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把疫情当武器

中美关系的恶化并没有因为美国新总统拜登在今年一月上台后即获得改善，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地采用特朗普的仇华与反中政策。不但在各方面给中国设立障碍，而且见缝即插，非置中国于死地不可。

最新的例子是集中新疆维吾尔族人的问题大做文章，夸大其辞地指责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行动”。在为港人发声时，也不忘挑衅中国的主权。抑有进者，又在台湾问题上插上一脚，纵容台湾走向独立，不必理会中国的感受。更甚者，没完没了地在新冠肺炎课题上大作文章。

5月26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一份声明，促请情报界更加努力收集资料和分析，以更接近新冠肺炎病毒的来源，并在90天内向他提呈报告。

在这方面，他有透露在今年3月时，已让其国家安全顾问责成情报界准备一份关于新冠肺炎起源的报告，究竟它是因人类与受感染动物的接触而发病，还是来自实验室的事故？

其中最令人诧异的是，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Anthony Fauci）也附和这一说法，支持进入中国做更深入的调查（福奇在特朗普当政时，已是白宫的医疗顾问）。中国形容是自己过去立场的背叛。

福奇去年的立场（支持是自然发生的病毒）是与特朗普唱反调的，因而被后者形容为灾难性人物，也可能是个白痴，其话不可信。如今他成为总统的支持者。

与此同时，也有另一位重要人物谭德塞（世卫总干事）改口风，似乎不反对再对中国进行调查。

根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导，有关的争议起于2019年11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员“出现严重病情”，并被送医治疗。这件事比中国报告的首宗新冠肺炎病例早一个月。文章说：这份从未公布的报告提供了“新细节”，可能助长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调查实验室。

针对西方直指中国隐瞒事实，中国官方也为文反驳说，武汉的实验室是在美国支助下成立的，而且也多年在武汉举行运动会，包括军人运动会。在2019年的10月有发生美国的运动员犯病提早回国，而未公布真相，也成为中国指责美国掩盖真相的证据之一。中国怀疑他们可能是带菌者。

当疫情进入2020年中时，美国及西方国家被确诊病例不断激升，也就导致特朗普破口大骂中国给世界带来病毒，并称之为“中国病毒”或“武汉肺炎”。如此口没遮拦的说辞也未被广泛认可，因为在此紧急关头，追根究底病源无助缓和疫情，也难怪人们不得不怀疑病毒已成了政治武器。

即使中国在今年1月开放予世卫组织专家到武汉进行调查和取证，也没有得到令人惊奇的结果。在3月份发表的报告中说：（1）没有证据证明新冠肺炎起源于中国；（2）在2019年12月以前，中国没有新冠病例；（3）新冠病毒非人工合成，也不可能从武汉P4病毒研究所泄露。

对此美国表示不满意其结果，声称要另组独立的调查团。

中国则反驳美国，在武汉公开其实验室供世卫专家访问后，美国也应开放其德特里克堡基地及海外生物实验室予世卫代表参观。美国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截至目前为止，全球已有超过1亿6千万人被确诊，而有3百30万人死亡。排名第一的还是美国，有3千3百万人中招及60万人死亡，日增3千人左右。第二位是印度，有2千1百万人中招，而有31万人死亡，日增21万人被确诊。第三位是巴西，共有1千6百万人被确诊，日增8万病例，而有45万人死亡。

较为幸运的是中国，最初疫情在武汉爆发，时间是2019年12月，直到2020年7月，大局基本上已稳定下来，总共有10万人被确诊，而有4千9百万人死亡。

《新闻周刊》说，答案是中国的严格防疫措施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再者，中国能在几天内建成方舱医院，展开大规模的监测及追踪密切接触者，也是一项奇迹。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和全球健康教授唐胜兰指出，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人们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与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控制疫情方面做得很好，而人民也乐意按照政府指示和接受专家的建议。

泰国《曼谷邮报》指出，中国在短短几个月内成功控制疫情的三大支柱是：强有力的领导、全面的联防机制及广泛得到支持。

其中访问中国的世卫组长布鲁斯·艾尔德认为中国的抗疫方式是可以复制的，但需要速度、资金、想象力和勇气。遗憾的是，许多国家都做不到。

美国不但不以中国成功防疫的措施加以引用，还继续领导西方国家反中反华。长此下去，这个世界的动乱根源就在此滋长起来！

 刊登于2021年5月31日《南洋商报》

电视名嘴为“上海首富”“买单”

曾一度自称为上海首富的周正毅于2021年4月18日因在上海滩的万达瑞华酒店（七星级）举行60岁生日大宴而惹出大麻烦。除了周正毅本身过于炫耀而为自己招来秋后算帐外，更有上海电视台的6名主持人一并被惩罚，他们是：倪琳、戴刘菲、陈蓉、房海燕、程雷及朱桢，其中有两人是党员。

根据政法委的处罚是：其中5人被吊销主持人证，过去录制的节目也被抽掉，也无限期禁止在上海地方台出现，未来一年内不能在其他地方台露面。这意味着未来凶多吉少。他们这些人究竟犯了什么过失而惹当局大为愤怒呢？

其一是这些人在高源（司仪）的建议下，被邀请为周正毅（从鉴于出来的经济罪犯）献上祝词。第一位是曾主持《舞林大会》的著名女主持人陈蓉说：“看着阵容，我们东方卫视的主持人是不是都来了？想必春晚也不会有这样的阵势吧？”（其意是形容周正毅的生日宴比上海卫视春晚更加热闹。事实是否如此？见仁见智。但遣词用字却是拍马屁拍到家）。

第二位上台的是朱桢。她说：“我是叫周公子大哥的朱桢！”

