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精神找到新归宿？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卜算子·咏梅》，1961年

 

霹雳南大校友会于9月22日在怡保育才独中礼堂庆祝成立五十七周年，同时也借此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筹募购置“南大楼”基金而举行千人宴会。

承蒙会长周增禧之邀请，我也依时赴会。没想到来自各地的校友欢聚一堂，其热闹程度不亚于南大同学当年在云南园的同欢共庆，载歌载舞。我也答应为南大撮上一笔。

在那个风雷激荡的五十年代，云南园成为华教的一面新旗帜；尤其是在1958年南洋大学建成开幕时更是人山人海，从坡底排到裕廊的车龙，要想早一些抵达目的地也十分艰难，足见支持南大和为目睹南大庐山真面目而来的人数以万计，为新加坡历史写下壮丽的诗篇。

感谢为南洋大学谱上新篇章的第一人，他就是马新企业家陈六使（1897-1972）先辈。由于他的高瞻远瞩，一呼百应而众志成城，南洋大学也就在短时间内在云南园拔地而起，创造了一所华文大学在海外开花结果的神话。

从此南大弦歌不辍，朗诵声和欢笑声洋溢其中，许多南大生从四面八方涌入，逐渐地汇成一股洪流。

想当年，南大生个个风华正茂，各有理想，只想在云南园找到一个立足点，而后再放眼世界。但万万没有想到，转入六十年代，南大不再平靖，而是学潮不断，一浪接一浪。

归纳起来，从1961年到1966年，南大共发生5次的学潮，其中包括南大生于1963年举行罢课和请愿，抗议政府逮捕南大生和褫夺陈六使公民权及解除庄竹林校长职。

翌年（1964年6月），政府派千名军警闯入南大进行逮捕学生领袖，有41人被捕，南大进入了白色恐怖，学生的抗议行动此伏彼起。

来到1965年10月，政府发表王赓武报告书，引发南大生游行抗议和罢课（前后39天）。

而最后在1966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为南大图书馆主持开幕时，有数百名学生抗议逮捕和压制行动，南大生付出了血泪的代价。

在这期间，马新发生几件重要的大事是：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新加坡行动党继续执政，但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1962年文莱发生政变被英方瓦解。政府在1964年发表白皮书《共产主义在南大》及在同一年关闭南大学生会。

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和新加坡的政治走向的转变，也为南大的未来蒙上阴影和不确定性。

李光耀后来说，他在1975年已决心把南大改成英文大学，但一直无从改善，也就在1980年将南大与新大合并。这就是说，南大已变相地被关闭，只生存了25年。

仅仅是25个春秋，南大先后培养了12000名毕业生在世界各地各展风采，只可惜他们已找不到回家的路，南大的历史永远被钉在25年的耻辱柱上。

为了宣泄南大生的不满；也为了不甘心南大就此消失在人间，几十年来南大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忘复办南大，似乎历届的校友会聚餐都不忘这个课题，却又无从落实。虽然没有人否认复办南大言之有理，但又在哪里找到另建南大的合适地点呢？又如何集资和如何与世界交接而被承认？这些都是大问题。因此多年来，南大生已放下他们的终极目标，改以支持吉隆坡的新纪元大学学院发展成为南大的接班人。

当然新纪元不等于南大，马来西亚法令也有所不同。既然厦大分校可以在马成立，新纪元大学学院就没有理由有一天不会变成新南大？

为了追求这个遥远的梦想，南大生从1992年起，每年或间隔数年就会举办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前后已办了十八届，明年（2025年）第十九届又轮值槟城主办。这种永不厌倦的精神让人想起南大精神不死，即使学校没了，但精神永在。

我们欣慰知悉这次南大生连同各界捐款已超逾千万令吉，新南大楼的出现就在不远的前方。

但愿从风华正茂到风烛晚年的南大生，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再生的南大和新生的南大，愿与新纪元大学学院全体同仁共勉之。

