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将因病毒而改变

马来西亚政府在今年3月18日起实施14天的行动管制令（直到3月31日），以防止疫情扩散，但情况并未好转。到了3月25日，又增加172宗，遂使到我国的确诊病例激升至1796例，同时也造成20人死于Covid-19病毒。因为疫情的恶化，政府又宣布将行管令延长多14天，也就是到4月14日为止，但会不会再延长或另有什么限制行动，我们仍不得而知。若根据卫生总监诺希山公布卫生部研究了摩根大通（JP Morgan）的报告后，对疫情不表乐观，担心会飚升至6000例。

这一回的病毒与过去大不相同，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与“无影”的敌人“作战”。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病毒已来到我们家门口“耀武扬威”。因此最有效的方案是如同中国早前采取的封城断路政策，阻止人来人往，大家都必须守在家中，目的就是制止病疫扩散。

其实我们也有过两次病疫的冲击，只是没有这一次向全球肆虐的严重。

其一是在1998年爆发的“立白病毒”，主要发生在森美兰、吡叻、雪兰莪、柔佛和马六甲，结果造成256人受感染，而夺走了105条人命。

由于此病毒被认为源于森美兰州双溪立白新村，最后被命名为“立白病毒”。它是一种可引起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病变的急性、高致死的病毒。先是被怀疑与“日本脑炎”，甚至与亨德拉（Hendra）（一种发生在澳洲的马传人病疫（1994-2008））的病毒同类，导致世卫组织到来了解实况。结果发现是猪只内出现的病毒，因此将大量的猪只杀死。到了1998年10月，又发生猪农被感染逝世的消息，整个国家进入了高度紧张状态中，居民被安排与猪场隔离，也不能接近猪只。直到1999年3月，马大医院医学微生物专家蔡求明发现是新病毒，也就命名为“立白病毒”。

无独有偶，事隔10年，在2009年发生在墨西哥的病毒，先是被称为“猪流感”（因从猪身上发现此病毒），也被称为“墨西哥流感”（零号病例在此发生），累及埃及杀死所有的猪只；后经墨西哥交涉，也改称为“新流感”，即俗称的H1N1（指Hemagglutinin及Neuraminidase两字组成）。除了猪只感染外，也可传染给人。依据报告，H1N1流感前前后后有130万人被确诊，而有1万4千人死亡。

其二是一类与马来西亚目前有关的新冠病毒同时流行的，被称为“骨痛热症”（Dengue Fever）。单是今年就有2万人患病，也造成24人死亡。这个由黑斑蚊传播的病症也称为“登革热症”，虽未及新冠肺炎可怕，但也得小心应对。

其实当下的新冠肺炎已进入爆发性阶段，截至3月27日，全球被确诊人数是518,408例（中国有81340例，占16%），死亡人数19,327人（中国3292人，占17%）。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是美国有85543，确诊人数比中国还多，死亡人数有1,288例。

意大利有80,239例，肇8,165人死亡。而西班牙有56,188例，死亡人数有4,089名。德国有36,508例及死亡人数有198名。伊朗有29,406例及2,234人死亡。法国有29,155例，死亡人数有1,696。英国有11,658例，死亡人数有578。马来西亚竟然也“榜上有名”，有2,031例，而有24人死亡。

为了应对欧美国家的严重疫情，美国特朗普被逼促请参众两院同意拨款2兆亿美元救美国经济和股市。结果一时奏效，在周一开市股价上升，其他各国股市也应声上扬。对此前联邦储备局主席朋伯纳克说，这将会刺激世界经济复苏，但效果有待观察。

另一方面，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毫不含糊地动用国家的1560亿欧元（相等于德国的半年开支）来救市。这样一来，德国已先后推出8000亿欧元的援助配套救市。

不过，世界最大的期望是在周四（3月26日）举行电话会议的G-20国家首脑达成挽救世界经济和控制疫情的协议，同意启动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救市；尤其是十分渴望中美停止唇枪舌剑，共同为人类的生存而联手抗疫。对此，中美双边仍有歧见，在合作中保持距离。

虽然直到今天中美仍不愿“鸣金收兵”，但声调的缓和是意料中事。这个世界不能因为Covid-19的肆虐而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在27日，习近平与特朗普已进行通话，相互承诺携手抗病毒，也为世界的缓和带来曙光。

如果中国能够在近期内适度控制疫情和恢复生产，那么其他国家恢复常态也不会太远了。

只是不论是中国或欧美国家或世界其他国家，都必须面对疫情后的生活方式的大改变。这种改变包括电脑、手机更成为工作和学习的重要工具。机械人及无人交通工具的流行，乃至在以后不需要工人聚在一起工作，而是尽量分散在较小的厂房操作，也会成为今后人类的生活方式转换的新起点。

此外学校教育也将会因之改变。在高科技引领下，人类会变得更加冷漠而不相往来，这对要促进群众运动或抗议示威运动就有些难度了，因为谁也不知道当中会不会又有新病种正在传播？

既然病毒无所不在，人类得先化整为零，不让病菌有机可趁已是当务之急。当病疫稳定后再商议世界转运的模式也不迟。

刊登于2020年3月30日《南洋商报》

零号病人在哪里？

新冠肺炎（Covid-19）自从在2019年杪爆发以来，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已形成世界性的大流行病毒。先是在12月8日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号，而后向区疾病中心上报。经讨论后，确定发生不明原因的病例也作内部通知，也在12月31日公开通报发现27例“新冠型肺炎”。

由于事态有急速恶化迹象，武汉市政府先是关闭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公开售卖野味动物），后是在疫情不断蔓延到湖北省的城镇等地区，及后又辐射到中国各个省市镇乡等区。一时之间国内外的舆论也将矛头指向武汉政府，斥其控制野生动物买卖不力，也没接受2002年非典型肺炎（SARS）带来的教训，导致1月23日被逼封城。

