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国耻日的反思 （天下纵横）

1931年9月18日是中国的“国耻日”，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九一八”已离开我们84年。

在84年前的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旧称奉天）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引爆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嫁祸给中国的奉军（由张作霖统领）破坏日本的“南满铁路”，终于挑起关东军大举进军沈阳。

由于张学良（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于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奉行不抵抗主义，关东军如入无人境地，占领了整个辽宁省。随后向吉林省挺进，到了9月23日，辽宁及吉林两省相继沦陷。同年的11月，关东军进攻黑龙江，在1932年2月6日又拿下黑龙江。这样一来，东北三省尽被日本所占有。

在得逞后，日本不敢明目张胆宣称东北三省已归日本所有，因而在1932年3月1日扶持逊位的溥仪（宣统皇帝）来当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定都在长春。1934年改为大满洲帝国，溥仪也就登基为皇帝，年号康德。

虽然溥仪当了皇帝，但完全没有实权，日本的土肥原贤二（特务头之一）先是掌握了大权，后来日本派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的特派全权大使及关东长官，权力相等于总督。

就在东北三省沦陷后，一首哀怨的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痛心与仇恨，这首扬名世界各地的“松花江山”歌词大意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衰老的爹娘。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整日在关内流浪，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可爱的故乡，才能欢聚一堂？”

许许多多老一辈的人都不会忘记正是“九一八”事件之后中国从此了无宁日，东北的人民尽是生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没有明天。

而日本也借东北的“大后方”向北京和上海展开攻击，并为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件埋下更大屠杀的阴谋。

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也正合蒋介石的心意，因为蒋介石一向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所谓的安内就是对付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中共在江西福建一带建立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政权，以瑞金为中心。

于是国民军撇开对日本的反击，蒋介石反过来调动百万大军五度围剿中共所在地，最后一次迫使中共红军放弃根据地，在1934年开展了轰动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经过千辛万苦，红军不但未被消灭，反而在1935年在陕北活了下来，并在延安定都，这也给毛泽东一个机会重振及壮大红军。

蒋介石意想不到的结局是引来日本的大侵略（1937年）而不是中共红军的灭亡。1936年在张学良的逼供下，蒋介石才同意与中共联手抗日。

当国共又再合作时（虽然同床异梦）也就判定“中国不会亡”。经过8年的抗战，终于在1945年因原子弹的投掷广岛和长崎，日本宣告投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结束了8年的抗战，但对东北人民来说是结束14年的残酷悲剧。也因此今年的“九一八”84周年纪念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形容这一天不但是“国耻日”，也是“国难”和“国殇”日，以提醒中国人民只有现代化军备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更何况日本已通过新保安法以合法化军队外征，岂可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5年9月28日《号外周报》第754期

为什么国阵没有变？（跃马扬鞭）

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联盟成员党中最先引发分裂的是马华公会，主要是因为在1958年党选中，少壮派从中崛起，林苍祐当选总会长，他锐意改革以便马华更具代表性而要求获分配1/3的国席（当时总数是104席）。结果与东姑冲撞乃至巫统与马华关系起了变化。

在此关键时刻，马华不是团结而是分裂。从那时开始，马华时不时就发生周期性的分裂（如1973年林敬益事件；1979年曾永森事件；1984年陈群川及林良实事件；2003年林亚礼事件及2009年蔡细历事件都是导致马华分裂多过团结的）。虽然林苍祐派失败在先（1959年），由陈修信派取而代之；但陈修信却失败在后（1969年的大选，马华派出33人角逐国席，只13人中选，也把槟州政权弄丢了，马华槟州候选人全数铩羽而归，林苍祐领导的民政党异军突起）。

林苍祐不仅出任槟州首席部长，而且与新首相敦拉萨（1970年）重修旧好，更在1974年应邀加入扩大了的联盟组织，改名为国民阵线。

从三党联盟的组合变成9个政党参加的国阵，新成员计有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砂人联党、砂土保党及沙巴联盟，再加上原来的3个（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后来又加入沙巴的自民党、沙卡达山统一机构、沙团结党（PBS）、沙人民团结党（PBRS）、沙进步党（以上政党取代沙巴联盟）、砂民进党、砂人民党（主要是砂国民党分裂而成的）一共14个成员党。这之中有伊党被开除（1977年），砂团结党退出（1990年，但2002年回归）及砂进步党退出（2008年），至今才剩下13个成员党。

回过头来，由于民政也被列为华基政党，造成马华耿耿于怀，水火不容。这两个政党也就从党外斗到党内，直到2008年后双方都没有条件继续再斗下去，因为原有的地盘和影响力已经转移到反对党组成的阵线，取名为人民联盟（民联）（这个组织近日又再脱胎换骨成“希望联盟”，暂且不提）。

其实在70年代，有很多人纳闷为什么敦拉萨在组成国阵时，没有把民主行动党拉拢成其中一分子？（如果你问林吉祥，他可能也答不上来。因为那时敦拉萨将这个“任务”交给马华的陈修信，而行动党的谈判人是吴福源（党秘书长），不是林吉祥。陈修信建议解散行动党，全数加入马华；行动党要求至少3名正部长和2至3名副部长。因为南辕北辙，谈判破裂（此密谈在1971年公诸传媒）。但这又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敦拉萨或巫统不直接与行动党谈，而要假手马华呢？能够解释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巫统不想让马华太难堪；另一个原因是巫统仍未抹去李光耀留下的阴影。就这样，在马来西亚国会只剩下行动党和砂国民党（因其首席部长加隆宁甘因与东姑交恶，早在1967年被排出联盟，自然也没有被邀参加国阵）的议员成为反对党，势单力薄。

