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年看中日历史关系 （直挂云帆）

转入2014年的甲午年，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危险水平。虽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自2012年安倍晋三重新当选日本首相后，他就摆出强硬的态度向中国挑战，进而带有浓厚的反华立场。有关的措施包括倡议修订历史教科书和修宪否定战争侵略，钓鱼台国有化，造成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和引发了新的国际秩序在美国的主导下再一次瞄向中国，实行新的围堵政策。

美国原本对亚太区的军事力量有逐渐的淡化的迹象，但在亚洲一些国家的疾呼下，美国又于2011年“重返亚太”。这意味着美国又再把中国当成头号的“假想敌”，试图通过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进行新的围堵。虽然迹象不是很明显，但美国倒致力拉拢印度、日本和菲律宾等地区比较认同美国的新战略。这之中的急先锋首推日本；而日本之所以与中国纠缠不清是有其历史因由的。

首先我们必须回顾十九世纪的中国，在颟顸无能的清朝统治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中国陷入于半殖民地与封建的社会。

最令中国人不耻的是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为英国急于维护它在中国贩卖鸦片的市场，不惜代价向中国开战。在清朝失败后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予英国，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及上海等五口为通商口岸，还有赔款2100万元。这是中国第一次丧失土地也就被形容为第一张卖身契。

1851年，中国人民不堪外来势力的入侵和不满清廷的丧权辱国，一批农民在洪秀全率领下在金田起义，插上了“太平天国”的旗号。这一支反抗队伍不断壮大而令清廷忧心仲仲。1853年，占领南京，与清廷对峙，直至1868年太平天国被消灭而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历史。

1884年的中法战争已拉开序幕了。尽管清廷并未失败，但急于求和的李鸿章也就决定与法国媾和，在1885年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后人因此讽刺中国明显可以打胜仗，却因李鸿章的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而断送对越南的保护权。

由于清廷的软弱与惧于外来势力而被日本看在眼里，乃在1894年（阳历的甲午年）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历史上称之为《甲午战争》。

它的背景是这样的：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矢意发展资本主义，乃实行变法维新，学习西洋，废除分裂国家的幕府制度，实现了政治统一。到了1893年时，日本不论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上，都向欧美看齐；更在军事上建立起近代的海陆军，采用英德训练方法，造就了日本武装的现代化。

在此优势下，仍处于十分封建的中国，即使在清廷统治下也搞洋务和维新，但总是不成气候。因此当日本在1894年8月1日正式与中国交战后的不到8个月的时间，清朝建构的北洋海军全部覆没，包括海军提督丁汝昌被迫服毒自杀，而其他将领缴出了十一艘军舰，投降了日本。接着日本又派军舰南下，占领了南洋水师防守的澎湖全岛。

到了1895年4月17日，战争正式结束，双方也签订了令人不齿的《马关条约》，内容如下：（一）朝鲜完全自主（此乃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保护国，改由日本“保护”朝鲜；（二）割让辽东半岛；（三）割让台湾全岛；（四）割让澎湖列岛；及（五）赔偿军费银两万万两。这意味着，中国先失去香港的主权，后又失去台湾的主权，是另一个更不平等的条约。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甫于1892年毕业香港医学院的孙中山对国家的未来忧虑重重乃在甲午战争前夕（即1894年4月上书李鸿章以抒报国之心，其言论并未提及革命，而是希望李鸿章接纳其主张“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来振兴疲弱的中国，可惜未被李鸿章接见，愤而于同年流亡檀香山组织中兴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作为其革命事业的开端。

李鸿章的固执与孙中山的失落也就在“甲午战争”后把台湾丢失了；朝鲜也成为日本的囊中物。整个亚洲也因这件事在后来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中最显著的是孙中山的革命终于在1911年成立而推翻了清朝，迎来了新生的中华民国。但事后因袁世凯的夺权及军阀割据，中国终于陷入四分五裂，也又再一次制造机会让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甲午战争”后于1931年9月18日占据了中国东北三省，并蓄意扶持溥仪成为“伪满洲”的皇帝。

在蒋介石及张学良的不抵抗文化下，日本军国主义者更是气焰嚣张，不但未从东北三省撤出，反而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与德国的纳粹头子希特勤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开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前后8年的抗战岁月中，死伤的中国人不计其数；尤其是南京大屠杀30万人更是令人咬牙切齿。此外，日本扶持的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民国政府也被中国人所唾弃。

