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特金会今日开场

第一次的“特金会”是于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但因为双方各有历史负担，针对无核化（denuclearization）的议题也就只能达成措词比较含糊的文字。英国《卫报》的报导说，双方当时的承诺并没有比过去美朝达成的协议内容有所突破，而且也怀疑其落实的可行性，因为在对待协议内容方面，美朝各有不同的解读。

例如在去年中达成的联合声明，朝鲜后来有言明会先拆毁一个主要的导弹引擎试验场来换取美国暂停与韩国及日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同时朝鲜也希望在无核化的道路上能先获得美国逐步放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因为两国的正面对话，正如金正恩在去年首次与特朗普见面时所说的一句话：“通往这场高峰会的路程不容易，拖住我们后腿的历史有时混淆我们的视听，但我们还是排除万难到这里来了。”

特朗普也理解到美朝的对峙已70年，不可能在一次峰会中消除所有的仇恨与对抗，但美国未承诺解除经济制裁。如今经过半年有余的“考验”，特朗普认为第二次峰会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在这个时候展示出美国既能“化解”中美的贸易战，也能迫使朝鲜接受成为一个无核国家。

从实质意义来说，身为一个小国的领导人金正恩竟能因为核武之争使到世界超强大国的总统特朗普与他“平起平坐”，可以解读为金正恩的“四两拨千斤”的功夫十分了得（以核武换援助），是他个人的外交大胜利。最讽刺的是，美国降尊纡贵选择在第三国与“邪恶轴心”（2002年，前美国总统布斯对朝鲜的用语）的朝鲜商议世界大事。

当然在此时此刻，朝鲜还得依赖中国寻求的保证，不然在消除所有核武器后，谁来成为朝鲜的保护伞？中国在这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就不言而喻了。也难怪金正恩在2018年及2019年期间四度访华，这一次又是借道中国乘专列到河内，自然免不了又与习近平见面了。

其实朝鲜与美国的恩怨起于战后，下列事件的发展说明了朝鲜既依赖强国而生存，也面对大国的侵略和殖民化。

（一）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国与苏联派兵各占据半边朝鲜半岛的领土。也成立两个国家，南北韩成为既定的事实。

（二）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率领其人民军突破三八线全面进军南韩。在首两个月，金日成的军队势如破竹，几乎已拿下南韩90%的领土。

（三）1950年7月，美国通过联合国介入韩战，全由美军统一指挥。同年9月9日，美军在仁川登陆，10月将战情扭转回来，导致金日成政权危急，只得请求毛泽东派兵援助，否则北韩不保。但苏联不同意出兵，后来只派出部分空军支援。于同年的10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跨过鸭绿江，参与韩战，形成与美国的首次正面交锋。

（四）1953年，双方经过五次交手，伤亡惨重后，于7月27日在板门店达成停战协议（不是终战）。这一回极可能为韩战协定划上永久性的句号。

（五）1956年，北韩成立核子物理研究所。

（六）1962年，北韩在距平壤90公里的宁边地区建立反应炉。

（七）1978年，北韩开采到大量的铀（可制造原子弹），也就在下来的30年内建立了6个核研究中心，两座研究堆及6座铀矿和1座核电试验堆。

（八）1990年，美国通过卫星怀疑北韩拥有核武，但北韩否定。

（九）1991年，为展示北韩诚意，与南韩签订《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

（十）1992年，北韩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下《核安全协定》，同意该组织在北韩检测其核武器试验场。先后6次访问，未发现核武器的存在。

（十一）199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情报发现北韩正分离至少148克的钚，与该国申报的90颗有差距，故怀疑北韩正在发展核武器，要求再度调查，北韩拒绝。

（十二）1994年，美国前总统卡特访平壤，与金日成会谈，劝请北韩放弃发展核武。

（十三）2000年，北韩再次计划发展核武。

（十四）2002年，北韩承认确有此事，正在研究更强的武器。

（十五）2003年，朝鲜核危机爆发，被邀请参与美国、中国、日本、南韩及俄罗斯组成的六方会谈，希望朝鲜放弃核武。

（十六）2005年，北韩表示已拥有核遏制力，随后将8000支废燃料棒再处理，意味着北韩可生产核弹。

（十七）2006年10月9日，北韩进行首次核试验，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

（十八）2007年，尽管北韩在六方会谈中承诺放弃核武，金正日又与南韩总统卢武铉就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无核化、扩大经济合作等问题达成多项协议，并签下《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的共同宣言》。

（十九）2009年，北韩退出六方会谈，又进行第二次核试验。

（廿）2010年，北韩对南韩的延平岛进行炮轰。

（廿一）2013年2月12日，北韩进行第三次地下核试后，其核武计划有显著进展。接着在3月5日，北韩宣布撕毁《朝鲜停战协定》，又切断在南韩非军事区板门店与美军的军事热线。

（廿二）2015年，怀疑新浦级潜艇安装小型导弹飞弹，若拥有水下核攻击的能力，在理论上，北韩将有极高成功率毁灭或重创首尔和东京，许多国家也因此未能与北韩开战。

（廿三）2016年，北韩又进行两次核试验（第四次是氫弹核试验及第五次核试验）。

（廿四）2017年，北韩核试验场附近发生6.3级地震，但北韩又宣布成功试爆，可安装在洲际飞弹上的氫弹。继后，北韩又向日本发射试验弹道飞弹。与此同时，北韩也出售其研制成功的弹道飞弹予其它国家。

