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行动党路线之争

民主行动党近期卷入了一场党的“路线”斗争。当权派认为党走的是多元种族路线，不是单元主义。因此党提出了“马来西亚人优先”的政治策略。虽然这种提法有些含糊不清；尤其是在种族政治仍然高居不下的时期（关于这个课题的争辩，我们留待另外的“学术研究”。巧合的是，特朗普也是“美国人优先”的维护者）。

按照当权派的说法，“马来西亚人优先”也就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另一种说法，意思是一样的。

如果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也等于说“马来西亚人优先”仍未得到马来人的认同，因为他们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当成是华人沙文主义的说词。

在马来社会或在马来世界中，“马来人至上”的观念早已在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时已被肯定，任何“冲撞”这个理念的言行将受到反对，包括早前由李光耀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概念。即便这样的口号在马来社会没有引起共鸣，但行动党却一直打出这张“王牌”，直到2006年，口号改称“马来西亚人优先”，与原来的字句相行使用。

从字面上解释，这样的政治口号是没有什么“种族色彩”；更不是“沙文主义”，但却被认为已经冲撞了“马来人至上”的理念。因此即便在希盟执政后，也主办过“马来人尊严大会”，且邀请首相马哈迪主持开幕，以调和种族关系。这意味着马来人不分党派都会认同“马来人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被挑战和不可被动摇的。

本来在80年代行动党就与民政党争夺“华教份子”的头衔。林吉祥甚至认为民政党与董教总的合作等于否定行动党内的受华文教育的代议士。例如他说，陈庆佳与陈国杰就不是华教份子吗？他们更因此为华教在1978年的茅草行动中被内安令扣捕。

行动党也因民政党取得“华教份子”的“光环”而大为不满，与董教总关系闹僵。马华公会同样对董教总倾向民政党的表现公开反对。

就这样，在1982年的大选中，因为董教总的“打进国阵，纠正国阵”只取得50%的胜利（民政许子根当选，击败陈庆佳；民政郭洙镇败选，陈胜尧胜利）。再后来又发现在1986年的选举，董教总的“三结合”（指政党、在野党及民间）的理念不灵光了。

来到1990年的大选，董教总又改变战略。这一回则是结合反对党的力量给予执政党一个反击，不再提及“三结合”，转而鼓吹“两线制”。这个理念也是由董总主席林晃升提出的；他更号召近30名有识之士加入行动党，本身也身先士卒成为行动党的顾问。没想到这盘棋还是失算了。因在1990年的大选，火力集中在马哈迪与东姑拉沙里争夺国家领导权，变成“两线制”已非重心之战。

但不论是“华教份子”或“两线制”，它之中包含的意义也是与华社脱离不了关系的。

从80年代到90年代，马华、民政或行动党都没有因之被标签为“沙文主义”或“种族主义”者，这是因为华基政党巧妙地提出不带种族主义的字句，让执政党也找不出触犯法律的依据。

若是放在今天，林吉祥也许会被标签为“华人沙文主义者”，理由很简单，今天的廖金华及刘天球有鉴于行动党参与执政22个月以来，有一些课题保持沉默或未加反对，乃提出反对“去华化”，这也不比争夺“华教份子”更加明显的突出华人本色，就不知道潘俭伟等人对行动党80年代捍卫“华教份子”有何评价？

在我看来，所有参加行动党的精英；尤其是千禧年才入党的，应该熟读和回顾行动党的历史，避免断章取义。

另一方面，在巫统看来，行动党是“桀骜不羁”的，不能与之合作，只能让它担任反对党的角色，但也不能过于强大。所以在巫统的字典里，没有“联合政府”的字眼可以用在行动党的身上。

从1974年巫统不邀请行动党加入国阵，但几乎是收编了其他反对党加入国阵，说明行动党不在它的名单里。

行动党也乐得清闲继续扮演反对党的角色，直到2008年之前，火箭也揶揄说宁可扮演“永远的反对党角色”。除非能找到马来政党的大合作，否则无望“反客为主”。

2008年的大选就是因为安华的影响力，再加上伊斯兰党的配合，才出现一个“民联”与国阵分享治国权力的格局。民联控制了吉打、槟城、雪兰莪、吉兰丹及吡叻。国会代表也接近与执政党相差不远的席位。这一选举的结果也让行动党人大开眼界，不但取代了民政的地位，而且也威胁到马华的执政地位。

可是不论行动党如何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它仍然被视为华人社会的“代言人”，所得到的支持也就等于拿下华社的95%选票。也因之在2018年的大选中，一举击败国阵而首次出现政党轮替的奇迹。

这里头自然有巫统出身的马哈迪的功劳，但他过去当政的22年中，不曾公开和私下拉拢行动党加盟（或收编），主要的原因是马来人无法接受有李光耀身影的行动党（马哈迪和李光耀的不咬弦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吊诡的是，当行动党一跃成为执政党后，它与马哈迪合作无间。虽然不曾忘记安华接班的时间表，但最后的演变是马哈迪将政权交给另外的马来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直到今天，尚没有人能对2020年2月喜来登政变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为什么在一夜之间政权可以从马哈迪滑向慕尤丁？即便前者不看好后者的执政，可又远比交给安华来得“心甘情愿”？

既然行动党走到今天已表明不会与巫统合作参加大选（但不反对其他事项的合作），那么在未来的大选，它们还是各做各的，反正两党的议席没有过多的交叉，正好各取所需。

经过上述的分析，行动党人应该知道“合则存，分则亡”的大道理。

 刊登于2021年4月29日《东方日报》

希山慕丁—呼之欲出的接班人？

现任外交部长希山慕丁在4月14日突然召见马华总会长魏家祥、国大党主席威尼斯瓦兰、署理主席沙拉瓦南及沙巴人民团结党（不是拜林领导的团结党）署理主席亚瑟约瑟夫。会谈的内容外界不得而知，但身为国阵老大的阿末扎希并未参加，也未主持会议，反而由担任国阵财政的希山慕丁出马，还有国阵的总秘书阿末罗斯兰也未参与，顿使这次的密谈增添神秘的色彩。

