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三个女人

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我们都耳熟能详，但孙中山的感情世界则少被提及，因此不是很多人知道孙中山一生中有三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女人。

生于1866年的孙中山，已是太平天国接近失败的日子（1868被清朝消灭）。在1878年时，曾随母亲到檀香山，住在哥哥孙眉的家里，接受一段西方教育。1883年返回家乡，但在1885年进入香港拔萃书院，不久又转入香港皇仁书院。翌年（1886年）奉父母之命返故乡翠亨村完婚，其夫人卢慕贞也是出身良好家世。

(一) 卢慕贞出生于1867年，比孙中山小一岁。他们结婚时，孙20岁，卢19岁。婚后有一段美好的日子，而孙中山也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学校学医。第二年（1868年秋）再赴香港西医书院，直到1892年毕业，考获医学博士。虽然较后开药房悬壶济世，但心系国家大事，先是想通过改良途径拯救中国，因而有了1894年的上书李鸿章（清朝北洋大臣），要求变法自强，不被接纳。萌起了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的想法，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推翻封建王朝，振兴国家。

这就是说，婚后的孙中山，既忙事业，也忙革命。但聚少离多的孙中山夫人也没使孙家失望，在1891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就是长子孙科。

在中日甲午之战（1894年）中方失败后，孙中山再远赴檀香山，宣传革命，组织兴中会。来年他回到香港，决定在广州起事，但事泄失败，被清朝通缉，孙中山再一次流亡国外。

先是到了日本（1895）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继之又到檀香山（1896）与其夫人会面，其时卢夫人也携带长子孙科，女儿金瑛一起与孙中山叙天伦之乐。在这一年，孙夫人卢慕贞又生下第二个女儿，这就是说，卢夫人一共为孙中山养育三个儿女，算是为孙家传宗接代。

在往后的流亡岁月中，卢夫人也有相伴孙中山的日子。例如在1910年孙中山在槟城住上半年光景时，其夫人及家人（但儿子留在美国念书未随，只有女儿跟随）就到来团聚。（按卢夫人于1952年逝世于澳门，享寿86岁。）

(二) 在这一段期间，也就是孙中山在1905到1910年辗转各地时，他的身边又多了一位红颜知己，她就是绝少被人提及的陈粹芬。历史这样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广州革命新军起义又失败，时孙中山刚自美国回来，已不容于日政府，携眷来居槟榔屿，那时孙先生的卢夫人，还有一位姓陈的如夫人（也即是陈粹芬）和二位女公子，一家五口，租住柑子园404号门牌小屋子。”（邝国祥﹕槟城散记）。一切起居费用由当地同情革命支持者负责，约11人，每月生活费一百余元（张少宽﹕孙中山与庇能会议）。

这里所说的如夫人陈粹芬就是《槟城黄花》（孙中山在槟城的故事）影片中的女主角。她成为保护孙中山的好帮手。影片未提及卢夫人，但提及陈粹芬这位红颜知己是个胆识过人的“侠女”，使到剧情增加气氛，也突出了孙中山既是革命家，又具有普通人的感情世界。

陈粹芳有先见之明，在孙中山于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她就自我消失在茫茫云海中。据说他自认为学识不够，不足以再陪伴革命伟人。因此孙中山回中国后，并在1912年出任临时时大总统时，陈粹芬也不见了。据知她后期逝世于香港。

(三) 第三位闯进孙中山感情世界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宋庆龄。她的父亲宋查理是一介商人，秘密支持革命。在1894年结识孙中山，热心支持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他们两人都是基督教徒，也是秘密组织的三合会成员。有一个时期，孙中山住在宋查理的家里，自然也认识他的女儿们。以年龄来算，在1894年时，宋庆龄才是1岁的小女孩。后来宋庆龄姐妹们都到美国求学。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革命的果实给袁世凯占有了，在卸下临时大总统后，孙被迫反抗袁世凯失言不认真建立中华民国的共和政体，不得不在1913年再度流亡日本，此刻的他，心情非常低落。一位年轻的姑娘也就这样打开他的心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13年孙流亡日本时，宋查理也携带全家到日本，两人的交往又再频密起来。宋庆龄也在此时倾慕孙中山，且成为了孙的秘书。在日久生情下，两人有了爱情。这对宋查理来说是绝不允许的。于是导致宋查理决定返回上海，把宋庆龄也带走了，并将她禁闭在寝室里，不让她继续与孙中山纠缠下去，更出期不遇的要宋庆龄订亲，受到她的坚决反对。在女佣协助下，宋庆龄从家里逃了出来，偷偷乘搭轮船到了日本神户会见孙中山。宋家认为是私奔。

