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立论”看香港 （直挂云帆）

“香港和平占中”运动自9月28日启动以来已进入两个月竟出现“占中三子”有意在12月5日“自首”；同时“占中秘书处”也会停止运作。虽然学联尚未决定跟进，但如果发起人“鸣金收兵”，那就意味着一时声势浩大的运动将转入低潮乃至可能消沉下去。

法新社的一篇报导说：亲民主的抗议者陷入十字路口，两个月以来，公众的热潮已告消退，而参与者到底是否应坚持下去也呈现分裂意见。

整个占中行动其实在2013年初是由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他说若民众不再施以更进一步的行动，普选的目标将无法达到。最初的构思是这样的：通过运动争取香港特首普选，这是以非暴力的抗命方式，由示威者违法长期占领中环要道，迫使北京改变立场。

到了2013年3月的时候，戴耀廷联同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及牧师朱耀明正式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信念书，以争取2017年普选特首。但他认为此运动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公民的醒觉。接着他们便将组织扩大，也成立了秘书处。

虽然被指说香港民众已有强烈的意识要求直接选出特首，但在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决定：2017年的特首选举仍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规定组成，维持1200人参与提名，特首的候选人必须先获得提名委员会半数以上的支持才可以正式成为候选人；而候选人规定2至3人后，可进行投票。北京认为行政长官应具有“爱国爱港”的精神。

但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及发起占中运动的人则对“指导下的民主”表示不满，他们坚持直选特首，甚至可由政党提名特首候选人。这就意味着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已和北京的看法相左，因而被戴耀廷形容为“对话之路已走到尽头”。

为了展示香港人的反对力量，他们在9月14日发起黑布游行，继之在9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动了起来，他们联合其他大学展开“罢课不罢学”的抗争行动。

在“时机成熟下”，戴耀廷在9月28日正式宣布展开“和平占中”运动。

当运动展开之后，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但很快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潮，一边支持抗争长期占中要求直选特首和议员；另一边则反对占中，倾向支持北京，并认为占中只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不可能解决政治问题。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有两个“立论”，是针对学运的占中而发出的疾呼。第一个“立论”是说：今天的中国和香港是“历史的选择”。意思是说，既然历史已选择共产党执政中国，而香港又已回归中国，应该尊重“历史的选择”。

这种说法是比较牵强的，什么是“历史的选择”？难道孙中山革命后推翻了帝制而走向共和，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用鲜血打出来的？难道毛泽东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用百万人的鲜血换来的，而是历史的选择？

历史从来不做选择，唯有政治人物可以引导人民推动历史。毛泽东就是正确地领导中共，才能发动群众向蒋介石的右翼政权对抗和向日本军国主义宣战，最后有了1949年的解放。

在解放之后，中国并不急于收回香港，也就任由英国人将香港打造成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本来在解放前后从中国涌向香港的人大多数都是不愿接受中共的统治，甚至有不少是反共思想的人。当他们在英国统治下生活时，并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也未向英国总督争取民主选举，似乎没有人发起抗英运动，以争取香港回归祖国。

现在香港既然已在1997年回归中国，又是“一国两制”下的产物，也就在心理上让一些香港人认为他们不全然是“中国人”；尤其是“一国两制”承诺50年不变的资本主义框架，更是形成香港人自认为有别于中国人，不然为什么这么多大陆人要取得香港居留权？因此他们认为应该享受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特别是在政治上不受中国的干预。

正是这种心态促成了香港人的“独立自主”思想的发酵。既然“一国两制”是人为的安排而不是历史的选择，若再用历史来绑住香港人认命，那立论就过于薄弱了。

第二个“立论”是指则占中的人士和学生只不过是一小部分的香港人，他们不具资格代表香港人的心声，甚至质问他们谁授权你们代表港人表达“民意”？

这个理论更是“似是而非”，因为在历史上，一场运动都是从小而大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也是先从北大学生开始，而后蔓延全国，乃至波及海外华人社会。在当时谁也没有授权北大学生代表中国人反对军阀政权的儒弱；就是因为他们的行动获得了全民的响应，终于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政治命运。

因此我们不能够说，香港学联的占中运动是“自把自为”的行为，不代表民意，他们确实代表了一定的民意，但抗争的对象似乎模糊了焦点，毕竟香港只是一个自治区，不是独立国；而且它是中国政制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可能完全走资本主义而否定北京的社会主义政体。换句话说，香港人民应该认清的是他们尚未有绝对的自由为自己决定政制和政体，还得尊重香港的基本法，不然“选出的香港特首”就不需要再由中国主席任命了。这也说明了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十分特殊和微妙的自治区，也因为它的微妙才弄出今日“混淆”的局面。