什么是非典型肺炎？它起于2002年12月，在广州被确诊，而后传及香港等地。所幸有关突发病症在2003年中期得到控制，也使世卫松一口气。事后统计得知，这场为期8个月的病疫在中国各省市共发生5327例，死亡人数349人。香港则有1755例，死亡人数300人；台湾有665例，180人死亡；加拿大有251例，41人死亡；新加坡有238例，33人死亡及越南有63例，5人死亡，总共是8299例及908人死亡。

即便萨斯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主要发生在广州和香港，但还是引起WHO的关注，且在2003年4月16日定名为SARS肺炎，而不用“广州肺炎”或“香港病毒”，以免被有心人利用。

由于传播时间不长，也适时得到控制，因此在事后对病疫的研究就放松下来。一般上只知道是野生动物带来的病毒，且劝请人民少吃野味，但没有预防疫苗。

不幸的，在2015年又在非洲传开伊波拉病毒，美国带头研发新药，发现一种有效克制伊波拉病毒的药品，取名为“瑞德西韦”（Remdesivir）。药厂研究后，也发现SARS与Ebola病毒源自相接近的野生动物体内产生的病毒，也是在短期内消失而不再流传，自然也未进一步调研和生产。

碰巧今年中国发生比SARS更严重的病毒，也引发有关方面推荐中国生产和临床试验有关药物，以证实其有效性和稳定性。

但当我们正在关注这类特效药的临床效果时，我们却未再进一步听闻有关药品使用后的效果，只知道也有消息说美国药厂将分别与新加坡及德国合作开发治疗Covid-19的新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3月21日疫情得到控制后，在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却爆发更为严重的病疫，几乎让全世界都傻了眼；尤其是意大利，其确诊人数竟高达63,927例（3月23日的纪录），而死亡人数达6,077人，比中国的3,277死亡人数还高。

根据《南华早报》提供的数字显示，全世界被确诊的人数共355,575例（中国占81,171例，约23%），而死亡人数也增至16,097人（中国3,277人，占20%）。

其它较为严重的国家和地区计有：

1）美国确诊33,340例，死亡人数397

2）西班牙确诊33,089例，死亡人数2182

3）德国确诊29,056例，死亡人数123

4）伊朗确诊23,049例，死亡人数1812

5）法国确诊19,856例，死亡人数860

6）南韩确诊9,037例，死亡人数120

7）瑞士确诊8,009例，死亡人数66

再下来的英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挪威、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日本等国家的确诊数目都过千例。

除了马来西亚也已确诊超过千例外，香港、澳门、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台湾、印尼、越南等都未过千例被确诊。

本来，在最初阶段世界的媒体多采用“武汉肺炎”或“武汉病毒”来形容先在中国各地肆虐的冠状病毒，但在今年2月5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axonony of Virues）讨论如何给新病毒命名时，先有两个考虑，其一是不要用国名和地方名或动物名为新病毒命名，以免造成误解。例如2009年流行的H1N1病毒被称为“猪流感”，导致埃及将所有的猪宰杀完。

此外，在2015年时，因出现伊波拉病毒，一时被称为“中东呼吸道综合症”也引发中东国家的抗议。

因此世卫在研究新病毒时，除了要避免冲撞相关国家的名誉和尊严外，也不能将人名、动物或食物命名，亦不可以各别文化或产业的标志来命名。

另一方面，专家们在发现到这类新病毒呈现冠状体型（冠状的尖刺），因此将之命名为新冠状病毒或肺炎（Covid-19）（将早前的临时命名2019-nCov改成Covid-19）。

讵料这名称的使用也引发中美间的唇枪舌剑。事缘中国的外交官赵立坚引述加拿大的一篇专题报导说，在疫情爆发前，有5名美国军人到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而带入武汉（10月18日开幕）。

该文作者又称，新冠病毒可能来源于美国军事生化实验室。就在赵发推特文后，美国助理国务卿斯佩尔韦尔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提出严正抗议，指责赵发布虚假消息。但赵立坚认为既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的菲尔德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承认，一些似乎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在死后的诊断中被检测出新冠状肺炎呈阳性。

对此赵说，零号（Index Case）病人（第一个被确认感染的人）是何时出现在美国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因此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

有关的争议及后被扩大，不但国务卿蓬佩奥使用武汉病毒来指责中国，而且总统特朗普也毫不客气称Covid-19是中国病毒，以期能激发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怨气。他们认为中国早前隐瞒病情造成其他国家防备不足。其实双方的争议主要是谁应背黑锅而不是合作抗疫？就不知道美国的坚持“嫁祸中国”对解除病毒又有何帮助？

刊登于2020年3月27日《东方日报》

中美对抗殃及池鱼

因为不可测知的新冠病毒在2019年12月爆开，也仅是短短的三个月内，就在全世界范围内横冲直撞，几乎已经难以找到远离病疫的地方“度假”。

本来有关的病毒是先在武汉被测知，接着快速地在武汉全面蔓延，进而波及整个湖北省；再下来就是全中国的省市不可避免地陷入传疫区。直到今年2月，各国人民都留下一种印象：这回的病毒比2002年爆发的非典型肺炎（SARS）更具危害性，而且是属于“同类家族”的变种，足以人传人，一时之间也不知到哪儿寻找处方和有效药物。

就在中国坐困愁城之际，海外的国家在2月份起忙于堵住中国商旅向外流动，理由是这类被称为第三代的病毒比第一代的病毒更加的肆无忌惮，而且是无孔不入。当新病毒冲向整个中国后，竟在同一个月内海外国家也爆发了同类病毒。2020年的3月也就成为人类的噩梦，而且也及快地发展成为西方国家拿捏中国的“政治新筹码”。

