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杯辯論賽圓滿落幕

由馬來西亞國民型中學校長理事會主辦的“第三屆華中杯全國中學國會式華語辯論比賽”于5月30日在檳城舉行，我有幸受邀擔任決賽總評判並在賽后針對辯論發表評述。感謝主席方成校長的盛意拳拳。

我在會上提出應以“美學”來看待辯論會的過程和演譯。如果離開了美學，我們將陷入傳統與教條的打分，並根據規定的標準來判決輸贏。

所謂“美學”是指西方現代美學所建構的理論系統，但簡單歸納起來是指人的主觀（包括美感經驗）和客觀（包括表現出來的過程）的結合與協調所得到“美與好”的結論。這是帶有個人感性在內的判斷，因此每個評判不一定有相同的結論，但我們應以大多數人的結論為依歸。

主辦當局為求公正起見，一共邀請七位評判員來打分和決定勝負。這是較為人所接受的安排，但不意味著失敗的一方表現不夠好，而是在較多數的評判員看來，勝利應歸另一方而已。

為什么我要提出用審美的眼光來評判比賽？因為既然是辯論賽，等于是一場在舞台上的表演，而成為了一種演譯的藝術。因此評判員就有需要用美學來審視比賽隊伍的表現，而不能把它當成真實的國會辯論，偏重以內容來打分，忽視了藝術的重要性。

主辦當局在這方面所訂下的內容佔60%及藝術佔40%顯示了這是傳統的打分法，但我認為對于辯論會是無需要有如此的局限，而是讓評判員自由地運用本身所認知的審美標準來決定個別表現中的集體配搭的完整與調和是否達到所要求的美的境界。

舉例來說，決賽的辯題是“人力資源發展比外資更重要”，這個辯題本身已出現模稜兩可的“結論”。因為兩者是平行而行的，孰輕孰重，莫衷一是。正像“雞與蛋”一樣，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是雞比蛋重要或是蛋比雞重要？

于是學生們就狡辯起來，一方說所謂“人力資源”是指人的本能和能力，是無窮盡的，是立國之命根，沒有人那來發展？另一方說外資包括物質與精神的引入，也是無窮盡的，又是回到人在操控這一切，沒有人在運作和傳入資金和知識，又何來人力發展呢？既然涉及人是主體，其他是副體，當然離題也會模糊人的一般理解。因為這與我們所了解的“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和“外資”（FOREIGN CAPITAL）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既然是辯論會，我賞識學生們的“狡辯”，而勝利的關鍵就在他們如何通過藝術的表演來扣人心弦和用情感來美化他們所要表述的內容。這個時候，學生們所表達的是真理或歪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臨場表現，包括容許對方打岔和應對的能力。打岔的一方能否切中要害？應答的一方能否隨機駁斥？就是一種藝術的表演。這其中的取分就要看辯論員的機智和現場的表現是否能引起共鳴。即使此種共鳴是歪理和狡辯呈現其中，也不影響演出，因為評判員所要看到的是團體的精神和個人的才華的整合。

結果是吉華國中壓倒了八打靈公教國中而取得了冠軍。前者的勝利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感染力取得了多一點分數，因此最佳辯論員也落在吉華饒潔敏的身上，她的成功是由于臨場表現讓人看到一個美的化身而又有從容應變的本能。

當然兩隊的“激烈爭辯”是十分出色和不分軒輕的，如果有兩個冠軍之設，我倒認為他們是平分秋色的。只是決賽必須有勝負，幸運之神也就降臨在吉華，理由是他們的表現符合了審美的要求。

我也看過一場半決賽，榮獲季軍的檳華女中似乎與吉華國中是一個模式印出來的，如果把他們放在一起比賽，也肯定擦出火花來；另一個季軍是砂古晉中學，表現可圈可點。

在驚訝吉華有如此高水平的演譯時，我又欣慰所有參賽隊伍都有高水準的華文程度。他們對辯論的準備與資料的收集，雖然有老師從中協助，但也說明了他們仍然是華校的生力軍。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國中一定不忘對中華文化傳承的使命，一定要保住文化的根，多多參加校外活動，努力提昇華文水平，而且一定要有信心；在不久的將來，華文勢必發展成國際通用語，緊跟在英文之后乃至有平行一天的可能。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下屆比賽能進一步接近國會的形式，把辯題改成動議題，進行辯論，把請允許“打岔”改用“請讓路”；而議長一職可由不同的同學擔任，在臨場發揮議長權威，包括阻止離題的辯論，並設立議長獎，選出最佳議長，用以表揚國會民主，從而努力創建一個完美的“法治與善治”的社會。

其實美學不僅是知識學，也是生存之學，自由之學和超越之學。審美活動可以創造一個真善美的世界。我們需要美學指導人生，以進入理想的美的社會。辯論會也不例外，我的標題用“圓滿落幕”也是顯示這是一場“美學”的較量。

我的告別篇 （横刀立马）

*飞扬

我在《光明日報》寫專欄，前后算來已經六年。

先是用《現代春秋》，后改用《橫刀立馬》。

我曾“封筆”十年。那是1989年因不再搞報業，唯有“壯士斷臂”，轉而從商。

離開我從事四分之一世紀的“文化崗位”，是一頁的傷痛，也是始料未及的。怪只怪自己好好地搞《聯合報》及《聯合周刊》而不安現狀，竟發展要把《星檳日報》起死回生，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只好認命。這段故事，直到今天仍藏在心里。

我開始用“飛揚”這個筆名，是35年（70年代初期）前的事。那時我從《星洲日報》轉入《星檳日報》，除了寫社論外，也寫時評論文章。我本來是用另一個筆名從事文藝創作，后來專寫“時事評論”，就改用其他筆名以顯示文章風格有別，于是“飛揚”被用上了。

“飛揚”這個筆名有一段趣聞。大概是1979年時，越南入侵柬埔寨，我寫了相當多的評論文章直抨越南，后來收錄在我的第三本著作《柬埔寨的悲劇》中，其中有一篇《越南，你已經遠離中立》竟被越南駐馬來西亞大使館重視而“興師問罪”，他們要查“飛揚”是何方神聖，便向我國外交部投訴，轉到內政部處理。有一天內政部官員調我問話（因為我是總編輯），問我“飛揚”是誰，我說是我，有什么問題嗎？對方說，越南大使館抗議你這篇文章對他們不公平，向外交部抗議，所以我們要查是誰寫的。我沒想到評論國際時事，也會有此一查，我更沒有想到大使館也會重視民間評論。經解釋后，此事不了了之。

還有一次，我接到蘇聯大使館的官員來電話（他們會說英語和華語），針對我的一篇社論指批評蘇聯的政策過頭，但他還是友善地邀請我參加蘇聯陣亡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檳城立碑的典禮。我沒有參加，派了記者採訪。不過，后來我接受蘇聯的邀請，對蘇聯進行十天的訪問，其他華文總編輯也應邀在內。我驚訝的是，在蘇聯十天中，每天都與他們不同層次的專家對話，而他們之中不乏會講華語和英語的人。他們向我們灌輸了大量的布里茲涅夫（當時的蘇共領袖）的思想和政策。但我們都迷上莫斯科的景色和到處是列寧的銅像和塑像，還有他們的人民在排隊領取面包。,這是1984年的事。

我的評論和《星檳日報》的新聞又引起日本駐檳城總領事富田昌宏彥的注意。除了給我送資料來外，又糾正我們稱日本的第一部長為“首相”或“總理”都不十分恰當。日本稱之為“總理大臣”，顯示這是民主國家中又有一位君主。

我們成為好朋友后，他邀請我訪問日本十天。我是參加東合的訪問團，會見了中曾根總理大臣和其他部長等人。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自從離開報界后，便與各國大使或參贊說拜拜。