 刊登于2024年9月30日《南洋商报》

前面抗虎后面引狼的悲剧

为什么马来亚变成马来西亚？根据澳洲学者麦克李（Michael Leigh）所著的《砂拉越和文莱在马来西亚形成时所扮演的角色》一书中，有查到在2011年解禁的英国密件中的马来西亚成立的因由。这个概念是于1955年由英国殖民地大臣李诺波（Lennox Boyd）与英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Malcom Donald）私下密谈他们的目标，达成的共识是将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转成非殖民地是可行的步骤（意味着这些殖民地迟早将获得独立）。

对此，麦唐纳补充说：“对新加坡及马来亚联合邦来说，我必须兢兢业业地将有关心愿转入这些国家人民的脑子里，也包括本地的新闻从业员。我们的目的是要将五个地区（即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砂拉越、北婆（沙巴）及文莱）合成一个大联邦”（文莱后因条件不合，未加入马来西亚）。

当时的国际形势正在向左倾斜，在1961年时，共产势力在东南亚有所高涨，也与中国有所交往。此时马来亚的紧急状态已结束（1948-1960），朝鲜半岛的战争已休战（1953年），但越南的共产势力更加强大；同样的，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的共产势力也有所加强。当时印尼总统苏卡诺则宣称新势力NEFOS将取代旧势力DIDEFOS而成为胜利者。

正是这个时候，马来亚首相于1961年5月公开表示有意组成大马来西亚，也就触怒了印尼。

本来东姑坚持保持原状，因为在马来亚独立时，英文名称为The Federation of Malaya，而马来文则称为Persekutuan Tanah Melayu。他也担心一旦成立马来西亚“马来人土地”的字眼就会消失了。

美国方面，原先并不积极支持“马来西亚计划”，因为它发现到维持东南亚现状能保持时局的安定，对西方和美国也是有利和重要的。但当年英国为了不让美国过于插手东西马事务，也就按其战略继续推进马来西亚计划，也认为它有能力抑制共产活动。后因肯尼迪遇刺（1963年），整个局面起了大变化，美国也无暇顾及马来西亚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有出现两个大课题：

其一是在1962年，应联合国要求，英国成立了以柯波（Lord Cobbold）（曾任英国银行总裁）为首的调查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尚包括两名马来西亚代表，即外交部常任秘书长加沙里沙菲宜及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

即便这份民意调查是要确认东马人民是否同意加入马来西亚，但后来被认为只是做做样子。

在讨论阶段，委员会意见闹分歧，一个是不要有过渡时期的安排；另一个是要有过渡时期（即英方仍保留其控制权3至7年）。

东姑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合并就是合并了，还要过渡时期？结果在柯波报告书发表后，咸认大多数人民已支持加入马来西亚。也就意味着东马人无异议，也堵住了印尼和菲律宾的反对声音。

其二是，沙巴和砂拉越向英方提出签署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沙巴20点协议及砂拉越18点协议），俱是为了保障东马的利益。

来到今天，东马也就依据马来西亚协定要求有更大的自主权。

另一方面，因为马来西亚的成立，引发印尼发起对抗，两国陷入断交。

其实印尼的苏卡诺早在1957年已提出改革方案，将“纳沙贡”（宗教主义、民族主义及共产主义）列为印尼的治国方针，自然促使英国转向支持马来西亚，以打击印尼的亲共政策。

这种政策是前面抗虎，后面引狼，得不偿失。马来西亚也陷入反共反华30年，回想起来，马来西亚的成立也给这个国家带来祸害，罄竹难书。

吊诡的是，马新左翼势力经1964年大选失利后，又一轮的风暴在印尼席卷开来。1965年，苏卡诺的部队发动政变，杀死5名将领，但其中一位重要人物纳苏顿（国防部长）逃了出来，他马上指挥装甲司令苏哈多进行反政变。就这样苏卡诺的部队缴械投降了，苏卡诺大权旁落。苏哈多上台（1967-1998），推行强硬的反共政策，印尼共产党被查封，数十万人生死未明，而有十余万华人或被杀害或被遣送回中国。

