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黑马：希山慕丁

在正月26日，国会议员希山慕丁在《当今大马》发表评论文章，阐述其祖父翁惹化的一部分政治生涯，其中侧重在翁惹花早年为族群斗争时留下具有价值的政治遗产，包括在1946年组成“巫统”，反对英国推出的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当时称为蓝皮书）。而又再成功后，他主张将巫统的门户开放给其他民族，结果功败垂成，乃在1951年离开巫统另起炉灶。

今年的正月19日刚好是翁惹化逝世58周年，希山慕丁在此时发表推文是含有重要的政治讯息；尤其是在金马利国席补选国阵胜出后才发表就显得不是简单的悼念文章。有两点他是借其祖父批评现状的。其一是在金马利补选期间，他在走访民间时发现不同种族的人都帮国阵（巫统）候选人拉票。在感动之余，使他想起其祖父的高瞻远瞩。其二是为何在50年代其祖父主张巫统开放门户时却遭到党内的强烈反对。当年反对的是新加坡马来同盟主席萨顿（他后来出任交通部长及槟州元首）。

吊诡的是，在2018年大选后即便国阵已输掉政权，但身为巫统元老的东姑拉沙里在2018年针对他是否挑战巫统党主席职对回答有关开放门户的问题，虽然时过境迁70年，东姑拉沙里还是反对做出改变，主张保留现状。

希山慕丁所提及的祖父是一位传奇人物，也是战后马来社会中德高望重的政治领袖。

翁惹化（Onn Bin Jaafar）（1895-1962）是第七任柔佛州务大臣（1947-1950）。除了能登高一呼号召马来民族大团结组成巫统外，也在党内成为最权威的人物。可惜当他在1948年主张巫统开放门户时，未得到热烈的支持。

其实翁惹化并不是要使巫统变质或改变马来人主导政治的“传统”，而是希望在争取马来亚独立时，他能成为全民族的领袖，而不单只是一个种族的领袖。

为了这个缘故，翁惹化在1951年另组“马来亚独立党”时，是邀请马华总会长陈祯禄主持开幕的。当年身为急进党领袖的林苍祐也是支持翁惹花的。

不幸的是马华的李孝式因不甘翁惹化对他的不敬，未邀请他成为其党成立的大会嘉宾，乃另寻对策。结果搞到1952年的吉隆坡市政局选举，马华与巫统取得9席大胜，翁惹化只赢得2席，判定他未来政途暗淡。

翁惹化在政坛的失意并未“贬低”他是马来社会的“英雄形象”。虽然他在1955年将党正名为“国家党”（原本他的党副主席是橡胶大王连裕祥），参加独立前的普选，但一败涂地，全军覆没。

这之后有一段转变是与马华有关的。事因马华倒向巫统组成联盟，结果害惨国家党，也激怒翁惹化走回种族路线，且破口大骂马华意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20个省。在失掉华人支持后，翁惹化寻求伊斯兰党（回教党）的合作 ，在1959年移师登嘉楼参加大选。国家党胜了1国4州，翁惹化也再次进入国会，但孤家寡人，无法与巫统抗衡。终于在1962年逝世，结束了他的传奇人生。

但他的故事并没有完，在1971年当敦拉萨扶正后，他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将马哈迪召回巫统（1969年被东姑开除党籍）；其二是将巫统创办人翁惹化的遗像重挂在巫统总部内，以正其名。

因为这一改变，也感召了翁惹化的长子胡先翁被敦拉萨召入内阁出任教育部长（胡先翁原是巫青首任团长），在1951年随其父亲离开巫统，但他未从政，而是负笈英国攻读律师。

胡先翁时来运转，但在1972年因副首相依斯迈病逝，被敦拉萨提拔为副揆。当1976年敦拉萨病逝，胡先翁成了第三任首相。事先也没有任何征兆胡先翁会选谁成为副手，焦点似乎聚焦在东姑拉沙里的身上。到最后，马哈迪被钦点，成为坐亚望冠的人物。

胡先翁被形容为一身正气，对贪污滥权不手软，前雪州务大臣哈仑就是栽倒在他手里。这位不恋栈高位的领袖在1981年卸职，让位于马哈迪。马哈迪的神话开始了。

在这里有两位重要人物是马哈迪的伯乐。一位是赏识其才华的敦拉萨，让前者一路平步青云。因此马哈迪常说，他欠敦拉萨一个大恩情，必须要涌泉相报。后来他促成敦拉萨的长子纳吉在2009年成为第六任首相，总算有了交待。

但现在马哈迪再回朝又有一段恩情也是要“回报”的。这个人就是在冥冥之中提拔他的胡先翁。如今胡先翁的长子希山慕丁的动向也是捉摸不定的，他既与阿兹敏合作敦促马哈迪留任首相到期满（2023年），又未与伊斯兰党交恶。无形中，他可能成了安华上位的“程咬金”。

除非安华顺利接班，公正党及伊斯兰党内不再分裂和反对的声音，否则对安华是不利的。

虽然希山慕丁的地位未定，也不知他与私交不错的马哈迪有何交流？但看来这位年纪59岁且在2004年从政的名门后代，曾担任过教育部长和国防部长，也就具备条件成为政坛上的“黑马”。只是我们不知道为何他没有参加2018年巫统的党选？其中又有什么玄机呢？