当然在经过两个月的抗争后，香港学联及参与占中的群众也开始反思，究竟要长期对峙或是见好就收？

如今看来，和平占中的行动也将快结束了，虽然不意味着参与斗争的香港人已改变思想，但他们改变策略和战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香港人在大陆的保护下，已享受不少的“特惠和特权”，也应该在政制下有所协商。在无法独立下，香港人民或可用另一个思维来面对未来的香港。

刊登于2014年11月27日《东方日报》

“男扮女装”的启示 （天下纵横）

我并不支持男扮女装，也不支持中性人自我女人化，但我对上诉庭于11月7日的判决有所感触，因为它推翻了芙蓉高庭的判决。

上诉庭法官希桑慕丁说，森美兰州1992年回教刑法条例第66条文抵触联邦宪法5（1）、8（1）、9（2）及10（1）条款，因而判三名上诉人的上诉得直。这意味着不能惩罚男性做女性的打扮，而且联邦宪法第10条款阐明国人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也就是说任何人的穿着是个人得自由，宪法已给予保障。

根据1992年伊斯兰刑事法（森州）第66条文言明，任何在公开场合上身穿女人装束或伪装成一个女子的男性就是犯罪，一旦罪成可被罚款一千元或被判最高监禁半年，或两者皆施。

较早时，有三名男扮女装者在这项条文下被控和罪成，他们不服所判而上诉高庭，结果在2012年10月11日被驳回。

但他们依然不服仍上诉到上诉庭，以挑战伊斯兰刑事法禁止中性人男扮女装。这一回他们取得胜利也就推翻了高庭的判决。

由于除森美兰外，另有玻璃市、吉兰丹及沙巴也设有这样的法律，所以这宗判决影响其他州的执法。

为此，首相署部长加米基尔说，有关单位将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因为此案件涉及州宗教单位作为维护穆斯林利益组织的威望。他也认为这宗判决也将影响其他州的伊斯兰执法。

不论相关单位的上诉结果如何，我们可以从上诉庭法官的判词中窥见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那就是中性人的男扮女装其实是一种疾病，而且没有科学证明有药物或通过精神治疗可以治愈这种病。换句话说，中性人的表现是一种疾病的反映，因而不能禁止他们的扮装。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首相署部长加米基尔除声称要上诉外，更建议多设立2个与联邦法院同等权力的伊斯兰法庭。若此建议得以成立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两种司法制度，一个是世俗司法系统，另一个是回教司法系统，而且彼此都拥有最高机构，那可能在将来出现“河水不犯井水的办案”，也就真正地实施“一国两法”了。

其实当下民间团体和政党；尤其是华团和华基政党全力反对伊斯兰党推动在国家实施伊斯兰刑法，就是担心这个国家会因为有两种律法而闹分裂，并会产生诸多严重的后遗症。

现在上诉庭的判决也显示了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在宪法中被保障的，而且国家的宪法只有一部，因此任何律法若是冲撞国家宪法一概无效，否则出现多个诠释或以种族和宗教理由来做出种种限制，那将是麻烦的开始。

因此马来西亚身为一个开明和现代化的国家不能因宗教而开倒车；尤其是矢言要在2020年跻身成为先进国的马来西亚，更是不能随意改变国家的律法，不然将会与现代化脱节。

虽然中性人的男扮女装不可取，也不被鼓励，但它却折射出宪法精神可贵的一面。基此，我们希望这样的判决能成为标杆性的典型，以让更多人了解和明白国家需要的是一种法律，一个适合各民族人民的法治和律法，而不是立下更多的限制，这是不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也阻碍国家的进步。

刊登于2014年11月24日《号外周报》第711期

评马哈迪的教育贴文 （跃马扬鞭）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的贴文点出了当下我国的教育实况，虽然我们不尽然同意他的观点，但不能忽视他提出的现象。他这样说，富人的孩子都是在私立及外国学校毕业，而穷人的孩子只能报读政府学校，造成社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

接着他又补上一句名言：“因为这样，出现了富人讲英语，穷人讲母语的现象”。

究竟我们的社会是否是这样的，而我国的教育政策又是怎么一回事？为了厘清马哈迪言论中的某些偏差，我们是有必要就教育政策的转变作一扼要评介，就不难理解当前的教育状况。

这主要是政府于1960年推出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并在1961年制定成教育法令。在教总主席林连玉抗争下，这项法令也在1962年被全面执行（林连玉也因之失去公民权）。其结果是全马71间的华文中学有55间接受改制，成了国民型中学；另有16间不接受改制成了独立中学。

