峇东埔掀起的政治波浪 （直挂云帆）

峇东埔是一个很奇怪的选区，近7年内竟有两次补选，而且全因安华而引起。今次的峇东埔补选已在4月25日提名，而订在5月7日投票；第一次是在2008年的308旺阿兹莎取胜后，于同年7月辞职而为安华制造补选，果然安华也以超过15000张多数票重入国会。真没想到在2013年重新当选后的安华又因鸡奸罪名在今年二月再次入狱，也就再丧失国会议员资格，又再让其夫人顶上参加补选，演成了四角战。

其实演绎安华的政治生涯是与峇东埔分不开的，虽然在1978年时，这个选区归伊斯兰党的查比迪阿里占有，但在1982年大选时已在1981年加入巫统的安华并未被马哈迪派往安全区出征，反而考验安华是否可以拿下伊斯兰党。自此后，峇东埔成安华囊中物。也因为峇东埔成了安华的桥头堡，演绎出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

在1982年当选国会议员后，他先出任副部长，继之在1983年没有在马哈迪的祝福下安华以10票之多险胜原任的苏海米而成为巫青团长。

这个巫青团长的搭档（副团长）就是今日的首相纳吉。也因为这样，安华在同一年被扶正成为部长。

1987年，安华支持马哈迪的A队与东姑拉沙里的B队在党内争夺领导权。双方经过激烈的斗争后，马哈迪的A队胜出，包括安华也当选副主席之一，这对安华的前途加了筹码，于是他成了教育部长。

1990年的大选，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与马哈迪在大选中决一死战，他似乎很有信心能击败国阵而组织新政府。讵料46精神党在阴沟里翻船，只赢得8个国席。虽然协助伊斯兰党夺回吉兰丹州政权有功，但主导权仍在伊党手里。

当1993年安华准备更上一层楼时，他开始遇到了麻烦，虽然他以绝大多数区会的提名而成了党的署理主席，但引起马哈迪的不悦，他劝请安华让元老嘉化峇峇再担任一届，似乎已经太迟了。就这样，嘉化被逼辞副首相，安华也就出任副首相了。

马哈迪比较放心不下的是安华不是一个人，而是通过峇东埔这块基石组成了他的“宏愿队伍”，准备将来接班。这个宏愿队伍除安华外，另外三人是纳吉、慕尤丁和莫哈末泰益（雪大臣）；原任的副主席阿都拉巴达威出局。于是在1996年时，马哈迪在党选中夺回主导权，他安排阿都拉卷土重来取代慕尤丁，让安华的“宏愿队伍”三缺一。

从那个时候开始，安华的政途已亮起了警讯；尤其是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后易名为46马来人党）率党归队后，马哈迪在党内的势力进一步巩固，也削弱了安华的影响力。

就在1997年马哈迪告假两个月让安华成为代首相时，并不是安华美梦开始，恰恰相反，这是安华恶梦的开始。随着亚洲金融风暴在同年大冲击后，马来西亚经济陷入一片混乱。由于马哈迪与安华在应对方案上出现分歧，也就导致两人的鸿沟加深，再加上许多对安华不利的丑闻传开，不但令安华坐立不安，而且也促使马哈迪快刀斩乱麻地把安华扫出政府内阁及巫统（1998年）。这一杀手锏使到安华开展“烈火莫熄”的反抗斗争。

真没想到今日国家的政治又是围绕在这几个人的身上，其中包括马哈迪、阿都拉、纳吉、慕尤丁和安华。如果他们当初不闹翻的话，马来西亚的政治会是怎样？我们不知道，因为直到今天为止，马哈迪对于接班人似乎没有一个满意，从慕沙希淡到安华、到阿都拉再到纳吉似乎都被马哈迪弹过。

有人因此认为马来政坛已出现政治真空，这种说法是见仁见智的，毕竟马来精英也还真不少在政坛上潜伏着，只要得到机会，谁说没有第二个安华冒出来呢？

安华本来是马哈迪的接班人，正因为马哈迪在后期不接受他，才有了今日安华说不完的故事。

当然如果安华一直留守在巫统，他肯定也不会让其夫人代为出头。就是因为巫统已把大门关上，安华不得不借助其夫人代夫出征。就这样旺阿兹莎代替了安华所有的角色，包括党主席、峇东埔国会议席及加影州议席。

有人形容安华在制造“家族政治”，但如果深入研究和分析，安华再也找不到更适合的人来取代他和代表他。所以旺阿兹莎先后参加加影和峇东埔补选是情非得已的安排。当安华恢复自由身后，旺阿兹莎自然功成引退。