第三位程雷则说：“我很早就认识周正毅了，20多年前就认识他了。他在黄河路上（做生意时）就认识。我只能说上个月周先生刚刚认识我程雷，说明我现在慢慢混得上档次了。再说，在上海滩不认识周正毅的人是不正常的”（这一席话，既棒了周正毅，也抬高了自己）。

另三位依序是倪琳。她说：“在这个舞台上，我认识周公子的时间最长，已认识他23年了”。之后是戴刘菲。她说：“我认识周公子比较晚，但一见如故”。最后是房海燕。她说认识周公子是在报纸上，但是今天一见如故。他们语多恭维，结果被指触犯纪律操守。

外界又有传言说，他们有收到大礼物（10万元）。究竟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也有人说是抹黑的，没有其事。

不过据知高源并非上海卫视职员，因而未直接处罚，而程雷、朱桢、倪琳及戴刘菲保留为编制人员，一年内领取最低工资，扣除未来两年绩效。至于陈蓉被解除原有职务，但保留职员身份，以观后效；房海燕则被解除合同。

其二，周正毅本身刚在七个月前才被释放出来（2020年9月20日），就高调举行生日宴会，已是犯了超过底线的目中无人和嚣张的过分行为；尤其是在舞台上挂出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口号，主题是“不忘初心，回归本色”；副题是：“带领花界，重新出发”，更是增添神秘色彩。

有人说使用习近平的用语—“不忘初心”本是没有错，但错在“回归本色”，又是何意？在不解时，司仪高源添加了一句：“本色也就是“英雄本色”之意”，更是充满挑衅之意，真是画蛇添足。

如果连接副题来理解，就变成“带领花花世界而再度出发”，更是江湖语气，亏得主持人高原能在宴会上自作解释而引发雷动掌声，自然使得周正毅乐开了怀。

换言之，周正毅显然不甘于挫折，在有钱底下，仍然大有作为。这意味着周正毅依然不忘“英雄本色”，他要追回昔日的光彩。

究竟周正毅是何人？他为何可以呼风唤雨？在上海滩成为“一哥”？这要从他年轻时说起。

周正毅是上海人，生于1961年4月23日，上有3个姐姐及1个哥哥，一家七口靠在国企工作的父亲养活，母亲生性泼辣，家境贫困。在17岁时，只有小学程度的他离家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街道工厂做会计，月薪只有30元。1978年，周正毅在定海路开个小馄饨摊兼卖外烟补贴家用。

80年代初期，周正毅赴日本跳飞机，身上带着那时在中外闻名的章光“101生发水”（据说日相访华时，获赠101生发水用后大赞，因而热卖）。这是河南的产品，不少海外商人藉此赚了一笔。

1989年周回到上海，凭着他在日本结识了一位香港女友而同居，并获得女友（名字未见公布）资助600万港币用于发展事业。周正毅也就在上海北京路开了美通饭店，也兼经营桑拿和卡拉OK。

继后，周与女友闹翻，转而结识了与他同岁的毛玉萍。她的传奇是因为早年在香港结识两位东南亚富商而成为她的干爹。

此时，周不但来往日本之间带货跑单帮，而且也在深圳通过关系把大陆人弄到香港去，一个人就可赚好几万元。

1994年，周将美通饭店打掉，另盖五层大楼，且与毛玉萍合力在店面开设“阿毛炖品”，生意火红，结识不少大人物，开始赚了第一桶金。在1995年周毛两人收购了其他企业（数十家之多）职工获分配的原始股。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香港股市陷入低迷，周毛两人也在当年成立农凯集团，一头栽进香港股市，大量收购长江实业及和记黄浦（均属李嘉诚的公司）。等到股市反弹之后，周毛两人获利数亿港币，从此走上房地产行业。

说来也令人难以置信，周正毅与毛玉萍竟能在2000年拥有四家上司公司，其中两家在香港（上海商贸控股和上海地产控股），两家在上海（英雄股份和海马发展）。来到2006年，他们累积的销售业绩已高达5.40亿美元，纳税0.12亿美元，四家公司有4千名员工。

在此之前，也即是在1997年8月，周正毅以6200万港元的最高价购入香港仔会景阁西翼顶层复式豪宅。一个月后，又再花2千多万港币购入英国极品房车宾利。

在1999年4月，周正毅又以8600万港币购入渣甸山自建时道81号900多平方米的独立大厦，与香港富商刘銮雄为邻，并花3000万元进行装修。后来卖出，获利丰厚。

经此大手笔，人们开始把眼光瞄向周正毅，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也是在这一年，周正毅似乎在上海跻身成为“上海首富”。与此同时，周正毅也是第一位在上海拥有“法拉利”名车的车主。

尽管在2002年，福布斯将周正毅列为中国排位第94的富商，但在他与胡润交涉后，排名直线上升。翌年（2003年）转成排名第11的富商（胡为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主编）。

也是在这一年，周正毅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期货交接价格罪，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除了周在较早前获得上海东八块的土地权，其中有六块被收回外，周正毅还被判处三年徒刑。在2004年周正毅从上海看守所转移至提篮桥监狱关押。在剩余的35个月刑期下，周给每个牢房安装空调，也买通监狱干部俞金宝，不但获准在监狱内开董事会，而且也获得减刑。

即便周正毅在2006年5月刑满获释，但在5个月后，周正毅又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取得行贿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证据。在2007年审结时，周数罪并罚，被判刑16年。

