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协马分会成立 （直挂云帆）

经过近一年的策划和布署后，《炎黄国际文化协会马来西亚分会》终于在11月16日正式诞生了。感谢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柴玺阁下的代表林动参赞主持开幕仪式，使整个盛会变得更具意义。

它的意义在于这个组织不是孤立的，而是赓续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精神，并通过新加坡将之辐射到海外地区。它的来源是这样的：

1991年在北京成立时，首任会长周谷城说，研究和弘扬炎黄文化就是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随后在中国各省市也成立了分会或相同性质的研究会。

为开展文化学术交流，这个组织在1998年设立“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并于2000年开始每两年举办论坛大会，已先后在北京、香港、澳门、台湾及广州举办了五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在2011年首次移向海外，在新加坡举行第六次学术研讨会。

配合研讨会的举行，一个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有联系的《炎黄国际文化协会》也在新加坡正式成立了，创会人就是今日的总会长林祥雄教授。

这位知名的画家也是一位企业家，从事金矿业开采。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协会承接了海外的任务，于今年（2013年）初在澳洲墨尔本举行第七届论坛大会，各方都给予热烈的响应。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炎黄国际文化协会澳洲分会》也成立了。

接着林祥雄教授委托我组织马来西亚分会的成立。我也就将之与韩江学院挂钩和结合起来。

巧合的是，韩院在去年9月轮值主办汉学研讨会时，我顺便邀请林祥雄教授担任其中一位主宾，并希望他能对韩院有进一步的认识。

果然我们有了意外和惊喜的收获，在林祥雄参观了韩江华人文化馆之后，他二话不说地慨允赞助马币一百万元成立文化馆创新研究基金，以鼓励学者对马来西亚、东南亚和马中相关课题进行学术研究。我们后来也达成共识，希望申请者能在经济、文化与教育领域开拓新的视野。

在相互谅解下，我们终于择定在11月16日适逢韩江华人文化馆成立十周年之际，举行一连串的节目：（一）马分会成立仪式；（二）颁发创新研究基金予成功的申请学者；及（三）邀请林祥雄及六名北京大学教授在韩院开讲。

这样的一个别开生面的三合一节目不但展示了韩院的魅力，而且也将历史连串起来。

所有的这一切都起源于韩江学院的成立。十三年前的千禧年，在我们的前任董事长丹斯里陈国平的领导下，一间竖立在北马的韩江学院终于拔地而起。它不但与南马的南方大学学院、中马的新纪元学院形成鼎足而立的具有华教背景的大专院校，而且也在教育领域上擦亮了这颗东方明珠。这个名词是我们海外华人及西方社会用来形容我们美丽的槟榔屿的，也在后来被引用来衬托起美丽的香港。

这不是巧合，而是在历史上先有英国人1786年占领了槟榔屿及1819年开辟了新加坡，接着在1826年取得了马六甲而结成了海峡殖民地，控制了马六甲海峡。

因为有了马六甲海峡的主导权，大英帝国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门户，不仅用大量的鸦片荼毒中国人民，而且也在1842年逼使清廷签署《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从那一刻起，槟城、新加坡和香港的命运就被绑在一起了。

因为大英帝国有了通道和方便，它继之又反过来通过香港将大量的华工运来槟城和新加坡，因此你不必质疑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后槟城和新加坡成为华人麇集的城市。从历史上来看槟城是华人大量南来的第一站，随后才有更多的华人涌入新加坡和印尼及泰国等地。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整整一百年，中国人民及海外华人受尽凌辱与蹂躏后才在1949年迎来了春天。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一个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浴血中诞生。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同时，海外的华人也热泪盈眶迎接这伟大的时刻。

其实，在鸦片战争后，不但引发华人大量南来，而且也带来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尤其是在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于1911年成功后，已大大地鼓舞马新的华人更加地热爱自身的文化，一个现代性的社会在乱世中苦难地成长。

当1919年“五四”运动吹起了爱国主义并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号角后，也就进一步刺激了马新的华人兴学办报，一时之间，华校如雨后春笋地建立起来。根据统计，在1921年时，马新已有新式华校252间，到了1924年，更增长一倍至502间。换句话说，中华文化是跟随着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步伐而成为马新社会的一大特色。也就有了今天马来西亚是海外保有和发扬中华文化最完整的说法。

举例来说，我们的韩江小学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展后成立的。下来，我们的潮籍先贤又于1950年创办了韩江中学。1951年开学时学生不过200名，但我们当时的董事长已故林连登老先生一口气请了五位博士来掌校和执教，一时传为佳话。他们是庄泽宣、黄尊生、何永佶、熊叔隆及严元章。

