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的照片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9.10.20

慕尤丁误判国情

马来西亚的新冠病毒(Covid-19)在过去三周连续不断恶化,为防止疫情更大的扩散,中央政府在经过内阁会议后,决定向最高元首建议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动员全民抗拒和扑灭疫情。尤其是在1024日,共有1228病例被确诊,是自从3月实施行动管制令(MCO)以来,最多人中招的一次,也就引发民间担心国家会进入紧急状态。

如果实施紧急状态,不论是短时间或长时间,政府将被授权暂时中止议会,而权力移交于一个由中央组成的委员会。在首相兼任主席下,这个国家等于进入一个非常时刻,委员会的权力将会凌驾国会的权力。

对此,反对党领袖安华发表文告表示极大的反对,他担心会导致国家走向独裁统治,也会发生假借疫情严重为由来避开国会的挑战。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前任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马哈迪委任的)有发表文告指说,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紧急法令是违宪之举。

但在另一方面,也是前总检察长阿班迪(纳吉委任的)则认为此举并不违反宪法条文。

接下来有逾80名的学者也发文反对实施紧急状态。

究竟马来西亚的疫情是不是很严重?已到了非动用非常手段来制止和消灭病毒的地步?

如果我们依照官方所公布的数据来看,马来西亚截至1027日为止,总共有26千余人被确诊,死亡人数则是299名。其中最严重的是沙巴,总共累积1万余宗,死亡人数是105人。排名第二的是雪兰莪州,共有4千余例被确诊,而有25人死亡。排第三的是吉隆坡,近3千人被确诊,死亡人数是17人。其它州都是在几百例之内。

如果拿我国的数据与美国相比较,我们似乎过于夸大危机。单单美国截至1025日,有850万人被确诊,而已有超过22万人死亡。这是美国约翰霍金斯大学的研究报告所公布的数字。

若把全世界被确诊人数合起来,已经突破42百余万人,死亡人数也破百万。因此马来西亚还远远不如美国严重;但美国即使疫情越闹越大,其总统大选还是照常举行。

若在此时此刻,马来西亚又来一道紧急法令,则民间的疾苦将是雪上加霜。幸好最高元首与统治者在会议后,决定不同意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确实让人松一口气。目前比较严重的州市只有三个(即沙巴、雪州和吉隆坡),我们不应惊慌失措,而是要尊重国家的民主体制,不能随意“冻结”或“冷藏”的。

其实我们应该了解紧急状态的实质是什么?就马来亚/马来西亚而言,有关的法令始于英殖民政府时代。

194821日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后,就硬生生把新加坡切开。尽管新加坡与马六甲及槟城在1826年时已组成海峡殖民地,三州被绑在一起达122年之久,但已成为历史,主要的原因是新加坡华人太多,一旦马来亚独立,华人人口可能就与马来人的人口相接近。

在草拟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时,英国就将紧急状态的法令写在协定中。当时英国的主要目的是要对付马新的共党活动,也借此来切断中国与马来亚华人的自由往来。果不其然,英殖民政府便在同年6月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更是实施了紧急法令长达12年。

在这项法令下:①英政府可以宣布马共及左翼工团为非法组织,得以进行逮捕或遣送回中国;②英国可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但也阻止马中华人交往。这种双面的伪善政策曾一时在国际舆论上迷惑惑混淆人们的视线,以为英国讲求民主和人权,尊重新中国的政治体制;③对住在乡区的华人不放心。在紧急状态下,动用权力将50万华人驱赶入“华人新村”(用铁刺网围起来,有军警站岗),阻止“救济”马共。④除了不让海外华人访问中国外,也时刻提防中共把势力引进马来亚。

因此,马来亚在1957年迈向独立时,英国就同意华人需要申请才能成为公民(只有槟城和马六甲的华人自动成为公民)。

在独立后,马来亚政府于1960年宣布结束紧急法令统治,却用另一套法令—内部安全法令取代。而紧急法法令的条文依然存在,在必要时可以动用。

1959年大选过后的第四年,马来西亚宣告成立(1963916日),但遭致印尼的对抗而发生伞兵降马事件。

翌年,马来西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且赋予政府巨大的权力进行逮捕和将左倾分子驱逐出境,直到1966年对抗结束。

也正是在这一年,砂拉越因首席部长加隆宁干与首相失和,导致中央援引紧急法令条文授权州元首召开州议会而无需通过首席部长的首肯。就这样宁甘被投不信任票而下台了。

1969年大选后所发生的“513”悲剧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在种族冲突和流血底下,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中止,政府另立半军管理事会,由敦拉萨当主任。大权在握,东姑首相大权旁落。

