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已被彻底政治化

 

根据《南华早报》报导，武汉终于在周日（26日）迎来了零病例的纪录，最后的12名病患者都在检测呈阴性后一起出院。这意味着武汉的医院再也没有新病号或仍留在医院的旧病号。前前后后，从1月23日起封城到4月8日才解封，总共76天。这是武汉人民在自我约束下取得的骄人成绩。

不过，在这个有人口1千1百万的城市中，当局总共派出4万1千名医务人员进行抢救。不幸的，有50,333病例（全国总共有82,827例，占60%），共有3869人死亡（全国死亡人数为4643人，占死亡人数的83%）

虽然如此，政府依然敦促市民严防疫情卷土重来。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在对抗新冠病毒（Covid-19）方面已有显著的功效，从去年12月开始接触病号直到今年4月的四五个月内，基本上疫情已受到控制。

可是这一场可怕的大流行病毒除了蔓延至全中国外，也开始在香港、澳门及台湾查到病例。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今年1月以来，已陆续有其他国家人民中招。在无法切割下，直到4月26日为止，已有近3百万人染病，而有超过20万人死亡，同时疫情仍在扩散中。它几乎扰乱了世界的秩序，也中止了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其所造成的损失也无从估计。但肯定的是，在新冠肺炎过后（也不知何时）将改变这个地球的生态和人类的生存条件及生活方式是无可置疑的；尤其最致命的是，它已经完全被政治化，而且越演越烈。在这一年内，下列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即便不讲求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各国也和平共处，但领导资本主义的美国，自从特朗普于2017年上台以来，就亦步亦趋把中国当成政治对手。除了三番四次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外，也促请世界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领导，以捍卫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的世界。为起带头作用，美国于2018年掀起中美贸易战，它不能接受中国在经济成长上将超越美国。因此第一个步骤是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中国有4千余亿美元的盈余，美国则要求1年减2千亿美元）。

除了在世界各国鼓吹反华反中政策中，也在香港和台湾课题上使中国面对抗拒的压力。

其二，未想在今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美国与西方国家几乎在同一个时间（从2月到4月）纷纷陷入困境，美国也就怂恿这些国家向中国追逃赔款。这些政府单位和民间组织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及印度等，理由是这次的病毒源自中国，因此要中国赔偿数千万亿美元。这让人想起120年前八国联军攻入中国义和团后，逼清廷签下《辛丑条约》，赔偿各国总共4亿5千万两（以中国当时人口来计算，每人要负责一两），分39年摊还。

如今美国依样葫芦也发起索赔这码事，但中国认为美国是强把责任推给中国是不合理的，而且“零号病人”也不是来自中国，其中争议也许较早就在美国发生。

就在中美双方唇枪舌剑之际，特朗普又搞出新花样。

其三，有一份给共和党人的私密报告是促请共和党人在选举中挑起选民对中国的“仇视”和憎恨，从而支持特朗普的连任及共和党在参众议会中占有优势。

有关报告也抹黑拜登（民主党）亲中国，其实也不是这么一回事。由此可见，为了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共和党不惜动员国家机器来丑化中国，以遂个人政治目的。

其四，一份正在草拟中的报告也促请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各别做出准备，全面从中国撤资和撤厂。特朗普的口号是以“原生国家利益优先”，就要从中国返回祖国或第三方国家。这种战略转移很明显的是反对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的“2025中国制造”策略（即中国准备成为世界工厂的核心之一）。

这事看起来容易实则问题很多，因为这些国家在中国生产和销售都不错，如果撤走工厂面对的不但是资金问题，而且工厂要设在哪里？有充足的原料和劳工吗？就不知特朗普这一算盘打得响吗？

其五，这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中世纪时，英国有面对黑死病（鼠疫）的侵袭，造成学校关闭和随后多年的学术水平下降。因此当下的教育界领导希望多人能参与控制疫情，让学校恢复正，而不致关闭或水平大为下降。

根据分析，今年的西方名校将面对国际学生的锐减，学费也相应不足维持开销。

目前在世界各大学共有500万名国际学生，他们付出的学费是本地人的双倍或更高。这之中有100万国际学生来自中国。英国已可估算今年的国际学生将大大减少，以致学费收入减少了70亿英镑（占全英国的学费1/3）。

至于澳洲的大学今年将少收入46亿澳元。在未来的6个月内，将威胁2万人的工作岗位。如果政府无法支持大学，有些可能被迫关闭。

其六，西方国家的企业需要中国订单外，也需要留学生源源不断到来。虽然采用远距离教学和企业自动化可以节省开销，但无法凝聚力量来凸现企业的强大和大学的品牌权威。

当选民也是这个国家的工人时，特朗普要怎样大小通给？这是一个无底洞。如果说，他对疫情的控制尚无头绪，却要分阶段开放市场。后果又由谁来负责呢？

其七，现在又有消息指说印度因封城造成人民不满而抗议缺粮。后果会否越国界寻求庇护？没有人知道。

有人预言，新冠状病毒将会播下“政治革命”的种子，这是每个国家都要慎防的。

所有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的世界不是因为战争而改变，而是因为病毒而变得模糊起来。这样的变种病毒在今后将与人类共存于空间，也成为人类身边的大敌。若是再有新变种病毒出现，我们又该怎么办？其实我们要的不是特朗普每天计算将会有多少人中招，多少人死亡，而是他能在治疫方案上倾全力而为之。老是要置中国于死地，美国老百姓的命就可以不要了？

刊登于2020年4月30日《东方日报》

索偿不合逻辑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通报肺炎疫情，称目前该市发现27例“病毒性肺炎”病例，其中7人情况严重。但通报则说尚未发现有“明显的人传人”证据，而且也未发现医务人员被感染。就在同一天，国家卫健委派专家组抵达武汉指导工作。

但在2020年1月1日，连同李文亮在内的8名网友因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查处”，但未停止他们的执业。

