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与“史识”的争议

备受争议的《种族关系》的课本，于7月19日由内阁决定收回，因部份内容不适合作为教材用途。首相阿都拉说﹕“政府将会成立一个以历史学家为主的小组负责撰写另一课本取代。”

这是由于博特拉大学出版的《种族关系》的内容被指在提及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1999年大选华团的诉求事件及2001年甘榜美丹事件的评述具有种主义的观点，把责任推到不同族群的身上。

虽然负责策划国立大专《种族关系》课程的三苏安利辩解课程是以单元形式提出而无真正的课本可言，但不论是“讲义”、“指南”或“教材”，都包含了编者或写作者的主观意识，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就是说，写历史的人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意识或立场，并从他的角度来演绎历史，我们将此称为“史识”而不是“史实”。

所谓“史实”是指“历史的真实”或“历史的真相”；而“史识”是指历史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诠释”，这之中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其立场。当这两者被混淆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史识”掩盖了“史实”。

今日引发的争议就是因为作者被指用“史识”取代了“史实”，因此在另一方看来，只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不是其它族群可以接受的“史评”。

虽然，我们要区分“史实”和“史识”并不容易，毕竟历史是由人来写，而写的人的立场和观点也许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也就难免引起争议。但是，历史也不是全然可以把“真相”淹没的。这要看是什么年代的历史和站在什么立场写历史。

例如太久远的历史，自然是靠“史识”来认识“史实”，因为“史实”已无从考证，除非有出土文物加以推翻。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权威性就是因为他用“史识”来建立“史实”，而没有其它的史书足以辩驳，也就把“史识”当“史实”了。反之，如果是近数十年的历史，而许多当事人还健在的话，就容不得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因为另外的一方也有其“史观和史识”，自然会对另一方的“史识”作出挑战。

这就是说，越近代的历史，越不容易抹掉“史实”。举例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离开今天不过40年的历史，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就无法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况且有些事和人尚触及敏感课题，官方只好暂时“束之高阁”，待百年之后才来解读。

同样的道理，马来西亚的“五一三”事件距离也不过37年；尤其是这个课题仍属敏感课题，由一方来自下定论肯定引起另一方的不满。因此最妥善的方法是侧重“史实”的描述，避免加入个人的“史识”。若遇到对种族和谐无所帮助的描述，也只好从简或把史料道出即可，不必有“史评”。

这是因为我国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种族和谐与谅解，才有《种族关系》课本的出现。说白了就是某些存争议的课题可以悬挂或暂不解密，让年青的学生从史料中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而提高警觉，从而珍惜和平与和谐的重要性。若是进行学术研究，另当别论。当然百年之后，进行解密也非“敏感”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某些特定的历史，特别是种族关系的历史，在预定的议程下，一定得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需以“史识”来争辩。大家先尊重“史实”，不必强调“史识”，是较理想的折衷方案。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年青年人“以史鉴今”。则什么“史识”的争议和史观的辩论在此并不适用。并不是我们不尊重历史，而是历史这面镜子在某些事件上若被磨损，效果便会适得其反。明乎此，有时候历史会被迫处在“无声胜有声”的静态中，因为历史得让位于今天和明天的长治久安。

焦点人物丁福南

槟州行政议员丁福南“人气急升”，这些日子来成为新闻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有两个争议性的课题引发。其一是市面上传言四起，说他将是许子根之后的未来首席部长；其二是二槟州政府对槟岛交通系统的“革命”未能取得效果，造成议论纷纷，虽然内中有各种因素，但也将矛头指向丁福南。于是丁福南成了被议论，被评头品足的人物。

究竟丁福南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又是在什么时候踏足政坛的？相信读者会有兴趣知道。

首先丁福南在锺灵中学毕业后，就负笈印度攻读医科，学成归来后曾在槟城中央医院当医生。那个时候，他对政治还不是十分热衷，但喜然与报社的人交朋友，开始了他对政治的关注。

当他在70年代准备自行创业时，他首先想到的是顶下一间药房，而不是自行开业。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刚好那个时候就在观音亭对面的杨清添荮房要出让，因为杨清添医生年纪大了，准备退休颐养天年，我曾问丁福南为何要承顶杨清添药房？他这样说：杨清添负素盛誉，尤其是为下层人民看病或收低廉费用或不收钱而赢得好名声。他愿意接收这一传统。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清添药房也是三轮车夫看病的诊所之一，因而有所谓「三轮车医生」的美誉。

