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中建交步入不惑之年 —华人用血汗和泪水铸成纽带 （直挂云帆）

尽管马来亚（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在鸦片战争（1840年）后因移民的大量增加日渐密切，但接下来的移民潮可以分成：①义和团失败后（1900年）到辛亥革命（1911年），有更多的华人南来；②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撕破国共合作协议，大举逮捕共党或左翼人士），又有一批移民南下；③1937-1945年，日本侵略中国掀开中日战争时期，有数不尽的华人又向外逃难；④最后一波移民潮是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期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停止移民潮。

根据统计，马来亚的华人人口在1911年统计是69万名（占人口29%），到了1957年马来亚成立之时华人人口230万名，占人口的37%。在这个过程中，华人移民是波浪式的，而我所说的故事是以我家族（一个华侨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引言来衬托出华人南来的其中一个典型。这个典型在马来西亚社会随时可见，也透析出血泪的心酸，因此马中关系由始至终是用血泪铺切而成的。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借故卢沟桥事件（指日本士兵失踪）向中国军事挑衅，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拉开序幕了。

当抗日进入序幕阶段，1938年，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成立了，成为援助抗日运动的最坚实的团体，账济灾民及抗日队伍的款项高达8千余万元。

与此同时，当武汉危在旦夕之际，一支由夏之秋组建的武汉合唱团于1938年杪对马新进行抗日演出，募捐救国，也在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吡叻及槟城演出，历时1年7个月，共演出130场，筹获资金230万元叻币。

这一年的年杪，著名的文学家郁达夫应聘到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副刊主编，碰巧《星槟日报》在1939年元旦日创刊，也邀请郁达夫兼任《星槟日报》副刊编辑。

接着著名的画家徐悲鸿在1939年来到马新为抗日出力，通过郁达夫的协助，徐悲鸿又在马来亚各地举行画展，包括槟城。因此徐悲鸿也在槟留下珍贵的一页。

正当抗日响彻云霄，不少人介入宣传的年代，又有成千上万的华人乘风破浪冒险投奔马来亚，这一批人中就包括我的谢湖添先父（我的家族的历史从1938年开始了）。

根据先父的陈述（也在我的大哥诗良的回忆录中显现），他们为何在乱世的年代离乡背井来到陌生的槟城，那是因为家乡（大埔）太穷了，穷到连其堂弟增添要随行也不够盘川，只能“赞助”我父亲一个人漂洋过海。对马新来说193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但对我父亲来说也是他人生的转捩点（那一年他已经32岁），他像其他移民一样，下南洋是为了谋生和讨口饭吃，也希望过上像人一般的日子，不必在家乡面对民不聊生的苦日子。不久后，我堂叔也来了。

1942年，日本蝗军已经侵占槟城，并在较后横扫马来亚和新加坡，举国陷入愁云惨雾中，每当听闻飞机声响，父辈们都得找地方躲藏以策安全，像所有平民一样生活在恐惧中。为了避开日军，我们举家一度搬到高渊种植，过着农田的生活，与世无争。

1945年日本投降，马来亚又落入英军手中。当我们搬回市区居住的时候，治安是不靖的，马共的“出山”也成了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但英军事政府又与马共对着干，

1948年英军实施紧急状态，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更进一步在1950年起将50万华人驱赶至480个被强硬用铁刺网建立起来的华人新村，以隔绝村民与马共的联系。

另一方面，从1949年至1952年之间有24000名华人被遣送回中国。这意味着移民潮停止了；反移民潮开始了。

1982年，先父终于走完他平凡的一生，终年76岁，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离开家乡后从来没有回乡一趟就走了。他的遗憾说明了南来的移民在后来被切断了与家乡的联系；当他们成为公民后，就一心一意扎根在马来西亚，也努力栽培下一代做一个真正的马来西亚人。像天下的父母一样，一旦入籍所住地，也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因此有许多在本土出生，在独立后出生，对中国很陌生的新一代的华人始终不明白为何他们会被形容为“寄居者”或“外来的入侵者”？

事实上，中国与海外华人间存在的政治隔阂是不容否认的，例如，当我的堂叔增添于1947年（抗战胜利后）回中国娶妻，以为可以在完婚后再回到马来亚，但因政治的变化；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后，他要返马的路被切断了，几乎“永远”回不了他思念的槟城，而在1989年以81岁高龄逝世。这也是典型的骨肉分离的故事。

就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后，马中的国与国关系才算正式确立起来。而在独立前，甚至是百多两百年前，华人移居马新两地都没有存在国籍的观念，而是仍以中国为其“祖国”。换句话说，即使在鸦片战争后华人大规模南来，分布在马新及婆罗洲各地，但没有人企图组建华人版图，而是融入当地的社会成为其中一分子。