-在1月11日，中国已发生41例，乃向全世界分享病毒基因序例。

-1月13日起，泰国、日本及韩国先后发现首个感染病例。

-1月20日，武汉以外的地区如北京和深圳也发现病例。医学专家钟南山说，此病毒可以人传人，已有14名医务人员感染。

-1月21日，美国的西雅图确诊第一例冠状病毒患者，为亚洲以外首例确诊个案；台湾也发现首宗。这是中国通报疫情10天之后的事了。因此中国否认有隐瞒实情。

不过最新的资料又显示，美国首个女性病例死者（57岁）不是在2月28日逝世的，而是在2月6日死亡。另一位死者则是在2月17日死亡。经重新解剖后，证实为新冠肺炎患者。对此，美国加州州长凯文·纽森下令对该州去年的死者再作尸检，以便知道疫情何时发生。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湖北省病例上升至444例，武汉新增8人死亡，其他省市纷纷中招。

-1月26日，美国宣布关闭武汉领事馆，并安排撤走外交人员。

截至4月23日，全世界共有2,689,671人被确诊，而死亡人数有185,926人。其中美国最为严重，有855,250被确诊，而有47,974人死亡。

特朗普较早时预言再这样发展下去，美国会有20万人死亡。此外，英国也有139,246人被确诊，而肇18,791人死亡。印度则有21,797被确诊，导致681人死亡。意大利确诊18余万例，25,549人死亡。

中国至今也有84,312例被确诊，致4,642人死亡。

但是在这么多的国家中，启动法律程序告中国政府的有美国密苏里州政府及民间机构，英国的律师团队及印度的律师公会等。再加上意大利，在网上号召成立向中国政府集体诉讼索赔1000亿欧元（约4708亿令吉）的新举动。

最主要的是美国方面咬着中国不放，至少已有7宗案件矛头指向中国，理由不外是“病源”出在中国，而中国隐瞒实情或迟报予其他国家，因此要求中国作出巨额赔款。特朗普更说会有单位陆续排队向中国索赔。

其中最主要的原告是代表密苏里州政府的州总检察长施米特说，被告之一的中国共产党为非主权行为人，不受“主权豁免”保护。因此他们控告的对象还包括中国政府、中国国家卫健委、中国科学院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等。

他指出在法律上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区分开来，难度很高。为证明被告需要对疫情负责，最终还是要回到中共，就是中国政府这一点。

不过，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特里向BBC记者说，剖析外国主权豁免细则，国会则需修订新的法案以及美国在国际法庭上控告中国政府的可行性。

在1976年，美国设立的“外国主权豁免条例”给予外国政府广泛的豁免权。如果中国能在美国被起诉，则中国也可以在中国起诉美国。所以国家通常倾向于支持主权豁免这一通则。

他又说，密苏里当地法庭很可能认定案件涉及美国与另一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事宜，法庭对此没有司法裁决权，因此多数会被撤案。

所谓“主权豁免”的一种例外是，诉讼围绕外国政府所涉及的商业行为，即指病毒实验室与海鲜市场有关的说法也不完全符合事实，被法院接纳的机会较低。一般上法庭极少采用，因为条约明显规定不鼓励对外国主权发起此类诉讼。

针对此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态，这些所谓毫无事实的控告是恶意滥诉。

与此同时，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李洪积撰文说，如果中国法院受理上述案件，或将等同密苏里州法庭的决定不接受类似的外交案件。

现在的问题是，整天只管索款，而不阻止病例的增加和减少死亡人数，确实匪夷所思。毕竟西方国家的索赔都缺乏理据和情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索赔传染病的先例。姑且举一个实例：印尼苏门答腊烧芭污染马新泰地区，我们除了劝告外，能起诉吗？既明知烟从印尼来，又凭什么要人家赔偿？你不喜欢，可以到其它地方住嘛？

刊登于2020年4月27日《南洋商报》

特朗普寻找代罪羔羊

4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中国发出最新的攻击，如果北京对新冠肺炎（Covid-19）已知其责任，则它必须面对后果。

“如果是错误的话，那错误即是错误，但如果它们已知情，那就有后果负担。”不过他未列明会采取什么行动。

北京与华盛顿的唇枪舌战以3月中旬最为高潮。当时中国撤销美国三家报社的记者工作准证，以报复美国将中国媒体视为外国单位而限制其工作人员。

在一怒之下，特朗普随后不断高调斥责中国制造“中国病毒”或“武汉肺炎”，连蓬佩奥及彭斯也加入其中。

直到3月24日，特朗普才停止称呼“中国病毒”，而是用“外国病毒”所取代。

虽然如此，特朗普仍不放松对中国的抨击，指它隐瞒疫情，迟报疫情而耽误其他国家采取适时应对方案。与此同时，为了要找代罪羔羊，他公然地指责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偏袒中国，也为中国隐瞒疫情。因此决定暂停发给世卫的4.4亿美元赞助资金；更要求谭德塞辞职。但没有证据显示世卫倒向中国。

另一方面，为表示对世卫的支持，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认为特朗普这样做是开危险先例，因为当下没有更完善的组织可以取代世卫。人类需要世卫保护健康。为此，比尔盖茨宣布再捐1亿5千万美元，加上原先的1亿美元，总共捐出2亿5千万美元。

但保守派亲特朗普的政治人物多人攻击比尔盖茨，指责后者图参与生产或控制疫苗的供应。因此攻击者认为比尔盖茨支持世卫有其私人利益。

另外，特朗普阵营内的安东尼希沃西（国家敏感及传染病控制中心主任）也被指责动用拨款资助武汉病毒试验研究所的成立。这是当下最具争议性的焦点。报导说，武汉病毒试验室有一名研究员最初被感染而成为“零号病人”。但查知是无稽之谈。