在这之前，孙中山为迎娶宋庆龄，也与卢夫人办了离婚手续。理由是他要与庆龄结婚，若不这样做，对革命是有损害的（宋庆龄日后的回忆时这样说）。不过，我们也知道，从此孙中山的身边就不再有卢夫人的名字。至于孙如何离婚，则未清楚交待。

当宋庆龄在1915年于日本与孙中山完婚后，宋查理闻悉大为勃怒。他认为作为一名基督教徒，是不允许重婚的。当他赶赴日本横滨时，已是生米煮成饭，宋查理生气指责与他共同奋斗革命20年的孙中山怎么会失去理智，娶其女儿为妻？孙中山对宋查理的质问用无言来面对和回答，两人的关系也因此破裂，他认为他的痛苦是孙中山与宋庆龄造成的。

1918年宋查理逝世，庆龄也已守在身边。孙中山此时已在广州立定脚跟，准备北伐革命，一统中原。

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年轻的宋庆龄从此不再嫁人，永远挂着孙中山夫人的光环，与蒋介石对着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宋成为国家副主席，后来又成为国家名誉主席。

1981年，宋庆龄逝世，结束她传奇的一生。宋家三姐妹的传奇是因为大姐嫁给大财阀孔祥熙，小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终于导攻致两姐妹老死不相往来。

客家文物馆的历史意义

马来西亚第一间“客家文物馆”终于在昨日举行隆重的开幕盛典，来自全马各地的客家公会代表约五百人齐集一堂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它向世人展示客家人身先士卒对马来西亚早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改天换地也是客家人写下第一页。巧合的是，这两者之间都不约而同的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但是通过什么形式和展示什么内容才能体现客家人的风华？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因为文物馆有别于图片展览，也不尽然是博物馆，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而又要具有历史价值的永久性的图像与文物的再现，能让人走进历史的走廊后又从容不迫地跨进现代。我们希望尽量做到，每一个参观者在观赏之后，留下惊叹与无限回味的记忆。是客家人，会倍感骄傲；不会讲客话的客家人，也会增加对客家的认同感；不是客家人，也会感同身受；对于其它种族而言，则可以通过史实来证明华族对国家发展的贡献。

这座设在槟州客属公会四楼的文物馆，空间是有限的，但我们要表达的是无限的时空，更要把历史往前推，然后往后看，经过多次的研究和推敲，我们找到了一个主轴，那就是从“太平天国”演绎客家人的历史。因为“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几乎全由客家人统领，而以天王洪秀全为首。这场历时17年的抗争（1851-1868）曾在南京建立政权，与清廷分庭抗礼。虽然最后失败了，但60年之后，另一位客家后裔孙中山继承洪秀全的革命火种，在1911年烧掉了满清王朝。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客家人是近代中国史的奠基人。

“太平天国”也衍生了一批南渡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他们凭着个人胆识和冒险精神创造了奇迹。例如叶亚来（1837-1885），在“太平天国”起事后于1854年来到马来亚，在1868年出任吉隆坡甲必丹，而在1870年建设吉隆坡。又如锡矿家郑景贵（1821-1898），其子郑大平（1876-1935）及其女婿胡子春（1859-1921），再加上一个姚德胜（1859-1915）发展了怡保和太平。

还有更为传奇的是，五位生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客家先贤张弼士、张煜南、谢春生、梁碧如及戴欣然（喜云），从1893年到1911年先后出任清朝驻槟城领事，情牵马中两地，既“做官”又经商，建设了槟城，也推动文教事业。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张弼士在1904年首创新式教育的中华学校，从此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遍地开花。

