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案引发的隐忧 （直挂云帆）

正如所料，马来西亚明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并没有出现惊喜的礼物，而是在低迷的经济时刻让人感到不会过于痛苦，包括没有直接增加中产阶级的负担，只是针对富有人家（年收入60万至100万令吉）多征抽1至3%的税率。在此估算下，政府将会增多4亿令吉的收入，所影响的是17000人，而其他纳税人（总数2百万人）不受影响。

但政府另外一项高收入是在今年4月以来已实施消费税（GST），对所有人都有影响。根据政府的评估，今年消费税的收入在270亿令吉的数目，得以抵销石油收入的锐减。原本石油的收益是国家最大的经济来源，在2009年时，石油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41.3%，但到了2014年，石油收入只占国家总收入的29.7%，这是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下跌。到了2015年，由于石油每桶价格跌剩50美元（本来预算是100美元的）也就使到石油收入的贡献进一步滑落，只占总收入的19.7%。所幸明年消费税的收入可以达到300亿令吉来弥补石油收益的减少300亿令吉。

正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只能量入而出，因此明年的预算案总开销维持在2672亿令吉，其中80.5%即2152亿令吉是行政开销；而19.5%即520亿令吉属于发展开销。

与2015年的预算案比较显然有所约束。在2015年，总开支是2739亿令吉，其中2234亿令吉属于行政开销，而505亿令吉属发展开销。换句话说，行政开销已减少84亿令吉；而发展开销增加15亿令吉。虽然这之间的差别不大，但也反映出政府必须开源节流，不能再做不必要的开支。

在这方面，我们有发现到几个方面的问题是需要关注和克制的：

（一）在公务员方面，政府宣布明年给国内160万名公务员500令吉的特别辅助金；而70万名退休公务员则可获得250令吉的特别援助金，两项合起来需要动用11亿令吉，由7月1日起生效。

让我们追朔公务员加薪与数目的变化来分析这一体制给政府带来的压力。

在2007年时，全国有百万公务员获得加薪，从7.5%到35%不等。政府因之增加68亿令吉开销（每年），另加12亿令吉的生活津贴，合共80亿令吉。

与此同时，55万退休的公务员也得到退休金的提高。当年的大幅度调薪是自1992年以来的最大调薪。

虽然马哈迪在位时有希望在80年代公务员只维持在50万名左右，因此将能源、电话及邮政等部门私营化，但后来无法瘦身。到了90年代又增至77万名；接着在2000年时再增至89万名；而在2007年时破了百万名大关。

5年之后，也就是2012年，我国的公务员服务委员会主席马目阿当说如今公务员已高达140万名，若每年再增加36000名公仆，则不出3年将超过150万大关。

如果以马来西亚人口计算，在2800万人口中，有5%是公务员，也就是每20人当中有1人是公务员；又或者每10名就业人口中就有1人是公务员，这种比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数目之一。

也果然不出所料，在预算案中，因为公务员的增加，如今已高达160万名，若再加上70万名退休公务员，则政府每年要负责230万名公仆（在职或已退休的）的开支。

按照“马大新青年”的文告来看，就意味着在行政开销中公务员薪酬高达705亿令吉，占了总预算的26.4%；假使再加上退休公务员的退休金131亿令吉及50亿令吉的奖励金，则预算案中的1/3就花在公仆身上。

它因而批评公务员的增加等于把失业人口纳为公务员，以造成低失业率的假象。

它同时也认为维持庞大的公务员数目是一个重要的大票仓。

虽然我们都不能否认公务员再加上其家人（平均每户4人，就有600万张的选票）会对政局的改变与否起重要作用，但政府也要严格把关，不让公务员的庞大数目压扁，否则会加重人民的负担。

（二）在教育方面拨款的缩水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政府已对高教的拨款减少了15%，即24亿令吉。这使到20间公立大学的拨款减少而促使各大学必须自我开源节流，其中有效的方法是提高学费和增加其他收费是未来的走向。

我们不否认政府历来对公立大学的拨款是相当充实的，也因此维持了低学费。与其它国家比较，我国的大学收费仍是相当低的。对此政府说它几乎津贴了90%的费用。很显然的，从大专教育的大蓝图中，我们也看到大学的转型是必然的趋势。

虽然政府自1997年开始就提供贷学金（PTPTN）给大专生及大学生；但遗憾的是，当200万人受益，政府共贷出500亿令吉后，竟然只有40多亿令吉摊还，不到10%。因此政府不得不提供了折扣10%至20%不等的优惠，让学生一次付清或一年内付清。

有鉴于贷款数额已超出预算，从今年开始，政府也削减贷款额，或50%或75%以减轻负担。

如果PTPTN欠贷不还的恶习未能有效解决，也必然会影响和打击未来的大学生。

至于保留学生的一百令吉奖励金也意义不大，关键是对中小学的拨款能有增加，只可惜明年的拨款只5亿令吉，比2010年少了3亿令吉。也就意味着每间学校需要未雨绸缪。当然论起自力更生，国民型华校是最好的典范。当政府看到私立大学及私利大专有生存的条件；还有独中也巩固了生存的地位。如果政府学校（中学及技职教育）有一天能转成有限度的收费或调整收费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最主要的是，政府的教育政策要开放和公平，也鼓励学生学习英文和华文，不要只强调单元教育，这对下一代来说是十分关键的。

