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惠康vs张念群 （跃马扬鞭）

这是一则有趣的新闻，也发人深思。事缘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在大年初七（2月14日）偕国防部长希山慕丁到后者的柔佛选区（森波浪区）参加巴罗开埠100年的新春团拜时，当场以大使名义捐赠给相关选区的八所华小，共4万令吉（也即是每所获得5千令吉）。这本来是一种心意的表达，以便在新春佳节做些善事。

但这种善举也招来善意的批评，柔佛古来国会议员张念群的间接回应这样说，一国向一国捐款一般只在重大灾难发生时。不过今天的（相关）华小，并非经过突发事件如大水灾，而是跟其他华小处境（相似）。这显示出就连中国大使也知道华小遭遇不平等与不公平的对待。

同时张念群也说，希山笑纳黄惠康的捐款，反映出国外使节比我国部长更知华校的困境。

从上述的评论来看，她是“借题发挥”来“讽刺”我国政府支持华校不足，而不是反对或批评中国的聊表心意的捐款。

也许张念群知道，也许并不完全知道中国大使馆一向都有作出捐款，例如黄惠康说，他就任3年来走访10个州，也参观约20间华小和独中，总共捐了50万令吉。因此这次春节访问华小也只是循例而为，没有什么不良的意图。

他又进一步说，如果有任何的国会议员有心向中国贫困山区的希望小学捐款，他一定欢迎，也不会说对方是干政。

很显然的，黄惠康的回应是试图淡化因捐款引发的舆论会进一步被人曲解，乃公告中国使节都有这样的惯例。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黄惠康大使在去年中秋佳节时访问茨厂街所说的话也引起外交风波，且被某些方面解读成对“内政”的干预。但黄惠康的“娘家论”也以高姿态表达一个国家对海外华人的关怀，完全没有涉及国籍的问题（在1955年时，周恩来在出席万隆会议时也已表明支持海外华人入籍所居国，不再保持双重国籍的身份。即使在1974年马中建交公报中，也提及不再存有双重国籍事），所幸有关的争议不久后在相互谅解下告一段落。

因此黄惠康说，作为中国驻马大使的他（负有的）使命（是）神圣而艰巨（的），如履薄冰，有时不小心会得罪和伤害某些人。对此他要向所有人说声对不起，他无意冒犯马来西亚的任何朋友。

张念群也就顺水推舟，在正面回应黄惠康时，她也称赞黄大使是“雪中送炭”，而她从未质疑其善意，也未指大使干预内政，希望有心人不要扭曲她的谈话。接着笔锋一转，张念群的真正用意是指出我国华小的拨款已减少一半（2014年一亿令吉，2015年减少为5000万令吉）。这叫做“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反之，黄惠康也不是不知道张念群的用意明显，但碍于外交关系，免得因这小事酿成节外生枝，也就选择避重就轻，顺把中国的希望小学也拉进来，除了欢迎外界捐款，包括国会议员的热心外，也绝不会说这样做是干政。这种将焦点模糊，带入另一个境界的比喻，以便转移视线，体现了黄惠康的四两拨千斤的太极高招，既不让政府感到难堪，也不故意刺伤张念群，更捍卫中国捐款的正当性。因此黄惠康与张念群的一来一往看似刀光剑影，实则是隔空交手点到为止，结果是和气收场。

当然马来西亚的华教面对的各项挑战是众所周知的，但若与印尼和泰国比较，我们显然坚持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华教系统。

有人因此说，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国家保护中华教成长的典范，也比新加坡更为普及。

在目前，马来西亚共有1294间华小，可惜有40%的华小其学生不超过150名，而独中有60间及国民型中学有78间。

如果说华小生有60万名，独中生有8万名及国民型中学有12万名，则加起来有80万名在籍学生是受中文教育的。也因为有此普及，马来西亚华校生到中国和台湾深造的人数越来越多。一般统计，台湾在籍大马生1万余名至1万5千名；而中国有在籍大马生6000余名。

虽然比较起来，马来西亚的华教是海外国家最耀眼的，但它面对法令的限制，拨款、基金的减少、老师及学生的短缺等问题的困扰，若不从中整顿，恐怕再过10年印尼的华校将会迎头赶上我们了。因此华教的代表性团体增加与中国使馆的联系，寻求支持，看来也是其中一项值得进行的工作。