虽然巫统也有内乱和分裂，但分裂过后的巫统并没有被打倒，仍保有稳固的势力。例如1989年东姑拉沙里脱离巫统另组46精神党，在1990年的大选功败垂成，最终（1996年）不得不全部回巢（巫统）。即使在1999年大选因安华事件给巫统造成一定的威胁。从中崛起的是伊斯兰党，而不是安华的公正党。公正党是在2008年的大选，在安华的精心部署下，才取得亮眼的成绩，也连带起行动党和伊斯兰党，一下子执政5个州政权；国会议员也大跃进至82个（总数222席）（计分国阵140席，其中巫统75席；反对党民联原82席，因间中有人退党，变成民联75席，独立人士10席）。

2008年的大选巫统还是保有65%的席位，参选117席，胜了75席。与此同时，怡保的执政权又再翌年（2009年）回到巫统手上。再加上2013年大选，吉打州政权又回归巫统，只剩下3州政权继续由反对党把持（吉兰丹、雪兰莪及槟城）。虽然国阵在下议院的席位有减少变成133对89席，但巫统席位有增无减，从2008年的75席位增至2013年的88席位（参选121席），保有72%的席位。

反观可怜的马华、民政及人联党又再一次上演滑铁卢，在国阵内谈判的基础变得更加脆弱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只看到沙巴进步党具有勇气在2008年9月退出国阵，但在2013年的大选它因与民联较劲而全数败落。这样的教训对其他成员党来说不啻是一项警告：脱离国阵，没有未来。

就巫统看来，国阵没有必要改组或调整，毕竟巫统不曾大输，还是保住优势，国阵也就依然故我了。但也有人反过来问华基政党，留在国阵可“纠正国阵”吗？巫统的人也说了，如果你们不能胜，将席位交给巫统安排，就等着委任上议员当部长。若是华基政党沦落到此地步，其生存的意义就归零了。焉能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5年9月28日《南洋商报》

“希望联盟”挑战新的未来？（现代春秋）

在2008年大选过后就成立的“人民联盟”经过7年的考验终于无法继续前进，而在2015年6月煞车。结果经过3个月的折腾与整合后，又再重新上路，但已不是原来的“民联”，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

从“替阵”（替代阵线）到“民联”（人民联盟）再到“希联”（希望联盟）是很有戏剧性的，也充满变数，前后不过17年（1998-2013），间中6年是处于静止状态（2001-2007）的，因此对它的未来仍无法作出预测。

其实，打从马来亚独立以来（1957年），反对党的整合就不稳固，而且容易分裂。比如在独立日成立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先是由两个左翼政党组成，即劳工党和人民党。虽然伊斯兰党（那时称为回教党）没有参加“社阵”，但因其党主席布哈鲁丁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也就与社阵有了默契和谅解。

于是这三个党反对马来西亚计划，认为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虽然回教党没有参与社阵所组成的五邦社会主义阵线大联盟（1962年），但它通过法院提出吉兰丹不加入马来西亚，结果败诉（1963年）。也就在1959年的大选获得突破性成绩（回教党更执政丹州和登州）。

就在这个时候（1962-1963），原巫统副主席阿都亚兹（农业部长）被东姑排斥后另行组织新政党，命名为“国家议会党”。由于服膺于社会主义思想，也就加入了“社阵”，壮大了左翼反马来西亚的阵容。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阵线与联盟相对峙。讵料在这个时候，第三势力插足马来西亚政坛，它就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象征性地参加1964年的大选。

正因为情势有变，再加上印尼对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9月16日）十分不满，也就出现了“马印对抗”的悲剧。这些内外因素造成选民对“社阵”与印尼走得太近有排斥。因此这一届大选社阵基本上是栽了筋斗，只剩下两名国会议员，联盟获得大胜。

不幸的事情接踵发生。1965年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连同其他社阵马来领袖和回教党主席被捕，也就意味着“国民议会党”无疾而终，社阵又缺了一个主角。抑有进者，在1966年社阵又宣告解散，主因是人民党（以马来人为主）支持政府提出的“国语法案”；而劳工党（以华人为多）则反对“国语法案”。这就是说，“种族思维”大过“意识形态”。左翼统战从那时开始已呈现更大的内部斗争和矛盾，第一个反对党左翼联合阵线“瓦解”了。

同样的，在1965年李光耀组织了另类的反对党联盟，取名为“团总”，摆明了第三条路线。但随着同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后，团总也就胎死腹中了。

1969年的大选前夕，其实也没有什么反对党阵线的，有的是民主行动党与民政党，还有人民进步党及人民党达成“君子协议”，以一对一方式单挑联盟，不要自相残杀。在大家不经意下，反对党果然大有作为，民政党、行动党、进步党及回教党成了大赢家（劳工党杯葛大选），联盟备受挫折。继后又不幸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反对党之间的不成文合作也被敦拉萨打乱了，他摇身一变把大部分的反对党收编，而成立了“国阵”（1974年）。

国阵涵盖了各种族的代表在内，在一段长时间内几乎没有强大对手，即使在1990年的大选时，脱离巫统的东姑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左边与行动党合作；右边与回教党合作；再加上沙巴团结党的加盟，来势汹汹也无法动摇国阵的政权。直到1998年安华跌马后，才又见一个新兴的反对党阵线“诞生”。这个阵线在1999年的大选取名为“替阵”，即要替代国阵成为政府。可惜事与愿违，安华效应只扶起回教党却打击了行动党，本身的公正党表现“差强人意”。

