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党的蜕变 —从宗教走向种族双轨道？（直挂云帆）

伊斯兰党（前称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说，行动党之所以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A）是因为华人掌控着我国的经济，只有土著才会对TPPA感到疲累。

他进一步指行动党与新加坡一样，因为华人而支持TPPA。

我们姑且抛开TPPA是否对马来西亚国家及子民不利，而专注在哈迪阿旺的种族论述上。这是因为哈迪阿旺已一反昔日的立场，转过头来对非土著；尤其针对民主行动党发出种族性的指责。

持平而论，所谓华人掌控国家经济不但是完全不确实的，而且也是主观上的武断。国阵的友党不时也会否定此似是而非的言论。

在这方面，民主行动党马上否认它会支持TPPA，而重申它会在国会投下反对TPPA一票。因此潘俭伟（宣传主任）形容哈迪阿旺是“没脑”的人，也是“种族主义”分子。

无可否认的，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立国（1957年）以来，种族主义一直挥之不去，而种族性政党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的巩固和突出了它的种族形象和立场。因此伊斯兰党除了自身的意识形态有所变化外，对种族主义的反反复复立场也是有史为迹的。

自从1951年创党后，这个原称为回教党的政党是一个极小的政党。在威省成立，党员也不多（约五千名），它是依据“古兰经和圣训”作为斗争的主旨，被认为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和特征。但在1956年时，当它迎来了布哈鲁丁成为党主席后，这个政党的取向就与印尼总统苏卡诺的国民党立场有所接近。

苏卡诺是印尼的开国元勋，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8月15日），他在同年的8月17日宣布印尼独立。但原为印尼殖民地宗主国的荷兰反击，迫使印尼与荷兰签下丧权辱国的“圆桌会议协定”，等于荷兰已夺回重要主权，印尼再沦为一个自治邦，直到1956年在苏卡诺领导人民反抗下，终于逼使荷兰废除了“圆桌会议协定”，而取得了实质上的独立。

也是在这一年，布哈鲁丁（1911-1969）成为回教党的领导。这位一向反殖民斗争的民族主义分子在1945年战后成立一个左倾的马来政党，取名为马来国民党（或称为马来民族党）（PKMM）。这个政党曾在1946年参与支持巫统的成立，但3个月后脱离巫统走向反殖民主义（反英国）的斗争，因而被英国当局在1950年查封，“罪名”是这个党已被共党分子渗透。

几乎同一个时期，布哈鲁丁也被英殖民政府扣留一年，他被指介入于1950年在新加坡发生的种族暴动事件。

在出狱后，他自行从事自然疗法医务行业，因而也被称为一名传统医生。当布哈鲁丁领导回教党时，他在党内面对另一位强大的对手，他是毕业自埃及阿查哈大学的朱基菲（宗教师）（1928-1964）（他后来被回教党人形容为伟大的党建筑师，而占有一席历史地位，风头不亚于布哈鲁丁）。

这位有学问的宗教师参加1959年的大选（国家独立后的首次大选得胜），复于1964年蝉联国会议员。不久却遭遇车祸，与其夫人双双罹难，结束他斗争的一生。

由于布哈鲁丁走的是有类似苏卡诺的容共政策，也就让外界看到的回教党是一个不强调宗教、不走种族主义路线的中庸政党，可以和反对党；尤其是左派的社阵合作。

因为反对党的默契，也就让回教党在1959年的大选夺下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执政权，更有13名国会议员成为国内最大的反对党。

1965年布哈鲁丁被内安令扣捕，被指涉及在巴基斯坦建立流亡政府的企图。

自此回教党“结束”了它的“中间偏左”的形象，但他依然保持其一贯的民族主义立场，只是没有左的影子了。在阿斯里的领导下，在“513”过后他率回教党与巫统组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加入了国阵。这个时期，回教党在人民的眼中已经是与巫统一样的马来人政党，带有维护族群的权益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当回教党在1977年被开除出国阵后，它又回到反对党的地位后已是时运不济，从1978年、1982年到1986年的一连三届大选，回教党都是扑地不起，风光不再。在剖释后，它认为党的失败是因为它与巫统没有两样。选民与其投票给回教党，不如投给巫统，反正都是一样的。