严格来说，希山慕丁在此时此刻遥想其祖父的一世英名和其父亲的刚正不阿，不会只为了悼念祖父逝世58周年这么简单。以希山慕丁与纳吉的关系（表兄弟），在国阵当政时，已钦点表弟挑大梁，这已埋下伏笔，无须画蛇添足。

遗憾的是，巫统的整盘棋已被打乱，除了马哈迪之外，希山慕丁已不能靠其他人指引方向了。

刊登于2020年1月30日《东方日报》

天干地支话鼠年

我们又进入了鼠年。在天干地支中，也称为“庚子年”。对此，为什么有些华人称本身是十二生肖中是老鼠，因为他出生的年代是“鼠年”。可是又为什么又称为“庚子年”出世的？

先让我们厘清十二生肖与天干地支的关系。

所谓的天干是指—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共10个）。

而地支是指 —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共12个）。

上十个编成的秩序要与下十二个编成的秩序轮流对称。因为是十对十二，也就必须用60年轮转一次，因此走完一圈我们称之为一甲子。

既然有了天干地支，在记忆上显得复杂和混淆，也不容易记清自己的出生年代。因此又有了另一种的简单记忆法，那就是选地支的十二个各自配上十二种动物，也就构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当这个秩序编成后，即使有很多争轮，也不服这样的排列就只能生气而不能改变。

有趣的是，按照天干地支和十二生肖的推算法，又演绎出对时间也有名称。例如子时是指午夜23点至凌晨1点；丑时是指1时至3时；寅时是指3时至5时；卯时是指5时至7时；辰时是指早上7时至9时；巳时是9时至11时；午时是指11是指13时；未时是指13时至15时；申时是指15时至17时；酉时是指17时至19时；戌时是指19时至21时；亥时是指21时至23时。接着又再轮转看一天24小时是怎样回到原来的称呼。

但有不少人问八字（所谓八字是指一个人的生命是先天预定的，难被后天改变。所谓生死由命，富贵由天，于是算命学由此兴起）。为了算命，也就用天干地支推算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用来卦运，故被称为“生辰八字”。例如出生年为庚子年（2020年） ，出生月份也有名称，正月是寅月，而出生日子因每月有30日或31日，甚至有28日，又有闰年之分，形成日子的计算比较复杂。因而古人用年号称法为“甲子日”。于是八字便成为甲子、寅月、甲日、子时了。

现在我们回到天干地支（指的是树木和树枝）与十二生肖怎么对号入座？原来在古代周朝时（公元前841年）就有了干支纪年法，但后人总是在问为什么十二生肖中老鼠排在第一？它凭什么资格登上榜首？其中一种说法是指老鼠总是在夜间出来寻食。由于咬破了天空破了洞，大地明亮，也就推崇老鼠是第一个让人类看到光明的动物。

不论是否在更早的时候已有天干地支之说，比较被接受的说法是起源在西汉汉武帝年代，但到了王莽时代开加以推行，直到东汉时（公元85年）才流行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大生肖“龙”又是怎样解释的呢？

龙之所以被重视，也与古代人不解天文学说大有关系。毕竟中国古人需要一种超越的神奇力量（或动物）来“控制”或奴役百姓，也就希望有一种神的化身来代表至高无上的皇帝。就这样，中国的皇帝被称为“天子”，即上天的儿子，权威十足，老百姓动触不得。

有了天子之后，龙的传说就普及化了，皇帝被称为龙颜，官服称为龙袍。所以在后来整个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

可是要把龙放在十二生肖的第几位才是适当呢？也一时找不到答案。因为老鼠已占第一位，勤劳的牛占第二位，而第三位归凶猛的老虎，第四位则属温驯的兔子，因此剩下第五位要置放龙就得大作文章了。

这之中我们从历史中得知，中国易经学中的“金木水火土”的土排在五行的中间。同样的，化成东南西北中，而中即为皇帝之位也是在中间。当土和皇帝结合为一之时，就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大的位置。这个“中”字也属于辰；而辰是指上午7时至9时，是最好的时光。因此把龙放在第五个位子上是最适当的。因而后人有“九五之尊”来形容皇帝，即九是最大的号码，也有龙生九子之说；五是五行排在中，至尊地位也就有此说。

这样一来，龙不但是所有动物的化身（古人用各动物的特征构成龙，虚构的动物而且是中国的国徽，至少有20个皇帝以龙为旗号，甚至清朝的国旗也是一条龙。但龙不能成为神让后代膜拜，因为它已属于皇帝专有。皇帝只用龙来强化自己身份，不是要在死后让人膜拜，而且改朝换代时，新朝也会将旧皇朝的皇帝一脚踢开，永世不得翻身。

从这样看来，即使整个世界进入鼠年，我们也不必担惊受怕，因为还有一只大到无法形容的龙在天上罩着，让老鼠不敢轻举妄动和胡作非为。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不看好鼠年会带来安定平稳的一年。在国际舞台上是如此；在本区域政坛上也是如此。这也许比昔日的“政治海啸”有更大的变化。

