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风在动，山雨未来

  

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政治气候和格局的变化始于1969年“513”事件前的大选，但这一年的大选所改变的是政党间席位的变动，不是改朝换代。虽然选举的结果是槟州政权易手，但这不是变天而是人事的变动，毕竟从王保尼到林苍祐，他们都是来自马华的人。虽然林苍祐的旗号在60年代改为民政党，取代了马华，但在不久后林苍祐就打道回府了。且在“513”后的第3年，即1972年，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与此同时，在吡叻出现了巫统与人民进步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在砂拉越出现人联党与砂州联盟的联合政府；及在吉兰丹出现巫统与伊斯兰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更进一步，伊党在中央内阁中有两名部长）。

这就是说，“513”事件带来的后果是：反对党虽有斩获较多议席，但它们一一被巫统收编，倒成了后者借悲剧扩大政治势力，成为一党独大。因此与其说是政局变化，不如说政局在巫统主导下，只是重新洗牌，不是换牌。

从1974年开始，联盟摇身一变成国阵，从3个成员党增至9个成员党，及后最多达14个，其中民政与马华在国阵内互争华人代表权。

巫统也在这一年借着与中国建交（1974年）的优势，拉回大多数华人票，但在国阵内逐渐形成4个派系的明争暗斗。一边是伊斯兰党与巫统叫阵，导致前者在1977年被开除出国阵，从此结下情仇恩怨，直到2018年后才又找到共识（签署了所谓巫伊合作）。但下来巫统与伊党及土团党将进入微妙关系，它们是合作或对抗倒成了新焦点。

另一边是马华与民政进入冷战时期。从1978年推出“马华七人帮”对抗林苍祐的民政地盘，到1999年的民政议员叛变，给马华壮大席位（从9席增至11席，民政则从10席变成8席）的机会，却无法争得首席部长职位。直到2003年黄家定上位后，马华民政在表面上“称兄道弟”，甚至一度还要合并，但它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大难即将临头。结果在2008年的大选，民政栽了筋斗，失掉槟州政权；马华折兵损将。彼此从“兄弟阋墙”到“难兄难弟”，没有权益好争了。

这种教训来到2018年的大选更是沉重及直截了当，把马华和民政打得落花流水，马华只剩两名国会议员及3名州议员（新近在马六甲又增两席）；民政两者都归零。

吊诡的是，马华隶属国阵（以阿末扎希为首），民政纳入国盟阵营（以慕尤丁为首）。两个阵营在斗争底下又如何合作和重新分配议席？倒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希盟的上台也出现两大问题：

其一，从2018年执政中央到2020年2月的“喜来登政变”而失去政权的希盟，在过去两年来，其执政并非可圈可点，而是由原来已当国家首相22年的马哈迪重做冯妇，他不但不会接受集体领导，也习惯避重就轻，把问题扫进地毯。例如对安华的接班，行动党也不便施大压力，而是让马哈迪自我斟酌。这就让马哈迪认为他在希盟内只有安华一人施压（这是马哈迪亲口说的，其他人未有行动）。

其二，在希盟宣言中，有提及首相任期不可超过两届，但议而不决；统考课题再议及在小学课本学爪夷文也不是坏事而困扰了不少家长和学生等。

久而久之，希盟所反映出来的执政行为与国阵的大同小异。巫统一向来不忘举行土著经济大会，马哈迪统治下的希盟也一样萧规曹随。

其三，就在希盟于2020年失掉政治权力后，外界对三党的合作也有了不同的解读，有的认为行动党与公正党的隙缝扩大，心病也多，有需要重新整合。就在此时，刘镇东提出与大马青年阵线（MUDA）合作的可能性，倒是让人一时消化不来。

当然行动党不是没有想到与民兴党合作的可行性，只是在安华未退位下，安华与沙菲宜已有心理的障碍，他们又如何合作呢？这使到行动党有意与大马青年阵线合作碰上难题，因为大马青年阵线已经和民兴党达成合作，它不可能放弃民兴党而加入希盟。

