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党突而不破

我国团结政府中的一个小党—国家诚信党（Parti Amanah Negara）是在2015年成立的，但它是借助原已存在的马来西亚工人党（Parti Pekerja-Pekerja Malaysia）将之易名而成，也就有了诚信党在2015年9月16日成立。

诚信党的出现是因为伊斯兰党于2015年6月15日代表大会上，通过宣布与行动党党断交（后来也宣布与公正党断交）导致行动党宣布“人民联盟”（简称民联，由安华在2008年大选后组成，成员党有公正党、行动党及伊党）不复存在。到了6月17日，公正党也承认民联已瓦解。

较后，伊党的党选中，保守派势力一举将所谓的开明派的人选扫出党选。

换句话说，伊党内的开明派也自称为“埃尔多安派”（土耳其总统之名），在选举纷纷落马后，开明派就与保守派（当权派）展开斗争。

就这样末沙布领导的诚信党于2015年9月22日与公正党及行动党成立“希望联盟”（简称希盟），以取代原先的“民联”。

在2018年的大选中，希盟在马哈迪领导下，意料之外取得中央执政权。希盟政府在改朝换代下，首次取代国阵成为执政集团。

也由于事先已安排好，由马哈迪再度任相，两年后再交班给安华。本来在2020年时，已届交班日子，但马哈迪并没有明确表示何时卸任，反而在此关键时刻，宣布辞首相职，也就意味着国家暂时没有首相。

而正在此时（2020年2月份），一场政变在喜来登酒店发生。结果出现了由慕尤丁领导的“国家联盟”新政府（国盟是由土著团结党、巫统、伊斯党间接连同东马的政党组成）。这样一来，希盟大权旁落，安华首相梦破灭了。

但是上位的慕尤丁（2020年2月担任第八任首相）仅仅执政14个月，就在2021年8月16日被推翻了，改由巫统副主席伊斯迈沙比里就任第九任首相。

伊斯迈沙比里显然是被巫统所操纵的，他成了巫统主席阿末扎希的棋子。因此在2022年11月有了新的选举（第十五届国会选举）（在时间上，伊斯迈沙比里只担任首相13个月），他是在巫统逼迫下，举行新的大选。

选后又是出现悬峙国会，希盟及国盟各自宣称已获得超过半数的议席支持（总数222席，半数即超过111席）。

在角力下，安华的希盟脱颖而出，因为他也得到砂拉越政党联盟的支持（23席），也得到沙巴人民联盟的支持（6席）。

统计之下，公正党有31席、行动党40席及诚信党8席，再加上巫统/国阵的30席，已接近半数，再加上东马的支持，安华主政大局已定。

当然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的大选结果是如何的，因为目前居于反对党地位的伊党（共有43席，且执政4个州—吉打、玻璃市、登嘉楼及吉兰丹）和土团党（31席）联手，随时都会发生变化。

但不论政局是朝向稳定或动荡不安，诚信党也帮不了大忙，因为在2022年的大选，诚信党跌剩8席（2018年有11席）。若以区域来算，诚信党在雪州拥有5个国席，也得力于公正党和行动党的助力。这意味着，诚信党势力尚未深入民间，例如在2018年的州议席，诚信党在槟州有2席，但在2023年只剩下1席；在吉打州原有4席，如今席位归零；在霹雳州原有6席，如今仅剩1席。

比较令人注目的是，诚信党也幸亏出了几位好议员和好部长，如不久前病逝的沙拉胡丁（贸消部长）；又复职的朱基菲里（卫生部长）和现任党署理主席慕加希，可以说是与党主席末沙布（农业部长）齐名的人物；尤其是慕加希，他曾任首相署部长，近日则晋级出任党署理主席，他的父亲是已故尤索拉哇。后者曾在1969年大选中击败马哈迪而名声大噪，在1983-1989年出任伊党主席。在任期间，适逢伊朗宗教革命成功，也就影响尤索拉哇建议在党内设立长老会。

当1989年尤索拉哇将领导权交给法兹诺后，伊党就进一步滑向宗教的道路。在法兹诺于2002年逝世而由哈迪阿旺担任主席后，宗教色彩更加浓厚。

不过诚信党不认同哈迪阿旺的论述，也在多个场合拒绝宗教政治抬头。末沙布说，宗教与种族是最容易被滥用和骑劫的，可是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也就需要拒绝极端政治和思想。

遗憾的是，诚信党直到今天尚未能取代伊党的地位，因为它不具有如伊党能伸入民间的影响力。

为此，我们注意到首相安华在不久前有向伊党伸出橄榄枝，希望后者能加入团结政府。虽然在一时之间伊党未作出积极的回应，但安华显然已在思及政治的下一步走向。

除非诚信党能自我壮大，否则它要成为伊党第二是比较困难的，这也是今日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