由于一般上被认为“病源”起于中国，也就很快被认定“武汉”是新病毒的发源地，更进一步将矛头指向汉口华南野生动物市场所引发的。

在找不到合理的“理由”“驳斥”下，中国官方只好任由西方国家推出各式各样的限制和贬斥，甚至带有种族主义的歧视；尤其令中国人民报怨和气愤的是：为什么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尚未正式定名之前，就在世界的各大小媒体称之为“武汉肺炎”？

及后在今年2月11日，世卫组织正式将新型肺炎定名为Covid-19，而有关病毒称之为“SARS-COV2”。理由是这类新病毒尚不知源自何处，与SARS有相似但又不尽相同，更为重要的是，也不适当将国家名字或省市的名字纳入其中。

可是官方的定名尚未被全面遵守。例如在今年3月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用回“武汉病毒”来称呼新病种。到了3月10日，共和党众议院（少数派）领袖麦卡锡则形容为“中国新冠肺炎”。隔天即3月11日，特朗普总统故意将之称之为“外国病毒”。后因股市大跌，美国损失惨重，特朗普又再次改其声调，称之为“中国病毒”，直接“嫁祸”给中国。

在这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今年3月12日已在推特上反驳蓬佩奥，指责对方隐瞒实情，并说此病毒有可能是由美军传到武汉的。

这位外交官是根据美国特里克堡生物武器研究基地在2019年8月17日突然关闭，而900余名雇员居家隔离侯命检测所推定。此时美国有人怪罪病毒也是因电子烟造成的。

来到2019年10月27日，美国派出美军参加在武汉举行的军运会。在此期间，美军5名运动员因发烧住进武汉金银潭医院。

正在相关报导的真相有待查明之前，美国国务院就召见了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对赵立坚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指责中方散布不实信息，制造污名。

不过，在3月17日时，中方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又作出回应和驳斥：是美政府将新冠病毒同中国的国名和地名联系起来，是美方污名化中国，理应纠正错误，立即停止无端指责。

就在中美双方针对病源出处争得不可开交时，德国总理默克尔罕有的促请国人听从政府指示，避免受到感染。目前在德国有8198病例（3月18日数字），且已有24人死亡。如果德国人再不积极配合行动，将在未来的3个月内可能被感染数字会飘升至1千万人。

她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情况不容乐观。当然她还是低调回应中国当下提供的医疗援助，认为是对欧盟的“礼尚往来”（欧盟早前对中国有提供援助）。

言下之意，她认为美中两国应合作克服新病毒，否则人类前景不明。

根据《南华早报》的数字公布，截至3月19日，全世界中招者已高达211,186例，肇8,847人死亡，而复原的则有84,221例。

在这方面，中国以外的患病人数已超过中国的病例。从中国占半数以上降至目前的40%。假如情况在近期有效受到控制，整个世界也会深受其惠。

但先决的条件是中国的病情不再恶化，而且已正常化，可以腾出援助之手，而美国不再将“罪过”全转嫁给中国，才能找到共识。

不论出自任何理由，美国在21世纪不惜诉诸各种手段来丑化中国和拉拢其他国加入反华的合唱团，都是鲜有作用的，除非美国能一举克制和摧毁中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否则美国和其盟友唯一生存之道就是双方“和平共处”。

以目前132个国家及美国49个州都发生肺炎病毒来看，人类的危机尚未成为过去，随时都会有“新症状”纠缠地球不放。

如果人类；尤其是美国和欧洲不重视和平的重要性，而任由区域或地方战争持续，并时不时挑起中美之间的各种矛盾，则随时可能擦枪走火。

同时，如果特朗普不能处理好病毒的课题，他要蝉联美国总统就非易事，随时都会疫情拖垮美国的经济和政局的平稳。

其实当美国无法在1949年拿下中共时，就已注定这个世界是各有所分，又各有所失，绝不可能是一人独大。

刊登于2020年3月23日《南洋商报》

新冠肺炎引发两大争议

最早发现肺炎病毒在武汉爆发时是2019年12月，情况尚不严重，也就未成为讨论课题。直到接近华人农历新年（正月25日）前后，整个武汉真正地陷入了“重灾区”，也殃及整个湖北省。一时之间矛头指向武汉，也归咎于汉口的南华野味市场所出售的野生动物所致；更进一步将目标锁在蝙蝠、果子狸、猴子及穿山甲等的身上。

由于情势不断恶化，民众的紧张自不在话下，但又似乎无能为力，只能眼巴巴地被告知又增加多少病例了。例如在1月20日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国内共有217个确诊，到了1月25日（大年初一）有1287例，其中重症177例，25个死亡，包括香港2例、澳门2例及台湾1例。进入2月1日，中国31个省（区、市）确诊14380例，其中重症2110例，已导致304人死亡。

因此在最初的阶段，世卫组织（WHO）将其暂定名为“武汉肺炎”(Wuhan Coronavirus)，但后来发现这类病毒传播到全世界，且速度十分快，也就将此新变种“病毒”称之为“Covid-19”（中文称为新型冠状肺炎-19，以有别于2002年爆发的SARS，非典型肺炎）。

当世界几乎将目光投向中国并限制中国游客入境时，也停止航班的飞行。不仅中国航运业遭受严重冲击，而且各类工厂的生产链也中断，甚至许多国家无法买到中国生产的各种机械和零件等，而中国人则感受到被歧视。

就在中国备受千夫所指之际，突然在韩国爆开第一宗肺炎病例（1月20日），接着菲律宾也失陷了（1月21日），越南殿后（1月23日）。继之是尼泊尔（1月24日）、斯里兰卡（1月25日）及印度（1月30日）。