說回在《光明日報》的專欄，《現代春秋》部份文章已出版“巫統政治風暴”，而“橫刀立馬”的部份文章也出版了《以巴千年恩怨──血腥風暴》這兩本書。當然還有其他文章尚未結成集子。有些是應時文章，有些是歷史文章，更多的是評論文章。

整整六年了，連同應時評論和大選評論及專欄，算算起來有近千篇之多，絕大部份都有收集起來，但也有些失散了。如果要將過去在報社工作的25年的文章都統算的話，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篇了。
說來你也許不相信，在89年封筆后竟然有10年不寫文章。我“封筆”是因為我辦報失敗了。我又再“出山”是因為受《光明日報》之邀。

我現在正往學術里頭鑽，既研究黑格爾及馬克思的學說，又研究“美學”及政治哲學乃至文史等，書房亂成一團，而我也忙在其中。

職是之故，順著《光明日報》言論版的革新，我向各位讀者說再見了。感謝你們多年閱讀這個專欄（如有的話）。

忘了告訴你，這個專欄取名自毛澤東的一首名詩“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1935年贈彭德懷）

《星檳日報》的悲歌

《星檳日報》轉入七十年代，有一個較大的改變，那就是政府規定公司必須要“本地化”，而原屬于《星系報業》一環的《星檳日報》及在吉隆坡的《星洲日報》就要進行股權上的改組。于是《星檳日報》注冊成有限公司，以有別于是新加坡的公司。

改組后的《星檳日報》，在股權上引進了本地人參股，但最大的股權仍然操縱在胡氏家族的手里。換句話說，胡榆芳代表了胡氏家族而成了這家報社的董事總經理，地位更上一層樓。但不變的是，他的大老板還是胡文虎的第二代。等于胡家沒有完全放棄這兩家報社；較后便派出胡家第三代長駐吉隆坡，掌管這兩家報社。這是發生在1974年的事。

雖然形勢有變，但大家都知道實體未大變。胡榆芳顯然比以前做得更起勁，因為他也是股東之一。據我所知，在當年改組時，《星檳日報》的繳足資金是馬幣150萬元，這不包括報社的建築物，只是包括《星檳日報》的內部設備、員工、出版及印刷准證和一切如常的操作。股權開放大概40%，報社的職員也被鼓勵參股。以這么小的資金來運作一間報社是不簡單的事。但胡榆芳就是做到了。不僅于此，在1976年時，胡榆芳向全體股東宣佈《星檳日報》年賺一百萬元，等于是股金的三分之二，並派發股息10%。這除了說明《星檳日報》報份和廣告十分穩定外，也說明他運籌帷幄得當，懂得開源節流。不錯，他對一些的開銷是吝嗇的，對增加收入是笑逐顏開的。

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整整廿多年，胡榆芳已成了《星檳日報》的“神主牌”。員工們開口閉口都說是總經理說的；外面的人有事要找報館，也是直接與胡榆芳說情或論理的。在內外的印象中，胡榆芳確立了他的個人“權威”。

不過，了解內情的人知道不是這么一回事。因為報社之大，人員複雜也不是胡榆芳一個人管得來的，他還是需要將權力下放。他每天所要做的兩件大事是：其一是早上盯著廣告部，而且每天把員工呈上的比較表詳細閱讀，一有漏掉什么廣告或為何沒有這則廣告，他就會調廣告經理問話，總是要廣告部戰戰兢兢地面對競爭，不能有鬆弛的態度。

其二是下午盯著編輯部，他要知道今天有什么大事發生。然后他會找下午才上班的相關編輯，問說為何會漏掉有關的大新聞。若不滿意，也會喋喋不休。

這幾乎是他每天的例常公事，大家見多不怪，頂多是希望他不會過久的逗留。因為有他在現場，會產生某種的壓力，最好在不需要找他的時候，他不會突然站在你的身后看你工作。

胡榆芳的榮耀一直維持到80年代初期。在這個時候，胡家已放出風聲，準備把兩家報紙賣出，讓有心人來傳承中華文化。

此時胡榆芳的心里有些心急，他不想《星檳日報》就此易手。于是希望胡家能拆開來賣。他有把握可以集資買下《星檳日報》，但沒有想要買下《星洲日報》，畢竟后者的賣價是不匪的。

可是胡家認為不要留下手尾，最好是一起出手。再說，《星檳日報》在當時是份有利可圖的報紙，合起來賣會比較值錢。

胡榆芳在無奈下，只好置身度外，看胡家怎樣做決策，最后的成功買主竟然是檳州的發展商林慶金，大家都跌破了眼鏡。

林慶金是靠建屋發展起家的，在當紅的年代，他一口氣吞下《星洲》與《星檳》兩大報，確實令人刮目相看。于是人們開始對林慶金注意起來，他們不明白林金慶為什么要辦報？

當此宗買賣在82年付訂金的時候，胡榆芳知道“大勢已去”，但買賣總有個過程，林慶金一時也入不了主，胡榆芳還是掌管大權。

不過林慶金此時要安插一個人進駐經理部，他選中曾在《星檳》長期服務后來離開到沙巴謀生的李良樹，要他在內頭謀一份差。就這樣李良樹“搖著令箭”來到《星檳》向胡榆芳報到。

這種情形使我想起在70年代中期當《星檳》改組完畢時，有一位本地董事姚傳賢安排他的女婿進入《星檳》當副經理，作為代表他們一方的“高層人員”。

李良樹事后向我吐苦水說他來到《星檳》什么職權都沒有，就是看上看下，然后給林慶金作報告。他成了胡榆芳和林慶金之間的夾心人。這顯然是份苦差，李良樹“拿苦來辛”。

在僵持和轉手的過程中，我曾經好心地安排林慶金與胡榆芳會面，我們三個人就在依恩酒店的西餐廳用餐和交換意見，我的意思是胡榆芳與《星檳》是形影不離的。即使是手續清完，也還要留他一段過渡期或三五年來穩定大局。畢竟在成交時讓胡榆芳即刻退休會衍生很多問題。

可惜這頓飯局並沒有得出雙方滿意的安排，林慶金有他的想法；胡榆芳也有他的想法，整個報社也因之籠罩著一片“愁雲密雨”的氣氛。

在胡榆芳半鬆弛的狀態下，他一向在70年代中期最反對的職工會組織，又在此時醞釀復蘇。

70年代中期，胡榆芳正對《星檳》進行改組，因此不要職工會給他壓力。到了80年代初期，他眼見就要退出報壇，也就不反對職工會在報社成立。

職工會的重新活躍，對于接手《星檳》的林慶金無疑是最大的挑戰之一（這是后話，在此不提）。

1983年胡榆芳正式退休，離開他一手“翻生”的《星檳日報》，前后一共33年。在這段歲月中，是胡榆芳一生中最大輝煌，集榮譽與成就于一爐。但光輝總有漸光失芒的一天，胡榆芳在痛苦中脫下“報人”的外裝，過著悠哉閒哉的日子。只因為他不是老板，如果他是老板的話，我相信今天的《星檳日報》仍然在北馬“獨領風騷”的。

但也感謝胡榆芳為《星檳》打下紮實的根基。1974年一元對一股的股票，在轉手時暴漲至三元八角兌一股的價格。短短的6,7年光景，《星檳》股價三級跳，我們這些小股東都樂開了懷。