刊登于2020年1月26日《南洋商报》

外来移民压倒希盟

投票率近90%的沙巴金马利国席补选成绩出炉后，在野的国阵（巫统）一片欢呼，其候选人莫哈末阿拉敏最终以2029张多数票压倒民兴党（希盟伙伴）候选人卡林布章。前者得票12706张；后者得票10677张，选民人数近3万名。

这样的结果不能说是国阵大胜，但从补选战绩来看确实是打了一场满意的胜仗，与2018年509的成绩比较，国阵是有了进步。两年前，身为国阵候选人的阿尼法（外交部长）只能以156张多数票取胜时对方（后因法官判决中选无效，才有今日的补选）。但选举的成绩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有关选区选民心声的反映，而是要以大局分析这第10场补选为什么又归在野党拿下？

根据我们的分析，这场政治博弈存在着各种历史因素和政治角力在内。

首先，忝为英国殖民地的沙巴，原称北婆罗洲。在16世纪时，它是汶莱苏丹国的封地，但在1658年时，因菲律宾的苏禄苏丹协助汶莱苏丹敉平一场内战。为表感激乃将北部及东部的部分土地割让给苏禄苏丹，因而在后来引发争战。

1846年，汶莱苏丹将纳闽岛割让予英国，由英国商人阿尔费弗德·登特持有到了1881年，这个家族成立了英属北婆罗洲临时协会有限公司。在1885年时，英国和西班牙及德国签署《马德里议定书》，在英国承认西班牙在苏禄群岛的主权后，西班牙也放弃对沙巴的索土。直到1888年北婆罗洲（沙巴）成为英国的保护领地。

当日本在1945年战败投降后，英国军队又重新占有沙巴。这就是说，沙巴已全属英国的殖民地，这个情况与砂拉越不相上下。

在西方势力横行的年代，各个殖民地的命运就由宗主国来决定。

当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仍属英国殖民地。因此宗主国拥有改变殖民地版图的权力。例如在1963年9月16日，英国同意由马来亚联合邦主导成立马来西亚。于是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也就纳入马来西亚联邦，政治主权设在吉隆坡。

在当年，沙巴人口约有50余万名，砂拉越人口则有70万名。而马来西亚联合邦在独立时，人口有600余万名。新加坡在60年代加入马来西亚时，有200万人口，但在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后，马来西亚的格局及人口也随之改变。

其一是东马仍留在马来西亚，虽然在马来西亚成立前有联合国派团（柯波调查团）调查民意达成结论说，大多数东马人支持加入马来西亚。

原本沙巴和砂拉越有与马来亚签署20点备忘录，以阐明沙巴和砂拉越保有移民权及就业权。这样一来，这两个地区的政府就保有移民权力，可随时禁止任何人进入。同时，一旦劳工人口威胁当地人就业时，政府也有权限制或拒绝外来人口的居留。

不过，东马要求获得20%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税收却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中央只能分出5%。根据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所说，如果付20%的收益给东马，则政府经济会破产。

正由于长期以来东马对中央未“公平”对待时有怨言，这种怨言在2013年选举时已表露无遗。一些刺耳的口号，如砂拉越是砂拉越人的；沙巴是沙巴人的，也增加东马对西马的控制有所不满。

其二是人口的控制。在这方面，砂拉越政府对人口的控制是成功的。从加入马来西亚的70万人口到2018年的279万来算，其人口的增长率每年超过5万人。因此在55年后人口的控制十分适中。这也是为什么砂拉越直到今天不同意西马的执政党进入砂州参与选举。

反观沙巴，因政治变化的关系，再加上州政权经常更迭，造成人口的失控；尤其是来自菲律宾的苏禄人及来自印尼的印尼人的移居，已构成一大威胁。

例如加入马来西亚时，沙巴只有50万人口，但时至今日，共有近400万人口，等于在55年中，每年的人口增长在7万余名，比起砂拉越要快得多。

曾经是沙巴团结党（拜林领导）的干部庄永谅医生严正指出，沙巴目前（指2006年）有人口325万名，只有150万是土生土长的子民；另外175万是外来移民。

他形容这些外来移民的数目已远远超过卡达山、杜顺和姆鲁族的土著，对沙巴的主权造成威胁。

对此，林吉祥也要求马哈迪解释为什么会有“M计划”的存在？庄医生目前是公正党的党员。

其三，在2014年时，作者尼佬在《婆罗洲：无法说清的历史》一文中指出，政府对菲律宾穆斯林和印尼穆斯林的宽松政策，使得沙巴城市居民结构在近些年大为改变，目前来自菲印的移民分别达到100万和数十万人之谱。

其四，目前州政府面对的大问题是希盟政府准备在今年6月1日发出“沙巴临时准证”（Pas Sementara, PSS）给外来移民，人数估计有60万之众。

这项措施是用以取代现有的“1MM13难民证”、“鸟卡”（Kad Burung-burung）和人口普查卡（Sijil Bancian）。

不过爆出来的资料又显示，以上三种人只有5万1645人士合法的居留难民，其余都是非法移民。

其五，除上述三种情况外，又有一种情况被称为“身份证计划”（Project IC）或“马哈迪计划”。

前沙巴副首长拜林反对将这些外来移民合法化。他说，有非法移民通过非法管道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及选民。