当替阵失去平衡力量后，坐大的回教党就朝向“回教国”的路线走，逼到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阵（请注意公正党与回教党并未让“替阵”消失）。在深受教训下，行动党矢言不再与回教党合作，因为它认为后者有明显的宗教议程。

当替阵形同虚设时，反对党在2004年的大选又败得一塌糊涂，差一点断送公正党的政途（只剩下一个国席）；国阵则取得辉煌的胜利。

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国阵在2008年大选时十分轻敌，更不把安华放在眼里；尤其是反对党已没有阵线后，更令执政党放松警惕。没想到“不结盟只协调”比“结盟成阵线”来得好和自在，在所谓一边单挑另一边各做各的竞选下，反对党第一次爆冷取得大捷，几乎动摇了国阵的根基，不但5个州政权落入反对党手里，而且反对党国会议席跌至82席（总数222席）（被称为308政治海啸）。

正是国阵给了反对党机会，又让安华再一次团结反对党，取名为“人民联盟”（民联）。虽然这个阵线没有像国阵的稳定和使用共同的党徽，但在取得人民理解下，它成了一个真正的“替代阵线”，两线制终于出现了。

循着这一合作方向与对福利国的追求，民联在2013年的大选也保住了势力（虽然失掉吉打州政权，但不影响反对党的操作）。只是意想不到的是，已改名为伊斯兰党的回教党在2014年又再挑起回教刑法的课题，并且表明一定要落实，不容民联其他成员党反对。

当行动党表明它必然拒绝的时候，伊党就凝聚了保持的宗教势力，在今年6月的党选中一举扫除了党内所谓的“开明派”的人马，使到伊党变成一个较纯的宗教性政党。

在无从选择下，以莫哈末沙布（原为伊党署理主席）为首的开明派很开地组成了“国家诚信党”，准备取代伊党的地位，也就在9月21日快刀斩乱麻下宣布另立“希望联盟”取代已消亡的“人民联盟”（民联）；尤其是行动党不想因民联“死亡”而留下太久的政治真空。

然而在伊党缺席下，“希联”会比“民联”更强大吗？伊党虽表面上说与公正党还有合作，但最终它会与巫统联手吗？这些变数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只是当下国阵问题太多，无暇顾及伊党的要求。伊党如果不愿找合作伙伴，只好自我保重了。以次观察，新的联盟是与原来的民联不一样的，除非诚心党能有效地取代伊党的地位。

如果国阵不作改变，“希联”就有机会保持势力乃至向前跨一步；反之如果国阵有动，而反对党阵线变得不明朗或呈现内部矛盾和斗争，就难保既有的势力。

总的来说，“希望联盟”只能“七分靠打拼，三分天注定”来完成极不可能的任务。前路有烟霾弥漫，看似很近，但又是挺远的。

刊登于2015年9月28日《光华日报》

国共争夺二战话语权 （直挂云帆）

国共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定位发生争议。国民党说抗日战争一向由国民政府主导，而中共也只是扮演配角，不是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较量。持这种意见的人以台湾总统马英九及前国民党军人郝伯村为首，他们也因之反对连战代表国民党前往北京参加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大典，事后还余波荡漾。

在中国方面早就安排在今年9月3日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因为日本是在9月2日正式签下投降书，真正地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也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抗日的主力军，也与国民党一道成为中流砥柱，因此不能接收国民党挂帅的说辞。

当然在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逻辑下，中共是居于主导的地位，因为它在1949年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军和中华民国政府。在同年的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此之后的一段很长时间里，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基调。

虽然已事过境迁，国共双方在抗日史上争论排名和地位并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但国民党则认为即使是手下败将也要撑住和争回这历史尊严。

关于国共在中国现代史的定位，我们可以从下列的历史进程理出一些头绪来：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清朝）。1912年1月1日，他废帝制，改国号为“中华民国”（这意味着中国从那一天开始走向共和）。

本来孙中山在1894年已成立其兴中会，而后改组为同盟会及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5个团体改组倂成国民党）。

另一方面，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份子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创党人有李大钊、陈独秀及毛泽东等人。

1923年正月，孙中山接受了“联俄容共”的政策，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同意。

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第一届国民党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党员也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共有10人当选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包括李大钊、毛泽东和瞿秋白等人。

这是第一次的国共合作，当时的中共势力小地盘少，但有共产国际（以苏联为首）在背后支撑。

由于国共的合作使得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但不幸的孙中山也在同一年较早时（3月21日）逝世，为后来国共的分裂埋下伏笔。

尽管1926年国民军领导北伐战争成功，减少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但在1927年蒋介石调过头来对付共产党，许多中共党人被杀和被逮捕，迫使中共转入地下斗争。

当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入侵沈阳而后拿下辽宁省、吉林省及黑龙江省后，整个东北三省尽落日本军国主义手里。张学良领导的奉天军则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也同意这种绥靖政策，反而更重视对付已在江西建立根据地的共产党。这就是蒋介石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怪逻辑。中国人民对蒋介石的容忍日军杀害百姓起了反感。换句话说，蒋介石的剿共也伤害了本身的形象和尊严。

就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后，蒋介石才同意国共第二次合作（他是在1936年因西安事变，被张学良挟持才同意联手抗日的）。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的威胁比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威胁更大，彼此不但缺乏信任，而且在抗日的过程中也发生过冲突和流血事件。

根据史料显示，国民政府军在1937年8月22日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俗称红军转为八路军），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兵额二万人。而八路军也被列入第二战区，归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此后又收编叶挺和项英的江南共军，编成新四军（红军转成新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共一万余人列入第三战区，由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