当日本战败投降后，这个国家又再美国的援助下一步一步的复苏；尤其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感的是：日本首相岸信介竟于1957年访问台湾，支持“中华民国”光复大陆，中日贸易因而中断。

1971年，中国向日本提出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亲自拆掉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圈。也在因势利导下促成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同年的9月29日于北京签署了建交公报，宣布与台湾断绝邦交。

当田中拜会毛泽东时，似乎象征着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一页，周恩来总理也提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心愿，希望日本不要再重蹈覆辙。

虽然自此之后，中日关系有了改善，但在千禧年（2000年）后，因为日相小泉纯一郎的参拜靖国神社而触怒了中国。

2012年，安倍晋三的入主相府，又再触发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有人因而提出120年前的甲午年事件（即甲午战争）不会再重演，因为今日的中国已经从中崛起，不再是昔日的无能的清廷。这就是安倍所需要反省的重大环境，如果美国不支持日本搞对抗，则安倍也应该收敛和回到现实中来。

刊登于2014年1月30日《东方日报》

迷信文化助长犯罪 （天下纵横）

报载中国政府已禁止马年运程书的入口和贩卖，这是为配合习近平主席言明要严打迷信后的一个有力行动。

当然以中国这么大和人来人往不计其数是不可能全面阻止这类书刊从香港流入中国内地的。可以想象私下的买卖还是会存在的，毕竟在今天的世界，互联网也有大量的八卦风水书，更是无法在网络上全面的封杀了。

因此禁止不良书刊入口是否取得预期的成果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国政府取缔运程书也是在情理中。这是因为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就在许多方面阻止资本主义国家出版书刊进口，理由是这些刊物将荼毒中国人的思想，也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鼓吹迷信更是不被允许的。

事实上，就中共的立场来说，不论是解放前或解放后，它是奉行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尤其是在革命的年代，在中共的教导和影响下，许多的青年响应了中共的号召而成为党员，其先决条件就是要全心诚意的信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且入党后要有为理想，为信仰献身与牺牲的精神。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领导可谓是十分成功的，他的政治理念使到千千万万的青年和党员不怕牺牲，前扑后继地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战斗，才有了今日的成果。

其实，当一个人日以继夜想的是为人民为群众服务和倾全力为党斗争时，他是不可能迷信和为自己祈祷平安发财的；再者，当一个人所作所为是为大多数人而活着的时候，他也不需要靠迷信来为群众服务。国际歌中就有一句这样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就很明显地昭告天下，中共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马克思本身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思想先促成了苏共的出现，后才有中共的出现。这两个老牌政党也一前一后取得执政权，苏共在1917年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中共则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鼓吹迷信和不提倡宗教下，中国在一个长时期是不让迷信的刊物流入国内的，而且当中国人民都是为人民而活的时候，个人就不需要靠什么神明来指点迷津了。

但是当1978年邓小平东山再起推出改革开放政策后，整个中国就因资本主义文化的涌进而出现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人的思想已经从集体转向个人；从前为他人而活的变为自己而活。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中国人开始转回头看自己也要求本身生活的改善。这一改善和鼓吹中国进入小康的社会，就意味着中国人开始思及本身的幸福。

当这种自私思想泛滥成灾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相信命运，相信运程，乃至相信鬼神了。换句话说，中国人的思想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已有所转变。

我记得在80年代和90年初期，进入中国时是不准带入外来报纸和书刊的，以免对中国人有负面的影响。

在后来也就是90年代中期之后，外国游客或中国人由外地返国所携带的刊物已被放宽“入口”了，因为这样的东西要禁也禁不来。直到千禧年时，我们更惊讶地发现许多在中国的禁书竟然有人沿途兜售。这些小贩是打游击的，在餐馆或多人的地方悄悄地卖书和杂志。

因为那样，我们似乎又看到中国的文化政策已有所宽松，因此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书刊大行其道。理由很简单，当许多人为自己而活，为家庭而活时，贪污就会腐化人的思想；人也就会变得十分迷信，这时就需要借助港台的这类八卦书刊进口应市，久而久之，自然污染了中国人的思想。

为使人不要变得太自私，那些所谓个人财运的运程书也是不可能净化心灵的，反而会使人更加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因此中共严禁这类的迷信文化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助长人的犯罪活动。