也因为紧急法令的实施,国会民主被终止。在议会冬眠之下,1970年出台的“新经济政策”就无需通过国会而被执行。直到1971220日才恢复民主和正常政治活动。

正由于中央被赋予巨大权力,当1977年,伊斯兰党与巫统关系闹僵时,又发生伊党两派人马大打出手,才有了紧急法令在吉兰丹实施。

在中央执掌丹州政权后,它便成功部署一个闪电大选。因而在1978年的州选,伊党一败涂地,失去政权(也在较早前被开除出国阵)。

在这之后,国家基本进入了稳定状态,未想在42年后又再发生实施紧急法令的争议。慕尤丁被指用意欠正当性,企图不开国会通过预算案;同时得以逃过被投不信任票的危机。

虽然元首苦口婆心促请大家冷静,不要节外生枝,但慕尤丁已经带领国盟走入狭窄的羊肠小道,要如何脱身和再U转也是颇费心思的大事。

 刊登于2020年10月29日《东方日报》

26.10.20

巫统U转,安华再失落

正当马来西亚面对疫情冲击一波又一波时,竟然让政坛的叫骂声沉静下来;尤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已成为“造王者”的巫统,原可以在这一次的争夺战扶起安华或至少促成提前大选。

结果巫统决定继续挺慕尤丁领导的国盟政府。这就是说,阿末查希在9月份的时候,曾公开支持安华夺权,但因为节外生枝的事情太多,也就影响及阻止巫统孤注一掷。

按照安华的心意,他不是要举行闪电大选,而是在他共取得国会议员120人支持下,可顺理成章“改朝换代”,不必再通过大选。问题是安华过于乐观而看不到前路布满荆棘。

其一,巫统显得举棋不定。明明在923日之时,阿末查希已表明支持安华变更政府,但在后来又传出巫统要在土团党和公正党之间做出选择。主要巫统嫌土团党关照不周,才想从安华这边取得更多的好处。双方进入了拉锯战。

其二,巫统虽拥有39名国会议员,但内中分帮立派是显而易见的。纳吉和阿末查希可归为最强大的一派,但因为这两位领袖案件在身,也就暂时无阁员可以扮演;甚至在政府中的影响力也有限。

第二派是指署理主席哈山,他近日与老大政见相左,反映出两人之间的矛盾正在扩大。东姑拉沙里又自成一派,希望有机会代表巫统出击以打倒慕尤丁,而为巫统扳回面子。他与马哈迪的合作呼之欲出。此外希山慕丁、凯里、纳斯里及一些游离份子也正在审时度势。

其三,巫统还有一个尾大不掉的好兄弟—伊斯兰党,在较早时这两党已组成“全民共识”(Muafakat Nasional)。如果巫统因亲安华放弃与伊党的合作,后果将很麻烦。如今又传出土团党已被接纳成为“全民共识”一员。如三党同意进行注册,这就意味着下一届大选,这三党必然会有共同的旗帜。

从这样来看,阿末查希的U转,已再一次让安华大失所望,因为没人知道疫情何时可缓和?

抑有进者,安华除了面对巫统的“变卦”外,也面对马哈迪的斗士党的挑战。如果东姑拉沙里也插上一脚争夺相位,对安华而言,是另一个“程咬金”。他的背后自然把马哈迪派计算在内。

按照一般的分析,慕尤丁在觐见最高元首后,已大致上稳住政局,至少在可预见的半年内,国内的政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尽管有较强的意见主张此刻不适宜举行选举,但如果让政局僵住而无所突破和创新的话,这个国家很快就迷失了方向。

例如最近中国外长王毅访马,理应有一些重大课题要协商,包括南中国海的岛礁(马来西亚在南沙群岛占有8个到10个),而且马来西亚也向联合国提呈“抗议书”,反对中国将南海的岛礁纳入九条线内。从报章上除了知悉中方会优先提供疫苗给马方外,并未提及这个重要课题,这是牵涉东盟国家的具体立场。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下的东铁计划是否如期进行?有改变吗?

再进一步,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对世界局势的评估也是很重要的。

在国外,我们要有明确和改革的大方向,对中苏要有态度;在国内,我们更要处理疫情的冲击,及对经济打击有多深?单只提供援助金,只是权宜之计,我们似乎还在探索中寻找出路。这就是政局转变的必然结果。

比较让人忧心忡忡的是,巫统、土团党及伊斯兰党所组成的“全民共识”。这样的种族性组合是符合国情的吗?如果按慕尤丁所说,土团党也要招收非马来人为党员,若是这样,巫统和伊党同意吗?