從1982到1996年的13年間，胡榆芳的生活是頤養天年，四處游山玩水，也參與一些社交活動。很不幸的是，與他一生榮辱相關的《星檳日報》終于在1986年遭遇厄運，被銀行查封。《星檳日報》氣數已盡，回天乏力。這是始料未及的。同樣不幸的是在1996年12月11日，胡榆芳走完他的一生,終年90歲。他帶著一生的遺憾到“天國”去與《星檳日報》“再續前緣”。有人說是胡榆芳一手造就了《星檳日報》，也是在他的手上開始走向“錯誤的軌道”，以致失敗收場。但這是誰的錯？歷史遲早會有公論的！

馬華黨選別有看頭

馬華公會自1949年創黨以來，就存在著黨職的競爭，其中最激烈的三次黨選是林蒼祐鬥陳禎祿（1958年），曾永森戰李三春（1979年）及陳群川對梁維泮（1984年），以爭奪黨的領導權。這三場歷史性的大會戰，也導致馬華面臨分裂的挑戰，后來，在時間的沖淡下重新整合。可以這么說，經過這么多年的歷練，今時今日的馬華已非過去的馬華，而是注入了許多新血且成為黨的領導人。遠的不說，當今的總會長黃家定就是在1984年黨危機聲中冒出來的新領導人。驗證了“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

但不變的是：馬華公會每到黨選，總是捲起浪潮，從地方到中央，都讓人看到或感覺到民主的“熱血在沸騰”，競爭之激烈和白熱化，已是不言而喻。

雖然如此，我們也看到的是，自從1986年林良實掌控馬華以來，就未再發生總會長之戰，有的是先有李金獅“三打三不打”及后來的林亞禮在黨內“分庭抗禮”，始終未見“真刀真槍”，總算消弭了可能造成的分裂。

2003年林良實的隱退及黃家定的順勢而上，可歸為一場“和平演變”，皆大歡喜的收場。馬華不再有AB隊之分。更沒有所謂C隊之湧現。這之中，自然有人歡喜有人愁，政治的現實，莫過于此。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馬華黨選又再降臨。人們興趣知道的是，目前的領導層會不會被改變？主力戰又是在那里呢？根據我的分析和推論：黃家定的總會長職不會有人下戰書。最有可能的對手也許是現任副會長蔡銳明，但他在柔佛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其他州也未見其勢力範圍。直搗龍王廟，恐怕激不起浪花。

若退而求其次打署理會長，又似乎會造成柔佛人包辦黨領導層，也非上算。因此剩下的是捍衛副總會長之職，而此職又是遇上蔡細歷攔路（柔佛馬華已一舉推薦此蔡衛冕副總會長）。由此看來，他試圖通過黨選翻身，似乎阻力重重。但他會不會打中委，我們不得而知？這個職位對他來說，又沒有吸收力。他的痛苦也許是不知如何抉擇。

陳廣才的署理會長已知有陳思源挑戰，但陳思源說非為官位而打。不知他是要樹立「黨政分家」先例還要做何文翰第二（何在1979年與曾永森聯手打李三春后，失去官職，成為坐冷凳板的老二）？前者不是馬華的傳統，后者也非陳思.源所願。因此他的「師出不具名」有待考驗。

最有看頭要算馬華副總會長之戰。若無意外，至少是八角混亂。但只有四個職位，真是難為了黨中央代表。我們姑且對已表態的參選者進行評析。擔任部長的有馮鎮安及蔡細歷。他們顯然是志在必得，不然官職可能有變，而他們的優勢是因為「頭戴皇冠」。擔任副部長職的有胡亞橋、翁詩傑、林祥才和陳財和，他們之中較有可能出線的或者只有兩人，誰能保住職位或脫穎而出，要看他們的造化了。

至于葉炳漢的叫陣副總會長，可謂試圖捲土重來。他和何文翰曾被馬華選為要職，相當的理由是他們來自民主行動黨。當年為了顯示馬華對跳槽的人有所包容，消除對反對黨人的偏見，他們也就得以大展身手一番。但現在已是事過境遷，馬華已不再需要重覆過去的那一套，也無意再拉攏反對黨議員過檔，葉炳漢只得自我保重了。

曹智雄的有利條件是來自北馬，以平衡黨高層也有北馬的人坐陣；他的不利條件是已不再當副部長，影響力難免下降。而中央選舉又是以全國代表投票為準，不是劃地而立。因此曾智雄若要爭上位，是艱苦之旅。

吊詭的是已退隱政壇的陳忠鴻及少數前中委或副部長級人士又想「東山再起」，宣佈角逐黨中委，不知是為何而“出山”？據陳忠鴻說是要促成「老中青三結合」。這樣的“出師表”理由不足；再者他當年由民政重返馬華被重用是為了抵銷曾永森加盟民政帶來的沖擊力，而今天他又是為何而湊熱鬧？許兵金從民政到馬華，成了悲劇政治人物；曾永森重投馬華也不再爭黨職。不知他有記取在心嗎？

無論如何，我們尊重每個參選的人，也相信這次黨選不會造成分裂。只是我們也要求有意角逐高職的人，有必要發表一篇簡短的“出師表”，讓中央代表作出取捨。

不要問黨能給你什么，要問自己能為黨和民族乃至國家貢獻什么？

喬治市路名的“亂象” （横刀立马）

*飞扬

檳城的街名，出現的「亂象」由來已久，但沒有人去糾正，也就日久成習慣，反不覺得有亂。我所指的「亂象」之一是中文名與英文名不僅不相同，而且一條街有幾個路名呢！

這種「亂象」是殖民地時代就遺留下來。官方的自然以英文名為標準，而且英國人喜歡把英國的名人，高官和殖民地大官的名字命名。可是華人社會似乎有存在一個「街道命名委員會」，他們不需要通過會議，也不需要取得政府的認可，只要在民間稱慣了，名字也就「成立」了，實在是很有趣的「歷史遺產」。

舉例來說，Ｂeach Street，統稱美芝律，但華人卻把它切成六個街名，一段一段有不同名字，如土庫街、港仔口街、緞羅申街、打鐵街、社尾街等等。連我自己有時都被搞亂了，為什么有這么多名稱呢，叫美芝街不是很好嗎？研究起來，又是我們華人為了方便而按上有「歷史根據」的名字。

還有一條Chulia Street，統稱牛干冬不是直截了當嗎？偏就有下列一段一段的分：牛干冬、大門樓、吉寧仔街。Chulia Lane更被叫為「十七間」，為什么不叫“牛干冬巷”呢？

「亂象」之二是英文名與中文名稱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如Aboo Sittee Lane叫三星港，Argyll Road叫孟加里巷（現在已多人叫鴨加律），Amenian Street叫本頭公巷，Bishop Street叫漆木街（不叫主教街），Bridge Street叫過港仔直街，Burmah Road叫車水路（不叫緬甸律），Campbell St.叫新街，Dato Kramat Road叫柑仔園，Kimberly St.叫汕頭街，Leith St.叫蓮花河，Macalister Rd.叫中路，而Macalister Lane竟叫姓王公司后，Malay St.叫牛台后，Muntri St.叫南華醫院街，Perak Lane叫大路后，Rope Walk並不長，竟有三個名，即義福街、大順街和煙筒路，Sungai Ujong Road叫胡椒埕，Victoria St.叫海墘新路，我們華人叫慣的頭條路一直數到九條路，竟然多數是英國人的名字。如果問你二條路英文名叫什么，你也許答不出來，它叫Noordin St.，而七條路叫什么呢？它叫Cecil St.，真是頭大如鬥。

「亂象」之三的是,明明是在喬治市內，也就是在大城市內，竟然有那么多的以Kampong（甘榜）取名的街道，至今仍未改變。在我們的印象中，甘榜是鄉村地區，怎么在市區也有呢Kampong？不信，下列的街道名讓你感覺到怪怪的：Kampong Bahru（甘榜峇魯）竟是在鐘靈一帶，Kampong Java Bahru及Kampong Java Lama是在舊錫礦廠附近，而Kampong Kolam（甘榜哥南）及Kampong Malabar（日本新路）則是落在鬧市中心。