（三）时下最为人民关注和忧虑的是马币为什么不会稳定？为什么会跌破4令吉兑1美元？为什么我们仍看不到马币升值的端倪？因为价格的变动；尤其是进口货的汇率不定，使到市场呈现萧条局面，有人说是国际大环境造成；有人说是信心危机；也有人说是国家的国际储备金已明显的减少（截止今年8月中旬，已跌剩945亿美元。在2013年时有储备金1410亿美元，而在去年仍有1100亿美元）；更有人提及与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谜团有关。

这就是说，当下国家面对的挑战与考验是需要政府用最短的时间来回应和解释的。

总而言之，这份预算案包含了所述的隐忧和担心，这就要看政府如何应对了。

刊登于2015年10月29日《东方日报》

“台湾中国人”的斟酌？（天下纵横）

我被介绍认识星云大师是很多年前的事，那时在报社担任总编辑，也就被佛青团的人引见大师。我先后两次与他一对一会面，但我们说的是针对国际及国家政治课题交换意见，而不是佛学的课题。我惊讶一位出家人竟如此洞悉国际政治的广博学识。

我也记得他有一次他为我们诵经，似乎让我们对佛有悟性，可惜我悟性不高，却从此喜欢研究宗教，包括佛教的历史。我想40年前的往事，他应该想不起来了，但我还是很注意他的功向和新闻。

近日突然发现星云大师发表了“别具一格”的讲话。他说：“我随着台湾经历战后艰辛，我一直自称是“台湾中国人”的”。而且他已经88岁高龄的星云大师是在1949年迁居台湾，他和许多当时迁移的大陆人一样，在那一年来到台湾定居。根据统计，他出家70余年中，在全球创建二百余所寺院。是对两岸关系改善具有影响力的佛教长者。

也许是与台湾有深厚的感情，因此星云大师总把自己称为台湾人，接着在后面加上中国两个字，变成“台湾中国人”。究竟这一说法是对或错，我不下结论，但我要指出的是这话似乎“咬文嚼字”，也容易引起混淆。如果说“台湾中国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有那么多省，岂不是变成“广东中国人”、“福建中国人”等等。这不但听起来很怪，而且也好像不合逻辑。

为什么这么说？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出生所在地方在前面，那就需要自称为“天津中国人”、“北京中国人”等等。

我可以理解星云大师为何这样自称“台湾中国人”，这是既不得罪台湾，也不得罪大陆的说法。但如果说台湾是不可能独立的，那叫“台湾中国人”的意义何在？这好像一个人有两个身分而陷入所谓“九二共识，各自表述”或“一中一台”的模棱两可说词。

我姑且举一个例子来与星云大师切磋，并向他讨教。这是我个人在20年前与已故林苍祐（槟州首席部长）的对话和争辩。我向他说“马来西亚华人”及“华裔马来西亚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为什么您坚持用“华裔马来西亚人”？

他的回答很简单，其一马来西亚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属于中国任何一个省，今天我们已成为马来西亚公民，身份已有所改变，不再是华侨，也不再是中国人，但我们的民族是无法改变和抹掉的。因此若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就减少种族主义和地域主义的标签，其他族群听起来也很顺耳。

以此推论，在马来西亚，我们先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们会接着说我们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或“华裔马来西亚人”（这是“符合马来西亚人优先”的思维）。

不过也有人认为应先确定自己的种族，才说到国家的名字。持这样观念的人会说：“我首先是华人，然后我才是马来西亚人”。这种以种族走先的观念也正是被认为在多元种族的社会中不应被强调的，而是应融合在一个国民身份中。

同样的理由，如果我们认为不论是台湾或香港人，他们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加上中国台湾人或中国香港人，这与当下中国内陆省一贯的称呼是相适应的，如中国上海人、湖南人等等。这不是更自然吗？不知大师以为然否？

刊登于2015年10月26日《号外周报》第758期

中英关系“你侬我侬” （跃马扬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伉俪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于10月20日抵达英国所受到的欢迎是最高格调的，也是最隆重的仪式之一。这不但意味着中英关系进入最佳的“蜜月期”（也被称为黄金时代），而且也表现出中英两国愿意化解或淡化历史上的阴影和对中国所造成的巨大伤害。

回想起中英关系是一部血泪史。1583年（明万历11年）和1596年（明万历24年），英王曾通过公函向中国皇帝提及通商，但被拒绝，直到1637年（明崇祯10年）英船才首次获得进入广州，但要延至1699年（清康熙38年）之后才奠定英国在广州的商业地位。因为有这个方便，英国对华贸易的数量和价值已超过西方国家的总和。

在往来印度与中国之间，西方的军舰或商船总得途径马六甲海峡才能横渡印度洋进入南中国海。由于这样，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在海峡物色一个岛屿作为英国通向亚洲的基地已刻不容缓。就这样莱特于1786年在与吉打苏丹协商后成功地带领其随从乘军舰驶入槟榔屿，这不但开启了马来半岛及马来西亚的近代史，而且也改变了中国及中国人的命运。