因此转入1990年，回教党的领导层改变策略转以宗教师为领到而决定将党的路线移向宗教第一的位置。在得到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的合作下，回教党又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国会议员也从1986年的1名增至7名。在回教党看来这意味着党的转型是成功的，走宗教路线是正确的，更坚定与社会主义切割。例如在2004年聂阿兹拒绝公正党赛胡申阿里来吉兰丹参选（他原是左翼人民党主席），而被顶了回去。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这个时期回教党的领导人是法兹诺（党主席）、聂阿兹（回教党长老会主席，丹州务大臣）及哈迪阿旺（党署理主席，一度担任登嘉楼州务大臣，如今是这个党的掌舵人，他不遗余力鼓吹宗教政治至上 ）。

回教党之所以压下它的种族情绪是拜安华所赐。当安华被扣捕且控上法庭鸡奸罪名后，许多马来选民同情和支持安华的斗争，也就在1999年的大选全力支持回教党上位，又再一次让回教党夺回登嘉楼州政权，与吉兰丹州政权成为党的左右臂膀；更意料之外的是，回教党拥有27名国会议员。

当时不强调打种族牌的回教党却在大选后打出宗教牌，且力迫巫统将马来西亚转成回教国，也逼得行动党在2001年脱离反对党的“替代阵线”。因为反对党的内讧严重影响它在2004年的大选一落千丈。

后来在安华的努力下，终于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使到回教党有所保留其势力（只在吉打州退步，失掉州政权，国席也减少了）。

没想到的是在2013年大选后，已于2011年正名为“伊斯兰党”的回教党，又刻意走宗教路线；特别在2014年及2015年不断鼓吹一定要实施“回教刑法”，且在去年6月与行动党断交；排除党内的开明派。才过了不到半年，伊斯兰党又再多打种族牌。当宗教主义与种族主义碰在一起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开倒车的时局。如何能在2020年看到先进国的落实？

刊登于2016年1月28日《东方日报》

马哈迪与恩师敦拉萨 （跃马扬鞭）

前首相马哈迪在其部落格（1月18日）贴出怀念阿都拉萨（敦拉萨）的文章，但只字不提其儿子纳吉（第六任首相）。这之间的因由是众所周知的；而吊诡的是并不是人人都了解个中的来龙去脉。但总归一句，没有敦拉萨的重开巫统大门就没有后来的马哈迪。马哈迪自己说了，他欠下的恩情是难以偿还的。

他们的政治渊源是这样的：阿都拉萨（1922-1976）；马哈迪（1925— ）；前者只比后者大三岁，但在政治级别上却有明显的差别。当阿都拉萨于1950年从英伦拿律师学位归来后就参加巫统；而马哈迪则在巫统成立时（1946年）就已是巫统党员。

1955年2月敦拉萨参加彭亨州选胜出被委为彭亨州务大臣，同年7月敦拉萨又参加联合邦立法议会选举再胜出（这是独立前的局部普选）。

1957年马来亚获得独立，敦拉萨成为东姑阿都拉曼首相的副手，被提拔担任国防部长兼副首相。接着他出任巫统副主席（后来增设署理主席），敦拉萨也就名正言顺成为“坐亚望冠”的接班人。

他的政治地位在党内是稳扎稳打的，直到1969年大选“联盟受挫”后又肇“513”种族冲突事件，敦拉萨才掌握实权，先是出任《全国行动理事会》主任（1969年），继之成为第二任首相（1970年，东姑退隐政坛）。

其实敦拉萨的上位也是与马哈迪有一定的关系。后者是一位思想敏捷，抱负远大的年轻医生。他在1964年首次中选国会议员，旋后被委任为联邦农业销售局主席。不料在1969年大选时，马哈迪在原区竞选却败在回教党候选人手里。