過去喬治市未發達，原是從甘榜發展起來的，這是事實，但經過這么年的營造，喬治市已是一個大城市。為何還要保留Kampong的街名，我就弄不清楚了。

我們政府有一個道路命名委員會來處理街道命名和改名的事宜，已經有好些個街道靜悄悄地換了名字，就是未見與時俱進地將甘榜街名換掉，不知是否被忽略還是有其他原因，我們不能老是讓人民（尤其是外州人及游客）有所誤解，怎么在市區內又有甘榜呢？

其實有些街道名是可以改得比較順口，例如從頭條路到八條路，乾脆改成Jalan Satu到Jalan Lapan不就是很好嗎？幹嗎老讓人眼花撩亂，不能對號入座？

我們承認有些路名被民間按上去是有其典故和歷史緣由，但也不能一直讓它與英文名掛不上號。路名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和一個城市的風貌和歷史文化遺蹟，即使是華人按的名字有的倒是十分好聽，例如蓮花河改成Jalan Lotus不是相得益彰嗎？

我們希望道路命名委員會能針對喬治市存在的「亂象」街名作適當的調整，不要再讓這種局面持續下去。

如果統一拼音及寫法的委員會可以對翻譯名稱進行調整，我們看不出喬治市的某些街道的名稱翻譯不能劃一？名字的更改自然要反映出多元種族的特徵和對歷史的尊重，有些可採用中文名的慣稱，有些可採用英文名的稱呼，讓一條街只有一個名字。我們不是有一條長長的Perak Road嗎？大家都叫霹靂律，不是很好嗎？

喬治市也已經夠參差不齊了，不能讓街名「添亂」。我們不要「以亂取勝」，而是要有條不紊地展示多元文化的多姿多采的風貌！

胡榆芳與《星檳日報》

《星檳日報》從一開始（1939年）即租下蓬花河八號的獨立大洋樓作為社址，它與清駐檳領事張弼士的豪宅毗鄰。而《星檳》所在地是原屬于永定巨富胡子春的私邸。他與張弼士一樣，熱心推動教育事業。因此在《星檳日報》創辦前，他的豪宅一度闢為華校，較后租予《星檳日報》。

這座占地一依格半的大型洋樓，是最適合作為報社之用。后來市議會要開闢一條公路，將《星檳》與張弼士豪宅切開，成為今日的樣子，這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

自從《星檳日報》的空曠地被縮小后，約只剩一依格有餘的面積，不再是四方型一塊，而是變成三角稜型，氣勢不大如前。

所有這一切的改變，都發生在胡榆芳掌權的年代。

他的好運在六七十年代如日中天，不但報份節節上昇，而且地位日趨穩固。原先他一家人是住在《星檳日報》后面的一角（后來搬進自建的大洋樓），並設有打將消遣的“俱樂部”，也不過是三台的麻將桌，供職員工餘“大戰一場”。我在60年代中期進入報界工作后，曾經學人湊熱鬧，學習打麻將。

但我付出的“代價”就我當時的收入而言是太大了。我在學習的過程中，逢賭必輸，少則三五元，多則一二十元。因為字房的同事似乎個個都是高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而且還猜得到你要什么牌，我不輸才怪呢！

就這么消磨半年的時光，我算了一下，不單輸掉錢，也真是輸不起，而且浪費一個晚上的時間，其結果是身心疲累。當時我曾這么想，若用晚上時間寫寫文章或特稿之類的，既可充實和磨練自己，又可賺一些稿費，一舉兩得，何樂不為呢？

于是我決心不再打麻將，將精力用在讀書和寫文章方面，因此我直到今天還是不大會打麻將，說來也真是一個小插曲。

當時的《星檳日報》在我的印象中，除胡榆芳的辦公室有冷氣外，其他都是風扇取代。由于舊建築物又高又闊，辦公起來也不覺得悶熱。

我在1971年轉入《星檳日報》編輯部工作時，每天面對的都是“老人陣”，但在記者群中就不乏與我差不多同年紀的一群。我在1972年調編《檳島版》后，與記者的關係就更密切了。每天堆上來的稿件都得先校正一下，然后打上標題交由字房拾字和排版。至于次要的社團新聞，就採用刪減的方式。

如果你問我一天編多少版，我也答不上來。除了每天下午開工，必須要編兩版外，剩下的新聞就移入次輪的改版。若改版下不完，便留在隔天的地方版塞下。細算起來，每天處理的新聞至少有四至五版，而且當日的新聞當日處理完畢，因為到了明天又是一大堆稿堆在你的桌上。新聞是編不完的，正如記者的新聞是寫不完的，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這是從事新聞工作的人累積而成的經驗。

身為地方版的編輯，怎樣使版面生動活潑，是要費一番的心思。我們當時流行的傳統是標題四五行是等閒事，二三行的也有，不像今天縮成兩行。如果將過去的報紙和今天的報紙比較，今天顯然大有進步，面版也乾脆俐落，不會有黑壓壓一團的感覺。但當年各報幾乎是這樣打標題，取勝的關鍵是標題的簡練與突出中心主題，而不是拖泥帶水或主次倒置。這就是說，除了有副題外，還有一個主題。

對于電腦，打字在我們的年代是缺席的。我們只知道整個過程是比較粗糙和傳統的。編輯處理好的稿，便交由雜工放在繫上繩子的籃子吊下到字房，拉上又拉下，幾乎沒有停止過。字房拾好的稿打樣后連同原稿交給校對。改正錯字又丟回字房。待到時間差不多，編輯就下字房監督排版。上了年紀的編輯，可以不必下字房，只在打標題時注明下在什么版位即可。

這個時候，編輯與廣告部常常會因版面的處理而起沖突。但一般上“廣告大過天”，它是報館的命脈，編輯只好“主隨客便”，心里暗楂今天版面又被廣告占去了。

對于廣告性質的稿件，編輯與廣告員的磨擦時有發生，只是又為了經濟來源，總是協調又協調。矛盾永遠是有的，協調又永遠沒完沒了。

版編好后，就是編輯看大版，再交回字房轉到製版部，然后又是一個過程，才送印刷房待印。
早年（指70年代中期之前）的時候，是沒有夜報這碼事，所有的報紙都是在凌晨印刷，守夜的編輯和記者往往要在午夜之前把突發的新聞改好。直到有夜報后，工作時間又往前移動，有早報版和日報版，換來換去，不知有多少版按不同的地區處理。今天的華文報即使改用電腦，一切設備先進，也還得面對同樣的窘境。

新聞工作不變的定律是：再怎么先進的設備都逃不掉與時間賽跑，並在版面玩花樣，盡量滿足讀者的需求。

胡榆芳雖然不負責編務，但他在下午時分，尤其是五時過后總喜歡在編輯部走動，他要知道今天有什么大事，新聞有沒有問題。雖然他用他的“威嚴”在監督同事工作，但他有一個優點是：身為總經理，他不干涉編務的進行，只是在重要時刻或關係到報館命運時才與總編輯商量。

他有時會指手劃腳或表達個人的意見。總得來說，他懂得尊重編輯的“自主權利”，唯有隔天新聞出大問題，才將編輯主管調去了解情況。因此在《星檳日報》工作來自上司的壓力並不多，彼此懂得“遊戲規則”，各安其位，各守本份。正因為這樣，《星檳》的職員，包括編輯和採訪記者，流動性是十分少的。有人做了一輩子而死在職位上；有人做到退休，有人做到另有高就才離開。

