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教刑法行不通 （天下纵横）

如果按照伊斯兰党的计划，它将在今年6月的国会提出私人法案，以让国会接纳回教刑法，并得以在吉兰丹实行。但伊党会否听取劝告暂不提出私人法案则不得而知。

无可否认的，对于伊斯兰党来说，在其执政的州提出和通过回教刑法是它拥有的权利，因而也分别在1993年及2002年分别在吉兰丹和登嘉楼州立法议会上通过，只是碍于中央政府没有点头，它不能正式落实。

马哈迪在当首相时表明不同意也不认为应让吉兰丹和登嘉楼实行回教刑法，是有其因由的。因为一旦允许，每一个州就会提出回教刑法，则这个国家的法律也真正的一国两制了。

其实所谓的一国两制是有争议性的，例如在1997年中国为了让香港顺利与平和回归祖国的怀抱乃同意“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保有资本主义而50年不变。在这个政治框架下，香港制度不变，且与中国大陆制度不同。

不仅于此，为了证明“一国两制”的可行，中国也处处忍让香港，处处提供优惠和方便，目的是也要让台湾人民看到“一国两制”的成功，进而也走香港的道路。

可是才走了17年，一国两制的香港就出现要求全面直选特首和议员的制度，以使香港有更大的自主权和享有更大的民主，以有别于大陆政制。

在今天来说，香港人民似乎与大陆的治理方案有所不同，而且越来越希望摆脱大陆在政治上的干预。如果香港回归的结果是中港双方越行越远，则“一国两制”的示范是不算成功的。

正因为香港的模式不被台湾人看好，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台湾“一国两制”。不仅于此，台湾的政界也希望大陆不要干预台湾的政治，让台湾自行处理“本身的政治”。当下台湾只愿意在经济上与大陆合作，不在政治上挂钩，显示两者之间的失调与矛盾。

我之所以提出“一国两制”的争议性是希望马来西亚不要走“一国两制”的路线。

即使伊斯兰党说回教刑法只适用于回教徒，不用于非回教徒，但一旦实施起来，一些涉及回教徒与非回教徒之间的案件就很难说回教刑法的法庭不能处理。长此下去，纠缠不清的案件就陆续会出现。

就现实而言，马来西亚持续英国的法律制度已经是相当健全了，两百年来都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之。及后马来西亚出现回教法庭，处理民事案和触及回教徒的轻微案件，虽然没甚争议，但直到今天已引起非回教徒的关注和正视。

当前伊斯兰党在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提出回教刑法是不成熟也是不恰当的，尽管前首相马哈迪已在2001年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但在未修改宪法下，严格说来，马来西亚还算是个世俗国。

既然“世俗国”的法律也适用于任何人包括回教徒，为什么还需要另一种回教刑法呢？正如马哈迪所说，伊党这样做，徒只使巫统和行动党处于尴尬的地位，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不过我们要补充的是，不但国阵内其他成员党有异议，而且在民联内也有反对的声音。如果只是伊党一厢情愿的立法，那是不需要弄得朝野议员都“人心惶惶”的。

再说，安华已表明公正党及行动党不支持这项法案，那就希望他能劝服伊党放弃提出法案的念头，无须坚持己见呢？

当然如果民联另两个成员，加上巫统及国阵其他成员党都不支持的话，则伊党的动议也将会失败。无论如何，在未票决之前，我们希望伊党能认识到它的回教刑法比“一国两制”的冲击力更大，因而改变及检讨其立场，这对国家都是有好处的。

刊登于2014年4月28日《号外周报》第681期

安华又再回到原点？ （跃马扬鞭）

果然不出所料，安华终于退选而让其夫人旺阿兹莎蝉联人民公正党主席。这是安华的痛苦抉择，也是无奈的遗憾。这就是说，安华兜兜转转15年后，仍然又回到原点，以致安华要寻求突破和更上一层楼的计划又泡汤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得从源头说起。