当丁福南成为药房的主人后，他什么都没有改，只是在内部作一些小装修，门口的招牌依然是杨清添药房。他说这样子做，老顾客照归来，没钱的人也照来，他就依据杨医生的规矩看病。

慢慢地，他的药房生意好了起来，每天都有大把病人，用“门庭若市”来形容也不为过。直到多年以后，才见出现丁药房的牌子。他继承了杨清添的衣钵，也给他带来幸运。

他的幸运不单是在药房上，而且他也跨出另外的一步，向政坛迈进。大概是80年代，他比较积极在政治上活动，也成为市议员。不过他和许子根等华教人士的参加民政党是不同渠道的。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加入同一个政党。当1982年许子根在政坛上炒热且当选国会议员后，丁福南还是个“小人物”。顶多官拜芝麻九品官，做个市议员为民服务。

政治这条,路，对丁福南而言并不好走。在1990年第一次代表民政党出征州议席时，他以微差不足100票败下阵来。这一年反风甚大，行动党在33个州议席中扫走14席，民政跌剩7席，马华再次归零，由于巫统仍维持12席，国阵继续执阵，而那一年也启开了许子根时代。

1995年丁福南再作重归，这一次他雪洗前耻，如愿以偿地当上州议员。1996年他接替任期届满的陈锦华，成为槟岛市政局主席。这个职位在民间的口头上称之为“市长”。丁福南也成为了“丁市长”。其实在1966年过后，市议会已由州政府接，不再有民选市议员，也就没有“市长”之职。但市政局主席的职权比“市长” 大。因为以前的市长是只管乔治市，而后州政府将乔治市议会与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管理面积也就涵蕴整个槟岛。

1999年丁福南再次胜出而出任州行政议员。槟岛市政局主席又再归由公务员担任，结朿了政治人物主管的年代（达9年之久）。虽然如此，丁福南还是被分管两地（槟岛和威省）的地方议会直到今天。

由于接近许子根，丁福南自然而然地成为许子根的副手之一。在2004年的大选时，有风声说许子根可能弃州攻国，转调中央，丁福南又成为热门人物之一，结果是一切如常，许子根照归留在州议会，继续统领槟州政府。这个时候，仍然担任州行政议员的丁福南已是更加接近权力的边缘。

可能是因为这缘故，在民政党于2005年党选时，丁福南即以高票当选副主席。成为许子根之后的权力核心人物之一。基于这样的推理，也就有人认为若是许子根上调中央，丁福南很可能出线。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对丁福南而言也不知是喜还是忧。因为在一切都未成熟前，他已经成为一个评论的焦点，甚至有的候还成为耙子之一。例如最近的交通系统改革失败，槟州政府准备启动第二个方案时，就有箭射向丁福南，指他应对失败负责。言下之意是为他的政途堆上石块。这对丁福南来说，是“煎熬”，也是“磨练”。所谓政治，必有争议，有矛就有盾也！对任何人都没有例外，丁福南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确切地说，没有人知道将来的局面是洗牌或不洗牌？

三项调查．两个置疑

在最近两个月内，有三项所谓国际调查给马来西亚打分。第一个是马来西亚人（以吉隆坡为标准）的礼貌倒数第三。第二个是马来西亚人不大讲究卫生，有三成人如厕后不洗手。而第三个是马来西亚人是快乐的。

这是国际组织的三个课题的调查结果，虽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将这三个结果连系起来评析，倒可说明某些调查存在着争议。

首先是《读者文摘》在全世界35个城市进行“礼貌调查”，结果发现马来西亚人缺乏礼貌，排名倒数第三，在百分比上，只得37分，殿后是孟买，只有32分，新加坡则倒数第五，得42分，名列前茅的是纽约。

它是根据三个方法进行抽样调查﹕(1)购物测试，看看店员有没有微笑或者说谢谢；(2)掉纸测试，调查员故意掉纸在地上，看看对方的反应；(3)帮忙拉门测试，看看对方是否为调查员开门或挡门等。