正因为诚信党的力量有退无增，也就使到安华不得不出手将马来政治拢合在一起，但这只是起步，离开所谓真正的团结政府还远呢？

就此而言，诚信党是突而不破的。

 发布于2023年12月28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12/28/620386

安华改组内阁两箭齐发

 

首相安华的内阁改组并没有惊人的改变，但有两个职位是令人瞩目的，其一是行将上任的第二财政部长阿米尔韩查，他在槟城出生，今年56岁，毕业自澳洲邦德大学，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在2012年至2018年间担任国家能源副总裁，后在2019-2021年升任国能总裁兼总执行长，而后在2021年升任雇员工积金局（EPF）总执行长。安华形容他是拥有27年企业管理经验的领袖人才，因管理公积金表现突出，被安华委以重任。

有关第二财长的委任，始自马哈迪主政时期。在1998年安华被革职后，财长一职一度归首相马哈迪兼任，一直到2003年马哈迪卸职后，才由继任首相阿都拉兼任。到了纳吉任相年代（2009-2018），他也委任第二财长协助他分担工作，分别是阿末胡斯尼及佐哈利。

因此安华这次改组内阁委任专才出任第二财长也非出乎意料之外。

另一位被关注的部长是曾任卫长的祖基菲里，他是诚信党的策略主任。在2018-2020年期间，曾以卫长的身份，有序地缓解我国新冠肺炎病毒。后因发生喜来登政变（2020年），他才失去部长职。直到2023年诚信党的沙拉胡丁于7月份逝世后，安华才委祖基菲里回锅，因为他在疫情严重期间有良好的表现。

不过，我们也发现到安华对内阁的改组也只能点到为止，基本上保持了公正党、巫统及行动党在团结政府内的实力。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安华手上还有两张王牌尚未全面发挥，一个是已经发难的4名土团党议员表明转向支持安华（但不退党，这是反跳槽法令通过后留下的漏洞）。

根据较新的消息指出，或还会有另外5名土团党议员也会公开表明支持安华。若真有此事，则土团党的未来堪忧。

虽然土团党内部有消息说，会有10名公正党的议员不久将 倒向支持国盟，但一直是只闻楼梯声，不见人下来。因此不被当真，只能当成传闻。不过下来两党必会有更大的摊牌，为此消彼长是政治的逻辑。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安华手中仍握有一张尚未尽全力发挥效用的“王牌”，那就是由安华控制的回教青年运动（Abim）。

这个组织于1971年8月6日由国民大学的回教学院所成立，但第一届全国大会于1972年举行，主要集中在教育活动，发起人是华合苏莱曼（Ustaz Wahab Sulaiman），而领导这场运动的是拉扎里纳瓦维及安华。拉扎里是第一任主席，1940年在吉兰丹出生，1966年在埃及阿兹哈大学毕业，且在1971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完成宗教比较硕士学位；更在1992年在大马国际回教大学考取哲学博士学位。1974年安华成为第二任主席。2023年5月8日拉扎里逝世，享年83岁，安华夫妇参加出殡仪式）。

Abim的重要成员还有已故伊斯兰党主席法兹诺及现任主席哈迪阿旺等人，但由始至终，这个组织依然操控在安华手中。

1979年，因受伊朗宗教革命成功的影响，Abim也在马来西亚推进温和的回教运动，因而在1982年有回教国际大学的成立及1983年有回教银行之设，会员也由初期的7千名（1972年）发展到1980年的3万5千名。到了2001年更是超过6万名，但它的影响力主要在城市，而在农村的影响力比较薄弱。

巧合的是，马哈迪在其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对安华（1981年）要加入巫统感到惊讶，毕竟他对Abim的参与，以及他的公开言论，使他理所当然成为伊斯兰党的盟友。不过马哈迪也承认当时安华还被当成伟大的回教领袖。

“我希望安华的回教学识能成为巫统作为回教捍卫者的信念，增添说服力，因此我决定接受他为党员。”

在后来，我们已知道安华的故事。

这当然也是马哈迪始料未及的。但在今天，当伊斯兰党咄咄逼人时，安华已感到若再不出手可能已经晚了。因此安华将会借改组内阁之际，向对方左右开弓，一支射向土团党，另一支射向伊斯兰党。刚好今年的Abim也换了新主席阿末法米三苏丁，而原任主席费沙则当选净选盟主席，也强化了安华的执政地位，舆论就此认为其意义不亚于内阁的改组，但是否如此？且拭目以待。

