从来没有人敢于违抗首相的指令，慕斯达化是第一人。

但是自以为是的慕斯达化在1975年开始尝到背叛之苦。原来在中央支持下，以哈里斯为首的反叛派一个个退出沙统，另立人民党。中央借机迫使慕斯达化下台，让位于赛格鲁。不肯束手就擒的慕斯达化也希望通过1976年的州大选来夺回政权。但天不从人愿，人民党终于在中央的祝福下夺得27席，沙统只剩20席。

从此慕斯达化再怎么努力，也是徒劳无功，因为沙巴已不为慕斯达化预留政治空间。

哈里斯的胜利也意味着唐纳史蒂芬（已改为莫哈莫福尔）卷土重来出任首席部长（他显然是福尔的代表专挖沙统的墙角）。不幸的是，不到3个月的时间，福尔飞机失事丧命，提早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沙巴启开哈里斯当政的年代。他在后来又成了另一个被抨为独断的首席部长，也就在9年后被团结党轰下台了。

团结党的领导人拜林（卡达山族）当政初期关系尚与中央融洽，但在1990年后关系起变化，拜林率其团结党倒戈相向支持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反对党阵线。马哈迪形容在背后插一刀也就有了秋后算账的故事。这个故事与被认为涉及外来移民有关，例如在近日的皇家调查委会的听证会上有前登记局官员作证时承认有一个G17的特别小组是在1990年成立的，而且也提及前首相马哈迪的两名左右手的名字。

在这个计划下，有大约10万名外来移民申请蓝色身份证，甚至有证人说，他们在一个月内就能发出4万张身份证。

在这方面，马哈迪在回应时也认为他们是合格的外来移民，至于有多少外来移民受惠，则不得而知。

如果国民登记局官员的供证是有其可信的程度，则沙巴外来移民的人口已超越本地人口。

根据统计，1991年时，沙巴人口已突增至180万人，较1980年的110万人增加了78%。就这样在1994年的州选，拜林的团结党只占小优势，却在议员跳槽下，失去了州政权（直到2000年他才再吃回头草后在国阵内已是二奶命）。

根据张念群在2010年的报告指出，他从国会获得资料显示，在2008年，沙巴人口有325万人，本地人占了150万人，而菲人占了170万人。这种以外来的人口压倒本土人口的问题也由来已久，难怪已成为沙巴爆炸性的课题。

首相纳吉在去年宣布成立皇家调委会显然是因为问题过于严重，若不釜底抽薪，恐怕会让政局火上加油。不过在皇委会未有结论前，我们也不知政府如何有效解决。

巧合的是，当拜林政权倒台的1994年，巫统在慕斯达化穿针引线下，成功东渡沙巴。先是出现国阵成员党轮任首席部长。2004年后，就定型由巫统人出任直到今天，回头一望，20年来，沙巴的政局可谓澈底的改头换面。

说来说去，也脱离不了外来移民课题。什么时候，外来移民才是个头，没有人能给答案；而当局所承认的仍有40万非法移民又如何处置呢？也是个十分头痛的政治课题。

刊登于2013年1月24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