一个反共的东南亚也就因苏哈多的掌权而巩固30年之久，直到苏哈多下台后，1988年印尼才翻开新的一页。

又是经过20年的变革，佐科威总统才又把印尼带入正规，走向不结盟政策，在今年10月即将把政权交给普拉博沃接手。

一个新的印度尼西亚在迁都加里曼丹后，将与马来西亚更加紧密的合作，不但不再有对抗，而且将合作成为大马印，马印的历史新页就在时局改变下，成为亲密联邦。

今天的东南亚不再是红色一片，而是各国支持走中立路线，为马来西亚带来一个安定的年代。

 发布于2024年9月26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9/26/681914

东马不能与西马分开

在2023年6月的一宗审讯中，吉隆坡高庭判决12名原诉人挑战沙巴及砂拉越的主权归属争议而败诉，因申请人没有合理的理由。法官亚历山大萧在判决书上指出，这起诉讼难以为继，而且是错误的，因为在联邦宪法下，沙巴和砂拉越是联邦的一部分。

在没有修宪下，沙巴和砂拉越是不可能脱离马来西亚，而且任何修宪都必须得到国会及相关州属的州议会至少2/3的议员支持，才能成事。

对此，法官判起诉人败诉外，也谕令起诉人各付1万令吉的堂费给联邦及砂州政府。

这宗案件并不是第一宗，而在这之前，也曾发生过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诉讼案件。那是在1963年时，由伊斯兰党控制的吉兰丹州政府指责联邦违宪，未征询丹州意见而成立马来西亚。

当年法院的判决是吉兰丹无权挑战联邦法院，而且在组织马来西亚时，已明确表明这个原属马来亚联合邦的国家，只可以通过修宪将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无须向每个州进行询问。于是判丹州政府败诉。

以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马来亚联合邦正式于1957年8月31日成立，涵盖西马11个州，由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1826年成立，由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但在1946年新加坡被排出马来亚）、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1895年成立，由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和彭亨组成）及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1909年英国人取得吉兰丹、吉打、玻璃市、登嘉楼的管辖权，并于1914年加入柔佛，将这五邦组成马来属邦）组成。

这就是说，吉兰丹已被英殖民政府安排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成员之一，不能随意脱离马来亚联邦和马来属邦。

在此事件之前，还有一段与之有关的历史。那是在1948年，英方要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前，却面对槟城人的反对。这批约200人的峇峇在大会堂举行大会，一致要求槟榔屿与新加坡一样，不要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宁可保留如同新加坡的殖民地地位。

虽然有此抗议，但英国完全不理会，而在当年通过槟州立法议会否决峇峇提出不要加入联合邦的议案。投票的结果是14票赞成，10票反对。这意味着槟城不能脱离马来亚。

未想马来西亚计划在1961年提出时，却遭致更大的风暴。其一是印尼和菲律宾反对将马来亚扩大成马来西亚（加入沙巴、砂拉越、新加坡和文莱）；更进一步引发印尼在1963年采取对抗政策。

后来三方通过外交途径才使紧张局势稍有缓和，可是外交纷争依然存在。

其二是组成马来西亚必须先征询东马人的同意，只有大部分沙砂人民同意才能成事。

于是一个以英国人柯波为首的调查团成立了，名义上是聆取民意，实则只是走过场，而马来西亚只能同意押后成立，但不能一拖再拖。

于是在1963年9月16，西马人不明就里为何会有印尼军队入侵西马？而东马人；尤其是砂拉越人民成立了武装部队打起游击战来。整个马来西亚也在阴影的笼罩中成立起来，但问题还未结束，东马人认为9月16日才是他们的独立，8月31日与他们无关。一场意识上的不同也就在东西马民间发酵起来。

第三点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前，沙巴和砂拉越分别与联邦签署两份协议（沙巴20点及砂拉越18点）。但在1976年时，东马经过国会修宪，将东马的“邦”地位取消，变成与西马一样“州”的地位。

这项争论直到2021年才被纠正回来。既然东马地位相对为高，在2022年组成的新内阁中，就多了一位来自砂拉越的副首相法迪拉。除了东马地位相应提高外，也积极争取更多的地方权利，包括移民、劳工的权利扩大到教育、卫生和基建的提升。

就我们看来东马不必急于退出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退出是因国会同意的），而东马的沙砂已享有更大的权力，再加上印尼迁都加里曼丹的努山达拉，有利马印两国朝向更大的合作。