刊登于2023年12月28日《南洋商报》

百年大变局已在路上

 

2023年即将成为过去，而2024年将引领世界走向一个不明朗的未来。不过，一切都得从十五及十六世纪说起。

一位出生于意大利的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资助下，于1492年到1502年四度横渡大西洋，并成功到达美洲大陆，为西班牙开拓首个殖民地。此风一开，西方国家也开始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

根据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分析，大约在十八世纪的晚期，西欧发生了两股演变潮流，接着蔓延到美国，一个是工业革命的影响；另一个是政治革命的影响。这两者也将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

所谓的工业革命始于1760年，由英国带头推动，一直延续到1840年。这期间最重要的是，英国人瓦特于1759年的蒸汽机的发明与改良，把世界引进一个工业时代。

至于第二个政治革命则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这是在西方社会首次出现的一个世俗化、民主或为民主思想所感召的政权，目的是推翻帝制和寻制，走向资产阶级的时代。

不论工业革命或政治革命，在十八世纪，欧洲各国也忙于为王权与君主立宪展开激烈的斗争，例如在1804年，拿破仑企图复辟王朝，但到1814年他被迫退位，后被放逐厄尔巴岛。

由此可见，欧洲走向君主立宪是无法逆转的潮流，英国即为一例。法国也在战后巩固了第三、第四乃至第五共和国，已标志着君主没落和总统制的兴起。

与此同时，我们也从另一方面看到一个新政治制度正与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激烈和残酷的斗争。这就是在1848年由马克斯与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不但与资本主义针锋相对，更扬言要通过革命来打败资本主义。

虽然马克思相信新制度可取代旧制度，但直到今天，尚未有一个西方国家被共产化。反而在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取得胜利后，才在俄罗斯建立起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比起法国大革命的目的更为彻底和更见其效。

抑有进者，列宁还进一步将俄罗斯周边16个国家结合起来，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苏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又取得更大的红利，那就是她成功地将欧洲分割为两半，一半归美国领导的西欧，在1949年组成北大西洋公约机构（北约）；另一半则是由苏联领导的东欧，在1955年组成华沙公约（军事集团），与美国进行激烈的斗争。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后，华沙才宣布解散。

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使到美国不得不两面开弓，世界也就进入了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是联合回教国家和中立国家与共产国家相互对抗。如在60年代，回教国家与共产国家未能保持良好关系也主要是受美国的影响。例如马来西亚在五六十年代不与苏联和中国建交皆是出于反共的立场。而印尼原在五六十年代与中国友好，但在六十年代中期则爆发反共反华的示威，不仅连累印中在1967年断交（直到1991年才复交），而且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回教国家与中苏的关系若即若离。先是美国在七十年代成功策反埃及等国远离苏联而亲美；更在九十年代支持阿富汗的宗教分子向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军展开圣战。

如果我们回顾七十年代中美关系已有所好转，那是因为美国希望争取中国一起抗苏，而不是美国已改变对中国的政治立场；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更是引起美国的高度紧张且怀疑中国的动机。

其实美国所坚持的这个世界只能有一个霸权国家，那就是美国。今天“一带一路”列车既然已成功地打进美国的后院（欧洲），及中东、非洲和亚洲的回教国家分别与中国的关系向前跨进时，美国的特朗普及拜登已按捺不住其内心的担忧和怒火，因此挫折中国成为新的对手正合其时。

这也是为什么百年来（中共建党一百年时），习近平主席形容当今世界已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由此可见，新的一年世情还是不容乐观的。

 刊登于2023年12月25日《南洋商报》

华人首席部长20年不变？

 最近马来西亚舆论有一场争论，事缘民主行动党元老林吉祥在英国向一群学生演讲时，有谈及马来西亚的宪法及种族的问题。

林吉祥说得没错，只要当选国会议员且能控制议会内大多数席位者就能被元首委为首相而得以组成内阁。

因为在独立前，根据1957年的人口统计，马来亚的马来人有312万余人，占人口的49.8%；华人有233万余人，占人口的37.2%；而印度人只有73万余人，占人口的11.3%。总人口有627万9千人。因此由马来人领导这个国家是没有争议的。

这也是为什么马来西亚从独立到今天都是马来人当政和出任首相的，除了马来人口占第一外，在议会内马来人也占了大多数。例如，在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其成绩如下：

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巫统35席、马华15席及国大党2席；而伊斯兰党只赢得1席；拿督翁组成的国家党则全军覆没。

这就是说，身为巫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被委为马来亚首席部长，也没有其他人争相提名。在同一年的年底，东姑率领联盟及新加坡代表，在华玲与马共展开和谈。结果谈判破裂，因东姑坚持要马共投降缴械；而马共坚持其党的合法地位，并可参加国家举行的选举。

