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兹敏从中崛起 （直挂云帆）

雪兰莪州务大臣阿兹敏阿里于2014年上任以来，其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地位也随着水涨船高。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位52岁，仍然风华正茂的阿兹敏是安阵营中可能是最后一位没有背弃安华的较有影响力和忠坚的支持者。

当安华春风得意时，阿兹敏是他的机要秘书。吊诡的是当阿兹敏在80年代后期从美国留学归来后，是马哈迪推荐他给安华的，后来得到安华的信任，成为亦师亦友的同志。

1998年，安华被马哈迪革除官职，也被革除党籍后，安华马上开展他的烈火莫熄运动。那时追随他的人不少，但非巫统领袖，而是中下层的马来份子。

阿兹敏也在那时选择追随安华，还有安华(财长)的政治秘书依占及安华（副首相）的政治秘书曼梳。当然重量级人物有詹德拉–慕斯扎化（时政评论家，Aliran团体的创办人）及企业家卡立和来自各种族的知识分子。

在当年，阿兹敏既然已和马哈迪关系密切，为何不选择留在巫统，而是跟随安华而去。这个谜阿兹敏并没有和盘托出，但在今时今日看来倒是正确的选择。反之，无法与安华共同斗争的，都先后离开了安华。

阿兹敏当年(1988)结婚时，他已是安华的秘书，也得到马哈迪首相的参加和祝福。而在2015年12月13日，马哈迪又受邀参加阿兹敏长女的婚礼，出席者也包括柔佛和雪州苏丹及慕尤丁等。这意味着阿兹敏登位才两年，已成为被看好的国家未来领袖。

正因为坊间有传说阿兹敏是马哈迪的义子，而马哈迪是阿兹敏的义父，但不争的事实是他们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当然在当年安华与马哈迪斗法时，阿兹敏也被牵连其中，所幸没有影响到他参加大选。

阿兹敏没有“背叛”安华，他说当1998年安华被革职后，他就没有再见马哈迪，直到2015年在马哈迪召见下并获得安华的同意，才首次与马哈迪面对面交谈。换句话说，隔了17年，他和马哈迪才又重新欢聚。

当然这个时候阿兹敏已不是小人物，而是举足轻重的政治领袖。因为他没有脱离公正党，当詹德拉–慕斯扎化及赛胡先阿里先后卸下党署理主席后，阿兹敏就角逐署理主席职，他面对的对手先是依布拉欣再益（曾任首相署部长），在胜出后，阿兹敏在党内的职位进一步提升。

在2008年，他首次参加雪州的国州选举，结果连中二元。更令人震惊的是，反对党竟然拿下雪州政权，也就由公正党人出任州务大臣，安华首选卡立担任大臣。由于表现不错，由反对党组成的“民联”也在2013年的大选中保住雪州政权。

虽然阿兹敏一向与卡立不咬弦，也勉为其难出任州行政议员，但他打从心里就不服卡立的领导。

他投诉安华应撤槟州务大臣，但安华有些左右为难，他不能一下子推上阿兹敏取代卡立，即使阿兹敏在党中选中也在后来打败了卡立的对垒，仍然是党内第二号人物。

在私底下，安华促成加影州议员辞职，而安华参加补选，胜出后担任雪州州务大臣。

谁料人算不如天算，安华在提名前夕被判“鸡奸”案有罪，失去了提名的资格，也就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上阵。结果也是顺利当选，只是安华也没有想到，由其夫人担任州务大臣却是阻力重重，先是伊斯兰党不认同，后是雪苏丹不同意。就这样意外地造就了阿兹敏的崛起。

阿兹敏出任州务大臣后，他在党内外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尤其是安华身陷囹圄期间，他的任务就更加吃重，最明显的例子是在5月份雪州大港和江沙国席补选时，阿兹敏出面劝说一人参加一席，但不为伊党同意，最后在行动党的介入下，形成诚信党代替伊党的地位，提名参加两个补造。

正因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就让国阵以更大的多数票保住两个国席，这也说明了反对党在分裂底下，是不容易取胜执政党的。

第二个例子也是今年5月马哈迪率领其人马展开《公民宣言》，以迫使纳吉辞职的运动中，阿兹敏代表公正党与会，并和马哈迪并排而坐，从而衬托出阿兹敏的地位已再升高。

现在马哈迪说他要组成新政党以便与反对党合作来取代国阵，自然也会得到公正党的欢迎，旺阿兹莎认为除了要倒纳吉外也应进行政改和争取释放安华。基于阿兹敏的特殊身份，他已成为马哈迪的最好联络人及促成反对党联合的关键性人物。