由于病毒无所不在，除了中国成为被指责为病毒的“源头”外，世界各国也在3月份陷入“泥潭”，西方才开始惊觉此病毒突发得迅雷不及掩耳，而且也不全然来自中国。

根据世卫的报告（3月17日），全球已有152个国家中招，超过173,344人确诊为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达至7,019人。这一数字被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形容为“悲剧性的里程碑”。

如果从人数来分析，在17万人被确诊中，有8万1千人是中国人，约占47%；而死亡人数，中国共有3226人，约占46%。因此谭德塞说欧洲已成为病毒大流行的中心。

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国家要求中国提供援助也是在情理之中，例如塞尔维亚、菲律宾及西班牙已获得中国派团支助。但是当下有两大争议是需要中美进行协调和共同应对的，以减少肺炎的死亡人数。

其一，虽然近日中美双方对病毒的导源有不同的说法，也引发争议，但这已非当下重要课题，重要的是中美之间在不断的角力下，又如何能解决当下世界面对的经济危机和对疾病的控制？

我们注意到，美国早前通过的“香港人权法案”、“西藏人权法案”和“新疆人权法案”及“美台法案”无一不是针对中国而制订的。换句话说，在特朗普于2017年上台后他就处心积虑地为美国打开一条对抗和封锁政策。一方面开展贸易战，让中国享受不到优惠地位，反而要付出更高的关税（出口美国的货物），以此来打击中国的发展。与此同时，又对中国进口和购买美国产品提出诸多限制，如限制华为5G在世界的销售量，企图在根本上“打垮”中国提出的“2025中国制造”的大目标。

很显然的，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提出此宏愿时，是希望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因为西方国家已走向高科技，不屑生产螺丝钉之类的小产品，反而中国有大把人口，不缺劳工和原料，足以填补西方先进国家留下的“密集工业”的生产真空。

但这一政策被美国视为一大威胁，一心想置中国于死地而后快。因此当中国被病毒搞得“心乱如麻”时，美国就以为机会来了，希望中国放弃“2025中国目标”，殊不知美国也逃不过肺炎的侵袭，当下美国已有4661例，而有90人死亡（3月17日数目）。

目前在新加坡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的荣誉研究员马布班尼（Kishore Mahbubani）（他也是《中国胜利了吗？》一书的作者），在《南华早报》建议和主张中美应急切携手共同对抗当下和未来的病毒，这才能减少死亡数字。

他说，在今年2月23日时，中国已有77000人确诊，而有2500人死亡，但仅在两周之后，世界各国的疫情从2000例（17死亡）三级跳地增加到25000宗，几乎增长了1300%。

令中国欣慰的是，在过去10天来，除武汉外，湖北其他地区已没有新疫情，而武汉的16宗是从外国回国前染上，只有4宗是本地患者。

但作者感到遗憾的是，世界各国对世卫的费用承诺也大跌，从原来的62%（1970年-1971年） 跌剩28%（2006年-2007年）。抑有进者，特朗普在肺炎传开后，只承诺在2021年对世卫援助5千8百万美元，而在2020年则是1亿2千3百万美元。

对此，他希望中美能通过G20工业国集团集思广益，为人类的健康谋福祉。他也希望美国不要老是对中国穷追猛打，应仿效2009年应对世界次贷危机时，与20个工业国开展全球刺激方案将局面平稳下来而获致成功。他重申，医药合作是更能达致成果的，以保护全球人类。

其二，另一位政论家瓦迪克迪（Michael Vatikiotis）（现代《东南亚的权利与冲突：血和丝》的作者）一针见血指出特朗普只在意鼓吹旧式的西方民主价值，而忘记了70年代欧洲及亚洲掀起的反独裁运动。

不仅于此，特朗普也对实行独裁的国家采取双重标准，如容忍埃及和朝鲜政权；也对印度总理莫迪打击克什米亚的民族主义运动给予支持，且对莫迪的镇压穆斯林给予赞同。

他也是在《南华早报》批评美国的两面性将使到其他国家开了民主的倒车，而美国只会对中共加倍压制。美国认为中国是对世界最大的威胁（国务卿蓬佩奥语），包括特朗普在内。作者认为西方的领袖不愿意对南亚和西亚的独裁政权表示异议，理由仅仅是不使它们靠向中国，而不是对民主的振兴和扶持。

刊登于2020年3月19日《东方日报》

时代悲剧人物安华

约莫在三周之前，突然倒塌的希望联盟政府的来龙去脉终于浮上台面。

相信很多人都不能明白也不能接受，为何看起来并无危机的希盟会不见了？这段故事还得回到1999年安华失势后所组成的“替代阵线”（公正党、行动党、伊斯兰党及人民党，后者势力有限）在大选中异军突起；尤其是伊斯兰党拿下吉兰丹和登嘉楼州的执政权，并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在意气风发下，伊党向巫统（马哈迪）逼宫，尽早将马来西亚转成回教国。当届行动党只剩下10个国席，连林吉祥和卡巴星也落马；而公正党只取得6个国席。

最初人民并不看好这三党能长久合作，不但彼此之间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合作的基础薄弱，闹翻是迟早的事。果然不出所料，伊党在胜利后就朝向宗教的道路滑下去，导致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代阵线（911事件前）。这意味着“替代阵线”只剩下公正党和伊斯兰党。而所谓的反对党阵线已是“名存实亡”。

这样的分裂也使到反对党在2004年的大选毫无招架之力，与执政党相比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输得七零八落。