（廿五）在情非得已下，美朝干脆来一个“大齿轮拉小齿较的双边会谈，不再假手于第三国。因此2018年6月第一次金特会谈在新加坡举行，双方初步同意消除核武器。

（廿六）2019年2月（27日-28日），在越南河内举行第二次特金会谈，借此机会让金正恩看到美越合作下的发展模式。同样的，美国也能协助朝鲜进步。

刊登于2019年2月28日《东方日报》

伊斯兰党从左到右

当下马来西亚最老牌的政党且还存在的要推算巫统和伊斯兰党了，再有一个是影响力不大的人民党。前者成立于1946年，创党人是拿督翁（曾任柔佛州务大臣），但到了1951年巫统又分裂成两个派系，一个是由拿督翁成立的马来亚独立党（IMP）（后易名为国家党）；另一个也是由宗教分子从巫统分裂出来而成立的泛马回教党（Pan Malayan Islamic Party）。换句话说，巫统成立6年后，终于分裂成三个政党，但皆是马来政党。不过在1962年拿督翁病逝后其国家党就不复存在。

虽然及后也有马来政党成立，但有者标榜多元性，如1955年由布斯达曼成立的左翼政党“人民党”。而在1963年由前农长阿都亚兹从巫统分裂出来成立的“国民议会党”。也因为左倾立场与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社阵而在1964年大选惨败（因马印对抗）。前者经过改组却无法振作，直到2003年，其党主席赛胡申阿里宣布解散人民党而与公正党合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但吊诡的是，由于技术上的疏忽，结果导致人民党未被解散，反而活了下来，只是一直未能扮演昔日的角色。

尽管在马来亚独立前，马来政党间的斗争已呈现白热化，但在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由巫统主导的联盟夺下51席，剩下一席归回教党，拿督翁的国家党全军覆没。这意味着巫统已成为国家的政治主流。

不论是1957年的独立，抑或是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都由巫统掌控一切。新加坡的加入也因理念的不同，于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自行独立。

也是在同一年的9月，印尼发生政变与反政变流血斗争，大批印尼共党分子遭受杀害，而数以十万计的华人也被遣回中国；更在1967年中印断绝邦交。

其中最大的影响是在美国鼓动下的反政变，最终压服苏卡诺总统，崛起的装甲车司令苏哈多掌控了政权，他的反华和反共政策，禁止所有华文出版物上街；更在美国的影响下接受回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能共存的。也是在那一年开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失掉了回教国家的热情，连带一些中东国家如埃及也开始与苏联疏远。美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在世界各地抢地盘，也对中国掀起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的输出革命格外警惕。因此印尼的这一幕悲剧正符合美国新意，也造成了回教世界不再追随社会主义政策。

本来回教党在五十年代中期是由左翼的马来领袖布哈鲁丁出任主席，也比较倾向社会主义，也在1959年的大选领导回教党夺下丹登州政权，也拥有13名国会议员，政绩不俗。但在印尼的反政变事件后，布哈鲁丁被捕，回教党转向民族主义路线，由阿斯里领导，符合巫统的政治路线。在1969年的513事件后，也领导回教党于1972年加入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

虽然回教党在1972年易名为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但加入国阵后并未带来好运，反而与巫统关系恶化；尤其是巫统坚持起用亲巫统的回教党领袖纳西为丹州务大臣，引发回教党议员大举反扑。1977年因两派演成流血冲突，丹州进入紧急状态。

1977年国阵（首相胡先翁）开除回教党后，复于翌年举行丹州闪电大选，结果回教党兵败如山倒，只剩两名州议员，丹州政权归巫统拥有。自此之后，回教党参加选举胜出的议席总是有退无增，甚至在1986年的大选只剩下一名国会议员。回教党欲振乏力，前途堪忧。

正当回教党在进行更迭领袖之际（1982年由尤索拉哇取代阿斯里），一位闪烁的回教明星闯入政坛，他就是安华依布拉欣。

原先他是回教党的热心支持者，在1974年组成回教青年运动（Abim）组织时，有不少后来成为回教党领袖的人加入这个组织。这些人包括法兹诺及哈迪阿旺（前者是前任主席，后者是当下主席）。

刚巧在1979年伊朗的柯梅尼领导的宗教革命成功，给了安华一定的灵感，他决心强化Abim组织，广招回教青年加入，也一度膨胀到5万名会员。

这一庞大的力量在八十年代几乎让回教党靠边站，也因为安华适时地加入巫统（1981年），使到巫统如虎添翼。

回教党即使改变领导人后，注入回教元素，且成立长老会向伊朗看齐，但始终无法与安华抗争。直到1990年的大选，东姑拉沙里另组46精神党与回教党合作，后者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

此时回教党认为它的东山再起是因为走宗教政治的路线走对了，并不是外来的因素造成。

因此当安华在1998年出事后，回教党就在1999年的大选缔造最辉煌的政绩，不仅拥有丹州和登州的执政权，而且也破天荒拥有27名国会议员。这是安华效应带来的佳绩。可惜回教党不以为然，反而误判是推动“回教国”的概念所致。

正因为过于自信，且大声叫嚷要成立“回教国”，致使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代阵线”，身陷囹圄的安华也对此无可奈何。结果在2004年的大选，反对党自相残杀，也壮大了国阵。

只有到了2008年、2013年及2018年的大选，才见反对党扬眉吐气，在在2018年又不可思议地成了中央执政党。

这之中的变化是很耐人寻味的。反对党组成的希盟竟改由马哈迪领导；而已正名为伊斯兰党（2010年正名）则不参加希盟，且与马哈迪及安华交锋，立场倾向巫统。

2018年的大选，伊党不但成不了造王者（希望拥有40个国席，实际上只胜了18席），而且影响力也有所局限，直到最近，哈迪阿旺又出手了，他要以“四两拨千斤”之力（以18个国会议席掌握国会的话语权），证明伊党的举足轻重，除了要求马哈迪接纳伊党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员外，也与巫统合作，共组铁三角重新洗牌，起而执政。这之中被排除的有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

为达成目的，伊党也向马哈迪放话，要提防希盟倒马哈迪，这显然是另类的无中生有，谁会相信在毫无准备和毫无头绪下会有阴谋存在？

看来惟有压下伊党不让它成为造王者，否则马来西亚政局将因权力斗争和种族政治及宗教政治的斗争而大伤元气，不得不严加提防。伊党向右转后表达出来的狭隘方向，这也是极其危险的极端想法。