如果说，阿兹敏当年追随马哈迪弃安华，将会在第一时间获重用而成为部长，但在马哈迪退休（2003）后，他是否还会被重用，不得而知。

也因为“死性子”跟着安华，在阴错阳差中，他成了新一代的政治明星。

他的未来作用，就是要协调马哈迪与安华的关系而冰释前嫌。

不过，当前的第三个例子是槟州如果要闪选，希盟又如何排阵？伊党会搞成三角战吗？公正党与行动党之间存在的矛盾，都需要阿兹敏一一解决。

因为时间紧迫，阿兹敏恐怕要分身乏走术了，主要是行动党认为在这个时候闪电大选会居于主动地位，就不知公正党会有把握保住原席吗？因为阿兹敏还要调解伊党与诚信党的矛盾和冲突，这真是不简单的任务。

刊登于2016年7月28日《东方日报》

槟州闪电大选的省思

当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于2016年6月30日被提控触犯贪污法令两项罪名时，轰动整个政界。因为林冠英不再是90年代被控触犯印刷法令时，只是一名国会议员，当今他已是槟州首席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

因此在第一时间，就有人“打赌” 林冠英会不会“暂时告假”或辞卸首席部长职，结果槟州政府的行政议会一致支持他继续执行首长职务；他的党中委也全力支持他留任；甚至与它结盟的人民公正党及国家诚信党也同意维持现状，并矢言作林冠英的后盾。林冠英在接受挽留后，也在一项“群众大会”上声称他是受到政治打压。因此他“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活”。不过在另一方面，执政中央的国阵成员党领袖则认为他应辞职或最低限度要暂时告假，直到案件审结为止。

在民众方面，则是保持冷静看待时局的转变。这就是说，人民并不反对林冠英继续担任首席部长，至少没有公开的反对，在一定程度上，对林冠英是一个激励。但有关的风波也不因之停息，反而是越炒越炽热，更有强烈的风声传出全国大选可能提早举行，尤其是反对党处在分歧和分裂状态时，正可以被国阵击破而赢回失去的议席。但是如果按照宪法规定，每五年举行大选，因此在2013年大选后的2018年才来大选也符合宪法的规定。不过，执政党可以挑选期满前的任何日子，不一定要做满5年期。就马来西亚的选举历史来说，提早大选通常是在执政4年后，也有拉到满5年的。

正因为目前时局对国阵有利，也就让越来越多人相信下届大选将在明年(2017)举行(届时已经达到4年)。

这是由于自从2015年反对党阵线的“民联”因伊斯兰党与行动党断交而分崩离析后，就一直未能有效地整合起来。虽然脱离伊斯兰党的开明派主将已在去年9月另立诚信党，并将“民联”旗号改成“希盟”(希望联盟)，但从近期的选举或补选的结果看来，反对党仍不成气候；尤其是伊党也公开与希盟及国阵较量，就注定反对党以失败告终。

无可否认的，国阵本身也有自身的问题，党内高层（指巫统）也被冲击，更有除名事件发生，但还没有显出内讧的恶化；反而是反对党无法有一致的行动。就拿林冠英的事件来说，林冠英告不告假在行动党看来是大事，而且事事不能处于被动，应该“反客为主”采取主动，把政治风向盘争取过来。倘若一直等待国阵来决定大选日期，对反对党将是不利的，极可能处于挨打的地位。因此在经过思考后，行动党作出的决定虽是有些让人意料之外，但也有它自身的理由，主要是它不再让国阵主导闪电州选。有两个现实的例子是行动党不愿意重蹈覆辙的：(一)1970年时，马来西亚仍处在紧急状态时，国会民主尚未重开，但国阵主席兼首相敦拉萨就动用他的权力宣布单单在砂州举行州选（因“513”事件在69年暂停砂州选举。当时因交通问题投票需在两周内才完成）原来这场选举在事先已安排和协商好，就是不论选举结果如何，左翼的人民联合党（人联党）必须参加国阵的联合政府。结果选后一切如愿以偿，也立下好示例，让敦拉萨在西马全面收编反对党成为国阵的一员。

(二)第二个例子是1977年被国阵开除的伊斯兰党，因为吉兰丹发生骚乱和伊党内两派的斗争恶化，导致中央接管丹州政权。在乱局中，胡申翁首相在1978年3月只在丹州举行闪电州选。国阵在时机有利，真的把伊党州政权整垮，只剩两个州议席。州政权首次归国阵领导。