虽然3天后发生“513”悲剧，但愤怒的马哈迪发表公开信，促请东姑辞职，以对大选“失败”负起责任。他毫不含糊地指责东姑没有关注马来人的生活和经济条件的改善（虽然联盟保住中央政权，但失掉2/3多数席优势；而又失去槟州政权；加上雪州及吡叻联盟所获席位又未过半数，以致延迟组成州政府，政治局势其时呈现动荡不安）。

因为马哈迪对东姑的抨击被认为过火，结果在7月28日（1969年）他被巫统开除出党。马哈迪形容那一段时期他如同生活在政治的旷野中，白茫茫一片，看不到前路。即便他在1970年出版了其名著《马来人的困境》，也政府列为禁书，只好继续在亚罗士悬壶济世。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1970年9月22日敦拉萨成为首相后，他便在1971年欢迎马哈迪归队，这无疑给马哈迪提供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1974年，马哈迪被敦拉萨派出参加大选，在胜出后让他连升三级出任重要的教育部长职（当时流行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是：凡是要在日后出任首相的人必须先担任教育部长）。

这又让马哈迪增加政治筹码在1975年的巫统党选中再次角逐党副主席（当1972年副首相兼内政部长伊斯迈病逝后，胡申翁便跃升为党署理主席，也出任副首相）而旗开得胜。

随后1976年1月14日敦拉萨逝世由胡申翁接任成第三任首相后，出乎意料的是胡申翁挑选马哈迪成为副揆，而不是东姑拉沙里。

当1981年胡申翁因健康问题退休时，马哈迪成为第四任首相。但1987年的党选却让马哈迪捏了一把冷汗，因为对手是东姑拉沙里和慕沙希淡（副首相）结盟形成B队，来势汹汹。

在此胜负难分时刻，马哈迪的A队阵营在最后冲刺中得到彭亨代表的支持，也就只以43张多数票胜出（马哈迪761票，东姑拉沙里716票）。

有关这段历史虽然流传已久，但在去年马哈迪与纳吉结怨而前者要求后者辞职时，也终于爆出纳吉指前者忘了感恩。

马哈迪的回应是他已经尽其力拉纳吉一把，使他得以在2009年成为第六任首相，算是报了“大恩”。

除此之外，巧合的是，敦拉萨在1974年开启马中建交新篇章；而马哈迪则在1989年与马共签下和平条约，结束了长达41的游击战的历史篇章。两人一前一后，相互映辉，传为历史美谈。

刊登于2016年1月25日《南洋商报》

“求同存异”和“异中求同” （天下纵横）

自从“人民联盟”（民联）在去年6月破局后，就有人预测会有新的联盟出现，因为伊斯兰党通过党选展示出保守及宗教派占上风，而把所谓“开明派”排斥在党中失外。

果然不出所料，在去年9月的时候，被排斥的“开明派”退出伊党而成立了“国家诚信党”，以便取代伊党在反对党联盟的地位；同时也不让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就此付诸东流。

继之，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以最快的速度再度整合起来，并为新的联盟取名为“希望联盟”（简称希盟）。于是“民联”摇身一变成了“希盟”。

我们姑且不谈论这个希盟的未来，而是集中讨论一个令人疑惑的字眼。

在今年1月9日的时候，希盟三大巨头签署了一份协议书，阐述三党联盟的共同纲领和运作的方式，但并没有否定各成员党的地位与立场，如第一章节的第3条文指出，每个成员党拥有本身的历史与斗争基础，因此各党可自由做出本身的决定，制定本身的政策，以及在所有课题表明本身的立场，只要有关决定、政策或立场没有违反第四章节中“共同纲领”。

究竟“共同纲领”是什么？我们且看第四章节的条文，除了指导各成员党的运作和手段不要偏离已“达成的希盟共同纲领”外，并没有详细提出“希盟”的路线与政策，而所涉及的维护宪法及传统上的尊重既有的法律条文定位几乎是每个政党都得遵守的，即使是执政党的国阵也不能违背宪法条文所赋予的约定俗成的社会制度和方式。