其实自从独立以来，历史已经证明反对党所组成的联合阵线都以失败告终（不是被执政党收编，如“513”过后，伊党、民政、进步党和人联党加入执政的国阵；就是因内部矛盾而如同一盘散沙，如行动党的分裂）。唯有到了2008年的大选，在安华的部署下，反对党才再一次爆发其巨大的威力，首次拿下5个州的执政权（吉打、槟城、吡叻、雪兰莪及吉兰丹）；更在国会下议院拥有82个席位，与国阵的140席相比，似乎有了两线制的雏形。可是安华的合作也是没有基础的。在大选胜利后才组成没有约束力的“民联”。到了2015年，伊党先是在党大会中与行动党断交，继之也赶走党内的开明派，以致另一个政党（诚信党）从伊党分裂出来。很快地，诚信党又促成公正党与行动党另组成“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取代昔日的民联。

就在这个时候（2016年），一个在马哈迪领导下的新政党又成立了，取名为“土著团结党”。它是因为要结合被巫统排斥的人而设的。当时的慕尤丁被纳吉开除出党，也失掉副首相职；沙菲宜被党停职，也失掉部长职；而慕克力也失掉吉打州务大臣职。

这个种族性政党夹着马哈迪的声望，敲叩希盟的大门。

与此同时，马哈迪也出人意料之外到吉隆坡法庭与安华见面，并握手言和，似乎象征着两人18年的恩恩怨怨已“一笔勾销”。但并不等于马哈迪与安华已冰释前嫌，两个人内心感受如何？没有人猜透。

由于时间紧迫，希盟在讨论后，在2018年初同意纳入土团党，而且也邀请马哈迪领导希盟。若一旦上台执政，马哈迪将出任首相。在两年过后，将职权交予安华接棒。

也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希盟在2018年的509大选中竟一举击败老树盘根的巫统和国阵。这“改朝换代”的喜讯也让民众雀跃不已，因为百姓从来没有想到会在选举中更换政权，更无法料到巫统也有失败的一天（纳吉形容巫统千年不倒）。

当尘埃落定后，马哈迪便开始组织其内阁。基于安华刚被特赦，尚不是国会议员，因此不在内阁内，改由其夫人旺阿兹莎出任副睽。

但闲着无事，而且没有身份也给安华带来苦恼。因此在2018年参加波德申补选胜出，就不知道为什么马哈迪未将他纳入内阁？在以后的所说的内阁将改组中总是没有安华的份。

转入2020年，甚嚣尘上的是安华可能接班不成。也正在这个时候，巫统及伊党内有人推动支持马哈迪继续任相的动议，直到届满为止。这等于断了安华的接班念想。

我们不知道伊党与安华为何有如此的深仇大恨？他们原本系出Abim（回教青年运动组织），是回教兄弟，后来怎么反目成仇？这段内情有待公布。这对安华是第一个阻力。

第二个阻力则是来自马哈迪，他认为安华虽有政治手腕，但缺行政经验。这种说法也令人难解。既然早前已定下中途交棒，就应有一个“了结”。后来要留在11月亚太会议后再议，但已经是多余的话了。

就在此瞬息变化的过程中，从中杀出一头黑马—慕尤丁拜相了。

即使后来有玛丽娜介入调解，一切显得太迟了。

整个故事从安华开始，又可能从安华结束。廿年的斗争，安华换来的是心碎和一场空？除非政情急转直下，不然安华将成为时代的悲剧人物。

周一时安华也公开回应马哈迪对他的指责，整个大意是说，此方案早在大选前拟定，又怎能说是安华逼位呢？而且安华也说，他从始至终都是支持马哈迪当相的。即使时间推迟，他也无所谓。言下之意，就不知道为何马哈迪对他有那么大的成见？

刊登于2020年3月12日《东方日报》

内斗引发希盟垮台

整个事件的突变就发生在2月中旬以后。最初是公正党内的阿兹敏再次重申支持马哈迪继续任相而不支持安华上位（很多人直到今天都搞不清楚安华与阿兹敏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1998年安华出事后，身为安华机要秘书的阿兹敏不是一直在安华身边打转吗？他也似乎成为最后一根“压死”安华的稻草）。

阿兹敏与安华的失和始于2014年的加影补选。当时安华是想亲自上阵补选，以便在胜出后成为雪州州务大臣。讵料，安华因第二次鸡奸罪名成立而被阻止参加补选。而阿兹敏就在伊党支持下上位了。从此安敏之间结下了解不开的政治恩怨。

两年之后的2016年，马哈迪出乎意料到法院与安华握手言和。当时的马哈迪因慕尤丁、慕克力（其公子）和沙菲宜被纳吉排除在巫统主流外，也就积极发起组织土著团结党，性质与巫统一样，意图取代巫统的地位（对马哈迪来说，在1988年因高庭宣判巫统为非法组织后，他就成立“新巫统”（UMNO Bahru）来取代原巫统而顺利地保住了巫统的地位。若此次用土团党取代巫统，也不是没有先例的）。

果然在2018年509的大选希盟上台执政后，马哈迪就公开邀请巫统的议员过档土团党。直到今天共有13名巫统国会议员加入土团党，致其国席增至26席。

虽然巫统实力有所失，但尚保有37名议员，加上伊党的18名议员和从公正党分裂出来的11名议员（阿兹敏阵容）。这个由土团党带头的“国民联盟”本身就有20席（另6席以马哈迪为首不参加新联盟），连同新组合在西马共有86席。若是加上沙巴的民兴党8席和砂拉越的政党联盟的19席，就有113席超过半数。

另一方面，希盟即使已失掉土团党，它仍有公正党的39席、行动党的42席和诚信党的11席及土团党的6席，在西马共有98席。若加上沙巴民兴党的8席和砂拉越政党联盟的19席，就已经超过半数达125席（总数222席）。