因此我们建议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东马的地位。这样一来，因为有了印尼的辅佐，两国肯定不再会对抗，反之会成为更加守望相助的好邻居。

 刊登于2024年9月23日《南洋商报》

伊党出奇招企图围堵巫统

伊斯兰党最近有通过党领袖和基层代表提出了四项令人难以消化的建议，有者更让人捧腹失笑。

其一是在9月6日，首相署部长（宗教事务）纳因说，他只是初步建议实施强制性的清真认证，一切都处在初步建议的阶段。随后，在9月14日，纳因部长再回应说只是建议，尚未研究这项建议。

所谓清真认证（Halal Certificate）是对餐厅及食物的一种认证制度。在一些国家，也对食品及药物推行认证制度。

在马来西亚，也只有特定的餐馆需要申请清真认证，而一些较著名的食品和保健品也要清真认证，以便穆斯林得以服用。不过在我国，一般的咖啡店或药店；尤其是中药店是不必申请清真认证的。

行动党的副秘书长郭素沁也因为做出批评而被警方召见约谈。

就客观而言，一般咖啡店及小贩中心甚少马来顾客光顾，也因此无须申请认证。但如果有规定没卖猪肉酒饮的餐馆也必须申请清真认证，那就是增加小型业者的负担，希望内阁能慎重考虑此议。

其二，伊斯兰党雪州青年团秘书长奥比都拉在9月12日伊青大会上鼓励伊党领袖和异族通婚，以壮大伊党及争取更多的选票。

本来这是个好建议，可惜奥比都拉语焉不详，原来他是为选票而做出此鼓励，而不是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与融洽。这不但令人无法理解，也因为没有列出可以被相互接受的条件而让人陷入迷糊。

按我们理解的是，若异族男女通婚，不论是男方或女方，都需要加入伊斯兰教，而且也需要冠上马来名字。一旦加入回教，就要遵照回教条规行事和生活。

在早年的时候，华人及马来族通婚也时有所闻，后来因宗教条规的严格，异族通婚也逐渐减少了。

既然异族通婚不多，那么伊党主张为政治与异族通婚的理由实在匪夷所思。究竟是因为选票而结婚，还是为使各族和平相处而结婚？若伊青所提的建议是为了选票，就违背了你情我愿的结合。

其三是伊党长老协商理事会主席哈欣雅欣于9月15日在元老代表大会上提议，伊党可以修改章程，以接纳非穆斯林加入伊党而成为附属党员。

但是根据伊党秘书长塔基尤丁补充说，伊党将接受他们成为附属党员，条件是所要加入的申请者必须有自身信仰某一种宗教，或佛教或印度教或基督教等皆可加入伊党，但是凡是没有宗教信仰者就一概不准参加而成为附属党员。我们就不明白为何伊党要强硬指定有宗教信仰者才可入党？

其实，伊党若能成功使无信仰者成为穆斯林，那才是成功的例子。

对此，我们也有一些看法。在现阶段，伊党已存有一个特殊的组织，那就是伊党存在非穆斯林支持者协会（DHPP）。这些支持者在将来修改党章后，是否可以投票和成为候选人？有待伊党阐明。

其四是伊党代表也在大会上（9月16日）高谈封闭赌场则是老生常谈的课题。这显然针对云顶而谈，但因涉及许多重要课题就得从长计议了。

另一方面，希盟这边包括首相安华有意邀请伊党加入团结政府，但不为伊党高层接受，伊党主席哈迪阿旺直接拒绝这项建议。

伊党为何接二连三地对安华的邀请搁置一旁，是因为伊党目前虽然有43个国席，但若与安华的公正党、国阵、砂政党联盟及行动党加起来，就不是伊党所能掌控的。

无可否认的，从1999年后，伊党就部署自我成长，但碍于种族与宗教的隔膜，也就未能在接下来的选举与反对党合作而取得优势。比如在2004年的大选，伊党跌剩7席，国阵势力大增。而后在2008年的大选时，反对党间有了某种松弛协议而扭转了劣势。安华组成的民联拿下吉打、槟城、吉兰丹、雪兰莪及霹雳州政权；而在国会议席也首次飞跃至82席，与国阵的140席有得比。