在入狱前，周正毅身为爆发户，自然免不了高调过着豪华的生活，也因此与女明星发生过绯闻。这之中最被人诟病的是在2002年时，有人拍到香港亚洲小姐杨恭如与周正毅过从甚密而引起毛玉萍的不满。某天，杨恭如偕其母亲在餐馆内用餐时突遭另一位女子掴掌。在杨母报警下，轰动整个香港社会；尤其是娱乐界。杨恭如也因此毁了一生影艺生涯，因为打她的人正是周正毅的爱人毛玉萍。

在第二次坐牢时，拥有高招的周正毅在2013年、2016年及2019年又获得三次减刑，提早出狱。结果再闹出今次生日宴会的大风波。

有人质问，周正毅经两次入狱后，为何还是有用不完的钱？且气派如常。本来，周正毅在2002年被福布斯富豪榜列为中国第11位富人时，已有佳话如下：

“英雄问世、海鸟欲飞、商贸开路、地产为王”来形容上海首富。后来因两度入狱虽已失掉光彩，但仍是富豪一名，也难怪周正毅要“重回本色”。在他的世界里，英雄的世界就是江湖的世界。不过如今的周正毅已成为“英雄末路，海鸟折翅”的“犯罪人”。即使有钱，在中国的社会还是不能为所欲为的；尤其在打黑扫黄高调时刻，周正毅却给自己挖坑，把别人也拉下水。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连周正毅和毛玉萍都不知道了！

有人估计，周正毅至少拥有30亿元的存款，更有说接近百亿，但看他的光鲜亮丽，不甘寂寞的心态，就反映出他仍有用不完的钱。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允许一个犯经济罪的人的资产原封不动，而且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因资产被暂查封而躲过一劫。事后又如何归还资产？是合法途径所得来，还是另有赚钱之道？有望解密。

 刊登于2021年5月27日《东方日报》

疫苗是唯一救命“稻草”？

马来西亚因新冠肺炎（Covid-19）的恶化而进入一个严峻的时刻。在5月20日的确诊数字竟是最高点，达到6806宗，且有59人死亡。

消息传开，朝野莫不震惊不已，这意味着马来西亚已被列入世界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前景不明。

根据卫生部提供的数字显示，自从2020年1月25日发现第一宗新冠肺炎病历后，先后共429天，马来西亚已不再风平浪静，而是疫情突告飙升。截至2021年5月20日，已经有49万2千3百零2宗被确诊的病例，并有2099人死亡。

在5月19日时，我国确诊病历日增6075宗，打破了6字头。未想时隔一天，我们又迎来最新高病例，较19日增加了12%。其中最多患者来自雪兰莪，日增2277宗；吉隆坡排第二，日增655宗；下来是柔佛615宗及砂拉越608宗。这显示了相关州属仍然居高不下。从今年5月12日开始的MCO 3.0下，已有许多行业不仅停止作业，更有数不尽的熟食小贩及摆地摊的小贩叫苦连天。但是令人叹息和不解的是，为何马来西亚截至5月15日，只有73万人接种疫苗，而登记要接种的民众在3月份有7百42万人；到了4月份，已有900万人在登记名单中。对此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对仅获得百万剂疫苗感到不满，离目标太远。因此他希望到了年底会有80%的民众或2650万人已接种疫苗。

以马来西亚共有3千3百余万人口来算，如果要等到全面接种疫苗，恐怕要排队到2023年。即使我国可以在年底达成目标，但现在距离年底还是半年有余。在这段期间内，情况如何变化？我们不得而知。

就一般的常识而言，当下最主要的救命“稻草”就是进入合格与足够的疫苗。目前所知有辉瑞疫苗（占20%）、阿斯利康疫苗（占10%）、中国的科兴疫苗（占21.9%）及中国康希诺疫苗（占10.9%）和苏联的Sputnik V.Vaccine（占10%）待进口，而世界卫生组织的Covax，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申请疫苗供应。

虽然接种疫苗不意味着可终生免疫，但有得提早打总比迟迟才轮到接种，那可能是另一个潜在的灾难的来临。

当然若拿马来西亚的疫情与其它国家的疫情相比较还是不算非常糟糕。例如美国已有3千3百万人被确诊，而有60万人死亡；印度有2千5百万人被确诊，而有28万人死亡。巴西有1千5百万人被确诊，而有44万人死亡。印尼有1百70万人被确诊，而有4万8千人死亡。日本则有7万余人被确诊，而有1万2千人死亡。泰国有11万9千人被确诊，而有703人死亡。新加坡有6万余人被确诊，而有31人死亡。

由此显示，马来西亚远不如美国和印度的严重，但却比泰国和新加坡为多。

当下被确诊的全球病例是1亿6千5百万人及334万人死亡，马来西亚的情况只能算是小儿科。问题是马来西亚所采取的急救措施无法赶上疫情的传播速度。例如从第一波疫情（2020年3月到6月）到第二波的疫情（2020年1月至3月）及第三波的疫情（2021年5月起）的时间表来看，只是一年有余，已显示疫情在快速地扩散和严重化，必须尽快输入疫苗。不然单靠采取罚款措施和限制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

再者，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及多元文化的特性，各民族有不同的宗教和习俗，即使相互往来不多，也因风俗的不同而可能未能全面顺应较严苛的措施。

这些差异是造成互不干涉的主因，久而久之，马来人住在甘邦、华人住在新村及卡达山人和达雅人住在长屋成了深入民心不变的印象。不过这些地区环境与生活条件的改善是至为重要的，不然将因人多居住在一起而容易被传染病毒。

另一方面，一向不为人关注的经济大问题是马来西亚芯片的生产受到打击，因为疫情的严重迫使相关工厂或半开工或停业，而减少出口，导致苹果手机缺乏零件而减少应市。

马来西亚除了吸引跨国公司在马来西亚设厂外（约10家），另有40家较中小型的半导体零件生产的工业。如果马来西亚决定更加严格的“封城”，必然会影响相关工业的生产，则马来西亚在2019年达到287.6亿美元的营业额将会在2021年有所收缩。