还有砂拉越近期的州选出现了一个新动向：东马不再欢迎来自西马的政党插手。因此公正党席位归零及行动党从最辉煌的12席跌剩2席，已反映出东西马的裂痕进一步扩大。

如今沙巴的民兴党要西渡，是否能震撼西马的政坛，倒是令人不易置信的。

在一切未定数下，行动党一批元老在罗兴强带领下，极可能通过民兴党发难，似乎有一股行动党及公正党的分裂势力正在西马试图结成一个新阵线。目前只见风在动，山雨未见，也不知能否“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也许他们有人正在努力塑造第三势力，只是民兴党及大马青年阵线能否扮演带头的角色？马华和民政能否东山再起？或还有其他阵线能成为取代希盟的力量？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22年1月24日《南洋商报》

安华错在哪里？

  

“是的，没有领袖不能被取代”。

这是在去年11月在马六甲举行州选后的第一个由政界及评论界发出的第一把声音。其中包括行动党的陆兆福、时评人黄进发及詹运豪等。最近又加上斗士党的慕克力，他们虽有不同的想法，但都是异口同声促请安华下台，让希盟更换领袖。

这之中的直接导因是安华及诚信党坚持委派来自巫统的伊德里斯哈伦及诺阿兹曼分别成为公正党和诚信党的候选人。安华所持的理由是要不就直接拒绝他们，要不就给他们空间，但条件是必须接受我们的原则，多元和良好施政的概念。

对此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说，行动党不接受盟党（希盟）可以接受四人帮中的两人，但公正党及诚信党坚持“收二拒二”。在无可奈何下，希盟接受了两名巫统议员的过档。

这四名来自巫统的州议员于10月4日宣布撤回对甲州首长苏莱曼的支持，迫使苏莱曼政府倒台，而有了一场新的州选。

安华身为希盟主帅是三党联盟一向来的不二想法；尤其是在2018年大选前，希盟就认为与马哈迪有了共识，才同意马哈迪任盟主，条件是一旦希盟上台执政，马哈迪只任相两年，过后就交棒给安华。

但在希盟于2018年509上台后，最初焦点就转向马哈迪能否顺利再拜相，而不是安华应如何接班？

由于在当年马哈迪已93岁高龄，因此人们不太质疑交棒问题。因为一位高龄老人，在95岁退休也正合其时。

在这方面，马哈迪也三番四次表明会交棒给安华，就是没有规定时间表，一时说会在2020年终卸职；一时说要等亚太（APEC）会议后（2020年11月）才退休。但究竟是何时？没有人知道。

可是在另一边厢，安华在被特赦后已做好接班的准备。先是通过补选成为一名国会议员。就这样，安华在补选中顺利胜出。

其时已经具备资格的安华是随时可以取代其夫人旺阿兹莎成为副首相，但未获马哈迪首肯，安华也就成为候任首相。但这个“候任”也是虚的，只要马哈迪不让位，安华就等于是一个闲人。

我们后来才知道马哈迪为何不肯交棒给安华，那是因为他不认同由安华来接班。果然一场大戏正好在2020年2月上演。这边是马哈迪的土团党叛变，通过会议另选领导层，更通过所谓退出希盟来另起炉灶，以新的结盟方式取代希盟地位。这就避开希盟而使一切变得突然。

结果慕尤丁领导的土团党就一脚踢开马哈迪，重新组合，并寻求与巫统、伊斯兰党和砂政党联盟的合作，共组一个“国盟”的中央政府（但巫统坚持这是国阵复生的政府）。不论是国盟或国阵，它们已成功地孤立马哈迪。在没有团队底下，马哈迪在希盟内已成为孤独的老人，再也发挥不了作用。有人说这也正合马哈迪的心意，他既然不要安华接班，则由慕尤丁来接班，总比让安华“坐享其成”来得好。