接着国阵乘胜追击，在同年8月举行全国大选，又是把反对党打得落花流水。

有了这两个先例，正好被行动党当成值得参考的教材希望搬来槟城上演。整个构思是这样的：先在槟州解散州议会，然后举行闪电州选，只要“希盟”漂亮胜出，就会影响国阵重新考虑要不要提早全国大选。反之，若希盟选举成绩不理想，也会测知水温而改变战略面对未来的大选。

虽然在槟州宪法上，州元首拥有两个“自主权力”，即对首席部长的委任（不过都是以在议会占多数席的政党领袖担任）和对州议会的解散。

换句话说，林冠英必须要取得盟友的支持后，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然后直接请求州元首批准所请。当然州元首也具有权力不批准解散州议会，但如果林冠英是通过州议会紧急会议取得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则州元首要拒绝也变成不大可能的事。

如果一切按行动党的战略来走，也还得面对一定的风险，在这方面，也不要忘记马哈迪医生领导的新生政党的关键性作用，否则将是“事倍功半”的。

刊登于2016年7月25日《南洋商报》

首席部长的传奇故事 （现代春秋）

不论槟州会不会举行闪电州选，一个十分有趣和值深思的结局是槟州首部长人选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它不是在“安排”中产生；更没有所谓是“钦定”的。

本来当马来亚将要取得独立（1957）前，英国及联盟（主要是巫统）是“钦定”林苍佑为首席部长的。因为这位在1951年被英殖民政府倚重的年青人出任槟城州议员（委任的）后，他就被看好“政途无量。”

也是在同一年，林苍佑带头成立“槟城急进党”，以便派人参加于年杪举行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

1954年，他加入马华公会，并鼓励急进党华人党员转入马华；印度人则转入国大党。就这样，急进党“无疾而终”。

1955年，林苍佑率领联盟候选人（共14名）（当时槟州议会有24名议员，只选14席，剩下10席由英殖民政府委任）参加州选取得全胜，他的身份也水涨船高，被英国提拔成为“槟州首席议员”。英国人认为林苍佑是最适合成为首席部长的理想人选，但另有大志向的林苍佑则婉拒英国及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的好意，他以其父亲林萃龙医生刚过世为由，终获得东姑的谅解。他反而向东姑推荐名不见经传的王保尼出任槟州首届首席部长。王保尼是一名教书先生，未进过大学深造，却被林苍佑看上而一夜成名。

王保尼之所以有机会探出头来是因为他十分忠心于林苍佑，在1953年就代表急进党当选大山脚市议员。不宁唯是，他把林苍佑当成其政治偶像，也对这位政治师父马首是瞻。

甚至连王保尼本身都没有想到竟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他成了第一任首席部长，正可以用“无心插柳柳成荫”来形容王保尼的幸运。

虽然王保尼非大将之才，未曾担任槟州马华主席，也未在马华中央形成一方人物，但靠他的口才也算稳住了政局。从1957年到1969年，前后担任了12年的首席部长，直到69年大选失败为止。从此王保尼消失在公众眼中，虽然随后他被派往意大利担任大使，但见报率不高。2002年，王保尼与世长辞。

接替王保尼成为第二任首席部长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恩师林苍佑。对林苍佑来说，他从政的第一个志愿不是要当首席部长的《若想当在1957年就当上了》，而是要成为全国性的政治领袖。因此他在1958年竞逐马华总会长而胜出，一时风光无比。但好景昙花一现，在1959年时，林苍佑与东姑意见分歧，主要是林代表马华要求在1959年的大选，让马华分配至少1/3的国席，以当时104个国席来算，马华希望分配到35至40席参加选举，但被东姑认为要求过高不予接纳，于是导致林苍佑与东姑关系恶化。最终是陈修信派靠向东姑，而后者干脆排斥林苍佑派，更不让林苍佑担任国会候选人。在形势不利下，林苍佑退出马华（1960），与一批原马华党干部成立民主联合党（1961）。

