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党阵线陷入“危机”？（天下纵横）

就马哈迪的立场来说，因两名巫统国会议员意外逝世而引发的两场补选，继续由伊斯兰党派候选人上阵也无不可，只要不让巫统取胜，当然马哈迪不是要巫统倒，而是因为他反对首相纳吉才有此建议。

但在另一方面，林吉祥不同意这样的安排，他认为若由伊党派人出征将输更多票，因此不认同马哈迪的看法。

另一方面，选委会已订在6月5日提名和6月18日投票的江沙及大港国席补选，但反对党却未上阵已先吵架。伊党坚持由它派候选人，因为“传统上”是归伊党派人。同时在2013年大选时，伊党候选人莫哈末沙礼胡申只以399张多数票败给大港巫统候选人诺丽雅（原副原产业种植副部长，因直升机坠落逝世）。此外，在江沙的国席也是由伊党的候选人莫哈末伊扎挑战巫统的旺莫哈末（他取代原贸工部长拉菲达），也只以1082张多数票败给后者。基于以上的两个理由，伊党不让步予公正党。

但伊党是否有考虑到大港是混合选区及江沙也有24%的华裔选民。如果伊党的候选人面对走票，可能会输得比较惨。

为此，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建议大港由公正党派出候选人，而江沙照由伊党派候选人，伊党自然不会同意，彼此也就公开唇枪舌剑。

虽然巫统也担心此次的两场补选“处于弱势”，但与反对党相比，它的“处境”会比较好，它面对的是党内的争夺及抽后腿的“威胁”；反之，希盟既已和伊党关系破裂，也就不可能有所谓退让这码事。因此可以想象这必然是一场三角战，甚至有独立人士参战。

如果公正党与伊党各派候选人（或江沙国席交由诚信党派人）形成混战，局面必然对巫统有利。

其实，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两场补选的结果，因为不论哪一方取胜，都不能改变政局，也只能被视为来届大选的其中一个指标。就此而言，在补选后可能会“动摇”雪州政府的稳定性。如果伊党的雪州议员（13名）退出联合政府，公正党就面临一定的危机。毕竟诚信党还未经过考验（只有两名从伊党过档的州议员），无法鉴定它能否成大气候取代伊党扮演的角色。

除非伊党能与公正党有所妥协和协商，各取一个国席参选，否则极可能是两败俱伤，也就影响到反对党的未来前途。

如果反对党阵线希望在下届大选取代国席，那就不能够各行其是，更不能自视本身可创造奇迹。

当伊党在过去多靠马来人选票时，它是无法扩大地盘或伸入城市选区，只能在乡村区有所斩获。自从于1999年被安华效应带动下及2008年由反对党联手后，伊党才有今日的局面（2013年时，伊党失掉吉打州政权就是减少了非马来选民的选票），可惜伊党只是想着自身的强大而不屑与反对党合作，它的未来可能选择与巫统合作，或选择回到从前做一个“甘榜冠军”。

还有如果诚信党未加快步伐“取代”伊党的地位，则“希望联盟”的未来就不会比“民联”来得好，甚至因内讧而闹僵。如果有一日反对党再不珍惜在2008年辛苦建立的团结力量，则它要走进布城那就是更遥远的事，而不是“只差一公里”了。

正因为反对党吵吵闹闹，已令人民有所混淆，为此它必须拿出合作的诚意，否则反对党阵线要再壮大将是极其困难之事。反对党阵线应牢记取团结才有未来，分裂没有未来。

刊登于2016年5月30日《号外周报》第788期

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 （现代春秋）

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祭，虽然中国各地没有大事批判文革的十年浩劫，而是低调处理，但基本上还是以党中央1981年的决议“否定文革”为结论。

其实回顾“文革”的发生和其背景，是与国际政治大气候分不开的。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结束时，欧洲的战事也因希特勒（德国纳粹头子）的失败和自杀也在同一年终结。

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的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谈，以组成联合政府，讵料1945年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发起了对中共军队的攻击和围剿，因为他不愿意与中共分享执政权；也认为若不在此时消灭尚未十分壮大的中共军队，将来更难对付。

就这样内战打了4年，以蒋介石的国民军失败退守台湾为一个时代的了结。毛泽东也就在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自那一天开始，中国的外交政策先是全面倒向苏联的，继是加入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西方阵营以美国为首。