如果我们摊开安华的斗争史，他是靠个人的斗志和毅力往上爬的，马哈迪只提供他“政治入门票”，却没有告诉他要怎样走。就在1982年当选国会议员后，他就在短短的11年内（1993年）从1名普通党员跃居成为巫统第二号人物，成为坐亚望冠的接班人。

讵料，厄运也在此时开始。马哈迪先是拆散安华组成的“宏愿队伍”，接着在各方情报和讯息下，他在1998年将安华一脚踢开，启开了巫统内部斗争的“持久战”。虽然安华过后在外，但他依然心系巫统。

就比如在对待马六甲巫统议员叛变加入希盟来看，我们似乎看到安华也在回顾自己，原先是巫统议员又何妨？安华又何尝不是来自巫统？在这样循环底下，如今希盟输了马六甲州选（只保住行动党4席及诚信党1席，公正党全军覆没）；又在同年12月输掉砂拉越州选（行动党只胜2席，公正党一无所有），让政党联盟坐大，但也拉开东马与西马的距离越来越远。不是因安华因素造成东马拒绝希盟。

如果因为输掉马六甲和砂拉越州选，而断定安华是希盟东山再起的“罪魁祸首”，那么当安华在2008年扶起反对党组合成“民联”（后来的希盟），与国阵形成旗鼓相当的时候，我们可有感谢安华改变了时局？

又当2018年时，身陷囹圄的安华因未有自由身而让马哈迪势力再一次膨胀，这又是安华的错？

如果因为马六甲和砂拉越一役的失误而要安华一人背上黑锅是比较不公平的。他昔日的功劳又有谁记得呢？

既然此时有人认为安华应退位，那谁又适合成为统帅呢？没有人提出。

如果希盟找不到适当的取代人物，不要说“没有领袖是不能被取代的”。不信，希盟就试试看吧！

刊登于2022年1月16日《南洋商报》

相位稳固膨胀了权力

 民主行动党的刘镇东在去年及今年先后发表了同一个主旨的文章，普遍受到了关注。

在2021年8月25日，刘镇东在香港《南华早报》以“告别马来西亚总统式首相时代”为题，阐述了马来西亚的首相进入了2021年不再是昔日一手遮天的独断独行。因为新首相伊斯迈沙比里在国会内只拥有114席的支持（总数是222席），比所需要的半数（111席）只多了3席而已，随时都会出现变数，而且他不是巫统的第一号人物，缺乏威权。正因为这样，刘镇东认为新首相已不再拥有绝对的权力，他必须在执政联盟内部以及在野党之间寻求政治妥协。

对此，刘镇东的初步结论是马来西亚“总统式首相”时代行将结束，执政党必须与所有政治单位，即在野党、皇室和各州政府一起构建新的权力关系。

接着到了2022年，刘镇东在元旦日再次发表“告别总统式的首相时代”的文章指出2021年是一个转变的年代，有五个关键的发展值得注意。除了首相不再是总统（意指独掌大权。但有些国家总统只有象征式权力，大权握在总理手里。因此总统只是一个表征，不是指所有总统的权力大过于总理）集权外，他也要迎接平等联盟的降临、进行朝野跨党派的合作、让各州发挥政治新影响力、再加上新选民的诞生（有580万18岁青少年将成为合格选民）及新政党的出现等。

虽然刘镇东有提及如今的巫统不再是颐指气使包办一切的政党，但他所提及的新政治作风和策略的应用并不等于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已大有改变，更没让人感觉到已“走向民主”的年代，而是因为首相换人后需要笼络各方党派，以巩固政权，并不是体制规定首相必须纡尊降贵。

其实在2018年509过后，马来西亚出现的新政局不过是一个暂时的现象，甚至可以说在不少方面是一个“假象”。在体制并未改变下，我们是否已看到首相的权力已大大缩小？是否已向总统制说拜拜？