刊登于2019年2月25日《光华日报》

伊党给希盟添乱？

在2018年（509）大选之前，伊斯兰党乐观地展望它将在国会议席方面取得40席而成为造王者，因为国阵（主要是巫统）需要伊党的合作以稳住政权。反过来居于反对党地位的希望联盟（尤其是土团党和公正党）也需要争取伊党的支持，否则将难以组成中央政府。可惜选举的结果非伊党所愿，它只能拿下18个国席。堪可告慰的是它又再拿下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政权，而且在吉打州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伊斯兰党是在2015年与行动党断交后，再与公正党和土团党不咬弦，更不可能与诚信党（从伊党分裂出来）合作。因此在临近大选时，它选择自行上路，而不是与巫统结盟，以展示伊党也能自成一格，更有能力联合伊斯兰阵线（Berjasa）及民系党（Ikatan）共同组成“和谐阵线”，成为第三势力角逐全国大选。

意想不到的是巫统痛失政权，国阵也分崩离析。纳吉感叹他错误的战略导致国阵的失败，他本以为让伊党个别加入战局可以分散在野党的选票，不料大水冲倒龙王庙。

另一方面，估算错误的也包括伊斯兰党，其主席哈迪阿旺相信最终伊党将成为造王者，也可以选择要与国阵或希盟合作，以从中取得分享政权的机会。到头来适得其反。

在忍气吞声约莫9个月后，伊党又再亢奋起来。它认为时机已经到来，可以通过宣传来触动马来人的情感。

尤其是金马仑国席补选的结果反映出巫统与伊党合作就能取胜，自然使伊党在士毛月补选中再次发挥作用。

先是伊党与巫统表明会合作对抗希盟。但在提名过后，伊党主席哈迪拜会马哈迪首相时，提出了合作的条件。马哈迪说这次的候选人是由土团党派出，伊党说会给予支持，但要求希盟开放门户，让伊党参与中央及其他州行政的职务。

为证明对方所言非虚，马哈迪也有透露，伊党的议员用白纸黑字来显示其诚意。可是马哈迪承认只有收到伊党总秘书达慕尤丁的函件表明这场补选不会支持巫统，也只支持马哈迪任相至期满。

在马哈迪未作出任何承诺前，伊党也不可能跳进希盟的框架。因此伊党左右逢源，又显示了整个事件已陷入了罗生门，各有议程又各说各话，不知哪方的谈话才是真实的。对此，马哈迪的态度是十分关键的，它到底同意伊党的要求吗？还是不同意希盟的分裂？伊党的立场是希盟的候选人若是行动党就没得合作；若是土团党就给予支持。这很显然是伊党起了分化作用。

还有更令人震惊的是，伊党的达基尤丁透露，他们与马哈迪会面时，后者有透露在来临的3月国会可能会发生希盟两个盟党对首相投下不信任票。

安华与林冠英随即给予否认，指责伊党发表虚假谈话，希盟议员根本没有谋倒马哈迪。即使市面上有少数布条出现要马哈迪下台的文字，也有行动党人巫程豪起而响应，但马上被土团党驳斥，也被行动党切割关系，认为这纯是巫的个人言论。

犹记得在几个月前，最先发出促请马哈迪辞职的是亲公正党的专业人士金格（会计师），过后就没有其它回应。如今巫程豪是第二人。但综观当下政局，没有可能出现投不信任票的动议；尤其是公正党内部正面临安华与阿兹敏失和的敏感期，彼此都不敢轻举妄动。

这之中一个令人费解和纳闷的课题是：为何伊党要死咬行动党？而且毫不隐瞒将矛头指向行动党，它们已经在1999年、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有过合作记录，为何今日视如“死敌”？

还有伊党中委聂阿都（聂阿兹的儿子）号召伊党、巫统和土团党合作，并将行动党、公正党和诚信党排斥在外也是错误的路线。这形同鼓动种族主义来压制另一个族群。

除了正如哈迪阿旺所说，伊党是为捍卫回教而斗争外，他也坚持宗教政治的立场。

如果伊党在此次补选中成为政治的指南针，那国家的未来方向就会出现变数。

如果说希盟在没有伊党参与下已能取得佳绩而执政，没有理由为了一个补选而转向与伊党合作，这无疑是往希盟打脸，难道我们独立60多年了，还要走回种族政治的老路？

刊登于 2019年2月25日《南洋商报》

土团党强势东渡沙巴

由马哈迪首相领导的土著团结党加入希盟的合作后在509大选（2018年）中取得胜利成为执政党之一。当时马哈迪曾有表示希望能将土团党东渡到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后来在沙巴执政的民兴党党魁沙菲宜（首席部长）的抗议下（指说在大选前彼此已同意河水不犯井水）及砂拉越土著保守党的压力下（原本是属于国阵的成员，因509大选后中央变天，其成员党退出国阵，另组“政治联盟”继续成为州的执政党（砂州选举于2016年举行，当年国阵取得72席，行动党7席及公正党3席。下一届州选需要等到2021年或之前才举行。而在2018年的国会大选，国阵保住了19席；公正党3席、行动党6席及诚信党1席，另独立人士2席，土团党归零席）。

由此显示出东马的政体是自成一格的，由本土政党主政，来自西马的政党如行动党及公正党也震撼不了州政权。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国阵（包括巫统）没有东渡砂州的主因。这些砂州本土政党表明可以加入国阵，但不能接受西马的国阵成员党东渡成为领导。

正因为砂拉越对移民的严加控制，它的人口直到今天才有270万左右，在加入马来西亚时（1963年9月16日）人口只有74万人。主要的种族有伊班人（海达雅族）约占30%；马来人约24%及华人24%。

这个地区原属汶莱所有，于1841年割让予英人詹姆斯·布鲁克家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直接归英国统治。

