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蔡英文的“民主论”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未来台湾要走向团结，只有一个药方，那就是民主。

她认为台湾人很聪明，会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自动作了平衡，即使有些对立的观点，整个社会的平衡没有去掉，台湾社会其实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蔡英文是在“接见”海外华文媒体人士参访团时作出这样的评论。

虽然她肯定民主的好处和放之四海皆准，但她也不能否认台湾存在政治分歧与政治利益的斗争，她庆幸有了平衡做出制衡，才不会引发恶斗。

她的平衡论是根据民主机制来看待的。如果回顾台湾在1949年后的历史，不难发现台湾是在独裁体制下生存。从蒋介石开始直到80年代才由其儿子蒋经国将之扭转，进而倡议民主。因此解除报禁、禁止言论打压及尊重人民集会是在蒋经国在位期间所作出的决策。他在1988年逝世后就由李登辉接位。

因为蒋介石的反民主，因此在蔡英文看来，台湾最宝贵的是民主，而这是在大陆找不到的。因此推动和发扬台湾的西方民主就是向中共筑起一道透明的防线。这就是说，只要台湾坚持用民主作为武器，通过选举产生政府，允许街头示威、开放言论，便可以产生“立竿见影”之效，而这正是大陆所没有的。

但在中共看来，它也是在推行民主，不能说大陆是独裁的统治，政府的制约手段就是通过法律。这种观点就与台湾的民主有些出入。

中国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是个来头不小的人物。他与蔡英文一样，说是要用民主为中国打开一个新局面。因此他所说的民主是一种手段，以达到中国持续的开放与发展。

在这方面，俞正声的民主概念就与蔡英文有所不同。他也指出了民主的弊端，并认为民主可以被滥用，而让政治骗子有机可乘，所以它不是万灵丹，不可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当然包括民主不是人民团结的唯一药方）。

说起俞正声的身世，也让许多人感到震惊，原来他是俞启威的儿子。

谁又是俞启威呢？他在早年与江青结过婚，不久就离婚。之后俞启威娶了范谨为妻（曾任北京市委兼北京市副市长及北京日报社长），成为天津市长，改名为黄敬，生了两个孩子，长子俞强声，次子俞正声。哥哥俞强声原是国安系统的人，但在1985年叛变逃到美国，直接导致潜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中共间谍金无忌被捕。金三年后在监狱离奇死亡。至于俞正强的下场也不好，他在变节的两年后被发现溺毙海滨。

虽然俞启威在解放后当官，但在1958年不幸因精神问题而逝世。

由于他的错综复杂关系，在后来也帮到他的儿子俞正声仕途顺利。

俞正声有较强的历史背景，也和许多名人有亲戚关系，因而有得到特别的关照。他成为中国现代“民主论”的新旗手。在2006年发表的阿《民主是个好东西》就从各方面论述民主可放在中国各领域中，但其论调不一定得到高层认同，毕竟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是比登天还难的事。

如果说中国能拿什么向世界炫耀，那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焕然一新，跻身进入世界强国之一。说真的，有时候民主也会出问题，比如2011年吹起的“阿拉伯之春”，结果是民主被掩饰来干下杀人伤人的惨剧。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不但救不了这些国家的困境，而且民主也被彻底滥用。不仅没有带来光明，而且陷人类于不义。因此民主有的时候是不可以乱用也不能开出错误的处方，否则民主成了毒药，不能不引以为戒。

刊登于2016年10月31日《号外周报》第810期

“港独议员”的污言秽语 （跃马扬鞭）

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它已经进行了六届的立法议会选举。本届的立法议会选举的结果于今年9月5日揭晓，亲中国的建制派获得41席，占59%；而非建制派（本土派、民主派及少壮派）获得29席，占41%。这意味着亲中派没有超过2/3的议席，因此重大的课题表决若未得到非建制派议员的支持，就会被否决。

虽然香港民间有强烈要求在2007年及2008年举行双普选，但人大在2007年通过2012年的特首还是由选举人中产生候选人，再由选民投票。

2014年，人大对特首选举作出变动（2017年），即选举人从800名增至1200名（最初是400名），由选举人甄选二至三位特首候选人后，才交由选民投票选出。

因为港民对不能直选特首有所不满，也就在2014年展开“占中”运动，旋后因用雨伞作为标志也被称为“雨伞革命”（但中国政府认为是必要的，以防止选出反中反华的特首，确保一国两制融会贯通）。于是一股叛逆的思潮悄然地在年轻人群中兴起，他们不但公然提出“港独”的口号，而且也组织了与中国唱反调的政治团体，准备通过立法议会来扩大影响力。

正由于“少壮派”兴起“反中反华”的运动，等于给“港独”鸣锣开道，从含蓄到公开叫嚣，显然是否定了“香港回归”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