因此当我们知道旺阿兹莎所作所为是为了安华，就不会觉得责怪为什么老是由旺阿兹莎出征，难道党内没有人才？不是党内没有人才，而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若旺阿兹莎不参加补选，麻烦会更大，民联内部也会出现问题。

虽然国阵也派新人苏海米迎战旺阿兹莎，但输赢已无悬念，问题是旺阿兹莎能取得多少张多数票？如果没有估计错误的话，多数票应在8000张以上，毕竟选民知道他们投的是安华。这种安华效应与安华对峇东埔的感情已告升华。这种剪不断的情意结是没有任何人可取代的，除了旺阿兹莎之外。

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放眼看政治，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是出自马哈迪和安华的年代，也在圈子内传来转去。但不幸的是，他们又因政见和政策成为“党内的对手”和“政治的对手与敌人”。这样的变化虽有其因由，但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刊登于2015年4月30日《东方日报》

王国慧返璞归真？（现代春秋）

王国慧是我的朋友，认识她是在2008年的308之后，但也知道他是王绍雄的女儿。这位在吉打州当民政党的议员鲜少在槟城活动，因此认识他的人不多，但倒在林苍祐在的场合见过他。

90年代王绍雄退休了，真没想到他有一个女儿在308冒出头来，而且她攻打的是马华刘一端的强区，竟然在一夜之间如秋风扫落叶把国阵打垮了。就这样，卧薪尝胆42年的民主行动党终于熬出头来而成为主导槟州政权的政党。

王国慧也不知道何时休来的福，他首次当选就成为槟州行政议员，一时之间不知羡煞多少人。这主要是因为州内阁中需要一位女性，刚巧王国慧就碰上好时机。

在担任行动党议员后，也有人好奇地问为何老子是民政，女儿是行动党呢？这道理谁也说不清楚。

比如许平等生前是马华一个区会主席，后来他的儿子许子根加入民政，且在90年代官拜首席部长十八载；但他的前姐夫魏福星就是行动党的议员和州主席，这种“一家人”三个政党的例子虽然不多，但也让人好奇。

又如民政槟州主席邓章耀就与他的哥哥邓章钦站在不同阵线，他的哥哥是雪州行动党的行政议员。

当然还有其他例子，我们也不一一举例了。虽然王国慧曾透露她“老爹”并不欣赏她参加反对党，但听说林苍祐倒没有太大的意见，乃劝其父亲尊重女儿的选择。

王国慧为人随和，也不摆架子，算是性格较开朗的女性。我有一年约她一起到林苍祐府上向老人家拜年，也顺便聆听“老佛爷”谈从政的道理。

在2013年大选前，王国慧有透露退意，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党需要她再次上阵，她也再当选议员。不过她已有先见之明，这一回行动党在州议会内不缺女将，不再像2008年行动党内只有她担任州议员，她们是：章瑛、林秀琴及叶舒惠。因此州行政议员是排不到她了。果然行政议员这张椅子归给章瑛。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在近年老是听到她与章瑛不咬弦的事，甚至在报章“明讽暗刺”，两人之间的所谓师徒关系就这么散了。从王国慧的访谈中她也透露了一点，就是没有讲述她们“分手”的真相。因为是政治，外人也不容易理解当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我知道王国慧喜欢唱歌，我也喜欢听她唱歌。就在她唱歌的这一刻我突然感觉到她是音乐人，不是政治人。虽然她是政治家庭出身的，但我发觉她不太高谈阔论，也没有政治大道理，有的是一颗热诚的心，想以代议士的身份“为民服务”。可是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选区的工作是做不完的，也不会让人人满意。大概她认为累了，所以最近又说出决心退隐政坛的事。我相信她这次是说真话，因为她也讲了很多话，而且批评的比肯定的为多。

其中较令人侧目的评论是：“国阵没希望，民联也变质了”。身为民联的一员，王国会弹国阵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她对民联乃至对行动党人的批评就有些意料之外。其中有一段是很耐人寻味的：

“她对政治的失望，不仅仅是国阵的态度，也包括民联内部的争权夺利，他们根本在重复着敌对党的旧路，也走回民政党的旧路。”

虽然她有提出这个国家必须“置之于死地而后生”，但她没有指出如何死又如何生？谁应该死，谁又应该生呢？固然期望一个清廉与政治的决策者不是坏事，也是好事，但要怎样做呢？是第三条道路还是朝野重组与整合呢？