刊登于2014年1月27日《号外周报》第669期

卡立与阿兹敏的斗争 （跃马扬鞭）

一月廿三日的《星洲日报》报导：公正党最高理事会议议决要求撤换雪州州务大臣，取代人选或是阿兹敏。

随后有关传闻获得雪州大臣署否认，并认为有关报导未经查证，而且否认卡立会挂冠而去。

阿都卡立依布拉欣是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被公正党推举成为州务大臣，他原先是国民投资机构公司的总裁；后升任牙直利集团大马公司的总裁，后来跟随安华参加公正党，一度担任总秘书，也曾是公正党雪州主席。

由于308的成绩，反对党击跨了国阵的执政权，总共赢得36个州议席起而执政。虽然在第一任的任期内，党内第二号人物阿兹敏曾对卡立的施政方针有所不满，但在安华力挺卡立下，他又在2013年的505大选后再度被推举为州务大臣。这一年的大选，执政的民联更上一层楼，拥有44席，其中公正党14席，行动党及伊斯兰党各15席，剩下的12席归巫统。换句话说，505的交锋不但显示民联势力进一步巩固，而且也反映出国阵相对转弱了。

未想再次出任州务大臣的卡立却惹火上身，变成政治斗争的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尤其是公正党的第二号人物阿兹敏在党内的势力巩固后已卯足马力向卡立开炮，导致雪州出现严重的党政分家的争议，主角依然是阿兹敏和卡立。

最近的传闻虽被认为不确实，可也不是空穴来风，有各种的迹象显示卡立的施政已出现问题而未获公正党祝福。其一是调高雪州议员及行政议员的薪金和津贴被认为过高而发生卡立与阿兹敏互呛的尴尬局面，卡立认为“高薪养廉”，如果阿兹敏要做善事，把钱捐出也没人反对。其二是阿兹敏“突然”发现他在雪州发展机构的董事名分被割掉了，而引发卡立与阿兹敏再次交锋，但记录显示并非卡立所为，而是雪州发展机构的执行人员自行发函。

安华也认为卡立撤阿兹敏董事职不当，虽然此事已告一段落，但卡立与阿兹敏的裂痕已难修补。

由这件事也让我们想起70年代发生在民政党身上的风波，差一点弄垮民政 的执政权。

其因由是这样的：当时民政党内的两巨头（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及秘书长陈志勤）对身为首席部长的林苍祐未将槟州发展计划拿到党中央讨论而不满。他们认为林苍祐不能独断策划政策，而是要先交党中央核准；但林苍祐加以反对，他说槟州有行政议会，自然由州行政议会讨论和通过政府的发展计划，无须拿到党中央讨论。由于林苍祐公然“违抗指令”，终于被民政当权派开除党籍。

所幸林苍祐棋高一着，通过各种努力夺得了中央的控制权，进而挫折阿拉达斯及陈志勤的“阴谋”。林苍祐也因此夺权成功，成了民政全国主席。这就是林苍祐熟谙政治之道，在必要的时候出手达成“党政合一”，也就是“以党治州”的理念，否则分分钟有出局的可能。

正因为林苍祐策略应用得当，他在夺权后的10年内担任党全国主席，没有人再威胁他在州政府的领导地位。

反观卡立，他也是“犯上与林苍祐同样的毛病”，就是未将也不将雪州的发展计划提交党中央讨论。他认为此例一开，将危及州行政议会的权威。

可惜的是，卡立不是林苍祐，他是将党职卸下后才知道他在党内的影响力已渐渐转弱，也就难免发生他的施政与党的理念起了冲突。

无可否认，卡立目前表面上看来已是可以稳住其职位，但他在党内的影响力式微下（不再是党中央总秘书和雪州联委会主席），也就会浮现出不少问题和阻力。

至于阿兹敏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得问过行动党和伊斯兰党）来取代卡立，或在撤换的过程中不引发争议和分裂，倒是一时之间看不清楚。

总而言之，卡立犯上的也许是所有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都会犯上的“错误”，但这样看来又没有大错。因此我们只得观察到底卡立有没有林苍祐的巧妙计谋？有没有党内的政治实力？否则他的政途是不明朗的，传言也不会因此而终止，甚至越传越炽热。

刊登于2014年1月27日《南洋商报》

习近平为何排队买包子？ （现代春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2月突然在北京走进一家包子店吃午餐引发世界舆论热议。香港的报纸这么报导：习近平去年十八大上任后屡次展示亲民作风，并要求领导人到各地考察时保安低调，不封路不清场。他此次（12月28日）就餐的庆丰包子铺已有60多年的历史。