其实，BBC广播电台在2月18日有一篇较为详细的报导：在12月1日，有1名70多岁病患在家的脑梗塞患者被确诊为新冠病患者，也首次公开讯息。但患者因行动不便，没有到过华南海鲜市场（这个海鲜市场一直被怀疑是导致疫情的罪魁祸首，而老人未到过海鲜市场，病毒是否来自其他源头，包括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还有这位老人家的病毒又从何而来？）。

在1月24日时，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一篇由武汉金银潭医院包括院长黄朝林撰写的文章（共30人撰写）。根据也是作者之一的重症监护病房（ICU）主任吴文娟医生说，这名老年痴呆病患者并没有到过海鲜市场，他的家是住在离海鲜市场四五站（公交站）远的地方。同时有关老人的家人在其发病后，均未发现发烧或呼吸系统症状，其与后来的病人间也没有流行病的联系。但在他发病第10天后，才有另外3人出现相关症状。不过，BBC尚不能独立验证上述信息。

另一本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Nature）也在2月3日发布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员石正丽团队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研究论文，认为蝙蝠是造成肺炎疫情的可能来源。

在2月15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生黄燕玲被认为是新冠肺炎的“零号病人”在网上热传。接着研究所连同黄燕玲在其公司“辟谣”。黄燕玲在毕业后就一直在其他省份工作生活。

石正丽补充说：“我们的研究所没有人被感染病毒”。

除了当下集中火力把武汉病毒研究所作为重点外，也有其他方面提出此研究所距离海鲜市场不远，而且是与国际合作的，包括美国专家在内，他们都有存档，也怀疑是病毒泄漏所致。但是特朗普并没有公布他与习近平通话时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内容，反而是旁边的人在煽风点火，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花。其中最露骨的是拿120年前的庚子赔款相提并论。

在此之前的2月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一遍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评论，作者为美国保守派外交学者米德（Walter Rusell Mead）责备中国官方掩盖真相，致防疫救援行动迟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反驳说：“在2009年美国爆发H1N1禽流感死亡率高达17.4%。又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月底公布的报告，从2019-2022年美国流感季已经导致1900万人感染，至少1万人死亡。对此，米德作何评论？”

所谓东亚病夫是英国一手挑起的鸦片病毒。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鸦片泛滥的国家。曾一个时期，诸多人染上恶习而成了“鸦片仙”，又被丑化为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的名称也就在一个特定时期贴在中国人的标记上。

由于中国的落后和任人鱼肉，造成人口大量减少。也因流行病毒层出不穷，又处于战争年代，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也惨死在刀枪下。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洗掉身上的耻辱。

今天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印度又希望从新冠肺炎中找到漏洞，以逼中国赔款了事。但这样的日子已远去不再回来。这个世界今后要怎么变，大家都不知道。在无法解决生命和经济之际，还要来坐地分赃；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特朗普竟指责“美国之音”变成“中国之音”（特朗普形容政府出钱养中国声音）的大笑话。

这场病毒，带出霸权的嘴脸，也带出无奈的心情，也带出滚滚的失业浪潮。

这让我想起以色列天才历史学家有瓦尔·赫拉利（牛津大学历史博士）（Yuval Noah Harari）（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的作者）。他说，人类正面临全球危机，我们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我们不仅要问自己，如何克服迫在眉睫的威胁，还要问自己风暴过后，我们将生活在怎样的世界？

他也说，一些国家的政府利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涨势将社会分裂为对立的两大阵营，挑起对外国人、对外国的仇恨。但是病毒并不分种族，也不会歧视任何群体和国家。

“面对威胁，我们选择通过民族主义自我孤立，还是全球合作团结战胜危机？”

刊登于2020年4月23日《东方日报》

微软为世卫向特朗普抬杠

正当特朗普陶醉于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可轻易过关，并可进一步压倒中国时，预想不到年初在中国爆开的流行病毒又快速向全世界侵袭。

为了避免疫情进一步向世界扩散，中国在正月廿三对武汉进行“封城”（此时离华人农历新年尚有两天，按中国人的习俗，在大年初一碰上瘟疫肆虐，那是倒霉透顶的）。此时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已出现零星的病例。

虽然如此，中国还是采取比萨斯(SARS) （非典型肺炎）更严格的措施（萨斯疫情在2002年杪在广州爆开，直到2003年8月才全面解除警戒。当年中国死亡人数为349人，香港300人，连同其他地区和国家共有919人死亡，而全球确诊病例有8422宗）。

也许萨斯病毒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家都放松了警惕，也没有刻意研究特效药和疫苗应对未来。

但在17年后，中国的武汉又出现另一类变种的病毒。究竟病毒从何而来？没有人可举证，中美说法大相径庭，确定是带有冠状的病毒，就被称为新冠状病毒（新冠肺炎，以有别于2002年的非典肺炎）。

在这个时候，积极介入的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也派代表团到武汉实地考察；更在后来建议不要用地名和人名来命名，以免对相关国家有所不公。结果世卫在2月11日宣布统一称呼为Covid-19（2019新冠肺炎）。可是在正名的前后，不是每个国家都遵守的。例如在3月12日，特朗普在记者会上不断强调和重申这是中国病毒/武汉病毒，让在场的一些记者愣住了。他所持的理由是这种病毒源自中国，但中国又隐瞒疫情，拖延上报，以致今日世界各国都中招。因此他重申是中国病毒。

接着，特朗普又把气泄在世卫组织上。他指责世卫组织偏袒中国，替中国隐瞒疫情；尤其责难总干事长谭德塞（原埃塞尔比亚外交部长）处事不公。

特朗普向世卫开刀后，又有共和党议员向世卫叫骂。其中最响亮的是共和党议员麦克尔·麦考尔（众院外交首席共和党议员）形容总干事谭德塞是中国的同谋，促他下台。

由于有不少声音将矛头指向谭德塞，特朗普也就在4月14日宣布在调查过程中，美国将暂停捐助世卫组织。

按照美国所应负担的数额是4亿5千万美元，而中国则需付4千2百万美元。因此特朗普说：“我们给的基金超过中国的10倍，但世卫却以中国为中心。同时他也提及世贸组织（WTO）亦对美国不公平。”