不过在2013年时，伊党仍然在国会保持20席上下，没有太大的进展。因此伊党在2015年痛下决心，与行动党及公正党分道扬镳，自寻出路。因为它在检讨后达致结论，若持续与反对党联合的话，伊党将一直处于第三位，而无法在议席上超越公正党和行动党。

果然在2018年的大选，当民联改成希盟的反对党阵线一举拿下中央政权。这种变天意味着民心思变，而且也不再寄托巫统能带马来西亚走出困境，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也成了泡影，无法挤进先进国行列（国民收入总值在15000美元水平），选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告别巫统的主政。

今天巧合的是，伊党仍然把巫统当成对手，只要在下一届选举让伊党再进一步，就宣告巫统的下沉；反之若巫统反败为胜，则伊党就要考虑自己的未来走向。

因之伊党有各式各样的花招，都是指向巫统而发炮，当然也会对公正党下手。但分析起来，伊党所要应对的是巫统，只要它把巫统打沉了，就是一个新的造王者；反之，巫统的复兴最终来说，也要看安华如何扶持巫统一把。最好它们能两结合（公正党与巫统二合为一），否则伊党就会进一步用宗教当武器向巫统施压。这不是安华所愿意看到的。

 发布于2024年9月19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9/19/680256

马印的宗教政治一升一落

近日从《南华早报》看到一则由“亚洲新闻台”（CNA）报导的评论引发我的关注。作者是阿美尤索（Amir Yusof）及基基瑟里嘉（Kiki Siregar）。他们分别针对马来西亚及印尼的回教化运动做出很有见地的评述。

他们访问一名住吉兰丹69岁的老人说：“我是穆斯林，因此支持伊斯兰党是我的责任”。

观察家认为，登州选民投票倾向的改变是因为国内另一个马来政党—巫统的领袖涉及贪腐案所致。

在过去，巫统与伊党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它们各有自身的回教堂和乡村区，甚至用餐也分开。但现在看来似乎是每一个人都团结在伊党左右。

从1974年到2013年，巫统主导的国阵控制了登嘉楼州39年，直到1999-2004年才被伊党夺回，哈迪阿旺成了州务大臣。

根据伊党主席哈迪阿旺的大儿子莫哈末加里指出，伊党的支持力量大增是因为它长期以来维护马来人的利益。种族和宗教对马来土著是绝对重要的，这是创党以来（1951年成立）未曾改变过的信念。

不过，新加坡尤索夫学院的研究员诺沙里隆博士针对马印选举的不同做出评述。他说，上个月在印尼的选举中，身份识别已告“退潮”，尽管较早时有人认为会被宗教的保守因素所影响。如在2014年及2019年的选举时，候选人都对身份认同（种族特质）给予重视，但今年的大选已不见候选人因政治身份的不同而相互攻击。

另一方面，来自雅加达阿扎哈大学的伊斯兰政论家乌绒哥马鲁丁说，即使参政者具有伊斯兰思想，但在竞选时，赢得胜利才是重要的而不是宗教因素。

他强调，伊斯兰教本身是不分种族的，穆斯林不是以单一种族为生活基础。

虽然印尼人口近2.81亿人，但有2.31亿人是穆斯林（占人口约87%），而许多穆斯林是温和与中庸的。

不过这位学者却认为印尼的穆斯林并没有马来西亚般的团结，前者因有不同的党派思想而无法团结；后者则通过伊斯兰党团结了穆斯林。

他说，在印尼的民族醒觉党（PKB）与国民使命党（PAN）就不以党的意识形态搞活动，它们是基于利益，不论是成立联合阵线或进行宣传，它们都不会强调伊斯兰，而是灌输普世价值。

目前在印尼共有9个政党。吊诡的是，当选总统的普拉博沃是大印尼政党的候选人，不是冠上伊斯兰政党的候选人。而副总统吉伯朗则是无党派，他是现任总统佐科威的大儿子。不过他的小儿子卡桑因登记时不足30岁，被认为要竞逐省长有问题。而国会试图修法放宽参选年龄限制，以推翻参选时须达到30岁年龄的门槛，因而发生了示威。