由于时运不济，林苍佑在担任反党议员期间（1964-1969），他是闷闷不乐的，因为他希望能整合反对党，向联盟叫阵，以赢回尊严反应差强人意。

到了1969年林苍佑终于扬眉吐气，领导民政党在槟州崛起。

其实民政党上台执政槟州是个意外，而林苍佑只是拿回本该属于他的官职（首席部长）也是个意外。“意外的意外”，造就了林苍佑名留槟城，他成了“槟州发展之父”。

民政党在1972年与巫统组成槟州联合政府，并在1974年加入国阵。据知在此期间，敦拉萨首相邀请林苍佑上调中央出任教育部长，但被他婉拒，因为他已不再想当华社领袖，只想用下半生奉献给槟城。1990年林苍佑竞选失败，共做了21年的首席部长就“告老退休”了。2010年，他与世长辞，结束他跌岩起伏和精彩的一生。

接替林苍佑官位的许子根也是另一个意外。他应该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成为林苍佑的接班人。

当他在1982年加入民政党时，是角逐国席而不是州席的。换句话说，他被党视为未来的中央级领袖。但是在1986年他在国席输给林吉祥后，便被林苍佑纳为政治秘书。

任谁也想不到，许子根会在1990年大选时派到丹绒武雅州议席上阵而在胜出后竟被党推荐填补林苍佑的官职。这对许子根来说，正是林吉祥“造就”了许子根。如果林吉祥不在1986年展开丹绒一役，许子根就不会“转换岗位”。这个岗位也磨炼了这位年轻人。

当1990年林吉祥刻意与林苍佑对垒时，也没有人想到林苍佑会在阴沟里翻船。被林吉祥击败但行动党在槟州只胜了14席，国阵则拥有有19席。由于只差3席才能改朝换代，林吉祥也就与首席部长职擦身而过。在1999年大选失败后，林吉祥离开槟州的伤心地移师怡保东山再起。

许子根的“幸运”是在1995年时，击退林吉祥大军压阵。那一年林吉祥“破釜沈舟”以成为“有实权的首席部长”。人们也不怀疑林吉祥担任下一位首席部的可能性。

只是“造化弄人”，林吉祥在气势如虹的年代，不幸断羽而归。从此与首席部长越离越远。

在2008年大选前，许子根已表明将上中央接替林敬益的官位，而首席部长一职由其得力副手丁福南接任。

正当人们看好接班人已是内定时，突又传出首相阿都拉“钦定”的人是邓章耀，也就加速了民政党的内部斗争，这一年大选，民主行动党是没有把握“当家做主”的，它只求破国阵的2/3优势，或至少能赢得3.5席。这一年领军的不是林吉祥，而是林冠英。结果许多人都跌破眼镜，因为没有几个槟城人会相信“变天”就在眼前，连林冠英也不敢相信。

出乎意料之外，又是一个十分的意外，由安华领导的反对党线拿下槟州及其他四州政权。

林冠英也就平地一声雷在槟城拔地而起，成为第四任首席部长。

从上述看来，首席部长职是不可也不能钦定的，只能靠不经意的意外让人“瞠目结舌”。王保尼、林苍佑、许子根及林冠英那一个不是在意外中诞生的呢？

这就是说，意外给槟城带来改变，而意外又造就了不同类型的人才。

如果说，首席部长是“从天而降”，也许不令人信服，但每一个上任的人都是“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的。这不是天意又是什么？

刊登于2016年7月25日

南中国海争什么？

因为所谓的国际仲裁庭针对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争议作出“判决”而震惊世界，但很多人还是无法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一片浩瀚的南中国海上的岛礁并没有人居住，有什么好争？

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后来各国都勘察出藏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也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国说，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菲律宾已刻意改称“菲律宾西海”），在历史和法律的地位上是被称为南海（或南中国海），即在中国的南边。中国根据历史上的地图文件证明南中国海的岛礁绝大部份属于中国所有，并将南中国海分成“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及“南沙群岛”。另外两个群岛（纳士纳群岛及阿南巴斯群岛），中国未列入其主权范围。前者归诸印度尼西亚之后，中印两国就不再为南海诸岛起再起严重争执了。

因为中国提出的1947年中国政府（中华民国）发表的《南海诸岛位置图就有了九条段线概括在内。(原本有11段线，新中国成立后，缩为九段线)。这是日本在1945年战败投降后，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把它曾占有的岛屿也一并交还中国，也就有了1947年的地图出台。

当时中国处于内战阶段，不论是中共或国民党都无睱顾及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问题，只有在战后中国改朝换代后，南中国海才受到重视。