谈判失败后，马共的陈平回返马泰边境，继续其武装斗争；东姑则忙于组织其内阁，并为到英国争取独立而忙碌。

1956年，代表团在英伦谈判成功，英国允准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

当马来亚独立时，东姑也已向最高元首宣誓出任第一任首相。

本来这个职位是巫统创党人拿督翁最有机会的，无奈他已于1951年离开巫统，选举又选不上，也就只好让位给东姑了。

至于槟州人口在1957年时，马来人有16万5千人，占人口28.8%；华人有32万7千人，占人口57.2%；而印度人有6万9千人，占人口12.2%。

以人口比例来算，自然是优先考虑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为此，东姑特意推荐林苍祐担任首席部长（因林苍祐在1955年的州选中，领导联盟参选14席全胜），但林苍祐婉拒，刚巧其父亲逝世不久，也就以此理由反而推荐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他们两人都是民选州议员）。

虽然林苍祐的公开理由并不充分，东姑也尊重其决定，同意通过槟州联盟会议来决定槟州首长人选。

据我后来的了解，林苍祐之所以未接受担任首长职，是因为他还有更大的理想，他要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领袖。果不其然，在1958年马华党选时，林苍祐竟成功击败陈祯禄而当选第二任马华总会长。

根据当时的报导，在槟州联盟会议上，由林苍祐主持（他是槟州联盟主席），有两名候选人角逐首长职，一位是王保尼（由林苍祐推荐）；另一位是谢成金（林苍祐的表哥），而林苍祐运用主席拥有两票的特权，全力支持王保尼。就这样，王保尼成了槟州首任首席部长。

谢成金失败后也没有再争论此事，因为大多数人尊重林苍祐的推举，但得以被委为行政议员。许多年后，我曾问过林苍祐为何不支持“自家人”，反而支持一个外人？他没有正面回答。但我猜想，他是帮理不帮亲，又或许另有其他原因。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林苍祐的眼光是眺向全国的，不局限于槟城州。

下来的问题也许我们会问，为何马来西亚只有槟城州是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而其他州没有？这是英殖民政府刻意留下来的。毕竟在独立前，林苍祐已被参政司（英人担任）委为首席议员，意味着他是未来的首席部长。再说，当时槟州的华人人口已超过50%，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是没有异议的。

此外，关于首席部长的故事，我们倒可以穿插一段真实故事。

话说1990年的大选后，巫统仍一枝独秀，赢完所参选的12席，而民政党只胜7席；尤其是林苍祐在阴沟里翻船。

在这种劣势下，民政党先是拒绝接受被委为首席部长。当年的槟州民政党主席陈锦华说：我们向马哈迪反建议，由马来人担任首席部长，因巫统有最多的州议席。

但马哈迪基于现实的理由，不同意马来人担任首长。他认为这带有冒险性。因此他敦促当时的教育部长安华与民政党领袖会谈，以说服民政党推举一人担任首席部长。

陈锦华在当时说：我们后来向马哈迪提议，若要民政党人担任首长，须要由民政党人同时担任槟岛市长才有意义。未想这个建议被接受了。就这样，许子根出任首席部长，而陈锦华也荣升槟岛市政局主席直到1996年，真是“买一送一”。这之后，许子根也在这一年接任槟州民政党主席，完成一人兼两高职的传统。

虽然事过多年，统计局的数据已显示槟州的华人不再是最大的族群，但我的看法是，即使再过20年，还是得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因为华人只剩下这一“堡垒区”，如果连槟城也不保，则华人要享有第二最高荣誉也很难。

以此推论，槟州首席部长归属华人在20年内也不会改变。如果民主行动党不信邪，倒可以试看，在下届大选不妨推出非华人担任首席部长，以展示行动党的多元化，那么我们也就会不乐观地看到行动党已不能保住其优势。

换句话说，我们依然相信再过20年，华裔首席部长仍是槟城人的取向。

发布于2023年12月21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12/21/618969

这回轮到伊党压巫统

  

马来人的政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31-1945）就已出现分裂，但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更甚的是，在分裂后寻找整合的不多，大多数是继续分裂或自我消失的。我所说的马来人政治是指由马来人组成的政党，即便有的自认为是多元种族的，但还是以马来人为主导（如拿督翁的国家党及安华的公正党）。

战后，比巫统早一年出现的是马来国民党（1945年成立），领导人有布哈鲁丁、阿末波斯达曼及依萨。这些领导人基本上具有左翼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印尼苏卡诺领导的国民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党员一度高达10万名左右。1950年这个党被查封，被指涉及共党活动，布哈鲁丁也被扣捕。出狱后，他于1955年连同阿末布斯达曼共同组织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党。1956年布哈鲁丁离开人民党，被邀领导伊斯兰党。