换句话说，希盟的“共同纲领”中并没有出现摒弃“异中求同”的字眼，不知为何公正党总秘书拉菲兹宣称“希盟”在全新协议下，已同意放弃“异中求同”的原则，而所作的任何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共识之上。

这种说法有些矛盾，既然已承认各成员党可以拥有本身的政策和立场，为什么又要丢掉“异中求同”呢？

其实如果我们详读希盟公布的协议书是比较扼要的述及希盟不要再重蹈覆辙，提出其他成员党所不能接受的课题和政策成为希盟的政策，比如过去伊党提出的“回教刑法”就造成了分裂。

不过不论任何组织或任何国家若要与外界合作或结盟的话，都不可能全部达成共识，而是“求同存异”。这种做法是尊重对方的立场和观点，然后在异中寻找共同点和共同接受的方向。所以不论是“异中求同”或“求同求异”都是一种逻辑上的运用，也可以称之为“辩证求同”。

百度网站中还特别引用周恩来的治国之道来说明“求同存异”的重要性，因而把这个词汇当成是周恩来提出来而成为后来被引用的历史例子。

例如周恩来在1955年出席万隆的亚非会议时，就倡导“求同存异”的建交原则。到了70年代迎接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时，周恩来也是根据 “求同存异”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如果没有“求同存异”的精神，这个世界不会安宁和安定的。

同样的，马来西亚政党的结盟（不论朝野）都存在“异中求同”的情况。它们的结合主要是保住执政权或夺取执政权。只要彼此都同意这样的方向，就能够“求同存异”了。

由此看来，如果不让结盟的政党保持一定的自主和立场，又怎样达成团结合作呢？又怎样持久斗争呢？因此希盟没有理由要放弃“异中求同”的战略，至少直到今天为止，它还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治国和治党的大道理。

刊登于2016年1月25日《号外周报》第771期

这一回慕克里被逼宫 （现代春秋）

一场倒吉打州务大臣慕克里的运动于1月20日在吉打州拉开，巫统的十四个区会负责人在记者会上对慕克力投下不信任票，促他辞职。

这一则消息虽然有些诧异，但也是预料中事，因为自从前首相马哈迪在去年（2015年）中炮轰首相纳吉处理一马发展公司投资财务不当后，双方就唇枪舌剑一来一往，连带也让人联想起其儿子担任吉打州务大臣职是否不保；尤其是在去年7月当纳吉改组内阁时，将巫统署理主席慕尤丁及副主席沙菲益排出内阁后，人们就预测下一位将是慕克里。

不过撤换部长是首相的权力，不需要经过国会的同意，因为宪法规定由控制下议院大多数议员的领袖被最高元首确认而委为首相后得自行组阁。虽然每位阁员都得向最高元首宣誓，但正副部长们都是由首相推荐的，也随时可以被撤换。以慕尤丁的例子来说，首相纳吉是有权力将他在内阁中除名的，但要剥夺其党职则需要最高理事会接纳（这种情况与慕沙希淡于1986年辞副揆及内长后仍保住党署理主席职，除非是自愿辞党职或如同安华遭遇。安华在1998年被巫统最高理事会开除出党。再者，我们也不要忘记在513后被东姑开除出巫统的马哈迪，也是经过最高理事会同意的）。

可是对付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的步骤就比较复杂，不是如同对付内阁一样。最新的例子是为了向慕克力开刀，但得按部就班。这种斗争策略与当年（1977年）伊斯兰党对付吉兰丹州务大臣莫哈末纳西的前半段步骤是一致的。