与此同时，全马的华文小学也一概变成国民型小学，不再有所谓的私立华文小学。

因为教育制度的大转变，也使到各源流教育有了变化。直到今天，全国有国民小学5700间，华小只有1294间。前者的学生有250万人，后者的学生有60万人，按人数比例只占25%左右。

如果扣掉8万的非华裔生在华小受教育，则华裔生在华小所占的比例不到20%。当这批华小毕业生（每年10万名）骊歌高唱后，我们发现有25000名华小生进入了国民型中学（目前已共有78间），另有约10000名华小生进入独立中学（目前共有61间），总数合起来不过35000名；其他65000名华小毕业生去了哪里？很显然的他们不是进入国民中学便是辍学，也有少部分进入国际学校或到外国受教育。

即便在今天国民型中学收生爆满；独中收生又大有进展，我们也只能得到下列的数字：国民型中学总共收容12万5千名的学生；独中总共收容7万至8万名学生。

如果以人数来做比例，只是几万名的独中生又如何打击国民教育的推行，恰恰相反，独中这些年来也已走向多元教育，鼓励学生要学好三语，更要爱国爱家，并没有乖离政府的教育政策。因此也无需对独中的存在耿耿于怀；更何况也有越来越多的非华裔进入华小也会产生融合作用的。

至于国民型中学除了一本华文课本外，其他科目和学校行政也与国民中学相差不大，已纳入国民教育的体系，算不得背教育政策而行。

倒反是马哈迪所提及的国际学校，对国民的教育有些影响。在过去，国际学校是专为外国人的孩子而设，只允许招收本地生10%，后来政府放宽至40%，在两年前又允许国际学校招收100%的本地生。这就是说，国际学校已经本地化。抑有进者，国际学校的数目已从70多间发展到今天近百间，这些高档的学校自然会与本地学校竞争。以目前约有3万名的国际学校的学生来说，它们要提高至5万名学生不难，毕竟有能力的家长还是大有人在的。

若是拿国际学校的收费与独中比较的话，那是超过10倍以上的差异。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愿意投资国际学校，因为他们认为办教育是一门生意，而且有利可图。

但问题是如果国际学校过多，数目已超过独立中学，将来难免会有恶性的竞争，这对国家的教育有多大的冲击就不得而知。

唯令人遗憾的是，正如马哈迪所说部长都将孩子或孙子送进了国际学校，如果连同富有人家的子女也进入国际学校，自然会让人感觉国际学校高人一等。

虽然我们主张教育开放，但我们认同太多的国际学校的出现也非好事，更不健康，我们必须关注的是它所带来的后遗症和阶级问题的严重性。因此问题不在国民型教育和独中教育，而是在国际学校带来了教育的不平衡发展。

刊登于2014年11月24日《南洋商报》

民联还有明天吗？ （现代春秋）

最近因所谓“断肢台”的争议而成为新闻人物的莫哈末阿玛（吉兰丹副州务大臣）说，如果行动党要退出民联就退吧！别施压伊斯兰党退出民联。

他是回应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坚持要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出席民联会议才显示意义，因为哈迪是拥有最高决策权的党主席。

其实退不退出民联也非新鲜课题，而且谁退也能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只要有一方退出，那“铁三角”的结盟马上就倾斜甚至因而瓦解。因此这三党联盟是谁也少不了谁。不信我们看看下面的实例，就能窥见一斑。

远在1989年时，由东姑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就成功地拉拢伊斯兰党及行动党结成三角联盟，当时它们不是直接结盟的，而是间接联手，由46精神党牵头，一边是伊党合作，另一边与行动党合作。这种合作主要是为了应对1990年的大选。

1989年5月，46精神党成立即与回教党结盟，组成Angkatan Perpaduan Ummah（简称APU或回教团结力量）。接着东姑拉沙里又与民主行动合作，组成Gagasan Rakyat Malaysia（Gagasan）。

东姑拉沙里虽然很有信心能借助两个反对党的力量一举击败国阵而成为新的国家领导人，但选举成绩出炉后却让他大失所望，而是为别人做嫁衣裳。一方面是伊党取回吉兰丹的执政权；另一方面是行动党只差3席即执政槟城州，行动党也因之在槟州成为国阵的劲敌。