就在莱特占领槟榔屿的第6年（1792年），英国政府才物色到适当的人选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80余人准备出使中国，但不为乾隆皇帝接纳。马戛尔尼只得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并在1794年功败垂成返国。中英关系开始恶化了。

这段历史又牵涉到马六甲海峡。当英人拿下槟榔屿（槟岛）后，又于1800年向吉打苏丹拿下威省。1819年英人莱佛士向柔佛拿下新加坡，直到1824年荷兰人才肯放手，将马六甲割让给英国，换取英国放弃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

这正中英国下怀，两年后（即1826年），英国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全面控制马六甲海峡。这样一来，英国的军舰及商船通畅无阻地来回印度和中日之间，牟取了巨大的利润；尤其是贩卖鸦片至中国荼毒中国人，更使东印度公司从中赚得钵满盘满。

不幸的是在1839年，广西总督林则徐充公英商的鸦片19187箱及2119袋，重量超过230万斤，在虎门将之焚毁。眼见利益尽失，东印度公司乃派出军舰途径马六甲海峡攻打广州，这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清廷失败后，与英方签署《南京条约》（1842年），同意将香港让予英国，并允许英国在各口岸及城市设领事馆。换句话说，中国的防线被冲倒了。接着一连串的丧权辱国的协约不断签署，使到中国大好江山成为外国人的俎上肉。这包括1856年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清廷签下《北京条约》，将九龙让给英国。华人移民潮一浪接一浪形成了“海外华人”这个特有名词。直到1861年，英国才正式在北京设立大使馆。

另一方面，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5年的《甲午战争》及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都是中国丧权辱国的代价，八国联军在各城市设立领事馆和租界，将中国领土瓜分得七七八八。

虽然辛亥革命让中国人看到希望，但很快又跌入军阀混战，继之日本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及国共内战，直到1949年才看到和平的曙光。虽然和平来得迟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来得迟，但终归让古老的中国再一次获得重生，只不过30年的光景（1980-2010），中国一洗贫穷的面貌，以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立足世界舞台。以目前的经济实力来算，在世界十大主权财富基金中，中国占了3个，总资产超过1.5兆美元（9880亿英镑；9.5兆人民币）。截至今年3月，外汇储备余额为3.78万亿美元。对外投在2005年时只是200亿美元；到了2014年，跃增至1710亿美元。

当下中国在英国的投资占第8位，约292亿美元，如果习近平此行达成大丰收，包括签署投资250亿美元核电厂的兴建。那就是英国重新步入黄金时代。中国的投桃报李主要是英国后期的务实政策打动了中国政府的心。这包括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1950年）；和平地让香港回归中国（1997年）及在2014年率先响应中国发动的亚投行，以参与“一带一路”的基建等。

和昔日相比，今天的英国是靠中国和平崛起而受惠；昨日的英国则是靠武力侵略和剥削和压迫中国人付出血泪的牺牲。

此一时彼一时显现了一百年的世界完全变了样。习近平形容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你侬我侬”的写照。

刊登于2015年10月26日《南洋商报》

揭开英国的不光彩历史 （现代春秋）

英国对马来西亚人来说是不陌生的，它先是盯上了中国这一块大市场。早在明朝万历11年（1583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就有意与中国建交，但在中国历来的观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拒绝外来国家建交的请求。朝贡及向皇帝下跪致歉另当别论。

即使英国有意在1792年在中国设立使节团也被乾隆皇帝档回。在无计可施下，英国只有动用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这就是1840年著名的鸦片战争。在这场胜利的战役中，英国取得了香港的控制权，也逼使广州口岸开放经商。大量的鸦片得以公开流入中国，不知荼毒多少中国人。

从那时候起（1840年），英国就派出驻清公使。当1842年取得香港后，公使又兼任香港总督，直到1857年才将两职分开（香港今天的“乱局”也与英国传播的思想有关系）。

到了1861年，英国位于北京的大使馆落成，显现了英国已打开中国的大门。

另一方面，从1786年开始到1826年，英国已先后占有槟榔屿，新加坡及马六甲，更将之形成海峡殖民地，全面控制马六甲海峡，以配合后来对中国的侵略。

直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虽然英国改变了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支持，但没有改变英国在中国的地位与利益。及至孙中山逝世（1925年）蒋介石掌权后英国又转向支持国民党及国民政府。

正在此时中国又兴起另一个政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由李大钊、陈独秀及毛泽东等人所创）。由于倾向苏联和具有左翼思想，也就不被英国所欢迎。

即使英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1937年后）不热衷，但为了堵住共产势力的南下，英国也对马共（1930年由胡志明成立）采取压制措施。讵料在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蝗军打入马来半岛时，所有相信英军是铜墙铁壁的部队竟在一夜之间破灭了。我姑且引述已故汪开竞（笔名依藤）老师的回忆录中一段话：“1941年12月8日之前马来亚的居民大概是吃了“定心丸”，对东洋南进冷淡视之，因为马路上的士兵（英军）也增加了巡逻。就在放松警惕的这一天，整个情势变得不可思议，英国的海军去了哪里？陆军去了哪里？”