值得一提的是，当孙中山创立了中华民国后，出任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的也是客家人，他就是戴欣然的公子戴淑原，一直担任到1930年。接着在1939年戴淑原响应胡文虎的号召，共同创办槟州客属公会，且出任首届会长。

“太平天国”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引发了客家学的研究。不论是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是客家人领导“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当然他们也想知道为什么在此期间的广东西部，又发生持续12年的客家人与广东人的冲突与斗争？因而有了1851年到1933年间有关客家问题的四场风波的发生。主要是肇因于客家人认为他们受到蔑视和排斥。

为了正本清源，客家权威罗香林在1933年及1950年先后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及《客家源流考》一锤敲定客家人来自中原，因而有五次大迁移之说，用以证明客家人是有文化和有教养的迁民，不是南蛮，更非落后与未开化的民系。虽然迁移分期有些争议，但不争的事实是客家人到处为家，又到处落地生根，终于“反客为主”而能汇成中华民族的一支优秀民系。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也为客家人“平反”和正名。

带着这样的“客家精神”，落户在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也秉持先民的风骨，以大无畏的精神在马来西亚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形成一支拥有125万人口（占华裔总人口的20%）的大民系，与所有华人和各民族一道，成为马来西亚的国民，共享发展成果。基此客家文物馆的设立具有其历史意义。

杨振宁与第二春

七月，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一口气走了三个地方，先是台湾，继之新加坡，然后再到马来西亚。这是杨教授在以前走访过的地方，但这一次却与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这一次他的身边多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新夫人；这一次媒体的报导一直把焦点放在他的生活上，尤其是他的婚姻生活上。虽然也有触及学术上的问题，但着墨不多。在感觉之下，好像是我们在看“电影明星”的花边新闻。

这种情况，与杨振宁70年代来新马访问大相径庭。那个时候，他是南洋大学物理系的校外考试委员，带着浓厚的学者气息。因为身上挂着诺贝尔奖的光环，大家都竞相对他刮目相看。那个时候，在论及科学研究与发展之余，他会侃侃而谈中国的印象。人们都被他那强有力的说辞给吸引住了。人人都对他的学术高成就钦佩不已；更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71年第一次回中国时，受到受泽东的会见，格调之高，实属罕见，因为那个时候毛泽东已成为中国最具权威的领袖，要见他老人家一面又谈何容易？因此杨振宁也由于被破例的接待，他成了风头甚健的国际知名人物。
我记得非常清楚，杨教授是在1974及1976年先后来马，而来到槟城都是由我们接待的。我对他特别深的印象是不论在吉隆坡或槟城的演讲，他都会把科学的发展与中国的近况来未来作一个乐观的描绘。言语之中，洋溢着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正面讲话。

虽然那个时候，他是只身到来，但风采明亮，精神奕奕。大家把他当成学术泰斗来看待，也重视其言论。为了纪念他来马的演讲内容掷地有声，我曾辑录他旅马期间的言论，编著一本小书，取名为《杨振宁博士旅马言论集》。没想到竟成热卖，由此可见，杨振宁名气不同凡响。然而这一些已是过眼烟云的往事。

事隔30年，我们又见杨振宁来了。在来之前新闻媒体又是造势一番；来了之后，新闻报导又是大篇大幅。但是情况大不相同了。因为他身边多了一位新夫人。就是两年前他新娶的年轻姑娘，一时成为花边新闻。大字标题是82对28，也就是说28岁的姑娘看上82岁的科学家，他们结婚了。诸多的评论也不间断地出现，褒贬参半。

正由于好奇，人们都想一睹新娘风采，而新娘的话题就成为媒体对准的新闻了。说这个世界在变一点也不假。今天的报章，娱乐版之多也印证了读者心理的转变，喜欢八卦新闻多过国际大事。在这样心理的驱使下，新闻报导尽是转向生活琐事也就不足为其了。