刊登于2016年2月29日《南洋商报》

外劳人口未来将超越华人？（天下纵横）

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最先引进外劳（女佣）的地区应该首推香港（1973年）。在英殖民政府统治下，它让菲律宾的女佣大量地涌进香港，成为香港家庭的好帮手。久而久之，她们在香港形成一个“菲佣社会”。因此菲佣成了最受欢迎的外劳。从1976年起，外国女佣的数目字就不断提升，目前已超过30万人的数目。

到了1987年，香港又再从印尼引进女佣，但因为文化与语言的差异，印尼女佣不及菲佣的大受港人欢迎。但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菲佣受到影响也就减少来港打工，所留下的空缺就被印佣填补了。

虽然印佣在沟通上常出问题，但她们要求的待遇低，而且人头税也不高，终于被港人勉为其难的接受。直到后来印佣已超过12万人，成为第二大外佣驻港，第一大仍是菲佣，共超过15万人。

马来西亚则是继香港之后引入大量外劳的国家，来自印尼的女佣更是不计其数。主要是因为语言相通，即使是华人或印度人，在与女佣沟通上完全不成问题，再加上女佣的薪水很低，而且人头税也不高，自然成为马来西亚人的所爱。

虽然在80年代后期，初来乍到的印佣被视为“廉价劳工”，但雇主得负责女佣的一切生活，包括吃住。相对来说，在当时的外劳薪金是很低的，也引发大企业、大公司、大园丘老板向印尼“进口”成千上万的外劳。这样一来，女佣与非技术或低技术的外劳成了私人界的“抢手货”，也有为数不少的技术外劳，成为管理人才。

由于外劳及女佣多了，也容易生事。在90年代甚至千禧年后，不少女佣来工作不久后就失踪，他们逃逸得无影无踪，令雇主损失一笔代理费。失踪的女佣不外有下列的状况：

（一）偷窃主人的宝贵财物逃走。

（二）由外面的“同乡”接应，逃跑后即使成为非法女佣，也能够找到工作。

（三）有的因不堪被虐待而出走。

但因为我国对外劳需求殷切，在千禧年后又从其他国家进口外劳；尤其是孟加拉人、越南人及缅甸人等。

直到目前为止，孟加拉人进口我国似乎是后来居上，但无法查知正确的数字，只知道在2015年下半年有说50万孟外劳进入，而在未来两三年内，将会再有100万孟外劳进入马来西亚，合起来是150万人。如果此说有所根据，则马来西亚在今日除了出现“印尼村”外，也已出现“孟加拉村”和“外劳中心”等外劳的“天地”。

一项有待证实的报导说，目前我国已登记的外劳高达210万余人，尚未登记的有400万余人，如果再加上孟加拉外劳的150万数目，则外劳人数将会突破600万至800万之数。

长此下去则意味着在未来的10至15年左右，外劳的人口将比华裔人口为多，目前我国华裔约650余万人，到了2030年将增加到710万人。如果外劳数目有增无减，或在此“开枝散叶”，成为永久居民，甚至成为国民也就非等闲事了。

在这种情形下，外劳已对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政府必须有一套较完善的政策，让外劳有期限回国或回了再来，只能被当为临时工，不能有永久居留的念头；否则对非马来人的国人是不公道的。

在这方面，若以提高人头税来减少外劳作用不大，只会造成更多的人宁可转为“非法外劳”，这是不能不正视的大问题。

刊登于2016年2月29日《号外周报》第775期

被“遗忘”的第三号人物 敦伊斯迈做不成陶渊明 因心脏病猝发死在代首相的龙椅上

1973年8月2 日，敦伊斯迈医生因心脏猝发，死在代首相的位子上。噩耗传开，举国震惊。虽然他曾经一度是呼风唤雨的叱咤风云人物，但由于逝世久远（43年），许多人已忘记或不知道有这么一位不贪念官职，却影响力巨大的政治人物。

究竟他是一位怎样的人？我们倒可以从他参政史看出来。

敦伊斯迈医生（Tun Dr. Ismail bin Abdul Rahman）（1915-1973），终年58岁。他于1915年11月4日出生在柔佛新山的老家，早年在新山受马来文和英文教育。在1936年至1939年间，他在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攻读医科（马哈迪也是莱佛士学院的毕业生，此学院后来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在尚未毕业时，伊斯迈转到澳洲墨尔本大学的皇后学院继续其医学教育（1939-1945）而成为执业医生。他是第一位在墨尔本大学取得医学士的马来人。回国后，先在柔佛的中央医院服务（1946年），接着在1947年到1953年他在新山自行创业悬壶济世，前后达6年之久。