1946年，第二个马来人政党——巫统，在拿督翁领导下成立了。但在1951年巫统闹分裂，他另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中败给巫统，也就掀开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时代。

也是在这一年，巫统又分裂了，伊斯兰党成立了。

但分裂归分裂，巫统不但成功反对英国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而且也在1948年2月促成“马来西亚联合邦协定”的生效。在同年6月，英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1957年巫统（右翼）领导马来亚取得独立，它开始面对左翼的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的挑战，一时之间，马来西亚政治陷入两个阵营的斗争。在一个特定的年代里彼此都卷入了东西方集团（美国和苏联）的大国博弈斗争中。

到了1959年的大选，伊党夺得了13个国会议席，更执政了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权，成为最强的反对党。而联盟则拥有74席，政权稳固（总共104席）。

换句话说，从1959年之后，伊党与巫统就在分分合合中不断斗争。由此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这两个政党直到今天还是争个不休。先是70年代，由巫统打压伊党，更在1977年将伊党逐出国阵，展示了巫统的霸权政治。而伊党则不堪一击（在1978年丹州选举，失掉丹州执政权；更在1980年国选，伊党仅剩下1个国席，看来大势已去）。

未想2022年的大选又是一个大逆转。这一回是伊党打压巫统，不再是巫统颐指气使了，伊党正以逸待劳向巫统招手。

安华虽从中斡旋，成功组成主要是三党合作的团结政府—即公正党、巫统及行动党，它们的席位分别是31+26+40，一共97席；若再加上诚信党的8席，也不过105席未过半数。因此它需要沙巴的人民联盟（6席）及砂拉越的政党联盟（23席）的支持才得以巩固执政地位。

但问题是这样的组合并不是铜墙铁壁的，只要有一方倒戈相向或分裂，整个局面就会动荡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安华不久前向伊党伸出橄榄枝，希望能在未来的政局中进一步稳定执政权。

安华这一招是福是祸，没有人知道。因为其一，安华并不是没有与伊党交过手，而是在1978年安华未承诺伊党的邀请参与领导伊党而种下他与伊党的失和。

其二，在2008年大选后，伊党有参与安华的民联而大大增加国会议席（82席），且有5个州落入民联手里（其中三个州—吉打、登嘉楼和吉兰丹归伊党统治）。当年民联的国会议席：公正党31席、行动党28席及伊党23席；来到2013年，又是公正党30席、行动党38席及伊党21席，合共89席。相比之下，伊党有退无进。

这不期然种下伊党的不满，好像判定伊党永远是老三而成不了老大。这与伊党想登上老大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其三，正因为这样，在2015年伊党大会上，它宣布即日起脱离民联，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决定自行上路，按自己的政策朝宗教路线走去。

可是在2018年的大选国阵在纳吉的领导下，因爆出一马有限公司的丑闻而栽了筋斗沦为反对党，只剩下79席，其中巫统54席（间中有人退党，减至38席），而马华及国大党各2席，加上砂土保党13席及砂人民党3席，因此从未失败的国阵首次尝到败绩。

原本兴致勃勃的伊党在选前扬言会夺得40个国席而成为造王者，讵料事与愿违，它只夺得18席，初时与政权擦肩而过。

国阵的沉沦，预示着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已是日落西山，失去往昔的光芒。

反观崛起的希盟，选前在马哈迪成立的土团党加盟下（2016年），一举拿下执政权，而马哈迪则二度拜相。

但仅是执政两年，希盟又闹分裂。先是马哈迪辞首相职试探反应。讵料在慕尤丁及阿兹敏的策划下，连同巫统部分议员，再加上伊党议员一起推翻希盟执政权（2020年的“喜来登政变），政局为之一新。

又是不到两年，在巫统压力下，促成第十五届大选提早在2022年底举行。这一仗马哈迪的斗士党全军覆没，连其本人也在阴沟里翻船。而巫统也进一步暴露自己的软弱，参选119席只赢得26席，马华依然保住两席及国大党1席，整个国阵溃不成军。

这又再进入了两个大集团的夺权斗争，一个是以土团党（31席）和伊党（43席）为首的国盟；而另一个则以安华为首的希盟则努力争取更多的支持以压下国盟，即公正党31席、行动党40席、诚信党8席，如果能将巫统及其盟友30席拉过来，就形成109席；再加上砂拉越政党联盟的23席及沙巴人民联盟的6席，已有138席。如果再加上最近有4名土团党议员在不退党下宣布支持安华，安华已拥有142席的支持，超过2/3国会议员（总数222）的支持，不需要向伊党示好。但政治斗争只有强和弱，没有对和错，安华的战略也是看到未来的马来政治还是聚焦在巫统与伊党的身上，谁能在这场角逐中取得优势，谁就能主导马来西亚的马来政治和全民的政治。