不过既然希山慕丁在其面子书上刊出了见面的图片，也意味着他希望外界能猜测出他下一个步骤是什么。

目前希山虽是巫统的人，但在党内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没有参加2018年巫统的党选宁可靠边站，也不要与阿末扎希撕破脸皮，足见他懂得审时度势。未想在2020年喜来登政变成功后，希山代表巫统成了外交部长。

担任外长是一个过渡的角色，也让他在今年访华时“大展身手”。一方面与王毅外长称兄道弟；另一方面用华语表达我们是一家人，也就在顷刻间又拉近了马中关系。因为自从希盟在2018年上台后，马哈迪在第一时间就否定纳吉较早时的大计划，包括隆新高铁、两条海底油气管和东铁计划等。所幸东铁后来又“死而复生”，才保留了马中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计划中的一道曙光。

可惜的是，最重要的隆新高铁又被腰斩了。其中最重要的是从昆明到新加坡的高铁暂时不见了，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计划在东南亚受到重创，结果得由希山亲赴中国修补关系。

其实，东南亚高铁的完整性，能通过中国昆明、义乌、连云港的衔接，接上开往欧洲的班列，几乎已是划时代的壮举。没想到列车竟在21世纪成为亚洲与欧洲的连贯交通工具；更能在换轨距下，让各国列车顺利行走。一旦 “大陆桥”把欧亚的陆地连贯起来，希山慕丁将可能成为马中修复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

当然在这个乱局的世界中，我们无法掌握政治的规律，但也是有迹可循的。例如希山慕丁的重要性尚有下列不可忽视和不能抹掉的因素。

其一，他是来自显赫家族的成员。其祖父拿督翁（1895-1962）是巫统的创办人。在1948年与英国政府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即使拿督翁在1951年出走巫统试图走多远路线，但他所创立的巫统一直都是这个国家的掌权者。

在1972年，担任巫统主席的敦拉萨把拿督翁“迎回家”，将其遗照挂在历届领导人之首。

在2020年1月19日，为纪念其祖父逝世58周年，希山发表评论文章，悼念其祖父。其中的政治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希山的父亲胡先翁（1922-1990）是在1951年于拿督翁离开巫统的（当时他是巫青团团长，后任巫统秘书长），但在1968年应敦拉萨之邀重新加入巫统，而在1969年当选国会议员。

他与敦拉萨同娶一对姐妹花结成姻亲（同门）。这样一来，他们的后代就是表兄弟表姐妹之关系了。1970年，他被委为教育部长，两年后，因副首相兼内长伊斯迈逝世，胡先翁升任为副首相。

当敦拉萨在1976年病逝时，胡先翁被扶正，成了国家的第三任首相。

从1976年到1981年，担任5年的首相后一生正直不搞裙带，也赢得良好声誉的胡先翁，将相位转给马哈迪接班，开启了马哈迪在位22年的生涯。

在任期间，提拔希山慕丁（1961- ）从政，而在1999年起先是担任青体部长。在2004年阿都拉时代转任教育部长。当纳吉在2009年任相后，他担任内政部长。继之，在2013年出任国防部长。

其三，在2017年4月12日，首相纳吉突然宣布委任希山慕丁担任首相署特别任务部长，表面上理由是让希山监督沙巴东部的安全，实则是等同昭告“天下”，希山将成为副首相乃至成为首相的接班人。

在当时，纳吉碍于其他因素，未对阿末扎希的官职有所调动，继续担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

在这方面，阿末扎希也碍于纳吉面子也不得不发表文告，表示支持这项委任。

未想在1年后（2018年）举行全国大选，国阵在509败北，首次出现政党轮替，纳吉的接班人安排也就失效了。

虽然希山在巫统败选后保持低调，但他还是与希盟一些人有往来，如马哈迪、阿兹敏乃至慕尤丁等。结果在2020年2月23日上演了“喜来登政变”，希盟大权旁落后改由慕尤丁登台执政，也组成了国盟与希盟硬碰。

按照慕尤丁的意思，可以委任巫统的人出任副首相，但只提出两个人的名字，其一是外长希山慕丁，其二是国防部长伊斯迈沙比里。可是阿末扎希摆在面前，不由他点头是不能的。

由此可见，希山慕丁被点中为接班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今算来算去，除了安华之外，最有可能上位的还是希山慕丁。不论他从政的表现如何，至少他的光环是无人能及的。

 刊登于2021年4月26日《南洋商报》

阿富汗是美国的第二个越南？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在今年9月之前从阿富汗撤军，刚好是911事件的20周年。

“911事件”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有5架被恐怖份子骑劫的飞机撞向纽约两栋大楼及五角大楼，酿成近4千人丧命。

这一恐袭事件发生后，全世界为之震惊，也是美国有史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空袭而无法忍受，因而在同年的10月美国进行大反攻。不仅将极端的塔利班政权踹掉，而且也铲平基地恐怖组织（al-Qaeda）。

这种快速的反击正迎合了美国人民的心理，因为他们不能忍受恐怖组织竟然来到美国的大门口。在美国的带领下，有37个盟国组成联军，共15万军人入侵阿富汗，以报复阿盖达恐怖组织的劫机又撞人杀人的残忍手法，美国因而在名正言顺下，拿下阿富汗。

到了2009年，美国宣布增派1.7万名士兵入阿富汗。在12月时，又增派3万军士，使到美军的总人数达到10万人，其余为盟国军人。

根据美国布朗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约有2300名美国军士阵亡，4千名承包商丧命及2万名美国人在战争中受伤。