在此期间，虽然未参加政治，但支持拿督翁在1946年组成巫统，共同反对英国行将实施的“马来联邦”宪制（Malayan Union）。

1948年2月1日，英国搁置“马来联邦”，改用与巫统及统治者达成的协议，定名为“马来亚联合邦”。也是在同一年的6月20日，英国宣布全面实施紧急状态，将马共列为非法组织。这意味着英军与马共的合作破灭了，而后者被逼再走进森林，一场“不宣而战”的军事对抗和冲突开始了（历时41年，直到1989年马泰政府与马共签署合艾和平条约才真正地结束了一场内战）。

也是在这个时候（1948年），伊斯迈医生被委任为柔佛州立法议会的官委议员，且出任州行政议员（1948-1954）。在这时期，他也当选新山市议会的市议员。正是在当红的年代，伊斯迈小登科，迎娶诺拉西金组织家庭（1950年）。

翌年，也就是1951年，他加入了巫统，真正开始他的政治生涯。这一年也是巫统的转折年，因创党人拿督翁离党另组新党（马来亚独立党），东姑身为吉打王子，接过主席位子时，也感到前路不明。

虽然如此，伊斯迈还是站在东姑这一边，并有幸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联邦立法议员。在邓普勒钦差大臣掌权下，他出任“内阁”的土地、矿物及通讯部长。为此他迁居吉隆坡。这一年，内阁中最具权势的本地人是拿督翁，出任内政部长。尽管他已脱离巫统，但英国人还是看好拿督翁会成为未来的首相。及后（1954-1955）伊斯迈转成天然资源部长，仍然与拿督翁是内阁同僚。

可惜的是，在1955年由英国主导的一场半民主普选（即只选出52名立法议员，另外46名由英国委任），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1954年从马来亚独立党转成国家党）一败涂地，全军覆没。在联盟大捷下（赢得51席，1席归回教党），东姑阿都拉曼时代掀开了序幕，他出任马来亚联合邦自治邦的首席部长，他仍然委伊斯迈为天然资源部长。在次年（1956年），他被调升为工商部长，但拿督翁已不在内阁中。

吊诡的是，在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取得独立时，伊斯迈未出任内阁部长，反而被委派到美国出任大使和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但保留住部长官衔。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究里，一位党国人才却在独立时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后来才知悉他因健康问题而出国。

不过在1959年时，他回来参加大选，在中选后再被委为工商部长。

1960年，马来西亚进入转变期，东姑在国会提出终止紧急状态，而改用“内部安全法令”（内安令）取代之。兹因事关重大，东姑乃委任伊斯迈出任内政部长。

虽然这个职位相当高，但不被视为第二把交椅，因为东姑已委任敦拉萨为副首相兼国防部长。这就是说，伊斯迈是党国中第三号人物。

1964年大选后，伊斯迈身负重任，在继续当内长下，又兼任司法部长。此时印尼苏卡诺挑起的对抗运动（马印对抗，因印尼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9月16日），形容它是新殖民地产物）。菲律宾也介入索取沙巴领土的纠纷。于是一个铁三角在马里西亚政府中成为核心人物，他们是东姑、敦拉萨及伊斯迈。除了要应对印菲的压力外，也要面对新加坡带来的内部压力。

1966年，印尼内部发生变化，事缘在这一年年苏卡诺的军官发动“革命”不成，反被防长纳苏顿的军队反戈一击，终于改变了政局，史称为9.30流产政变。这一场政变导致苏卡诺大权旁落，印共许多党员血染成河，而冒出一位右翼将领苏哈多。虽然他结束马印对抗，但却与中国断交，甚至全面禁止华文字在印尼出现。其对中国之仇视，已达顶点。

流产政变之后，马印对抗告一段落，加之新加坡又已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伊斯迈压力减轻乃辞部长职，而到英国进行手术。因为他患上鼻咽癌，在手术成功后他回到吉隆坡与友人合开诊所。

讵料1969年大选后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基本行将息影政坛 的伊斯迈突被敦拉萨召回内阁，除出任行动委员会副主任外，也在后来重作冯妇，出任内长，也跃升为副首相。