按照马哈迪的算法，他共获得114名国会议员的支持（比公布的113名多1名），超过一半。这就是为什么两个阵容僵持不下，各自声称支持率达到半数以上。

姑且不论5月18日召开的国会会议对不信任票有何结果，人民不禁要问的是“宪制危机”从何而来？为什么政局急转直下？重要的是，为何希盟在执政后，未对安华接棒事作出明确交待？这之中马哈迪有何苦衷？都是要向人民交待的，不然对安华也是不公平的。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在2月23日，马哈迪主持土团党会议，不同意抛弃希盟改与巫统和伊党合作。在气愤下，辞卸首相一职和土团党总裁，而中途退席。

会议改由慕尤丁主持。在宣布土团党退出希盟后，慕尤丁被众人推举为新领袖。

2月24日，在国不能一日没有行政首脑下，元首委任马哈迪为过渡首相。随后整个内阁也宣告解散。

2月25日，马哈迪有知会林冠英，他有意组成跨党派的大联合政府。

2月26日，希盟会议邀马哈迪主持，但后者缺席。在情急之下，会议推举安华为新首相人选。与此同时，在同一天，马哈迪在电视台讲话，公布将组成超党派的联合政府。此举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利益。

2月28日，在马哈迪的女儿玛丽娜撮合下，双方达成共识。马哈迪允应回来领导希盟，安华也宣布不入阁。希盟消息说，林冠英也表明可以放弃财长位。相等重要的是，行动党的张建仁宣布该党可以不参加即将到来的砂州大选，意思是让位于砂州组成的政党联盟。

正在各方期待新的和解方案出炉时，又平地一声雷，最高元首在2月29日宣布委慕尤丁出任第八任首相，且订在3月1日宣誓就职。

综观过去两年的政局变化，我们也看到一个不能被改变的定律，那就是在战后立下的马来人中心思想的体系及马来人至上的观念不仅要维护，而且要消除被弱化的疑虑。可是在2018年后，不同的族群有出现一些吵杂声，包括是“某某党政府”，不再是马来人政府。这都是有待查证的，因为从1957年独立之后的七任首相其内阁的非马来人都维持在20%—40%之间，绝对没超过40%。因此将之视为某一种族政府也是缺乏依据的。

既然经过两年的“试验”，这样的改朝换代已是失败了，因为政党间是凑合而成（为利益和方便而结合），不是为共同的理念和长远的长治久安，反而是各有议程。因此我们应该从另外的思路探讨种族与民族的融合与和谐的基础在哪里？战略又是什么？任何极度的、狂热的民粹主义而倒向种族主义都是人民的共同“敌人”。

刊登于2020年3月9日《南洋商报》

马来中心思想与慕尤丁

我在2月16日应邀在吉隆坡的“中马钟灵校友会”作一场演讲。我以“马来人中心思想”为题，阐述在战后崛起的巫统（1946年）如何带领马来人向英国争取“保护马来人的地位”，且给予特别地位。于是马来人至上（Ketuanan Melayu）成了我国立国的主导思想。

正因为在1948年通过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确定了马来人的政治地位；也给“马来人”下了定义。从那个时候起，所有的马来人都在法律条文下成为被保护者。这也意味着马来人在这个国家占了主流地位；非马来人则需要通过申请成为公民，只有在槟城及马六甲出生的人民才有资格成为当然公民（新加坡未纳入马来亚联合邦，但保留为英国的殖民）。

当“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在1948年2月1日在马来半岛全面实施后，马来政党便成了马来人利益的保护伞，这些政党计有巫统、伊斯兰党及马来国民党。

与此同时，英殖民政府在同年的6月20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大事逮捕华人或监禁，或驱逐回中国等。那些留在马来亚半岛内的华人则受到“特别的保护”，被铁刺网围住吃大锅饭（称为华人新村），共计50余万名的华人被丢在500多个一穷二白的乡村内。由于数目庞大，生活紧迫，在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便协助陷入水深火热的华人。

后来马来亚又出现具有左派色彩的政党，诸如马来国民党、马来亚民主同盟、劳工党、人民党及人民进步党等。但这些政党都在有意或无意间跌进种族主义的框框内，无法走出种族政治的束缚。

1951年巫统的发起人拿督翁脱离巫统，错误地判断马来亚人民已告醒觉，乃另起炉灶成立多元种族的政党，先是打出“马来亚独立党”，后易名为“马来国家党”。可惜时机不成熟，拿督翁败下阵来。导致拿督翁十分恼怒，决定在1959年的大选打出种族牌，也就在登嘉楼（伊斯兰党阵地）取得突破。但此时的拿督翁又走回种族路线。他也怪责陈祯禄及林苍祐倾向巫统，背离了他。这个失败意味着马来人并不苟同将这个国家的马来中心思想淡化和改变，即使是拿督翁也不可以

来到1964年的大选，已无拿督翁参与其中（已作古），斗争十分激烈，一方是以联盟（巫统、马华和国大党）为主的保守派；另一方是以社阵（劳工党、人民党及国民议会党）为主的左倾政党，伊斯兰党则保留其既定路线。但从中崛起的是来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它声称是走西方式的社会主义路线。

这复杂的形势一时也让人眼花缭乱，因为参选的政党有“亲大马”的，也有“反大马”的；有左又有右。但令人诧异的是，由于马印对抗（反对马来西亚成立），大大地影响了华人的投票倾向，他们把票投给了联盟，不求改变，只求稳定，担心马来亚被印尼纳为大印度尼西亚联邦。结果马来西亚成立，也挡住了大印尼联邦的组成。可是在1969年的大选，联盟没有意识到选民已因经济停滞产生不满，也就在大选中跌了一跤，政权受到威胁，不但在西马国席中只剩66席（共104席），而且也丢了槟州政权，又组不成雪吡政权，一时之间种族情绪失控，爆发冲突流血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在“513”过后，马来人感觉到他们的政治地位已受到震撼，若不及时应对，恐怕会使马来人失去政权。在此时出炉的“新经济政策”正符合马来社会的需求，也就成为保护马来人地位的有效筹码。