战后史料又显示从1937年到1945年，日军在中国造成二千万平民和三百六十五万军人死伤，并有265名将领陈亡，绝大多数是国民军。为此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宣称这是国民政府军在主导战争，不同意中共把国共当成“中流砥柱”的观点。最近更因开罗宣言（这份宣言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统帅蒋介石于1943年11月份在开罗会议达成，后来其内容也得到苏联总理史大林同意。主要内容是打到日本投降为止）的海报（可能是因剧情所需）有毛泽东的肖像，也引起马英九的抗议，指说与史实不符。接着马英九也顺着这一思路批判连战不接受劝告而强行到北京参加阅兵礼。

从台湾的激烈反应和不同意中国的九三阅兵来看，它是不能接受中国把抗日战争当成中共的“功绩”，贬低了国民军所扮演的“正统”角色。于是原本从2005年起被逐步修好的中台的关系又产生龃龉，更为两岸的继续分割制造借口和舆论。

其实中共的态度和立场为顺应时代的转变也有所缓和，从“一定要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祖国”已表达了中共愿意用和平的手段达成统一，而不准备动用武力，除非台湾宣布独立。

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中共对国民党在抗日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所肯定，例如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时，江泽民也向国民党军队及爱国军官致以崇高敬意，只不过把国民党列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之后。

2005年时，当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胡锦涛说：“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显然是为改善两岸的关系而作出的“历史新解”。

在2014年在纪念“七七事变”的77周年时，习近平干脆强调是中华民族的统战打败了日本的侵略，不区分国军和共军。这也意味着国共不分彼此而救亡救国，因此没有所谓“一边一国”。

中共的良苦用心就是希望台湾人心不要与大陆越走越远；尤其是日本刚通过安保法案，允许日本派兵海外而不受限制后，更需要两岸团结应对日本的新挑战和新挑衅，别再纠缠于历史的角色，毕竟攘外比安内更重要，否则亚洲稳定前景不明。

刊登于2015年9月24日《东方日报》

林瑞生“祸从口出”？（天下纵横）

新加坡在大选期间发生一宗令马来西亚人喷饭的事件，在9月3日的行动党群众大会上其中一位候选人（东海岸集选区）林瑞生（人力部长）发言不慎，“得罪”了马来西亚人及中国人引起非议。

他当晚这么说：“还好他的父亲是从中国南来新加坡定居的，不然现在是中国人。还好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不然他们可能还是马来西亚人。正因为这两次造化，让他感到幸运”。

这种论调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但碰巧在大选期间自然会被反对党当成话题。也因为他的不当言论视频被广泛传送，也就对行动党来说是小事成大事；尤其是东海岸集选区正面临极大的挑战（2011年时行动党只赢得万余张多数票），形势对行动党构成压力。在情非得已下，林瑞生在9月9日的群众大会上亲自向人民作出道歉，他说自己不是完美的人，有时也会“祸从口出”，但心地是善良的。

他解释无意看轻大马人和中国人，他只是以自己是新加坡人感到自豪。他当然可以讲自己好，不应该影射别人不好。可是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今天的新加坡打从1819年开埠后，就吸引许多中国人南来谋生和定居。久而久之，它形成高度集中的华人社会（华人占70%左右）。但不论今天的新加坡已变成另一个国家，在早年的时候，新加坡还是归属马来亚管制的。当1826年英国将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组成海峡殖民地时就意味着这三州府是英国的属地。接着在1874年英国通过吡叻州王室内斗和因锡矿争夺而爆发会党械斗乘机干预，而促成吡王室与侨领参与签署《邦咯条约》。从这一年开始，英国就把势力伸入马来半岛，并按照海峡殖民地政制在各州设立“参政司”，代表最高统帅（钦差大臣的总部设在新加坡）执行政务。直到1948年，英国才生硬地把新加坡从马来亚切割出来。因为新加坡华人太多，因此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并不包括新加坡在内。

在这之后，新加坡包括李光耀也不断努力达成马新统一，因为新加坡太小了，缺乏独立的条件。

在李光耀斗争的过程，马来亚的精英也移向新加坡，这些人包括曾任总统的蒂凡那、曾任教育部长的王邦文、曾任财长的吴庆瑞及后来也担任财长韩瑞生（来自浮罗山背），还有曾任部长及大使的李炯才及许文远也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政治人物。因此即使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且在今日有幸挤身先进国家的地位，也是因为先有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才孕育了新加坡的成长。

本来马新是一家的，今天的林瑞生怎么这样说话？他应该请教他的老前辈韩瑞生，两个同是瑞生怎么后一个会“忘本”呢？

其实从政者一定要谨慎其言，有人因“蹲站论”而输得不清不楚，林瑞生焉能“借题发挥”而失言呢？

不过，林瑞生也随着人民行动党的大胜而再度当选，反对党黯然失色。有人形容反对党群众大会虽然人山人海，但与得票率相反，战绩比2011年还差。没有李光耀的选举，却让李显龙胜得写意。

刊登于2015年9月21日《号外周报》第753期

916红衫人大集会反思 （跃马扬鞭）

备受注目的916红衫人大集会终于在当天宣告和平解散，虽然间中有鼓噪和激烈的语言指向反对党及人身攻击，但在呐喊声中也算是守秩来回。根据主办当局全国马来武术协会估算有25万人出席的大集会表达了他们的心声。警方指说有3万5千人参加。媒体则推算有5万人出席。