至于沙巴也是另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简朴的地区。原称北婆罗洲，是汶莱王国的领土，但在1881年归属英国管治，而在战后直接由英国控制。它同样在1963年9月16日纳入马来西亚联邦。当时人口只有50万左右，但时至今日，因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人口已超越3百万人，其中最大的族群是杜顺卡达山人（土族）（占49.1%）；马来人（11.5%）及华人（13.2%），还有25%是非马来西亚公民。根据统计，外来者有61万人，其中25万持有合法证件及36万人无合法证件。人口的泛滥和资源的丰富也未使到沙巴人民受惠，以致发生沙巴要求享有20%的石油税和天然气税，而非只5%。同样的，砂拉越也有此要求，但经济部长阿兹敏曾说若按照东马的要求，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将告破产。

虽然在1963年以来，东马与西马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变化，也没有闹分裂，但沙巴的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在1965年有离异动向（因不满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前未与沙巴商议，也就在这一年被调离来到吉隆坡担任挂名的中央沙巴事务部长）。及后的1967年，虎视眈眈的慕斯打化（原是第一任州元首，是属于少数民族的姆律回教徒），在1967年的州选领导其成立的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与唐纳史蒂芬领导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争夺执政权，结果前者胜出而出任首席部长。

慕斯打化逐渐地成为沙巴的独裁者。为防止权力过大出现离心，中央首相敦拉萨在1974年大选后调慕斯打化出任中央国防部长。慕斯打化认为这其中有削权的动机，乃抗命不接受，中央惟有接受慕斯打化派出第二线国会议员出任副国防部长。

在无法扳倒慕斯打化后，中央改变策略，暗中支持亲唐纳史蒂芬的人马另组人民党（Berjaya）。表面上由哈斯里领导，实则幕后人物是唐纳史蒂芬。当1976年州选人民党取得胜利后，出来担任首席部长的则是唐纳史蒂芬（此时他已皈依回教，改名为莫哈末福尔）。不料才上任未及3个月，因飞机失事而丧命，结果改由哈斯里出任首席部长。

哈斯里在上位后，也表现出其独裁本色，好大喜功，被上任的马哈迪看在眼里，暗中鼓励拜林在1985年另组团结党（PBS）以斗倒人民党。

当年州选团结党赢得25席（总数48席），理应上台执政，但哈斯里来一个偷龙转凤，与慕斯打化的沙统（赢16席）联合人民党（有6席）组成州内阁，更推举慕斯打化宣誓成为首席部长。人民党所持的理由是：执政党可多委任6名州议员，也就拥有28席，超过团结党。

首席部长在上演双胞胎下，中央代首相慕沙希淡作出果断和明智的决定，即胜利属于团结党，也就不承认慕斯打化的重出江湖。

经此打击，慕斯打化只好卧薪尝胆，伺机卷土重来。

直到1990年的大选，拜林领导的团结党亲向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后，马哈迪才对拜林十分恼火，也决定要扳倒拜林的州政权。

有先见之明的拜林在1990年的大选再胜出州政权后，先通过“反跳槽法令”，可是因未获国会批准，法令不能生效。

当1994年举行闪电州选后，拜林再以25席对国阵的23席蝉联执政，但危机接踵而来。不但其州议员跳槽，而且沙巴通过的“反跳槽法令”无效。就这样拜林的团结党倒台了，崛起的是国阵。

为什么国阵会出现在沙巴政坛？这是因为慕斯打化在万念俱灰下于1994年将其沙统解散，让位于巫统东渡沙巴。马哈迪在接手沙统后，委安华出任沙巴联委会主席，而不是慕斯打化，导致后者在大失所望下，一度转向支持拜林的团结党。可是团结党在1994年州选后，不少政治青蛙跳向巫统，也就启开巫统东渡的第一页了。

巫统的东渡在最初几年还表现出首席部长轮流担任，即卡达山人、华人和马来人轮任。讵料在2004年大选后，阿都拉首相终止首席部长轮任制，巫统的势力也进一步扩大了。

没想到在14年后，巫统会在2018年沉船。它在沙巴所剩下的29名州议员也与沙菲宜领导的民兴党不相上下（一度又出现首长双胞胎）。结果后者在多获两名州议员支持后，沙菲宜以31席凌驾巫统。经此一变，巫统议员调头转向希望联盟，前些日子有9名巫统议员加盟土团党，现在又传有5名国会议员及8名州议员已申请加入土团党，不但强化了土团党的国会力量，从22席增至27席，再加上10万沙巴人申请加入土团党，难保一年之内它将会发展成为国会最大的政党。

当米已煮成饭后，希盟再如何检讨和反对，也已经是于事无补了。再说，民兴党也从反对土团党东渡到不再反对，说明形势比人强。

从历史来看，土团党似乎是巫统的3.0（巫统1.0是拿督翁所创；巫统2.0是1988年法庭宣判巫统是非法政党，马哈迪乃注册新巫统；如今是巫统3.0版，因土团党成了巫统的翻版），以更强的姿态涌入沙巴。

继沙巴之后，砂拉越将是下一个目标。这说明了东马政局正在转变中。

刊登于2019年2月21日《东方日报》

“反跳槽法令”空雷不雨？

由于土团党近日公开招收7名已退出巫统的国会议员入党，再加上早前的2名议员开头入党，已使到这个本来只有13名国会议员的政党一下子拥有22名国会议员，也因此触动了希盟内的友党发出异声；尤其是行动党的二线议员公开反对土团党的做法是违背马哈迪早前的承诺（即不接纳巫统议员加入）。至于公正党与诚信党倒没有公开指责，就不知道希盟的立场是“反跳槽”或“支持跳槽”？

其实在正反之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视情势的变化而定。例如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虽然有表示政府或将在今年内会向国会提出“反跳槽法令”，但他还要聆取政府施政（内阁）、廉政机构及反贪污中心的汇报。所以马来西亚还不能肯定是否效法印度的律法，禁止议员跳槽，否则一概失去议席而重选。