即使东姑在独立后采取亲西方的政策而不与中国交往，但已归化为马来西亚公民的华人也只得承受和忍受，因为这是国家的外交政策，只能通过政治压力和时局的改变来加以纠正政府的不当政策，绝没有因之对马来亚这个国家有所不满和排斥。

当1974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访华并与中国建交后，已经证明前期东姑政府的政策是错误而需要改进的。也反过来证明敦拉萨当年的高瞻远瞩，奠定了今日的马中牢不可破的友谊。

在建交后，马中关系也经历高低潮，也有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距离，但随着时代的转变和马共于1989年与马政府和解后，已显示马中之间存在着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与潜能。过去历史上带来的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已在今日溶化成600余万的马来西亚公民（占人口的23.7%），他们已成为铺设马中关系和巩固马中情谊的桥梁，。

我们感谢父辈及先贤们给我们带来宝贵的历史遗产的同时，也对40年马中建交的辉煌成就感到自豪。而当下这一刻正由敦拉萨的公子纳吉步上其父亲的破冰之旅再续前缘。

基此，让我们借用黄惠康大使的一句话来形容当下的马中关系：“切水永不断，风好正扬帆”来祝愿纳吉的“扬帆之旅”取得更大的成就，在另外的40年乃至400年惠及两国人民。

刊登于2014年5月 29日《东方日报》

林苍祐代言人朱炳钦走了 （现代春秋）

我今天要写的主角就是朱炳钦，他在5月15日与世长辞走完了他81岁的人生。如果我们将他的生平点滴串成一个故事，你就不会小看朱炳钦了，他是林苍祐精神的最后代言人。随着他的逝世，也许再也找不到对林苍祐精神的坚持捍卫者。

在我的深刻印象中，有三个人是林苍祐思想和精神的最忠实的信徒，虽然他们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核心，也不是林苍祐的左右手，但他们对林苍祐的保卫是罕有也是十分真诚的。

第一位是我们熟知的早年（五六十年代）活跃于林苍祐周围的林维雄，他被林苍祐形容为“蚱蜢”，东奔西跑，有时候连人影也找不到。

但他对林苍祐是“死心塌地”的。当林苍祐于50年代在马华公会春风得意时，林维雄是他的急先锋。当林苍祐离开马华（1960年）后，他也跟随林苍祐退党。直到1968年林苍祐合组民政党时，林维雄又是一马当先为林苍祐站台。

在林维雄的面前，如果要批评林苍祐的不是，他会与你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不惜恶言相向，因为他不能忍受外人对他的偶像形象的破坏。2001年林维雄较林苍祐先走了，他失去了第一个林苍祐精神的代言人。

第二位是六七十年代活跃于政坛的许平城。他原是劳工党的州议员（1964-1968），但后来因参与领导槟州大罢市（1967年）而被捕下狱。出狱后在林苍祐的协助下，进入理科大学攻读社会系。毕业后先在《星槟日报》当营业主任，而后又得到林苍祐的推荐进入槟州发展机构主管屋业，并在较后被提拔担任副总经理。

虽然70年代之后许平城不再参政，但他对林苍祐的支持和捍卫是后来居上的，不让林维雄专美。举例来说，如果有人在面前讲林苍祐的坏话，他会与你面对面论理而不让你息事宁人。

没想到1992年之后，许平城中风，行动不便，直到2011年逝世，比林苍祐迟逝世。但在他的离世后，林苍祐精神又少了一位代言人。

因此剩下的最后一位就是朱炳钦了。朱炳钦早年也颇有来头，他是1956年钟灵中学学潮被开除的68名学生之一。虽然失掉上学的机会，但也因学潮和林苍祐打交道。因为那年林苍祐是被委派调查钟中学潮的委员之一，他也是拉萨报告书的委员之一。

因为这样的微妙关系，朱炳钦开始和林苍祐交往起来。1958年林苍祐当选马华公会总会长，他邀请朱炳钦当其秘书，月薪200元。但那时刚在报界工作的朱炳钦拿不定主意，也就婉拒林苍祐的好意。

来到1964年的大选林苍祐也力邀他“出山”应战。他说因不够胆量又婉拒了。

1969年的大选，林苍祐已组成民政党，仍然邀请朱炳钦出任候选人。在无法预测选举结果下，朱炳钦又一次让林苍祐失望，结果民政上台执政，朱炳钦只能苦笑迎新政。

朱炳钦是在被钟灵开除后被《星洲日报》聘为采访记者（当年由胡榆芳主考）。及后星洲日报又聘多一位记者卢姓福，朱炳钦才升为采访主任。

60年代中期，我和许秋水应聘到了《星洲日报》当外勤记者，但月薪只200元。因此朱炳钦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我第一份职业的直接上司。