虽然在名义上,马来政党领袖认为马来人的政治地位已削弱,不再强有力的维护马来主权的中心地位。因此也在近年接二连三出现种族性政党,如土团党、斗士党和诚信党。正因为在一方面指说马来人的政治地位已下降,在另一方面,又要促成马来人大团结和举行土著大会,反映出马来人时至今日似乎有了危机感。但事实没有这么一回事,比如行动党在2018年大选赢得42席,算是赢得最多议席的单一政党,比巫统(39席)和公正党(38席)还多。可是因为合起来议席抵不过其他政党的结合,也就只能在野而不能在朝。如果说连行动党赢到接近“完美”也不能成为“造王者”,那说明马来人政治地位的被削弱是不正确的分析和结论。

因此提出所谓种族危机是一种转移视线的做法,目的是强化马来政党的政治地位。即使在马哈迪退位后仍有表明对南中国海的立场,慕尤丁在这半年来没在外交上印证马来西亚是东盟的老大,足以成为促进中美的重要桥梁,结果变成“沉默是金”。

 刊登于2020年10月26日《南洋商报》

名人恩仇录七

许子根vs.吴清德 

这一期要讲的是两位学者一前一后踏进政坛的故事。有趣的是,他们进入同一个党,却从同志变成政敌,这是令人始料未及的。

吴清德

先说吴清德博士(1943-2019),终年76岁。他出生在北海,是个“二毛子”,也算是正统的峇峇。在圣芳济学校毕业后,他负笈美国的哈佛大学,后来转赴荷兰的利登大学考取博士学位。60年代,应聘在马来亚大学执教,担任讲师。他的专业是政治历史学。

吴清德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90年代担任行政议员时,有次参加宴会用华语致词,但见他十分吃力,也在宴后私下问他华语是怎么学的?他即刻将“讲稿”递给我看,原来是用拼音读成的,难怪音调不同。后来再见到他时,华语也讲得较流利了。即使不用讲稿,还是能勉强应对,但不宜长篇大论。反之,如果用英语演讲,吴清德就如鱼得水了。

由于不时在英文报章(主要是《新海峡时报》)发表政治文章,引起林苍祐的关注。林苍祐是在1969年的大选中,以秋风扫落叶之强势,夺下槟州执政权。在此之后,林苍祐的新旧朋友又来了,有受英文教育的,也有受华文教育的。英语界的以吴清德最为突出,还有是原新加坡左翼学者布都遮里等;而华教方面较突出的是许岳金及林兴智等。当然也有不少前马华同志和民主联合党同志回来了。意气风发的林苍祐以高姿态再与刚出任首相(1970年)的敦拉萨重续前缘。

民政党是刚新鲜出炉的政党,自然引起知识分子的追逐。因此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民政收了很多学术与专业人士。吴清德与许岳金就是同一个时期(1972年)入党的。

为了“证明”民政党是新生和有前途的政党,林苍祐在1972年与联盟(巫统)在槟城组成联合政府,但只有4名州议员的巫统,不要求出任州行政议员。

19745月,敦拉萨率团访问北京,达成历史性的马中建交。而在同年8月举行的全国大选时,民政已是加入国阵(联盟扩大成国阵),与马华争夺政治地盘。其他被收编的政党还有伊斯兰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民联合党。

在大选良好气氛下,敦拉萨基本消除了人民对“513事件(“513”是因为1969年的大选后反对党大有斩获,导致执政的联盟黯然失色;尤其是雪兰莪及吡叻又组不成国阵政府,也就不幸爆发了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半军管,直到1971年才恢复常态)。

也许是为了“冲喜”,敦拉萨亮出中国牌,把华人的心都拉了回来。因此在1974年的大选,国阵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总数154个国席中,国阵赢得122席,超过2/3多数席,反对党只剩下19席,强弱十分明显。这之中,民政党除了保住槟州政权外(共有11席,是国阵中最多议席的),也在国会保住一定势力(从8席降至5席)。在州议会方面,有了许岳金这张新脸孔,他被委为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而吴清德则被委为首相署政务次长。但梁棋祥却在不久后升任副部长,拉开了吴梁之间的距离。

到了1978年大选后,梁棋祥被委为原产业部长,而吴清德只分得副部长,心中不满之情流露出来,他认为林苍祐对他有成见。于是林吴之间的所谓政治父子关系也渐渐淡化了。

坦白地说,林苍祐是看好梁棋祥的,要梁做他的接班人(但从未说出口,因为林苍祐从来没在政治上挑选接班人)。因此林苍祐开始对吴清德有意见,有意将他疏远。

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在1976年的党选,由林苍祐蝉联主席,署理主席是林敬益(1973年加入民政党)和王文松,秘书长是梁棋祥。许岳金及吴清德也是中委。但在1978年大选过后,吴清德悄悄地结合元老派,如陈锦华等人,也与林敬益有一定的沟通,主要是盘算一旦林苍祐不再担任党主席,林敬益就会上位,而吴清德则被安排出任总秘书。