其实政府已用尽一切方法来阻止疫情的扩散，甚至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直到8月1日。若因病例激增而进一步封锁工业生产，则将会对经济的运转造成不可测知的损失。

因此在政府尝试用各种方法来防止疫情恶化和变种的当儿，当下最好的策略还是赶紧购入合格疫苗。我们已不能长时间等待“上帝开恩”，病毒是毫不容情的人类杀手，它的敌人就是疫苗充足供应市场，不要再眼巴巴看着人类死于非命。

我们感到兴趣的是，沙巴商人说要捐出2百万剂的科兴疫苗，又被说是错误讯息。到底是怎么一会事？有待当局解开。

 刊登于2021年5月24日《南洋商报》

以巴恩怨无从解开

虽然在2014年7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后，在同年8月12日才有了停火协议。但转入2021年5月9日起，以巴双方又在东耶路撒冷进行战斗，地点就在阿克萨回教堂旁。肇事原因是：法院在去年10月判有关土地为犹太人所有，而八户人家的房子归巴勒斯坦人。这意味着巴人在领取赔款后必须搬迁，于是巴勒斯坦八个家庭入禀以色列最高法院，进行上诉。但法院在今年5月将上诉案展延，导致巴人通过Instagram传开下，在5月9日开斋节前夕，住在加沙的巴人沸腾起来。作为加沙地区的哈马斯武装力量，乃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炮。在以色列还击下，双方大动干戈。

在5月10日，冲突加剧，巴勒斯坦又有20人死亡及3百余人受伤。

在5月14日，由于双方态度强硬，相互发射火箭弹和导弹及炮弹，造成更多的人命损失。根据报导，进入第七天冲突时，已有148人在加沙死亡，而以色列有10人丧命，目前还不知道双方会否达成停火协议。

其实，以巴恩怨由来已久，至少有4千年的历史。在公元前2000年，一批属于希伯来的犹太人陆续迁入迦南地带，即今日的巴勒斯坦。这个民族源自“闪米特族”，与阿拉伯人同出一系，后来因宗教之差而各自分道扬镳。在公元前1200年，摩西带领希伯来人离开埃及，在西奈半岛接受摩西十戒，是为犹太教的诞生。

在公元前930年，希伯莱王国分裂，北方称为以色列，南方称为犹太王国。

来到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委任希律为巴勒斯坦的国王，受制于罗马帝国。

公元前4年，犹太人耶稣在耶路撤冷的伯利恒诞生，随着创设了基督教。

公元380年，罗马皇帝信奉基督教，并把它定为国教。犹太人成为被流放的一族。

就在犹太人被流放的漫长日子里，他们不忘编撰出《犹太法典》。这部法典也在日后被称为手提的圣典，国家在他们心中。

而在公元570年，穆罕默德在麦加诞生后，在公元622年，在麦地利创立了伊斯兰教，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

从公元1453年起，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崛起，也在1520年占有了巴勒斯坦。

在此时，巴勒斯坦的耶路撤冷已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中心地带。

虽然巴勒斯坦在后来的一段长时期（约1400年左右）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从公元368年开始），但犹太人总是念念不忘这是他们的国土。因此犹太人十分渴望重建家园。先是考虑在巴西的领土立国，后认为犹太人源自巴勒斯坦，岂可放弃？于是有一位犹太人摩西·海斯（Hess Moses）发表了《罗马与耶路撤冷》一书，号召犹太人复国。自此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萌芽。

在1882年，犹太医生列奥·平斯克（Leon Pinsker）出版《自我解放》小册子，坚持犹太人必须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园。到了1897年，犹太思想家赫兹尔（Theodor Herzl）成功在瑞士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组成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机构”，他因而被誉为“以色列之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近尾声之际，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因倾向德国）被迫将巴勒斯坦及耶路撤冷移交英国管治。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在仇恨犹太人下，大举杀害犹太人，有6百万人丧命。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希特勒及日本军国主义者惨败，于翌年在瑞士召开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决心要回到巴勒斯坦立国。而在另一方面，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立国，直到1947年，在美英支持下，联合国通过将巴勒斯坦划成两半，一半归犹太人立国，另一半归阿拉伯人立国。

原本联合国是划分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面积的56.4%。约有20个新加坡大）给犹太人立国，而将1.12万平方公里交给阿拉伯人立国（相等于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2.8%，约有16个新加坡大）。至于耶路撤冷则成为联合国托管区（新加坡在60年代土地面积为580平方公里，时至今日在填土下，已有728平方公里）。

在战后时局不稳下，犹太人在本古里安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在1948年5月14日宣布以色列国的诞生。

而阿拉伯国家在同仇敌忾下，由埃及带头发动第一次中东战争。本来阿拉伯国家占优势，但在联合国调停和干预下，给以色列喘息机会，终于转危为安，击败阿拉伯联军，也将原本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占为己有。从1.49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085万平方公里。

在不甘失败下，阿拉伯国家在1956年发起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又夺下阿喀巴湾的通行权。到了1967年，又再爆发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更夺得（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原、西奈半岛和东耶路撤冷的控制权（整个耶路撤冷已被以色列占有）。即使联合国事后通过促请以色列撤出所有占领后，结果不得要领。

阿拉伯国家咽不下这口气下，又有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和第五次中东战争（1982年）。