不论是怎么样的措施，沙巴人始终相信仍有50万非法移民居留在沙巴。拜林更指出不应给予公民权（拜林是在最后一场的群众大会上吁请选民支持国阵候选人而奏效）。

由于过去补选，有四场均由在野党占优势，这说明了希盟已面临新的危机，不能再不以为意了。

刊登于2020年1月23日《东方日报》

还有人拦路安华上位吗？

随着安华的案件在检察署作出结论无案可告后，意味着尤索夫的投诉和提告不成立，也等于还安华一个清白。

这种结案与较早前阿兹敏被指为男男性爱主角之一是同样的结论，即后来经过鉴定无法确认后，也就无案可查，也无案可告。

就这两人而言，他们是当红的政治人物。虽同属一个政党，却在近些年呈现“同床异梦”的斗争。

本来他们是政坛的双打；尤其是在安华出事（1998年被马哈迪开除党籍和革除官职）后，两人更是抱在一起“有难同当”。阿兹敏也曾为安华两肋插刀，因而赢得“难兄难弟”的美誉；特别是所有的弟兄们先后离去，剩下阿兹敏坚守在安华身旁，显得难能可贵。

讵料在2014年因加影州议席的补选，导致安华和阿兹敏结下梁子。其时，阿兹敏强力反对卡立继任雪州务大臣，而自认本身够资格取而代之。但安华不作此想，便在其“智囊”拉菲兹的安排下，准备亲自上阵参加补选，以便当选后出任州务大臣，让政府投鼠忌器。未想安华只瞻前而未顾及后院起火。结果在补选提名前夕，安华二度鸡奸罪名成立。在取得候审（上诉）之际，安华已失去提名资格。在情非得已下，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出征。在胜利后却与州务大臣擦肩而过，最终是阿兹敏被苏丹钦点为雪州第一把手。这样的变局是安华不能接受的，但也无形中滋长阿兹敏在党内和政府中的势力。这可以从2018年公正党党选中看到阿兹敏的势力已如日中天，随时都会威胁安华的政途。

当阿兹敏在党选击败拉菲兹后，不但证诸阿兹敏势力迎头赶上，而且公正党也明显分成两派，一派以安华为首，另一派以阿兹敏为首。

如果阿兹敏派保持沉默，不对安华的接班说三道四，彼此还不至于撕破脸皮。坏就坏在阿兹敏派在支持马哈迪继任相之余，又对安华的接班不予公开支持。由此可见，阿兹敏与安华的关系如果彼此不让一步的话，迟早将会以分裂收场。

不过在另一方面，公正党的3位国会议员在参加“马来西亚应该等到11月份过渡吗？”的座谈会上一致要求马哈迪遵守先前的“绅士协议”，在两年内交棒。按此推算，马哈迪应在今年5月交棒给安华。

马哈迪的回应是：如果希盟的成员党都认定他应该辞职走人，那他将毫不犹豫宣布下台。

这种态度很显然是：希盟四党不会有人在会议上提出更换首相人选，土团党在马哈迪领导下不会反盟主。诚信党的势力有限，必然靠向马哈迪作为其立场。民主行动党即便有本身的想法，也不会主动在会议上提出。剩下的公正党就分成两派了。阿兹敏一派肯定支持马哈迪继任；而安华派也难以强出头，毛遂自荐要接任首相，除非马哈迪自愿让位。

原本希盟内最有势力的公正党，也因存在暗流汹涌，反倒不会对马哈迪构成威胁。再说，马哈迪也保留他最后一张王牌，他还有一批巫统议员随时可以倒戈相向，只要土团党再多招巫统的30名议员及公正党的15名议员，已是达到45名；再加上现有的27名国会议员，土团党分分钟都有可能回到昔日的“巫统”地位，总共拥有72席。若再加上其他党的加入，土团党就会在希盟中独占鳌头，而不是公正党或行动党。

这就是为什么马哈迪可以夸下海口说在今年11月的亚太峰会之前不会交棒，但没说之后在什么时候交棒。

再者，马哈迪原本被“提醒”首相不可再兼任其他部长，但现在走了马智礼（被很多人认为不称职），换来马哈迪，外界和希盟会有意见吗？

说是暂代教育部长，但如果马哈迪未能在此职务上作出一定的成绩，他会不会就此卸职呢？

不论马哈迪的想法如何，他本身则希望健康长寿，为国家多作贡献。毕竟直到今天要马哈迪按期卸职的只是少数声音，包括一些学者，而绝大多数不是靠向马哈迪就是保持沉默。

因此来到今天，已不是马哈迪要不要安华接班，而是安华能否确保公正党不再内讧？安华能否让土团党和巫统议员支持他上位吗？一股反安华的政治势力，如伊斯兰党时不时向安华泼冷水，已形成反常态的立场。若是这么多外在的因素给安华设堵，已经不是马哈迪遵不遵守承诺的事，反而是因为其他派系和政党中途拦路所致。