重回内阁后，他有两种不同的言论，也在华社卷起波浪。

其一是“513”暴乱后，东姑指责是马共和反国家分子有计划的阴谋，但身为内长的伊斯迈经过调查后，则发表了与东姑不同的论调。他说每一个人认为共党应对骚乱负起责任，较后我们发现共党与我们一样感到震惊（此事后来也在陈平回忆录中再次阐明马共与“513”事件无关）。当伊斯迈的言论发表后，国人对“513”事件的指责对象也有所转移。

其二是在“513”事件后，耿耿于怀的伊斯迈认为是马华表现差，才造成联盟在大选中失利，也失掉槟州政权。他说如果马华和国大党继续“不死不活”，缺乏生气，那么巫统唯一的途径是与一两个联盟的伙伴拆伙。

此言一出也触及马华痛脚，陈修信马上反驳是因为马华及国大党承担了保护马来人特别地位及联盟的教育和语文的立场才消耗了大量华人及印度人的支持。

当然这种口水战是没有结果的，也就不了了之。但却刺激陈修信在1971年（国会重开后）搞起华人大团结运动，一时风起云涌，气势磅礴，此落彼起。可惜后劲不继，马华又与华团在半年后闹翻，所谓华人大团结昙花一现，也因此导致陈修信在1974年退隐政坛。

1973年，当敦拉萨请假前往英国治疗而委伊斯迈为当代首相期间，伊斯迈不幸心脏病发而逝世，他从政的一生有精彩也有低调，但因时运不济，来不及圆首相梦（敦拉萨1976年逝世），他就撒手人寰了。

也因为伊斯迈意外逝世，他留下的空缺（副首相及巫统署理主席）也就让胡仙翁取代了。

正因有此变化，马哈迪终于在1975年的党选脱颖而出，当选副主席一职。若没有那个机会，马哈迪不可能成为第四任首相。

时局就是这么巧合和“天意”难测，马来西亚走到今天还是因为老问题在进行差权力斗争，这就是政治，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

有鉴于伊斯迈的低调，除了黄基明出版一本“伊斯迈评传”外（取名为勉为其难的统治家—伊斯迈的人生道路），其他则是零星的文章。

据闻，有一本伊斯迈的新传记行将出版，我们也期望能一睹其精彩内容，最好告诉我们鲜为人知的故事。

刊登于2016年2月29日《号外周报》第775期

人联党“生死之战” （直挂云帆）

砂拉越是一个很独特的州，因为它原本是属于汶莱王国的领土，从16世纪到19世纪都是归属于汶莱的版图，直到1841年后才被英人布鲁克家族所统治。当年华人只1千名。

当布鲁克家族在战后（1946年）将砂拉越移交英人管治时，华人已达14万5千人（1947年）。

当砂拉越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而取得独立时，华人的人口已占砂人口的30%。直到今天，砂拉越的总人口已超过250万，但华人已降至24.5%的水平。当然最大的是达雅族，占32%，而马来族有23%。

因环境关系，砂拉越与西马一样，曾是左翼的温床也是共党活跃的地方，这可以从人民联合党的成立透视之。

虽然在1959年成立的时候，这个党是走温和路线的，领导人是王其辉（银行家）及杨国斯（律师）和田绍熙（运输公司经理），而后者被视为有左的背景（1968年被捕，1970年正月获释，当时人联党基本已同意参加联合政府）。

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人联党也就更加明显地展示它的左倾立场。例如在1962年时，人联党不支持也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这个计划是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于1961年提出的。虽只是一个概念，但英国殖民政府积极推动以促其成。另一方面，左翼阵线（五邦社会主义组织）也动了起来，极力反对。这之中有马来亚的劳工党、人民党、新加坡的社阵（1961年人民行动党内部分裂，林清祥领导的社阵成立）、人民党及工人党、砂拉越的人联党及汶莱的人民党和沙巴的巴索党。

导致人联党部分党员走向激进的路线是1962年6月22日（人联党刚大事庆祝党成立3周年）后，英殖民政府采取逮捕行动，其中包括人联党宣教秘书兼中央助理秘书长文铭权及其夫人王馥英（教师）、中央组织秘书兼助理秘书长黄纪作及其夫人雷皓萤。他们是被援引“限制拘留法令”分别被限制在第三省的峇拉加和第二省的某个小镇上。过后他们四人要求去中国，也就被遣往中国（1962年7月）。

不幸的1962年12月8日，汶莱突发生武装叛变，以迫使英国交出政权。其原由如下：1956年，阿查哈里领导一批马来青年组成左翼人民党。在与英国谈判后获得英方同意在1962年7月21日举行55个县议席和16个立法议席选举，结果人民党全胜。