而我们的科学大师也对准听众的口味，演讲内容大谈《我的一生》。这一生难免情爱加分。于是在新加坡的演讲也刊出幻灯片，说他一生爱过三个女人。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问题就出于杨振宁是科学家，不是普通的人，更不是演员明星，向年轻的学生灌输这样的生活，虽然有趣和吸引人，但教育启迪作用则有些贬值。

当听众问及他的人生时，他很满意他的一生。于是指向一个圆圈，意味着他人生十分美满。特别是提到他目前的生活，他也毫不讳言地“感谢上帝恩赐给他最后一件礼物”，十分满意翁帆下嫁他，使他的生命之火又燃烧起来。对于他个人而言，当然我们无话可说，也认为这是他的权利，他有权选择他的生活方向，但是在年龄悬殊底下﹕在伦理上又非所有人可以接受，也当然不是每个父母都同意“打破伦理道德”来赞美一段这样的婚姻。

我们并不非议杨教授的私生活，但拿来做公开话题，特别是公开演讲，也就乖离一个科学家应有的态度。他可以把私生活当成私隐而不公开，也没有必要说“他走了，她可以再嫁”。毕竟这不是一段“常理”的婚姻，而是一段“意外”的人生过程。既然不是明星，就没有必要告诉许多人他的婚姻生活，他可以从简，也可以说是私事不外谈，可他就是这样地公开出来，自然成为一些文人的评议对象。但被揶揄后，心理又不舒服。总是认为个人生活，又关别人什么事？为什么要评头品尾呢？

问题就出在是谁先掀起这样的热潮？是杨振宁先公告又要结婚了，新娘是一位比他年轻许多的小美人？还是媒体的“狗仔队”追踪揭开这一新闻？“狗仔队”原本是为追星而出现的，难道也把科学家纳入他们的视线？

不管是那一方面，追究起来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我们还是希望杨教授依然以科学家的身份面对大众，面对媒体。可以高谈“文革时和文革后”中国的科研和社会风气，可以高谈现代科技与物理学的作用；甚至可以回忆他和李政道怎样在科学领导中取得突破而得奖，用以激励年轻一代向高难度的学术领域进军。至于个人生活和婚姻生活就不必要一谈再谈了，即便是媒体有兴趣，也可点到为止，不要再让人有奇想，因为奇想可以产生幻想，幻想可以变成非理性的表现。

不管杨教授现在是否处于半退休状态，在得到中国善待下，也应为国家为人民多作出一些贡献。少谈私人生活，对自己的私事禁口，媒体自然会知道他是科学家不是明星。不然的话，又是一大堆说不完的儿女情长的故事。

透视槟州华人主导政权

对于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争议并非新鲜事，早在1994年时，一位马来新闻从业员查基阿巴里（Zakry Abadi）出版的《槟城发展史》就建议应由马来人出任首席部长，因为从1982年到1990年的历届选举中，巫统都在国阵内占大多数议席。接着在2002年，另一位马来作者耶哈耶伊斯迈（Yahaya Ismail）在其著作《全球化挑战──马来人朝向那里？》一书中认为自从莱特于1786年从吉打苏丹手中取得槟榔屿后，马来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槟岛马来人的议席太少，在未来10年，槟岛马来人将陷入更大的困境。因此他认为拥有权力的政治领袖应该有所醒觉。

基于这两本书的论点，在2003年时，来自槟岛丹绒巫青团团长拉惹慕尼在巫统大会上建议，捍卫马来人命运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又过了3年，也即是2006年，槟州巫青团内又有区团通过提案，在调整策略下，提出首席部长职应该轮任。

不论是“换班”或“轮任”，都是出自对现实政治的改变的要求，但是巫统领袖并不接受这样的改变。先是马哈迪直截了当地表明不会这样做，而是让民政党人继续担任此职；后者阿都拉最近也说了，槟州首席部长的职位将保持不变，同时排除实施轮任职的建议。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历史来演绎这一段历史，当能更好的理解槟州华人主导政权的形成是权力分享下的一种自然与合理的安排，而不是牺牲一方来达成另一方的欲望，因为华人首席部长是在国阵（以前是联盟）的框架内运作的一州首长，是为全民而服务的。