由于作战前后近20年，美国累计已为阿富汗战争投入超过2万亿美元，其中1.5万亿美元与作战有直接关系。至于参战士兵回国后将享有长期的医疗费用。假如算到2059年，美国则要为士兵们的医药费另付出1.4万亿美元。

在20年内，究竟美国赢得了什么？《华盛顿邮报》说，这场战争并没有给美国带来真正的胜利，尽管在今年2月，美国有与阿富汗的塔利班代表有签署和约，但无法落实。

对此，波士顿大学的安德鲁·巴切维奇教授形容美国结束阿富汗战争的方式与越战相似。所以华盛顿正在重复旧日的失败。

其实不仅是越战，美国也没有吸取苏联的教训。在1979年，苏联以十万大军入侵阿富汗，推翻了“背叛”苏联的哈菲祖拉·阿明政权，改推亲苏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克（原副总统）组成新政府。但苏联面对的是各国政府都在联合国大会上要求苏联撤军。

1986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强令阿富汗傀儡政权领导人卡尔迈克退位，改由前国家情报负责人纳吉布拉上台，但局势不断恶化。最终苏军同意在9个月内（1979年）全撤出阿富汗。结果纳吉布拉政权瓦解，崛起的是伊斯兰派掌权。

根据统计，苏军入侵阿富汗的9年中，有130万人丧命，500多万人流亡国外，而苏军也有5万余人阵亡。一年之后，苏联人民起而反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顺势上台，也结束了苏联的共产统治，同时也让加盟的16个国家自行独立。列宁辛苦创下的布尔斯维克政权在一夜之间崩溃了。用整个苏联换一个阿富汗，实在不值得。

正因为苏军的入侵，造就了一位恐怖大亨奥沙马·宾拉登的出现。他在上世纪80年代被美国情报局相中赴阿富汗打圣战。在90年代塔利班夺得政权后，就允许奥沙马在阿富汗建立阿盖达恐怖基地，并利用它来向美国宣战。

阿盖达制造911事件后，阿富汗就面临厄运。但延至2011年才将奥沙马杀死，而塔利班首领奥马也在2013年病逝。

虽然已无塔利班，但在2007年贝图拉·马哈苏德与巴基斯坦达成协议，成立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这个组织与过去的塔利班组织无关联）。2009年，贝图拉被美国无人飞机炸死，改由哈基穆拉领导，但他又于2013年被打死。目前的领导人是哈菲兹·古尔巴哈杜德，武装力量超过万人。

说到越南战争是美国另一个错误的决策。当1954年，北越军的武元甲在奠边府击败法军后，就由美军取代法国入驻越南，而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确定分成南北越。1955年吴廷琰发动政变，建立反共的南越政权，得到美国的支持。

为支持南越政府，美国于1961年开始派军入南越。到了1964年，美军增至3万余名，更向南越提供40亿美元的援助。

令人诧异的是，在1966年时，已有42.9万美军驻守在南越。

在1968年时，在越丧命的美军有5万8千余人，30余万人受伤；南越军阵亡25万余人，50万余人重伤；北越有110万人死亡，60万人受伤及33万人失踪。

进入1969年，尼克逊当选总统，他第一次希望和平，因为美国国内反越战的人越来越多。

1972年，北越武元甲将军发动全面的战争，但未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果。于是有了1973年的巴黎和会。美国宣布投入65万兵力的美军将全面撤离。 1975年，北越拿下南越，南北越宣告统一，标志着胡志明阵营的大胜利。

有人担心阿富汗政府若未能获得美军的实体支持，它能维持多久？也就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不过今天的世界也不会因为美国要从阿富汗撤军就会对和平多一份和平保障，毕竟今日的美国已把矛头全转向中国，一系列的反华动作也不断升级，变成美国的敌人是中国和俄罗斯。但这样的操弄舆论一时也改变不了世界格局，任何的转移焦点和结盟结派来钳制和打压中国，也已不是大新闻。早在70年前，美国已对中国进行封锁，结果还得各让一步。今天美国到底怕中国什么？有必要大张旗鼓吗？

除非发生一场核战，否则对抗和围堵中国是不起作用的，也没有实质意义。拜登有需回看韩战历史，美国又从中得到什么？

刊登于2021年4月21日《东方日报》 

以民为本，不忘初心

没想到最近民主行动党又再掀起一场沙文主义的论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马来西亚政局与政党的历史进行剖释。

在战后（1939-1945），马来西亚兴起的政党基本上是有种族倾向的，比如巫统、马华与国大党，就是种族性政党。即使它们在1954年结成“联盟”，仍然逃不出种族的烙印。在区分选区及席位后，由各党派出候选人角逐。在1955年普选取得胜利后，这个组织就成立自治邦政府，一直领导马来亚（1957年）到马来西亚（1963年）。再到今天历时64年，塑造了今日马来西亚的国情。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占了上风。

在反对党方面，它们的斗争和变化也是错综复杂的。先有左翼的社会主义政党在五六十年代崛起，如马来亚民主同盟、马来国民党、劳工党和人民党等；后有信奉费边社会主义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民主联合党及人民进步党插足其中。马来西亚的政治也就分成左派的政党、中间派政党及右翼政党。而伊斯兰党也先是与社会主义在一起，在90年代后才走向宗教政治。

当时左翼政党虽以争取各民族人民为对象，但它只能在华人较多的选区取胜，即使是马来候选人布斯达曼也是在文良港选区取胜（1959年）。这判定了社阵努力塑造的“全民政党”也无法“全民化”，得依靠华人的支持才能立足。

李光耀在60年代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但也只能在华人社会引起共鸣。例如人民行动党的蒂凡那也是在华人居多的孟沙选区中选（1964年）。