这种从小动作来检视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有礼貌虽然可以得出某种“结论”，但却不是全面与公允的，因为礼貌是一种待人接物之道，属于社交的一种礼节。马来西亚人一般上都是比较平和与保持公民应有的意识。例如懂得排队，不争先恐后；遇事虽有争执，但大多数也不鲁莽肢体冲突。也因为习惯成自然，不拘小节，有时也不显得对小事格外热心。如果你斤斤计较小节，期望人人向你微笑、说声谢谢或帮你拾起纸张或为你开门挡门才是礼貌的话，则可能会失去公平的评价。这就是说，《读者文摘》的调查若可以成立，则礼貌已被扭曲成“从细节定全局”的偏狭思维。

从礼貌再往前一推，《国际卫生理事会》又发现马来西亚人有34%进食或料理食物之前不洗手，并有29%的上了厕所先后不洗手。因此又得到马来西亚人不讲求卫生和清洁的“结论”。如果说一个不重视礼貌和卫生的国家，其人民则是属于快乐的一群，倒是新奇的结论？因此我们对《新经济基金会(NEF)》连同英国环保组织地球之友进行调查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有更大的问号。

这份报告指说“最快乐的国家”多在南美洲，而八大工业国家的人民也不大快乐，全部不入头50名。反而是亚洲的一些国家的快乐指数排在西方国家前头。比如令人吃惊的是越南竟排第12名，这个曾被瓜分为南北越，而战争连连，死伤无数，且在支离破碎的国土上重新统一立国的国家，在其努力挣托发展约30年光景已成为亚洲最快乐的国家？这不让人置疑也几难。还有菲律政局动荡不安，外劳大量输出也居然排名第17名，比起马来西亚的第44名超前，真是大跌眼镜。而新加坡排在第131名，也实在太意料之外了。

原来报告说所谓的快乐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心满意足”，“也非消费导向的国家”，“让人生活在不需要太多烦恼之中”作为“标准”。这样的调查结果如果又是可以成立的话，则生活在孤岛中的少数人群，没有竞争或原始生活当然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他们对生活对环境感到满意，平均寿命也会长些。这种不求上进不面对竞争和不需要接受挑战的“理论”，等于是“落后就是快乐”，“进步就是自寻烦恼”，也难怪先进的国家和进步的地区的人民越是不快乐。

若是这样，相信人民宁可生活在“不快乐”之中，而不要过着刻板与无忧无虑又无所突破的日子。
马来西亚人民倒底快乐不快乐？我们都心里有底。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个调查不但离谱，也离开现实，没有客观价值可言。

总而言之，这三项调查，都没有使我们快乐起来，除了第二项大致不受挑战外，对于第一和第三项的调查我们都有存疑和置疑。

社团林立调和种族关系？

理大研究生陈利威向我提出一系列已备好的问题，要我一一回答，原来这是理大与美国密芝根大学的一项合作调查计划，是在著名学者瓦斯尼（Ashutosh Varshney）教授主持下的调查研究，主题是“族群和平与公民社会”。因为他要证明他的一套理论是否可以成为普世标准？根据陈君的说法，瓦斯尼教授的论据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有越多的跨族群团体和族群团体的存在，有助于缓和种族冲突，因为各个族群都有管道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不会动辄就起冲突。

我被告知，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被调查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自从“513”事件（1969年）后，这个国家就不再发生种族冲突，似乎是他的理论或者可以成立的“试验场”。

我对于这种说法或说理论深感兴趣，因此也挑动我的神经腺，对此问题作一番思考。从一方面来说，马来西亚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国家，除政党之外，它在各个族群本身都存在许许多多的大小团体。有跨越族群容纳各民族的民间组织，也有族群中的各式各类的组织，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种现象以华人社会尤为显著。

当团体一多，虽然意见多多，各有表述，但遇有不顺心的事或对国家政策和施政有意见，又总会通过团体表达出来，或联合起来提呈备忘录，以抒解心中的不悦或不满。至于能否取得实质的效果，又是另外一回事。最低限度人民有机会通过最平和的手段进行诉求，不会有怨无处发泄。这是民主社会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虽然有时候不同的族群会对某些课题或施政产生争执或辩驳，但总是在民主的范畴内进行，不致一言不合，就诉诸极端。这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是经常发生的事，不算是反常。重要的是彼此都要有所克制和约束，尊重宪法是其中一个关键。彼此都不能超越底线，否则就是把事情闹大。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族群的和平共处与相互尊重又涉及许多重要的课题，不是社团可以解决，还得要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寻求一个共识和缓和之道。而在这方面，政府的公平施政起着决定性的因素。政党的介入也起一定的作用。由于这样，民间组织也好，或非政府组织也好，在它们提出比较尖锐性的课题或对某些政策和实施的结果作出批判性的响应后，也总是希望得到一个较为满意的解释或不再继续偏差下去。虽然民间并不可能事事顺心顺意；而且一个问题末了又出现一个问题，如此累积起来就是一箩箩的问题，但民间团体仍然喫而不舍，不让沟通管道阻塞，诉求了又再诉求。