日军不仅从哥打峇鲁登陆，而且还出动飞机向槟城轰炸，此时已不见英国军人，让日本蝗军四处蹂躏和破坏。接着日军开始肃清行动了。这样一来，政权也在瞬间易手了。

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中国方面是进入了国共和谈状态，但重庆双十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的国民军向中共发起了进攻，企图一举击败中共红军。

经过4年的交锋，毛泽东终于取得胜利，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的国民党人及军队退撤台湾，也把“中华民国”的旗号拿到台湾。

“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英国很快地宣布承认新中国（1950年），但保留对台湾的中华民国地位。这种不具诚意的承认也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相应回应。后来因韩战爆发建交事又被搁下来了。

可是在另一方面，英国则露出其伪善的面目，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却在马来西亚加紧对付左翼分子。

其演进表是这样的：

日本投降后，英军重临（日军来时他们不见了。日军走后，他们迫不及待回来）对马共先是采取安抚政策，要他们缴械领取津贴金，重回社会生活。结果有6000人响应号召，但有另一半的人未缴械，他们怀疑英国的诚意。

就在双方无法坦诚相对下，英国于1948年实施紧急法令，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这是有鉴于中共胜利在望，担心“骨牌理论”应验，英国就在马来亚先下手为强），许多左翼人士被扣捕，也有左派工团、左翼报刊被查封，马共又回森林打游击战。

再下来英国将华人全面地集中在“新村”内（即临时建成有铁刺网，防止居民暗中接济马共），总计共成立了500余个新村，约有华人50万余名。这种残忍和残暴的手段让华人在战后吃尽苦头，也让世界；尤其是华人对英国的伪善面孔感到毛骨悚然。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英国在早期将左翼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遣送回中国开始（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到马来西亚成立后，已有超过2万名马来西亚华人被遣返中国，这个数目说明了英国人对华人的鄙视和不放心，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华人也历尽坎坷，被英国殖民政府整得咬牙切齿。

真没想到百多年前英国对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颐指气使的穷凶极恶的嘴脸，在今天竟有180度的转变。这之中道理只有一个：中国已和平崛起，不再是“东亚病夫”，华人再也不是代罪羔羊。这就是华人（不论中国人或海外华人）感到骄傲的年代。

刊登于2015年10月26日《光华日报》

槟城与吉打的历史关系 （直挂云帆）

最近吉打州历史学会的一些学者又重提槟榔屿及威省割让予英国的旧事，并希望能够“归还”吉打。

而在另一方面，吉打州务大臣慕克力则希望联邦政府每年付的马币一万元补偿费能提高到一千万元马币。

这是一个近些年来时不时被提出的课题，但一直没有得到中央的回应；也得不到槟州政府的回应，那是因为这是两百年前的事，而且是吉打州苏丹与英国人谈判的事，与今时今日的政府没有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和引述一些法律条文，就不难发现这已经成为历史，而且是既成的事实，也没有争议的必要了。

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欧洲国家在16世纪已崛起成为海上强国，因此有葡萄牙在1511年占领马六甲王朝；接着在1557年又向中国租贷澳门。继之西班牙也在1565年占领了菲律宾。另一个海上强国荷兰则在1596年开始入侵印尼，并将葡萄牙的势力赶走。在1641年时，荷兰又打败葡萄牙占有了马六甲。

虽然英国起步较晚，但它崛起的速度是惊人的，而且殖民地的版图在后来也越来越大。它在1757年占有了印度。但在这之前，它已经在印度从事贸易商业活动。因此英国在1600年时已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一个属于政府控制的企业舰队，但因为殖民地不多，只能集中在印度做生意和建立根据地（直到1858年，东印度公司才结束，全部殖民地事务移交英国政府管辖）。

另一方面，不想被英国迎头赶上的荷兰也在1602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但重心放在印尼。

虽然英国雄心勃勃要成为海上霸主，但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例如通过东印度公司，英国商队只能在爪哇西北部的万丹（Bantam）和明古连港（Bencoolen）（位于苏门答腊的西南部）（1685年）建立商港，它不在马六甲海峡，而是面向印度洋；同时也在北大年（现属于泰国）取得立足点。但因为面对荷兰的排斥和在东南亚缺乏战略性基地，也只能在印度有所收获，不过这不是英国的“终点”，只是它向外扩张的起点。因为英国更看重马六甲海峡，而且也认为应在这个地方找一个海岛发展成为军事基地（后来把在印尼的商港让给荷兰，换取马六甲的控制权（1824年）。而后又把势力深入缅甸和北婆罗洲及砂拉越和文莱等）。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人物，他改变了槟城，也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现代历史写下第一页，这个人就是原英国海军上尉-莱特（Captain Francis Light）（1740-1794）。他辞卸海军职之后就到印度谋求发展（1765年），但未受重用，只得到东南亚寻找商机和军机。

1771年，莱特来到吉打，正巧吉打北面受到暹罗的威胁，南面又被雪兰莪的武吉斯人威胁。在两面夹攻下，吉打苏丹求助于莱特，他愿意开放商贸市场和割让槟榔屿予东印度公司，以换取军事上的保护。

两个月后，也就是1772年，莱特上书东印度公司的哈斯汀（Warren Hastings），认为这是良好时机，应予接受。可惜即使东印度公司派出代表团与吉打苏丹谈商，却一事无成，主要是东印度公司不能承担起军事上的保护责任。