在“513”过后的35年内（从1969年到2004年），马来西亚的政局虽有跌宕起伏，但历届大选都是同一个模具印出来的，一直维持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实力是70-30或80-20的局面。

可是当2008年的大选后，政局有了微妙的变化，反对党竟能夺得5个州政权，而且首次有庞大的反对党队伍（82席进国会），这对拥有140席的执政党是极大的威胁。

到了2018年的大选，再经过马哈迪加入反对党阵营（希望联盟），对执政党更是岌岌可危。

就在509后马哈迪组成他的内阁，但问题接踵而来，先是马来政党争取马哈迪改变统治模式，恢复马来主权的形象；后是在野党派人士和希盟成员合谋，以做出改变。殊不知在过去一周竟发生一场“和平政变”。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看似比较稳固的希盟政权竟然在一夜之间倒塌。

在这场斗争中，原本的主角只有两位，即马哈迪和安华，不料他们两人正在为谁将成为首相而起争执时，却让一位平日沉默的慕尤丁越位而上，他成了大赢家。他被扶起来成为恢复和保护马来中心思想的象征。

这之中有马哈迪的错误判断（以为他将会是希盟的唯一首相候选人），也有安华的诉求。安华希望他能顺利接棒。但为何马哈迪又迟迟不交棒又未列下交棒日期，这也使到安华如热锅上的蚂蚁。

后来我们才从马哈迪口中得知，早前已有运动要他重组政府，但马哈迪没有配合，只好辞职，也就留下一个真空让慕尤丁晋级而上。

事情发展至今，马哈迪有需要公布这与马来主权思想有关吗？马哈迪也有必要公布为何安华不适合接棒？早前答应过的交棒为何会生变呢？

在这方面，马来在野政党，如巫统、伊斯兰党已不断指责希盟偏离一向以来的马来人中心思想体系，而在朝的马哈迪则要改组成超越政党的大团结政府，不同意组成倾向在野的新政府。就在两者交锋之际，慕尤丁已抢先上位，事件也进入了白热化。下来的斗争不会是权斗的结束，恰恰相反，权力斗争正在方兴未艾。

今天所发生的事件，追根究底是被认为马来中心思想已被冲击，甚至被改变了。马哈迪的失败也许是另一个拿督翁的版本。虽然马哈迪从头到尾都是马来人至上的思想，也没有背离拿督翁的目标。只是因时代改变，他不得不做出策略上的调整。真没想到他竟成了“拿督翁第二”？

刊登于2020年3月6日《东方日报》

斗来斗去安华春归何处？

马来西亚陷入政治乱局还不到10天，竟然不断在变，而且也转动得很快。

现在集中的一个焦点是应该接受马哈迪的倡议吗？这种废党派而建立一个全民政府，是马来西亚首创，也意味着在未来将不需要党对党的斗争。因为按照马哈迪的逻辑，他要组成一个超党派的体系，大家平起平坐。而且最重要的是，只要被首相相中，即便对方是非首相身边的人，也可被邀入内阁，甚至可以担任高位。

不单是林吉祥表达反对，而且知识分子也不表同意。唯独前净选盟前主席及前律师公会主席安美嘉有不同的意见。她说若是通过大选来解决僵局，则老百姓要买单，数目不是在数千令吉之内，而是超过7、8亿令吉的开销。因此她不赞成重选来解决问题。

表面上看来，安美嘉是为人民节省开销，实则当僵局无从打开时，国家岂不是乱成一团？因此她似是而非的意见并没有提出解困方案。例如在去年底，英国的闪电大选是因为选民对脱欧和维持现状有激烈的分歧，也只好选择大选作决定。结果是脱欧派占上风，国内亲欧派的声音便大大减少了。

所以马来西亚若要促成一个“大团结”（或大团圆）的政府，那就意味着政党的存在是多余的，毕竟人人都可自成一格。这个国家的权力也就操诸在首相一个人的手上。当部长和重要位置是由他委任时，也是由他说了算。不仅违背了民主的原则，也颠覆了民主的体制。

如果这类的“一人唯我独尊”大权在握，也就等于回到封建时代，这不是开时代的倒车吗？选民同意吗？

我们可以理解马哈迪这样做是有其政治议程，也希望马来民族和土著在一个人的政府下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既要保护弱势族群，也要维持马来中心体系。在过去“以党治国”时，通过新经济政策来达成目标。就不知道为何现在又改成“个人治国”？

就我们所理解，民主选举是以党派为基础的，它们之间可能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因此每逢大选时期，就是党与党开展斗争。

这种党派之间既可以合作，也可以不合作，或可在选后组成联合政府，但不是超越党派的。

如今马来西亚正在面临的一个考验：在没有危机中诡异地冒出了难以收拾的危机。根据过渡首相马哈迪说，他要组成一个超越政党的大团结政府，以国家利益为重。但又无法达成共识，而且议长也拒绝在周一召开国会，改成元首与政党领袖会晤。结果慕尤丁突围而出，被元首接纳。

如果马哈迪和安华之间能再度坐下来扭转局面吗？是否已经太迟了？若又是僵持不下，可能得通过大选来解决。

其实，回顾我国自独立以来，也只出现过两次的“闪电大选”。第一次是在1970年的砂拉越在紧急状态下（因“513”事件）举行州大选。果然一如所料，土著保守党跃居成第一大党、人民联合党居第二位及国民党居第三位。那时是首相敦拉萨要探测东马的选民对国阵的支持程度。在毫无悬念下，砂州首开先河，组织了联合政府（本来在紧急状态下，是不能进行任何选举的，除非得到元首特准）。