回想印尼在苏卡诺领导独立（1945年）过后，有立下三大信条成为国训，即宗教（回教）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形成印尼的国策。

在1966年装甲司令苏哈多反政变成功后，大举反共政策，将国策改成“建国五项原则”（Pancasila）：①信奉独一无二的神明（必须要有宗教信仰）；②正义和文明的人道主义；③印尼的团结与统一；④在代议制和协商的明智思想指导下的民主；⑤为全体印尼人民实现社会正义。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回教运动则是在80年代兴起。因为伊朗宗教革命的成功（1979年），引发马来西亚在行政方面也推行回教化运动。

在1990年时，时任首相的马哈迪也提出2020年宏愿，矢言将把马来西亚发展成先进国家。到了那个时候，一个马来西亚民族必然实现。

结果30年过去了，马来西亚民族不但未成型，反而是人民依然生活在一个被种族和宗教影响的国家；尤其是在1999年伊党崛起后，它就咬着巫统不放，而终于在2018年将巫统政权推翻，迎来的是一个不稳定的政权。但政权的更迭也没有影响到伊党的宗教政治（从马哈迪当政到慕尤丁的夺权，再到安华的上位），伊党依然推行各式各样的宗教律法，包括回教刑法、行政回教化，甚至限制女运动员的参赛服装；尤其是在伊党控制的4个州—吉打、吉兰丹、登嘉楼及玻璃市也加多了一些回教律法。就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会进入“一国两法”（两种法令和条规）？

为此，我们希望伊党向印尼看齐，将政治与宗教分开，让世界因此更加美丽和平和。

 刊登于2024年9月16日《南洋商报》

华人首长与林苍祐的故事

有人会问为什么在马来西亚的13个州中，只有槟城的首席部长是由华人担任？难道其他州不可以破例地让华人也当首长？曾经是有的，但也只是短暂的日子，那是在沙巴州。在1965年，因卡达山机构的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与当任州元首慕斯扎化交恶，双方相互争夺权力未能解决下（按照州宪法，首长的权力远比州元首大，这就是为什么慕斯扎化拼死也要当首长）。

当年东姑一时未能一劳永逸解决纷争，也就采取妥协性的方案：一边将唐纳史蒂芬调往中央当挂名部长，而委任华人罗思仁当首长。但罗思仁只担任两年（1965-1967），就在州选中被击败；而沙统的慕斯扎化扶摇直上，成了有实权的首长。直到1996-1998年才有杨德利担任两年的首长；接着在2001-2003年，章家杰成了沙巴华人的末代首长，因为下来的首长不再轮任制。马哈迪在朝时，曾规定沙巴首长由国阵内的成员党轮任，每人任期两年。但在2004年大选后，新任首相阿都拉废除轮任制，改成由巫统人担任，华人只能回忆过去。

根据史料，在马来西亚成立时，沙巴只有45万人口，其中华人占了23%，但在1991年普查时，沙巴人口已跃增至181万人，而华人则下降至15.5%。到了2000年，沙巴人口又激增至258万，华人只占10.35%。到了今天，沙巴人口近4百万，但华人已不及9%了。

反观槟城，从一开始就被英殖民宗主国列为招聘华人的第一站。

按官方的记录，在1786年时，槟城人口少于100名，到了1812年才增至2万6千人；尤其是在鸦片战争（1840年）后，华人更是大量涌入。在1842年的记录是外来移民高达4万余人。

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时，华人在槟城已高达11万余人（占人口的40%），马来人有11万4千余人（占人口的41%）。直到1947年，华人人口已有32万余人（占人口的55%）。这一年正是林苍祐从中国回返槟城。

在1951年4月30日，林苍祐被英国军事政府倚重，委为槟州殖民地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长征。在担任官委州议员后，林苍祐于同年的6月19日在威斯兰英校礼堂召集志同道合之士（约100人出席）组成急进党。名为“急进”实则走中间的温和路线。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许会再问，为什么林苍祐强出头组织政党？