谭德塞反驳说：“请不要将病毒政治化，如果想被病毒利用，想见到更多的裹尸袋，那就请便”。对此谭德塞希望中美两国能携手合作，共同对抗病毒的威胁。

与此同时，也有其他国家领导人及舆论代表性人物一直呼吁特朗普与习近平共同抗疫，可惜至今空雷不雨。

在这方面，美国的微软大老板比尔盖茨对特朗普的腰斩世卫经费的做法大感不解和深表不满。他说在疫情严重的时刻，停止拨款是危险的讯号。

比尔盖茨连同其夫人玛丽娜共同设立微软基金，接着也在15日的推特上宣布对世卫再增加1亿5千万美元的捐款，使其赞助的数目达到2亿5千万美元。

他在4月16日接受ABC电视台访问时说他不同意特朗普的做法的理由是，自从新冠病毒在年初爆发以来，至今已有200万人被确诊，也带走13万条生命。因此在此时支持世卫研发疫苗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世卫停止操作，谁能取代它所扮演的角色？它已经成功促使病疫缓慢下来。在这个时候，世界更需要这样的组织发挥作用。

总之，特朗普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世卫不是已向我们证明他们扑灭了天花？我们非常支持世卫的行动。也希望世卫有朝一日能制造出70亿的疫苗给每个人打上预防针，虽然这个过程得花一至两年的时间。

无可否认的，当下世卫组织的操作和开销是十分庞大的，它共分成七大块，即非洲、美洲、东南亚、欧洲区、东地中海、西太平洋和非成员观察国或地区，共有194个会员。

按照世卫所列的预算案，在1948年由联合国成立的世界性组织在2015年的收入，包括自愿捐款的单位，共近40亿美元；而开销也在这个数目之内。报告显示，会员捐款占9.29亿美元，自愿捐款的高达30.48亿美元。

如果美国再影响其他国家或单位或个人减少或停止捐款，则这个世界的人类命运由谁来保护？

刊登于2020年4月20日《南洋商报》

特朗普将向中国秋后算帐？

世界卫生组织的记录显示在2019年12月8日已获得中国通报出现不明病毒正侵袭人体，但世卫尚未有任何行动，而是依赖有关国家提供较多讯息。

接着，一本医学杂志《柳叶刀》刊登了武汉金银潭医院医生艾芬的文章，内中告知，在武汉中央医院有1名病人于12月6日患上不明的病症。

在12月27日，武汉医生张继先通过内部渠道向区疾控中心上报可疑肺炎疫情。

继之，在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2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等于公开了疫情。

到了2020年1月23日，由于情势恶化，病号越来越多，也有死亡事件发生，中国宣布在武汉“封城”。虽然在3月13日，根据《南华早报》的专栏作者约瑟芬马的报道，在2019年11月时有出现零星个别症状，但直到12月杪才知道这是一种新的病毒。

在今年1月22日，美国发现首宗冠状病毒（Covid-19），而后不断蔓延和扩大。直到4月13日已有病患572,169例及23,070人死亡，也就直把矛头对准中国，寻找发泄对象。

随后在3月17日，发生了中国促请《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及《华盛顿邮报》的10余名记者在3月27日前交还记者证，也不得在香港和澳门工作。这是回应美国将中共驻美国的媒体单位列为外国使团，并限制工作人数。

翌日（3月18日），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依然使用他在10月转发其支持者发来的推文，形容这是“中国病毒/武汉病毒”。他说：“使用中国病毒没有错，只要他仍是总统，就不允许中方说病毒可能是美军传播的”（因为美方指中国制造病毒；中国反驳是美军在2019年来武汉参加运动会时带来的）。他不满中国没有及时向美国通报疫情。

就在中美之间的口水战升级时，又节外生枝地出现下列的反华和仇华的诉讼案：

（一）佛罗里达州的伯曼法律集团（Berman Law Group）向BBC说：“我们的诉讼（起诉中国政府）是要解决涉及因接触该病毒而受到身体伤害的人，也涉及中国与“湿货市场”（海鲜野味市场）的交易有关的商业活动”。

从3月初开始到4月初，伯曼法律集体诉讼案已有5千多名美国人加入其中成为“原告”，他要求中国赔偿数十亿美元。有关案件已入禀佛州法院。

（二）英国的亨利·杰克逊协会（The Henry Jackson Society）在4月初时也提出诉讼，要中国赔偿1万2千亿美元。理由是中国早期处理疫情不当；尤其是有意扣住信息，不向世卫组织通报，而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

（三）印度律师协会已上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要求中国因隐瞒疫情导致病毒全球大流行赔偿20万亿美元。目前有关案件已先入禀美国德州联邦法院。

印度律师协会主席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主席阿加瓦拉（Adish C.Aggarwala）更在诉状中这样说：“鉴于中国秘密开发大规模杀伤人类的生化武器，我们谦卑地诉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可以要求和命令中国向国际社会及其成员国；尤其是印度作出应有的赔偿”。

（四）也是意想不到的是，非洲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广州一家医院未妥当处理来自非洲的疑例者而感到不满。

来自“非洲联盟理事会”主席的马哈默（Moussa Faki Mahamat）（前乍得共和国总统）召见中国驻联盟理事会大师刘裕希，表达极度的关心有非洲公民在广州受到不当的对待，要求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事发的经过是这样的：有5名非洲人在同一个餐馆用餐后，有出现冠状病毒症状，因而强迫他们离开自己的住所而后放进酒店。

对此，非洲国家领袖很是不满，要求中国勿歧视黑人。当下在广州共有30768名外来移民，而非洲有4553名。不过在这些3万名外国人中，当局认为约有4600人极可能被感染，乃将他们置于观察区，等待结果，所有措施与中国公民一样，没有差别。