在1958年时，中国照会北越政府有关南海岛屿主权绝大部份归属中国，北越政府在胡志明领导下没有异议，也就等于默认中国所说的9段线是没有争议的。但在1974年时，南越政府未倒台前（亲西方政府），就用战争的手段掀起西沙群岛的海战。结果中国控制了西沙，而有70名越南士兵被击毙。

1988年，已经统一的越南（1975年北越攻下南越后，南北越又告合二为一）与中国争夺南沙群岛，结果越南又有60名海军士兵阵亡。

2012年，中国与菲律宾在黄岩岛因边界对峙，结果这个岛屿的控制权落在中国手中，菲律宾对此十分不满。同年，中国军方被指毁坏越南的探测船器材，爆发了反华示威。

2013年，菲律宾在失去黄岩岛及不被承认拥有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9个)的主权后。它率先将此诉求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要求法庭作出“判决”，否定九段线的法定地位。

这一诉讼案拉到2016年的7月12日才作出判决，指中国在南海岛礁不具历史依据，也没有法定地位。因此不能享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这就意味着菲律宾的诉讼取得全面的胜利，而中国则失其颜面。

就在纷纷攘攘声中，人们又把焦点转向海牙法庭的性质和权力。现在终于厘清这个组织是具备争议性的。虽然它的位置也在海牙和平宫内，与联合国的组织的法庭在同一座建筑物。

前者的全名是“常设仲裁法庭”，成立于1899年，有115个会员。它的定位纯属“仲裁性质”，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庭，而是为争执的单位进行仲裁、调解或调查事实。因此它不具备执法的权利。当中国重申反对认同仲裁庭的“判决”时，许多人还以为这个法庭是具备执法的条件。

原来在海牙也有一座国际法庭，成立于1946年。由15名法官组成。这些法官任期9年，期满得以连任。由于它获得了联合国的支持，其权威性就比仲裁庭强得多。

如今的压力是来自西方国家和媒体，大多数要求中国尊重“判决”，但中国无法接纳这样的结果，它连半步都不能退，又何来退两步三步呢？也许现在人们要知道中国的底线，双方的谈判又能谈出什么样的效果？这也是世人正在关注的。虽然“常设仲裁法庭”不算是权威和具有崇高的权力，但它在西方国家的鼓噪下已形成一种舆论，也不可掉以轻心。

就此而言，所谓南海的问题就要尽快理出头绪来，而且其他相关国家也要克制避免擦枪走火。(菲国声称南沙群岛归它所有。越占有29个岛礁它宣称整个南沙及西沙群岛归它所有)，这两个国家的纷争加上日本也插上一脚，认定钓鱼岛是日本的，也就使到局面沸腾起来，也只有通过谈判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否则将来发生更多的不幸事件，就天下大乱了。

刊登于2016年7月25日第796期《号外周报》

土耳其政变扑朔迷离 （直挂云帆）

到现在为止仍然无法查出土耳其因何会发生政变和反政变震惊世界的大新闻？

根据外电报导，在7月15日当晚，一批为数不明的军人起事叛变，企图推翻埃尔多安总统的政权。

继之，刚跨入16 日凌晨，首都安卡拉的土耳其广播电视台已被叛军控制。女主播蒂珍、卞拉斯拿着备好的新闻稿大声念出：一个“祖国和平委员会”已宣告成立，军队已接管政权，全国实施宵禁和军管。可是没多久政府军进驻CNN土耳其广播中心，电视台的广播停止了。有关支持叛军的人员也撤走了，广播台内已空无一人。

在此危急时刻，人民都不知道总统埃尔多安去了那里？原来此时埃尔多安正在海滨城市马尔马里斯度假，离首都500公里。当他接获政变的消息后，马上转移下塌的酒店，不久酒店就遭到袭击，总统的秘书被叛军刧持。

    避过一刧的总统一向以来对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没有好感，并认为常常被利用散布反政府声音。他是其中一位直接批评“推特”和“脸书”的国家首长。但此次因政变来得突然，又无法直接通过电视及电台向全国作广播，也只好通过视频聊天软件FACE-TIME接受CNN在土耳其的频道的专访。他直接号召人民走上街头，抗议政变，同时也涌到机场和公共广场“夺回民主的所有权和国家主权”。这一招果然发生效用，当知悉总统在号召与叛军“作战” 时，民众蜂拥而上，将街道挤得万头攒动。在乱局中，叛军失去了重心，因为公开领导政变的是属于中校阶层，而不是高层的将领（被认为躲在背后）。而且对政变的策划与安排只是“业余”手法绝不是专业水平。所以很轻易地被总统采用手机和互联网把敌手给击败了。这反映出“社交媒体”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如果埃尔多安没有手机临时应变，他可能会败在叛军手中。