一度是林苍祐身边的两位红人:郑耀林及许岳金

讵料,吴清德的部署面对了挑战。在1980年的党选中,林苍祐除了建议梁棋祥扶正任党主席外,也尽量说服林敬益屈居老二。但林敬益派不肯让步,最后达成梁林争夺宝座,胜者必须推举败者为署理主席。而秘书长一职,林苍祐拒绝给吴清德担任,反而建议由郑耀林(林的爱将)接任。

由于情势有转机,林敬益也只好牺牲吴清德以成为党魁。可怜的吴清德不能更上一层楼,他的部长梦也不能如愿了。

但是不甘失败的吴清德,也就通过对邱继圃的支持以打击许岳金的出头。因为吴清德想借此时机在林苍祐退位后,能接其班子成为首席部长。

因此第一步是在1982年后,吴清德组建了他的槟州团队,通过与老将的合作,准备将许岳金清除出去。

当陈锦华接过邱继圃的槟州联委会主席后,他就向许岳金开刀,派后者调打升旗山国席(这是个黑区)。与此同时,槟州民政党也部署吴清德转攻打州议席。

可惜这一算盘被林苍祐打乱了,他不同意吴清德调打州议席,又把他推回国席,让吴清德死了这条心。

但是吴清德不是省油的灯,他在对付许岳金后,又开始对80年代加入民政党的华教分子提高警惕。

在当时,林敬益有感觉到民政陷入一定的“危机”,有需要注入一股清流来壮大民政队伍。于是有了董教总与林敬益协商,用董教总之名,与民政打成一片来提高民政的威望。

对于林苍祐来说,他对华教运动另有看法,但也不阻止华教分子加入阵容,毕竟他们的注意力是在国会,不在州议会,对林苍祐的领导没有影响。

这个时候,另一个主角出场了。他就是当地著名殷商许平等的公子许子根(许平等当时是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

许子根

许子根(1949- ),比吴清德小6岁。他也是美国名校普林斯顿学院的教育博士,曾任理大教育学院副院长。他是被董教总一批人劝服加入民政党。其他入党的著名人物还有郭洙镇、王天庆及江真诚等人。

在谈好条件后,这批华教人士就扛上董教总的旗帜,浩浩荡荡地走进民政党大门,也提出了一度著名的口号:“打进国阵、纠正国阵”。而其战略是三结合—执政党、在野党及董教总,一举向国阵要求较大的权益和公平的施政。

因为这个计划影响到马华公会和民主行动党,也就分别被李三春和林吉祥唱衰,认为是错误的口号和不正当的战略,模糊了民众的视线。

虽然如此,许子根等人还是打进民政,但在党内先引起关注的是许岳金和吴清德,前者认为自己也是华教分子,为何把这个光环戴在许子根和郭洙镇的头上?因此正在分析林敬益这一招的动机和目的。

另一方面,吴清德作为另一方代表(以英文教育为主)也弄不清楚华教分子的意义,但他也很快地找到了合作对象,以陈锦华为首的元老派也对许子根等人的参政有所顾忌。

1986年吴清德及陈锦华几乎控制槟州民政权力后,也对许子根的下一个行动表示关注。但没想到的是,林吉祥在这一年亲自到槟城向许子根挑战。这无形中减轻了吴清德的压力。因为许子根的崛起比许岳金的威力更大,他有槟州的华社作后盾,是个更大的潜在对手。

1990年大选时,吴清德通过槟州民政向林敬益施压,同意吴清德竞选槟城的州议席。即便老头子林苍祐不同意,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是党的决定(这一年许岳金代表马华攻打峇央峇鲁国席,但败北。

也是在这一年,被林吉祥夺走丹绒国席的许子根则被党派到丹绒武雅守土。这个选区是许岳金有份打出来的。

林吉祥在1990年大选提名后果然亲自单挑林苍祐,掀起了双林王者之战

当然吴清德费煞苦心才得以换跑道,自然不惜得罪老头子。也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在1990年的大选,林苍祐又遭林吉祥围攻成功,失去继任首席部长的筹码。这个时候,民政得在吴清德与许子根两位博士中挑一人担大梁。

许子根的优势是担任林苍祐政治秘书,有一定的行政经验。而且他也得到林苍祐的推荐,毕竟有望出线。

另一方面,较许子根占优势的吴清德曾在中央担任副部长多年,也曾著书立论出版过两本书,其一是用英文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融合于多元社会中》(Integration in a Plural Society - The Chinese of Malaysia)(1978年出版);其二是用中文出版《时与潮:马来西亚的政治与外交》(1984年出版)。

其实凭其才学和知识,担任部长是游刃有余的,可惜民政只分得一部长和一副部长,后来多至两位副部长,也就挡了吴清德的上位。

本来在1990年的大选,民政在槟州只赢得7席,巫统12席,马华归零,也就建议由巫统人担任首席部长,但马哈迪不同意,吩咐安华向民政发出通知,首席部长人选由民政推举。

在这紧要关头,许子根与吴清德是半斤八两,旗鼓相当,但坏就坏在吴清德心急,先拜会副首相嘉化峇峇,希望后者支持他当上首席部长。当此消息传进民政高层耳朵里,他们有的“暴跳如雷”,认为吴清德敲错门,怎可向巫统“求助”呢?