因此我们只能放眼这一批几乎是来自巫统的政治精英如何在角力中脱颖而出？过去是巫统打压伊党；今天是伊党反过来打压巫统。风水轮流转莫过于此。这就是政治的现实和现实的政治了。

发布于2023年12月14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12/14/617514

化解巫统危机看安华

 

巫统前卫生部长凯里去年11月时在电视网络专栏中指出：希盟政府；尤其是公正党在执政后的表现犹如过去所憎恨的巫统。

凯里是前巫统青年团团长，也是前卫生部长。但在2022年大选中败北，后来被巫统开除。他是第五任首相阿都拉的女婿。

与此同时，前首相马哈迪也作出严厉的批评。他说，如果巫统继续与行动党在一起，巫统的支持率就会下降。他认为，在下一届（第十六届）大选中，巫统将会彻底失败。

其实种族政治由来已久，也历久不衰，比如战后1946年成立的巫统，旨在反对英国推行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因为此协议没有保障苏丹的地位，也没有保留马来人的特别地位。

当巫统迫使英国取消马来亚联邦后，就接受英国于1948年提出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1951年巫统分列，创党人拿督翁因巫统未接纳其修改党章，容许非马来人入党愤而退党。在1951年9月另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

这是马来人在政治上的第一次决裂。而第二次分裂发生在1951年11月，有人从巫统退党而成立了伊斯兰党，马来人变成三分天下的分割局面。

虽然如此，巫统在历届选举中都拔了头筹，政治地位越来越强大，分裂对它来说只是等闲之事。

在这之后，巫统也有过分裂，如前农长另立国民议会党（1963年），东姑拉沙里另立46精神党（1988年）及安华于1999年另立国民公正党，但都无法撼倒巫统。

巫统也因之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政党，纳吉甚至一度扬言“巫统是千年不倒”的政党。

无形中，巫统成了马来人的保护伞，党员一度超过300万名，是所有政党难望其项背的。

但没有人预料到的是，竟是巫统的人在2018年扳倒巫统，这个人就是马哈迪。他在2015年联手慕尤丁从巫统分裂出来，成立了土著团结党，并在2018年与希盟的安华联手一起来一个“改朝换代”，把巫统赶下台。

可是上台的希盟也在两年后闹分裂而失去政权，代之而起的是慕尤丁联合巫统及伊党搞出“喜来登政变”，挽救了巫统在半生不死中得到了生存的机会。更想不到的是，在2022年大选时安华战略奏效，摇身一变将巫统揽在怀里，开始他个人魅力的执政。但这对巫统一点好处也没有，除了拿到官职和被安抚的人选被安插在官制机制内，它已非昔日呼风唤雨的“大哥大”，反而成为希盟的“二奶”，也难怪凯里讽刺安华的公正党也与巫统一样正在往下沉。

如今表面上希盟仍是三分天下：公正党（31席）、行动党（40席）及巫统（26席），加上马华及国大党3席合成29席，只能达成100席（未达半数），只有加上砂拉越的23席及沙巴的15席才能拥有超过2/3多数席。这样的团结政府，既不健全，也非长远之计。

在未来的日子里，若安华持续依靠其他友党的支持和同情以维持执政是危机大于契机的，除非安华能“收复”巫统（因为巫统已宣布将支持安华继续执政），又能让东马政党继续靠拢希盟，否则当下18个政党组成的团结政府，也实在搞笑和不切实际。

既然今天的安华已成为巫统的“新领袖”，那么为了拯救巫统和整个希盟，安华有必要做出应变之道，由巫统邀请安华回来领导巫统，这也许是巫统可行和唯一的求生之道。

虽然有人说，安华的公正党已是多元种族的政党，如何回到从前来领导种族性政党？这不是问题的焦点，当年（1954年）林苍祐抛弃急进党（多元性政党），鼓励党员加入马华，不是如出一辙吗？因此若要让巫统生存，巫统和希盟必须有所改变。今天安华也要扪心自问，公正党的真正华人领袖在哪里？是蔡添强和李文材吗？还是郑立慷？其实众人所认识的是除了安华外，还有拉菲兹、法米和赛夫丁等人而已。若回归本位又有什么错？毕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种族政治依然是主导国家的政治方向。

如果要让过去的安定局面重现，我国应该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两党制，而不是乱七八糟的小党也凑个热闹，岂不是将治国当儿戏吗？