伊斯兰党是在1972年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并在1974年加入了国阵。在同年的大选中，伊斯兰党继续主导吉兰丹州政府（虽然被称为国阵政府），但州务大臣的人选莫哈末纳西是来自伊党的，而推荐人是国阵主席敦拉萨。由于伊党对大臣亲向巫统感到不满，也就通过伊党吉兰丹联委会促请纳西下台。纳西并未就范，反而发动六万人大示威，以展示其力量。另一方面，在不甘示弱下，伊党又于同年9月25日开除纳西党籍；继之在同年的10月15日在州立法以会上通过对纳西不信任动议。在4天后纳西反击又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大会；而在伊党也不相让下，终于不幸酿成暴动。

由于形势急转直下，中央政府乃于1977年11月8日宣布在吉兰丹实施紧急法令，接管吉兰丹州政府。这意味着伊党在吉兰丹州大权旁落，也就与巫统闹翻（此时已是胡申翁当首相，因敦拉萨在1976年正月病逝）。在12月5日的国阵会议上，将伊党开除。这样一来，伊党脱离了国阵，恢复反对党的身份。

经过3个月的接管后，胡申翁认为时机已告成熟，便在1978年3月只在吉兰丹州举行闪电大选。而伊党在分裂下，终于兵败如山倒，只剩两名州议员；国阵（巫统）赢得23席，莫哈末纳西组成的“回教阵线”夺得11席（总数是36席）。历史终于倒转过来，巫统（国阵）首次夺得吉兰丹州政权，暂时结束伊党掌控的时代。创造这个奇迹的舵手就是已冒出头来的东姑拉沙里。可惜他的政运不济，再后来一直被马哈迪克着而登不了首相之位。

除开吉兰丹的例子外，以下几宗都与巫统有关的历史事件也是值得参考的：

1）1971年，执政槟州的民政党内部分裂后，只剩下12名州议员（在关键时刻，林苍祐又把王裕好召回来，凑成13席），因有4名州议员跟随陈志勤，创立了社会正义党。当时民主行动党有3个州议员、人社党1名州议员，如果再加上正义党4名州议员（但其中一人王裕好又跑回民政党）及巫统4名州议员，合起来共11席，很可能推翻林苍祐。

有关动议在行动党叶锦源主导下，于1971年9月27日举行的槟州立法会议上，针对不信任首席部长林苍祐的动议进行投票，结果是执政的民政投下11张反对票（林苍祐及议长哈仑没投票），而反对党罢黜林苍祐的动议只得7票，因为巫统的4名州议员弃权，帮了林苍祐一个大忙。

在事先安排及投桃报李下，1972年元旦日，民政与巫统组成槟州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从此成为一家人。

2）第二件事是发生在1966年，当年东姑动用联盟主席和首相的权力，革除砂拉越首席部长加隆宁甘职，后者不服告到法院上诉得直，又恢复首长职。在情非得已下，东姑惟有通过砂州议会投下不信任票才把宁甘拉下马。

3）再有一个实例是沙巴在1994年举行州选，虽然团结党仍以25席对23席继续执政，但拜林上任首席部长不到一个月就因团结党议员跳槽而在州议会成了少数派失掉州政权。这事发生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他运用策反州议员的手段来推倒拜林政府，因为拜林的团结党突于1990年的大选宣布支持东姑拉沙里的领导的反对党阵线，马哈迪在恼怒之余，伺机反击。但马哈迪了解到即使是首相也不能绕过州议会和所属州的苏丹或州元首而自行运用革除的权力。因此选择了拉拢州议员来倒拜林。

从以上三个例子来看，改变中央部长（包括副首相）是与扳倒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是不同的，更何况每个州都有州宪法。

换句话说，有关慕克里的政运还得看州议员的表态。如果尚有8名州议员的伊斯兰党站在巫统一边，投下不信任票或弃权，慕克里就处于劣势，因为公正党的4席，诚信党的1席及行动党的2席合起来不过7席，无法抵挡得住拥有21席的国阵议员，除非大多数州议员都支持慕克里或州议会被解散，不然慕克里的反击还要看马哈迪的影响力及巫统内部的反对声音有多大？

现在看来，纳吉仍在掌控整局，慕克里能否绝地反攻，暂时还在观察中。

刊登于2016年1月25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