正因为吴清德急功近利,他在民政中委会上讨论首席部长人选时,只有两人被提名,结果是许子根胜了,吴清德败了。于是许子根的时代开始了。

1995年,行动党决心要夺取槟州执政权,再派林吉祥对垒许子根。在林吉祥看来,行动党既然在上届夺得14席,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也就有机会破茧而出。

这一回是林吉祥失算,行动党不但只保住一个州议席,而且林吉祥也输得莫名其妙。

1996年,许子根出任槟州民政主席,取代退位的陈锦华。

1999年大选前,槟州民政举行改选,吴清德知道这是最后一搏,因为他三番四次要攀上高位,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也就借着党选年,与许子根角逐民政槟州主席一职(民政各州主席是票选的,不是委任的)。这个职位的重要性是胜出者将会有机会出任首席部长。在势均力敌下,又让许子根胜出了。他是在林敬益全力支持下取得胜利的。

吴清德的失败,意味着他的政途已走向终点。

但是在1999年的大选后,槟州议席又出现一个大变化,也几乎断送了民政的前途。事缘民政赢得10席,但有两名州议员蝉过别枝,倒向马华,使到马华由9席增至11席,民政剩8席。

本来情势对马华有利,但马哈迪不放心,促请马华实现多一位州议员,以达成12席,这样的变天才好交代。

这个人是时任州议员赖秋福,他与吴清德要好。因此吴向马华的林良实拍胸膛说没问题,可是他到处找不到赖秋福。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赖秋福早已被林敬益安排在其家住,躲开吴清德。

3几天后仍无法交待下,马哈迪决定将首席部长职交回给民政党,因为马华增加的议席是从民政过档而来的。也是在这一年,吴清德患上帕金森症,曾有一度被双威大学聘为副教授,遗憾的是行动十分不方便。

终于在2019317日与世长辞,结束了他的精彩但又具争议性的一生。

他一生中碰到的尽是克星,例如在1974年当选国会议员后,只被委政务次长,梁棋祥较他幸运被委为副部长。

1978年,梁棋祥被扶正,他只是副部长。

1980年民政改选,林苍祐退位,党代表选出林敬益当主席,署理主席归梁棋祥,总秘书一职则落入郑耀林手里,原本的吴清德落空了。

1982年的大选,吴清德拟转攻州议席,但被林苍祐弹回国席。

1984年的党选,吴清德与曾永森联手攻打主席,吴攻打署理,结果败北。

1987年的党选,吴清德与许岳金合作,分别攻打主席及总秘书职,结果失手。

1990年的大选,被安排攻打州议席,准备接林苍祐的班。虽遭林苍祐反对,幸有林敬益撑腰,也就顺利当选州议员。可是落马的林苍祐其首席部长职归许子根,而不是吴清德。

1995年的大选,吴清德又回到国会参选。

1999年的州党选,吴清德挑战许子根,结果败下阵来,同时不被推举为国会候选人。在企图推翻民政政权不果后,也就退出政坛。

2008年的大选,卷起政治海啸,民政失掉槟州政权。

2018年的大选,中央变天。

2019年,吴清德因病逝世。

2020年,发生喜来登政变,既没有吴清德,也少了许子根。两人的斗争其实在1999年后已告落幕。

刊登于2020年10月17日及10月24日《新生活报》

22.10.20

改朝换代的倒行逆施

马来西亚的新冠病毒(Covid-19)自从沙巴在9月进入选举期之后,疫情不断严重。截至1019日,沙巴已有7439被确诊,而有61人死亡,是马来西亚最高数目的州。总数合起来,在马来西亚被确诊的病例已超过两万例,且有187人死亡。这是因为进入十月份以来,沙巴的病例一直名列榜首,数目字的跳动让人惊心胆战。

有人说马来西亚是进入第三波的疫情,但也有人说才进入第二波的疫情。但无论如何,舆论已把矛头对向沙巴。原本执政的民兴党怪责沙巴国阵(巫统)在慕沙阿曼带领下发动“变天”才有今日的苦果。