可惜的是，大选过后只夺得8个国席的46精神党显得意志消沉，因而无心应对1995年的大选，所谓的三角联盟也就无疾而终。再过一年（1996年）东姑拉沙里率46精神党（后易名为46马来人党）回巢（巫统），结束了巫统的大分裂。

讵料在两年后，也就是1998年轮到安华跌马，与马哈迪关系交恶。就在安华掀起“烈火莫熄”运动后，一个名为国民公正党（后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在安华的夫人旺阿兹莎领导下诞生了。

虽然安华已在1998年9月20日被扣捕，身陷囹圄，但通过其影响力成功地促成行动党及伊党与国民公正党合作，直接结成铁三角，不再依照东姑拉沙里的模式。在那个时候，领导行动党的林吉祥可说是冒最大的危险与伊党直接联手。

由于过于乐观展望华人已改变对伊党的看法，也相信安华会有所作为，行动党也就在1999年的大选放手一搏。讵料结果令行动党折兵损将，连林吉祥及卡巴星也首次痛失国席，只剩下10名国会议员。

可是在另一边，伊党却因安华效应从中崛起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不但取得两个州的执政权（吉兰丹和登嘉楼），而且国会议员跃增至27名，可怜的公正党只赢得5个国席。在势力不均衡下，反对党组成的替阵（替代阵线）已发挥不了作用，只由得伊党自我膨胀。

这种膨胀最集中反映在伊党与巫统争夺回教的领导权，伊党打出了回教国的牌子，也刺激巫统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这种将政治角力转为宗教斗争是千禧年马来西亚政治的一大特色。正因为行动党不能苟同伊党打出宗教牌，乃在2002年宣布退出替阵。这样一来，三缺一的反对党阵线已不具实质的意义。

果然不出所料，在2004年的大选，三党在各自为政下也闹出共同争夺同一个选区的闹剧。反对党在这一届大选没有进步，只有退步。这充分说明了反对党的“自我残杀”是自寻死路。

在苦无对策下，安华在2007年9月出狱后，就想方设法把行动党和伊党重新整合起来，不过不再恢复三党直接联盟，而是引用东姑拉沙里的方法，由公正党斡旋，以一对一方式挑战国阵候选人。没想到安华的战略竟告奏效。在民心思变下，2008年的大选也制造一个新的政治格局，一边是国阵保住中央政权，并继续拥有8州的执政权；另一边是反对党异军突起，不但在国会议席大增（82席），而且也取得5个州的执政权。

人们因此欢呼期盼已久的两线制终于出现了，安华也抓紧这个机会促成三党组成民联，以便和国阵一较高低。

无可否认的，308政治海啸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新政治生态，也直接鼓舞三党同意加强合作。遗憾的是，在三党的合作日趋密切的情况下，却在2013年大选后又出现新的变化。

其经过是这样的：2013年时，行动当面对注册问题而担心不能用行动党的名义和火箭标志，乃与伊党达成协议，同意在西马的候选人用伊党的标志上阵（东马则利用公正党的标志）。如果此事在当时促成，今日的政治又有新的转折。不知是有幸或不幸，在获得社团注册官允许下，行动党又被允许使用火箭标志竞选，三党的合作也就打回原形。

转入2014年，行动党与伊党的分歧不断扩大，先是对回教刑法的尖锐矛盾；后是对雪州更换大臣陷入僵局，造成行动党不满伊党支持卡立而不是旺阿兹莎。

虽然今日雪大臣由阿兹敏出任后，内讧暂告一段落，但伊党与行动党又擦出火花，计有伊党青年团长与林冠英抬杠；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对三党峰会不表兴趣，尚且在言语上交锋。现在是副州务大臣挑战林冠英脱离民联。这种说法从大局来看是不明智的，但也是迟早会发生的龃龉，如今又再加上副大臣的所谓“断肢台”的风波，更使民联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从种种的迹象来看，民联的结构已因意见的分歧而松弛，比较明显的是伊党有它的自行取向，不一定符合公正党与行动党；反过来，行动党也无法容忍伊党越行越远。

若是三党无法协调与团结，而是继续吵个不停的话，那么谁人退出民联已不重要，毕竟只剩二合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到头来是一个悲剧。当悲剧发生时，反对党在分裂下我们又将会回到从前。

从前意味着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怪只怪不同理念的政党，在党意为重下，看不到人民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今日民联的写照。它们也只能靠天意来打救，因为“以民为本”的说词已被扭曲了。

刊登于2014年11月24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