此事也因之被搁置下来，在1874年时，莱特又不甘于失败，乃继续与吉打新苏丹阿都拉友善交流，重提槟榔屿之事。就在此时，莱特获得吉打苏丹Tengku Abdullah Mahrum Shah的草拟协议书，乃将之交到加尔各签（东印度公司总部）。就这样，吉打苏丹被莱特口头答应会将槟榔屿辟为商港，而且利用槟榔屿作为沟通印度与中国商贸的驿站。就在一切手续尚未正式签署前，莱特就从加尔各调动三艘船和一小军队来到吉打面见苏丹。在苏丹同意后，莱特于1786年8月11日登陆槟榔屿。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岛屿就归英国占有了。于是莱特即刻将此岛命名为威尔斯太子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英王乔治三世的太子）。与此同时，莱特又将他占有的地方命名为“乔治市”（以国王的名义称为Georgetown）。

尽管吉打苏丹的草案协议书未正式签署，但其中的两个主要条件莱特在后来却不能兑现，其一是东印度公司必须负责吉打的安全，任何敌人攻打吉打苏丹等于与印度公司为敌；而在交战中任何的费用概由公司负责。

在此条件下，公司可以使用其战舰巡逻和保护槟榔屿及属于吉打苏丹的领土。

其二，作为回报，东印度公司的总督每年付吉打苏丹3万元西班牙币（在当时，流行的是西班牙货币，因其稳定和普及）

遗憾的是，东印度公司在1788年回复说不能提供军事援助，但不否定莱特用其他方法来保护吉打苏丹，同时对付补偿金的事也未落实。因此双方的关系呈现紧张。

虽然割让（ceded）是双方所同意的，但补偿金也是必要的。不过事实上，吉打苏丹重视的是军事保护，而不是金钱上的补偿。

由于双方僵局未能打开，在1791年时，吉打苏丹准备用武力取回槟榔屿，也就把军队移向北赖。在莱特有准备下，吉打苏丹打不过莱特的军队，也就签一份新协议，再次重申吉打苏丹同意与莱特签署割让（ceded）槟榔屿的合约（也有人用alienation的字眼或concede字眼），但每年只须付西班牙币6000元予吉打或其继承人。当这份文件正式签署后就意味着槟榔屿已割让予英国而不是租贷（Leasing）或出租（Renting），而条文中不再提及军事保护了。当然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吉打的安全。

到了1794年莱特因疟疾而病逝，终年54岁。他的一位儿子威廉莱特后来成为澳洲阿特雷特的开埠人，所以有了槟城乔治市与阿特雷特缔结姐妹市的一段佳话。

1800年接任的槟榔屿总督是乔治李特（Sir George Leith），他与吉打代苏丹（Tengku Dziauddin）商议要拿下过港的一片土地（cession）作为槟榔屿的屏障。在双方同意后，李特将对岸的土地命名为威斯利省（Province Wellesley）（当时他是印度的总督）。有关土地原本很小，1个半依格，在后来被扩大到北至慕打河，南至吉辇（1874年邦咯条约签署后威省土地被扩大，此条约意味着英国的政治势力已伸入马来半岛）（直到今天，威省土地面积738平方公里，槟岛土地面积293平方公里，合共1031平方公里）。由于吉打苏丹又割出威省，双方同意将补偿金增加4000元而每年东印度公司须付西班牙币一万元予吉打苏丹。虽然日后联邦政府每年照付象征式的一万令吉予吉打苏丹，但因为条约上不是租贷的方式而是割让的方式，也就确定槟城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

为此任何的试图改变版图或改动所谓的补偿费用都是不实际的，也没有条文可以引用。彼此之间不存在“回归”或“收回”的问题，也不存在提高“补偿金”的问题。毕竟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马来西亚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呢？

刊登于2015年10月22日《东方日报》 

哈迪阿旺“错误”的拥抱？（跃马扬鞭）

随着今年6月伊斯兰党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与民主行动党“断交”后，也就意味着在2008年重新组成的“人民联盟”（民联）已告瓦解，至少在行动党看来是这样的。

接着伊斯兰党也通过中委会选举消除党内的“开明派”，让他们在党内无立足之地，以展示伊党内保守势力在操盘，而且也带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开明派在无从选择下，只得另起炉灶成立“国家诚信党”，基本上是冲着伊党而来。正当谁都无法评估诚信党的影响力时，身为伊党主席的哈迪阿旺却义无反顾地按照本身的意愿行事，其中最明显的是坚持在国会提出实施“回教刑法”的私人法案。

虽然西马的国阵成员党尚未明确表态会否因“回教刑法”而退出国阵，但单就东马的不予苟同，巫统就会感到左右为难。如果拿伊斯兰党的势力和东马国阵成员党的势力作比较的话，肯定是东马更为重要。一旦国阵缺了东马的支持，政权也就岌岌可危了。在两难底下，巫统的最好策略是按兵不动，保持沉默（目前巫统的心态就是这样），直到下一届大选后才来看整局。