在此之后，中东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争，但从中崛起的哈马斯（Hamas）（又称为伊斯兰抵抗运动）比1964年成立的法塔赫解阵（原为阿拉法领导，2005年后由阿峇斯领导。在名义上是巴勒斯坦总统，但无实权）更为偏激，既不承认以色列，也不同意以色列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立国。

不过在1978年，政局急转直下，一度把以色列当成不共戴天之仇敌的埃及竟然向右转，与以色列媾和，且互派大使，造成阿拉伯世界哗然和分裂。不幸的，埃及总统沙特是用生命换取和平（1981年被暗杀）（埃及没有参加第五次中东战争）。

因为中东政局变幻莫测，在1987年出现了一个激进组织哈马斯，它的口号就是不断斗争，直到打败以色列，大本营就在加沙地带。

当1990年苏联变天后，又在1995年美国促成巴解机构的阿拉法与以色列总理拉宾缔造和平协议（1995年拉宾被暗杀，付出用生命换取和平的代价）。

进入廿一世纪，世界局势更是多样变化，其中最让人沮丧的是，直到今天，巴勒斯坦仍立国无望。更甚者，在以色列强占土地不归还下，巴勒斯坦控制的面积已支离破碎，如何在破碎的领土上立国？目前一方面约旦河西岸归巴勒斯坦立国，再加上另一个分离的地段加沙，国不成国，实在十分诡异。

以色列不但拥有军警控制西岸，也在加沙地带又筑起围墙防止巴人逾越。在无法自我保卫下，巴勒斯坦的立国也就等于海市蜃楼。

已经70年过去了，巴勒斯坦人的家国在哪里？在今天，在以色列土地上有9百万犹太人，而有近2百万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除非守法守纪，不然以色列是不会放宽管制的。即使在加沙地带有哈马斯的武装力量达1万5千人，但难和以色列对比军力。

至于巴勒斯坦人口共有1千3百50万人，其中510万人住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有超过一半国民流散居住在世界各地）。根据计算，犹太人住在巴勒斯坦区有75万人，约占巴勒斯坦人口的15%。

无可否认的，先是阿拉伯国家失误，不提早为巴勒斯坦立国；后是美国偏袒以色列，没有诚意解决以巴冲突，只要双方不打一场大战即可。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巴之间仍无法找到共同点。也就没有人知道，巴勒斯坦能立国吗？

 刊登于2021年5月20日《东方日报》

马来西亚向印度“看齐”？

在2019年爆发的新冠肺炎（Covid-19）是现代世界的新灾难。从2019年12月8日在武汉被发现后，到今天的5月份，前后经历了18个月，不但未见疫情好转，反而日趋严重，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到了2020年1月底，武汉市累积的确诊病例超过1万人。正巧遇上春节，政府于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约1100万武汉居民不得不转入“战役”时期。

虽然人被隔离，也被切断自由往来；尤其难得的是，政府号召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赶赴武汉提供援助，而有数以万计志愿者参与服务。后来计算共有346支医疗队，有4万2千6百名医护人员挺进湖北，与疫情开展正面的“决战”。更甚者，有两间医院也在一周内建竣投入服务。

到了4月8日，武汉封城76天后，终于解封。在未有新感染病例下，武汉终于“重见光明”。

经过统一计算，单单武汉市就有50003人被确诊（相等于中国一半的中招者），而有2469人死亡（相等于中国死亡人数的一半）。

按照中国的方案，它是先集中力量锁住武汉，而后其他城镇也作了适当的控制，充分发挥了守望相助的精神，因而被美国传染病主任福奇形容为值得学习的策略。他也主张印度向中国看齐。

不过令人失望的是，印度这个人口大国（有13亿5千万人，相当接近中国人口），因有种姓社会之分（即婆罗门、刹帝利、首陀罗及吠舍），造成印度社会的分裂。这是深受印度教影响（有80%的人口信奉印度教）的国家，当下执政的人民党也是靠印度教起家的。这种政教联系的治国之道必然造成贫富悬殊。

今天除了美国外，印度是第二个深受病毒侵袭的国家。虽然美国仍然排在第一，但印度的疫情却是后来追上，比起美国更是“十面埋伏”。

当下全球一共有192个国家都面对疫情侵袭，已有1亿6千万人被确诊，而有3百33万人死亡，比起15世纪文艺复兴后数次的疫情大灾难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下列的数字是每天在跳动的（截至5月13日）：

1）美国日增3442人被确诊，累计确诊人数是3千3百58万例及59万人死亡。

2）印度本来是排在较后面的，但在今年4月份时突然情势告急，每日都有万人中招。比如截至5月13日，一日间有35万2千余人中招，累计病例已达2千3百70万人，且有25万8千人死亡。

3）中国的确诊病例有10万余人，而有4千8百余人死亡，算是比较快速转危为安的国家。

因为中国与印度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后者在宗教及种姓社会带动下，是不可能向中国低头的；尤其是在1962年发生中印边界战争后，印度已视中国人为其“天敌”。

在印度政府不想与中国握手言和之际，印度驻香港港总领事韩慧仪（Priyanka Chauhan）则吁请中方勿让抗疫物品价格及运费提高。在中国看来，还未展示莫迪政府的诚意时，印度又在美国鼓动下在中部边境制造“进攻姿势”，牵制和打击中国的战略。

与此同时，美国还想方设法拉拢西欧国家及印度、日本、南韩与澳洲组成反华的先锋队。当世界分成两半时，将无法强强联手控制疫情的扩散。

另一方面，我们也对马来西亚的疫情恶化感到坐立不安。就目前看来，即便实施MCO 3.0，也没有迹象显示抑制了疫情的扩散。

根据数字显示，马来西亚在5月13日新增4千8百宗病例，这意味着与今年正月份时疫情高达5千宗的水平是一样的，累计的确诊人数达到45万人，也已有1788人死亡。

本来马来西亚是排在第42位，算是“前线”的国家之一。现在又跨前三名，排在第39位。有人因此担心马来西亚会步印度的后尘。首相慕尤丁解释说，这是情非得已的措施，不然国家会陷入危机。