下列的现象告诉我们同一个答案：

（一）马哈迪是来自巫统的强人，在位22年。有诸多条文和措施都是在他主政的年代发生的。例如在巫统的年代，他是最有实权的首相，只要他牢牢掌控巫统，就等于驾驭所有的联盟或国阵成员党，更由他决定要不要将反对党拉入合组大团结政府。

他的权力达到顶峰时期是在1998年，一手开除安华党政职务和解除一切权力，两件大事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后虽卷起“烈火莫熄”但打不倒马哈迪的政权。

当安华在1999年的大选发挥效应，扶起伊斯兰党时，马哈迪就一改心态，邀请伊党共组团结政府（也是他说了算），不过却被伊党拒绝。

当马哈迪不能允许伊党强化回教刑法时，他就运用权力“扼住”伊党的条文在国会内讨论和通过。

还有在更早的时期，马哈迪在1983年掀起修宪风云，通过国会规定了法案的生效期，对皇权作了限制；及后又在1993年取消皇室免控权，这都是他因地位稳固而让首相的权力得到了膨胀。

不过，马哈迪在1988年挑起的司法危机，剑指最高法院院长时，就受到多人的诟病，认为首相已运用其权力到极至。但后来马哈迪有解释是依元首的旨意，才有此事发生。

（二）虽然马哈迪在第二度任相后（2018-2020），他有起用林冠英当财政部长而受到马来社会的批评，但他又适时地委任阿兹敏出任经济部长，以调和职务的分配。最后还是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2020年喜来登政变，希盟失政权，慕尤丁反希盟成功）。此政变不是指则马哈迪的越权，而是不认同马哈迪的作法，将财长位让回给华人，因此另一派决定将他推翻了事。

（三）最为人批评的是马哈迪对两年后（2020年）交棒事不予认同，说明了首相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希盟中没有人敢挑战马哈迪的权威。结果才导致慕尤丁带土团党离队另结盟党。在与巫统一拍即合下，一个声称不与巫统为伍的团队又回来了。

这样一来，既圆了慕尤丁的首相梦，也让马哈迪松了一口气，上演一场“狸猫（政权）换太子（安华）”的戏码。因此坊间出现了是马哈迪借他人之手成功压下安华；而土团党的赛夫丁说，是马哈迪成就了慕尤丁。既然马哈迪不愿意安华上位，那由慕尤丁上位也等于是马哈迪变相促成改变。

在马哈迪领导下，也许希盟初期有些作风是值得推荐的，例如首相不再兼任另一个重要部门的部长，明显的不再兼任财长。但在后期，马哈迪又兼任教长，似乎是要亲自改革教育。这也说明了马哈迪本性不改，可以随其心意做出改变。

（四）马哈迪也同样用个人的意愿执政。他并没有召开希盟大会讨论土团党要退出之大事。

（五）同样的，马哈迪也说，希盟的宣言太多太长，但它并不是圣经，无须一一遵守。

这就造成了一边厢有人在为统考承认进行研讨；另一边厢也被首相认为不是承认的时候，

（六）今天伊斯迈上位后与希盟讨论政改之事是因为他的地位不稳。不是有了新的限制条文，也不是巫统的绝对权力又回来了。

试问看，改选后的马六甲州政府及砂拉越州政府还会事事请教在野党吗？说穿了，政治这码事是靠势力来比较的。如果希盟在下一届大选成绩欠佳的话，它就不会像今天受到伊斯迈的热情回应了。

马哈迪绝不是革命派，也不会事事跟随希盟。他实际上是保守派的政治领袖，所以不必期望大变革的到来，也不必期望在下届大选助希盟一把。

刘镇东说，未来的马来西亚必须经历一个重要而艰难的过渡期，要么在大选中击败巫统；要么让巫统彻底“改弦更张”。

若是刘镇东的推论是现实的，也就意味着巫统可能会东山再起。至于会否改弦易辙，那就不好说了。

此外，若正如刘所分析，马来西亚下一届大选是国阵/国盟/希盟三股势力在角逐，则马来西亚政坛既存的“马来人至上”观念是不会被改变的。因为三股势力都没有否定“马来人至上”的指导思想。