既然刘伟强都不能肯定“反跳槽法令”会否提出，我们也就权当不会提出，理由很简单：其一，土团党只以13席统揽国家大权，是不能等到下一个5年才来增加议席（而且也不知道5年后政情如何演变）。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先壮大土团党才有力量与友党谈条件；尤其是在2020年5月之前就要将相位传给公正党的安华（有人也在揣测不知会否生变），马哈迪自然得以未雨绸缪，为土团党的未来作打算。除了培养接班人外，相等重要的是怎样使到土团党不必太多费劲就可发展成为大政党。

在这种情形下，土团党自然是不会同意希盟通过议案来否定土团党的做法。如果希盟的框框规定下来，土团党的未来就要自我保重了。

正因为立场不一，有关的“反跳槽法令”也会是一波三折的。我们且看看独立以来有关议员跳槽的案例。

第一案例是在1959年时，登嘉楼州由伊斯兰党执政，它是与拿督翁的国家党合作，共有15个州议席起而执政。但半年之后，伊党2名州议员及4名国家党州议员过档巫统，也就变成巫统有13席，伊党仅剩10席而失去政权。

这就是说，在没有“反跳槽法令”下，往往是执政党占优势的。

既然议员可以自由跳党，巫统（联盟）又何须急于作出改变呢？

第二个案例，在1990年时，伊党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后，为防止重演登嘉楼事件，也就通过丹州议会通过“反跳槽法令”（凡议员跳槽，一概失掉议员资格）。

事有凑巧，在1992年时，伊党的议员诺丁沙列跳槽至巫统而被起诉，但丹州议会通过的法案未经国会批准，一律失效。这样一来，但政府不但输了官司，反被法官喻令撤销此法令。经此一败，也给政治青蛙开了绿灯。

第三个案例是在1994年的沙巴州选后，拜林的团结党夺得25席保住政权，而国阵拥有23席。

这是因为拜林的团结党在1990年大选时，倒向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引致马哈迪老羞成怒，形容背后被插一刀。

虽然46精神党在1900年的大选出师未捷，但团结党在那年仍保住州政权，也就在州议会内通过“反跳槽法令”。

由于拜林在1994年州选后出现不稳定局面，也就在议员跳槽下失掉州政权，拜林心有不甘，乃引用“反跳槽法令”起诉跳槽议员，结果败诉。理由与吉兰丹州的一样，州议会通过的“反跳槽法令”若未得到国会的认可是无效的。

第四个案例是在2004年，当林冠英初登上秘书长职位，眼见森美兰出现乱局，而且其数位议员是青蛙一族，也就触动行动党与该州的候选人约法三章，宣誓在中选后不得跳槽，结果2004年的大选行动党的成绩乏善可乘。唯有到了2008年行动党才扬眉吐气成为州议会的第一大反对党。

因为行动党看来有希望改变政运，也从那一年开始，就不再产生政治青蛙了。

第五个案例是2008年大选后，吡州出现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州政府，以31席对国阵28席初试啼声。讵料在1年后因3名民联议员叛变，转向支持国阵，也就失掉州政权，直到2018年才重夺回吡州政权。

第六个案例是槟州政府于2008年在行动党主导下，于2012年在州议会通过“反跳槽法令”。不过林冠英知道即使州议会通过，但未得到国会支持，依然是不成法律的。但为了向人民证明行动党的反跳槽，也就通过州立法议会说话。

第七个案例是最为戏剧性的。在2008年大选后，安华领导的民联共有82个国席，而国阵仍有140席，是有机会翻盘的。就在安华于2008年8月参加峇东埔补选大胜后，他就信心十足向东马进军。他要快速地改变局面，不然他的第二度鸡奸官司会令他失掉抬头的机会。

他算来算去，若是能争取国阵的30名国会议员倒向民联，就有112席，刚过半数得以执政。

当年他确实很努力要提早夺权，且定下“916”大马日是改朝换代的日子。这是响彻云霄的口号，也吓到国阵赶紧送东马的议员赴台湾“考察农业”，以避开安华的压力。即使后来蔡添强和黄洁冰赶上台湾，企图扭转局面，但不得要领。

就这样，安华的“916变天”成了一场空雷不雨的悲剧。也是在那个时候，慌忙的国阵想到要提出“反跳槽法令”，来阻止安华得逞。后来又见安华平静下来，国阵就不紧张修改宪法。

当纳吉在2009年拜相后，所谓的“反跳槽法令”不再成为课题。

意想不到的在509后却是希盟转成政府，也就对提出“反跳槽法令”有不同的意见。

正是在争议声中，土团党首开先例，也就意味着“反跳槽法令”将不了了之。毕竟我国不同于巴基斯坦，不需要通过“反跳槽法令”来限制议员成为“青蛙”。

可是若仔细一想，青蛙政治带来的后果也是难以预料的。

刊登于2019年2月18日《光华日报》

土团党的三张王牌

近日土团党有三个大动作引发了万千民众的关注。其一是土团党于2月12日接纳7名已离开巫统的国会议员入党，并由总裁马哈迪颁发入党证；再加上早前已加入土团党的两名退出巫统的议员，遂使到土团党在执政不到一年内已发展成为国会的第四大政党，令人刮目相看。截至目前为止，土团党的国会议员也已从13名跃增至22名。在执政集团内，排名在公正党（50席）及行动党（42席）之后的第三大政党，比起诚信党的12席还要多出10席。这意味着土团党只比巫统少16席（巫统尚有38席），但比起砂拉越政党联盟的19席（退出国阵后另组成的执政阵线）和伊斯兰党的18席还要多一点。

这些蝉过土团党的巫统要员以慕斯打化资历最老，下来是曾任贸消部长的韩沙及曾任副部长和其他官位的高级人员。

本来在509大选后巫统胜出54席，是国会内最多议席的政党，无奈因前首相纳吉陷入官司案及前副首相阿末扎希也被控上法庭，造成党内人心惶惶，不少议员（国和州）也借机离开巫统。如果没有在后来止住退党潮，恐怕今日的巫统已是支离破碎了。