针对新的行管令，行动党的林吉祥除了提出九大问题质问卫生部长外，又先后发表两篇文告促请首相注意印尼的抗疫行动比马来西亚更有成效。在今年1月30日时，印尼日增1万4千病例，但在今时，已降至4千6百例。马来西亚则是日增4千7百余宗病例，比起过去3个月来的日增数量还高。

再者，印尼已有3.3%的人民完成接种，而有5.1%的人民打了第一支针；反观马来西亚只有2.2%的人民完成接种及3.6%的人民接种第一支针。

此外，他也批评首相没有宣布动用数以百亿令吉的经济援助方案以舒民困。因此他指出，行管令3.0看来是失败的。

 刊登于2021年5月17日《南洋商报》

又是MCO 3.0

马来西亚在对抗新冠肺炎超过1年又53天后（从第一阶段的行管令（MCO）算起，即2020年3月18日），仍然面对每日新增病例居高不下的危机，导致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第三度实施MCO。从5月12日开始，全国实施行管令，直到6月7日。这之中除了不准跨州和跨县（除非有函件证明外），也必须严守标准作业程序（SOP）。但我们不知道这一回的行管令会再延长吗？

卫生总监诺西山针对再度实施行管令时指出：当政府在今年1月份面临中招病例有所激增后，乃在1月13日实施MCO 2.0。到了今年3月份情势有所好转后，政府又放宽条件，可惜仍有人不遵守条规（SOP），使到疫情在5月份时又再恶化。每日的确诊病例在5月初时竟一度上升到每日平均高达3千例至近5千例不等。这意味着我国在应对新冠肺炎上的措施并未奏效，从去年的第一次MCO到今年1月的第二度MCO也未能全面控制疫情，反而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才有今日的第三度MCO。

对此，我们有必要回顾最初发病时到今天的一年有余的日子里，我们究竟在对抗疫情方面有成绩吗？

·在2020年1月25日，马来西亚出现首宗病例，这名大马人从武汉到新加坡，再回到吉隆坡。其儿子也被确认中招。

根据调查，在此期间，有107名大马人从武汉回国，但只有父子两人被确诊。自此之后，马来西亚对外国游客采取较严格的入境措施。

·在1年前的统计，全球有逾4.4万人被确诊，而有1115人死亡。世卫机构警告，疫情的感染比恐怖袭击更加可怕。

·在2020年2月份，印尼、泰国、日本、英国及新加坡等有出现新冠肺炎病例，但仍以中国的武汉最为严重。此时马来西亚已有数十人被确诊。

·2020年3月18日，马来西亚首次实施MCO，接着第二次延长至4月14日，而第三次延至4月28日，下来第四次延长至5月3日，这是政府在第一阶段的管制措施。

·在2020年5月时，我国疫情受到控制，下降到个位数至两位数。国家宣布实施CMCO（有条件行管令），从5月4日至5月12日；又再度延至6月9日。

·在2020年6月10日起，我国进入复苏期行管令（RMCO），在许多方面放宽限制。

·RMCO一直实施到今年3月31日，但其它较严重的地区也恢复MCO（行管令）。不幸的是，在沙巴州选结束后，疫情在沙巴爆发（9月份）开来。

·2020年12月，马来西亚病例已破11万大关。

·今年4月，马来西亚已有41万人被确诊。到了5月9日，卫生总监诺西山说，单日又再有3733人中招，而有26人死亡。先后共有44万人被确诊及有1683人死亡。在这个月内，政府有对个别地区实施MCO或CMCO。

最令人震惊的是，首相在5月10日宣布从5月12日起直到6月7日在全国实施第三度的MCO，显示情况至为严重。

虽然卫生总监认为行管令是有效的，但民间的声音多不以为然。

针对此事，我们注意到行动党林吉祥撰文质问卫生部的九大问题是值得深思的。他说，我们已经经历2个行管令，现在我们又进入行管令3.0。即使行管令的名堂有所不同，但新冠肺炎依然活跃和不断扩散。所以他说马来西亚人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问题是值得政府思考的，为什么连续三次行管令下，疫情却一次比一次严重？若长此下去，只会全面打乱国家秩序。

根据我们所知，中国的管理制度就比我们完善些，它在每一条街道都设有街道委员会？也有在公寓设立管理委员会，不但有助减少作奸犯科案发生，而且可发挥守望相助的作用。正如古代的“保甲制度”。

在过去，马来西亚也有实行睦邻计划，在每个区设立睦邻委员会经常在夜间有安排居民轮流巡逻，也有效地管制盗窃事件，但现在已解散了。所剩下的保安单位是指警方和相关执法人员。记得有一度州政府也成立巡逻队，但被判为“非法”，也就不再活动。因此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国会议员/州议员设立的办事处，但有些是“白设”而未有提供助手的服务。在此形同虚设下，没有集体奋战的力量，也没人带头却要人民全力对抗疫情，似乎是散漫无章的。

首相慕尤丁说，政府在应付疫情上已耗资6千亿令吉，国库所剩无几。言下之意，是政府已捉襟见肘，力有所限。但公务员和受薪阶段不必为收入发呆，可是广大的自食其力的业者又如何面对呢？