今天的首相因为不是强势的，所以事事左右逢源，以求生存。我们若是把现象当本质，以为现象变了，本质也跟着变。

当制度的核心未改变时，只凭感觉来论断首相权力之大小，那也会跌入虚拟的境界。如果下届大选过后，伊斯迈地位变得强大，他的权力自然跟着膨胀，除非有法律的依据，不然首相的权力又如何被削减呢？

就此来看，刘镇东的论述尚未触及核心及权力的改变。如果只从看表面下结论，也真是走得太快了。不知刘镇东以为然否？

刊登于2022年1月13日东方Online

中道是什么政治立场？

  

在2010年1月，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已升任槟州首席部长的林冠英以党秘书长的身份提出一个崭新的概念和立论，并将它视为新的政治论述，那就是“中道大马”，希望作为行动党今后斗争的指引。

在这之前，刘镇东与丘光耀有鉴于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代阵线”也引发党内出现第三条道路的呐喊，以有别于巫统所主导的“第一条道路”（马哈迪当时说，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及伊斯兰党提出的“第二条道路”（否定世俗政权，强调政教合一）。因此 “第三条道路”不但是世俗和民主兼顾的，而且可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及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取得“占据中道”的优势，所谓“得中道者得天下”。这是马来西亚政治生态的铁律。

从那时起，“中道大马”成为其中一个标志，但未掀起轩然风波。

作为与林冠英、刘镇东及丘光耀相熟的朋友，我对他们的政治论述是有些不易消化的。因此不得不请教他们讲得更明白一些。

因为“中道”在我们所理解的理念中，既不是政治意识形态，也没有衬托出党的立场和路线。为何行动党的政治立场变成“中道”了？而这个中道不是从左还是右派中衍生出来的？

我且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政党的立场是黑白分明的，不是悬挂在半空中的浮云。

其一，在1966年获准注册的民主行动党的前身是属于1954年在新加坡注册的“人民行动党”，创党人是李光耀。他开宗明义阐明这是一个走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与共产集团不同阵营。在60年代初党分裂后（分出另一个取名为社会主义党），就出现前者走非共社会主义路线，以有别于社阵所奉行的社会主义路线，这个新政党也被对方称为“亲共”的社会主义政党。

在这个过程中，人民行动党不曾将党的路线和意识形态改成“中道”或“中庸”（因为这不是党的路线，只能视为战略或策略）；同时民主行动党也不曾将其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改成“中道”或“中庸”，它鼓吹的是“第三条道路”，不是“中道”。即在联盟/国阵（右）与社阵（左）杀出第三条道路。

其二，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行动党就易名为“民主行动党”。在1969年的大选中，这个新政党在大选中取得13个国席及31个州议席的佳绩。

在70年代初期，林吉祥取代吴福源成为党秘书长后，范俊登就出任副秘书长（因林仍在内安令下被扣留，由范出任代秘书长）。

在1978年，范俊登从孟买发信给林吉祥，宣布退出民主行动党。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也让林吉祥大吃一惊，即刻在他印就的第一本处女作《马来西亚的即时炸弹》一书中加印两页，阐述范俊登退党事件。由此可见，范是第一个被林吉祥非常重视且视为战友的“敌对”同志。

他们的冲突主要是范俊登不满林吉祥在世界社会党大会上反对马来西亚的内安令，却又支持新加坡的内安令，被视为是双重标准。

在当时，荷兰工党准备在大会上动议开除新加坡。后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选择自我退出而了事。虽然如此，范俊登与林吉祥的矛盾已到了白热化，导致范另领导社民党与行动党对着干，可惜范未有突破。直到1999年，范氏重回行动党再参加大选，却因物换星移，他再也不是当年如日冲天的“英雄人物”了。在选举未捷下，他终于离开政坛（2010年逝世）。这说明了党的立场和意识形态是十分重要的原则，可以酿成国际大事。否则范无需与林断交一个长时间。反之，他们倒是可以用“中道”三两下子打发了。