早在马来西亚（前为马来亚）独立前，英国人已通过“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安排由马来人主导中央政府，而槟州则保留给华人主导州政权。例如通过林苍佑（当时被英国委为首席议员）在州立法议会上提出槟州宪法，并通过槟州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又赋予槟州出生的子民自动成为公民等。

因此在1957年独立前夕，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就支持林苍佑出任首席部长（根据1955年的州选举，联盟在14席中，巫统占7席，马华5席，另两人为印裔议员，而殖民地政府委任10人。被委任者不被考虑出任首席部长）。请注意马华议员并未占大多数，但因为客观情势与权力分享，此职由马华议员中选出，因为林苍佑不接受，也就造就了王保尼成为首任首席部长。

由于约定成俗，即便在1959年及1964年大选后，马华只在联盟中占有6席，较巫统为少，还是由王保尼继续领导，奠定下权力分享的典范。

1969年大选，即便槟州变天，改由民政党执政，林苍佑重登政治主流是历史的还原。本来这个职位是等他担任的。同样重要的是，马来人政治地位也没有被边缘化，林苍佑委任其党内的慕斯达化成为副首席部，而哈仑则出任议长，彰显了反对党也重视权力分享的传统。后来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促成下，民政又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1972年），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联盟扩大而成），落实了多元种族共治的政策。

自1974年后，民政在议席上仍然领先，直到1986年大选后，巫统的席位才凌驾民政。这是因为这一年，反对党占有10席，民政及马华席相对减少，但在第四任首相马哈迪领导下，依旧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

最戏剧性的变化是1990年的大选，行动党与执政权擦肩而过，拥有14席，而国阵拥有19席，其中巫统12席，民政7席。照说这是巫统改变传统的最好时机，但马哈迪不这么想，他派安华依布拉欣与民政接头，建议由民政选华人来主导槟州政府，才有了许子根时代的开始。

从1990年到2006年的16年当中，民政仍然保留主导角色，但权力的分享也更突显巫统扮演的角色，在行政议会阁员占有一半。因此马来人被边缘化之说站不住脚。

如果以人口来论说应改由轮任制，则国大党从未有此要求，也是多此一说，同样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再者在所谓的权力分享下，华人也只剩这最后一道防线，若再失守，就成独揽而不是分享了。也难怪历届首相都不同意牵一发动全身。

“打死不走”的林敬益

民政老大林益敬是搞笑高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林敬益搞政治还有另外一手，则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我不知道林敬益是否天生的政治人物，但我知道他全身充满政治细胞，也难怪在主政26年后，他最近在芙蓉的“民政之夜”上拍起胸膛大声说﹕“我是民政党打死不会走的人，就算明年退位，也会在党内找一个适当的角色来扮演。”言下之意是告诉我们“生为民政人，死为民政鬼”。这种“打死不走”的精神，出于已经66岁的林敬益之口，当然大家信了。

但如果时光倒流37年，林敬益在当时脱口而出，倒要被人置疑，因为在那个年代，他身在马华，而后又被陈修信“斩”出马华。也因此有此一“斩”，才有今天的林敬益，应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谚语。

在“失与得”之间，我们看到一个政坛怪杰的诞生。我说他怪，是有根据的。这要从他参政讲起。他是在1969年代表马华参加怡保新街场州议席选举，初试啼声，却以万票之差被人民进步党的陈源安狠狠击败。这一年，也是马华倒运的一年，在大选中跌得很重。接着爆发血泪交加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国会民主终止，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直到1971年才重开国会民主。
也是在这一年，林敬益积极活跃政坛，被陈修信委以重任，出任马华霹雳州联委主席。又于翌年（1972年），再受重用，三级跳成为掌管新村的特别任务部长。是年32岁，被誉为最年轻的部长。一时之间，马华党内的人“都傻了眼”，有人为他鼓掌，当然也有人“咬牙切齿”，弄不明白陈修信是怎么搞的？