虽然与世界一些大国相比，马来西亚的情况还是比较不严重的。例如印度已面临每日有40万人被确诊的惊人数目，再加上每日有4千人死亡，使到中招者已超过2千2百万例，且有24万人死亡。

这个直飚的数字已经成为世界第二，正在尾随美国。美国有3千3百万人被确诊，而有逾57万人死亡，高居世界第一；下来是巴西（1千5百万人被确诊，而有42万人死亡）。马来西亚现在排名第42，较中国为前。有人担心马来西亚的未来可能是第二个印度，我们希望这场大灾难绝对不会也不要到来。

中国本来是最先爆发疫情的国家，也面对严峻的考验，一度被认为厄运难逃。结果是中国政府只用半年有余的时间战胜疫情，取得了有效的成绩（中国有9万人中招，而有4千6百人死亡）。

除了美国传染病主任福奇建议印度向中国“取经”外，马来西亚也不妨参照中国的成功例子，缩小范围进行监控，动员人民参与抗疫。

既然我们三番数次的实施行管令，再加上紧急法令，也找不到解救方案。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策略？原本已开放的生意，例如堂食及各类小贩经营者，又再打回原形，也让他们担心未来的日子怎么过？所以给人民希望远比实施行管令重要得多。

在今天全世界已陷入1亿5千8百万人被确诊，而有3百29万人死亡，这是现代社会难以想象的“天降横祸”的悲剧。

就此而言，政府的管制要有针对性，也要有所变通，不能一味用开罚单和使用旧策略来应对已变种和十分嚣张的病毒。这是治标不治本的，例如大型商场及熟食地区的组织反对政府以HIDE作为实施管制的标准是有其道理的。这是对未来学的“误判”，也使商家陷入“绝望”中。

 刊登于2021年5月13日《东方日报》

东升西沉的争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引述在今年1月的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班上提出了“认清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这是从复旦大学党委成员周晔的讲话中表达出来（引自网站报导）。

对此中共青海省祁连县委书记何斌在干部学习会上作出进一步的讲话：“西强东弱是存量，是历史；而东升西降是增量，是未来的政治判断。”

这是指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以突飞猛进的姿势在许多方面迎头赶上。《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认为，中美疫情的对比以及美国总统选举的乱象，让中国人大增强了对自身统治能力和中国模式的信心。根据多家国际机构预测，中国有可能提前在2028年的经济总量赶上美国。过去三年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围堵都未能遏制中国。而中国方面也已做好了应对拜登政府的继续围堵中国及两国持续对抗的内外准备。

另一方面，在拜登上任100天（4月29日）的演讲会中提及将通过国会批准价值两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及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

拜登也宣布已提供130万个就业岗位给美国人民；而国内生产总值已恢复6.4%，预料整年的增长率将提升到7%。这是自8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商务部也认为美国有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失业率也会降至4%，接近疫情前的3.5%水平。

至为重要的是，美国霍普斯金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到了4月29日的每日死亡人数已降到700人以下，比去年12月的每日死亡病例约3000人的数目已大大减少了，情势已有所控制。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说，未来的10年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胜败关键年。

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伦敦举行的七国外长会议时，再次强调西方国家合作的重要性，以面对中俄的挑战。但他重申此举不是要遏制或压制中国，而是要捍卫国际秩序。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在军事、经济及外交上有能力挑战现有国际规则的国家。

反之，中国已全面控制疫情，经济稳健成长，GDP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占世界经济的比重17%（较40年前的1.7%增长了40倍）。

比较亲近中国的陆克文（前澳州总理）说：“今天，中美势力已前所未有的接近，未来（10年）对中美两国而言不成则败”。

英国学者马丁亚克（剑桥大学）一向来对霸权的美国有意见，所以在言辞上比较看好中国。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基于两个假设：其一是中国经济太落后，不可能威胁到美国的经济优势地位。其二是美国人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会西化。

其结果是令美国大跌眼镜，因为中国只用40年的时间就可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事实却展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与勤劳，建成了一个堪与世界各国比美的时尚国家。

中国显然是用“社会主义”来展示它一样能改变社会和造福人民。这也是西方国家一直不能接受的现实。美国认为自己所奉行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较为完美”的体制，可资成为其他国家的典范。因此经常高举民主、人权及结社的自由向中国作出挑战，希望中国有所改变。

本来在邓小平主政的年代（1978-1996）是比较有迹象显示中国正走向“自由与民主”，以改革现有的制度。可惜六四事件（1989年）也能未动摇中国的原有根基。

当来到习近平的时代（2013— ），又再一次令西方大失所望，它们不但看不到中国的“和平演变”（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而且还看到习近平展示了红色政权的稳固性。

即使东升西降尚未真正到来，但美国也已经开始感到中国的强硬态度所展现出来的威力。

对此，中国前财政副部长朱光耀在《新发展格局与“十四五”大趋势》智库峰会上（4月15日）的讲话是发人深省的。他说：“东升西降是大的发展趋势。但我们也要承认，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了美国经济规模的71%，但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GDP在2019年和2020年均达到了1万美元的水平，而美国的人均GDP则是6.5万美元。换句话说，美国是中国的6倍。所以中美两国在国际层面，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还有合作的空间，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马丁雅克说，200年来，西方一直掌控世界，这个时代就要结束了。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在崛起。

当美国无法消灭对手的时候，不论是东升或西沉，最好的战略是“和平共存”，中美两个大国也不例外。

 刊登于2021年5月10日《南洋商报》

印度疫情失控改写历史？

因为新冠肺炎（Covid-19）近10天来在印度肆虐，造成局面完全失控。消息传来印度截至5月4日，已有2千2百万人被确诊，而有超过22万人死亡。这种突然急增的数字已打乱和颠覆了整个印度。虽然中招和死亡病例尚远不及美国（共有3千3百万人被确诊及59万人死亡），但每天有40万人中招及3千人死亡，倒是让人触目惊心的。除了印度是中国（人口有14亿）之后的世界第二多人口的国家（有13亿5千万人口）外，也被美国设计为对抗中国崛起的桥头堡。