但如我们翻阅林苍祐的政治记录就不得不赞成由他来领导一个新政党是恰当的，因为他在1944年毕业自英伦后，他就直接与数位同学前往重庆，开始他的军医生涯。他曾被蒋介石接见，也在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参谋长陈诚的军医兼秘书。间中他也学到许多政治知识，并借此机会与中国文人相结识，包括鲁迅、老舍及萧乾等人。

当日本在1945年战败后，将台湾交还国民政府时，林苍祐也居间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过，他后来坦承陈诚（后来的台湾副总统）有邀他到台湾共事，但身为马来亚人，他不想介入中国政事，也就在1947年偕其夫人吴欣燕（中国太太）回返槟城。从此他的一生与政治结下难解之缘。

也因为林苍祐能言善道，且满腹经纶，除了是英国人所要的精英外，他也因在中国的经历成了英国人争取的对象。

1951年11月，初试啼声的林苍祐率领9名候选人代表急进党参加乔治市市议会选举，结果拿下9席，另3席归巫统，劳工党及独立人士各1席。急进党政绩令人刮目相看。

打响名气后，林苍祐的第二个大动作是在1954年参加马华公会。他也因之领导联盟在1955年的普选中为马华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槟州参选14席全胜。

由于林苍祐的杰出表现，英方委他出任首席议员（预示他是未来的首席部长）。在当时，马来亚尚未独立，不能设首席部长。

本来林苍祐出任槟城的第一任首席部长是理所当然的，他也从未公开表示不会当首席部长。但在形势比人强下，当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决定委任林苍祐出任首席部长时却被婉拒，英国人看不透林苍祐的心思。

虽然在1957年独立时，槟城人口已达57万余人，其中华人占57.2%，马来人占16万5千余人（占28.8%），而印度人只有6万9千人（12.2%）。这意味着，槟城的首席部长将由华人担任是最适当的，因为在政局上，华人已成为左右大局的力量。最后在妥协下，林苍祐推荐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

林苍祐婉拒出任首席部长，表面理由是因“丁父忧”（父亲刚过世），实则是他盘算要成为全国的领袖。

果然在1958年，林苍祐当上马华第二任总会长，他将进行全面的改革。不料他致给东姑的密函（要求分派马华1/3的国席，相等于35-40席）被公开，也就引起滔天大浪，巫统与马华关系闹僵，林苍祐也因之被东姑打进“冷宫”。这个时候，东姑已找到马华的新伙伴，他就是陈祯禄的儿子陈修信。

陈修信的崛起意味着林苍祐派的失败，但依然没有影响到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的决策。

正因为这样，当林苍祐重返政坛，以新面貌向联盟挑战时，他排山倒海的力量在1969年的大选中在槟城击倒联盟和马华，民政党成为闪亮的新星，林苍祐在欢呼声中担任第二任首席部长。

由于传统和历史使然，槟州的第一号人物始终是由华人牵头。当1990年林苍祐竞选失败后，他的接班人是许子根，虽然当年巫统拥有决定权，可以推派巫统议员担任首席部长。但在现实底下，马哈迪认为应交给民政党人选出首席部长。

许子根先后担任首长18年，而不幸在2008年民政党惨败，政权也就过渡到民联（人民联盟）手中，主要是公正党与行动党联合执政。于是又见证了华人首席部长地位依然不变。在许子根之后，是林冠英接手。在担任两届首长后，他升上中央当财长，留下的首长空缺由曹观友顶上。

尽管近期因林冠英与曹观友的关系闹僵，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依然是首长之位必会留给华人。如果有任何政党敢于改变这一传统，那么等待它们的将是失败的开始。虽然在2023年的人口统计中，槟州人口已增至1,771,600人，当中马来人增加0.3%而达到45.1%；而华人的比率却降了0.3%，达到44.2%，但这样的变化也将无法改变华人继当第一把手，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定律。

按推理至少在2050年前，槟州的首长依然是华人掌舵是没有悬念的。在此之后就看政局如何走向了？

再说，现在留给华人的只是13州之中的一个州有华人当权的机会，失掉了这一切，就等于共享政权也起了质的变化。

 发布于2024年9月12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9/12/678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