对于这些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一口气回答所有的质问。她说，特朗普与蓬佩奥的指责是不知羞耻的。她不否认武汉是第一宗被报告有患者染上病毒，但美国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确认这个人就是零号病人（第一位新冠肺炎感染者）？

她说，其实在2020年1月3日，中国已及时向世卫提出通报，也有照会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因此中国强烈否认有隐瞒疫情不报或压下迟报，从而也回答了当下的所谓诉讼案。华春莹的解答也正好说明美国及西方国家是有时间采取措施及早面对疫情，它们不是被蒙在鼓里。

由于外国提出的种种索赔，也就触及中国的李东海教授为文驳斥，指责针对疫情而索赔的诉求，如同1900年6月掀起的义和团运动。在清廷的怂恿下，以所谓“刀枪不入的怪力乱神”论误使15万（包括清兵人数）民众大举焚烧教堂，杀害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等（按教会统计，外国传教士241人死，而2万名中国籍教徒也被杀害，义和团死者更是数以万计。因清廷未公布数字只能靠推测）。结果引发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和北京后，又加入3个国家共11列强强迫中国签下辛丑条约和庚子赔款。

在辛丑条约及庚子赔款中，中国要向联军赔偿4亿5千万两（按当时中国全人口来算），即每人一两，年息4厘，有关欠款可分39年摊还。

这是中国最丧权辱国的大悲剧，任人鱼肉而抬不起头来。

但正如英文星报作者Ho Wah Foo所写：“不要忘了今天的中国不再是清朝时的中国”。

当然中国也知道在疫情之后将会面对更大的挑战和危机，因为已有西方国家借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来激怒其国人民反中反华，迫使中国陷入国际政治的漩涡和被孤立中。除非美国国会停止再通过所谓的法案打压中国及特朗普仍被疫情缠身或已不在位，否则世界将永无宁日。

刊登于 2020年4月16日《东方日报》

瘟疫竟有索赔这码事？

其实瘟疫不是近期发生的，而是在好多年前已有各种各类的流行症发生，也夺走许多人命。例如以下两宗：

（一）黑死症（1347-1351）。所谓黑死症就是鼠疫，因人感染鼠疫死亡，身体呈黑色，故又名黑死症。这场病疫从克里米亚传到西欧和北非，造成全球有7500万人死亡。

在中国正值元朝（1271-1368）时代，蒙古金帐汗国攻打克里米亚的卡法城市时，也发生鼠疫在各国横冲直撞。由此可见在早期或中世纪时期，中国与世界是相互联通的。

（二）始于云南的鼠疫（1885-1950）以最快的速度向中国各地传播。

这段长时间的鼠疫也在1900年传到美国、欧洲和非洲。在10年之内波及77个港口和60多个国家。结果造成1千2百万人死亡，其中最多是印度人和中国人。

我们在这里有需要拉出一位世界著名的病理学家伍连德，因为他的出现，中国东北省才能在1910年12月之后的4个月控制了横行霸道的鼠疫（旱獭鼠）的传播，甚至也找到了源头始自中苏的边境。

伍连德（1879-1960）是马来西亚槟城人，天资聪慧，17岁获奖学金赴英国深造，1908年取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因此他既是医生也是病理科学家。

他在1908年即受聘赴中国解决鼠疫，一住就是30年，直到1937年回马来亚。

继伍连德之后，马来西亚、中国和欧美国家也曾发生不同种类的病毒，例如下列的病毒在变种下发生：

（1）1998年时马来西亚爆发立白病毒，主要发生在森美兰州，最后以双溪立百新村命名。此疫查知是猪只传染，也称为“猪流感”，造成256人感染及105人逝世。

（2）未想在10年后的2009年，又在美国爆发“猪流感”事件。由于最初在墨西哥发现，也称为“墨西哥流感”。后来经世卫敲定命名为H1N1。有关病疫前前后后在世界各地有130万人被确诊，而夺走1万4千条人命。

（3）在2002年杪，中国突然爆发一种不知名的导致肺炎的病毒，先是一名工人在深圳染病及后送到广州治疗，紧接着更多人被感染，再从广州蔓延至香港。所幸有关事件在2003年6月后获得全面控制，也就使医务人员松一口气。

也许是因为SARS（非典肺炎）控制或扑灭得太容易了，以致医生学界也未有在官方支持下研发新疫苗。

（4）在2014年爆开美国发现第一宗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引发美国政府大为紧张，因为有关病患者从非洲顿比瑞亚回来。

虽然伊波拉病毒在1976年已发生，但只是局限在非洲，没有外传。同时在2014年之后它的传播又受到控制了。

虽然如此，美国医药界还是研究有关治疗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尚未进行临床，刚好全世界又爆发更新和变种的病毒，也就让有些国家进行实验。

但是未想Covid-19（新冠肺炎）竟在2020年开年以来不断扩散和恶化，已造成150万人染疫，超过8万人丧命。可见其来势较过去凶猛，其中美国有超过43万人感染，死亡近1万5千人。因此特朗普在大骂完中国后，近日又将炮口对准世界卫生组织，企图指桑骂槐。他指责世卫的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偏袒中国，甚至协助中国隐瞒疫情。

最初有人提出要中国赔偿3510万亿英镑，后来又提出要中国赔偿3.2万亿美元。在这方面，《南华早报》的专栏作家Alex Ho在4月8日的评论上这样说：“诅咒中国的这篇文章的作者Walter Russell Mead（米德）是大学教授，他在其标题《亚洲的真正病人》的文中说，专家已预测中国第一季的经济将尖锐地下滑，因此最重要的是在长期策略而言，世界的企业必须联手起来“去中国化的供应链”。