就此而言，马哈迪便可轻身脱身，不再被视为“反安华”的第一人。如果安华最终上不了位，肯定归咎于其他因素干扰，不会是马哈迪“自食其言”。

就此看来，“姜还是老的辣”！

刊登于2020年1月19日《南洋商报》

从抗暴力到搞分裂

一切似乎得从“美丽岛”事件说起，才有后来的民进党及后来的陈水扁及蔡英文当权的故事。

美丽岛事件（或称高雄事件）发生于1979年12月10日，当天是国际人权日，10万名群众在高雄响应一批非国民党人士以美丽岛杂志为中心举行游行及演讲、诉求民主和自由，要求终结党禁和戒严，酿成警民冲突和暴乱的悲剧。结果有下列8人被判以叛乱罪，他们是黄信介、施明德（后来的党主席）、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及林弘宣皆被判刑12年至无期徒刑不等。另有37人获轻判。

之所以被称为“美丽岛”事件是因为在1979年的5月，以黄信介为首的出版人，出版了名为《美丽岛》的杂志（Formosa），团结了一批专业人士和学者向国民党叫阵，具有抗暴政及反独裁倾向。《美丽岛》杂志也因之洛阳纸贵，在同年11月份销量高达8万份。

不幸的是，也是在这个时候，一批反共人士创办了《疾风》杂志，与《美丽岛》相抗衡，也导致《美丽岛》杂志社发生被捣毁事件。此时的“美丽岛”仍未明显标榜其政治立场。讵料9日当天高雄已是“风声鹤泪”，有两名义工被逮捕，引发公愤，而在翌日有10万人大集会向国民政府挑战。

最令人震惊的是被判刑12年的林义雄家属三人遇害，即其母亲和两名双胞胎女儿，至今仍未破案。

有人形容《美丽岛》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以来的第二大事件。因缉私烟案件，最终酿18000人死于非命。

但80年代的“美丽岛”事件则迫使蒋经国不得不结束独裁统治。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后者在1949年折迁台湾后，便以“中华民国”总统自居，直到1975年逝世，交由其儿子蒋经国接位。

1986年，蒋经国仍当政时，台湾“美丽岛”的忠心分子在同年9月28日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迫使蒋经国取消党禁和报禁。

1988年正月蒋经国逝世，由李登辉接任总统。虽然他是在“废除紧急状态”之前由国民大会推举为“总统”。但在1996年时，总统改由民选。

李登辉在蝉联总统后，于2000年由国民党推举连战与宋楚瑜应战，终于不敌民进党的陈水扁与吕秀莲

2008年后经过了兜兜转转，政权又回到国民党的马英九身上。在马英九之后，又是民进党的蔡英文登台（2016年）。没想到在这次（2020年）的总统竞选中，被认为是势均力敌的斗争到头来是蔡英文以破天荒的得票（共817万张）（57.1%）压下国民党的韩国瑜（552万票）（38.6%），取得蝉联。

与此同时，在立法议会选举中，民进党又保住优势，在113席中，取得61席，国民党则有38席。但柯文哲（台北市长）领导的民众党竟赢得5席。

这说明了两党的势力已此消彼长。

2008年国民党81席；民进党27席。

2012年国民党64席；民进党40席。

2016年国民党35席；民进党68席。

虽然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压下民进党的气焰，再次扬眉吐气。例如在直辖市长和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取得15个；而民进党只保住6个。

在直辖市及县市议员选举方面，也是国民党占优势，共取得394席；民进党只拿到238席，其余234席归无党派。

当时舆论普遍不看好民进党的未来，也为它的前景感到担忧，因为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就断断续续鼓吹“台独”的思想，而立场总是闪闪避避，这与民进党的对外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主要是以美国的政治导向为方向）。我们也可以从下列看到民进党的台独立场摇摆不定：

1）1987年民进党在代表大会上因未获2/3代表通过，未能修改党章，因而改成议决案：“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

2）1988年4月3日，民进党就“台独”问题举办分区系列座谈会。在10场座谈会上，民进党大多数党员赞同将“台独”列入党纲。

3）1988年4月16日，在代表大会上经过激烈争辩下，最后决定将改党章案暂时搁置，只以大会议决形似通过有条件的“台独”。即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及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

4）1991年，通过台独纲领，但又提出既然“中华民国”已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也就不必再大做文章。民进党陷入自我辩解的矛盾中。

5）最新的动向是争取台湾加入联合国。这不是指中国而是指台湾。

整体而言，不论是民进党或国民党，他们的意识形态都停留在“台湾自成一格”的状态中。它可以宣布不独不统不武的议决来“表明”其意愿，只要中国不要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强行统一。这就是说，从国民党到民进党，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政治意识，反共是他们的共识。因此没有迹象显示在现阶段会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

其实蔡英文能取胜韩国瑜也是抓住适当时机打反共牌，这是韩国瑜所缺乏的筹码。其一，香港的“反送中”救了蔡英文的政途。在一片乱局下，一国两制似乎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使用的字眼有需要斟酌或改弦易辙，以更实效的口号或理念收复人心。