虽然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与苏联的关系是密不可分，但在斯大林（苏共领袖）逝世（1953年），克鲁晓夫取代其位置后，情况开始起了变化，特别是克鲁晓夫在1956年公开批判斯大林，使得毛泽东有不自在的感觉；再加上1956年匈牙利及波兰事件（这两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及民众反对苏共的全面控制，爆发了骚动而迫使苏联做出一些让步），终于刺激毛泽东对克鲁晓夫控制卫星国不力有所不满，也导致苏联在1959年断绝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1962年，克鲁晓夫将核导弹送入古巴海域而与美国起正面冲突。正当局势千钧一发时，克鲁晓夫泄了气把核导弹移走而化解一场危机（灾难）。苏联官民瞧不起克鲁晓夫自不在话下，连带毛泽东也在1963年起连发“九评苏共走向修正主义的评论”文章。即使克鲁晓夫在1964年被推下台，迎来布里兹涅夫也不是“中国的朋友”（因而在1969年时爆发了中苏边境战斗的珍宝岛事件）。

毛泽东除了非常警惕中共的内部也会发生如同苏联的“变质”外；也警惕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阴谋得逞，只得两面开弓在中国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数十万名知识分子或文化人被打成右派）到鼓吹大跃进，大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期中国早日进入“共产社会”而不受美苏的影响。

吊诡的是在1959年时，毛泽东让出国家主席的位子给刘少奇，本身只保留党主席。不久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与克鲁晓夫一样，有可能将中国导入修正主义的误区，也就在1962年发起“四清运动”。所谓的“四清”先是指“清工分、清帐目、清财务及清仓库”，后扩大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运动”。这样一来，农村的“四清运动”又再与建国初提倡的“三反五反”运动结合起来（三反为反贪污、反浪费及反官僚；五反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资骗国家财产及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而统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显然是有计划性的波浪式运动。1964年毛泽东提议在党内成立“五人小组”，他们是彭真（组长）、陆定一（副组长）、康生、周扬与吴冷西（新华社社长）。他们被赋予的任务是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学术批判等文化传宣方面的事宜。

在风平浪静一年后，在1965年11月，姚文元突然于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担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著名历史学家）。这一下子也使到“五人小组”行动起来。在研究后认为学术问题应当与政治问题分开，反对吴晗是为彭德怀（下台的防长）鸣冤的说法。它接着以“文化革命小组”名义提出了“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但不被毛泽东所接受。

中共中央也在5月16日发出“五一六通知”（1966年），不但撤销“五人小组”，同时批判二月提纲是“黑流”，转而另组“中央文革小组”，其权力之大只在政治局常委之下，名单如下：

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陶铸、副组长：江青、王仁重、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郭影秋、郑季翘、扬植霖及刘文珍。

正是5月16日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江青也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和获得林彪的护航下，她的权力因之膨胀起来。

一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越来越激烈，阶级斗争也成为指导思想，毛泽东被神化，毛语录成为世界最多人拥有的“红宝书”。

尽管中央文革小组初期有多人，但后来的发展和演变也只剩下5人。他们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及姚文元，在1969年中共九大会议上，均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文革小组也因之解散。

也是在1969年后，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刘少奇及邓小平等人被打倒了，整个党和国家的权力操诸在毛泽东手里，他的权力达到顶点。

红卫兵的出现及自发性排山倒海而来的大联串运动，也在天安门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文斗到武斗，从批判或折磨和凌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污点和前所未有的侮辱标志，人类尊严的丧失也让人看到人性的泯灭，例如1969年，失势和被关押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死时是被刻意填上“无业者”，名字被改掉，草草埋葬了事。虽然在80年代初刘少奇得以平反，但他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和所失去的，永远无法追补回来。

此外，知青上山下乡也汇成政治运动，学业的荒废更不在话下。

总而言之，从1966年吹响文革到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是为文革的第一阶段；而后的第二阶段文革（1971-1976）的所谓批林判孔运动也教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林彪（武将）怎么与孔子（文将）相提并论？还有林彪究竟为何而出走？为何而死？同样没有“真相”交待。

但有一点值得中国庆幸的是，不论中国国内的政局如何波动，都没有影响党和政府的操作，因为党控制了军队（这是毛泽东在1929年创设的制度，党控制军以致直到今天，军队是不可能擅自行动的，更不敢搞政变）。为此，毛泽东得以在1972年邀请美国总统尼克逊到访，也在后来与美国恢复正常关系，把世界扭转过来。

此外，在文革前后，中国也成功地发射原子弹和轻氢弹，在在说明了中国的科学研果不为政治运动所影响。

当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不及一个月内，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及党羽也全数落网，一场文革卷起来的斗争划上句号。可悲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搭上他们的青春、岁月乃至生命。十年文革留下永远的伤痕。

毋庸置疑的，当文革被否定后，就不应再回来，但文革时期燃起的爱党爱国的情操和热忱的精神，却是值得重视的。

刊登于2016年5月30日《光华日报》

“回教刑法”又成政治筹码 （跃马扬鞭）

争议不断的“回教刑法”突然又成为焦点课题之一，原来由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向国会提呈落实回教刑法的私人法案被押下两年后，又见在本季国会（5月26日）被允许提出和决定要不要进行辩论，这对伊党来说不但是一项突破，而且也再次印证“回巫合作”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政治上的考量。