当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民主行动党取代了人民行动党的地位。这个新政党因为有李光耀的影子而成为另一个“本土”行动党。

民主行动党的林吉祥明白，他必须要让行动党生存下来，才能有斗争的条件。因此他在1968年的文化大辩论（与民政党的赛那吉对垒），让行动党取得了高分。再加上1969年的经济衰退和失业浪潮的高涨，民主行动党终于打下扎实的根基，共有13名国会议员，与马华国会议员数目相同。在华人多的选区吐气扬眉，取代社阵昔日扮演的角色。

从李光耀（1963-1965）要取代马华到林吉祥要打倒马华（2018年），证诸了行动党是马华（后来包括民政党）的克星，也终于让支持行动党的华裔选民大为雀跃。从2008年的大选成绩到2018年的大选成绩来分析，几乎有90%以上的华裔选民把票投给行动党，造就了行动党共有42名国会议员，也一度成为执政党一员，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虽是一个奇迹，但也处在十面埋伏中。结果马来政治势力联合起来下，民主行动被打回原形，马哈迪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是一个谜。

虽然从90年代开始，林吉祥就努力为行动党转型，希望能被马来社会接受，但都无法实现。

例如在1990年的大选，新划分的峇央峇鲁选区（已成为华人选区），林吉祥刻意安排党副主席阿末诺（职工会领导人）上阵，结果以2000票取胜。这说明了行动党不得不在华人选区耕耘（但后来因政治有变，阿末诺也就落选了）。也是在这一年，行动党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结盟；也在1999年与安华的国民公正党的合作，到后来加入了伊斯兰党、诚信党及土团党，才有了希盟的上台。这是因为只有种族合作才能取得共赢。

但在这个政党合作的过程中，都以种族分配议席，行动党的优势就是在华人选区胜出，这意味着“去华人化”或“全民化”仍不是时候。未料在2014年行动党派出黛安娜出任安顺补选的候选人（因谢昂凭病逝），再试图证明种族不再是一个问题，结果又失算了。民政的马袖强也因行动党的失误扳回一局，又出任部长。在痛定思痛后，行动党在2018年派出倪可敏出征。这意味着自身的转型昭告天下，是不能取得效果的。

当马来政党把矛头对向行动党时，行动党的反击也需要审时度势。例如对待爪夷文课题，对统考态度和中文路牌被摘下的事件，可以站在适当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发声，无须表现出民粹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行为。所以刘天球的不要“去华人化”是看到了隐忧，但也没有阻止行动党走向全民。

不论行动党走多远，官位有多高，它不能忘记来时路。也就是说，行动党再怎么变，也要坚持“不忘初心”。当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并没有改变，种族政治仍在当道的时刻，行动党又争辩“华沙”或“英沙”，对去华化言论大批判，是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的。重要的是，行动党不能忘记姓甚名谁？林吉祥也要牢记1999年大选的失误（直接与伊党挂钩）而败下阵来的教训。

 刊登于2021年4月19日《南洋商报》

密谈外泄原来是兄弟“通话”？

巫统主席阿末扎希与公正党主席安华的“密谈”电话于4月7日曝光后，引起轩然风波。但阿末扎希与安华双双否认，指责有关对话是捏造的，并没有那么一回事。

虽然如此，巫统党内也有人要求扎希针对“电话外泄”作出交代和解释，包括巫统玻璃市主席沙希淡及能源、天然资源部长桑苏安努。

在同一天，扎希也郑重其事发文告否认，指责媒体所言的是“虚构和子虚乌有”的，目的是向他和巫统施加压力。

根据《今日马来西亚》（Malaysia Now）的网络报导，从这两人的“谈话”来看，他们在巫统大会结束（3月28日）后已取得共识。

巫统大会上通过扎希的建议，与土团党组成的“国盟”切断关系。

安华说：“是否能安排一名部长辞职？”

扎希说：“（他们）是胆小鬼。”

安华说：“好像只有桑苏一人有表明会辞职。”

扎希说：“是的”。

安华说：“若有可能，可在一两天内作出安排。我曾是巫统的人，我会尊重大会的议决。没关系，我们再看看，这是好事，恭喜你！”

安华接着说：“工作还没有结束，我们可在周二晚见面，你可以召开最高理事会紧急会议。”

扎希说：“没关系，我会处理。”

在“对话”中，安华也未提及巫统大会通过不与“行动党及安华合作”的事项。可是从他们的“对话”中好像彼此会有进一步的行动。总警长对此也有所纳闷，促请两人向警方报案。可是直到今天，都没有报案。

对此，安华说即使没有报案，也不是犯法的事。这话说得没有错，因为他们两人的通话内容也没有大不了的事，只是不知道他们还有“暗渡陈仓”的热线？

究竟安华与阿末扎希及慕尤丁有什么恩恩怨怨？

故事回到1987年，巫统党选，龙争虎斗。马哈迪面对强劲的东姑拉沙里发难，另组团队向当权派挑战。

在失利后，东姑拉沙里拉大队另组46精神党，在1990年的大选与行动党及伊斯兰党分别合作，组成“人民团结阵线”及“回教团结阵线”，与国阵打对台。结果46党不成气候而大败，也就给予巫统内的新派人物一个机会拔地而起。这个人就是安华，他在1993年的党选中，被提名角逐党署理主席，而他也组成“宏愿队伍”，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成为接班人。

除了与纳吉（教育部长）、慕尤丁（柔佛大臣）和莫哈末泰益（雪州大臣）组成主席团成员外，也夺得了巫青团及妇女组的控制权。前者由阿末扎希打败马六甲首席部长拉欣淡比仄；而后者西蒂杰哈拉则击败老将拉菲达（贸工部长），但未动摇马哈迪的主席职。