由于时来运转，林敬益在他的地盘（霹雳州）竟然搞起“文化大革命”（这个年代，中国的“文革”进入第二阶段）。

他起用了被认为“激进份子”的党干部作为他的班底。当时他也信誓旦旦这样说﹕“马华霹州必须澈底改组，要以社会主义作为指导原则，把马华变成一个强大的政党。”

这一席话，自然激怒马华旧党员和保守派，形成对峙局面。但林敬益不管三七二十一，按照他的“激进”思维在霹州成立两个类似左派的组织，一个是《兴汉社》。它是一个自行注册的政治性俱乐部，成为霹州马华的外围组织。另一个是成立干训班，深入民间，大举吸纳人才。这种面向群众的组织，成为林敬益的左右臂膀。为了展示他的“社会主义”威力，在1972年当陈修信访问怡保持，林敬益率二千余名干训班学员前往机场迎接，高举马华党旗和陈修信肖像，并合唱干训班的歌曲，场面极为哄热，人群也情绪高昂。这使人想起与中国“文革”时的群众运动，高举毛泽东肖像高呼万岁如出一辙。

这种强把“社会主义”的作风引进马华，林敬益是第一人，当然也是最后一人。因为不久之后，陈修信发现到他每月资助一万元予《兴汉社》和干训班的霹州马华，强烈地反对联盟要与人民进步党组成联合政府。这无异是向陈修信的权威挑战。情势至此，陈修信先开除梁棋祥（霹州署理主席）及锺天权（霹州秘书），接着解散干训班，又宣布马华与《兴汉社》脱离关系。林敬益的霹州主席也被陈修信取代，种下陈林失和的种子。

失去阵地的林敬益，在1973年5月被迫辞卸部长职，矛头一转向陈修信发难。在公开声明中指责陈修信是“政治懦夫”。结果第二天被陈修信开除党籍，他在马华内的“文革”也因此被腰斩了。

在马华改革失败的林敬益并不甘于退隐政坛，于是他开始了第二次政治长征，率领梁棋祥等人投身入民政党。林苍佑大张双手把一批又一批的改革派吸纳进来，很快的，霹雳成了民政的第二大本营。

进入民政的林敬益虽然收敛他的“文革”作风，但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生态，他依然是一把剑，成为民政冲锋陷阵的人物。唯一让他反省的是，不再直接向党领袖摊牌，而是让党员在党内为他表达“民意”。最明显的例子是1980年民政党选，虽然林苍佑决定退位，且嘱意梁棋祥接棒。但林敬益不公开表态，也就不与林苍佑公开对峙，以免节外生枝。反而是霹州党干部和党员为他叫冤，直呼通过选举选主席，他们不接受林苍佑的安排，林苍佑在无烈奈何下，也只好接受党主席通过选举来选出，但失败的一方则出任署理主席。可见林敬益仍拥有“文革”的“遗产”为他护航。

正因为林敬益吸取了在马华失败的经验，改以温和的态度接受这个方案，才有波德申党选出现林敬益主政的年代。

虽然如此，林敬益还得忍辱负重，绝对不影响和干预林苍佑治理槟州；也不强出头要急切取代梁棋祥的部长职。直到1986年梁退隐政坛后，林敬益才决定移师木歪国会竞选（在1978年和1982年的大选，林敬益参加州议会选举胜出而担任州行政议员）。在那之后，林敬益才又圆回他的部长梦。

而林敬益真正发挥党主席的权威则是1990年大选后，因林苍佑的失利，由他主导槟城首席部长的人选。换句话说，林敬益要用10年的时间建立他在党的至高地位。

自此之后，他虽有两度面临重炮手的挑战（先是曾永森，后是吴清德），但都被一一化险为夷。他成了民政党的不倒翁，在位比林苍佑还要久。

迄至2005年的党选，他又在面临严竣的挑战，杀退了郭洙镇的挑战，为许子根的接班铺平了道路。正因为有此“辉煌战绩”和“屡战屡胜”，所以林敬益今天以自信地说，他是打死不走的。因为他就要退位了，也没有人要与他打了。他反而成了民政的“资产”而不是“累赘”。概括他从政一生，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失之于马华，得之于民政”。