其实在任何国家，每个政党必然有其立场和指导思想。即所谓的“左派或右派”。保守的政党我们称之为右派，这也包括巫统、马华、国大党及当下的土团党和伊斯兰党，它们基本上都被划成右派的政党。

虽然在野的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被划分成左派，但这些政党也非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于是出现了“中间偏左”、“中间偏右”的名称。因此“左右”成了一个标志，不是“中道”成为鉴定党的立场的唯一标准。严格来说，“中道”是没有立场的，它必须依附一个派系才能成党成章的。

如果中道可以成为一个准绳，那么巫统、马华及国大党一旦声称它们已走中道之路，是不是已不再属右派而是朝野政党可以依据“中道”结合在一起了？这与纳吉的“一个大马”及伊斯迈的“大马一家”不是同出一辙吗？就此来说，我们看到了“中道大马”落实了吗？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林吉祥似乎从来没有质疑行动党的原有政治立场，也未曾解读过所谓“中道”或“中庸”的大马是行动党的新指导思想。。

这也许劳烦刘镇东向林吉祥讨教，他到底对“中道”有什么看法？

我希望行动党能正本清源，赋予“中道”或“中庸”在政治上的真正意义，它到底是政治手段，还是政治理想？

刊登于2022年1月9日《南洋商报》

兜兜转转我们又回到从前？

 转入2022年，一般人的目光会把焦点投向马来西亚的第十五届大选在何时举行。按宪法规定，政府可在2023年才举行大选，因离2018年的大选刚好达5年，是时候让人民做出新的选择。

但是，如果按照前首相慕尤丁的意愿，若是他较早前能与反对党阵线达成谅解协议，就肯定会在今年内举行大选。

姑不论是在今年或明年大选，我们所面对的局面应该是没有多大的改变，甚至更糟。例如来自沙巴的民兴党近日宣布与已取得注册的大马青年阵线（MUDA）合作，就没有溅起巨大的浪花，而是被民众以平常心看待。

这是因为民兴党的领导人沙菲宜虽曾担任过联邦的乡村发展部长及后来的沙巴首席部长，也曾是巫统副主席之一，但其知名度远不及安华及西马某些政要，以致他想要取代安华地位以成为“希盟”的领袖一直都未能如愿以偿。

沙菲宜毫不隐瞒地希望有机会成为下一任国家首相（吊诡的是，这个建议竟出自马哈迪之口，以阻止安华上位。虽然他明知道尚不是时候，也绝对不可能，却给沙菲宜表达十分错误的幻想），也要安华适时让位；尤其是在2021年争夺相位时，更触及沙菲宜一度与安华关系淡化。也许沙菲宜认为自己是比较适合成为团结各政党的共识人物，特别是得到马哈迪的祝福。

可惜在东马人看来；尤其是来自砂拉越的民众看来，他们又何曾支持过沙菲宜上位？言下之意，是沙菲宜一厢情愿，也没有考虑到西马的其他重要因素。

即便马来西亚成立已届60载，但时至今日并没有人认为首相可以来自东马的。不但砂拉越不会支持，而且西马的政界也不会支持。

现在与民兴党合作的政党是刚在西马成立的大马青年阵线，在影响力方面还不成气候。再者，其领导人赛沙迪虽曾是马哈迪的“宠儿”，在308后被委为青年体育部长，但仍不是政坛红极一时的后起之秀。

因此沙菲宜与赛沙迪的合作不会改变西马人转向支持东马人出任首相的心态。

其实从一开始，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和安全中心都在西马，东马还未到取代西马的水平。所以东马人要飞象过河，那还是过早的。

这也说明了在第十五届大选时，民兴党和大马青年阵线只能是其中一个党派，即使投票年龄降至18岁，也不一定占尽优势，但却印证了它们与希盟的关系已转淡，甚至可能走向敌对。