其二是国民党内的派系甚多，个人想法有所不同。韩国瑜与吴敦义、与郭台铭与王金平、与马英九之间的互动未见融洽。其三虽然民进党的蔡英文与赖清德有“明显”的矛盾，但尊重大局则成为民进的政治“传统”，如苏贞昌、谢长廷及游锡堃和张俊雄也没有撕破脸皮。

来到今天，台湾的政局在美国的影响下，中国似乎已失掉主导权。国民党的影响力更见式微，除非脱胎换骨，不然国民党已没有未来。

至于蔡英文提出的关键八字：“和平、对策、民主、对话”也是多余的话。

两岸之间若对等，也就等于接受台湾是独立的个体。对话不是不可以，而是在没有共识下，已没有“对话”的基础。未来4年，两岸关系也不可能好转。

另一方面，没有创新和突破的韩国瑜，面对蔡英文的香港实例，也就显得十分被动。他输了2百多万票，说明选民不卖“韩国瑜2018年效应”的账。

从抗暴到搞分裂，这是民进党的宿命？

刊登于2020年1月16日《东方日报》

大红灯笼的启示

先是土权党（Putra）的副主席凯鲁阿占于1月6日在推文说，他在接到家长的投诉后，致函蒲种国中一校校长罗哈妮投诉其学校对华人新年的装饰过度。结果在隔天获校长解释，说她事先并未获得咨询，她也已就此事作出责备和劝请“涉及单位”拿下装饰品。

后是再隔一天，即1月8日，以副首相旺阿兹莎为首及另6名正副部长联袂到学校查问情况，并在下午时分重挂11个大红灯笼在校内。

旺阿兹莎是在内阁会议后代表政府表达支持多元文化，但没有采取行动对付相关人士。教育部也对校方的解释表示满意。

耐人寻味的是，凯鲁阿占在被警方问话后面对媒体时，打手势呈V字，似乎表示“胜利”。他是指在内阁会议中他的名字被提起15次，似乎“引以为荣”。同时他也说，他日后还是会挑起课题来谈。

必须澄清的是，所谓“土权党”是依布拉欣阿里从“土著权威机构”转化而来，党主席仍是依布拉欣阿里，不时发表“语惊四座”的言论。但这个党与马哈迪首相组成的“土团党”是两码事。

另一方面近日有视频热传一名马来少女慕丝蒂卡在短片中用华语提及她为什么要进华校？这是因为她的外公认为马来人也应该懂华人的语言，这还不够，同时要更进一步去了解华人文化。

在中学毕业后，她到上海念中医学，以钻研中华文化的精髓。从“黄帝内经”开始，她不但掌握中医学，而且对博大精深的华人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她也认为中医学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包含历史、哲学和语文等。

就我了解，当下已有近18%的非华裔在我国华文小学上课，人数有10万名左右，而且有迹象显示非华裔学生会越来越多。

此外，据我数年前在北京访问时，也见到不少马来学生在北京华文学院就读，其中包括由玛拉保送的学生。

如果有一天，这些在中国留学的或在其他大学学成的马来学生的学历都符合担任校长的资格。他们是否够可以成为小学或中学的校长？

有人为此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多余，而是严肃的：如果在语文认识上没有问题，但对华人文化无所知或一知半解，他们如何在节目中推广中华文化？打个比喻，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及中秋节等就是一个较为传统的问题，非华裔不理解情有可原，但一旦当了校长或学校高职，而校内又有不少华裔学生，学校要不要放假，准不准庆祝或纪念就成了一个争议的课题。

换句话说，学习中华文字得与学习华文文化并进，否则进入不了华人文化的核心价值。

举例而言，在最初的世界宇宙之大和太空的奥妙都不是古人所能理解，只能求取天人合一或把皇帝当成“天子”（上天的儿子）来联系天和地。

可是在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亨廷顿的眼中，文化和文明是一码事，两者是分不开的。

同样的，在中国的土大夫和大学士乃至哲人看来，中国文化分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但我们还得把其不同处分辨出来。

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说：“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靠寺庙，因此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小传统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农林中传衍的。”

可以这么说，小传统多夹在大传统中。当小传统在民间过了三代还在流传，就可以书写成文字而提升为大传统了。

反过来，民间的小传统也可被上层吸收成为大传统，如端午节转成对屈原的崇敬。而上层的大传统也可以渗透到下层，如“弟子规”当下已被普及化。

不论是文字流传的大传统，比如儒家、道家、法家或忠孝仁义等学说，还是口传的小传统文化，它们是相伴相形同步成长的。即便有些节日在早期有宗教的成份，但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传统的节日了，比如春节就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是对节日的喜庆也可不带宗教色彩。为什么大红灯笼不能高高挂呢？

就是因为有人对传统的曲解才会“见红就反”，正好比在六七年代将春代表光明和红色代表斗争和革命一样地被夸大。

因此不让宗教观念偏执，不让任何宗教存有误解，更不能将节日夸大其宗教色彩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在多元种族国家中，多元文化放射的光彩岂不是让文明变得更加璀璨？对此我们还是支持和赞成不同的种族除了学习不同的语文外，还要学习这个语文带出的文化和文明的内涵。这对铸造一个相互容忍的社会是更为重要的基石。