1998年安华被马哈迪撤党官职后，就在翌年（1999年）组织国民公正党，以向巫统政权挑战。当时安华身陷囹圄，不可能亲身领导公正党，也就理所当然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出征。

就在安华失去自由的当儿，马哈迪在1999年引发了大选，他不相信在安华的缺席下，反对党组成的替阵（反对党阵线）会大有作为。其结果是马哈迪只对一半，另一半的彩头归安华。因为是安华的效应，回教党在是年大选从中崛起，除了拿下两个州政权（吉兰丹和登嘉楼）外，也在一夜之间增加国会议员至27名而成为最大的反对党。

虽然安华的公正党战绩平平，只赢得5个国席，也只在丹登两州有象征性地参与联合政府，但如果没有安华，回教党肯定是不会有显赫的成绩的。

可惜在不久之后，反对党陷入分裂。行动党退出替阵（2001年），公正党则军心散涣，唯独回教党以匹夫之力向巫统施压建立回教国，整个国家陷入了回教化与回教国的争议。

正由于反对党的替阵支离破碎，当2004年大选时，在没有安华的效应下，反对党几乎是前进遇阻，倒退有余；尤其可怜的公正党只剩下一个国席（峇东埔由旺阿兹莎险胜下守住最后一盏灯）。在此情此景下，反对党已不被看好，甚至被形容为溃不成军，前途未明乃至“黯淡”。

但在大选后半年（2004年9月）出狱的安华就不信邪，他不相信反对党没有翻身的机会，因此在他的运筹帷幄下，反对党终于在2008年的大选扬眉吐气。不但控制了5个州的州政权，而且国会议员数目增至82名，堪与夺得140席的国阵分庭抗礼，两线制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平台中落实；安华显然成了一颗闪烁的政治明星，也成了民联（反对党联盟）的共主。

民联对安华的期望是希望他在恢复“自由身”（因鸡奸罪被判监6年，且在出狱后的5年内不得参政的限制令）后能直接领导反对党，不再假手旺阿兹莎。

于是安华在同年的8月参加峇东埔补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时的安华又再恢复意气风发的斗志，也让许多人相信安华在不久后出任公正党的主席。

但就在安华准备大展拳脚之际，突又传来他第二度“犯案”（2010年），一时风声鹤捩，也使到安华在应对政治挑战时，又得为自己的官司抗辩。这种精神的“无限消耗”也使到安华若要向前跨步时，又不得三思而后行。这就是为什么安华一直未正式接任公正党主席的最大因由。因为他不知道案判的结果，也多少分化了他在政治上所要凝聚的力量。

尽管安华在2012年时被判第二度鸡奸案无罪，让他得以在2013年的大选中南征北伐，以高昂的战斗精神准备来个改朝换代，结果在2013年的大选中民联有小进步，但仍无法控制国会。

转入2014年，安华的新策略是退而求其次地要在雪州保住州权，也就精心策划一场加影补选准备在胜利后当上雪州州务大臣，以“平息”卡立和阿兹敏的斗争。若这一切顺利实现，安华肯定在今年的党选中正式领导公正党，而得以让其夫人休息。

讵料，安华案件在检察司上诉下又在加影补选前开审而判处安华5年徒刑，这也意味着安华不但不能成为候选人，也不可能问鼎党主席。在两头不到岸下，安华又只好再假手其夫人代劳了。

今天（2014年）已整整15年了，安华还是在原地踏步，，即使仍是实权领袖，但在做不成大臣和党主席下，他的形象与官方地位也就被打折扣。抑有进者，在岁月不饶人下，安华今年已67岁，安华又还有多少个五年呢？除非安华能“摆脱”官司案，堂堂正正向国阵叫阵，否则未来的大选将无法增加民联的政治筹码，这就是安华的政治悲剧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政治冬天”。一切计划也被打散了，回到15年前的起点？