虽然安华已是“坐亚望冠”的人物，但在1996年的党选时，他的人马慕尤丁（只担任青体部长）被杀出局，由阿都拉挤回党副主席职。

下来，在1998年安华未被革职前的党大会上马哈迪全面公布“朋党”名单，内中有阿末扎希。这是针对阿末扎希指责马哈迪搞“朋党和裙带风”所面对的后果。

在安华被革职（1998年9月2日）后，阿末扎希也被逮捕。被调查一个月，表明对马哈迪的效忠，后来在党内平步青云。

因此慕尤丁与阿末扎希在过往是安华的“盟友”，但在安华出事后，他们的关系全变了。

另外的变化是纳吉与安华划清界限，他成了马哈迪的人，但不知为何，马哈迪反倒看好曾“背叛”他的人阿都拉，扶他接替安华的位子。及后在2003年将棒子交给阿都拉，前者却迟迟不委副首相，个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因为马哈迪的压力，纳吉终于出任副首相。马哈迪说，他是因为纳吉的父亲拉萨的提拔才有幸成为首相，也就欠下这位恩人一个大人情，所以不得不支持纳吉上位。但谁也预想不到，国阵在阿都拉领导下竟在大选中（2008年）连失5个州政权，而中央政权也由强转弱。于是在2009年迎来了纳吉时代。

马哈迪是因为纳吉在后期不理会其忠告而我行我素，包括将慕尤丁（副相）及其儿子慕克里（副部长）革职，才惹怒了他另起炉灶。

从马哈迪到安华、到纳吉、慕尤丁、再到阿末扎希，他们的起起落落，兜兜转转，让我们看到国家的政治已陷入一个不稳定、不安定和动摇的，而围绕的中心点还是巫统。

因为政治与权力大过天，造成政党为争权夺利而分裂，从改朝换代到政变，只见政党越来越多。刀光剑影下，分歧更大。

在新冠肺炎仍然在肆虐的当儿；在经济陷入低迷的时刻，在朝也好，在野也好，都是为了权力而斗争不断。这些年来，我们的国家又有什么宏图大计？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习印尼在淡化种族和宗教的干扰下（印尼的总警长里斯提约将军（General Listyo Sigit Prabowa）是基督教徒；而能源矿物部长杨显灵，是道地的华人）勇于推动高铁（中国为印尼兴建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和高科技的发展？

好笑的是，从战后到现在都是巫统的头头在转动国家，却又越转越乱。唯一不变的是，首相似乎是“永远”来自巫统的人，这也许是我们的政治宿命？

 刊登于2021年4月15日《东方日报》

马中不建高铁令人费解

虽然世界上第一个拥有高铁的国家是日本（1964年10月1日正式通车），但在40年后的2004年，中国也推出其第一个快速客运列车。这条从广州到深圳的列车以时速160公里成为中国走向高铁的第一个试验列车（高铁至少时速要每小时200公里以上）。

自此之后，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铁里数排名第一个国家。截至2020年底，中国铁路共长达14余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高铁则长达3.6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第一条自行建成的是1909年的京张铁路，全长201公里。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中国基建发展十分快速，给人民带来利益。中国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可以用中国的成功例子（发展基建）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中国为“一带一路”的大张旗鼓下，这个倡议也受到了美国的钳制和批评。所谓“外交陷阱”导致发展中或落后国家还不起贷款，而将港口“抵押”给中国，而成为中国的军事基地之一。

从贸易战到所谓“种族灭绝”（对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指控，无一不是针对“一带一路”而行之。美国认为在战略上绝不能让“一带一路”计划所向披靡而“过关斩将”，成为世界新霸主。

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大手笔地通过亚投行及丝绸基金投入巨资予邻近国家，也出现了所谓的“中巴经济走廊”、“中欧班列”、“泛亚铁路”等前所未有的大工程。结果美国也不可避免地碰到强硬对手，只得把“罪名”推向中国，指它有目的“占有”相关国家的港口等设施。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原本是好事的“高铁计划”却变成了相关国家对计划和工程有了改变，打乱了施工的秩序，进而阻挠中国在推动的“一带一路”的努力。

它的过程是这样的：本来在战后的50年代，联合国内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的策划以打造“欧亚大陆”的铁路运输网络，取名为“泛亚铁路”（Trans-Asian Railway, TAR）。在60年代有了规划，是从新加坡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再延伸到欧洲及非洲的铁路，全长14080公里。后因受到政治及经济影响，有关计划未能推动，直到冷战结束后（1990年），才有人重提旧事。这个人就是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迪。

他在1995年时，在第五届东盟峰会上重提“泛亚铁路”。他建议修建一条湄公河的铁路，以新加坡为起点，途经马、泰、越、缅、柬到昆明。

当时是普通的列车， 但通行不同国家时，得换齿轮才能使列车持续航行。从亚洲到欧洲，共有四种不同轨距。他估算约耗资20亿美元，可望在10年内完成。因而在1999年，东盟在河内召开第五次交长会议时，签署了“泛亚铁路”的谅解备忘录，最后还是未能启动。

到了2006年，又交回联合国亚太经社（UNESCAP）进行修改，而在2010年有18个亚洲国家代表在韩国釜山正式签署“亚洲铁路网政府间协定”。前后算来，有关计划经过50年风程雨路才有落实的机会。但因为资金和各国列车的轨距大不相同，也耽搁了工程的启动。直到2015年习近平才将“泛亚铁路”纳入“一带一路”工程中，这样一来，世界上就共有下列的铁路：中国铁路、欧亚高铁、中亚高铁、泛亚高铁、中俄加美高铁（远景设想）的规划了。