放眼当下，国内至少存在三个阵线的组合，也许在它们之中再衍生半个或多一个。

其一是目前居于执政地位的国阵，以巫统为首，与伊斯兰党及土团党的关系转淡。但这股旧势力若没有土团党、砂政党联盟及沙巴土团党的合作，其地位是岌岌可危的；尤其是现任的首相伊斯迈沙比里表面上看来是来自巫统，实则他是得到土团党组成的国盟的支持才上位的。为此，依斯迈也不一定完全听命于巫统某些人，他极可能在2022年稳定地位后，才在2023年举行大选。

若是伊斯迈抓到主动权，巫统当权者的势力就会转小，也不一定会在第十五届大选中重振旗鼓，反而让时任首相伊斯迈在乱局中继续任相而成为折衷人物。毕竟在伊斯迈背后还有一个由其哥哥卡玛拉扎曼组成的人民势力党，随时都可以成为有用的备胎。

由此观之，目前的“国阵”或“国盟”也是不完整的，因为土团党组成的国盟又与马华、国大党、民政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它们不全归属国阵/巫统。这两股势力可能会在内部斗争中一分为二，或表面合作，实则勾心斗角的半分裂状态。此外，伊党是不会离开执政集团的，而是会拼命在执政集团内既与巫统好，又与土团党好，以争取成为造王者。这就是我所说的马来西亚整个局面是三股势力在斗，也会分裂成四股，即使不分裂，也会呈现互挖墙角，一党二斗的情况合起来就是三个半了。

其二，不归属希盟的新组合正在自成一个新阵线，其成员包括斗士党、民兴党、大马青年阵线及全民党（由钟少云、孙伟瑄及祖莱达部长合作组成）等。

这个组合将可能以马哈迪为首，以沙菲宜为副。但它是否会正如马哈迪所期望的，成为“第三势力”？尚未看得出来。只能推论这新组合是旧的人马穿上新衣迎向挑战。

其三，在2016年组成的“希望联盟”（希盟）是因为2015年伊斯兰党闹内讧，导致一部分所谓的“开明派”被排斥，也就出现退党潮另组国家诚信党，以取代伊党在希盟的地位。

但希盟这个政党的组合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在2016年后，也得到马哈迪的支持。后者竟又成为希盟的“统帅”。目的是撮成马哈迪与安华的重新合作。

未想希盟在2018年取得胜利入主布城后，就开始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第一是行动党被委重任，由林冠英出任财政部长。一时之间，让人有错谬的感觉。这是马华陈修信在1974年丢失后就不再由华人担任的官位。

第二是马哈迪对安华的态度还是没有多大的改变；尤其是在接班问题上，更是顾左右而言他，因此希盟一掌政不久后就出现矛盾和相互倾扎。一方是马来人指责马哈迪把政权“典当”给行动党，让行动党当家作主；另一方面又让行动党在支持他或安华之间采取较为“中立”或亲马的立场。

第三，马哈迪先是通过其土团党召入大批巫统议员，形成了土团党取代巫统的声势，以便向马来人证明它不是行动党的“傀儡”，而是有意让巫统从另外一个角度穿新衣重生，即通过土团党复辟巫统。无形中也得罪了希盟。

以上或只是马哈迪的个人如意算盘（没有经过希盟的共识）。因而在后来也刺激党内另一派起事，那就是慕尤丁的结集而上，通过2020年3月的“喜来登政变”，将马哈迪晾在一边。

这印证了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它们会在权力到手后进行斗争和分化，国阵和希盟也不例外。

但不论马哈迪、安华、慕尤丁、沙菲宜、阿末扎希、希山慕丁乃至纳吉都是来自巫统，若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又把我们带回国阵（巫统当家的年代），谁又说绝不可能呢？

我们不要忘记，在1969年的“513”悲剧后，我国的反对党一一被收编而在后来由执政党组成国阵，将伊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收入麾下回到国阵（取代联盟）的组合，这不是回到如假包换的“新旧势力组合”的联盟（改名成国阵）的年代吗？