这些心声包括维护马来人的主权、维护回教，也有人促请恢复内部安全法令（ISA）及实行单一源流的教育政策等。当然也包括维护现政府和支持纳吉首相。

不论这场集会的人数有多少，至少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国家的种族关系并不协调，而是有恶化的趋向。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多元种族及国民团结的课题进行反思，到底我们在建国后的道路是走对了，还是中途出现岔路？

根据民调中心的调查报告指出，从今年2月至6月间，电话访问了4352名18岁以上的人士得出以下的结论：

在2006年时，有43%的人相信族群关系会改善；但在2011年时，乐观情绪降至37%；今年更下降到27%。而且民调又告知，有55%的人认为国家正朝向错误的方向前进，只有30%相信是正确的。这与2001年比较，差距是很大的。在2001年，有51%的人相信国家走向正确，只有32%的人持相反意见。

这份调查也加强了市面上公众的看法，因为在政治上不同种族对政治的倾向有明显的不同立场，甚至会为政治利益的冲突而引发示威或抗议等等。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回想起1969年513事件。当年发生的种族冲突悲剧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是集体的伤痛；而年轻人则半知半解或不知不解。

事实上，以我们看来，这种悲剧的重演是不可能的，毕竟今日成长的年青人都有抱负和理想，他们会厌恶流血和冲突。不论他们抱持什么立场，也是两败俱伤的后果。因此即使有什么不满，也只能“文斗式”的动口不动手，不能诉诸暴力。

国庆日前夕的净选盟4.0的运动是延续2007年的运动而来的。而今年（8月29及30日）是第四次运动。不论集会的人数是否一届比一届多，也不论出席的人数有时巫裔比华裔多，或有时华裔比巫裔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诉求内容要符合多元种族的需求，同时也不是单一种族的游行。

至于916红衫人大集会是因不满净选盟4.0的运动也来个大反击，彼此之间唱反调。虽然是纯马来人的运动，但基于对民主的尊重不算违法，只是我们有必要提醒任何族群绝对不能发动种族性运动，它只会弊多于利，造成种族的分裂。

姑且举三个例子来说，其一在513过后的1971年，马华为重振士气大搞华人大团结运动，反应出奇的热烈。可惜不到半年华团另有想法，自行注册而不受制于马华。在马华强烈反对下，最后是一拍两散，华人大团结变成华社大分裂告终。所谓的华人大团结诉求到后来变成被陈修信为了保马华在政府的地位才有此运动，而不是达致整体改变不公平的政策，于是再也无法“团结下去”了。这是种族团结失败的例子。

其二在1988年安华被革职后所掀起的烈火莫熄运动，人潮空前，几达10万人。结果在1999年大选时，带起了伊斯兰党，行动党却黯然失色。这表明了单一种族的示威运动是不可能全面做出改变的，只有在2008年安华痛定思痛后做出了调整，以追求公正和正义社会为目标，才得到了较多人的认同。换句话说，以种族为导向的大集会其效果是失去平衡，不能算是成功的。

其三是2007年的兴权会的抗议示威，他们团结了印裔人向英国人讨公道，结果无法改变局面，但不能否认的是助长了民联在2008年的大选扭转局面，只是兴权会的诉求又再回到原点。这就是说，单一种族的示威游行和诉求若未得到其他族群的响应和谅解，其效果和作用是有限的。

就拿这次的红衫人大集会来讲，除了马哈迪表明不知集会的目的外，连东姑拉沙里也认为马来人已拥有绝大部分的权力，不知威胁从何而来；甚至首相纳吉也不认同种族性示威。由此可见任何人若要发动示威游行，应该考虑其种族结构和诉求的目的，不能为支持而支持，为反对而反对，一切要以理服人。

刊登于2015年9月21日《南洋商报》

颜炳寿VS廖中莱 （现代春秋）

在2013年与廖中莱竞选马华总会长失败的颜炳寿近日又再一次轰马华在廖中莱领导后可能连5%的华裔支持率也没有，但对方依然自我感觉良好，让马华形同“行尸走肉”。

他说在廖中莱接棒之前，马华还有15%的华人支持，如果现在还有5%的华裔选民的支持已算是天掉下来的馅饼。现在不仅华裔选民觉得我们可有可无，就连国阵成员党也不把马华看在眼里（因为没有民调，也不知马华的支持率还有多少？）。

颜炳寿目前是马华伊斯兰法与政策专案组的主任，在党内的说话分量自然比不上从前以副总会长及副部长的身份说话的分量，但他算是马华党内一个比较敢于表达主见的异议分子，他的讲话对领导层来说十分刺耳，而且是接二连三地炮轰而不手软。在这方面，魏家祥就讽刺他当副部长时未见如此的出位。

其实颜炳寿在8月份的时候已是猛力的炮轰马华的领导层在做“政治梦游”，完全没有对国家政经课题包括一马公司案及26亿门与令吉贬值等大事表明立场。

他促请廖中莱拿出勇气表达马华的立场，如果马华在国家议题上继续保持沉默，那么马华以后可能再也站不出来了。他要求马华召开国阵紧急会议或联合其他成员党，就最近发生政经课题表达意见（国阵的会议是开过了，好像是“异中求同，一团和气”）。

如果是换作陈修信的时代（1962年-1974），颜炳寿的这番讲话必然遭到开除。林敬益当年（1973年）就是顶撞一手提拔他成为部长的陈修信会长，形容后者是“妥协专家，破坏及摧毁了团结华人的运动”，结果“人头落地”。

还有在李三春时代（1974-1983），他也是毫不容情的人。曾永森挑战总会长失败后在马华无所事事，命运就是退出马华。来到梁维泮时代（1983-1985）更是刀起刀落，一口气可以把不同意见的领导和干部一并开除，把马华推入“黑洞”，才有了1985年的重选。