抑有进者，这批比民主党更激进的年轻人纷纷通过参加议会选举企图改变局面；但有先见之明的选委会即刻阻止了6名“港独”分子提名参选（他们是梁天琦、赖绮雯、杨继昌、出洋孜、陈浩天，而李概侠也因提名不足不能成为候选人）；后来又被5名较为隐身的“港独”分子参加提名而中选。这意味着少壮派的行动已打动选民的心，而使到立法议会首次出现比“长毛”梁国雄更加的激进和叛逆的新生代。梁国雄早年是左翼激进分子，自2000年以来已五度当选立法议员，被列为反中国的“托派”马克思主义者。

果然不出所料，在5名叛逆的新科议员中竟有两名议员梁颂恒及游惠祯在10月12日立法议会上借宣誓时公然以污言秽语嘲弄议会，令香港及所有的华人感到震惊与愤概。其中最主要的侮辱性的句字包括将中国（China）读成“支那”。

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对中国人贬义词是“支那”，含有“猪猡”的嘲笑口气，这个字眼也曾在印尼使用过，但后来改成“Orang Tionghua”（中华民族），不再称为“支那人”。

至于游惠祯除了展示一则横幅声称：香港不是中国的（Hong Kong is not China）外（梁则将横幅披在肩上），更是脏话随后而出，将“Republic”（共和国）故意念成“re-fucking”，结果招致多数议员哗然，议长梁君彦被迫宣布休会。

随后，香港民间组织纷纷谴责梁游信口开河，不但侮辱全体华人，也侮辱了自己；即便这两人日后移民他国成了外籍公民，他们也不能抹掉身上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他们的所作所为已彻底的丧失了民族气节。

为此，香港政府将此案提交法院审理（法院将在11月3日作出研审），因为这两名后生拒绝道歉，我行我素。唯法院暂不发出禁制令。

因而在10月18日，香港立法会议长（主席）梁君彦宣布5名新任议员宣誓无效（其中包括梁和游）。

到了10月19日，再开立法议会时，梁游联同其他3人准备再行宣誓，但在当天只有两人通过宣誓（即姚松炎与黄定光），另外3人包括梁和游及刘小丽未能宣誓，因为建制派议员离席，造成人数不足而流会。

虽然有此挫折，梁和游（属于青年新政）和黄台仰在10月22日赴台湾国立大学参加座谈会，大谈“港独”课题，以刺激“台独”分子也动了起来。梁颂恒这样说：“香港不是中国是事实，而大陆需要台湾，但是否需要台湾人呢？”这种切割土地与人民的歪理具有很强的煽情作用。

当梁和游回港后又于10月26日硬闯立法议会，在非建制派议员的“护送”下进入会议厅，且回到座位就座，但议会只安排刘小丽宣誓就职，未为梁游作出安排。

与此同时，在议会外，又有逾万民众示威，要求罢免梁和游的职务，总共有25个团体已牵头成立“反辱华、反港独”的大联盟。

看来两派的斗争方兴未艾，明年特首选举可能是另一个火药库，不得不慎而行之。

刊登于2016年10月31日《南洋商报》

周旋在中美日的迪泰特 （现代春秋）

菲律宾新总统迪泰特是一名政治怪人，但深受民众喜爱和支持。

出生于政治世家的迪泰特现年71岁，毕业于菲律宾莱甘（Lyceum）大学的政治系，也是一名律师。他曾经担任过检察官，归属于民主党（人民力量）。在1988-1998、2001-2010、2013-2016三度当选达沃市市长，前后长达22年。

在2015年时，他宣布将角逐总统高职，结果在2016年以16,601,997票（占39.01%）击败自由党候选人的奥马尔罗哈斯（得票9,978,175，占23.45%），而在6月30日成为第16任总统；副总统则由莱妮罗布蕾多以14,418,817票（占35.11%）当选，她属于阿基诺三世的自由党（菲宪法允许正副总统来自不同阵营的人）。至于迪泰特留下的达沃市市长的空缺已由他的女儿莎拉迪泰特接任。

这位口不择言，有时信口开河的总统一向以来受达沃市人民的爱戴，他的雷厉风行的作风令毒贩和吸毒分子闻风丧胆。据说，他上任45天之内，已有592名涉及吸毒及贩毒者因拒捕被击毙，另有超过8000名毒贩和瘾君子被扣捕。他的施政对罪犯是毫不容情的，一是对青少年实施宵禁政策；二是凌晨一点之后禁止买卖酒精饮料；三是划定吸烟区。不过达沃市则允许卖春和买春。

在国内迪泰特有面对棘手的问题，最突出的是恐怖分子冲着他而来，在今年9月2日袭击达沃市（南部重镇，也是迪泰特的家乡），釀15人死亡及69人受伤悲剧。这也意味着迪泰特要对付“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是不易的；尤其是后者和ISIS的恐怖组织已经“结盟”。