所谓的政治考量是指行将于6月举行的两场补选（这是因为巫统两位议员直升机失事而坠亡后留下的两个国席空缺（雪州的大港和吡州的江沙））已成为未来大选的政治指标。一边是巫统必须要保住这个两个议席；而另一边伊党也要在补选中赢得议席。因为在2013年大选时，巫统在两个选区只分别赢得上千票和数百票，因此对巫统绝非安全区。

但如今的政局却有了瞬息的转变，除了执政的国阵仍由巫统把关外，反对党就乱成一团了，脱离“民联”而又不成为“希盟”的伊斯兰党决定一意孤行与巫统来一场“友谊赛”。

此外公正党也抓住机会，要伊党将大港让给公正党，而江沙仍由伊党出征。由于没有共同语言，双方无法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在2015年从伊党分裂出来的“国家诚信党”也扬言要派候选人出征，以证明它的得票会多过伊党。

就我们分析，此次巫统在下议院“网开一面”是有其政治议程的，不单单是为了保住大港和江沙国席（争取伊党的支持者），而且是为了今后的更大合作，达成“回巫联姻”。

巫统的算盘是这样的：如果它在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继续保持优势，即国阵在沙巴拥有22席（总数25席），在砂拉越拥有25席（总数31席），而在西马可以从伊斯兰党方面增加20个国席，再加上巫统的88席，就依然在222个国席中占有155席，也就稳住政权了。假如其他友党如马华、民政和国大党仍保有一些议席，那就是国阵的红利了。

即便回巫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但在下届大选时两党只能有所谅解和有所退让，而不可能形成一个阵线，毕竟在国阵的架构下只要有一个成员党反对，就不可接纳新会员，所以伊党重入国阵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回教刑法”是伊党重新执政吉兰丹后（1990年起至今），在1993年由州议会通过的，巫统也只得沉默以待。但当丹州政府呈给中央政府时，马哈迪就一口拒绝，认为它不符合国家宪法。换句话说，“回教刑法”被束之高阁。

虽然面对阻力，当它在1999年也执政登嘉楼时也依然通过“回教刑法”（自然也不可能被马哈迪所接纳）。吊诡的是，当国阵在2004年取回登嘉楼州政权后，对“回教刑法”加以保留，只是未有执行。这就是说“回教刑法”已在两个州（吉兰丹和登嘉楼）被通过。对于巫统来说，他做个顺水人情，也未尝不可。

例如伊党控制的吉兰丹州议会在2015年又通过伊斯兰刑事法案，以便法庭获得较大的权力执行任务，也获得巫统议员全数支持。

因法律所限，丹州政府还得向国会提呈私人法案，一旦通过才能生效，以扩大伊斯兰法庭的权限。

原本1965年法令或355条文只赋予回教法庭最高罚款5千令吉或3年监禁或不超过6鞭刑，或两者兼施，但哈迪阿旺的法案是为推行“回教刑法”而铺路的，修正案一旦通过，回教法庭将有权施予40到100鞭的刑罚。除了死刑之外，回教法庭也有权根据伊斯兰法所允许的条文实行更重的刑罚。

虽然哈迪阿旺已取得绿灯，但他希望相关法案推展至下季国会进行辩论，以便伊党和巫统争取到时间先看两场补选的结果再走下一步棋。

无论如何，我们坚持一个国家不能有两种宪法，虽然回教法庭只针对回教徒，但难免有一天会卷入教徒与非教徒之争；尤其是权力被扩大之后。

这就是为什么“回教刑法”不应实行，它有其保守与落后的一面，不符现代化的社会和现代文明的进程。

刊登于2016年5月29日《南洋商报》

蔡英文“抗拒”九二共识？（直挂云帆）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于5月20日就任台湾第十四任总统所发表的处女演说在语调和表达上以“一个国家”的心态再次表白这是“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在台湾。因而在致词时只强调她领导的是一个国家，只有团结整个国家，这个国家才能被改变。因为台湾的经济并不乐观；年金制度如果不改就会破产；教育制度的僵化已经与社会动脉脱节；能源与资源十分有限，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而司法已失去人民的信任；除了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外，台湾的年轻人对于未来充满无奈与茫然。如果年轻人没有未来，这个国家必定没有未来。为此台湾的经济必须脱胎换骨。