刊登于2014年4月28日《南洋商报》

回教刑法应搁置一旁 （现代春秋）

当1948年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出炉时，不但意味着新加坡与马来亚在法律上宣告分离，而且也为这个国家立下宪法根基。

这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是由巫统、马来统治者及英国三方面的签署，在1948年2月1日生效，用以取代在1946年由英国议会通过的“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制。这份宪制也因马来人的反对而作废，同时在1946年催生巫统。

在这之前，虽然国内形势有一股左翼力量试图提出“人民宪章”，以取代拟议中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更在1947年开展大罢市行动，以迫使英国改弦易辙，但不被接受。就这样，马来亚根据这份协定朝向自治邦；而领导联盟（包括巫统）的东姑阿都拉曼在1955年的普选胜利后便积极地向英国争取独立。经过一连串的谈判，马来亚终于在1957年8月31日获得独立，独立国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根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拟就一个宪法。

这份宪法规定：“回教为联合邦之官方宗教（也有称为国教的），惟其他宗教可在安宁与和谐中在联合邦任何地方奉行。

在宪法下，马来人享有特别地位，而所谓马来人也有其定义，即信奉回教、奉行马来习俗及操马来语言。

虽然有明文规定对马来人的保护，但宪法中并没有显示它是一个回教国，而是在任何方面都被视为世俗国。所谓的世俗国即根据英国的政治制度和所通过的宪法来诠释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法律的。

后来回教法庭获得设立，而且也逐步获得较大的权力审理回教徒触犯的刑事法（1985年），但不是回教刑法。

为了进一步提升回教法庭的地位，吉兰丹及登嘉楼两地的州政府在回教党控制下，分别在1993年及2002年通过回教刑法。惟在宪法下，它必须获得中央的批准，否则不能实行。

马哈迪首相在任内，不论是吉兰丹的刑事法或登嘉楼的刑事法都不予批准，回教刑法也因之“束之高阁”直到今天。

马哈迪虽然在80年代初期掌权后，大力的推动政府行政部门回教化，但他始终没有针对回教议题修改宪法，国家也不算是回教国。

在这方面，马哈迪不批准回教党要在丹登两州推行回教刑法是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使国家法庭出现两个体制。因此他最近说回教党再次鼓吹回教刑法，最尴尬的莫过于巫统和行动党。这种说法也有其道理，不论在巫统内或在巫统外，马来议员是不可能公开反对回教刑法的，这关系到他们的宗教信仰。因此纳吉首相也针对这个课题首次表态， 他这样说，在推行伊刑法前，需先确保穆斯林在认知、心智及精神和思想上都已作好准备；而对于非穆斯林则需对伊刑法规有全面正确的认知，以免对伊斯兰教义产生误解。

这就是说，国人必须了解什么是回教刑法（伊斯兰刑法），不然实行之后难免会陷入迷思和争议。

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国人似乎尚未能完全吸纳和理解伊刑法；尤其是非回教徒，因此它不适当实施。

事实上，这些日子因为回教党（伊斯兰党）不断强调要在6月份的国会提呈私人法案，以寻求国会接纳和通过回教刑法，才引起华人的广泛关注和反对。不但在反对党中有强烈的反对声，就连华社的各个组织和社团也纷纷加入反对行列。毕竟不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回教刑法出现在马来西亚是不符合多元种族的国情。既然从过去到现在，英国留下的一套法律已绰绰有余应对各类案件和刑事案，已不需要再提出伊刑法，否则在可预见在将来必引起纷争。

虽说伊刑法不上非穆斯林，但当涉及案件的其中一造是回教徒时，又该怎么处理呢？

除非目前我国的法例不足以应付当下的罪案，不然提出伊刑法是对体制的改变，特别是我们注意到丹州的州务大臣莫哈末阿玛说一旦落实回教刑法，将请外科医生对犯罪者施刑而引发医药公会的强烈不满。执业医生不但感到震惊，而且也直言医生只是治病救人，不是拿来施刑罚的，这是很不人道的做法。