当然我们也不要为难王国慧，因为这次她讲得也够多和够坦率的。至于是否获得民众同意，倒是见仁见智。似乎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虽然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这就是民主的其中一个环节。从这样看来，王国会所言虽有情绪和见解，但也没有产生极大的杀伤力，因此她担心在生日前夕所发表的“长篇大论”可能会受到纪律对付，似乎是想多了。因为行动党内发表异议者也有其他人，也没受到纪律对付；不单单是王国慧一人。

无论如何，我尊重王国慧的选择，但一个人如果连周围环境都改变不了的时候，倒是不妨急流勇退，好过“尸位素餐”。

当然在位的一天，即使心里有不满与牢骚，也不要忘记议员的职责。即使不能改变整局则应该改变和帮一个是一个，这样串起来也算是尽了本份。

我倒希望王国慧不要对政治太失望，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改变我们命运的正是政治，谁也躲不了。而政治的好坏，取决于当权者和掌权者的心态和思维。

刊登于2015年4月27日《光华日报》

亚非会议六十周年 （跃马扬鞭）

1955年4月，在印尼、缅甸、斯里兰卡（锡兰）、印度和巴基斯坦创导下，共有29个国家应邀参加第一次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马来亚尚未独立未派团参加）。由于是以地区作邀请，也就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但排除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因此大会以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接纳了由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大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处。

这是中国在解放后（1949年）及朝鲜战争结束（1950-1953）后，由毛泽东敲定的外交政策。最先是于1953年由周恩来向印度提出，也在1954年双方确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外交基调。同年，缅甸也认同中国的外交方针。

由于会议不涉及思想意识形态，参与的国家有的是走资本主义的，有社会主义的，也有回教国家，主要的目的是支持民族解放独立运动和确保区域和平安全。因此万隆会议也通过十项原则，内中涵盖了“和平共处五大原则”：

①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②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③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④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⑤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⑥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⑦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⑧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⑨促进相互的利益与合作及⑩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在当时，参加会议的只有六个国家与中国有邦交（阿富汗、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越南），其余23个国家与台湾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

在会议期间，难免出现攻击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论，而周恩来则舌战群雄，使到会议充满激情与争议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展现了他的魅力和风采。

虽然周恩来在1961年时有提议尽快召开第二次会议，但碍于各成员国意见分歧；尤其是在是否邀请苏联和美国参加出现严重争执，也就使到原定于1965年在阿尔及利亚的会议流会。直到2005年才在万隆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庆祝亚非会议50周年（当时印尼总统是苏卡诺的女儿梅嘉瓦蒂）。

事实上，在1955年的时候，时局不算稳定，中国也探知会有人对中国团不利，也就小心翼翼地向印度包租“克什米尔公主号”，以运载中国团从北京经香港再飞往印尼。

原本周恩来与陈毅也随团起飞，但因出发前几天接获缅甸总理宇努特邀周恩来一行先到缅甸访问，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埃及总统纳塞讨论亚非会议课题。周恩来也就未乘“克什米尔公主号”，而是经昆明到仰光，从而避开劫难。事后获知前国民党特工有派人置炸弹于飞机内，而于4月11日在上空爆炸，机上共有16人丧命。这是一宗令人难忘的政治空难悲剧。最后嫌犯全获释，案件也不了了之。

这说明了即使安全没保障，周恩来也义无反顾地完成在万隆的任务，他为新中国立下了外交的丰碑。

如今一晃60年过去了，但万隆精神依然闪烁其中，它让人想起昔日第三世界敢于对美苏说“不”，也在后来（1961年）促成“不结盟运动”的诞生。这个规模更大的组织（有118成员国和20观察员参加第一次大会）也同样将大国排斥在门外，它们宣示了不靠向任何一方而寻求独立自主的政治主张。1971年马来西亚加入这个组织，反映了我国告别100%亲西方的外交而走向中立与不结盟路线，并与全世界国家友好往来。

我们也希望中日首脑习近平与安倍晋三的会晤能使到两国以和为贵，充分体现万隆精神，这才能显示出亚非会议的崇高精神。

刊登于2015年4月27日《南洋商报》

悼南大校长黄丽松 （天下纵横）

前南洋大学校长黄丽松博士（1920-2015）于4月8日不幸在英国逝世，享年95岁。

他也是前香港大学校长，一生奉献教育，桃李满天下。

因为他的辞世，让我想起认识他的一段前尘往事。

我在70年代有幸与他碰面三次，也作了专访。因此我们算是亦师亦友了。

印象中，黄教授是个子较小的“大人物”，他不爱摆架子，总是像朋友般与我对谈。前后算来我在1970年、1971年及1972年曾与他见面，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告诉他我也是南大校友，但在他未上任时我已离开学校，现在是一名记者。