 刊登于2023年12月11日《南洋商报》

山苏里狂胜的启示

不出所料,现任登嘉楼州务大臣山苏里（国盟伊斯兰党）赢得了甘马挽国会议席的补选。但令人预想不到的是,他竟以6万4998票狂胜国阵/巫统的候选人（只得2万7778张票），比对手多出3万7220张票。换句话说,胜利者的得票超过对手的两倍，这是罕见的记录。

补选起因于登嘉楼州的甘马挽国席，在2022年的12月国会选举中,由国盟的伊党候选人仄阿里哈密胜出,击败前登州州务大臣阿末赛益（得票是65714张对38535票）。

经上诉后,高庭判决这次选举有贿选之举，乃判选举无效，团而才有这场万众瞩目的补选。

由于志在必得,伊党派出了登嘉楼州务大臣山苏里迎战国阵/巫统派出的将军候选人,他就是前国防部司令拉惹莫哈末阿芬里将军。

巫统之所以挑选曾是军中将领人才当候选人是因为巫统也需要塑造新的形象，以争取选民的支持。

在甘马挽共有14万1790名选民，本次出来投票的选民有65.7%。分析之下,伊党的山苏里得票占70.1%，而比去年伊党的得票率占58.11%来得更高。

根据政论学者碧莉洁的选前分析，她是看好伊党会胜。虽然巫统费尽心思推出掷地有声的候选人，但以他的66些高龄来争取年轻选民是没有多大帮助的，巫统仍然沉迷在高大威武的形象中,没有思及如何向选民承诺现在和未来的计划。巫统显然不清楚如何反击伊党。反之，伊党打出的是本士牌，进而希望推出的候选人能有朝一日成为国家首相（连前首相马哈迪也这样说）。

不知道是否思想有所改变，伊党主席哈迪阿旺这次所派出的候选人是有经验的官僚精英，而不再强调宗教学者。

山苏里博士（Dr. Ahmad Samsuri Mokhtar)今年53岁，出生于勿述，毕业于英国利兹大学，主修航空系，拥有博士学位，曾出任博特拉大学的宇航工程系主任。他在朋友圈中被昵称为“Sam博士”。在2008年时，他担任党主席哈迪阿旺的政治秘书。

在2018年5月10日登嘉楼“改朝换代”下，他被伊党推荐出任登嘉楼州务大臣，接着在2023年8月15日再次蝉联，第二度出任州务大臣。

因为表现特出，他在2019年已当选伊党副主席直到今天。有人推测他可能有机会在将来成为哈迪阿旺的接班人。

不过令人震惊的是,这位政坛彗星在今年11月补选期间通过社交媒体TikTok的访谈透露他曾患上鼻咽癌（2008年之后），已经是进入第三期，也快要进入第四期。这是他人生最低潮的阶段。

当被确诊后，他第一个通知的人是党主席哈迪阿旺（因他当时是其政治秘书），第二个联络人则是他的妻子。

结果在党主席、党同僚及家人与朋友的鼓励下，他进行了7次化疗和35次电疗。在治疗期间，他曾有一年无法进食，只能喝牛奶充饥，味觉也受到影响，吃东西时完全没有味道，也觉得舌头里有金属味。

他感谢各方的关怀和家人的照料，使他战胜了癌症而勇敢面对人生。

他因此鼓励患者不要放弃希望，坚持治疗，并轻松和以平常心及勇敢地面对生活，一定可以战胜病魔而痊愈。

至于有人高调指他有拜相的一天，他轻松说，他参政不是要当首相，但如果有一天被委以重任，他会作出考虑。此事也许比较“遥远”，我们暂不议论。

翻查纪录，从2004年开始的15年间，甘马挽一向来是巫统的囊中物，比如在2004年巫统的阿未沙比里仄取胜公正党的候选人。接着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都是巫统的安全区，直到2018年的大选才被伊党攻克。自此之后，伊党已成为甘马挽的主人。

但我们不知道这位政治明星能否影响伊党的强烈宗教观，目前的伊党在其控制的吉打州，也出了一位名嘴山努西，如果他能与登嘉楼的山苏里一唱一和，说不定可以在政治圈内淡化宗教色彩。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因为在马来西亚有63.5%是穆斯林，而其他宗教也被自由存在。因此我国向土耳其看齐，让政教分离是未来必经的道路。

虽然从聂阿兹到法兹诺，再到现任的哈迪阿旺都是穆斯林的学者，他们也曾一度希望能伊斯兰化马来西亚。其实，在八十年代中期，当安华被马哈迪召入巫统和内阁时，他们两人已开始在行政上伊斯兰化。