既然回教党也是属于现代文明的一个服膺民主制的政党，也经常喜欢高喊公平和正义，那么我们也希望它能倾听华社的担心和反对声音，也要了解回教徒对这样的刑法的可能顾虑。

如果说，一宗法案面对不断地反对时，是应考虑将之搁置一旁。再者，如果连汶莱也已将回教刑法延后实施，因此回教党与其让它不断沸沸扬扬，不如让它在争议中冷却下来。

为此，我们还是认为安华不妨发挥其个人的影响力，力促回教党收回成命，毕竟这对回教党也没有什么坏处和损失。

刊登于2014年4月28日《光华日报》

卡巴星遇伯乐成就自己 （直挂云帆）

因为卡巴星的骤然逝世（4月17日不幸在金宝附近车祸逝世）成了传媒铺天盖地的新闻人物，让人从中看到一位反对党政治红人得到最高的格调（州葬）的葬礼的悲壮场面。而在举殡之日的万人空巷的备极哀荣又使人想起4年前林苍祐的逝世场景。

出殡媲美林苍祐

林苍祐显然比卡巴星早出道。他在1951年已被委为槟州立法议员，也在那一年发起组织“急进党”（那一年卡巴星才11岁）。在1958年时他中选马华总会长（但在1960年黯然神伤地离开马华公会另起炉灶）。1961年合组民主联合党（UDP），更在1968年合组民政党。从此扶摇直上，在1969年大选后出任槟州首席部长（民政党上台执政），一直到1990年退隐政坛。他在绝迹政治20年后的2010年以90岁高龄撒手人寰，获得了国葬的最高礼遇。但不幸的是，由他一手组织的民政党在2008年的大选中翻船，失掉槟州主导政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葬礼的铺陈。虽然如此，槟城人民还是缅怀一代政治伟人林苍祐对州内的巨大贡献，因此在出殡之日，万人空巷。

不过与卡巴星相比，却有不同氛围。林苍祐的政治气氛也因民政的失势而变得凝重与冷静，不过自动送行的人却充满感恩之情。卡巴星的葬礼却因政治气候的升温而充满激情与热情；尤其是在行动党得势的槟州，更能彰显出其所居有的优势。卡巴星已俨然升华为一代政治伟人，也成了民主行动党的政治遗产。

这两位政治巨人一前一后也演绎了卡巴星即使不曾出任部长和官职，但凭他的个人成就和在政治上的不断斗争，也赢得了与林苍祐堪比媲的政治地位。这也许是卡巴星生前始料未及的殊荣。

除了林苍祐外，卡巴星的逝世也叫人想起另一位可敬的“反对党先生”，他就是在五六十年代光芒四射的政治人物DR辛尼华沙甘，。那时卡巴星还在求学阶段，没来及搭上他的政治列车。

延续辛尼华沙甘精神

说起DR辛尼华沙甘，他与卡巴星相似的地方不少，但应该说从卡巴星身上我们看到DR辛尼华沙甘的精神和形象。

锡克籍的印裔DR辛尼华沙甘与其兄长SP辛尼华沙甘于1953年合创人民进步党。这个党曾在1954年加入巫统、马华与国大党组成的联盟，但不及一年就退出自行发展。

1955年DR辛尼华沙甘参加独立前的普选，但告落选，更失掉押底金。这促使DR检讨党的路线，决定在华人社会中寻找支持力量。

1957年因马华梁宇皋因在独立日出任马六甲州长（州元首），必须放弃议员。于是怡万区得进行补选，DR在改弦易辙下打出华教牌，结果在1957年11月23日赢得补选，他成了历史上第一位非土著议员。第一位是回教党的议员在吉辇区胜出（1955年普选）。