在话匣子打开后，黄校长告诉我他出生于中国的汕头，是潮州人，在香港大学考获化学系学位后，他到广州真光中学执教，接着应聘到桂林的广西大学当助教。1940年，正值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波及英国），黄丽松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7年毕业，当时他才27岁。离开英国后，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作研究3年半。50年代初，他应聘到马来亚大学（当时设在新加坡）掌管化学系，而后升为教授。他先后担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及代副校长。在马大呆了9年，但没有机会扶正成为马大校长（直到今天，华人未曾担任过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校长，副校长倒有）。因此在1969年他应聘前往南大出任校长。

当时的南大也处在新旧交替中，黄丽松的职责就是搞好南大，让它转型，并强化学生的英文。他坚持南大学生应至少要掌握好两种语文。

其实黄丽松的来头可不小，他一共有四个博士，即牛津大学哲学博士、马大科学博士、牛津大学科学博士及港大荣誉科学博士。这是绝少人拥有的衔头；尤其是科学博士更是不容易考到。

像这么一位学贯中西又学富五车的学者，为什么没有受到马来西亚的大学重视，让人才平白流出呢？

黄教授掌管南大期间，首两年感觉很不错，也有成就感；尤其是成功地在南大设立研究院使南大成为研究型的综合大学。

不过到了1972年，情况有些改变，他私底下透露在南大遇到不顺心的事，也做得有些不开心，刚好这时又受香港大学聘请出任港大校长。

这真是一份美差，不但当时港大校长的薪水比南大高三倍（在南大的薪水是2400余元），而且港大校长的地位在官场礼仪上也相当高。除了港督和政府高官外，下来要算港大校长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黄校长的82岁高龄的老父仍住在香港，他到港大后可以尽孝道。

由于港大从来没有聘用华人出任第一把手，因此黄校长格外珍惜，他认为这是英国向中方表示善意的其中一个方式，而他本身也获得保证可以担任校长直到60岁退休，当时他才53岁。

就在黄校长离开南大八年后，南大就与新大合并而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1980），南洋大学不见了。

黄丽松自从到港大后，也绝少有他的消息，他也顺利地担任校长直到60岁退休。在他之后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历史学者接班，这个人就是现在被新加坡誉为国宝级人物的黄赓武校长。

两位黄校长一前一后地把港大转型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使到港大在1997年后也顺利地与中国的大学进行交流与互补长短。

虽然很久没再见黄丽松校长，愿他在天国之灵安息。谨以此文悼念他！

刊登于2015年4月27日《号外周报》第732期

麦汉锦刀起刀落 掀马华最大风暴20个月 （新闻评论）

曾经一度短暂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红人麦汉锦（1939-2015）终于走完他的一生，终年76岁。

虽然在政治记录上，他并不辉煌，但他却曾经在政海上翻云覆雨，令人瞠目结舌。

他原本是一名绘图师，“513”事件后，经陈修信的号召华人大团结，他加入了马华公会。曾出任吡州马华联委会副主席，主席是林敬益。当林在1973年被开除后，麦被扶正。

1974年，也就是“513”事件过后的5年，他被党委派上阵丹绒马林国席而胜出。

1977年，他当选马华副总会长，从此平步青云。翌年（1978年）大选后他被委为副文青体育部长，后改任副财政部长。

1981年马华改选，在无对手下，他再当选马华副总会长，并在1982年大选后被委为劳工部长。

1983年马华平地一声雷，总会长李三春突然宣告息政，辞卸总会长，也辞掉芙蓉国席。由于他的自行出走，也造成马华陷入一片混乱。

在乱局中，马华由署理会长梁维泮接棒成为马华代总会长，他也把李三春的人马麦汉锦拉拢来挑大梁，出任代署理总会长，同时委为纪律委员会主席。

麦汉锦也因为李三春一走而鸿运当头，抓住了权力的鞭子。于是发生了震撼马华和华社的大件事。

事情的因由是这样的：

15名马华中委有鉴于假党员泛滥，如不及时纠正，恐怕马华会被沦为当权派的工具，因而在1984年3月17日的中委会上要求设立调查庭调查假党员事件，并要求在4月22日举行特大。