对此Alex Ho说中国早在12月31日已通知世卫有关疫情。到了1月23日，中国更史无前例在武汉实施封城措施。

可是英国和美国政治领袖企图推卸责任，包括英国内阁部长、蓬佩奥、特朗普不断地说，如果中国有早些通知我们疫情，如果中国没有隐瞒真相，我们将会适时地做出反应。

Alex Ho的回应是：它们（指英美）是不会这样做也绝不会作。他们是有时间做好准备措施，但宁可选择什么都不做。因此作者说：“中国不应该对大流行疫情负责任”。

其实，在历史上也从未发生被传染病毒的国家向所谓的案发地区的国家索偿，美英等国也不能有例外。

刊登于2020年4月13日《南洋商报》

行管令应适度放宽

中国武汉自华人农历新年（1月25日）前后，经过了两个月的抗疫和考验，终于迎来了逐步解封的喜讯。

虽然尚未有特效药物及治疗手段可做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当时也没有人相信能控制或抑制病疫大大减少的可能。几乎千万只眼都盯着武汉及湖北的疫情；甚至全中国。也许有人口不对心地希望这次的病毒能“淹没半个中国”，让它奄奄一息。

结果适得其反，在三月份的时候，中国疫情竟有峰回路转的时机，不但受感染的人大为减少，甚至连死亡率也得到控制。可是就在中国疫情走向缓和之际，诸多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不幸迅速传开Covid-19疫情，连马来西亚也不可幸免。

作为东盟国家之一的成员国，马来西亚竟是成为疫情冲击最大的国家，病例已接近4千例，也有超过60多人死亡，比东盟任何国家为高。

因为病疫来得快，马来西亚被迫在3月18日实行“行管令”(Movement Control Order)(MCO)，基本上所有商店都需要歇业，除了务须开市的巴杀、杂货店、超市、餐食店/摊、药房、药店外，近期则加上农业原料店（肥料及农药）、五金店、零件店、宠物店（饲料及药物）允许在周一及周四，早上8时至下午2时营业。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和较具规模的企业都停止操作。

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第一次发现到这种接近“封城”的措施比戒严还要长及还要严格，每户只能一人外出购买必需品；同时只能在住家附近10公里范围内外出采购必须品，而且过了晚上8时就不鼓励车辆自由通行。

正当所有的马来西亚人盼望疫情能在3月31日解除前一周，又被通知“行管令”展延至4月14日。这就是说，人民要承受一个月的不方便，不仅收入大为减少，而且家中的储蓄也可能用得七七八八。

就在百姓钱不够用和不知会延长“行管令”时，政府突宣布拨款100亿令吉分派给国家受薪人士，每人可获得800至1200令吉的津贴，为期三个月。这是天降甘露，但也只能有助燃眉之急。

除了发放现金予受薪阶级外，刻下国人都以焦虑的心情等待政府宣布好消息，不再延长“行管令”，否则会爆发经济危机。若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情况还不算太差，也得到控制，死亡人数有限，无须步步为营。

如果开放城市，恢复企业商店正常操作，会加重疫情吗？如果继续封锁，控制疫情，则我国经济会否崩溃？在两难底下，择其一必然有反效果；择两者同行，也许会抱着一起面对，有利有弊。

就马来西亚一个资源丰富、人民丰衣足食的国家，应该是可以顶得过去，但坏在没有人知道疫情何时被控制；再加上如果欧美国家持续恶化疫情的话，整个世界经济就会陷入更大的困境。马来西亚也会陷入两难之中，开放或封闭都有其好坏。

如今马来西亚本身已拨出2500亿令吉应对，相信可以勉强过关。对此我们还有下列的建议：

（1）动用信用卡的用户，其还款可以延长多少天？要不要付利息？这是要明确公告的。

（2）动用公积金是最后手段，否则在退休后就会尝到苦果。

（3）房产分期可以延期缴纳6个月，但要付的利息又是怎么算呢？

（4）受薪人士是根据其薪金（从所得税中取得）来付津贴金吗？需要另行申请吗？还是由所得税自动发放？是不是每个受薪者，不论老板，都有资格获得津贴？

（5）因油价的下降，出口贸易的锐减，我国的进口货项也相对减少。在双边都有退不进下，依赖政府援助就更多了，如关税的减免也是其中之一。

（6）谁可以控制物价不波动？哪个部门有此权威？若货供不应求，谁来补上？

政府一方面警告商家不可哄抬物价，另一方面又保证货源充足，也没有起价。但如果货源不足，商家以较高价入货，是否可以调整物价呢？

（7）有人估算我国因病毒传播可能导致200万人失业。这个数目尚未得到证实。但以过去的情况，我国失业率只维持在3%或以下，失业者不算多。而在槟城的失业率更低，少过2%，毕竟他们随时可以从事小贩行业，不愁没饭吃。

可是当旅游业陷入瘫痪的时刻，我们又怎样期待游客会在今年6月回流？如果这一年（2020年）一切显得冷冷清清，不但旅行社会倒闭，小型酒店或民宿也会关门大吉。还有德士、Grab及其他交通工具的业务员，他们又将何去何从？

最致命的是航空公司在停飞的时日里，它们的损失又是如何算的呢？

因此当联合国估算将会有2500万人失业时，马来西亚的数目就不算大了。问题是我们怎样使经济扭转回来？

虽然我们赞成人命比经济重要，没有了命有钱也没用。这是指个人或家庭的情况而言。若是以整个社会和国家来看，就不能不考虑到经济恶化下的后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会增加，人与公司的失调也会加剧，在事事不顺利下，金钱又转变成第一位，“反正都是死，就豁出去吧”！从而加重社会的矛盾与混乱。

这种情形我们就可从欧美国家中看到。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人民是不想受约束的，否则就被认为是压制民主、自由和人权。所以特朗普对美国的控制手段还是有伸缩性的。这也直接影响到在疫情爆发期间，竟又有人在香港举行反送中示威。这种不要命的行为（害人也害己）根本于事无补，只会造成更多的死亡案件。香港的反送中人士可以停止美国也爱莫能助的斗争了。自由、民主和人权在人命当前，有时也不能错用。