不过到了林良实的时代（1986-2003），他就是一位太极高手，对付李金狮是让他知难而退；对付林亚礼在情非得已下双双退下，只有对付翁诗杰比较棘手。

不知道何故，当翁诗杰（2008-2010）成为总会长后，他就在2009年开除署理总会长蔡细历的党籍。结果因时代的不同和马华派系之争浮上台面，翁诗杰撞壁了，被马华的反对派群起攻之，最后迫使马华重选。这是马华创党以来第一次开除不成而收回成命，又把总会长扳倒是意想不到的事例。

接着下来，不论是蔡细历（2010-2013）或是廖中莱（2013— ）都没有（或不能随意）动用党纪对付异议者和反对者，马华似乎接受了教训不再以总会长马首是瞻了。

正因为颜炳寿“享受”了马华这一刻的“党内民主”，因此他成了党内鹤立鸡群的人物，可以用比较刻薄的语言来批评领导层。

显然颜炳寿的“行尸走肉”的比喻是比较尖酸泼辣的，也是过头的挖苦。但从他的角度及另一方人的心声来看，也不全是无的放矢。因为号称有百万党员的马华不是人人都服膺领导层的路线和方针的（要不然马华就不会在大选中失掉那么多席），而且党外的华裔也有数百万，他们是否认同或不认同颜炳寿的批判就没有一个标准。

不过平心而论，马华在华社的支持率已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在2008年的大选成绩，马华只剩下15名国会议员和31名州议员，较2004年的马华拥有的31个国席（参选40席）及76个州席（参选90州席）的辉煌期来得少，几乎失掉半数的议员。

来到2013年的大选成绩，马华的支持率又进一步滑落，只剩下7国11州席，比起反对党的席位有很大的落差。

由于马华较早已通过若选举成绩下落就不入阁，所以在选举过后没有马华议员在内阁中，直到2013年马华本身通过特大决定重返内阁，才在2014年有两名领导（会长及署理会长）进入内阁。可是这一回人事已非，马华不再拥有4名内阁部长，副部长也减少了。

出乎意料的是，今年7月的改组又再让马华多一名部长和一名副部长。虽然黄家泉担任的第二贸工部长的职务不明，但也算是马华的进步。

也许是首相为安抚马华，使其阁员增加，也就减少华社发出异议和不满的声音，这种心理战略真的一时让华社心情变得复杂起来。老实说，当廖中莱担任总会长的重责后，他就只能“铁肩担道义”，除了表达马华的立场和比较有勇气针对时弊发言外已没有更好的途径，政治是不能选择“沉默”的。在政治上没有所谓的“沉默是金”，也没有所谓的“百忍成金”，以当下的政治走向马华增加阁员也不等于改革见效。

例如最近有巫统要人说了马华不参加大选也好，反正2013年就输得很惨，把位让给其他人吧！

又有人说，马华选不上不要紧，可以委为上议员出任部长。类似这样令人气愤的讽刺性谈话也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马华感到刺痛了吗？有没有派出代表团向巫统主席抗议和要求澄清？

即使颜炳寿可以不断地批判和鞭策马华领导层，但马华领导层也要让各州各区各分会的马华动了起来，是否已做到新陈代谢？是否敢讲大胆的话，还是一味只说好话或奉承的话，这些现象如果还有的话就要马上纠正。

马华已经在两次大选中败得够惨，如果未来的大选再败的话，它又将如何翻身呢？它还要不要斗争下去？

由此来看，研究和分析颜炳寿的言论或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光是反驳或驳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廖中莱也深谙其中的道理。他或者可以邀请颜炳寿出任马华会长理事会成员或委以较高职位，与其在党外“炮声隆隆”，不如在党内擦出火花。换句话说，马华如何转型和有效地转型就在当下，否则改了等于没改，就不要期望奇迹在下一届大选发生。

作为一个老牌政党马华已输得起七七八八，已是时候做出“破釜沉舟”的反击，让马华再站起来，让马华党员觉得身为党员是骄傲的。这就要看总会长怎样运用智慧和勇气，敢于在大时代中将马华改头换面，变成一个有担当并与民同在的先锋队。至于要怎样做？基于马华党内人才济济，必有独特见解和策略，外人就不必太操心了。

刊登于2015年9月21日《光华日报》

连战这回访华有麻烦？（天下纵横）

曾任台湾副总统兼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及夫人不理国民党的劝谏，依期前往北京，并在9月3日出席了中国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礼。

台湾总统马英九在连战出发前说此次连战不宜到北京参加阅兵礼，跟着国民党的一些人也摆正姿态对连战的行为和讲话有异议。

连战是在2005年开始对中国开展“破冰之旅”，以修复两岸的敌对关系；中国方面则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亲自接见，下来是习近平。既给足面子也希望台湾能与大陆发展更亲密的关系。

在当时台湾国民党在野（总统是民进党的陈水扁），对连战大陆之行没有大声疾喊反对，而是低调默许。结果连战也不负所望，带了台湾企业家与大陆进行了互惠互利的贸易。

正因为连战开了头，接着就有吴伯雄及宋楚瑜也访问北京，获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虽然双方尽量克制政治的矛盾与冲突，但也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来自台湾。先是民进党大举攻击连战“背叛”中华民国，继之是国民党内的右派也表达反对的意见。最明显的是曾任国防部长的郝柏村认为台湾政治人物不宜参加阅兵礼，因为大陆与台湾对抗日战争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有不同的诠释，而连战的发言也被认为不当。连战说八年抗战是国民党的蒋介石领导正面战争；而共产党的毛泽东则领导敌后战场。