反之,沙巴巫统的慕沙阿曼则指责是沙菲宜搞起州选,才导致今日难以收拾的局面。

由于沙巴的疫情不断恶化,我们也不知道何时能将疫情控制。但按常理而言,当两个敌对集团僵持不下时,最干脆利落的方法就是通过选举决输赢。

在选前,民兴党一直被看好可以再次蝉联执政,无奈与其结盟的阵容各有想法,再加上民兴党被认为对苏禄人的宽容,造成许多苏禄人成了沙巴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种族。

因此在国阵攻击下,又加上国盟成员党的万箭穿心,沙菲宜最终败下阵来。

但即使马哈迪在选后安抚沙菲宜不要气馁,他还是有机会争夺首相职位的。

为什么这位沙巴首席部长才做了两年,就被马哈迪“钦定”为未来首相?这之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玄机?

问题就出在马来西亚在2018年大选后变成没有一个政党拥有压倒性的议席,而是在各党之中相互讨价还价才组成了政府。这样的组合是大选后出现的怪现象,也导致政府及政党间的相互倾轧和骂战,埋下不可测知的后果。

在过去,马来亚/马来西亚的政治是很简单的。在执政党这边有组成“联盟”(1954年),而后扩大成“国阵”(1974年)。不论是联盟或国阵,巫统正扮演决策性的角色,其在国阵内的席位分配也占了222席的一半有余或最少半数。因此没有巫统的点头,国阵的成员党是逆来顺受的,就算成员党输了大部分的议席。在巫统执政下,也有机会分一杯羹。

如果有成员党要脱离国阵,那就请便,因为巫统操控一切。在相位最久的马哈迪(22年),就是一个塑造巫统成为一党独大的人。

由马哈迪亲手维护的巫统竟在2015年后成为被鞭策和被讨伐的对象。因为马哈迪认为纳吉(在2009年拜相)掌政以来,挥霍无度,贪腐事件时有所闻;尤其是2015年爆开“一马发展公司”(1MDB)的丑闻后,纳吉及巫统更是成为马哈迪穷追猛打的目标。

因此马哈迪在2016年另组新党(土著团结党)与巫统对抗。当时马哈迪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要用土团党取代巫统和使纳吉失掉权位。

2018年的大选,民众的情绪都跟着反对党跳跃,巫统终于断送政权,被反对党阵营组成的希盟取而代之,人人欢呼改朝换代。

无疑的,正当轮替执政为马来西亚的政治掀开新的一页时,这个国家的政治宿命又陷入另一个危机。由土团党(原本有13名国会议员,后从巫统拉拢过来成为31名)、公正党(本来50名,后被阿兹敏拉走,剩下38名)、行动党(42名)及诚信党(11名)组成的希盟不到两年就出现裂痕和分化。

在希盟执政期间,马哈迪的土团党虽不是议席最多的成员党,但以马哈迪的权威,他又回到以前的一人独断的局面。

这是不健康和不正常的组合,既然少数议席的政党可以发挥呼风唤雨的角色,让人感觉到又回到巫统时代,而不是新常态的时代。

没料到马哈迪的如意算盘打不响而开罪了巫统和民兴党,同时土团党强势争取巫统议员跳槽及东渡沙巴下,土团党已成为希盟的一大累赘,改朝换代成为倒行逆施的笑柄。

问题出在希盟内讧,土团党先是自我分裂,把马哈迪排斥在外,顺推出慕尤丁取而代之。与此同时,阿兹敏又率公正党至少10名议员过档土团党,整个希盟政府在一夜之间“群龙无首”(马哈迪在223日宣布辞首相职及土团党主席职)。

在巫统里应外合下,慕尤丁率领土团党(除掉5名包括马哈迪在内的议员不算外)的议员,与国阵(巫统)、伊斯兰党及砂拉越的政党联盟合组成联合政府,称之为国盟,达到113席(刚好超过国会222席的一半多一点)。

这种临时凑成的组合比希盟更加复杂,形成一个大杂烩的政治联盟。不但是世界上罕见的(共有近10个政党凑在一起),也是马来西亚不曾有的政治怪胎。

抑有进者,现在卡在新冠病毒的扩散时期,又有反对声音指不适合大选,但不一次过解决矛盾,肯定加剧彼此的矛盾。

当一边厢在阻止对方提呈不信任动议时,另一边厢则坚持要投下不信任票。

其实,在今天也是马哈迪的不让步,才有安华上位受阻的政治博弈,他也只好靠自己的智慧作最后一搏,能否奏效,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我们倒看到与安华争取相位的还有马哈迪、沙菲宜及东姑拉沙里等人。

最终谁能把这十多个政党拢在一起,倒是一个大问题(巫统、土团党、斗士党、伊斯兰党、马华、国大党、砂政党联盟、沙团结党、沙革新党、沙人民团结党及沙统),但看来是不乐观的。

比较民主和公正的安排是让这个国家存在两党制,简化或消除不必要和多余的政党。最主要的是打破或消除目前的政党乱局,这个国家是不容政客浑水摸鱼的。

 刊登于2020年10月22日《东方日报》

19.10.20

巫统要成为造王者?