当权派担心局面不受控制，于是在1984年3月19日先下手为强通过麦汉锦的纪律委员会（另两位成员是林建寿及李文彬），决意开除14名党要，列榜首的是陈群川（马华副总会长）、李金狮（马青总团长）、林良实（马华中委、副财长）、纪永辉（马华中委）、黄木良（马华中委）、黄俊杰（马华中委）、陈德泉（马华中委。他是在1978年行动党党争时加入马华，他曾是林吉祥的“爱徒”）、黄循营、黄克强、陈思源、黄福安、黄秋、郭仁德及李继鸿。

有人形容这是“政治阴谋”，而陈志勤则形容为马华最大和最恶劣的危机。

麦汉锦宣布开除行动立即生效。从那天起，马华党员也形容马华陷入了建党以来的最黑暗的时期，而两派的斗争都是围绕在假党员事件上。

梁维泮之所以快刀斩乱麻是因为陈群川已有足够的人数要求党中央开特大，也就先把他们开除，以“杜绝后患”。岂知这一开除激起了千层浪，不但陈派争取到越来越多的党员和议员的支持，而且也蛮有信心能打倒梁维泮的当权派，党争因之陷入20个月的内乱。

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李三春被请来进行调解。在互不相让下，李三春无功而返，宣布调解失败。

1984年3月21日，共有1499名中央代表签名要求马华召开特大，以解决开除事件。接着马华挑战派到全国各地开展群众运动，有超过十万人响应号召。

当当权派在3月23日接获请愿书时感到震惊，他们不相信马华党中央代表这么齐心协力，因为只有左派分子才能够有此震撼力。为以牙还牙，当权派开始反击，开展反签名运动，以反对召开特大。

吊诡的是，挑战派已获警方口头同意在4月29日召开特大，但当权派也订在4月29日在马华大厦举行党庆。

这种打对台的双胞大会也亏马华两派故意择日撞在一起。

后来，挑战派又订5月6日举行特大，但当权派不甘示弱也宣称要在5月6日举行二万人的党庆，结果传媒计算只约1500人参加而已。

而在另一边厢，陈群川也取得警方准证，在5月6日举行特大，恢复被开除者的党籍，总共有超过1600名代表参加。

不过后来两派也引发官司案，在一来一往的短兵相接下，马华挑战派已显露曙光，只是当权派不愿束手就擒，而是力保权位。但梁维泮因为无法平息党争，反而越演越烈，马哈迪首相在忍无可忍下于1984年8月革除梁维泮的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职。

此时麦汉锦认为机会来了。就在梁维泮被革职前夕（市面已广泛流传），他召开了一项中委会议，自行宣布是代总会长，并代表马华出席国阵会议。这场被指为“宫廷政变”的梁麦斗争是出人意表的，因为两个统一阵线的战友竟为私利而在背后插刀（此时梁维泮尚未辞代总会长职）。

有鉴于僵局一直打不开，在各方的劝请下，马华当权派的梁维泮及麦汉锦不得不同意在1985年11月24日举行党选定输赢，以期一劳永逸解决马华危机。

选举的结果是陈群川以巨大差额（2715对809票）击败梁维泮。

虽然陈群川派大捷，但陈派并不赶尽杀绝，反而是委任梁维泮为中委及会长理事会成员；麦汉锦更被委为中委兼总财政，也保留其部长职，但被调任卫生部长。

转入1986年的大选，马华因元气大伤，只赢得17个国席（失掉半壁江山）；更令马华震惊的是总会长陈群川因上市公司触犯法令而被新加坡政府逮捕。在判刑入狱后他辞去总会长及国会议员，马华走入了林良实的时代。

至于梁维泮也意兴阑珊，退出政坛；而麦汉锦虽也与梁一样，未获陈群川重用，但他却是百变大师。不久之后，他离开马华而摇身一变竟成为人民进步党的主席（这个党一向以来由印裔人掌权，怎么会请麦汉锦坐镇？也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抑有进者，麦汉锦也在1991年以人民进步党党魁的身份获委为上议员，但没有官职。后来他的主席职受到前主席拉惹的挑战而被冻结了党员资格。

不仅麦汉锦如此，后来也不知道郑安泉竟也能“拿下”人民进步党而成为主席。也只有到了1993年后卡维斯才拿回主席职，但人民进步党已“日落西山”，没有了昔日的光辉。

麦汉锦在90年代真正离开政坛后，已多年不见其讯息。没想到他的新闻一出现竟是永别时。一代政坛红人看来也只是过眼云烟，很快的人们又会忘记他的存在，只有在历史中才找到残缺不齐的点点滴滴。

刊登于2015年4月27日《号外周报》第7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