刊登于2020年1月15日《南洋商报》

大陆桥被“海霸”拦路？

今天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强大是否是海权比陆权更重要？甚至也不逊于空权的作用？

一个实例是在1853年时，美国海军提督培里（Commodone Perry）在日本东京湾“牛刀小试”，展示了美国的炮舰外交。结果美国获致成功，也在后来刺激日本加入瓜分中国的行列。

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后被誉为美国海军“先知”的人）在1890年进一步指出，美国若要进步，引用英国的海霸战略，不但要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而且也要取得海外商业市场。果然在1898年美国结束与西班牙战争，拿下西班牙后，它就崛起成为太平洋的海上霸主。

翌年，美舰开入中国，与其他西方列强拿下天津和北京，史称八国联军。

1903年，美国取得古巴的关达纳摩湾的控制权，即使卡斯特罗在1959年解放古巴后也拿不回这块土地。如今已是美国关押“恐怖分子”的监狱。

当年处于岌岌可危的清廷在1909年试图把南海诸岛主权转化为国家荣辱问题。在陆地上与列强争不过，因而避重就轻转找无人问津的南中国海划上中国的海图。在这种情形下，清廷定下南海主权归清廷。

吊诡的是，在走向共和后（1911年），中华民国没有重新规划领土边界，而是宣称过去的领域（陆地和海洋）与现在的一样。可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中国的军阀政府的地图只概括东沙和西沙群岛在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日本战败投降，将其所夺取的岛屿交还国民政府，包括台湾。在1947年时，中华民国政府的地图公布了南中国海内的岛礁主权全归中国，因此有了11条段线的海图。后来中国送出“夜莺岛”给北越，也就成了当今的9段线。

直到今天，中国坚持南中国海内的岛礁全属于中国，主要是中国已经感受到在没有海权或失去海权底下，中国是不安全的，甚至随时会失去陆地控制权。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以海权为第一，而且军事基地不会放弃，因为维持一国独大是要付出代价的。

根据大卫范恩（David Vine）所著的《基地帝国》（Base Nation）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军事基地是于1940年9月2日诞生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序幕的第二年，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已核准与英国签署的协定，即美国将提供几近破产的盟国50艘的驱逐舰，换取美国控制一系列原属于英国设在殖民地的海空军基地。

还有被击败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俯首称臣，美国成了最大的赢家，它与苏联瓜分了欧洲。西欧归美国主导；东欧归苏联控制。而在朝鲜则分成南北韩，及在印支分成南北越。

又据大卫范恩估算，在二战后，美国在海外控制着2000座基地及30000个设施。它成了世界最大的超级大国，无人能及其右。

因为韩战爆发（1950年），杜鲁门总统派出大量部队到亚洲和西欧以围堵“共产主义”。当时单单驻德美军就高达17万人。到了1955年，更上升至26万人，主要担心苏联可能“进犯”西德。

60年代中期，美国对43个国家有坚定承诺，约有375个主要海外基地和3千个小型设施遍布全世界，实则已包围了苏联和中国。

整个70年代美国通过对以色列、沙地阿拉伯及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支持以加强美国的影响力。但伊朗在1979年宗教革命成功（直到今天美伊仍然是“死敌”，情势紧张）；也是在这一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逼使卡特总统大增军事基地。

2001年的911事件，更导致美国攻打阿富汗（2001年）及伊拉克（2003年）。及后又于2011年引爆阿拉阿伯之春，整个中东世界乱成一团。

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在世界共有800个军事基地，约有超过50万人以海外基地为家。其它国家的海外基地微不足道，也不超过30个。

就中国而言，它在世界各国也只有不超过5个基地（吉布提、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及缅甸的皎漂）。因此它远不能与美国在军事上相提并论。

反观苏联自从在1991年解体后的20年，世界也只剩下唯美国独尊。

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就受到美国的非议围攻。主要是美国担心中国从陆路上发展“大陆桥”足以“调和”美国海军和空军的重要性，从而在长期上抑制美国的老大地位。

为此，美国率先祭出海洋政策，通过基地航空母舰就是要挫一带一路的推进。

航空母舰是二战后的产物，目前美国有11艘，另有2艘在建造中。而计划中又有7艘在构思；中国则有两艘，第一艘辽宁号于 1998年向乌克兰购买而全面改装，在2011年试舰。此外，在2019年第一艘国产母舰（命名为山东号）也下水。目前中国还有一艘在建造中及3艘在构思中。

无疑的，舰母，即是海军战争最新进的装备，也是空军海上领空的跑道，其中装配核武器也不令人意料之外。

正因为中国在2003年宣称要和平举起；又在后来引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所以美国特朗普正千方百计地阻扰中国的陆路建设及海空军力量的成长乃是预料中事。

正好南中国海是中国的命根子，自然成为美国敲打的目标。美国认定，一旦打破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声索，就可联合其他国家使一带一路的发展或被瘫痪、被拖延或被改变或半途而废。