哈马斯与真主党

最近中东又起烽火，焦点是对准两个被美国形容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与真主党，而操刀人是以色列。有人指说“世界已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前夜”，美国的政界也有此论调。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危言，而真正的目的是美国要借以色列之手消灭美国心目中的“小恐怖组织”，进而扩大舆论来打击甚至出手对付所谓“邪恶轴心”国，主要指伊朗。

究竟哈马斯与真主党为什么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这有需要回到1948年犹太人在英美的支持下，通过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在巴勒斯坦的一半土地上强行建立以色列国谈起，从此中东无一日之安宁。

犹太人认为在三千年前，他们已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在二千年前被罗马帝国摧毁，从此成为没有国家的民族四处流浪近二千年，因此他们有权力“重回家园”。但在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坚持巴勒斯坦在一千四百年前已属于回教国家的领土，因此拒绝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就这样，在以色列立国的第一天开始，中东就陷入战争。从1948年到1982年，先后经历了五次战争。其结果是以色列占上风，领土不断扩大，把数百万居住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驱逐出去而成为难民。国恨家仇也在阿拉伯人民心中留下不灭的烙印。

最为戏剧性的变化是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决心铲除盘踞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解放机构的武装基地，迫使阿拉法把巴解撤往突尼斯。就在巴解组织在黎南被瓦解后，竟在这片土地上衍生另一个激进组织，这就是今日被认为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真主党（Hezballah）。

真主党是伊斯兰什叶派的组织，直接听命于伊朗。这是因为伊朗在1979年宗教革命成功后，已成为什叶派的大本营，也就拥有输出“宗教革命”的能力。1985年时，真主党创党人胡申法德拉拉毫不讳言地宣称服膺于伊朗柯梅尼长老的领导，目的是要赶走以色列，以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不过，黎巴嫩是个奇特的国家，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3年取得形式上独立，延至1946年法军撤走后，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它与以色列和叙利亚有共同边界，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国家不是以种族构成政治势力，而是以宗教分享政权。在三百七十五万人口中，阿拉伯人占绝大多数，但宗教上回教徒占55%，基督教徒占40%，因此宪法规定，总统必须由天主教的马龙派人担任，总理则是回教逊尼派人担任，而议长必须是回教什叶派人。

在国会128席中，马龙派占34席，逊尼派占27席，什叶派也占27席，希腊正教派占14席等。由此可见黎巴嫩是中东国家唯一不是纯回教的国家，也因此被以色列容忍而希望能成为“好邻居”。可是却适得其反，不仅叙利亚牢控黎巴嫩，而且这些年来在伊朗培养下，真主党也参加议会选举赢得议席又加入内阁，但又拥有武装基地，在黎南成为以色列背上的一粒芒刺。

另一方面，以色列也打错算盘，它在1978年允许谢赫。亚辛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把穆斯林兄弟会整合成一个非盈利团体，注册为“伊斯兰穆加马”（意为伊斯兰团体），用以分化以阿拉法为首的法塔赫组织（巴解机构），不致对以色列成太大的威胁。但这个以逊尼派为主的宗教组织在10年后（即1987年）转化为“哈马斯”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Hamas），比巴解机构更有宗教背景，宣称要展开一场圣战，消除以色列，以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回教共和国。它与巴解最大的不同点是主张“政教合一”，不认同巴解的世俗主义。

哈马斯的活动，先后得到了伊拉克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力量不断壮大，除有和平的组织外（今年参加议会选举胜出，组成内阁），也有秘密组织，更有武装力量，逐渐对以色列构成严重的威胁。虽然属于逊尼派，但主张与真主党乃至伊朗接近，推行政教合一，也就得到真主党的响应，对以色列采取两面夹攻行动。这样一来，哈马斯又成为以色列背上另一粒芒刺。

从形势看来，正当阿拉伯国家不直接介入战局时，也给了伊朗一个机会壮大什叶派的威望，真主党对哈马斯的“拔刀相助”，彰显了什叶派正在争取主导权。美国若不正本清源，尽快落实巴勒坦立国，而是意图通过以色列来消灭或拔掉这两粒芒刺，又谈何容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