可是在伊斯兰党看来，它如果没有持续做出令人诧异的动作将会被其他政党认为伊党势力已“大不如前”，成为孤军作战的政党。在不甘心下，哈迪阿旺突然在10月13日，以伊斯兰党的名义与土著权威组织拥抱在一起，许多人看傻了眼。因为土权自成立以来（2008年）已被视为在表现上比较倾向种族主义，即使它曾邀请马哈迪、东姑拉沙里站台，也不意味着这些重量级的领袖会苟同它的种族主义政策。

其实如果我们深一层探讨伊党与土权达致3个课题的合作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其一是共同反对跨太平洋协议（TPPA）；其二是反对使用国安法扣捕巫统党员凯鲁丁及郑文杰律师；及其三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以调查一马公司的526亿门案。

除了TPPA属于国际重大课题，朝野间不大引起争议外，后面的两个课题似乎是与国阵；尤其是与巫统唱反调的。

伊党和土权之所以拿大题目做文章，主要的目的是让人感觉它们不是亲国阵的，但这样的良苦用心现在看来是白费心机的。

这是因为在有关新闻见报后的第二天，伊党雪州主席依斯干达沙末坦率地说，雪州伊党坚决不同意与土权合作。“虽然我们准备与尊重伊党原则和具有奋斗原则的人士合作，共同对抗国阵，但我们拒绝任何挑起种族情绪的组织”。

这说明伊党内仍有党干部不会原谅土权组织主席依布拉欣阿里曾在伊党背后插一刀。他是在2008年的大选时被允许使用伊党名义参加国会选举而告捷，但不久竟然离开伊党，自我标榜，我行我素，且时不时指责与批评伊党。紧接着独树一帜地抬出“土权”组织，既非倾向反对党，也不抗拒国阵，企图成为第三把声音。不幸的是，它被认为是偏执的组织。就不知道为什么哈迪阿旺会同意在政治道路上与土权携手合作？放弃过去在民联的承诺（不鼓吹种族主义）？

这不但反映出哈迪阿旺的短视和短见，而且也堵住伊党向外寻求更大的出路。无可否认的，伊党需要的是争取非回教徒的支持，以扩大影响力，而不是钻牛角尖走回种族路线。

有两个例子是伊党要接受教训的，其一是拿督翁组成的“国家党”在1955年败给联盟后就走回种族路线，结果在1959年也翻不了身，直到拿督翁在1962年逝世，国家党跟着“人亡政息”了。

另一个例子是东姑拉沙里创立46精神党期望在1990年大选夺取中央政权功败垂成。过后将党改名为“46马来人党”，突显其种族色彩，结果在1995年的大选表现更差劲，不得不在1996年结束此党，党员回归巫统。

既然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已发现不对劲后马上通过其政治秘书阿末三苏里针对相关新闻做出澄清，也对传媒的报导有误给予纠正，下来他应该做的是进行多元种族的统战策略，而不是孤芳自赏，把自己关在农村里。遗憾的是，他可能还没有从拿督翁及东姑拉沙里的失败中领悟过来，随便找个合作对象就来壮大自己，充其量是一场短命的笨拙表演，对伊党只有扣分而没有加分。

刊登于2015年10月19日《南洋商报》

中国用血泪换回“心寒” （现代春秋）

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大事：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今年转向冷淡乃至恶化，甚至传出朝鲜整肃华人，报复中韩亲热。

根据《亚洲周刊》报导，自今年以来，特别是入夏之后，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在朝鲜境内突然逮捕大批华侨，至少有百余名遭拘捕，“罪名”是从事为中国提供情报的间谍行为；在朝鲜传播韩国社会的视频；将在朝鲜内拍摄的视频非法带去中国和韩国；同情和支持“脱北者”（脱离北韩的人）。

由于这样，有些人被判8年以上的重刑；有的更被判无期徒刑；更甚者也有人被枪决，致使中朝关系陷入低潮。

有消息说，朝鲜之所以对华人有报复心态主要是因为中国与韩国走得太近，也就乘机“惩罚华侨”。

就历史而言，朝鲜与越南一样都是得到中国的无私援助，才能保住这两个国家的存在。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军援和经援，没有毛泽东主席的拍板，朝鲜和越南早就被美国军占有了。

本来朝鲜是归中国管辖的，但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日战争）后清廷大败，也就将朝鲜的控制权移交日本；同时也把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比《甲午战争》早10年的中法战争（1883-1885）也是在清廷战败后，承认法国在越南的控制权。

这就是说，当英国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拿下香港后，下来就是法国和日本抢走中国的管治地和领土，而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更给八国联军制造借口占领了天津和北京，最后是迫使中国签了相等于卖国的《辛丑条约》，向入侵者赔偿4亿5千两，以四分利息分39年清还；更甚者是允许外国军队驻守，也在各大城市设立“独立式”的领事馆。

因为清廷的颟顸无能，才给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领土和利益，也因之造成大量华人向外迁移，其中最多的是移向东南亚国家。

但十分吊诡的是：华人向外移居是越走越远，反而与中国交界的国家华人不多。举例来说，在印度尼西亚有华人逾8百万人，马来西亚有华人6百50万人，在新加坡有300多万华人；反之与中国邻近的国家如朝鲜只有2万多名华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7-1495），因中国处于战争，有较多的华人移入，使到朝鲜华人人口一度升到6万人。但在韩战期间华人又减少了；而在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后，又有更多的华人回国，因此朝鲜目前只剩下8千人，至于在韩国则有超过14万华人。