1946年成立的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从一开始就标榜着代表马来人的民族利益向英殖民政府讨价还价。结果得以建立一个维护马来主权的政党。当年的领导人就是拿督翁惹化(也就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父亲)。他被英国重视,也刻意培养他成为马来亚的国家领导人。

1955年的普选,是英国让马来亚朝向自治邦的第一次普选。以巫统为首的“联盟”(帆船)组合(包括马华和国大党)在1954年成立,而在选举中大捷。它竞逐52席,赢得51席,1席归伊党,退出巫统的拿督翁的政党(国家党)全军覆没。于是马来亚开启一个由巫统领导的自治邦,东姑阿都拉曼也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

1957年马来亚取得独立,首席部长变成国家首相。马来人政治主权地位开始明朗化。

即便在1963年马来亚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也没有改变巫统的政治地位,它依然是政治的核心。

虽然在1969年的大选,执政的联盟面对国内的反对党的巨大挑战,也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但很快的再重新整合后,巫统的威权被进一步确定下来。那些被收编的反对党,如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民联合党加入执政阵营,并从联盟扩大成国阵(1974年)。也只更突显巫统的重要性,因为已没有其他成员党足以威胁其领导地位。渐渐地,一党独大和巫统说了算已形成国家的指导思想。

正因为巫统的过于自大的把党和政府联在一起,形成了“以党治国”的理念(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于1970922日拜相时就坦率表明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

在“513”后的长达34年的8届选举中,巫统战无不胜,也自然流露其“霸气”心态。

讵料2008年的大选,国阵丢失了5个州政权及国会议席锐减(140-82),才猛然发觉“大水几乎冲倒龙王庙”,原来巫统不等于政府。

一年后,阿都拉被马哈迪逼下台,换上纳吉拜相,直到2015年爆出一马公司(1MDB)大丑闻后,纳吉的地位又开始动摇。

这一回是马哈迪反过来领导反对党阵线—希望联盟一举打败国阵,让巫统第一次失掉中央政权之痛。

当政党轮替执政首次发生后,马来西亚又进入一个“新政治常态”。青蛙不再是令人生厌的动物,而是可起关键作用。例如1994年沙巴州选,青蛙扳倒团结党政府;2020年慕尤丁发动政变,也是青蛙政治起了作用。如今安华的“变天论”,也是靠青蛙政治试图作出改变。既然青蛙的政治(议员跳槽)的作用很难否定,则国会成立以纳兹里为首的国会“反青蛙法令”的研究和探讨是多余和不必要的。

就在人们以为慕尤丁2月夺权后,其政权较为稳固时,又在923日爆出政治响雷,这一回安华宣称他已获得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希望在觐见元首后,能有新局面的出现。

可是变数依然存在,安华觐见后一切如常,而东姑拉沙里翌日也觐见元首,但却爆出他早两天已致函议长,要求辩论对慕尤丁政府投不信任票。

有人预测不是姑里要与安华合作,而是想在此时探讨能否得到各方支持,以取代慕尤丁。这样也就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又回到巫统。但姑里能否翻转运程,我们不表乐观。不过我们肯定的是今天的巫统虽已不是“王者”,但成为“造王者”是明显摆着的。如果安华能满足阿末查希的条件,与巫统合作的可能性就存在。反之,慕尤丁若肯再让步,让巫统回到正位,至少与土团党平起平坐,有较大的发言权,也可能不必倒台。

总而言之,巫统已变成举足轻重的政党了,它不但“死而不僵”,而且也已经复活过来,正朝向“巫统千年不倒”(纳吉语)的愿景迈进。

就此而言,大马政局变与不变,就看巫统这一步险棋如何下了!毕竟它也需要考虑与伊党共组国家共识的组合将如何作出折衷和改变,不能巫统一党说了就算,否则后患难测。

 刊登于2020年10月19日《南洋商报》

15.10.20

病毒在肆虐,政治在狂舞

新冠病毒(Covid-19)在目前看来已经不再让人类感到惊慌失措,也没有像初期时的不知所措,反而在这段时间内不同的国家开启另类更为激烈和更为刺激的“政治战争”。

当中国在去年爆开新冠病毒肆虐时,整个武汉陷入封城之困,给予施援的外来国家和组织不多,几乎是靠中国的医务人员奋不顾身,最终才将疫情控制下来。

在这个抗议过程,中国的其它省市也受到牵连,封城的封城;限行的限行,以致在今年的春节不但失去光彩,整个市场更显得冷冷清清。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在1910年时,马来西亚出了一位“神医”伍连德。在那年,他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渡过圣诞节、元旦和春节。鉴于人命关天,已有6万人死于病毒感染,应找到哈尔滨的伍连德,先后用了4个月的时间控制疫情。