朱炳钦也写新闻，但择重要而写，他闲来也喜欢与同事（星槟日报）一起打麻将，也会涉及赛马。因而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工作虽然紧张，但也有休闲时。日报的后面就是打麻将的地方，晚上都有高手云集。

当我在1971年离开《星洲日报》转到《星槟日报》时，我与他的接触较少，但每当选举期他都会邀我和许平城到老头子（林苍祐）的家高谈阔论。十分健谈的林苍祐每每谈到三更半夜，我们也领教了他的疲劳轰炸，但又不能“抗议”。就这样，朱炳钦与林苍祐的深交也变成一种责任和公事。

我们得随时奉陪，直到1990年林苍祐退出政坛后才比较少往来。不过在林苍祐退休前，他委朱炳钦为太平局绅，希望这个衔头在将来对他有帮助。

我在1985年离开《星槟日报》，与友人合创《联合报》及《联合周报》也不忘拜会老头子。《林苍祐评传》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出来的，成为《联合报》的压轴文章，当然间中也免不了林维雄，许平城及朱炳钦的意见和看法。

朱炳钦在1986年也一度临危受命，被林庆金委托代掌《星槟日报》，因官司问题，星槟也在1986年走进历史。一份曾执北马报业水平的《星槟日报》就这样“玩完”了，令人痛心疾首。

1990年林苍祐退休后我就接受朱炳钦之邀，与许平城及李良树每年的大年初一到府上拜年，我们也与林苍祐天南地北说个没完。

这样一年复一年，我们都当成例常公事，只是许平城后期因中风行动不便，他就不再拜年了。

我和朱炳钦在2010年林苍祐逝世前的2个月有到他府上作最后一次的拜访。不久之后，他病入医院，再也没有出院，直到11月24日逝世。

我最后一次请朱炳钦吃饭是在2012年拜祭林苍祐夫人后，在一家饭馆吃饭，在座也有其夫人和许平城夫人，就那次后我们见面较少了（林夫人在5月29日逝世）。

但他不时有打电话给我问政局；尤其是看到有人批评林苍祐时，他就坐立不安。例如2013年大选时，卡巴星批评林苍祐“背叛”人民，他就跳起来要替林苍祐写一篇公道的文章。

在5月初，他最后一次来电问我民政的情况，我说不清楚，他要知道的是林苍祐纪念馆有没有办法设立起来？我说不知道。

就这样，在看不到林苍祐得到“预期”的安顿下，朱炳钦带着遗憾离开我们和这个世界了。也因为他走了，林苍祐精神又会有谁来捍卫呢？

刊登于2014年5月26日《光华日报》

砂拉越政局酝酿洗牌 （跃马扬鞭）

砂拉越政局又告生变，这一回是脱离自民进党和人联党的一批议员和干部在威廉玛旺（原民进党主席）和黄顺舸（原人联党署理秘书长）的带领下，宣布领导人民力量党以期成为国阵的盟友。

这个人民力量党（Teras）是在2013年8月28日获得注册，但当时未有任何动静，直到5月15日才有大动作。原来是一批原属国阵成员党的领导人及议员从幕后走到台前。

根据社团注册局在2013年9月2日宣布，砂州共有5个新政党出现，其中一个就是人民力量党，另外一个是新达雅克党。这样一来，砂州原本是9个政党已一下子跃增至14个。这9个政党中有4个是国阵的成员党，即土保党、人联党、人民党及民进党，其中最大的是土保党（PBB）。

这个党在1974年由土著党和保守党合并而成，主要的促成人是当时的砂州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后来由泰益玛目接任（1981年），直到今年3月才转任砂州元首，由阿迪南出任首席部长。

土保党的势力十分强大，几乎是砂州的龙头老大。在砂州的71个州席中，土保党占了35席（全中选），已是占了州议席的一半。只要它与另外的政党合作，就控制了砂州政府。

这个如意算盘在70年代初是保留给人联党的。人联党本是州内左翼的强大反对党，在“513”后不久的砂州选举（1970年），人联党却被安排暗度陈仓，在选后与土著党及保守党合组政府。