印度与中国的差别在于前者于1857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而后者在那个年代仍由清朝统治，但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输掉香港予英国。

由于不同种族、文化与宗教的隔阂，中印两大国家始终无法融会贯通。即使中国早年曾有派官员（如张骞）及高僧（如唐三藏）远征西域和印度（天竺）进行交易或取经，仍然形成两个格格不入的实体。在公元前11世纪已有婆罗门教的出现，但在公元前5世纪，悉达多（印度王子）在菩提树下悟道而诞生了佛教，但这个宗教只短暂取代没落的婆罗门教，及后传入中国及南亚等国家，如中国、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等；反倒在印度本土式微。结果印度教又取代了婆罗门教，成了这个国家的宗教。不论是过去或现在，信奉印度教的人口已超过80%。

正是印度教的风俗习惯带来了疫情突发严重。事缘在今年4月初开始（原应在3月开始，需两个月的庆典，因疫情有变缩短不及一个月），适逢印度教的大壶节，在印度北部城市赫尔德瓦尔在4月上旬的时候，已接待几十万的朝圣者，而在4月14日被认为是最吉祥的日子，有媒体公布约有94万朝圣者，更有的说高达140万人。这是自1974年以来，所有的朝圣者首次在同一天参加恒河圣浴活动，今年度最后一天的大壶节庆典则落在4月27日。

印度教的庆典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早已和政治挂上关系。在1906年先成立印度教马哈萨巴（Hindu Mahasabha），到了1964年的世界印度教徒会议（Vishva Hindu Parishad）乃正式成为一个组织，而致力于宣扬印度教。

由于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80年代至90年代之间，印度的人民党（BJP）援用这个宗教组织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而在选举中脱颖而出，展示了宗教的力量。

虽然最早成立的印度国大党（1920年）也是信奉印度教的，甘地及尼赫鲁就是印度教的支持者，但国大党没有像1980年成立的人民党这样虔诚地以印度教为主导思想。

这个人民党的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印度人民同盟”。在1977年扩大组织改称人民党，而且在同年的大选胜出，但只执政不到3个月即垮台，直到1980年才再重组人民党。

1998年人民党再度上台组建政府，并在1999年大选取得全面执政。

在2004年印度大选，人民党又失败，但在2014年的大选又取回政权。

2019年的大选，人民党再度执政，显然已崛起成为国大党的取代者。基于人民党与印度教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使有人劝谕政府今年不要举行大壶节（Full Kumbha Mela），但印度政府只答应缩短庆典日期，而不取消。于是一场悲剧就在大壶节中乐极生悲，造成一天内竟然有40万人中招。一向被视为圣水的恒河也救不了狂欢的信徒。按照印度人的习俗，大壶节已成为政党的重要政治筹码，结果因迷信而失算。

就美国来说，本来是希望拉拢印度在亚洲成为反华的急先锋，与日本一唱一和来钳制中国。如今在疫情恶化下，已把美国的整个战略部署搞砸了。

就当下而言，美国已没有其他更好的战略来围堵中国了，就连中美建交的功臣基辛格也认为中美冲突是不可想象的悲剧。若是拜登一意孤行，他将会面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杯葛”。因为它们承受不起与中国交恶的后果。

比较明显的是欧盟已表态不要成为美国的打手，他们察觉到与中国为敌没甚好处，反而是在贸易上得不偿失。

此外，美国原先寄望“五眼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及纽西兰组成）能成为亚洲的的“小北约”。如今纽西兰已表示无意跟进；再加上日本和韩国采取观望态度，已使到美国的反华机制无法操作起来。

更甚者，多年来被美国视为反中的越南当会与西方站在一起，可是近日越南又转变态度，表示无意与中国为敌。如果加上菲律宾不再进一步反华，马来西亚和印尼仍保持中立，则美国夹击中国的新战略将会失败。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如今没有一个回教国家与美国站在一起，而是保持与中国友好关系。这意味着美国打出新疆“灭绝维吾尔族”的牌子也打不响了。若真有此事，回教国家焉能无动于衷？可见这个指责在缺乏理据下，已无法站得住脚。

剩下的台湾问题又扯得太远了。今天已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台湾的归属问题。如果连美国也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何又忙于找理由来搞“台独”？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论是台湾海峡或南中国海，美国挑起其他国家联手打压中国的时代已过去了。1950年的韩战即使美国通过联合国调动16个国家派出军队与中国开战也取不到上风，如今还想故技重施，只能自我调侃而已。既然拜登已放话不是要与中国开战，而是要阻止中国超越美国，又何需在各方面喊打喊杀？

虽然已没有苏联，如今剩下俄罗斯，但中俄的合作防卫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大头痛的问题。不仅于此，在美军退出阿富汗后，美国在西亚的影响力又再向下滑。

今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是战争使到美国战略失灵，而是美国本末倒置不顾疫情的严重，才会把整个世界搞得乌烟瘴气。

看来是上帝要收拾美国，不然为何美国在这次灾难面前（新冠肺炎）竟是排名第一？在此拯救生命为当务之急的时刻，美国还在争议不要让中国在药品上取得主导地位，真是防到什么东西都要反华了。

一旦印度疫情恶化到无以复加，拜登将如何善后？世界又怎样继续以美国马首是瞻？

 刊登于2021年5月6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