在1962年时，我们是北马地区唯一没有接受改制的独立中学，我们维持了一个令人称羡的华文教育体系。

随着韩江学院的成立，我们已成为当下马来西亚唯一以相同名字命名的教育体系或称之为一条龙的教育，我们对此引以为荣。而我们的韩江学院也在人文艺术领域中享有五星级的荣誉，目前正朝向大学学院迈进。相信不久之后，我们会如愿以偿，因为我们已按要求和规定向教育部呈献提升大学学院之完整报告。

与此同时，我们在2003年成立了韩江华人文化馆，从六千多方尺发展到今日万余方尺。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本校署理董事长连承杰校友慷慨拨款33万元马币资助改造华人文化馆。这座全马大专院校中独一无二的文化馆，集中反映了我们先贤南来的历史和奋斗的成就。

因为有了林祥雄教授的支持，韩江华人文化馆不但发光发亮，而且也照亮学者研究和探索的道路。

（本文作者也是炎黄国际文化协会马来西亚分会会长，部分内容取自作者11月16日在成立大会的讲话）

刊登于2013年11月28日《东方日报》

“天兵天将”之父林吉祥 （跃马扬鞭）

在505大选后，当民主行动党继续取得亮丽的战绩时，也同时浮现一些州的公开论战事件，包括吉打州，马六甲州及柔佛州。所幸最近以来争执较为“沉静”下来。这些争执的课题也与候选人的挑选不无关系，特别是对“天兵天将”有意见。

在这方面，民主行动党自有其历史性的“传统”，而且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林吉祥。

林吉祥虽是党的发起人之一，但真正崛起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是在1969年在牢中因原秘书长吴福源的辞职而被党中委推举为秘书长之后。从1970年10月1日林吉祥获释起，他就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活招牌，一路冲锋陷阵，被塑造成党的灵魂人物。

因此，从1970年到2013年的43年历程，我们一直看到林吉祥闪动的身影在发挥影响力，因为他用他自己作为“试验品”，将“天兵天将”的战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马来西亚政坛史上尚无人能出其右。他赢得了更换选区第一人的称号。换句话说，林吉祥是“天兵天将”的创始人，也是积极的推手，以让民主行动党人敢于接受改变和敢于接受挑战。

不过来到千禧年后已是有新生代不能接受这样的调来调去；更对“天兵天将”有意见，他们主张候选人应“本土化”和“本地化”。

其实所谓的“天兵天将”是马来西亚的一种较为奇特的政治现象，那就是党领袖及重要人物也要接受更换选区的挑战，以扩大影响力，不能一直守住自身的选区；同时也可以从其它州调派“适当”的人选进入指定的选区担任候选人。其目的是将比较有活力、有知名度（已担任国州议员的）、有学识乃至有理念的人在一个州或一些州造成冲击而取得选民的认可。

对于林吉祥来说，这样的战略用了40年都“屡试不爽”，为何就不能再引用呢？如果以他的经验来说，外人也真的是“无话可驳”了。

例如他在1969年在马六甲市区起家（当选国会议员）后，就不曾想到要在马六甲安居乐业。后来更在1978年把“安全区”让给其“政治徒弟”陈德泉；而自身转到八打灵选区对付“叛党”的胡更生。结果一箭双雕，既收服胡更生也扶起陈德泉。林吉祥的魅力开始展露。

讵料1982年大选前，其“政治徒弟”陈德泉又叛变，再劳动林吉祥回去马六甲收拾他。虽然如愿以偿，但他也因此在州议席上（从姑务区转战马华颜文龙的强区而败下阵来）跌马，这种伤痛并没有影响林吉祥继续更换选区。

果然在1986年，林吉祥真正地发挥了“天兵天将”的精神。他身先士卒插旗林苍祐的地盘，开展了“丹绒一役”。这种精神一是要挫民政党雄风；二是要拦路许子根更上一层楼；三是要证明叶锦源（1974年）做不到的，林吉祥可以做到。就这样，林吉祥的战略成了“战无不胜”的武器。这一年行动党在槟州赢了6国10州席，战绩显赫。

在这种情形下，谁敢质疑林吉祥的“天兵天将”战略？因而有了1990年大选的“丹绒二役”及1995年大选的“丹绒三役”。虽然丹绒三役以失败告终，但林吉祥依然无怨无悔地把自己放在不甚安全的选区。例如他在1999年的大选还是移师升旗山而将安全区（丹戎）让给曹观友（他的这种转让精神足以巩固他与曹观友的政治情谊是不容易被改变的。林吉祥最近约曹观友“叙旧”显得有其因由，因为槟州党选也酝酿“本土派和外来派”的斗争），导致林吉祥首次在升旗山失掉国席，政治声望也严重受损，直到2004年才从怡保东山再起。