《星檳日報》形成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但只有一位大家長，他就是胡榆芳。他的自豪是將《星檳》起死回生；他的自信是《星檳》的地方性權威已牢固的建立起來，有一批“忠心耿耿”服務的職員；他的榮耀是在1964年《星檳日報》慶創刊25週年時，大擺酒席，又出了一本富有價值的特刊，一直流傳到今天，成了《星檳日報》的絕響。

他的遺憾是在70年代末期，有一家公司建議將《星檳日報》拍成膠片收藏（指從創刊號一直拍到當時為止），一共要馬幣二萬元。他問我要不要做，我說做起來方便收藏，后人參閱也方便，不然這樣一月一本合訂本，已把資料室擠得“汗牛沖棟”，再下來也不知要收藏在那里。我告訴他已多設一個閣樓又滿了。他左思右想后，最終因為心痛二萬元而作罷。

由于《星檳》沒有膠卷，到后來要搬家時，不知道該把合訂本收在那里。這是我后期犯下的一個大錯誤，我將合訂本托給一位先生暫存。但這一收，直到今天，《星檳日報》的資料全數不見了，歷史終于在這么輾轉中不見了。他的遺憾也成為我的遺憾（這是九十年代的事，容后再作交待）。

我正在想，胡榆芳辦報的成功是因為他掌控了平衡之道，既有胡家兵客家兵，又有其他精兵溶于一爐，把《星檳日報》托向一個又一個高峰。

六七十年代，胡榆芳在華文報壇中領盡了風騷。

民政黨與檳州政權

民政黨檳州代表大會不久前舉行，風平浪靜，蟬聯的蟬聯，中選的中選，都是“不戰而勝”，皆大歡喜。有人因此納悶：為何沒有“震撼性”的議案？難道民政黨上層已協調溝通妥當，只待八月全國代表大會揭盅？

這樣的反應顯然是把焦點放在全國署理主席會不會有競選？若有競選，會不會是重量級的對壘？
我們不要只把鏡頭對準郭洙鎮和許子根，若離開黨性，他們肯定是沒有火花。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政治的角度切入這個問題，因為這不是一場郭洙鎮與許子根個人之戰，而是關係到民政黨未來的走向。

什么是民政黨的未來走向？攤開來不外是民政黨的政治定位的問題。這個定位不是民政黨自設的，而是歷史造就了民政黨的生命線是與檳州切割不斷的。倘使民政失去檳州政權的主導地位，它可能會失去方向，而成為沒有主體的散群，在馬來西亞其他州點點串串，無法凝聚成一股巨浪，在政壇散發魅力。

舉例來說，除開檳城州外，民政在各州的州議員數目有限，出任州行政議員的或則一個或則“望官興嘆”，而在中央的也只有一名正部長和三個副部長等。換句話說，民政黨的局限是因為他是后來才加進執政體系，不能過于越位，亦不能扮演取而代之的角色。說白了就是無法超越馬華而成為第二大執政黨。

同樣的，在檳城起家和躍居成為執政主導地位的民政黨也不是馬華可以取代的。雖然馬華公會也希望再次主導，但政治的現實使到兩黨各安其位，各就其職。依據國陣的架構，顯然已是對號入座，形成一個“傳統”。

在這種情形下，檳城州對民政黨而言，無疑是它的堡壘，也是它的核心地帶。其中最顯著的莫過于首席部長職從1969年以來就歸民政黨人出任。這個職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顯然比黨的高職更能襯托出民政黨的生命力。

這里有一個歷史教訓是民政黨黨員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或不以史為鑑的：1971年，民政發生內鬨，黨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與秘書長陳志勤就導演一場要罷免林蒼祐首席部長職的“鬧劇”，因為林蒼祐只是黨的副主席，分分鐘都可能被拉下馬。所幸急中生智的林蒼祐拉攏到超過半數的黨中委，才擺平這一場“官庭政變”。自此之后，林蒼祐就在黨內抓大權，自任黨主席，使到黨職和官職連在一起，不再有失衡的“險象”。從這樣看來，黨中央才是決定首席部長命運的權力機構。

1980年的黨改選，是林蒼祐自動放棄蟬聯黨主席，才有林敬益冒出頭來，不然的話林蒼祐的黨主席地位是不受挑戰的。但林蒼祐這一退，也不幸在十年后的大選中被拉下馬，從此耿耿于懷。許子根則在黨內脫穎而出，成了檳州首席部長。

許子根憑其才情與團隊精神已為民政黨守住這片江山十五年。最驚險的一幕莫過于1995年面對林吉祥的對壘，結果化險為夷。但吊詭的是，民政黨高層總是把視線放在檳州以外，更有一個時期，黨主席、署理主席、總秘書和財政全是其他州人士擔任，而許子根只是擔任黨副主席之一。直到2002年才扭轉這個局面，謝寬泰成了黨的總秘書，這顯然是意識到檳州才是民政黨的心臟。以致許子根這位副主席竟然在十五年后才被發現黨職與官職的不相稱，不能依然故我，有需要進行調整。但要怎樣調又是大費周章的事。直接讓許子根頂上黨主席位置，以取代有意退休的林敬益又被視為不合規矩，因為這里頭尚有一位「坐亞望冠」的署理主席。于是林敬益又說要三年后才退。因此焦點便落在署理主席位置。這也是為什么市面上一直盛傳今年置理主席可能有變。

林敬益說民政會協調好，怎么個協調他沒露口風；郭洙鎮一點退的跡象也沒有；許子根上的形勢也不明朗，以致整個格局還是僵在一團，要在八月黨選才見端倪。但在霹靂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出現了林敬益與郭洙鎮的過招，顯露了其中的隱意。我的解讀是郭洙鎮在此時此地提出限制黨主席任期，是有其意思的，因為按照郭的說法，他和林敬益早就過了任期。他是不是認為如果他退，林敬益也要退？這是一個讓人猜測的謎團。

其實，整個關鍵是民政黨怎樣看待首席部長這個官位，尤其是已有什么“輪任制”的言論在困擾的時候，民政黨更應下定決心，大膽地把首席部長放在黨的核心，而不是邊緣化其黨職，以確保首席部長是民政的靈魂人物之一，是不能被隨意挑戰的，藉以打消“輪任職”的聲音。

整個政治大氣候已告變化，所謂黨政分家論已不合適，也是有檢討的必要了！

就此而言，若是郭洙鎮未能勸動林敬益也退的話，而是他自個兒退，許子根上，不是表示前者不是人才，僅僅是因為擔任首席部長的人必須安在黨的適當位置，明白了這一點，也許郭洙鎮會以大局為重急流勇退，而在黨內留下一個美名，不知這樣的推論是否切合時宜？

胡家天下客家兵

我又回到70年代的往事，從我轉入《星檳日報》當編輯說起。早前我說過，我和《星檳日報》結緣是始于60年代在高中時投文藝稿件。感謝《星檳日報》副刊編輯的提拔，鼓勵我寫出更多的文藝作品。

《星檳日報》創刊于1939年元旦日(1月1日)。這個日子蠻好記。也就是《星洲日報》在新加坡創刊10年后的事。凡是屬于《星》字頭的，概屬胡文虎（萬金油大王）的報業系統。在這之前，據我所知，已有香港的《星島日報》及泰國的《星暹日報》等等，而既然是在檳城創刊，自然稱為《星檳日報》了。

《星檳日報》創刊年代正好是抗日戰爭進入膠著的年代，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支持自然不遺餘力，也強有力的發揮《僑民》的角色，成為中國在海外的一支“文化戰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剛被聘來《星洲日報》的中國著名文學家郁達夫也兼任《星檳日報》文藝版雙周刊的主編。人在星加坡遙控《星檳》的文藝版，對提高《星檳》的名氣頗具作用。