虽然政变未遂，但已有232人死亡，包括参与政变的军人和政府军及1400人受伤。

埃尔多安除了展开大逮捕和大规模开除行动外（估计9000名被捕和被解雇者包括军人和将领及法官。另外也有8000名警察被解雇，还有15000名教育工作者被停职），也指责目前流亡美国的政敌法图拉–葛兰（FETHULLAH GUDEN）领导的“共享价值”联盟（THE ALLIENCE FOR SHARED VALUE）介入政变。但后者加以否认。葛兰一度是埃尔多安的政治朋友，被形容为宗教派的精神领袖，于10年前自我流亡美国。埃尔多安一直希望能说服美国总统奥巴马将葛兰引渡回土耳其，惟被拒绝。

当下最具权威的埃尔多安总统今年63岁。在1994年当选伊斯坦堡市长。1997年因发表煽动宗教仇恨言论被判监10个月（只坐了4个月即出狱）。 

2001年埃尔多安出任正义与发展党主席，宣称坚持走世俗主义及政教分离路线，并以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为偶像。

2002年，其正义发展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出363席（共550席），因而在2003年出任具有实权的总理。在2010年时，他修改宪法限制军队的权力，由文人掌管军队。

2014年（因当了总理11年），埃尔多安参加总统选举（第一次直选）胜出，使到他策划在下一步扩大总统的权力（因土耳其宪法规定政府走内阁制，总统是名义上的首长，总理才是实权人物）。为此他面对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也促使他为迎合人民口味，将政治路线宗教化。这主要是土耳其被中东的回教国家围绕，如叙利亚和伊拉克等，且与 ISIS恐怖集团为邻，促使他在政策上向宗教倾斜。

由于埃尔多安迎合宗教政治，有人认为他已开罪了军队。土耳其的军队从一开始就被教导一定要死守住国父凯末尔建立的世俗政权，且要做到政教分开。

另一方面军人也不能忍受埃尔多安的自大与傲慢。因此他是否能顺利担任总统到2024年，仍未得而知，但他希望能在2023年时，主持土耳其革命成功100年的大庆典。

目前有8千万人口的土耳其，其中80%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15%；99%的人民信奉伊斯兰教。

在伊斯兰教崛起前，土耳其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领地。公元775年，伊斯兰教的阿巴斯王朝拔地而起，与拜占庭帝国共存。11世纪时，有一批突厥人向西迁且皈依回教，并附属塞尔柱王朝。在1071年，这批奥斯曼突厥人（也就是今日的土耳其人的先祖）在土耳其定居。1299年，奥斯曼的突厥家族建立了奥斯曼回教帝国。它的特征是施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在苏莱曼大帝时期（1520-1566）达到顶峰。他甚至攻占了匈牙利、伊拉克和北非建立起强大的奥斯曼帝国。1683年，因维也纳之战失败，停止向欧洲扩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土耳其加入了德国阵营，在德军失败后，土耳其在本土以外的殖民地全告丧失。基本上，第一次战后奥斯曼帝国已国不成国了。1919年，一位优秀的军官改变了土耳其的国运。他就是后来成为国父的凯末尔（1881-1938）。他年少时进入世俗学校而不是宗教学校。1923年，他领导土耳其埋葬奥斯曼帝国而建立起土耳其共和园，亲自出任总统。在总揽军政大权下，他废除哈里发及伊斯兰宗教律法、废除一夫多妻制、提高妇女地位、用罗马字取代阿拉伯字母，也推行世俗主义。因为功勋卓著，凯末尔后来成为国父，一生受国人敬仰。在二战期间，土耳其忘记血的教训又再与德国结盟，这回惹怒了苏联。

更甚者在战后，为奉承美国，土耳其竟在1950年，派兵远赴朝鲜与美军一起与中国自愿军对战。与此同时也宣布土国的共产党为非法组织。

从凯末尔进行革命到当今，土耳其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竣的。之前的六次政变有四次成功。但这次政变失败后，埃尔多安必须要小心应对。若对“叛军”或“离心者”施以重罚，将会渐失民心（美欧国家已发出警告）。

顺便一提，在马来西亚诚信党未成立前，人们总是将他们（在伊斯兰党内）归纳为开明派也形容他们为埃尔多安派。今天它还能管用吗？

刊登于2016年7月2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