庆丰包子铺也因为习近平的到来，而引来大批媒体采访。

新闻又说，中午12时左右，习近平和一行人到一家小店分别排队点餐，他点了6个猪肉大葱馅的包子，一碗炒肝，一份芥菜，共消费了21元（人民币）。

就这样，庆丰包子铺一夜爆红，连海外的读者也觉得好奇，自然会提高这家店铺的声誉而会有更多的生意，毕竟主席光顾的店铺是非同小可的。

不过我们倒不是单从吃包子的议题来看这个问题，因为今时今日的中国，大人物的降尊纡贵是不大流行的；尤其是在中共于1949年取得执政权后，也慢慢地培养出许多讲求身份和不屑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新一代“特权份子”。

尽管毛泽东主席在世时对党员及领导人有诸多要求；尤其在思想上要求当官的以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因而有了反右斗争（1957年）、大跃进（1958年）及文化大革命（1966年）一步一步地以政治挂帅来促成当官的“以民为本”，不能高高在上。但因为每一场运动都给人民带来痛苦和失落，也就对政治运动抱持冷漠的态度，即使有人“热情”投入于一时，也在日后对所作所为有所领悟（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及宋时任的女儿宋彬彬最近在不同的场合针对文革时造成的伤害和失误向老干部致歉，并同时也向全中国人民表示悔意）。

尽管每场运动在初时都是针对人的思想改造而开展，但到了中途都出了问题或变质，比如反右斗争竟然牵出55万人是“右派分子”，都是有思想问题的人，因而必须被下放劳动改造？这当然难让人口服心服。

到了大跃进的年代，更是出现浮躁风和夸大风，使到中共为要改善人民的运动以失败告终。人民公社不再流行正说明了它并没有改进人民的困苦生活。

同样的，当文化大革命吹起号子时，它也是打正要改造人民的思想，以防止红色政权变色，但在失控下，红卫兵运动也变成了派系斗争和整人运动，万千的善良人或知识分子或官员被羞辱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

当1976年“四人帮”被擒及邓小平复出后，整个中国进入了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但这个伴随而来的“改革开放”也给中国带来许多的问题。如果说过去的运动是一个又一个失望，那么改革开放下又是一个又一个歪风和犯罪的事件屡屡发生。

从一方面说，改革开放是思想的解禁，是人类朝向文明社会的大跃进，因而得到人民的强烈支持；但从另一方面看，因为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入侵乃至致富的思想大大地影响了人民的思路，也就出现许多光怪陆离的事件。人人都借着改革开放的名堂作出饱中私囊，投机倒把的坏事来，接着又因财富不正当来得太快，许多人也就动了邪念。因此在8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罪案是屡惩不灭的；相反地，犯罪的案件也一层一层地被有组织的分子用官方的保护来掩盖。

如果说在80年代初期，中国法院公审“四人帮”时，是针对政治犯罪将他们的党羽绳之以法，那么在这之后的重大案件就与经济犯罪分不开了。

到了2012年时，经济罪案又再次与政治紧密挂钩，可以被用来惩治政治罪人。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落马和犯罪，其妻子谷开来的触犯法律也都与权钱分不开的。

还有最近又频传前政法书记和中常委周永康及其亲属落马和被查的新闻，也让我们看到经济与政治大有关系的案件又将上演了。

值此关键时刻，去年刚上位不久的习近平如果单只抓大鱼而忽略小节将不可能收到教育的效果。因此他的微服走向民间就成为这个时期的另类标记和具有启发性的作用。

其一，他告诉人民作官要朴实不能假公济私。

其二，他告诉人民作官的不具特权，他们与老百姓是一样的，为官不但要清廉，而且要亲民。

其三，没有所谓“特权分子”。如果说过去曾培养出特殊阶级的大官和小官乃至颐指气使而作威作福，那么在习近平时代也应该收敛和改变了。

其四，习近平要中共各级的大小领导人永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是需要贯彻的，不能阳奉阴违。

从习近平走进包子铺的那一刻起，显示了他已下决心一定要整顿和整治党风和政风，不然共和国的未来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无可否认的，今天的习近平正如履薄冰地走在政治崎岖道上，一个不小心就会出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习近平惟有用最简单的动作告诉国人他是平易近人的国家领袖，他要以身作则。

虽然不敢期望贪污腐败会因而绝迹，但人民必然十分期望中共的官员不是特权分子，而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一样，是属于人民的一分子，他们可以当官，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平民百姓。

换句话说，当作官的与庶民并没有太大的分别时就显示改革已取得成功。

刊登于2014年1月27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