2002-2003年之间,在广州及香港发生的萨斯(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事件,也在7个月内造成8千人中招,而有近8百人丧命。所幸这场疫情来得快去得快,才不至于死更多人。

未想在2019年杪,突又爆发新的流感病毒,比萨斯更是来势汹汹,直到今年7月才控制了疫情,但先后已有9万余人被感染,而有47百余人死亡。这也许是中国有流感病毒传播以来最严重的其中一次。

后经世界卫生组织定调,统称为Covid-192019新冠状病毒肺炎)。初步调查病毒来自蝙蝠,经跳蚤传染给人,接着人又传人,使疫情一发不可收拾。除了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外,也采取隔离措施,戴口罩和勤洗手,保持住家卫生等。

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的新冠病毒不但在中国各省市传播,而且也在世界各地爆发。截至今天,全世界已有超过37百万人被确诊,也酿成逾1百零6万人死亡。其中情况最糟的是美国,有8百万人被确诊,而有22万人死亡。排第二的是印度,共有7百余万人被确诊,而有超过10万人死亡。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在过去3天(从108日到10日)增加的新病例如下:

108日—新增34万宗病例;

109日—新增35万宗病例;

1010日—新增38万宗病例

这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确诊病例最多的人数。

尽管疫情恶化,但竟有些国家的政治领袖反其道而行,例如特朗普被确诊后的第三天又上街呐喊,大声疾呼:美国人不怕病毒来袭,而是勇敢地面对它。

事实上,特朗普是借疫情的恶化,动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辱骂中国,也不惜动用一切力量来包围和封锁中国。他要成为第一个打倒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西方领袖。所以他被《时代周刊》“表扬”为改变中国的第一人。

许多人都不明白,特朗普为何对新冠病毒无动于衷?过去记录除了人类用200年的时间通过种“牛痘”扑灭天花外,并没有办法消除其他疾病,如鼠疫、霍乱及艾滋病等都尚未有特效药。

如今人类是用什么药物将病毒控制,依然找不到答案。因为有的病毒已与人类“共存”而不再发病。换句话说,人类的自身免疫功能也可克制病毒的发作。

由于每个时期出现的病毒各有不同,也会出现变种,例如这次的新冠病毒就还没有特效药面市,民间也只有寄望大国快快生产出来惠泽人民。

有人推测最快可能在年底才完成试测,但要达到安全水平就可能如比尔盖茨所说,大概要1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当然美国也希望疫情拉越久越好,因为他们已明目张胆要通过外力来打倒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特朗普几乎怀疑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来求学和留学的学生是中国的间谍。因此我们并不奇怪美国在近年发现有这么多的“中国间谍”。反过来,中国也不让步,也对西方国家及外来的人员进行监控和逮捕,也指他们从事间谍活动。

因此“间谍”已成为美国用来对付中国的武器,所持的理由如下:如果中国没有这么多间谍在美国活动,中国哪有这么多新科技?

较严重的是,美国也视中国在西方国家开办的孔子学院是“间谍机构”,正通过教育局迫其关闭。

美国如今要一个一个清理中国在美国的公司、组织和人员。如果是企图改变中国政制,还是轮不到美国指手划脚的。

就在特朗普忙于竞选活动不忘反华时,习近平也开始南巡活动,又在著名大学开办习近平思想课程,用意在于坚持毛泽东打下的江山不容变色。

无独有偶,马来西亚这些日子也是因疫情与政治“挂钩”变得政治比疫情更加突出,原本从319日实施行管令以来,疫情已有所好转。岂料自从2月杪发生喜来登政变后,大家都忙于争权夺利和分配官职。4个月后的7月份来一个沙巴政治复辟,结果又以州选见真章。

这场9月的州选竟是“证明”政治权力大过天。

现在州政权是改变了,人事也更换了,青蛙也得偿所愿,大家排排坐,谁知引发而来的又是新冠病毒大举向沙巴人民“宣战”,连带病毒又传回西马,弄得吉打与雪州成为第二/三波的中招者(病例在5天内从12千宗增至16千宗),

疫情恶化时,又是安华掀政治浪潮,说明了政治斗争是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因为安华这次的行动是他最后一击了。

不管安华这次有没有收获,是与疫情恶化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如果引来大选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刊登于2020年10月15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