因此，我们不感到惊奇的是：中美贸易战仍无法休止，南中国海继续掀起波涛。但问题是，今日的中国不再是百年前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也不是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的中国。

既然它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假想敌，各种挑战和压力的加重可想而知。

从以上的问题看，直到今天海权在现阶段还是比陆权更重要的，因为海权可把空权“藏在其中”。陆权直到今天还是牵制不了海权。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在此时此刻发动对中国的海空战，逼使中国正面迎战，中国的反击也成了当前的政局的焦点。不过特朗普这一搞，世界真的也不再风平浪静了。

刊登于2020年1月9日《东方日报》

别了，马智礼

出道未及两年的马智礼终于在首相马哈迪的劝喻下辞卸教育部长职。此项消息来得快，但也在预料和情理之中。因为在2018年5月21日上任以来，他的正面形象在不久后就变成负面的人物。

起先，媒体介绍这位学有专才的博士时，大家都对他另眼相看，认为马哈迪选了一位有华裔血统的人当教长，也许将会为教育开拓一个新局面。

当时在记者会上他侃侃而谈，也透露其母亲是客家人。这都为新教长在华社中加分；尤其是他也“秀一秀”一点点的华语。

当然教长这个职位只看人才而不看种族是所有人的期望；尤其在过去这个职位是升上首相的必经之路。

例如敦拉萨曾任教育部长，后来成了副首相。在1970年取代退休的东姑成为第二任首相。

第三任首相胡先翁则是在敦拉萨任相时，被委为教育部长（1970年）。随后被敦拉萨委为副首相，而在1976年接班。

马哈迪是个传奇人物，他在1974年被委为教育部长，结果被倚重而在1976年起担任副揆，直到1981年成为第四任首相。

同样的，慕沙希淡、安华、阿都拉和纳吉及慕尤丁也曾担任教育部长，才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前两者位及副相；后两者则先后拜相；慕尤丁则是坐亚望冠。

由此可见，教育部长是个重职，也是通往相府的大道。可惜在这些大人物之后的教长，却无法再攀高峰，马智礼就是其中一位。

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马智礼在不久后却成为争议性人物？

就在上任两个月后，马智礼突然宣布：从明年开始（2019年），所有学生被允许穿黑鞋上学。他的意思是说，穿黑鞋黑袜子比较耐穿，也可减少洗刷鞋袜的时间。后来他又澄清还可以穿白鞋。

当马智礼的“黑鞋论”出街后，顿时成为教育界的大笑话，许多人弄不明白教长怎么管起校鞋来？

巫统的莫哈末哈山（署理主席）调侃说：“教长是通过脚来改变国家教育政策，而不是头脑。”

林吉祥在为马智礼说话时，也承认公众形象被摧毁的马智礼被视为只对琐碎问题和改变门面感兴趣，并且无法解决更严肃的教育改革问题。反对党的讽刺是故意忽略教长花大多数时间谈改革教育，而只花30秒来提及换校鞋的事，却被有心人本末倒置。

抑有进者，马智礼在2019年5月的时候，又发表引发争议的言论。他说内阁决定维持大学预科班的90%学额给土著，但学额也相应提高，从2万5千个学额增加到4万个。虽然非土著的入学人数也会增加，但将比例维持在90%对10%是被认为有种族歧视和不合理的。

结果争议出现了要革马智礼职的声音，也有支持他的声音。

此外，针对教育部在2013年提出的教育大蓝图也成为争论的课题。有人形容“马来西亚教育大蓝图”（2013-2025）有其缺陷和仍有单元教育思维的灌输，同时对提升教育和语文程度做得不够。

可是在未得到检讨的同时，我们又面临PISA考试成绩的低落。

所谓PISA即指“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它成立于1997年，主要目的是测试和比较世界各地的教育程度。这项考试是由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DECD）主办，是对全世界15岁的学生进行测试，分有阅读、数学及科学三大类。从2000年开始，每3年举行一次，可以被称为当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的项目之一。

举例来说，2018年的测试有79个国家和地区的60万名学生参加，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在所有类别中独占鳌头。这是中国在2015年跌至第10位后又扳回领先的位置。

在“阅读”、“数学”及“科学”三科方面，荣居第二名的是新加坡、第三名是澳门、第四名是香港。

马来西亚虽不是叨陪末座，倒是表现差强人意。比如在阅读方面，居于56位，比泰国、印尼及菲律宾好一些。

在数学方面，马来西亚居47位，也只是比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好些。

至于科学方面，马来西亚位列48名，也比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好些。

但在2012年时，马来西亚的排名则在泰国之后，分别居52位、53位及59位（总数是65）。

还有对于“统考”的争论也是希盟自身的问题。是希盟在竞选时提出要承认“统考”的，但上台执政后却要“研究又研究”，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

再者，小学四年级起要学习爪夷文之争论，也一直未有定案。是否马智礼下台后此风波会告一段落还是会“照跑”？这些个问题还是留给新任的教育部长来处理和决定了。

无论如何，马智礼在纷纷攘攘中公开挂冠而去，也不失为体面的下台。

刊登于2020年1月6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