除了已加入土团党的9名国会议员外，另外6名已脱离巫统的议员会在什么时候加入？我们不得而知。

据巫统消息说，这些未入土团党的国会议员很可能准备回巢，因入土团党条件苛刻（不得担任理事和官职），只好静观其变。但在金马仑国席补选巫统扳回一局后，也加强了巫统的信心。现在下来是看雪州士毛月州议席的补选结果。

在509时，这个州议席被土团党候选人巴迪亚在四角战中攻下，得票23428张，较对手（巫统原任议员佐汉）多出8964张票。由于巫统两届州议员佐汉在2018年选举时只得14464张票，而伊党候选人末沙米尔得票6966张，若再加上社会主义党阿鲁的1293张票，共有22723张票，与土团党的得票相当接近。如果今次巫统能派出适当的候选人（伊党已宣布弃战），其翻盘的机会还是有的。

在士毛月，共有54503位选民，其中马来选民占69.04%、华裔选民16.78%及印裔选民有13.82%，基本上是属于马来选区。根据选委会公布，补选提名日在本月16日，而投票日在3月2日，这是因为原任州议员巴迪亚在1月11日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也带来了第6场补选。

为确保胜利，其二，土团党也顺时打出第二张王牌。正如土团党主席慕尤丁近日所说的，为了证明希盟政府不是被行动党所掌控，他要重申过去说过的话，即支持“马来人优先论”。目前在马哈迪的内阁中有16名部长是马来人（共有26名部长）。

慕尤丁也认为宪法已经保障马来人及伊斯兰党的权利，没有人能更改此事。

他的这段旧话重提是要表明他的思维并没有改变。如果说土团党是巫统3.0版也没错。马哈迪在数日前再次表明他欢迎巫统议员加入土团党，但不知会放宽入党条件，允许担任党职和官职？这是因为他需要控制国会议席达148席（达2/3多数席），以便修改宪法，目前希盟与沙巴民兴党联合起来有134席。

换句话说，马哈迪离开掌控国家的政运已经不远了。

吊诡的是，这与行动党的刘镇东所期望的寻求建国共识是有差异的；也与他早些年在行动党内鼓吹的“中道政策”有所不同。这就是今日马来西亚新政局下的新问题和新考验。所谓的新大马人也不知从哪里打下根基？

其三，马哈迪的第三张牌是及时成立“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EAC）也是耐人寻味的。这似乎是取代已解散的元老理事会。但据马哈迪解释，在他首次任相时已有此类的组织，以期能收“兼听则明”之效。可是这里头为何没有安华在其中？也没有副首相旺阿兹莎在内？反而是阿兹敏排名第二？

如果按照马哈迪分配给阿兹敏的重要职务来看，他的重要性已是“坐亚望冠”？除了经济事务部长已够繁重外，也担任国库董事局成员，不久前又担任吉兰丹州事务委员会主席等。这在安华看来是不舒服的。当然我们并不质疑此理事会的成员资格和其必要性，而是为何安华被排除在外？他究竟在政府内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他的事情要由阿兹敏解释而不是马哈迪本人？安华对此又有什么意见呢？就此而言，随着土团党的坐大，对安华的拜相会有影响吗？

刊登于2019年2月18日《南洋商报》

特朗普向社会主义开炮？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月7日在两院联席大会上发表2019年度的国情咨文中引用委内瑞拉的国情不靖而大加讨伐社会主义制度，也矢言美国绝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说：“我们支持委内瑞拉人民对自由的崇高追求，马杜罗政权的社会主义政策使这个国家从南美洲最富有的国家转变为赤贫和绝望的国家。”

为此特朗普说：“我们对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新呼声感到震惊，美国建立在自由和独立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政府的胁迫、统治和控制中。我们生来就是自由的，我们将保持自由。我们重申，美国将永远不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他是回应美国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有近半数的青少年响往社会主义制度，而感到难以理解和忧心忡忡。

在这之前的2018年9月26日，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时，也直接针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崩溃做出以下的评语：“不久之前，委内瑞拉还是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今天社会主义使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破产，并使其人民陷入赤贫之中，有超过200万人逃离了由马杜罗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此，他呼吁其他国家一起抵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对委内瑞拉采取更严厉的经济制裁。

委内瑞拉位于南美洲，人口有3千余万。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在1821年，在独立英雄西蒙·玻利瓦尔的领导下取得了独立，而实质的独立则延至1830年才完成。

继后委内瑞拉陷入了军事政变的政权交迭，直到1958年起才停止军人干政，通过民选产生政府。

原本一向以来实施资本主义的委内瑞拉在九十年代后期被转成社会主义国家。其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在军事学院毕业后，查韦斯（1954-2013）进入了军队服役。由于痛恨军官之间贪污成风，乃在1982年联合志同道合士兵组成“玻利瓦尔革命运动”。

在1992年，查韦斯发动政变，企图推翻佩雷斯总统，但不幸失手被捕。所幸在1994年被新总统卡尔德拉赦免。

1998年，查韦斯创立“第五共和国运动”自任主席，结果在1999年当选委内瑞拉总统。

为了突出独立英雄玻利瓦尔的形象，查韦斯也在同年将国号改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此外，他也通过修宪将总统任期从5年改成6年，而且得以连任一次。在2000年，修宪后的委国人民再次支持查韦斯蝉联总统。

讵料在2002年4月11日，右翼军人发动军事政变，将查韦斯关押在拉奥奇拉岛上。消息传开后，有20万民众涌上街头包围总统府高喊释放查韦斯。与此同时，有12名突击队员分乘3架直升机赴拉奥奇拉岛救出查韦斯。尽管敌对派在两年后（2004年）又再发动罢免查韦斯的公投，但后者以59%的支持率否决不信任动议。