另外政府如果在4月14日过后，不再延长管控，而是局部开放，让一些小企业复工，中大企业采轮班制、政府部门可选择性开放，商店也可分阶段开业。那么学校因学生过多，尚不宜一下子开学，可以押后两周开课。刻下有些学校已通过互联网教学，能起到部分作用，收效还是有限的。不过这样的远程教学不值得鼓励，特别是中小学及幼稚园的学生，他们需要通过集体上课来培养其集体生活与合作的思想。远程教学只适合大专生或短期或临时学习，正当的教育是要从学校做起，这一点含糊不得。

刊登于2020年4月9日《东方日报》

特朗普耸人听闻？

新冠肺炎（Covid-19）已成为当前人类的最大和最危险的杀手，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讳言地指出，美国死于肺炎的人数已超过4千人，比中国还要多。而最新的推算是美国在未来数个星期至数月内，将有可能被病毒夺走20万人的生命。

在这方面，美国的抗疫协调官指出，有关的推算基础是假定有部分州没有全力配合抗疫，比如估计在4月15日那一天会有2214名美国人死于肺炎。

对此，美国过敏症及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解释，有关的推算相当惊人。我希望不会发生。因此人民要努力减少悲剧，而且要面对现实。

特朗普又补充说，如果政府什么都不做的话，则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百万。

虽然中国已尽其力阻止和防止病疫扩散，但在西方国家于2月份陆续爆开新冠肺炎在直线上升后，特朗普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强行将新冠肺炎形容为“武汉肺炎”或“中国病毒”，目的就是要中国承担起疫情向全世界扩散的责任。

国务卿蓬佩奥更是咬紧不放，逢人就指责中国早前隐瞒实情，才会导致疫情恶化。

与此同时，共和党参议院里克·科斯特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偏袒中国，协助北京隐瞒实情。他说，美国每年给世卫这么多钱算是白给了。他的观点得到前国安顾问约翰博尔顿的支持。

虽然早前有人促请中美化怨为友，合作击败病疫，但特朗普似乎无动于衷。即使近日有与习近平通话，也未达成实质性协议。

由于美国的对抗心理还是很强烈，导致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表十分沉重的谈话（4月1日）。他说，世界正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挑战的危机，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面对大流行病症的威胁。

这种病疫一旦与经济连在一起，将会造成世界不安定与动荡和冲突。

他也促请各国团结在世界卫生组织下，大面积合作。但现在我们离开向新冠病毒宣战的世界性行动还是很远。他希望世界各大国动用的5千亿美元（包括了美国的2千亿美元）用来支持本身国家外，也能协助发展中国家，因为在病毒肆虐下，国际劳工机构估计将会有5百万至2千5百万人失去工作。为此，他宣布联合国将成立“新冠肺炎复元基金”以协助贫穷的国家。

除此之外，针对新冠病毒发出悲情的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感言时，已先与他的团队（其设立的基金研究机构）的人员讨论病毒的传播。

他说，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们能将疫情下降，就不会使到经济继续停滞不前，也不会有更多的亲人因中招而死去。

下面三个步骤是值得推行的：

第一个步骤是要坚持在全国实行封城行动，阻止病菌传播。当下仍有一些州仍未完全封城。

如果此时还能自由旅行的话，病菌就会传开。因此国家领袖必须清楚知道，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必须严格执行，直到病例减少。这可能需要10周或更长的时间。如果持续没有人可以如常地做生意和工作，或对封城措施松弛下来，则局面的混乱徒只使经济的复苏雪上加霜，也会使疫情卷土重来。

第二步骤是联邦政府成立检测单位，要清楚地按秩序排位，最优先提供给在防疫线上工作的雇员，接着给疑似病例者作检测，因为他们是属于最具风险的人。

第三步骤是建立数据库发展治疗和疫苗方案，同时不要对谣言煽风点火， 也不要使民众惊惶地购物囤积。

我们不知道特朗普是否听得进去或忠言逆耳，但他必须知道，911之后的纽约广场也没有鲜花了（死了3千人）。如今死了超过4千人，也给纽约带来噩梦连连，最多人染疾，4月1日的记录是75,000例及1,550人死亡，也是最多人死亡的一州。

BBC驻纽约记者尼克·布莱恩特这样批评特朗普：“在遭遇这场举国乃至全球性的灾难时，他把总统的所有标志性风格激昂地展示出来，他荒谬地自吹自擂，说自己对危机的应对应得10分满分，他将本与政治无关的事情政治化—他戴着印有竞选标语：“让美国继续伟大”（Keep America Great）的鸭舌帽巡视疾病控制中心。他对真相的歪曲也令人费解—一方面说他早已完全关注全球大流行病毒的发生（但另一方面则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否则他早就作好部署，不会造成今日的严重地步）。说来说去他只对不错，特朗普对病毒言论的反反复复，也只说明他是凭感觉说话，不是实话实说，真是一位难以理喻的总统。因此我们只能将特朗普的20万人失去生命的“预言”当成耸人听闻的神话。

刊登于2020年4月6日《南洋商报》

兜兜转转又回到巫统

没有人想到慕尤丁会在今年3月时被宣布出任第八任首相，他是在土团党内讧及公正党分裂下探出头来的新领袖，有些让人感到意外。但若研究马来西亚政治史；尤其是马来人政权交迭过程就不难发现在任何时候都是同一批精英在斗争，而且转来转去都是巫统的人在呼风唤雨。

这里有一个仍未解开的谜，到底马哈迪是否知道他辞相位后上位的若不是安华，那就极可能是慕尤丁？因为马哈迪始终认为安华不是接班人，也曾一度否认阿兹敏是接班人，就是从未提及慕尤丁这个人。

但为什么慕尤丁能上位呢？是马哈迪的“改革”迟了一步？超政党大联合政府未组成前，已有国会议员在王宫表达，结果造成突发性的变化，也不知道马哈迪事先知情或是事后才知？如是前者，马哈迪是十分勉强不反对慕尤丁上位，也许他估计只是过渡首相，起不了大作用，机会还会回到他这边。