本想他会选择在怡保渡过他的政治下半生，不料在2013年的大选，林吉祥又依然以其“天兵天将”的雄心，插旗柔佛振林山（从北到南）。当然他的这种大动作不但大大激励反对党，也再一次“印证”天兵天将的战略是行得通的。否则林冠英不可能在2008年沿着他父亲林吉祥的老路在槟州将民政及马华一举击倒而成为新岛主。由此可见林吉祥父子用自身的“试验”来做赌注，也就堵住了党内的异议声音。

由于这样，我们封林吉祥是“天兵天将”之父。在这个“政治正确”的指导下，那些提倡和鼓吹本土化的人也许还得让路一段时期。

刊登于2013年11月25日《南洋商报》

槟州行动党“外销转内销” （现代春秋）

《光华日报》记者一直问我槟州民主行动党的改选是否会爆冷或说“本土派”会“卷土重来”压倒“外来派”吗？

我对这样的问题感到新鲜，也不知市面为什么会传闻这样的“斗争”？因此我的答案是：当下的槟州民主行动党改选会“风平浪静”，不会有太大改变，即使彭文宝有“矢言”要再“回来”，但也属于个案处理，不算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斗争。至少到目前为止，槟州民主行动党还没有内斗的“本钱”，而且要“改变现状”的所谓“本土派”不但未成气候，也缺乏政治筹码。换言之，如果要以“义气”博“人气”，那将是难有所成的。

我这样说是有历史根据的，也不是信口开河。让我们翻开槟州民主行动党的历史就可窥见一二。

当1966年民主行动党获得注册后，槟州民主行动党就推出黄基识医生当主席。他是一位道地的槟城人，也为行动党掀开新的一页。因为这个新生的民主行动党不起用在1964年以“人民行动党”旗帜参加大选的候选人，这些人有从社阵退党而参加人民行动党的。在落选后便销声匿迹，也不受民主行动党重用。他们包括曾任社阵州议员的陈崇美（参加国州选举失利）、江荣华和林幼福（律师）。

就在黄基识当主席后，民主行动党算是中规中矩的新反对党；而林吉祥已在吉隆坡崛起，他先是当蒂凡那国会议员（党秘书长）的政治秘书，继之也当上行动党组织秘书。

1969年大选时，民主行动党一鸣惊人夺得13个国会议席和31个州议席，可谓政绩标青。这个时期，槟州行动党有3人当选州议员，人社党（人民党）1人及巫统4人；而崛起的民政党则夺得16席起而执政（槟州议会总数24席）。

在新秀当中，以叶锦源（律师）最为出色，他也在黄基识退位后成为槟州民主行动党的领导人。

叶锦源的崛起是有理由的。其一是他在范俊登当火箭报主编被控“煽动罪”时，担任辩护律师（1970年），连同被控的有黄基识。因为他的一篇演讲涉及“煽动罪”，结果各被罚款两千元或入狱六个月。

其二，叶锦源与林吉祥私交不错，也是林吉祥的辩护律师，更一度（1975年）被派上阵万里望区（因范在另一宗煽动案罪名成立，丧失国席资格）补选。后经司法干预后，补选取消。这反映出叶在那个时候还是与林吉祥称兄道弟的。

讵料1977年两人关系“交恶”，起因于1974年叶锦源以槟主席身份扬言“本土派”，要打倒林苍祐的民政党，因后者“背叛”人民加入国阵（1974年）。结果事与愿违，叶锦源不但失掉州议席，也只得两人中选州议员。更甚者这两人胡德安及黄瑞钦当选后竟过档马华公会，顿使行动党在槟州零议席。林吉祥自然是失望又不满的。于是当卡巴星（1974年当选吉打州议员）要到来槟州活动后，林吉祥就为他铺路。而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撤换叶锦源的主席职，指后者领导不力，夸夸其谈而无政绩。在斗走叶之后，林吉祥一度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1978年），也就铺平卡巴星入主槟城的障碍了。

1978年的大选，林吉祥领导槟州民主行动党时赢得4个国席和5个州议席，战绩比叶锦源强。也就出现了“外来人”比“本土人”更有魅力和活力的说法。

当然林吉祥也不是风平浪静的，他不但面对叶锦源另起炉灶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党”的挑战，而且也遇到范俊登的“叛变”，宣布退出行动党，而后又接棒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党的秘书长。可惜社民党时运不济，参选必败，也就在1982年大选后自动消失。

这个时期（1978年后），林吉祥声望如日中天，他在1980年提升卡巴星为主席，彼得达逊为署理，这位仁兄一向是林吉祥的智囊和亲信，即使被指不勤于服务也被派上场而中选议员，显示火箭的招牌大过天。由于“本土派”有被排挤之嫌，导致萧汉钦（国州议员）、陈毓书（州议员）及吴林炎与马六甲国会议员陈德泉结合反林吉祥。