但不论是马哈迪或安华，他们都适可而止地推动伊斯兰教的发展，也曾警惕宗教上避免过于政治化。

今天，在东马的砂拉越及沙巴是多元宗教的，对所有的宗教一视同仁。

只有在马来半岛因历史的因素和马六甲王朝在十五世纪建立，自然与伊斯兰教有较多的挤触。但我们都要记取历屈首相对宗教的推动也因时因地而异，避免触及敏感课题。

近年来马来西亚禁止3R（种族、宗教和王室的议论）就是希望人民能守法和不做越轨的举动。只要当政者走中庸路线，力求种族间的平衡，必然可以阻止不必要的纷争和争执。

当今放治世界，从中东以巴战争到俄乌战争所呈现的断垣残瓦，人民流离失所，而哀鸿遍野的凄景，已强烈告诉我们战争带来的破坏和危险。

就此而言，马来西亚十分庆幸地能在和平与安宁中生活。如果我们不珍惜眼前的和谐，当和平不存在时，我们要去哪里寻找安身立命的和平乐土呢？

 发布于2023年12月7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12/07/616004

改写中美历史的三个人

美国前国务卿、著名的政治家及中国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于2023年11月29日以百岁高龄与世长辞，结束了他灿烂而又有争论性的一生。

这位在1923年出生的学霸原是诞生于德国的犹太家庭，在1938年举家逃离纳粹统治的德国而来到纽约，并在哈佛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先留校教导国际关系。在1957年他出版了第一著作《核战争与外交政策》，因而名气鹊起，成了纽约州长及总统候选人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的助手。

但在尼克逊于1968年入主白宫后，他就延揽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于是在1969年开启了他的从政生涯，时年46岁。

在尼克逊蝉联总统后，基辛格更上一层楼，在1973年出任国务卿（相等于一国总理或外长）。不幸的因水门丑闻，尼克逊于1974年辞总统职，交棒给副总统福特，但基辛格国务卿地位不变，直到1976年福特连任失败后，基辛格才失去其国务卿官职，回到大学执教。前后他出任高级官员不过是7年（1969-1976），但他在这7年之内所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也是足以震撼世界的。这半个世纪以来，人们还是对他的成就津津乐道。

为什么基辛格有如此令人刮目相看的政绩？这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基辛格的个人魅力是息息相关的。

就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有三个美国人是与中国政局变化和演进是分不开的，他们曾扭转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第一位是司徒雷登。在1949年中共临近解放全中国前夕，毛泽东主席在8月18日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离华后发出一封公开信《别了，司徒雷登》。文中对司徒雷登的离去表示欢迎，也谴责美国在此时发表“白皮书”，对中国充斥敌意，因而形容这是一部反革命的书，毛泽东也公开指责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内政。

就美国的封锁政策，毛泽东说：“封锁吧，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司徒雷登（1876-1962）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19年任燕京大学校长，而在1946年被委为美国驻华大使。但中美在断交30年（1942-1979）后才恢复邦交。司徒雷登也成了现代中美断交的见证人。虽有遗憾，但中美复交30年后火种再燃）

·第二位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他出版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是第一部描述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延安面貌，让西方世界第一次知道有这一股势力在偏僻的乡区与蒋介石的国民党进行持久而顽强的斗争（毛泽东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也就得以确立）。

这位作者在中国解放后成为中国政府的贵宾；尤其是毛泽东在1970年中国建国21周年时，特别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并通过他向美国总统尼克逊投石问路，希望他能来华访问。结果在1971年有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安排。

·第三位就是基辛格了。在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因意识形态的斗争演变成两国论战作为起点，其中以1969年珍宝岛冲突达到高潮。美国希望争取中国倾向美国，也就透露苏联已陈兵百万在中苏边界，希望中美牵制苏联不要轻举妄动。

最大的巧合是尼克逊访华前一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取代台湾的中华民国地位，预示着世界将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果不其然，美国总统在基辛格等一行人陪同下，于1972年5月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世界的焦点全都集中中美的身上，毛泽东用小银球带动大银球（世界）转动，也是前所未有的四两拨千斤。

当中美关系好转后，许多变化接踵而来，从1980年到2020年整整的40年间，中国的变化叫人瞠目结舌。直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及2020年拜登接棒，更加掀起反华和反共舆论，企图让世界再一次颠倒过来，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美国还是未能撼倒中国，说穿了世界不靖不会给美国加分，也不会给中国减分。

今天基辛格走了，但他遗留下的丰碑（中美建交）会让世人想起尼克逊、基辛格、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立下的世界和平誓约是永恒与不变的。

刊登于2023年12月4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