我翻過《星檳日報》創刊時的舊存報，內頭確實有郁達夫的文章和他的編版風格，當然他在那年初來乍到，在檳城與當地文人聚會時也說了一些過頭的話，而引致一場“大筆戰”。這場筆戰后來查知來頭不小，原來是當年馬共一支筆黃耶魯（也就是后來的黃望青）與他展開一場論戰，說他輕視當地的文人，而有自視甚高的對“南洋文藝”誇誇其談而未切入正題。其中較明顯地郁達夫以較大的口氣要本地人多讀書，多創作，才能產生偉大的作家。對于魯迅（1936年逝世）的討論也不合時，似乎影射當地人尚未達此水平來議論魯迅的文章。

這場論戰后來由其他人和氣收場，但也給了郁達夫一個下馬威：本地文人也有一定的水平，不是好惹或好輕視的。

1940年，《星檳日報》為展示其魅力，出版了《創刊一週年特刊》，我早年通過友人從美國哈佛圖書館弄來一本複印本，內容盡是國民政府大人物的題字和獻詞，也有盡是表達抗日的文章，立場全倒向蔣介石。郁達夫也在特刊中針對文藝的提倡提出了諸多意見。

1942年日本南侵，創刊不及4年的《星檳日報》就頓然變成日本漢奸主持的《彼南日報》。在3年8個月的慘痛與鐵蹄踐踏的歲月中，馬來亞人民苦不堪言。《星檳日報》與其他報章全部陷入停刊狀態。文人跑得跑、躲得躲，被監禁與殺害的也大有其人。在檳城方面，鍾靈中學的師生犧牲尤為壯烈。

1945年日蝗軍戰敗投降，8月15日過后，馬來亞又告光復。這個時候交織著馬共與捲土重來的英軍事政府的鬥爭，而華文日報又如雨后春筍紛紛復刊，也多了許多新的報刊。《星檳日報》也沒有例外復刊。

雖然華文報刊呈現蓬勃現象，但在檳城也明顯地分成左右派，有支持國民黨蔣介石的日報（如光華日報），也有支持中共及傾向當地馬共的日報（如現代日報），而《星檳日報》中間偏些右的政策似乎兩面不討好，到了1950年時，呈現赤字連連。胡文虎有感于此，準備把《星檳日報》收檔。站在生意人的立場，報辦年年虧損是不辦也吧！

這個時候，冒出一位胡氏家族的胡榆芳，他以“自己人”的身份向胡文虎陳情，讓他用一個短時期對《星檳》進行全面的改組，看看是否能起死回生。

結果胡文虎以對檳城情有獨鐘的情感，允應讓胡榆芳博一博。于是胡榆芳從一名文員轉身一變成為“行將下沉”的《星檳日報》的經理。

他的政策是精兵簡政，削減員工薪水和節約開支。員工人為了支持《星檳日報》的生存，義不容辭地與胡榆芳一道苦拼死撐，矢言要使這個報社“咸魚翻生”。

必須帶出的是，在1948年緊急狀態時，走左派路線的《現代日報》（1938年創刊）已被英軍事政府關閉。其中主要的靈魂人物洪絲絲在較早前已轉移到新加坡的《南僑日報》主持大局。這就是說，1948年后，檳城已缺乏一份被左派認可的華文日報，因為《光華日報》其時仍緊走國民黨路線。

因此胡榆芳的改革《星檳日報》有一個隙縫是這份報紙得以生存的必要條件，那就是謹慎而又逐漸走“中間偏左”的路線，以填補《現代日報》留下的真空。

這一改革果然有其效果，《星檳日報》慢慢地轉危為安，也擺脫經濟困境。不過《星檳日報》還是不能走得太遠，其一是胡文虎仍然支持國民黨政府，其二是英軍事政府不會讓《星檳日報》取代《現代日報》的立場。

于是《星檳日報》巧妙地走向中間偏一點點左的路線，刊登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喜聞樂見”的新聞和副刊。只要不碰觸法律，只要可以生存不再貼錢，胡文虎自然任由《星檳日報》繼續生存和發展。

胡榆芳的時來運轉，造就了他后來成為報壇的成名人士，但《星檳》也因為有了他的“大膽改革”才打勝了翻身仗，否則沒有下半段的《星檳日報》的故事。

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星檳日報》也崛起成為當地的兩大華文日報之一。胡榆芳更名正言順成為星系報業在馬來亞的代言人之一。

隨著50年代中期胡文虎的逝世，崛起的是他的第二代的繼承人，胡清才（文豹公子）出任董事主席，而胡蛟（文虎公子）則出任社長。在《星洲日報》與《星檳日報》不分的年代，兩大華文報展現出胡氏家族在華文報壇的至高地位。

“胡氏家族”是我們在進入“星系報業”服務時即“耳熟能詳”的特殊名詞，這里帶出了一句在當時流行，卻是有其客觀性的名句：“胡家天下客家兵”。意思是說，星洲也好，星檳也好，都是打著這個旗號在華社顯露風采。

當然這只是一般的私下不登大雅之堂的說法，因為在胡文虎的眼中，經理或大權可掌握在胡氏姓人的手里，但編務則交給有文化人素質的人來管理。戰后《星檳日報》的總編輯林姍姍，就不是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早年投入新文化運動，也是馬華新文學的一員主將。他曾在“光華日報”，“現代日報”服務過。有愛國之心，也有正義感，立場可以中間偏左。另外一位主筆黃蔭文也不是客家人，而是來自中國國民黨政府教育廳的人，他主持筆政，立論雖然傾右，但也不全然一面倒。

不過，在中下級的員工中，我們真的不難發現“拿皇旗”的胡姓員工，地位雖不高，因有“皇氣”罩住，你要多說也沒用，即使是雜工，若是姓胡的，也可不聽使令。我印象中有兩位姓胡的只聽胡榆芳說的，不聽別人說的，一位是姓胡名叫亞衛的雜工，另一位是攝記胡訓再。

客家兵在《星檳日報》內也大有其人。我就是其中一位。這種對鄉親和族群的“照顧”，可以從早期的星系報業中一覽無遺。

論檳城華人主導政權 （橫刀立馬）

*飛揚

我曾在2003年的大選前，在《光明日報》論述維護檳城華人主導政權存在的重要性。后來我又從歷史和政治的角度對華人主導政權的演變和形成作較深入的研究，結果完成一篇約三萬字的論文（這篇論文全文尚未正式對外發表）。

我是從四個方面探討這個課題，並把它提昇為學術研究來審視，以求得到一個比較客觀而又有說服力的結論。

第一個論述是從歷史的發展顯示了檳城（以前的中文學者稱之為檳榔嶼）是華人南來的第一個橋頭堡，而華人也把自身的文化帶了進來，並與當地的文化相互映輝。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年）后，華人南遷大為減少，但從1786年起（英人萊特于這一年占有檳榔嶼）到1945年止，檳城華人由不到百名激增至23萬名，佔人口的55%之多。這約159年的歷史是英國人為發展檳城而引進一批又一批的華人而形成的。

直到今天，在東南亞10個國家中，以人口比例而言，新加坡有75%的華人，馬來西亞有24%的華人，其他國家華人數量雖然可觀，但人口比例微不足道。例如印尼也有6百萬華人，只占人口3%左右；泰國也有華裔6百萬，也只占人口10%。而檳城華人從1900年起，已是最大的族群，一直到今天，華人約占檳城人口的45%，馬來人41%，印度人10%餘，剩者為其他種族。

第二個論述是對檳城人口和其地理位置作歷史性的分析，從中看到英國人之所以把大量華人引入檳城，然后又于1819年開闢新加坡，更大量引入華人，除了要發展這兩個殖民地外，也是要起到控制整個馬六甲海峽的作用。