自从1969年之后的37年间，马来西亚就是在这个架构上维持它的和平的局面。间中的族咩虽有时出现崩紧，但在调和下，又告缓和下来。终归没有大问题引发种族冲突。以致在外界看来，尤其是对研究种族问题的学者而言，马来西亚似乎在“创造一种奇迹”，即便有失调之处，也不再发生冲突。

当然这不是说马来西亚是完美的，但马来西亚存在千万个社团组织，却起着中和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人民明白冲突是两败俱伤的后果；因为经过“513”的教训后，人民都知道和平与民主的可贵。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种族问题已告解决，或不再有种族问题。这些年来，它有时也成为人民的一个困扰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为此，马来西亚要在实质上成为多元种族国家和谐生活的典范，还得下一番苦功，朝向建立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来捍卫和平的持续。

一度叱咤风云的庄汉良

也许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庄汉良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在60年代起，他在商界崛起，而在70年代领尽风骚。

我对庄汉良有印象是在1960年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时，突然在报上发现一位独立人士候选人挑战社阵的候选人，竟成了大商人vs贩商。原来社阵的候选人骆万兴是一名报贩。

在社阵如日中天的年代，庄汉良这一战，自然是铩羽而归。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斗不过“无产阶级”。这一年，社阵在15席中，扫走14席，继续执政，联盟（马华）好像只剩下一名市议员，他就是庄友良。

我不明白为什么庄汉良要趟政治这潭浑水，因为无党派是不容易立足的。自此之后，庄汉良不再卷入政治，而是往商场大展手脚。

其实，也是在1960年，庄汉良已是百万身家。他在中路的独立豪宅也刚好落成，报纸上还出现贺词。直到今天，它还是庄氏家族的象征。

我大概在60年代中期开始认识庄汉良，那时他是两间(中小学)的董事长，也是槟州董联会的主席。在言谈中，我发现他是一名有头脑有政见的生意人，他有他的想法，也有他的固执的一面。做人口快心直，有不满之处会即时表达出来，而不是一个城俯很深的人。基于这个理念，他单枪匹马参加政治竞选，失败后才知道政治是群体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改变局面的。

诞生于1916年的庄汉良，主要从事五金钢铁，塑料原料的生意，与另一名闻商陈火炎是好搭挡。虽然自1958年起就是槟州中华总商会的董事，但到了1972年才真正出人头地，出任商会会长。更令人意料之外的，在不久之后，他当选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联合会（现改名为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成为风头甚健的红人，也是槟城人第一次走出“州门”，闯进吉隆坡 领导全马华商。再进一步，他又于1973年出任全国工商总会（各民族商组成）的会长一年。

就在他当红的年代，巧逢马来西亚政府准备与中国建交，也就派国企主席东姑拉沙里率领一个工商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庄汉良就是其中一名团员。这种高格调的访问，给庄汉良的名气加分，因为他从中国回来后就成为媒体追访的对象。我曾与他进行一次的访谈，而那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进入“批林批孔”的年代。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庄汉良的一席话。他形容当时的中国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人民穿着朴素，人人都敬爱毛主席。毛语录是人手一册的。他赞扬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团结与思想一致的国家，虽然说不上进步繁荣，但秩序井然，没有人敢做奸犯料。1974年的马中建交，更是庄汉良津津乐道的大事。

当然庄汉良也在中国寻找商机，只是在未开放的年代，这类的商机只适合试探性质，未能大张旗鼓进行。在1974年任期届满后，庄汉良把两个会长职（槟州的和全国的）移交给新任会长许平等，而他本身则转去出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负责复兴和重建工程（由1976年到1980年止），但他在这之前和之后是大会堂建委会的主席。

由一位既不是千万富翁的商家来领导全国华商，庄汉良确有他特出的地方。他的特出有两点是值得一提的﹕记得在80年代他曾十分不满教育部有意派不谙华语华文的人来长校，他竟拍桌而起的发出“豪言壮语”﹕“如果教育部坚持这样做，我们把校地收回，让教育部另找地方上课”，也就是说，他准备面对教育部的压力。后来此事也不了了之，教育部也不再坚持。