对朝鲜这两个国家有必要作个解释：原本朝鲜半岛是一个国家，被日本统治达50年之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日本投降，也就交出朝鲜半岛，因此被美苏两大巨国瓜分，北方归苏联支持的劳动党控制，领导人是金日成。当时有被称为北韩或北朝鲜（1948年独立）。

南方的土地则归美国管辖，也就先后扶持李承晚及朴正熙军事政府掌权。这个国家也被称为南朝鲜或南韩的（也是在1948年立国）。

不幸的，1950年爆发一场轰轰烈烈的朝鲜战争，有人指说是北韩金日成大军要“收拾”南韩的亲美政府（听命于美国政府）。

当战事进入危机阶段时，眼看南韩就要成为瓮中之鳖，突然杀出美军从仁川登陆，切断北韩军，企图将北韩逼回三八线外，更准备拿下三八线后再临中国边境。

在此千钧一发时，金日成求助于毛泽东。有鉴于唇亡齿寒，毛泽东出动百万大军（称为人民志愿军）进入北韩，与美国在地面进行直接交锋。在双方死伤人数难以统计下（数十万人），终于在1953年停战，结果又回到北韩归金日成，南韩归军事政府。

这之中中国打出的是“援朝抗美”的旗号，而刚刚解放一年的新中国竟无条件献出数十万生命来保护一个共产国家，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充分发挥了国际主义的精神，而华人也不过几万人。

真没想到，在1992年中国与南韩建交，双方关系发展良好后，竟引起北韩的不悦。

但北韩不论多么小气，它必须牢记没有中国的军援，金氏家族的掌权早就完了，岂可用不人道和不文明的手段，用莫须有的罪名来对付华侨？

这也使我们想起在60年代因为越南面临美军的大举入侵，企图将北越摧毁，也就触动毛泽东派军深入越南与美军周旋。这一仗的旗号是“援越抗美”，也真的万万没有想到，在中国的协助下，北越的共产政权终于在1975年拿下南越，统一了国家。

在此之后，这种“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很快发生变化，越南在不念旧情底下开始对中国领土进行侵犯，也虐待在越南的华人。中国在忍无可忍下，在1978年攻打越南，以教训越南收敛霸气。

虽然中国自动鸣金收兵，但已和越南结下梁子，排华事件时有发生。越南原本有120万华侨，已因被排斥有几十万亿向搬迁或回到中国。此外，越南更与中国争夺南沙和西沙群岛。

因此中国人在后来也不断地问自己的国家：为什么中国的牺牲和帮助别人换来的是同胞被迫害，这是哪门的逻辑？还有天理和公理吗？

真的是岂有此理，当今日其他国家对排华事件已减少的当儿，朝鲜及越南是完全没有资格排华的。

事实上，直到今天印尼政府已了解到排华使印尼经济的大损失，与其心胸狭隘，制造仇恨；不如和平共处，共享成果。

在历史上，有哪个国家因排华得利和得益的？如果没有，某些极端分子的排华叫嚣可以休矣！到头来还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刊登于2015年10月19日《光华日报》

华人从未妄想主导政局 （天下纵横）

这一则评论读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作者不是普通人，而是新加坡外交部巡迴大使比拉哈里。他在新加坡的《海峡时报》撰文说：许多大马年轻华裔天真的相信可以改变以马来人为主导的政局，但这一切都是妄想的。

他甚至进一步说：“许多年轻华裔已忘记513的教训，以为可以改变以马来人主导的政治。这也是为何他们抛弃马华，投向民主行动党”。

这一番言论似是而非，有必要加以剖释和驳斥。

首先在马来西亚，华裔从未自我标榜有朝一日主导这个国家的政治，而是希望能重组或重新调整种族权益的分配和结构。这就是说，马来人主导政权是不受挑战的，即使新加坡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后，李光耀也没有说要取代联盟/巫统而成为执政党。他当时的目标是希望能取代马华的地位，并由他和巫统合作。

但这个梦想不多久就破灭了。因为自从马来西亚成立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认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人民行动党被列为反对党，而不是执政党一员。这也刺激李光耀在1964年率领一批候选人以人民行动党的名义参加1964年的马来西亚大选。

这种试探性产生两个结果：其一是人民行动党9名国会候选人只1人中选（蒂凡那），对联盟没有威胁；但其二却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即“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成为新的时尚，而成千上万的人出席了李光耀的群众大会，其所产生的影响是很难评估的。

在双方无法妥协下，马来西亚终于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1965年8月9日）。

自此之后，原本的人民行动党员变成没有政党可以依附，也就由原党员另行注册民主行动党。

当1966年民主行动党诞生后，它的目标就是对准马华公会，不论是否继承了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目标，至少它继承了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