因為英國瞄準了亞洲的中國市場，果然在1840年通過鴉片戰爭，占有了香港，打開中國的港口，方便英國從印度源源不斷的將鴉片輸入中國，一度企圖把中國人變成“東亞病夫”（鴉片仙）。

在這樣的佈署下，英國人也有防不勝防的地方，例如19世紀，華人通過會黨在檳城建立“政府中的政府”，后來被英國成立的華民政務司（1877年）打散了。又如20世紀30年代成立的馬共，也給英殖民政府帶來相當的威脅。

最后在第二次大戰一結束，英軍馬上重臨，又于1948年把馬共列為非法組織。為了爭取民心，英國人在1951年先在檳城推行選舉制度（市議會），給了華人通過民主取得政治權力的機會。

英國人把中央的政治權力移交于馬來民族時，也安排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檳州出現一個以華人主導的州政權，連同地方議會的民主政制以彰顯英國人也給華人留下碩果僅存的政治遺產。

雖然如此，檳城的華人主導政權也是歸順于中央政府的，但其意義則襯托出多元種族的國家中，各個民族都有所得，各安其位。這種用民主來抗拒馬共並從中扶持起華人州政府是英國人引以為榮的一件事，因為它已經完成英國擴張政策的美夢，從印度經馬來亞到香港，完完全全地打開亞洲的門戶，成為充實英國經濟的海外資源所在地之一。而檳城華人則在英國人走后嘗到政治權力的果實，在間接上也符合英國人用華人主導政權堵住共產勢力的蔓延。

第三個論述是檳城華人主導政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主要點出工業化的成功惠及全民，成為國家的模範發展州，各民族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從王保尼到林蒼祐和許子根都體現出他們是全檳城的首席部長，不是一個族群的首席部長。這種通過經濟擴張來滿足各族人民的需求。他們都表現了權力平衡的分配；‚中庸的施政及ƒ種族關係與利益的協調並與中央政策的配合。

研究之下，原來這是採用60年代在歐美興起的“政治經濟學理論”（The Economy Theory of Politics）而奏效。這個理論是採用經濟的途徑來討論政治，不是強調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而且把政治領域當作經濟來看待。

第四個論述觸及千禧年后華人主導政權面對的挑戰和隱憂，除了人口比例逐漸拉近外，也出現了一些馬來民族主義份子要求改變現狀的聲音。

在這種新形勢下，許子根大膽地提出檳城是經濟全球化聲中一個「小而稱堅」的實體，足以成為歐美及中日之間的一個經濟紐帶，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而對全國全民有利，以帶出華人主導政權的存在是對國家的未來有百利而無一害，同時也向全世界展示我國是一個多元種族和諧的國家，正符合了首相阿都拉所強調的各族分享政權的標記。

林吉祥夢斷檳城

這一篇我要專寫林吉祥進軍檳城的前因后果。他是在1986年踏足檳城政壇，而在這之前，他一直是馬六甲或八打靈的議員。這位在1969年崛起的政壇新秀，在“513”事件后便取代吳福源而成為黨的秘書長（他在1969年“513”后被逮捕，直到1970年10月才獲得釋放，而成為黨的秘書長）。

先說他進軍檳城的背景：
1982年大選，民主行動黨兩面受敵，一方面是來自國陣的，另一方面是來自董教總的民間力量支持民政黨。在不利情勢下，行動黨只在國會保住9個議席，在檳州的議席僅剩兩位。這一年的檳州大選，幾乎是民政和馬華的大鬥爭，行動黨只得靠邊站。

反對黨在檳州的政治“真空”，導致林吉祥審時度勢要親自掛帥，因為這個時候，卡巴星和彼得達遜已喊出要執政檳州的口號，但沒有一位有名氣的華人領袖壓鎮，行動黨是不可能在檳州殺出一個春天來。這也給予林吉祥一個機會在檳州引爆一場大鬥爭。

這就是說，林蒼祐在1982年踢走林建壽后，又在1986年迎來了一位姓林的敵手。這個人就是林吉祥，他挾其名氣要攻下民政的保壘區。

于是在這年的大選，上演了林吉祥鬥許子根緊張又激烈的一幕。許子根是在1982年中選丹絨區國會議員，才剛做了4年的議員，竟要面對反對黨巨人挑戰，實在使他坐立不安。

這就是行動黨的丹絨一役。

林吉祥也在甘榜哥南州議席提名，一石打二鳥。雖然尚未敢正式喊出要打倒國陣和執政檳州的口號，但言行中已表露要登陸檳州，且“算準”檳州是唯一能讓反對黨大展身手的一州，因為它有最多的華人選民，不像其他州，華人議席都未過半數。

也許他想效法民政黨在1969年以反對黨的姿態上台執政的奇蹟，也許他想把行動黨大本營搬來檳州。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林吉祥要從丹絨開始他的第二階段的心路歷程。

選擇挑戰許子根，也引起一些非議。市面有人認為這兩個人不應該在同一個選區激戰，因為兩位都是優秀的議員，使到選民左右為難。但憑著個人聲望，很快的林吉祥占了上風。反對黨放出風聲說，許子根輸了不要緊，可以委任成為上議員；若國會沒有林吉祥，那等于是失掉一位反對黨領袖。在兩相權衡下，許子根已是處于下風。

我曾經在大選前后與林吉祥有過接觸。大選前我問他勝算多少，他說50對50（政治人物總愛描繪成平手或苦戰，才能取得一些同情票）。不久后他又改口說，好像是超過50%。這意味著他已具備信心拿下許子根。

另一邊廂我又問許子根，有多少把握。他很無奈地說，把握不大。這是一場十分艱苦之戰，比對壘陳慶佳要難得多（1982年許子根取勝陳慶佳，只有834張多數票），因為這一區在1978年之后，已成為反對黨的強區，而且打從1959年開始，一直是反對黨的強區。

在投票前夕，報界已預測林吉祥會取得勝利。果然不出所料，開票當晚，但林吉祥竟贏了萬多張多數票，也教人大跌眼鏡。

隨著丹絨一役開花，行動黨有十條大漢闖進檳州立法議會，遂使到林吉祥信心滿滿。

許子根在失敗后，轉任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的政治秘書（這個並不高的官位，最終給他帶來意想不到的好運。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林吉祥則意氣風發在檳州政壇大展身手。

接著在1990年林吉祥展開他的丹絨二役。這一役他又是偏向虎山行，在州議席黨對壘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此時行動黨的口號是要執政檳州，也就是要打倒國陣（民政）州政府。

我曾私下問林吉祥，為何又來挑強人來打，尤其是林蒼祐是不易被打下的對手。他告訴我，這不是他個人所要的，是檳州行動黨決定要他出戰林蒼祐。

我又曾求證于當時的行動黨州議員陳爾奕，為什么要走這一步險棋？他的答案是：既然要執政檳州，林吉祥非得來個“王對王”之役，不然林吉祥來檳州做什么？又怎樣執政檳州呢？

開票當晚，許多人看傻了眼，行動黨居然如同秋風掃落葉，勝了14席。只差3席即可起而執政，可惜46黨時運不濟，雷聲大，雨點小，在檳州全軍盡沒。

不用說，打敗林蒼祐的林吉祥，已開始計劃下一屆一定要讓檳城“改朝換代”。但他算不到勝利后面隱藏的危機和凶兆隨之而來。這不是黨內起內鬨，而是檳州人民開始反省這樣做是不是“得不償失”？因為在國陣內，馬華再一次輸得干干淨淨（如同1969年的翻版，一席也沒有），剩下民政黨7席，與巫統的12席保住政權。