真没想到，泛亚铁路问题多多。例如中缅铁路约1920公里长，因政局不稳和军方态度不明朗（缅甸2月政变，局势起伏不定），也不知道从昆明到缅甸皎漂的列车能否顺利开工？

中泰铁路虽已有眉目，但延至最近才签署协议，只能订于2026年才通车。

中寮铁路虽经一波三折，总算有了眉目，共耗资70亿美元，全长421公里，由中国兴建。

至于中越铁路的修建已完成，但不是交由中国修建。

比较让人意料之外的是，马中高铁破局。在马方宣布放弃高铁后，它要赔偿新方1亿余美元。马方政府在没有说明理由下煞车，不知道高铁计划会恢复吗？

如果少了马方，不但接不到新加坡，也使“泛亚铁路”黯然失色，更坏了整个联合国大计。

唯有中国与印尼合作的高铁被赞赏，这座被称为“雅万”的高铁列车，全长142公里，时速350公里，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的典范工程，也被中国形容为标志性工程。一旦工程完竣，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只需40分钟，目前的普通列车需要3个多小时。

从这样看来，如果中马高铁无法完成，整个东南亚的铁路贯通（泛亚高铁）将不可能实现。同时新加坡作为世界的城市国家，不在高铁行驶的范畴内，那“泛亚铁路”的意义将不具现实意义。至此，我们也不明白，为何马来西亚放弃建高铁，这对马来西亚要在2030年成为先进国是无法理喻的失误。

 刊登于2021年4月12日《南洋商报》

东西马法定地位的争议

我国首相慕尤丁于4月1日访问砂拉越时，第一次公开宣布东马的砂拉越和沙巴是马来西亚的“邦”（Wilayah）而不是州（Negeri）。但不知道首相可否用行政手段而无须经过国会通过，将东马的“地位”改变过来？

独立前，我们从教科书上得知马来亚有12个州，基本上分成三块，其一是1826年组成的“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将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并凑成一个实体。

其二是在1896年组成的马来联邦（Federation Malay States），包括吡叻、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其三是在1909-1914年成立的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即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登嘉楼组成。5年之后，又加入柔佛，也就意味着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第三个组合出现了。

这三大版图在英国的统治下，分成三个邦，而不是统一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39-1945）又见英军重临，更严厉的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牢牢控制在手中。

除了在1948年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外，也采取强硬手段将华人社会的左翼政团一一查封，并大举逮捕左派人士，更进一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直到1957年马来亚获得独立，一个新生的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诞生了。

请注意，在19世纪及20世纪时，英国最先在半岛内的一块土地称为“邦”的是威省（威斯利省）（Province Wellesley）（1800年）。后来又设立三个如同“邦”（Wilayah）（Province）的组合，称之为Settlements和Federation。

在独立不到四年后，马来亚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却在1961年提出有意将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的构想。

当年政界人士对此计划分成两大极端的反应。支持者欢呼扩大马来亚版图，以成为面积更大的国家。他们也认为将新加坡纳入，意味着被隔开的新加坡又再重投马来亚的怀抱。除了西马执政的联盟积极行事外，新加坡的李光耀（执政人民行动党）也热烈支持，加上东马的上层人士也举手赞成。

另一方面，反对阵营也不甘示弱，它们组成了马来亚、新加坡及东马三邦的“反马来西亚”阵线，合称“五邦”社会主义同盟，向执政集团开炮。后来汶莱没有加入，反而是招致印尼的对抗和菲律宾的断交。

英国为确保能按时成立马来西亚，也安排了各方签署“马来西亚协定”，又另外与沙巴、砂拉越及新加坡分别签署“马来西亚建国契约”（MA63）。最后彼此同意在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马来西亚。签署人有英方、马方、北婆、砂拉越及新加坡的代表。

东马之所以也由英方做主是因为在1841年及1881年，它成功地从汶莱苏丹手上取得沙巴及砂拉越的管治权，而且是没有期限的拥有权，也就得以按照英国的意愿将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北婆罗洲及砂拉越并成“马来西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的新国家。

在名义上，它是“新生的国家”，但它是从马来亚演化而来。因为在协定中提及马来西亚是由原先马来亚联合邦的所有州属，加上沙巴、砂拉越及新加坡组成。这意味着在马来亚的基础上来一个新的改变，但变动不大，从马来亚变成马来西亚。

在西马的政府也成为中央政府时，新加坡拥有移民、劳工及教育的自主权（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沙巴的20点备忘录及砂拉越的18点备忘录也分别拥有移民及劳工自主权。还有石油天然气税收的争议。

不过，当东马的沙砂成为马来西亚一份子后，它就得听命于中央政府。例如在1966年，首相东姑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弄垮砂拉越的首席部长加隆宁甘；尤其在实施紧急状态下，一切都变得“合法化”。

再一个例子是1974年，中央调沙巴首席部长慕斯扎法担任国防部长。在后者拒绝下，中央在两年后用新的政党打败慕斯扎法的沙统。

还有在1990年，沙团结党的首席部长拜林转身支持反对党后，便被中央对付。结果在1994年失掉政权。这是因为东马的沙砂在中央看来是属于国家的一个州，虽有特权，但权力有限。

其实在1976年时，时任首相胡先翁已在国会提出修正联邦的州属的关系，即马来西亚包括柔佛、吉打、吉兰丹、马六甲、森美兰、彭亨、槟城、吡叻、玻璃市、雪兰莪、登嘉楼、沙巴及砂拉越，一共13州。这样一来，沙砂变成与西马各州一样的地位。当地人民的身份证也从K字头变成“13”（意指第13个州）， 无形中降低沙砂的法定地位。