第二次是在1977年，因为吉兰丹的伊斯兰党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当任州务大臣塞那西；另一派则是支持伊党主席阿斯里。在一场暴乱中，中央政府宣布丹州进入紧急状态，也将伊党开除出国阵。不到4个月，巫统与伊党分裂派联手夺得丹州执政权。

今回却是在平和中不时听到政坛会有大事发生。就猜不透会有什么样的宪制危机，毕竟左看右看国家并没有陷入乱局。可是预想不到事态发展至今一天一个样，又完全失控了。

如果两大集团无法妥协，就看谁的支持力量比较大。

无论如何，在这场斗争中，除非安华化腐朽为传奇，不然他就是最大的输家。

刊登于2020年3月2日《南洋商报》

少年得志不等于大器晚成？

安华的故事是一个又一个神话接踵而来。这位在1947年出生在大山脚的非等闲之辈，既不是靠其父亲（曾任卫生部政务次长），也不是靠其母亲（当年的巫统地区妇女组主席）而平步青云。

他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一步步地走向高峰。在马大读书时，他是马来语学会的主席。70年代，他参与领导学生运动，一会儿到新山协助马来农民争取土地；一会儿又到华玲领导万人反饥饿大游行。

结果被内安令扣捕（1974-1976），两年后被释放。当年的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曾劝他出国留学，日后必有所成。可惜他不接受，反而在70年代初期成立马来回教青年组织（Abim）。这个组织在1973年才正式获准注册。不可思议的是，安华竟然可以招到5万名年青人加入其组织，其中包括已故伊党主席法兹诺及现任伊党主席哈迪阿旺。

本来他们三人把聂阿兹（伊党长老，丹州大臣）当成宗教偶像，也有过共同的理想。此时的安华醉心于宗教而成为青年回教徒的粉丝。不但是伊党的国会议员沙浓阿末形容安华的出现使得伊党只能靠边站，甚至连马哈迪也被他的宗教思想所折服（参阅马哈迪回忆录）。

沙浓阿末（出版过《粪便》一书的作者）说，由于安华未参加和领导伊党，顿使伊党在1978年、1982年及1986年的选举中一败涂地，直到1990年伊党通过与46精神党的合作才在吉兰丹州翻盘，重夺州政权。

针对此事，我也问过安华，为何没有参加伊党反而后来加入巫统？他坦然地说，巫统是一个大舞台，有他发挥的余地。而且他以Abim领导人的身份加入巫统，对马哈迪是百利无一害的。

1981年安华加入巫统后，他的政途是十分顺畅的，也成为年青人学习的典范。

顺带一提的是，安华在参加巫统之前的1980年，他已被选为全国各民族反对社团修正法令的筹委会主席。他领导这个委员会向胡先翁首相、马哈迪副首相提出抗议。后来马哈迪被扶正（1981年），也就轮到慕沙希淡（内长）来面对全国社团了。

这项修正条文是很诡异的，竟然把“盲人协会”也列为政治团体。

后来政府也就打消对社团法令的修改。可以这么说，安华在回教世界成为风头最健的人物时，也在全民非政府组织中崭露头角。

因此当他加入巫统后，正好赶上伊朗柯梅尼的宗教革命成功，有助于让自己的名气走向回教世界。

1982年，安华中选国会议员，但对只被委为首相署副部长不表兴趣，他要求出任正部长。

翌年（1983年），安华当选巫青团团长。也在同一年他成了青年体育部长。

1984年，他协助马哈迪角逐巫统副主席，结果马哈迪中选也就对安华有些刮目相看，出国时经常把安华带在身边。

1987年，安华眼见时机成熟，参加巫统副主席竞选而中选。

这一年，安华升任教育部长，意气风发。但在1987年发生的茅草行动，也让华社对他留下欠佳的印象。幸好他及快地撤回不谙华语的高级行政人员，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

1990年，安华在党内的势力节节上升。到了1993年，在抵挡不住的催促下，安华参加了巫统署理主席的竞选。马哈迪知悉后，他劝安华放弃，但安华已是骑虎难下，也就逼使嘉化峇峇退出党选。

马哈迪在不高兴下，开始对安华有另外的想法。

就在这一年，安华除了自动当选署理主席外，也拉拢3位铁哥们组成“宏愿队伍”，他们是慕尤丁（柔大臣）、莫哈末泰益（雪大臣）及纳吉（彭大臣）。

这个时候，马哈迪也有收到一些告密信，但没有采取行动。在1996年党选时，他引回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以便在巫统党选时克制宏愿队伍。结果是慕尤丁被踢出局，而原任副主席的阿都拉在马哈迪支持下重任副主席。

1998年8月30日国庆节前夕，马哈迪与安华在槟城一同参加华商的一个筹款节目，但两人没有交流，更没有窃窃私语。

讵料两天之后，马哈迪撤掉安华的所有官职，也将安华开除出党。

一场始料未及的斗争开始了。一边是“烈火莫熄”，另一边是犯上非道德的指控。这两人从师徒关系到撕破脸皮也不过是17年的光景。世事变化，殊难预料。

从此之后，安华与马哈迪形同陌路，没有交往也没有碰面。直到2016年马哈迪主动到法庭与安华握手言和，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以为政局就要变了。结果真的在2018年上演509大剧“改朝换代”。

人们都以为马安已化解宿怨，不再不共戴天。讵料不到两年“剧情”又急转直下，这一回表面上是马安有心照不宣的各怀心思，可骨子里他们之间又有解不开的恩怨情仇？

当剧情一变再变时，全部焦点都集中在马哈迪身上，安华的光环也慢慢褪色了。只要马哈迪一天不离开政坛，他永远是“指手划脚”的高人。

写到这里，安华遇上马哈迪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把答案留给历史来解答吧！但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少年得志并非大器晚成”。已经等了廿年，安华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吗？

刊登于2020年3月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