这一下子，DR成了在独立后掷地有声的反对党国会议员，由于他的能言善辩，一时风头无两。抑有进者，DR的名气也使到人民进步党在1958年控制了怡保市议会。

1959年的大选，人民进步党再接再厉全面参加国州大选（不同日期投票），赢得4国5州议席，表现令人刮目相看。

这个政党事事强调公平与正义，反对特权，获得了吡叻华人的强力支持。

因为联盟政府在1960年提出了拉曼达立（教育部长）的教育报告书，对华印学校有很大的冲击，也导致DR与阿都拉曼达立在国会争辩。在教长挑战DR在议会外重复所说过的话后，教长于1962年将DR告上法庭，指后者诽谤其名誉。最后法庭宣判DR胜诉，教长乃告丢官。这一轰动性的判决，令DR名声更是远播四方，他的成就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法律上大放光彩。

也是在1965年，林吉祥有幸跟随蒂凡那（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参政并出任政治秘书，林吉祥锋芒毕露是在1968年与民政党的塞那吉（党主席塞胡申阿拉达的弟弟）的一场文化大辩论中取得优势。

1965年，DR辛尼华沙甘不幸病逝，对人民进步党是很大的打击，也改变了人民进步党的命运。如果DR还在，预料会在1974年反对参加国阵，进步党也不会落到今日难以振作的困境，这就是失掉DR精神所要付出的代价。

DR精神跑去了哪里？没有人刻意制造另一个DR，但在1970年开始执业的律师卡巴星闯进林吉祥的政治生命后，在不知不觉中，他成了另一个DR。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1974年的大选是行动党想在槟城寻求突破的一年，准备扳倒林苍祐。因此林吉祥只得放手让其得力战友叶锦源全盘操刀（包括卡巴星也只能放在吉打参选，结果只赢得州议席，无法施展才华）。讵料策略运用失当，叶锦源不但在国州议席败落，而且行动党也只赢得两个州议席（他们是大山脚胡德安及高渊的黄瑞钦）。更令林吉祥气煞的是这两名州议员不久就叛变倒向马华公会，使到行动党议席归零。

林吉祥是卡巴星伯乐

在对叶锦源失望和不满下，林吉祥终于在1978年大选前决定将卡巴星引进槟城，但遇到叶锦源拦路。在秘书长权力大过天的年代，叶锦源不敌也只好另起炉灶与林吉祥对着干（他所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党不成气候，参选一败涂地）。在林吉祥方面，他显然是卡巴星的“伯乐”，慧眼识英雄把这位印裔锡克人推进日落洞国席和牛汝莪州席。果然一炮而红，卡巴星成了双料议员。

严格来说，因为叶锦源失策才有后来的卡巴星闯入槟州，如果叶锦源不“一只错全盘索落”，卡巴星可能没有机会（叶就是拒绝卡巴星进驻槟城，才与林吉祥起冲突，正是一山难容二虎）。

卡巴星在插旗日落洞后就一直坐镇，也难怪他说他的“老虎”之名是1982年在国会与三美威鲁（国大党主席）辩论时被冠上的。当时三美说他本身是狮子，卡巴星只是老虎（狮子比老虎大）。就这样，卡巴星也乐得被称为老虎，久而久之，在日落洞盘踞久了，卡巴星也就成了“日落洞之虎”。但他做梦也想不到在1999年的大选会遭民政新秀李家全击败（这一年林吉祥也在升旗山败落，两人第一次失掉国会议员）。

这一挫折对卡巴星打击不可谓不大，所幸在2004年又卷土重来，不然卡巴星的故事就没有今天的精彩了。

刊登于2014年4月24日《东方日报》

公正党的新“铁三角”？（天下纵横）

成立于1999年的人民公正党已迈入第15个年头。虽然第一线的领导人还在（主要是指安华及旺阿兹莎），但第二代的领导人似乎将要浮现，他们是赛夫丁、努鲁依莎及拉菲兹。

如果此说无误，我们可以想象在十年之后，公正党的党魁或已不再是安华和旺阿兹莎，而是“烈火莫熄”公主努鲁依莎。正如其母亲旺阿兹莎都可以担任党魁这么多年，没有理由“烈火莫熄”公主接不了班。