其实这个理念不是用华裔来取代马来人的政治权力，而是对马华公会的穷追猛打，并挖苦马华缺少“骨气”，不敢向巫统说不，只能屈从于巫统。这种说法打从60年代就没有停止过，但民主行动党直到2008年的大选才真正第一次扬眉吐气，竟然夺下槟州执政权和在吡雪成立反对党联合政府。 这一场被形容为“308政治海啸”的大选，几乎腰斩马华一半的势力，不过仍无法动摇巫统的政治势力。

来到2013年的大选，又是再一次冲击马华、民政和人联党。这场被形容为“505华人政治海啸”的选举进一步削弱马华的政治地位。整体而言，国阵；尤其是巫统保持其势力，也就不得不减少对华基政党的依赖。

所以新加坡巡迴大使的言论是不确实的，在逻辑上也不成立。至于巫统会不会与伊党合作仍存在问题，特别是东马的国阵成员党都在支持巫统时，对伊党不持欢迎态度；尤其是其“回教刑法”更令东马人退避三舍。因此我们不乐观巫统会与伊党走在一起而疏远东马。这样看来，当务之急是缓和乃至消除种族主义，不是所谓取代主导权的问题。

刊登于2015年10月19日《号外周报》第757期

国民党临阵易将？（跃马扬鞭）

台湾总统选举还有3个月的时间，但政局突然生变的竟是政治老大的国民党，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选出了立法院副院长的洪秀柱出任台湾总统候选人后，选情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被民进党的蔡英文（也是被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远远抛在后头。洪秀柱在民调中只获得17%的支持，而蔡英文则获得42%的支持，遥遥领先洪秀柱25%。

至于其他候选人施明德（前民进党主席）已宣布弃战；宋楚瑜动向仍未明朗。如果宋楚瑜（1999年被国民党开除后，另组亲民党。曾担任过台湾省省长及省政府主席。但自2000年以来参选总统或副总统选举都功败垂成）参选，国民党更担心洪秀柱得票率排第三，则国民党的脸面要往哪儿搁？

洪秀柱现年67岁，在文化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曾担任中学教师一个长时期，但她的硕士学位被说成在美国密苏里州的东北大学考取的则引起争议。

虽然她不是以高学历参政（台湾流行博士参政，例如马英九的内阁绝大多数是博士级的部长），但她对党的热心和置身其中没有倦意，因此经过努力也当选过立法议员（1990年起直到今天仍是立法议员）。

当马英九在2014年因党在选举中失利（九合一选举）后辞卸党主席时，洪秀柱就很希望能以第三副主席的身份被扶正成为党主席，惜因人缘欠佳及支持者不多，也就被朱立伦选上成为党主席（2015年正月）。

虽然未能当选党主席，但洪秀柱意外地以“黑马”姿态闯出来，在今年7月被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支持她为总统候选人，代表国民党对垒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洪秀柱的出现是因为党内资深领袖不参加提名，包括朱立伦和王金平（立法院院长）等人。这对国民党是不好的转向，尚未起跑已“断手断脚”。可是洪的民调一直提不上来，国民党内也就日益焦虑洪秀柱若得票过低也就会使国民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即使洪秀柱在今年9月突然闭关三天，说是进行反思，但媒体舆论一直不看好她，连她本人也承认“在知识上有待充实，在经验上仍有不足，在职位上也并非一方之霸”。有鉴于洪的支持率只降不升，国民党中委会乃在10月7日举行紧急会议，在39名中委出席下，超过半数通过在两周内举行临时代表大会，以修章罢免洪秀柱的候选人资格，改成朱立伦出征。

这是因为朱立伦曾三次劝洪秀柱退选不果，也就只好动用党的力量来作出改变，即使洪及其支持者有所抗议，可能也改变不了什么。很明显的理由是：如果朱立伦不能打败蔡英文至少也不会输得太难看。这是当下的民调选情。

事实上，朱立伦的上位和出任总统候选人是正确的；尤其是国民党面临信心危机时，必须以党为重。如果此刻不作出调整，党的未来是暗淡的。

论学历朱立伦也是美国博士，与蔡英文的英国博士不相上下，他们都是“学而优则仕”的精英人才，更何况在2010年的新北市市长选举时，朱立伦先打败了民进党的蔡英文；而去年的市长选举朱立伦又是唯一保住国民党新北市长的蝉联者（共有6个直辖区市长，其中4个归民进党，一个归无党派），也就顺理成章在今年接马英九的班成为国民党新主席。

朱立伦的幸运是在今年5月访北京时，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无形中增加了他的政治筹码。

虽然蔡英文在陈水扁担任总统期间被委为“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2000-2004），专事处理两岸交流事务，而她也实现了“小三通”。但目前的关键是蔡英文的两岸“保持现状”立场，没有国民党的“九二共识”明朗。

当然不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他们的大陆政策都不是为统一而铺路的，两党都在尽量拉开与中共的近距离关系；它们要的是经济上的实惠而不是政治上的从融合走向统一。在这方面，中共是清楚不过的，但仍然希望台湾的政策和政治人物不要把台湾与大陆的距离越拉越远。

就此来看，不论蔡英文或朱立伦当选台湾总统，中国的政策只能灵活调动和处理，但不会改变它的既定政策。这就是对台湾新总统的考验。

如果洪秀柱坚持不退选，那就只有把国民党搞得四分五裂了。

刊登于2015年10月12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