台湾政府不表同意，马英九更指责连战“偏离国家立场，有负国人期待，感到非常痛心与遗憾”。

与此同时，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考虑在中常委上对连战采取纪律处分。

另一方面，前台湾民进党副总统吕秀莲也提告连战，指责他“拂逆民意，赴北京参加阅兵礼，既附和中共扭曲抗日史实，又欣然与香港特首梁振英同区观赏瞄准台湾、恫吓台湾的精锐武器与解放军。不但伤害台湾，更糟塌台湾主权与尊严，背叛台湾和人民，应受法律制裁”。

所谓的法律制裁就是吕秀莲向高庭递状告发连战触犯刑法第103条及104条文之外患罪。至于能否提告成功，就不得而知。但马英九认为不论是正面迎敌或敌后抗战都是国民党在主导，共产党只扮演其中一个角色。

此外马英九也认为中国在一部电影的海报上针对开罗宣言的宣传，刊登了毛泽东的肖像表示抗议。他指出是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开罗举行的和会，与毛泽东无关。

总而言之，连战这次返台时面对的抗议也较前为多，这与台湾的总统大选有关，不论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或国民党的洪秀柱都不希望连战影响她们的选情。

由此而推论，台湾年轻一代的心态似乎与大陆越来越离心，也难怪不论哪个党，在总统选举中只打台湾牌，而不打大陆牌，这对促进两岸关系没有帮助。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台湾的人民才能释怀，与大陆进入更密切的政治交流而达成共识？这就要看时局的走向了。

刊登于2015年9月14日《号外周报》第752期

新民联前路不明 （跃马扬鞭）

民联三个曾经合作的政党最近又再重燃“战火”。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也是雪州州务大臣）说，公正党的立场是伊斯兰党必须要在“新民联”内。换句话说，公正党经过讨论后，并不排斥伊斯兰党。

另一方面，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槟州首席部长）却一口咬定伊斯兰党不能加入“新民联”，因为伊党坚持推行“回教刑法”，且在今年6月的党代表大会上议决与行动党断交。

被夹在公正党与行动党之间的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则发表强硬的立场说伊斯兰党不会加入“新的反对党联盟，因为它有隐议程，只是为了选举胜利，无意维护回教”。

与此同时，哈迪阿旺也说下届大选会派非穆斯林角逐行动党的选区。即使我们把它当成“气话”，也反映了伊斯兰党与行动党已是成为水火不容的敌对党。

至于刚从伊斯兰党分裂出来而由莫哈末沙布（原伊党署理主席）领导的“国家诚信党”对伊党的加入民联2.0也没有强烈的反对和支持，而是持观望的态度，但基本上是不支持者占多数。

上述错综复杂的乱象就是今日反对党面临的困境，它们要如何收场而又如何切割呢？这对反对党的未来是息息相关的。

任谁都知道，三党联盟起于安华在1998年出事后，它们组成了“替代阵线”（替阵），左翼的人民党后来也被纳入其中。

当1999年大选时，国阵（特别是马华和民政）倾全力攻击行动党与伊斯兰党“勾结”，出卖非穆斯林。在理解不足和反击不力下，行动党在那一年大选以失败收场，两位元老林吉祥与卡巴星失掉国会议席。

出乎意料的，伊斯兰党却因“安华效应”成了大赢家，不但保住吉兰丹州政权，也夺下登嘉楼政权（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州的立法议会通过“回教刑法”），而且国会议席跃增至27席。公正党则黯然失色，只取得6个国席，人民党议席归零。

无法理解的是，伊党在胜利后忘记了“替阵”的“信约”，直接朝向建立回教国的目标前进。迫使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阵”（此后这个阵线也就形同虚色，因此在2004年大选时，三党不再合作，更在一些选区形成三角战或四角战，反对党得少失多）。

当2008年大选前，所有的人都不看好呈现松弛合作的反对党会有所作为，彼此只能在选区分配上合作，没有组成阵线和共同宣言。唯独安华看好形势有变，他更预言反对党会有大收获。

果然正如安华推测，反对党异军突起，攻下了5个州政权，国会议席也前所未有的增至82席（国阵140席，总数是222席），打破了国阵历来处于2/3优势的地位。

眼见这一大好形势，安华马上召集三党联手组成新结盟。以快刀斩乱麻的速度成立了“人民联盟”（民联），与国阵相对峙，但没有思及思想意识形态的不同，也埋下日后分裂的伏笔。

虽然在2013年大选后民联有得有失，基本上保留势力，但内部逐渐起了变化。先是伊党对安华有看法，不再表明支持他当首相，更在2014年拒绝让旺阿兹莎出任雪州大臣；后是伊党的政治观点越来越靠向巫统，直到6月终于发生了伊党与行动党的分道扬镳和伊党开明派遭排斥的党选结果，既反映了伊党的转型和决心朝向宗教的道路走下去，也“断送”了民联的前途。因此新民联怎样组成，现在言之过早。

最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公正党、行动党与诚信党组成“新民联”；而公正党会与伊党重建新的合作关系，庶免伊党倒向巫统。但不论新民联如何改变，反对党的前路还是不明朗的。

除非诚信党有良好表现，足以与伊党抗衡或取代其地位，不然公正党会先衡量诚信党的影响力才作最后定夺。无论如何，公正党与行动党得先解决歧见，才能组成新民联，否则是夜长梦多的。