人们自然不必怀疑努鲁的智力和学历及在家庭教育熏陶下的出色领导才能。这就是说，如果努鲁有意在将来接下其父母亲的班，大概在党内不会受到挑战。

但就我们当下所见，公正党的第二号人物阿兹敏是准备接班的人，却因为卡立担任雪州州务大臣，与他不咬弦也就没有角色让阿兹敏在雪州政府中表现。由于他与卡立的矛盾在近来恶化使到局面更加沸腾。一边是阿兹敏促使安华出马来取代卡立；另一边是卡立力保其官位，没有表态会让安华来接其位。

现在安华担任州务大臣落空了，对阿兹敏是个不小的打击；而旺阿兹莎显然不准备担任大臣，这就需要阿兹敏自己与卡立正面斗争。

今天的公正党改选已是两人在争一个署理主席位。阿兹敏是原任者，自然比较占优势；但卡立身为州务大臣也不是省油的灯。按照我们的分析，阿兹敏会稍占优势，毕竟他现在还是公正党雪州联委会主席，具有一定的政治势力，不可小觊其影响力。

另一方面，卡立也有其优点。关键在于党选的结果，如果卡立竞选署理主席失败，那他在党内的前景就会暗淡；反之若他在党选中胜出就意味着阿兹敏的派系敌不过卡立。

既然卡立擅长于技术官僚与管理，也就会在管理层上表现优异，难怪民调认同卡立当州务大臣。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卡立的政治历练就不足了。他从党秘书长的身份退下后又再退下雪州公正党主席职，变成没有政治基础的州务大臣，也就不得不靠安华撑腰了。

安华显然无法顾及卡立与阿兹敏的斗争，因为他本身还得为自己的政途作斗争。现在看起来有些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党魁是安华与旺阿兹莎对垒？这让党员如何投票？因此我们推测安华将在一个月内作出决定（党选5月11日揭晓）。但不论是安华或旺阿兹莎担任党主席，基本上是同一个调子，只要安华能够出任党魁，旺阿兹莎是随时让出的。这也说明了旺阿兹莎是个没有野心的妻子，一切以安华为导向和依归。

当然他们也得为公正党的第二代铺路，正如在时机成熟和机会降临下，一个新的铁三角悄然出现，他们是正在攻打署理主席的赛夫丁。赛夫丁其实从一开始就与安华绑在一起，也是硕果仅存的安华左右手（自从公正党成立以来，安华有太多的战友离他而去。随手拈来有曾任署理的慕斯扎法、曾任其政治秘书的伊占、担任党宣传主任的罗斯曼等等。他们转过头来后几乎要将安华置于死地；而顽强斗志的安华显尽了不妥协的精神，也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才得以支撑到今天）。

但对安华忠心耿耿的赛夫丁要斗倒阿兹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阿兹敏是形影不离安华的，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会退出政坛。

如果塞夫丁败下阵来，他被委回总秘书的可能就很大，也能以与努鲁合作。

至于后期出现的拉菲兹，他的机智与胆识过人，也使到他的人气急升地成为万众注目的新议员（他是在原翁诗杰的班丹国席选区内胜出），现在选择更上一层楼，攻打副主席（担任策略主任显然是大材小用）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估算他将会在副主席角逐中胜出。这就是说，努鲁、赛夫丁及拉菲兹的结盟是新的起点。

不过他们的阵容也太小了，如果加进了蔡添强和其他潜质领袖，包括苏仁德南与黄洁冰就会较为完整。当然如果这个铁三角也能与阿兹敏结盟，那就更加如虎添翼了。

刊登于2014年4月21日《号外周报》第6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