自此之后，查韦斯的地位更加稳固，且在2006年第三次蝉联总统。为巩固其政权，查韦斯又将总统任期又改成7年，也允许总统在期满后得以再参选。

在查韦斯执政期间，他最显著的改变是推动了“集体所有制”，将大型农场收归国有，也重新分配土地给穷人。由于他的努力，委国的人均GDP收入从1999年的4105美元上升至2010年的13657美元。

委国之所以得以改善人民生活，主要得益于国家的石油蕴藏量，高达2210亿桶，占世界产量的4%，排名第5，而在南美洲则是第一位。

另外，铁矿石储量为146.78亿吨，质地纯而少杂质。同时，金矿的产量也排名世界第13位。还有就是天然气储量高达3.6万亿立方米。

基本上，委国的出口收益的80%来自石油的输出。也因为这样，在2004年时，委国经济增长了17%。到了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也达到9.4%的增长率。另一方面，失业率也从2004年的10.9%降至2006年的8.5%；更有了372.9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金。

然而好景不长，在2012年时，因为油价猛跌，导致委国收入锐减。原本将出口所得用在分发人民福利金上已是入不敷出；尤其严重的是查韦斯虽然在2012年第四度当选总统，但因其癌症恶化，终于在2013年逝世，改由其副总统马杜罗扶正。

即使委国多印钞票，也没有足够的外汇应对，只得靠借贷过日子，而用石油的储存量作抵押。自2007年以来，中国已借贷出500亿美元给委国应急，在外债高达1000亿美元及储备金只有100亿美元下，中国的贷款也难解其危机。

虽然特朗普是针对委国借题发挥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但其真正用意是为对付中国而发出的声音。这种指桑骂槐的手段是想向世人“证明”凡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国家不但不会成功，而且到头来也是一场灾难，包括中国也不例外。

美国近期鼓动欧洲国家转向支持议长瓜伊多领导的反对派，形成一国两政府，就是要推翻马杜罗政权。

但习近平近些年来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方向，并强调改革开放已伴随共和国一起成长而没有回头路。这种转变也不是美国可以一口否定的。

毋庸置疑，作为资本主义龙头老大的美国对社会主义有成见和偏见是它的一贯政策。例如在本月内与朝鲜的第二次会谈就是要给这个小国施更大的压力，进而给中国额外的应接不暇。

抑有进者，今天中国是在苏联解体后（1991年）而崛起成为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自然成为美国的新靶子。从去年开始的贸易战、间谍战、科技战、太空战乃至意识形态战已成为美国当下的武器，以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资本主义规律。

另一方面，特朗普也借此案例来点醒美国年轻一代，因为在年轻一代中，竟有半数（52%）响往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只有40%的年轻人选择生活在资本主义体系中。

因此特朗普担心7100万的千禧世纪中的人口（从25岁到35岁）将会走向社会主义（不论他们是否理解，但根据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及民调公司YouGov过去的三年的调查已有此趋向），也就趁此机会对社会主义国家一一数落。中国在此时此刻被丑化也就理所当然了。

刊登于2019年2月14日《东方日报》

南中国海与马六甲海峡

踏入己亥年，中国的政局仍然因为南中国海的争议不休及马六甲海峡的生变而处于暗流汹涌的冲击中；再加上美国启动的贸易战（2018年中起）尚未出现偃旗息鼓的曙光；还有华为的孟晚舟事件及其5G市场被西方“封锁”，更是雾锁大地。

在这方面，我们还得关注南中国海与马六甲海峡对世界局势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南中国海已成了中美交锋的焦点，随时都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中国认为，南中国海在历史上是属于中国的；尤其是1947年中华民国出版的地图已把南中国海概括在内。

在地球上，南中国海面积有350万平方公里，被初步估算有280个岛礁，后来发现蕴藏大量的油田和天然气，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全中国的面积共有960万平方公里）。

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就继承中华民国留下的记录将南中国海的岛礁视为中国的领土之一。因此中国政府不断强调，它坚持拥有的是在南中国海内的岛、礁、滩、沙等（其中只有露在水面的称之为岛屿，其它未露出水面的则称为礁等等），而不是整个南中国海。但美国则坚持整个南中国海不属于中国，而是一个公海，任何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航，也就间接否定中国拥有海岛的权利。中国驳斥美方，重申它从来没有阻止船只自由通行，且要美国拿出证据来。

正由于互不相让，南中国海随时发生海战并非不可能。但究竟南中国海是怎样分划的？我们姑且根据中国出版的地图来做分析。它共分有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这之中有一个黄岩岛本属于菲律宾占有，但在2012年被中国拿回，引发了菲前总统小阿基诺在2013年告上海牙法庭。2016年海牙法院判决菲律宾胜诉，否定中国规划的九条线是法理依据。因不具有执行效力，判决后也改变不了事实。中国主张可以通过双边谈判解决问题，但不同意以东盟名义和中国谈判）及南沙群岛。

本来中国地图是有显示十一条段线，因为毛泽东在1957年应胡志明的要求，借用“夜莺岛”作为越南的防空站，以监视美军对北越的轰炸。

这个夜莺岛刚好落在北越海防和中国海南省的中间。有鉴于中越是同志加兄弟的情谊，毛泽东便慷慨送给胡志明。既然已属于北越，则原先划上的两段线就取消了，剩下九条段线。后来北越将夜莺岛改名为“白龙尾岛”。

中国在后来也加入《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谈判。在1994年基本“解决”了岛礁的定义和海岛所拥有的领海范围，只是未确定岛礁的主权属谁？

虽然中国在1958年照会北越重申中国拥有南中国海的岛礁权（除夜莺岛外），但在1974年时，南越（南北越尚未统一）与中国因岛礁拥有权的争夺爆发海战，结果中国取回了西沙群岛控制权，双方关系开始恶化。1975年南北越统一后，对中国更加敌视，更在1988年爆发第二次海战。直到目前为止，越南占有南沙群岛29个岛礁，也宣称拥有整个西沙群岛。