如果当时双方闹僵，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以当时的情势来看，庄汉良还是比较占上风的。

这里附带一笔，庄汉良不仅有其名气，是全国性的华社领袖，讲话也有一定的份量（他的急性子也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与时任首席部长的林苍佑有较好的交情，能够审时度势发表言论。
其二，庄汉良不是胸无点墨的人，他有读过书，也会写文章。因此他不像一些社团领袖靠文胆写稿念讲词，而是自己亲笔写演讲稿，直接抒发他的想法和意见，不必假手予人。

他的字体是自成一格的。我在报馆服务时，就不时收到他的亲笔讲稿，还有每年元旦，华文报循例出版特刊，便会收到庄汉良的亲笔文章。对于一名殷商来说，也是少见的。说他是儒商，倒非言过其实。不过他的文章有时读来有点生硬，也不重视标点符号。为使文句顺畅，我也大胆地进行修润。

无论如何，他还是我认识中比较有文章品味，有学问的大商人。不仅于此，他还会写文章骂人。
在90年代，他又复出担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而后逝世于在任期间(1992年) 。可惜的是庄汉良并没有结集出版过他的“言论集”，也就未留下“鸿文”供后人欣赏。

一位曾经叱咤商会和华团的领袖在逝世后的十多年的今天，总让人回想起他的“身宽体胖”和“直言不讳”的形象。庄汉良就是这么一位勇闯天下的“独行侠”。

槟州首席部长的“传奇”

最近，槟州首席部长职又成为热门课题，大家都在热切讨论和猜测未来的局面，但总得不出一个结论。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历史来演绎首席部长的人选，倒是有三个“传奇”的故事。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不要随意猜想，变化就在微妙之中。

先说第一个“传奇”。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前，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力劝林苍佑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于是在1957年8月4日，报章刊出的头条新闻如下﹕槟州州长（现已易名为槟州元首）将由联合邦立法议会议长拉惹乌达出任，而首席部长是林苍佑。

这个职位不是林苍佑的首选，他希望成为全国性的领导人之一，因此不接受这项推荐，而是要向中央跨进（结果他在1958年的马华党选中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他转而向东姑推荐由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

但还得经过一场民主的党内（联盟）选举，才能确定谁是“真命天子”。当时有两个人争夺这一高职，另外一人是谢成金。巧合的是谢成金是林苍佑的表兄。不过他不是接近林苍佑的人（王保尼与林苍佑是“急进党”人，一起过枝马华）。在7月16日的联盟会议上，王保尼与谢成金各得6票，最后林苍佑运用主席多一票的规定，判定王保尼胜出。就这样王保尼在林苍佑护航下登上高位，一位教书先生在时来运转下脱颖而出，他不是“钦定”的人选，却意外地被扶起。

第二个“传奇”是1969年大选时，由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竟然“石破天惊”地夺得槟州执政权。不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或有“先见之明”，王保尼潇洒地回报林苍佑当年“知遇之恩”，促请林苍佑在5月11日到州长府宣誓就职，而他也同时卸职。如果再延迟两天，局面可能改观，因为“513”的种族冲突悲剧随之发生了，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终止。林苍佑也许无法顺利接任，也许党内会起变化。

这并非“耸人听闻”或“杞人忧天”。果然在1971年民政党就闹内閧，差点把林苍佑整下来。因为另一派系在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他后来出任马大校长）及总秘书陈志勤领导下推出陈扑根取代林苍佑，但斗不过林苍佑，结果功亏一篑纷纷退党，整个民政党才成了林苍佑的“天下”，才稳住执政权。

第三个“传奇”发生在1990年的大选后，林苍佑出乎意料之外跌马，民主行动党在林吉祥带领下赢得14个州议席，民政只剩7席，马华则再一次“全军覆没”，巫统保住12席。在没有指定接班人下，民政党也不敢肯定谁会成为新首席部长。后来在巫统商议下，决定让民政党推荐人选。这个时候许子根并非首选，而是有一位曾任中央副部长的吴清德准备上位，以取代林苍佑的空缺。换句话说，民政党必须在这两个人之中挑选一人。论资历当然吴清德占上风，但论人缘背景，许子根则是“一头黑马”。在得到林苍佑等人的祝福下，许子根终于“过关斩将”，在中委会议上得到较多数的支持，成为林苍佑的接班人。