即便沙砂有所不满，也只能喊出“沙巴是沙巴人的”及“砂拉越是砂拉越人的”的口号。因为在马来西亚备忘录中，沙砂都不准自行脱离马来西亚。

虽然在希盟执政时，于2019年的国会提出恢复沙砂的“法定”地位，但因只有138票赞成，而有59票弃权，未超过2/3的议员支持，也就不获得通过。张健仁对此指责巫统、伊党及砂拉越的政党联盟（GPS）的弃权，不让2/3票通过修正案是最大的绊脚石，对东马不公。

这也说明砂“政党联盟”（在2018年大选后，砂执政党抛弃国阵，改用“政党联盟”取代）宁可支持慕尤丁的土团党，也不支持马哈迪、阿末扎希、沙菲宜和安华。他们把后面的四人当成非砂拉越土著保守党的友好人士。

至此所谓“邦”和“州”有什么分别也是各说各话。中国在古代将天下分为“九州”（目前九州也代表了中国）。在元代之后改成省单位，一直沿用到今天。在中国也没有“邦”的概念。

美国是联邦制，以“州”代表一个地区拥有的法定地位。

“邦”的核心是地方自治，在中央集权下，“邦”的存在就抵触了一般的观念，甚至会误会为一个相当有权力的地方政府或“小国”。

马来西亚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已写在备忘录中，恢复“邦”的地位又如何？还不是得屈就于中央威力下。因此争议“邦”和“州”是一种自我聊慰的“满足”，不具现实意义。除非改由东马人担任首相，如马哈迪提议沙菲宜可以任相，但有机会吗？

 刊登于2021年4月8日《东方日报》

拜登抗衡一带一路

拜登政府的最高级代表团于3月下旬在阿拉斯加与中国高层代表团举行双边会议后，就传来美国开始向中国的新疆采取制裁行动。美国也联合一些西欧国家炮轰中国违反人权，将百万维吾尔人关进“改造营”（中国反驳它只有教育培训中心，没有所谓改造营）。

再进一步，近日拜登总统在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时，建议西方国家开展一项大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相抗衡。

为此，拜登又宣布将动用2万亿美元（2兆美元）侧重在基础建设、制造业及科技研发等方面的发展，以确保美国在就业计划中压倒中国；尤其是在电动汽车方面，有必要迎头赶上中国。但拜登的增税措施（企业税从21%提升至28%），能否获得参议院通过，仍是个大问题。这即是说，拜登在未作好准备之前，就要与习近平搞对抗，似乎操之过急。

按照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他的80年代起的改革开放是全面改变中国的第一步。在25年后，即2003年中国才喊出“和平崛起”的口号。这是改革开放下的第二波浪；而第三波就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各方的努力，以一雪在180年前的鸦片战争所蒙受的耻辱。在1840年，英方竟然因为中方严禁鸦片而用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颟顸无能的清廷，只得割地俯首称臣（香港就是在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丧失的）。

还有更令中国人抬不起头的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美其名是土乡子练得“刀枪不入”，得以大举杀害教徒和外国教士，结果招致八国联军开入中国而有了辛丑条约。在庚子赔款条文中，每一名中国人都必须要付出一两银子，共计4亿5千万两银子，分39年赔偿各国的“损失”。

此外，外国在中国设立领事馆，拥有治外法权，不受清廷干预，简直目无王法。

这沉重的伤痛只有在许多年后才被纠正过来，包括香港和澳门分别在1997年及1999年回归中国。但直到今天，台湾仍未回归中国，倒反成为中国和美国较量的筹码。

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中国用了1/4世纪才看到一个脱胎换骨的中国，但对西方人来说，中国的转变过程并不可怕，极可能滑向资本主义。可是后来事实证明，习近平时代降临时（2012年），他走的不是拥抱资本主义，而是坚持铸造一个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循着这一方向，习近平把中国拉回姓“社”的年代，不再成为姓“资”的争议。他更以广阔的视野，在“和平崛起”的基础上，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提出了划时代的“一带一路”的大宏愿（2013年）。在这个框架下，习近平以中国基建的成功范例，将之引进周边国家一齐进步。

习近平相信，中国带动成立的亚投行、丝绸基金、金砖五国及上海合作组织，再加上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的配合，必能协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资金问题，最终将惠及65个国家的44亿人口。

按照中国的规划，一带一路分成AB线。A线是以北方为中心；B线是北京到北欧；中线是北京到巴黎；南线是从泉州到吉隆坡威尼斯及中心线是以连云港到欧洲。这之中有两个重要环节：

1）在2020年时，中国铁路网规模长达15万公里，其中3万公里是高铁列车，几乎涵盖了80%以上的大城市。

在1988年时，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泸嘉高速公路通车。到了1999年，总里程突破1万公里；2007年突破5万公里；2012年达到9.62万公里。而在2017年，高速公路以13.65万公里的通车里程居世界之首，创造了高速公路的奇迹。

2）自2011年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列车开通以来，已成为两大洲人民和货物运输的要道；尤其是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时刻，截至2020年，中欧班列往来已突破1万列。它的迅速成长，说明了列车仍是在非常时期运送货物最快捷的交通工具。目前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1个国家。

虽然西方国家不断指责一带一路是外交陷阱，在中国建成港口后，若相关国家还不了债，就会拿港口来作抵押。比如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被中国使用43年，以抵消所欠下巨款。又比如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口也被中国租用99年。

在中国驳斥这些所谓“殖民化”港口的言论后，也大方地在2020年对非洲国家欠下的1450亿美元予以免除。还有其它国家的陷困也被通融。

如果拜登准备动用巨额来协助发展中和贫穷国家进行基建，如公路、列车、桥梁、港口和机场等等，自然会受到欢迎。但问题是当中国已进行了8年后，美国才看到一带一路的优势，还要搞对峙，是不是太迟了？

与其两败俱伤，不如合作搞好世界各国的经济建设，岂不两全其美？再说，实体建设有必要斗来斗去。用“以牙还牙”的报复手段来破坏“一带一路”，“西颦东效”下将白费心机，毕竟美国国会能否通过还是一个大问题。