但是在林吉祥控制下的行动党，叛党分子无功而返，这也就给林吉祥另一个思路将槟州列为下一个斗争的目标。

1986年，林吉祥果然以“天将”的姿态降临槟州，正式插旗槟州。这意味着“天兵天将”碑有系统地引进槟州。在丹绒一役取得胜利后，于是有了丹绒二役，但来到丹绒三役则告折翼。

然而这也不意味着行动党要走“本土化”的道路，在1999年之后，槟州的接班人是曹观友，他来自吉隆坡，因为久住槟城，也就被视为“本土人”。

章瑛自1995年中选后，就一帆风顺。他来自彭亨，也不是“本土人”。

当2008年林冠英以另外的“天将”登陆槟城时，他重复的是“猛龙过江”的故事，并真正地再次证明“天兵天将”的威力。就在“本土人”不参选的当儿（如魏祥敬、陈翰威、黎汉明及郑来兴等人），林冠英的团队驾到，他们包括黄泉安（其实他是槟城人，因在吉隆坡很久，被列为外州人）、黄伟益（情况也与黄泉安一样）、刘镇东（吉隆坡人）等人。在一鼓作气下，行动党竟然奇迹般地翻转槟州，上演1969年改朝换代的一幕，林冠英以外地人的身份成为新岛主（这在历史上是第一遭）。

而在与曹观友（算是本土化的一位）合作下，行动党又再505（2013年大选）再创佳绩，这就意味着林曹在此时此刻的合作是必要的，分裂则可能导致行动党不稳定的未来。

正由于曹观友也可被视为外来派或本土派，而住了6年的林冠英也可从外来派转为本土化派。在焦点模糊下，你说槟州行动党到底是本土派或外来派的政党，相信没有人说得清楚。

刊登于2013年11月25日《光华日报》

马袖强老调重弹 （天下纵横）

不久前当选民政党主席的马袖强说，一旦马华及人联党改选后，民政党将会与这两党商谈合并事宜。他本身支持三党合并，以强化国阵的地位，进而重新取得人民的支持。

另一方面，他承认民政党存有弱点，因而他同意首相纳吉建议民政研究弱点，进而转型。

在我们尚未得知民政党如何转型之前，我们不妨探讨马袖强的“合并论”是否可行或不可行？

首先，马袖强是90年代在民政党内崛起的人物，而且也是在2004年大选后有幸被委为副部长的政治人物。

虽然他曾经提议国阵组成单一政党，不再分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等等，可惜曲高和寡，甚至连当时的国阵主席阿都拉首相也认为难以推行。

诚然，国阵的华基政党在遭遇308的政治海啸前，它们是比较意气风发的，且不认为三党合并会带来什么好处？就这样，马袖强的声音也静了下来。

如今在505之后，民政又再重提合并事，看来也是在时间上不对头。为什么么呢？因为当今的民政党已不是昔日的民政党。过去也就是在2008年之前，民政一直是主导槟州的重要政党，因此它不需要华基政党的合并来扶持，更不认为坐在一起讨论政改是必要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必惊讶为何三个华基政党一直不咬弦，理由是彼此都没有危机，而且长期累积下来的恩怨是无法消除的。

即使在2008年的大选，马华和民政输得很惨，也没有启动机器安排两党合并。这是因为它们都不认为会再一次惨败，也就不积极探讨合并事了。结果是2013年的505“华人海啸”后，再一次印证马华和民政又再滑落，而人联党则遭遇惨败，只剩一个国席。

在这种“惨不忍睹”的战绩下，三党已是更难撮合在一起，理由有三个：（一）马华领导，不论现在的或未来的，都不会积极推动两党乃至三党合并。除非民政党愿意降尊纡贵，不设条件地加入马华公会，所谓的不设条件是指民政已失去要求马华修改党章的筹码。若马华党章不改，民政愿意加入马华公会吗？马袖强可有林苍祐的高瞻远瞩，敢敢在1954年将急进党束之高阁，而率领其华人党员加入马华公会？若马袖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可有什么办法让两党进行合并？

（二）民政新生代与马华没有直接关系，有的是表面上的打交道，因此一说到合并，民政的要求或意见就比较多，包括修改党章。毕竟在民政看来，民政与马华存在的是上一代的恩怨，与他们新生代没有情仇恩怨。

（三）砂拉越的人联党更与马华和民政有理念上的不同，前者一向标榜左翼和社会主义，与走资本主义路线的马华和民政党有距离。虽然人联党在后来也蜕变成资本主义的政党，但还是不能被归纳它与西马的政党是三位一体的。

基于我们所说的三个理由，马袖强的“合并论”是不乐观的，也是缺乏根基的。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下，我们很难期望有大突破。为此，我们认为马袖强的失望将使他自己跌入合并的迷思中。

就此而言，当我们仍未看到华基政党有合并的意愿时，就不可能寄望国阵变成单一政党。

刊登于2013年11月25日《号外周报》第66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