刊登于2015年9月14日《南洋商报》

吴骏总领事任重道远 （现代春秋）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槟城首任总领事吴骏先生于今年7月6日抵槟履新，为中国与槟城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这在1974年前是难以思议的事，但在马中这一年建交之后，人们普遍相信迟早会有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重新设立起来。果然经过41年建交后，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位属于新中国的总领事。

其实中国与槟城的领事渊源始于清朝时代，也就是说，来自中国的领事从清末开始，依序是这样排列的：

（一）张弼士（1841-1916），乃客家大埔人。18岁那年（1859年）他远赴耶加达谋生，先从杂货店开始，而后涉及酒业（1894年，清政府正式批准张弼士成立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他投资300万元，购地700余华亩，位于山东烟台）。

1893年，他被清廷任命为槟城首任副领事（领事馆于1977年在新加坡成立，为中国近代史上首设的领事馆；并在1891年被提升为总领事馆，由黄遵宪出任总领事。因此槟城只能设立副领事，听命于新加坡）。这就是说，张弼士为中槟官方关系写下第一页。

1894年杪，张弼士被调任驻新加坡任代总领事。

不仅于此，张弼士更在1904年在槟城设立第一间新式华文小学，取名为“中华学校”（至今有小学和中学之设）。接着在1905年他又在新加坡创办应新学校。

在1896年时，张弼士在槟城莲花河兴建自身的私宅，直到1904年才完成，前后共费7年。原本他是将此豪宅作为安享晚年的住所，不料于1916年逝世，享年75岁，也就无缘在此颐养天年（他的私宅今天已更换主人，变成文化古迹的“蓝屋”）。

在1904年时（光绪30年），张弼士被清廷任命为外埠商务考察大臣兼管学大臣，既商又官，派头十足。

当孙中山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张弼士就转向支持孙中山。

（二）张煜南（荣轩）（1851-1911），他是客家嘉应人，同样在印尼白手起家。如今在棉兰他的后人为他设立了两座张煜南博物馆，馆内显尽其雍华富贵之气派。

当张弼士调升新加坡后，他就委任张煜南取代其位，这两人不但是生意上合伙，而且同为富甲一方的绅士。

（三）谢春生（荣光、孟迟）（1847-1916），他是客家嘉应人，也是张弼士的商业伙伴，被委为第三任驻槟副领事。

（四）梁碧如（延光、广辉）（1857-1911），他不但是嘉应客籍人，而且也是谢春生的女婿。在举贤不避亲下，他成了第四任副领事。

（五）戴欣然（春荣、喜云）（1899-1919），他是大埔客属人，与张弼士是同乡。

从以上5位副领事的身份来看，他们是既富又贵的客家人，有人形容为一脉相承，而且因为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也是客家人，张弼士也就被委任了。在这之后，他推荐的人不是大埔就是嘉应。

清廷驻槟副领事从1893年开始到1911年结束，因为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淹没了清朝。

当孙中山废帝制将中国改为中华民国后，新政府又委任了新的领事。这就是说，中华民国是现代史的开端，顺序如下：

（一）戴淑原（1887-1944），是大埔客家人。他是清廷驻槟第5任副领事戴欣然的二公子，曾跟随其父亲在领事馆办事。

当民国成立后，就在1912年委任戴淑原出任中华民国首任驻槟城领事，先是任代理副领事，于1917年后升为正领事，直到1930年卸职。在1939年时，他响应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号召，发起组织槟州客家公会，他也成了创会会长，为客家人留下了一座地标。

（二）戴芷汀（戴淑原之兄），在1920年至1922年出任代理正领事，因其弟淑原回国探亲述职，改由其兄暂代。

（三）杨念祖，他不是客家人，而是来自江苏上海人，这是首次有非客家人出任领事，但他任期不长，从1930-1931年。

（四）吕子勤，湖北汉阳人，也不是客家人。他在1931年6月暂代领事。

（五）谢湘，来自广东东莞，也不是客家人。在1931年至1933年出任正领事。

不幸的是，身为广府人的谢湘，因被认为卷入了帮派纠葛（广福帮）也就在两年后被免职，成为其中一个牺牲品。

但若论起学历，谢湘既是北京大学生，也留学德国，是位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晚年他在香港定居，专门研究墨子学说。

（六）黄延凯，广东梅县（嘉应人），又回到客家人坐镇。他在1933年至1940年担任正领事。

（七）叶德明，江苏江浦人，非客家人。他从1940年到1941年担任正领事，但只维持一年，因日军已在这一年入侵槟城。

（八）李能梗，湖南邵阳人，也不是客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又恢复的官职。这位由中华民国派出的正领事任职至1950年结束。

因为毛泽东已在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解放了大陆。

由于思想意识形态的不同，马来亚在英殖民政府时代不允许新中国重设领事馆，直到1974年马中建交后翌年才有两国互设大使馆。继后到了1994年增设古晋领事馆，今年中国又先后在亚庇和槟城设立领事馆。

在时间上，中方驻槟领事馆也是关闭65年后才又重开。

者次身为外交家的吴骏被派驻槟城首任总领事也显示中国政府对槟城的重视，因为49岁的吴骏是职业的外交官，也是经验丰富的高官。自大学毕业后，他就在外交部工作，曾在泰国任职10年，从二秘一直升到参赞，他也曾担任贵州省清镇市副市长、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研究局副局长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执行总监。

虽然他是苏州人，不是客家人，但他来槟城做客后，似乎显得“宾至如归”，毕竟总领事一职恢复不易，也不再让日本、印尼、泰国专美于前了。与吴骏一起履新的还有副总领事储开旻、领事胡易及白健文等。总的来说，吴骏一行人任重道远。

刊登于2015年9月14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