這一下子，人民在思索華人首席部長會不會不見了？幾經談商，巫統力勸民政黨再主導檳州政府，交由民政敲定人選。民政在失去林蒼祐后，士氣大挫，但也得面對現實，經過黨的討論和表決后，許子根勝了吳清德，他成為繼林蒼祐的首席部長，啟開了許子根時代，一個弱勢的政府。這個“結局”又是誰造成的呢？選民心里有數，林吉祥“心里沒數”。他依然相信一個林吉祥的時代是會到來的。

就這樣在1995年，林吉祥開展他的“丹絨三役”。這決定性的一役，行動黨打出的名堂是“不要弱勢的首席部長，而是要一個強勢的首席部長”。

于是他再次冒險，直接和許子根對壘，這是第二度挑戰許子根，也是第二次挑戰首席部長的議席。他也許沒有估算到兩個重要點：其一是46黨已大不如前，在沒有馬來政黨結盟下，攻下檳城，談何容易？馬來選民一向以來都把行動黨當成華人反對黨，自然不會給予支持；其二是檳州華裔選民面臨抉擇，是否還要重演1990年的險局或是力保一個華人首長？在權衡輕重之下，選民選擇了后者。他們對行動黨能否上台執政抱著置疑的態度，不再像1990年那樣給予火熱的支持。
不論是否是林吉祥的個人心願或是檳州黨的決策，他的這一戰對許子根已使他在戰略上處于被動的地位。

如果他不在丹絨武雅對許子根，極有可能行動黨不會敗得那么慘。畢竟保留他的國州議席也是選民可以接受的。

以此推論，林吉祥不戰許子根，行動黨或能保住一些州議席。

但事實上，行動黨既然已做出這樣的戰略和排陣，就得面對慘敗的后果，誰也怨不了誰，只能說檳州選民不要這樣的“英雄主義”的政治，他們要的是一個在安定中保現狀的州政府。林吉祥輸在“天不和，人不利”的條件下，正應了“人算不如天算”。可憐的行動黨只剩下一名州議員，她就是章瑛，丹絨三役埋葬了行動黨“火熱的理想”。

1999年，林吉祥不再打“丹絨四役”，也沒有所謂丹絨之役了。不過在排陣上又似乎浮現“丹絨四役”的影子，把強者推向國陣的選區叫陣，包括林吉祥本人轉向升旗山區對謝寬泰。離開他守了三屆的丹絨國席。

初看起來，謝寬泰“劫數難逃”，但幸運之星卻罩在他的身上。林吉祥本是以為這樣的排陣可以讓行動黨扭轉劣勢，詎料行動黨未沉，林吉祥卻下沉了。

失掉國席的林吉祥，已是光芒不再。他深深地感受到檳州已不是他“安身之家”，他需要另外找一個家，結果在2004年他找到怡保“新”的家，又搖身一變再次成為反對當領袖。檳州“養不起”林吉祥。他不認命也幾難！

馬華民政合併論

我在《馬華與新民族主義一文》中提到的一點就是馬華應促成與民政黨的合併。

我的論述包含歷史與現實的兩個層面。

從歷史而言，成立于1949年的馬華公會直到今天仍然沒有改名，全名是“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作為一個政治團體，意味著這個黨是“代表華人的”。華人可以拒絕馬華代表華人；也可以通過民主投票否定馬華的代表權。但從1955年有選舉制度以來，除了1969年大選受重挫（但仍保留13名國會議員）外，馬華都取得一定的議席，且一直以來都是在執政黨聯合陣線內聲稱代表華人而參政而進入內閣。因此馬華必須牢記它的使命和職責就是維護華人在這個國家的權益，進而引導華人在多元種族的國家中創造一個和諧社會。

但是馬華的代表性在60年代受到左派反對黨社陣的挑戰，並從意識形態的鬥爭中指馬華是“照顧資本家利益的政黨而忽略了廣大中下層人民的利益”。這種鬥爭在70年代宣告結束，因為社陣已不存在，而且在69年的大選已退出憲制鬥爭。

不過，在另一方面，馬華的完整性卻因自身的分裂而受到挑戰。先是1961年林蒼祐（原為馬華第二任總會長）拉隊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繼之在1968年，民聯黨又搖身一變成為民政黨，且在1969年的大選取代馬華在檳州的主導地位，成為執政黨。然后又于1972年巧妙地與巫統組成檳州聯合政府，更在1974年加入擴大了的聯盟而成為“國民陣線”的一員，與馬華在國陣內“同床異夢”。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1973年），馬華的改革派領袖林敬益在與陳修信鬥爭失敗后，拉隊加盟民政黨。到了1981年，原任馬華署理總會長的曾永森在1979年鬥不倒李三春后又過枝民政黨。
至此我們看到民政已幾乎蛻變成馬華分裂出來的另一個執政黨。

雖然在1981年，馬華成功地拉回改革派一員大將（陳忠鴻退出民政重投馬華），又于1990年再拉曾永森回歸馬華，但並沒有改變馬華與民政在國陣內的明爭暗鬥的局面，表面的合作無法掩蓋兩黨領導人間積壓已久的恩怨。

這種上一代遺留下來的糾纏不清的后果起因于馬華的分裂，每一次的修補關係都是為了應付反對黨的挑戰，從來未認真的考慮民族主義的重要性和華人權益大過黨的原則性。抑有進者，隨著新生一代的分別加入馬華或民政黨，被灌輸的不是新民族主義的思想，反而把上一代的恩怨拉下來，並相信兩黨的存在是必要性的，其中一個最強烈的理由是：民政黨是“多元種族”的政黨，馬華是“單元種族”的政黨，因此兩黨的合併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合併。因為合併以后黨的利益會受損，個人也因此可能失去在黨的地方上領導的地位；而中央方面也許要作出犧牲。與其合併，不如保留現狀為好。

可是如果我們從現實來探討，則不難發現馬華的“單一種族”也是溶入多元種族的國陣大家庭內，它不可能自行起而執政；同樣的，民政黨的“多元種族”理念放在國陣的天秤來檢視，也成了代表華人族群的政黨。換句話說，現實社會把馬華和民政定位在代表華人族群在國陣內一起為實現“馬來西亞民族”而鬥爭。

至少在巫統看來情形就是如此，不然巫統基層的地方領袖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檳州首席部長應由馬來人出任或採用輪流制？因為他們的馬來民族主義思想使他們感受到馬來人在州內被“邊緣化”已是時候要求改變（這種說法並無事實根據，僅是一種民族情緒的表達）。

所幸我國首相阿都拉以開明和快迅的反應把大局擺定：“國陣已有協定，首長不採輪流制，一切保留現狀。”這是延續前首相馬哈迪所堅持的開明政策，沒有必要牽一發動全身。《南洋商報》在5月25日的社論《檳首席部長職不應輪任》是及時和切中時局的評述，我對此表示激賞和贊同。

不過五年或十年后，巫統的地方領袖還會不會再次挑起此課題？不但是巫統中央領袖關注的事，而且馬華和民政也應有所警覺，不能再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傳統，不必加以重視。這已經不是馬華或民政的人任首長的事，而是傳統是否會再一次被基層挑起以尋求政變。

除了這個現實的政治例子外，華人社會也在多元種族的國家面對一波又一波的挑戰，這就需要馬華及民政認真地考慮如何建構一個新民族主義來確保社會的和諧與平衡。因此，馬華也好，民政也好，在政治現實下，已不能對追求真誠合作乃至合併事置之不理或不當成一回事。

我要說的是：兩年前啟開的兩黨合併工作團應重新開動，國家主義下的各民族利益的合理協調與分配已是馬華和民政的頭等重要議程，進而完成兩者之間的統一與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