又也许马哈迪事后才知情，那就说明他的辞职，接受临时首相，而又未及快宣布其改组计划是怎么一回事？也就让慕尤丁顺势而上。在巫统的支持下，形成一股最大的势力或帮派，很快压下了安华的造势，也遂了巫统的心愿。

但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哈迪不及快改组内阁？为什么又向巫统入阁设下条件？还是他太过胸有成竹，误判政治形势的及快转变？但这已容不得他“慢慢来”。他就是失去“改组”的机会（不论是正确或错误的），终于两头不到岸。但在事后我们从马哈迪口中又得知他的解释：其一，他认为把政权交给安华是不恰当的（他没说为什么，是法庭案或是其他因素，毕竟安华是在他手上被特赦，而得以重返政坛）。同时，在一时之间也找不到适当的副手，他仍然坚持旺阿兹莎继任，这完全不是希盟所认同的，也就有压力迫使马哈迪做出交棒的日期。

其二，他在马来政治圈内面对的问题日益显现。先是巫统和伊斯兰党内传出这是一个受华人影响（或左右或控制）的政府，暗示行动党在当家作主。

行动党是希盟的支柱之一是没有错，错在这四党联盟内除了行动党外，还有公正党的华人议员。这样一来，马哈迪就需要做出调整。

第一步马哈迪要证明仍然是与过去主政时的大权在握时没有两样；尤其是在内阁组成方面，均是本身所挑选。

第二步他虽然不得已让较多的行动党人出任正副部长和官职，但除了财长有重要的标志外，其他部门都是一般性的。因此即使行动党有些意见，也会接受马哈迪的安排。

第三步也许正如马哈迪所说，林冠英是按他的指示办事。言下之意，不是行动党影响他，而是他让政府上下以马哈迪马首是瞻。虽然如此，在马来社会流传的言论就不这么看了。巫统和伊党就提出改组政府时不要行动党入阁，这等于希盟在改组后与国阵合组成“国民政府”，而不再是希盟政府。

马哈迪显然是不同意巫统全数进入联合政府，但又无法切割。就在他迟疑不决时，慕尤丁带领土团党退出希盟，这就意味着慕尤丁将另组一个没有马哈迪和安华的政府。

其实，马哈迪也不是不要巫统，他已经招收13名巫统议员，也希望更多议员跳槽，以让土团党变成“新巫统”。马哈迪的努力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但进展不大。

另一方面，最简单的方法是由小小的土团党成为独立的政党，再与巫统、伊党合作，及后又取得砂州的“政党联盟”的支持，便成为在议会内的大多数，自然就由慕尤丁领班了。

无可否认的，马哈迪与慕尤丁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也是若即若离的。当慕尤丁上位后，想与马哈迪见面也不得要领。这说明马哈迪对他仍有怨意。而他们两人的故事要从90年代说起。

当1990年的大选马哈迪击败由巫统分裂出来的东姑拉沙里所领导的46精神党后，他在党政的地位更是无人可及。安华虽然在击败东姑拉沙里有功，但也不能太过张扬。只有到了1993年的党选，安华才大胆地跨前一步，争夺党署理主席。原任署理嘉化峇峇绝不是安华的对手，只得临阵退选。

就在安华顺利当选署理后，马哈迪又发现安华势力已从中崛起。

除了阿末查希（如今的巫统主席，昔日是安华的人）当选巫青团长外，妇女组主席也是安华的人马，还有另外三名票选副主席纳吉（前首相）、慕尤丁（现任首相）及莫哈末泰益（当年雪州大臣）。

这也招致马哈迪在三年后出手反击，他要除掉的第一人是慕尤丁，乃鼓励阿都拉（曾是东姑拉沙里的大将）参与党选，结果如愿以偿。另外两名副主席没有变动。

由于马哈迪的影响，也造就了阿都拉失而复得，他击败慕尤丁后，被马哈迪委为外交部长，此后一路平步青云。在1999年安华出事后，被委为副首相。

当年在马哈迪的眼里，他最在意的是纳吉被提升，理由是他要报当年敦拉萨提拔之恩，促成了纳吉成为阿都拉的副手。直到2008年的大选，巫统失利后，马哈迪又逼阿都拉辞职，让位予纳吉拜相（2009年）。

纳吉的上位也圆了敦拉萨之梦，但又没想到在2015年后，马哈迪对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丑闻勃然大怒，直斥纳吉做坏事。

在这之后，发生了慕尤丁（巫统署理主席，副首相）、慕克力（马哈迪儿子，吉州务大臣）及沙菲宜（副主席，乡村发展部长）被纳吉开除和冻结党籍之事，刺激了马哈迪成立了土著团结党。这个政党在2018年被接纳加入希盟，且同意由马哈迪挂帅，一旦上台执政，先由马哈迪再任首相，两年后交棒给安华。但这两年来也发生太多的变化，最严重争议的是：政权是否仍在马来人手里或是已偏离马来中心思想（马来主权）？为此马哈迪也有所感触。

我们不知道马哈迪的苦心在哪里？但我们知道在维护马来中心思想和土著权益上，他和马来上层人物没有分歧，因为他不想给安华上位，也就不阻止慕尤丁上位。不过慕尤丁做梦也没想到在最坏的时机来接管政权。没有人想到Covid-19会来得这么快，而且日趋严重。

现在已到了考验慕尤丁的时刻了。他首先要让人信服他的政府是“从前门进来”，不是“走后门”的。他其次要动用2500亿来解救人民面对的困境，但这方面如何集资和如何发放也是个大问题。

若疫情在四月份得到控制，政府或松口气，不然就会身陷困境。就此而言，这位不是马哈迪举荐的接班人，就得看他本身的造化了。他也真是没有想到，刚上位就被病毒搞得团团转，实在始料未及。如今Covid-19已成为他成败的试金石了。

刊登于2020年4月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