除非未来的政局有激烈的大变动，不然我们还得在巫统的新人与旧人间作出选择。可怜的马来西亚人民，名义上是政党琳琅满目，但选来选去，国阵也好，希盟也好，到头来却是让人觉得还是生存在巫统阴影的年代？

刊登于2022年1月6日东方online

新的一年，危机不减

 刚刚送走忐忑不安的2021年，我们又迎来了充满危机的2022年。

我最近有应创业促进会之邀作了一场专题演讲：《中美若开战，结局如何？》。但言之不尽，在此做一个重要的补充。

我先引述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在2020年11月份发表的一篇由克里斯托弗莱思（Christopher Layne）撰写的《中美会再打一场大国争霸战吗？美煤：可能性越来越大》的评论文章。

这位历史学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指出，当年德国与英国之间本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关系，但后来，双方开始经济脱钩，而导致英德的关系与今天的中美关系竟是如此的相似。

在一战前，德国已在科学技术和海军力量已威胁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前者所实施的政策基本上是与自由主义价值观对立的。因此，当战争爆发时（1914-1918），英国就将这场战争形容为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

作者说，德国建立强大的海军和拓展海外殖民地是希望获得国际地位，不是要挑战英国（联合王国）的地位。

另外一位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莱伦（Margaret Macmillan）的结论是：这场战争是一个感到自己优势正在消失的主要全球大国与一个正在崛起中的挑战者发生了冲突。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近因起于匈奥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枪杀而引发，但在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1815-1898）所打造的基础下，德国走向工业强国，和英国对立而在后来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2012年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梅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金融时报》针对中美潜在的冲突文章中这样说：“在公元前5世纪时，古希腊历史学家、思想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以《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传世。他认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斯巴达对雅典实力的增长心生恐惧。”

2017年，艾利森用这一理论和观点出版了《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进一步阐述中美两国目前正处在战争冲突的进程中。他还引用哈佛的另一项研究证明人类在1500年的历史长河中，共有16次是新兴强国与既有强国爆发的冲突，其中有12次引发战争，证诸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

艾利森指出，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国家有意取代现有主导国时，自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后人也就将此历史事件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也适用于近代的战争（如一战中的英国和德国之较量）。

克里斯托弗·莱恩补充说：就今日来讲，在中美关系上，美国仍有最后的避让机会，在台湾问题以及中国涉及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上做出真正的妥协，并承诺不干预中国内部事务。

他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不能让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妨碍它与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修好。

中国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访美时，也一再否认这个理论的正确性。他说，我们都应该避免陷入“陷阱”，因为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也没有这种行动的基因。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中国的崛起及不称霸也不掠夺，相信在2050年后中美关系会出现缓和。”

在这里，我们也对林毅夫提出2050年后中美关系的和解是否意味着不会发生世界第三次大战？

如果说美国的“兰德”（Rand）（2016年）的报告曾预测中美开战可能发生在2025年。但时间太短，那是不太可能的。

另一份科幻学说是由北约（Nato）前最高指挥官史塔夫瑞迪斯（James Staridis）与另一位退役军官亚克曼（Elliot Ackerman）所著，书名是《2034年：下一场世界大战的小说》（2034: A Novel of the Next World War）。

作者认为中国在稳定香港及好整以暇应对外来突变下，在未来10年内不会出兵。因此2034年是符合中国前进的时间表。届时中国的军力及人工智能（AI）网络等能力已告成熟，足以应对外界挑战，也就对中美开战有所质疑。

另一本书是由中国和美国学者合撰的：《中国：2049年走向世界强国》。这是指到了这一年即离开现在只有28年，中国将进入建国100年而成为现代化先进国家，与在今年刚步入100年党庆的节日相互映辉。

这就与林毅夫说到了2050年，中美关系会和解也是相一致的？

刊登于2022年1月3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