菲律宾虽失掉黄岩岛控制权，但仍占有9个岛礁。

马来西亚则在1983年及1990年先后拿下各5个礁滩。不久前，马哈迪首相有表示会与中国商议退让几个礁滩。

至于印尼，本来是一个棘手的大问题，但后来（2015年）中国将纳士纳群岛全割让给印尼，中印之间就未再对南中国海岛的主权发生争执。

根据勘查，单单在南沙群岛就有77个油田，石油储量有400多亿吨，而天然气资源为20多亿立方尺，是世界四大油田之一。

另一方面，中国也在2007年将西沙、中沙及南沙群岛改名为“三沙市”，由海南省市管辖。位于西沙群岛的永兴岛成为“三沙市”的行政中心。

此外，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争议尚未平息；与菲律宾对黄岩岛的拥有权及南韩的苏岩岛也有争议。美国为了打击中国也借助这个课题向中国发难，不承认它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与此同时，中国也把马六甲海峡视为对南中国海的一道屏障。

马六甲海峡最初由唐代高僧义净法师（公元671-693）所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后来在明朝时又被郑和的七下西洋（1403-1433）而闻名于世。直到1826年，马六甲海峡全面落入英国控制后，便在1840年通过舰队经马六甲海峡攻打南中国海。取得胜利后，向清廷拿下香港（1842年），又逼使中国开放五个港口，从此中国成为外来势力分割的不完整国家。唯有在1949年后，英国才感到崛起的中国是睡醒的雄狮，以致在1957年退出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更在八十年代成为马新印三国共同管理的海峡。

随着中国的崛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千禧年后，已成为中国进口原油和天然气的重要通道。在一年内有8万到10万艘船只通过马六甲海峡，其中80%是中国的油船，这也导致中国对甲海峡的重视；尤其要求严守航道之安全。中国于2017年与马方先后两次进行军事演习就是要确保马六甲海峡的安全而不受列强的控制。

因此南中国海与马六甲海峡已成为中国的经济生命线，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因为这样，中国在马来西亚的开发和贷款成了热门课题，从东铁到隆新高铁，到皇京港到森林城市无一不是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期待与重视。

总而言之，南中国海与马六甲海峡已成了马中不可切割的生命脉络。

刊登于2019年2月11日《光华日报》

一带一路与泛亚铁路

就中国主席习近平来说，他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在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及印尼提出前所未有的振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廿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以史鉴今的构思。继后整个构想就被简称为“一带一路”了。

他是继胡锦涛主席于2003年提出“和平崛起”十年后的另一个创举。为确保有关计划能被落实，习近平在2014年10月发起组织“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对此中国将会先出资400亿美元，在未来总资金提升到1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也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捐1000万美元给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除此之外，中国也宣布提供5000万人民币无偿援助给东盟国家；又提供30亿人民币给东盟不发达国家及提供200亿美元贷款给东南亚国家。

另一方面，金砖五国在2014年提出在7年内集资1千亿美元，由中国带头出资410亿美元成立“金砖国家银行”（冯亚著《一带一路》，2015年）。

在2015年时，习近平主席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希望一带一路能在未来十年内让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年贸额突破2.5万亿美元。

习近平相信在“四个全面”指引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及全面从严治党），在未来5年中国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也将超过5000亿美元，同时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

中国政府认为，从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和国内的经济需求来看，在新时期需要一个新的开放战略，并涵盖周边的65个国家、44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63%。整个外贸及外资的流入每年增长分别是13.9%和6.5%，比全世界平均增长都快很多。预计未来十年内在“一带一路”的国家里，整个出口将会占世界的1/3。

根据中国的规划，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范畴内，其一从中国出发经中亚、俄罗斯到欧洲；其二从中国出发经中亚、西亚到波斯湾与地中海的国家及其三从中国出发到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的国家。

至于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范畴，其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出发，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直至欧洲；其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一带一路”的倡议除了引经据典外，也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亚太经社）早年（1960年）拟定的泛亚铁路（也被称铁丝绸之路）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年有几个亚洲国家对修建从新加坡到土耳其的贯通铁路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初步预算全长1.4万公里，将途径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而到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不过到了九十年代，才又重提往事。

1995年，我国首相马哈迪出席东盟会议时，重提他曾提出三个方向，从新加坡到达昆明。东线由昆明经河内、柬埔寨、泰国和马来西亚至新加坡，全长5450公里。中线是由昆明经寮国万象、泰国、马来西亚至新加坡，全长3900公里。西线是由昆明入瑞龙再通向仰光进入曼谷、吉隆坡再到新加坡，全长4760公里。由于有其可行性，会议接纳马哈迪的建议，称之为“泛亚铁路”。不幸的是，因为问题多多，直到1999年，东盟会议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经过了兜兜转转，东盟才在2006年的峰会上，由18个国家正式签署《亚洲铁路网政府间协定》，准备用四条通道将28个国家和地区，与欧亚两大洲衔接一道。

可惜的是，马哈迪已在2003年退休，直到2018年才卷土重来（他是在2018年7月份接受台湾媒体ET Today访问时，回忆起23年前的往事）。

虽然马哈迪也承认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构思较为完善，也将泛亚铁路计划纳入。但因今时不同往昔，也就造成隆新高铁被暂时搁置，因过去估算只是20亿元而已。

根据所知，中国国内的高铁已近完工和正在兴建；同时泰国方面及寮国方面也有进展。但马新高铁则已停工下来。马方也必须赔偿新加坡4500万令吉，且需要在2020年复工（本来是计划2018年开工），预期在2031年完工。

虽然马方认为造价过高，阿兹敏计算需耗资1100亿令吉，这中间的差数又如何计算呢？

不论马来西亚态度如何，若不建隆新高铁，它将享受不到“大陆桥”带来的利益，而且也将因此而落后。因此隆新高铁是势在必建的。至于成本如何调整，只能交由马新两国及承标者商议了（直到今天尚未选出中标者）。

刊登于2019年2月11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