从上述三个“传奇”来看，槟州首席部长职是不能被刻意安排的，也不是“钦定”的。它的变化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谁会知道独立时林苍佑不上位却跑出一个王保尼来？而且王保尼上位也不是可以由林苍佑一手操办的。如果当年谢成金胜多一票，局面就改观了。

同样的，王保尼在位时也未刻意培养接班人，他没有想到会一败涂地。马华也因这一巨变，此后就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

轮到林苍佑时代，同样没有想到会栽筋斗。有人说许岳金及吴清德是他刻意培养的接班人，事实证明是猜错了。许子根也不是他栽培的接班人，他是顺势“破土而出”的第三代领导人。

如今轮到许子根年代，他一样不可能“钦定”接班人，一切有待未来的演变而定。这也要等到大选后才能显出端倪。毕竟在大选前接任党主席不意味林敬意要退出内阁，我们就不必东猜西猜了，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

文化大革命四十年祭

今年刚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1966-2006），回顾这一段血泪斑斑的历史，当可温故知新。“文革”的远因要推前到1958年的“大跃进”，用以回应1956年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下出现的反共思想；同时也是1957年反右斗争和整肃的延续（丁玲和艾青等著名作家被当成右派下放）。毛泽东在“大跃进”的旗帜下，把较早前（1953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及随之出现的“人民公社”结合成“三面红旗”。

这“三面红旗”的特征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社，防止出现苏联在克鲁晓夫领导下的修正主义使红色江山变色，因而有康生的一句“名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传遍全中国。循着这一大方针，文艺路线也出现“两结合”的理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及革命的浪漫主义），以推动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

虽然在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大跃进”的失误，但被扳倒了；虽然在1960到1962年出现三年灾害，造成生命损失，但刘少奇并没有占上风。为了制止各类的言论及防止“三面红旗”落地，获得毛泽东信任而已升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在1964年推出了“毛主席语录”，要人民天天读，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林彪说了只要运用毛语录，天下难事肯定迎刃而解。

就这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极点，也就有利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底）的发表，终于为“文化大革命”掀开序幕。于是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撤消1964年以彭真为首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组”，否定彭真的《二月提纲》，另立以江青及陈伯达等人组成的具有无上权威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向毛泽东负责。《五一六通知》（即5月16日拍板的）也就成为“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强调“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以反击《二月提纲》的“没有立，不可能有破”。根据这一新观点，对以后的“大批判”和“大破坏”行动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就在这一思潮滚动下席卷全国并幅射海外，它具有下列的特征﹕江青登上政治舞台，推出“京剧革命”的“样板戏”（以《红灯记》最具代表性）及文学创作上的“三突出”（以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作为代表）。因而出现所谓的“八亿人民只观看八个样板戏”和浩然小说的“一枝独秀”的反讽言论；‚毛语录成了“红宝书”，人手一册，随时挥动，毛泽东被“神化”。林彪成了“造神运动”的主将，毛泽东被冠上“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和伟大舵手”的最高荣誉；ƒ“红卫兵”大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对著名人士进行肉体迫害的“斗批改”；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下，《大字报》四处张贴，真假不分，足以置人于死地，句句插入心肺（刘少奇就是其中一个被女儿“告发”的受害者）。其它被打倒的政要文人不计其数，包括邓小平在内；„“红卫兵”运动之后，毛泽东号召全国青少年“上山下乡，一时成为时兴；…王洪文借红卫兵之力和组织工人在上海造反，而后全国各地进行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各省市政府机关的运作；†最具讽刺性的是对“文革”大力推动的林彪在1971年飞机失事后，转而成为“文革”的反面教材，在1973年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本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用意是要“洗涤人类灵魂，把人民变成无产阶级者。要么是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要么是站在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什么中间路线的。

从这个意义来说，毛泽东的“文革”是希望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大同“圣城”（当时中国有六亿人口）；但从人的本性来说，又是违反人的自然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把每一个人印成同一个模式和同一个思想。

“文革”在1976年因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的“一网成擒”而落幕。虽在1980年被邓小平拨乱反正，否定“文革”，但由于涉及中共的建国历史和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仍不易说得清楚，因此直到今天，中国政府无法认同新一代的异议者借“文革”针对时政大作文章，企图动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基。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不对“文革”全面解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