本来按原定计划是在12月5日举行第一次立法议会，以反对“马来西亚计划”。英国不得不施压将会议展期，而此时身在菲律宾的阿查哈里也突接获国内发生武装“起义”，可是很快地在三天内被敉平。究竟这之中是发生什么事？是有计谋的“起义”，还是被设陷的“起义”？有学者质疑属于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但不争的事实是，汶莱武装起义的失败给人联党带来巨大的伤害，更多人被捕或被遣返中国。

就在12月8日后的几天内，人联党内的左翼分子和砂盟（地下）组织决定改变斗争方针，开始了艰辛和漫长的武装斗争。换句话说，砂共成为另一个“阵地”；而领导砂共斗争的竟是被遣返中国又秘密遣回来的文铭权与黄纪作。他们原本是人联党的骨干也转身一变成为共产武装斗争的领导人。1963年初期，文铭权及黄纪作等人在印尼的协助下，秘密进入印尼，10月又潜回砂拉越主持成立砂共组织（1974年，黄纪作领导砂共走出森林，与政府和解。1990年由洪楚廷领导的武装也与政府达成和议，结束了武装斗争）。

尽管当时人联党的基层已兵分两路，一派继续“宪制斗争”；另一派转入森林进行“武装斗争”，但人联党还是不放弃宪制斗争。例如在1963年参加地方议会选举而差一点胜出成为执政党，当时是规定以地方议会选举的成绩来推出各省的代表，而由他们依党指示推选州议员。

本来人联党有望在民那丹的议会取得控制权，接着就可以控制第三省的代表，可惜因为其中一名独立县议员倒向联盟，第三省就归联盟所有（共推出11名州议员），人联党也就失去左右政局的机会。如果人联党控制第一省和第三省就拥有21名州议员（共36席）而成为执政党，另加6名委任议员就如虎添翼了。就这样国民党成了联盟的老大而由党主席加隆宁甘出任首席部长（在马来西亚成立后）。

由于1969年大选后的第三天西马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也就宣布暂停砂州的选举（因交通不便，砂州的选票工作要较迟几天才能计算），中央政府就利用这个冷却期与人联党“暗渡陈仓”，敦拉萨首相许诺州选后（1970年）人联党可加入联合政府而成为执政党（据知当时是马华第二号人物许启谟促成的。他原先是新加坡的政治部主任，1959年李光耀上台后回返马来亚）。于是在“秘而不宣”下，砂州州选平静与顺利的举行。结果是人联党州议席12席（国5席）、国民党州议席12席（国9席）、土著党12席（其国席包括保守党）及砂华3席。

就这样，在事先安排下，出现了人联党、土著党与保守党组成的联合政府（1974年土著党及保守党合并成土保党，是砂州政府的中流砥柱），并一脚踢开国民党（因为其首席部长加隆宁甘与中央抬杠，而被罢黜）。

从此人联党一改其斗争方式，走进资本主义的大家庭，告别了社会主义。久而久之，人联党视执政与官职是理所当然的事，也就放松警惕，更有者在当官后开始自我膨胀和变质，逐渐与群众和党基层脱节。“为人民服务和关心民瘼”已不再是当年的座右铭。

整整36年了，人联党的第二代乃至代三代也一致以为这个党是钢墙铁壁的，没有人可以打倒。讵料2006年的州选竟首次输了6席，是“红色讯号”的传达。在不以为意下，人联党又于2011年再受重创，参选19席竟输掉13席，只剩6席。可怜的是4席的当选者是伊班人，只剩2名华裔州议员。如今这6人中，已有4人另组联民党，由黄顺舸领导。在分裂下，人联党认为它应获得20席出征（因为已增加11个州议席）。人联党在失掉4席给联民党后只剩15席，若如今次增5席，就可以20席来争取选民回心转意。

问题是联民党要参加10席，又剩多少席给人联党？若这一次人联党无法翻身，仍然惨遭毒手，则这个党的就看不到未来了。人联党如果不幸走到穷途末路，也只印证了“社会主义”的“蜕变”和“变质”下也可以麻痹了自己而导致整个党也将“大江东去”。

因此这次州选（应在3月或4月举行），对人联党是生死之战，它一定要有所为和有所改变，把昔日的雄风找回来。关键是人联党“醒悟了吗”？只有加油和加把劲。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了。就看天意吧！

刊登于2016年2月25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