在阐述她的施政方针的同时，她也在遣词用字上让人感觉到她希望得到和看到的两岸关系是不让台湾被边缘化，也不丧失对于未来的自主权。为此她不说“承认九二共识”而是说：“1992年两岸秉持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进行沟通协商，达成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我尊重这个历史事实。92年之后，20多年来双方交流、协商所累积形成的现状与成果，两岸都应共同珍惜与维护，并在这个既有的事实与政治基础上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

她重申新政府将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从蔡英文的施政咨文中，我们发现到她提及台湾的内部事务多过“国际事务”，提及“民主”也大大地超越“民族”。

她显然不愿意如同香港一样，以一个地区的首长身份发表演说，而是强烈地带出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因此在当选总统前，她承诺的是“保持现状”，绝口不提“九二共识”，并把它当成是国民党与中共的“对话的延续”（国共新和谈）。

蔡英文虽然正式参加民进党的历史不过15年，但在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是打着“台独”的旗号起家的，在否定国共和谈这码事的同时，也尽量的“去中国化”，提倡“一边一国论”或“一中一台”；尤其是陈水扁（民进党）于2000年当选总统以来，就刻意地让“大陆”被称为中国，而台湾愿意成为“台湾国”，甚至连“中华民国”这块老招牌也不管用。但是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不管中国是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它依然维持了一个大国的形象，而在1971年被联合国接受成为会员，取代台湾的中华民国。

抑有进者，当美国总统尼克逊（中国的头号敌手）于1972年访问北京并与毛泽东主席会面后，整个国际形势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明显的是仍在世的蒋介石总统非常无奈与心痛地被迫离开国际组织，“中华民国”这块招牌褪色了。

更甚的是，中国在与美国和解的同时，也在中美联合公报中承诺中国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顺着这一重大转变，那些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得作出明确的立场，即与中国建交的同时，不能再与台湾（中华民国）有邦交；更要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此来看，70年代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于1949年撤守台湾后遭遇的第二次“奇耻大辱”，他感觉到美国在出卖台湾，但依赖美国支持的台湾也只好一步一步地退守，即使蒋介石在朝鲜战争时期（1950-1953）很希望美国支持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结果也功亏一篑。

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台湾就由其儿子蒋经国接棒，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继续推行一党专政，直到80年代不得不开放选举，这与党外势力在70年代末期崛起大有关系；尤其是美丽岛事件（1979年）震撼世界舆论，也就在80年代中期孕育了民进党。

不过当蒋经国于1988年逝世后，崛起的继承人不再是蒋氏王朝的后裔，而是来自台湾的李登辉。这位亲日的台湾领导人一向主张台湾不归顺大陆的，但在他的任期内，因压力所致，也就有了所谓“九二共识”商议的安排。

其缘起如下：

1992年“海峡交流基金会”（台湾）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大陆）这两个被两岸政府授权的非官方组织在香港会谈后，经由口头协商而逐渐形成的不成文默契。

1999年， 台湾总统李登辉提出两岸的“特殊国与国关系”（被解读成两国论），导致大陆关闭了交流管道，要求台湾回到一个中国原则。

在2000年时，台湾总统大选结束，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得到李登辉的暗中辅助），国民党的连战败选。为避免引起混淆，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陆委会）主委苏起首次将“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连接起来（陈水扁就职前），随后成为国民党的党纲。在2005年时，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大陆，双方承诺将推动“九二共识”，也就促成在2008年马英九（国民党）上台后，与大陆达成ECFA协商（这纯粹是两岸运用关税快速进入对方市场的经济架构条约，并无涉及主权与政治之问题）（全称“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惠及双方（但协议仍存争议）。

其实台湾与大陆达成的“九二共识”也是有所差别的。根据台湾方面的解释其涵义是：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双方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认为一个中共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后，台湾将成其管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台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的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主治权责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

这就是“九二共识”中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谈判结果。当然对于中国来说，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在世界上被确定代表中国，则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缺乏代表性。再者，大陆也不允许台独。因此马英九任期内重申了台湾“不统、不独和不武”的三不政策。

在这方面，蔡英文显然与马英九的政策有了一些距离，因为大陆方面的评论发现到蔡英文的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没有一次提到“中华民族”（难道台湾人不是中华民族吗？），也没有一次提及中国或大陆（中华民国不是从大陆拆迁台湾的吗？），但有提及美国一次，日本一次，提及主权一次，对岸一次，两岸14次，台湾41次，国家25次，只提尊重九二历史事实，未提及遵守九二共识。

正因为大陆认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在开倒车，意图将台湾与大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拉开，从而建立起一个所谓国家的实体，这也是大陆绝对不能接受的。由此可以预见海峡两岸从此步入多事之秋，这对改善台湾经济与人民生活的努力可能又少了一个大管道。蔡英文也真的要以台湾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总而言之，历史是不能被切割的；民族情是不能被遗弃的。

刊登于2016年5月26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