但在1976年时，原被列为反对党的国民党加盟国阵，使到州内的国阵成为三党鼎足而立的局面，它们是土保党、人联党及国民党。

尽管人联党在历届大选中有得有失，但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也被视为是华基的政党，而继续在国阵内扮演重要的角色。直到2006年的州选被行动党夺走6个州议席后，人联党的地位开始动摇。果然在2011年的州选，人联党又再失12席（行动党拿下11席及公正党1席），只剩下可怜的6席。

吊诡的是，这6席当中只有两名华人议员，其中一位黄顺舸成了高级州部长，另一位成为次级州部长，而传统上保留给人联党第一副首长的职位不见了。

遗憾的是，人联党中央与黄顺舸一直不咬弦而成了两大阵营在明争暗斗。例如人联党中央通过不入州阁，但黄顺舸则直接进入州内阁。由于人联党的另外中选州议员是达雅族，也就让人质疑人联党到底还是不是华基政党或华人政党？

如今黄顺舸及其诗巫阵营的人几乎全过档人民力量党，也就意味着人联党加入国阵40余年后，第二次面对严重的分裂（第一次分裂是1979年由张守江（张健仁的父亲）带头投入行动党，但行动党在选举中大败，直到2006年行动党才又探出头来）。这个分裂将使到脆弱的人联党更加经受不起打击。

如果人联党只剩下2个州议席，它已经不能再声称是国阵的第二大党了；尤其当下正处在“生死关头”，因此人联党中央在陈华贵领导下坚决反对人民力量党加入国阵，但能否成事，也有存疑。

因为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以附属党的身份招揽新党（达雅族党）在国阵的门下，因此我们不必惊讶如果人民力量党成为国阵的4加1盟友。

其实不论是当今的人民力量党或过去的达雅克党都是从国民党（SNAP）分裂出来的。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国民党是砂州的执政党，由达雅人加隆宁甘出任首席部长。

1966年因与中央政府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关系闹翻而被罢黜，改由保守党的施里达威出任首席部长直到1970年州大选。

1974年大选过后，国民党成最大的在野党（18席）。1976年重加入国阵，但在1981年闹分裂，廖莫宜脱离国民党，1983年成立达雅族党（2004年被吊销注册）。2003年，达雅党又分裂出人民党；而在2002年国民党又再分裂出民进党。倒运的国民党在2004年也被吊销注册。

如今人民力量党从民进党及人联党抽出州议员约莫10名时，就意味着它的代表性比国阵另外两个成员党来得明显。因此忝为砂州国阵老大的土保党绝对不会将人民力量党排斥在外，这等于使到反对党阵容坐大。这样一来很可能在首相纳吉访华归来的6月会有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洗牌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一部险棋了。人联党的未来又成为一个新焦点。

刊登于2014年5月26日《南洋商报》

安顺补选的政治意义 （直挂云帆）

安顺国会议席补选是继武吉牛汝莪国席补选后的第二个意外补选，这个意外补选上演了民政党新老大马袖强与行动党新秀戴安娜的对垒。本来一场补选的输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对整个大局也起不了作用，但安顺补选的政治意义对参选的两党来说就十分明显。

它主要测试民政党的政途及行动党摆出多元战略的新考验，因此谁也输不起，也志在必得。

但安顺是个微妙的选区，它曾经是马华的囊中物，也曾经是马华的伤心地（卫生部长吴锦波于1969年的大选败给行动党名不见经传的陈富京）。在这之后，这个选区归给了民政党。

虽然马袖强曾先后两届中选安顺国会议员（1999年及2004年），且在后来出任副贸工部长，但在2008年的大选则在阴沟里翻船；接着在2013年的大选又再一次失败。这意味着民政党在两届大选后几乎已被扫平地盘，直到今天只剩下可怜的一个国席和四个州议席（有两席在沙巴，且其中一人出任沙州府首席部长，但对党没有光环可言）。

经两届大选后“虎落平阳”的民政党原本是一个虎虎有生气的政党，甚至一度还出现打虎英雄（1999年的大选，新上阵的李家全在日落洞国会选区以700张多数票擒下“日落洞之虎”卡巴星。因为这一失败令卡巴星耿耿于怀，直到2004年的大选才在武吉牛汝莪选区再站起来）。

可惜的是，民政党维持不住“打虎精神”，也无法弘扬林苍祐精神，以致在今天遭遇到严重的打击，甚至被人形容为迷失了方向。

它的缘由是这样的：

当民政党于1969年上台执政槟州后，林苍祐以首席部长的身份大显身手，也把一度被形容为“沦为渔村”的槟城发展成世界第三大电子工业城，被冠为东方矽谷。

林苍祐原本就是从马华公会起家的，也曾当选马华总会长（1958-1959），是位家喻户晓的政治人物。他在1969年东山再起不足为奇，奇的是他成功地率领民政党在1972年与巫统组成槟州联合政府，并于1974年加入国阵成为其中一员，与马华平起平坐。