 刊登于2021年4月5日《南洋商报》

巫统孤注一掷？

虽然已不在执政主流，但本届巫统代表大会所宣示出来的动向已是十分明白，巫统将重新站立起来，即使不与土团党及伊斯兰党合作，也会带领国阵成员党参加第十五届大选。

在2018年大选时，执政的国阵总共派出222名国会候选人，其中巫统（包括沙巴的巫统）共角逐120席，结果只赢得54席，不但失掉中央执政权，也首次让人感到巫统已日暮西山。直到今天，巫统仅剩下39席，其中15席已过档土团党。

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巫统大会仍执意自行上路，大有孤注一掷的“山河气概”。

另一方面，土团党原本只有12个国席，但在喜来登政变后，有5名国会议员脱离土团党。真正在土团党旗帜下获胜的只有7席，如果加上后来从巫统跳槽过来的15席及阿兹敏从公正党带进的10名议员，则土团党已拥有32席，成为执政集团内第二大政党。第一大政党是巫统，而第三大的执政党才轮到伊斯兰党。目前伊党有18名国会议员。这意味着巫统与土团党的议席相当接近，势力不相伯仲。

吊诡的是，这阵跳槽风是由马哈迪掀起的，他在上台执政后就不断向巫统议员招手。结果有了积极的响应。而他的目的是要用土团党取代巫统。当时他认为巫统已完蛋了，沦为“贪腐”的政党，因此要求巫统议员反戈一击，结果被慕尤丁收成正果。

即便巫统领导层一度陷入迷茫，不知如何应对时，却在2年之后，突然天降甘露，发生了喜来登政变（2020年2月），巫统也摇身一变成为执政团队一员，好像回到权力中心。但这样的参与执政对巫统来说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只是权宜之计。它不能忍受“背叛”巫统的人反倒成为呼风唤雨的国家领导人，这对一向高高在上的巫统的脸面要放何处？

今天巫统与土团党决裂已成定局，除非土团党愿意让出首相职位，而土团党必然拒绝，或还剩一张王牌可打，那就是利用伊斯兰党的影响力，来强化土团党的地位。

可是今天的伊党已是挟在“中间”，一方面它在2019年已与巫统达成“全民共识”的结盟；另一方面，它又与土团党的关系发展良好，也不希望巫伊双方“大打出手”。再者慕尤丁在去年3月组成新内阁后，十分照顾伊党。在政府内的影响力似乎仅次于土团党。为此伊党珍惜当下的联合政府也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如今的联合政府（有国盟、又有国阵、又有全民共识）也把人民弄糊涂了。

平心而论，自从1999年选举以来，伊斯兰党的席位是介于20-25席之间，即使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在2018年大选前夸海口要拿下40个国席，以成为“造王者”，但到头来也只有18席。伊党最大的收获是在1999年的大选，通过安华效应破纪录拿下27个国席。而后来的选举成绩维持在23-24席之间。

从这样的情势来分析，不论是巫统或土团党与伊党合作，它们都要冒一定的风险；尤其是伊党的强硬宗教路线不会成为巫统或土团党的政治筹码。但如果这三党能结成一体，可能会使局面较为“平静”，因为巫统或土团党可给予对方监督与约束，不致各走极端。但这样的结果就好像当下的局面，无法组成稳定的政府，改变从何而来？

除开伊党的宗教因素外，还有马华及民政的因素也需要巫统考虑在内。毕竟当巫统主席阿末查希宣布不会在第十五届大选时与公正党、诚信党及行动党合作时，已预示巫统要走回传统的道路，也要复辟巫统的威权主义。要统领国家，也要巫统领袖出任首相。

可是倒回来想想，，在今时不同往昔下，若巫统还相信它的一党独大信念是正确的，那就显得有些难以理喻了。如果马华及民政支持慕尤丁，巫统又如何应对？

按照目前巫统的新动向来看，它已经抛弃与公正党及行动党合作的可行性。这与巫统较早前释出的合作讯息是相互矛盾的，也暴露了安华多次宣布已获得巫统的支持而准备上台执政的豪言壮语是无法凑合的。究竟是巫统改变了立场抑或是公正党的一厢情愿？我们不得而知。

但不容否认的是，为何从马哈迪到巫统，再从巫统到伊斯兰党；又从希盟到国盟，都先后极力反对安华上位？直到今天，对安华的“否定论”一直未见官方有统一的说法，也让平民百姓不得其解？

如果说多元性的政党不合时宜，单元性的种族政党才是正道，那么我们经常和不断要求政府开明和推行多元性政策，好像与现实背道而驰，又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我们不认为政党和政治的多元性一定能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也还是会发生矛盾，但如果我们一直在种族政治中打滚，一直强调某个族群的利益至上，那情势将会进一步恶化而没有好转。

先不要期望马哈迪承诺的“马来西亚民族”如何实现，而是很想问一下巫统，它将把人民带回从前还是新的方向？也想要土团党告诉人民它如何证明“国盟”比“国阵”更开明和中庸？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问公正党，若有机会执政，它将如何带领人民走出种族思维和铲除极端思想，还国家一个晴朗的天空？

换句话说，不论是巫统、土团党或公正党，正如纳吉所言，如果没有华人的支持，又怎么执政呢？

尽管华人在今天仍是少数民族，但人口少不意味着权益就必须丧失，而是如何被正确和适当的维护。这才是真正的人权，也才是真正意义的民主。

可惜的是，种族主义的幽灵越来越不受约束。这就有劳种族性政党或以马来人为主的政党能在思维和行动上自我作出改正和调整，以大地苍生为重。政治也者，天下为公也！

 刊登于2021年4月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