从那一刻开始，林苍祐就与马华结下不解的恩怨；而他大量地吸纳马华领袖及干部进入民政也种下两党交恶的“祸根”。例如林敬益及梁棋祥等人（1973年）及曾永森等人（1982年）的加入民政党，在在显示民政欲与马华争代表权和地位。

当林敬益于1980年接棒成为民政党主席时，他并没有忘记槟州是民政的大本营，因而放手林苍祐将槟城转型。即使在后来林敬益在吡州及雪州有争得一些席位上阵，始终不能与马华相提并论，马华在吡雪的议席一向以来都比民政多，也只有槟州民政才一马当先。

在槟州，民政参选13个州席，马华10个，巫统15个及国大党2个，总共40席。这意味着不论民政怎样蜕变，它的命根子和大本营是在槟州，离开了槟州民政党已经是“无关宏旨”了。

巫统之所以在70年代拉拢民政加入国阵，不惜“得罪”马华，就是重视民政拥有槟州的主导政权。

但没想到，在林敬益于2007年退隐政坛将棒子交给槟州的许子根后竟面对一场政治浩劫，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几乎将民政连根拔起，竟然在槟州全军覆没，这之中的悲痛令民政上下“痛不欲生”。

本来在痛定思痛后，应由许子根再领军做第二次的冲刺，无奈在面对诸多刁难和挑衅下，许子根先是被一些巫统干部踩压（撕破其肖像），后是被党内外的压力造成他在2011年辞卸槟州国阵主席，也意味着将有新人取代其位（上位的是邓章耀），也就使到民政出现“两套马车”（另一套是槟州民政主席是丁福南）。在许子根及丁福南双双不再下战2013年的大选时，也反映出民政将跨入第四代的领导人（第一代是指林苍祐；第二代是指林敬益及梁棋祥；第三代是指许子根及郑可扬；而第四代则是在2013年大选后孕育而成）。

2013年的大选仍然是民政的噩梦，邓章耀与马袖强一样碰得一鼻子灰，但在郑可扬（署理主席）也表明退下（与许子根一道）后，就在2013年出现了马袖强与邓章耀争民政领导权，其结果是马袖强胜出，而且其阵容几乎抽离了槟州，民政的改头换面被认为显示了民政或已不再重视槟州的基业，但这可能是致命的想法，除非另有弥补方案。

这么一来，民政何去何从又成为一个疑问？就在人们对民政的未来出现疑点时，难免对他指指点点，担心他乖离民政的大本营后，重心移向吡叻。

就马袖强个人来说，他曾在角逐党主席时扬言不再参加大选，但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不论民政将来如何演变，马袖强若要当民政主席，他一定要出马，当然风险是存在的。在哀兵上阵下，马袖强需要逆流而上。这对马袖强及民政的未来是场“生死战”，党主席赢了可能有机会当部长；若党主席输了，则民政再怎样转移码头到吡叻或雪州都可能得不偿失。在槟州之外，它既不能斗过马华，也不大可能有大突破。因此安顺补选倒成了民政前途的“卜卦”；即使此役对马袖强的政运起决定性意义，他还得掂量如何在槟城重振旗鼓，这才是民政党的当务之急！

同样的，对行动党也绝不轻松。为了证明它是一个包容多元性的政党，这回再打出非种族牌，期望能在马来社会造成冲击，进而争取更多的马来选票。一旦增加马来选票，又稳住华印人的选票，则戴安娜出线就有机会了。

因此林吉祥的策略是一箭双雕的，他既要在马来社会扭转形象，也要向国人证明行动党的多元化。从过去的阿末诺到后来的东姑阿兹在扭转形象上未见明显。因此他寄望通过年轻的一代以让人眼前一亮，确实也是一个“高招”。

即使包含了风险，但行动党与其被标签为华人政党，倒不如借此机会“冒险”试探政治气候，以使行动党在转型中取得新的加分。就这样，戴安娜成了行动党一颗闪亮的政治明星，也是政治转型的一张皇牌。

虽然安顺补选不是政局的改变的关键一席，但对行动党的转型则是十分重要的，它与民政党一样，它也输不起。

正因为双方都有战略，各有议程，也各有隐忧，安顺补选也就成了一个“酸甜苦辣”的政治游戏。

马袖强输不起，民政更加输不起！戴安娜带有使命也输不起，行动党更加不能丢了安顺。

从这样看来，安顺补选的政治意义就非同小可了！

刊登于2014年5月2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