不过迪泰特倒有信心能化解与摩洛回教解放阵线的斗争和矛盾（这个组织是于1977年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分裂出来，大大地削弱“民解”的力量和代表性，因此政府转而与“回解”达成和约。

至于与菲共的和解也将不是大问题，因为菲共的武装力量已从1000人减至300人左右。

另一方面碰巧迪泰特在接班的时刻（因阿基诺三世任期届满），菲律宾面对时局的转变，以致新总统不得不改变策略应对日益紧张的国际政治形势。其一是在今年7月海牙法庭针对菲律宾的入禀而做出判决指中国的九条线不具法律地位拥有南中国海所有的岛、礁及滩。换句话说，法院的裁判对中国是不利的，也在间接上否定中国的历史地位。不过在判决下来后，却没有法定机构执行。尽管美国、日本及西方国家疾呼中国遵守裁决，但中国不承认这类的判决，并指这个组织的判决是不能被接受的。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前总统阿基诺三世因对黄岩岛及南沙群岛的主权与中国唇枪舌战，已导致两国关系恶化。

很显然的，迪泰特上任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在外交上为菲律宾争回面子，除了坚持“不让步”的立场外，迪泰特在10月18日至21日访华时也送出橄榄枝，表明无法和没有条件与中国开战，也赞扬中国是个守信的国家。因此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条件下，也就可能达成双赢局面。就中国而言，除了主权不让步外（正如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方面都好说，也不会反对共同开发和利用资源加强双方的经济地位。

虽然迪泰特在中国访问期间有向美国泼冷水和口没遮拦地挖苦和打击美国，但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菲律宾和美国密不可分的关系后，就不会以为菲律宾已改变立场，走向“亲中疏美”的外交战略。

毕竟美国与西班牙对菲律宾有深远的关系，虽然在1450-1520年间，阿拉伯商人在南部建立了伊斯兰政权，但在1521年麦哲伦发现此新大陆后，就将它命名为菲力普（Philips）（西班牙王子之名）。就这样从1594年开始，西班牙已成为菲律宾的宗主国。经过300年后，也即是1896年，菲律宾爆发军队内讧，起义军在1898年宣布菲律宾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但也是在同年，又爆发美国和西班牙战争，西班牙失败后，与美国签署《巴黎和约》，而美国政府拨给西班牙2000万美元，就把整个菲律宾主权“买”过来了。就这样菲律宾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同时美国也开始在菲律宾建立军事基地。

在1935年时，美国给予菲律宾自治邦地位。遗憾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在1942-1945年间占领菲律宾，建立第二共和，即日本傀儡政权，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又成立第三共和国，但仍需要美国保护，也允许保留军事基地。根据估算，美国在71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军事基地超过600个，比较正确的数目是800个海外军事基地，因为有些秘密基地是不便公布的。当然菲律宾也没有例外。基于这样的特殊因素，菲律宾是不可能也没有条件与美国交恶或断交的。

明白这个大道理后，菲律宾仍然会继续成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战略基地，不论谁上台都不可能背弃美国而自讨苦吃。所以也别太过认真对待迪泰特所说的话，他在转身访问日本时，也不会得罪日本人，这就需要格外用心来搞平衡外交了。

无论如何，能够让中国松一口气的是迪泰特也不想利用仲裁结果与中国纠缠不清，倒不如向中国提出援助国家的发展更为实际。

这就是说，世界格局是有改变，但变动不大，我们还得关注美国总统选举揭晓后，中美关系会是什么样子？

刊登于2016年10月31日《光华日报》

大选的钟声已响起？

首相兼财长纳吉于10月21日在国会下议院发表的明年度（2017年）财政预算案是一个没有惊喜的预算案，虽然也不算是痛苦，但整体而言，预算案已更加的政治化了。

根据预算案报告，明年的总收入估计可以取得2197亿2600万令吉，比2016年的2125亿9500万令吉的收入为高，预料有3%的成长率，但总开支则达2608亿，其中行政开支达2148亿令吉，而发展开支只占460亿令吉。这意味着明年的财政预算案出现403亿的赤字，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

在开支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1/3的费用是付给公务员薪酬的。以目前有160万名公务员来算，年薪俸高达774亿令吉；而退休公务员已逾70万名，其年退休金达到218亿令吉。

除此之外，公务员也在明年的预算案中享受下列的福利：

1）公务员在深造期间的假期，不是停薪留职，而是可领全薪。如果是既拿薪水，又获奖学金，也就是双份的收入了。

2）子女若生病，可获得5天不列入记录的假期（即额外的假期）。

3）每3年可获得最高5千令吉的贷款购买智能手机。

4）购买摩多贷款从5千令吉提高到1万令吉。

5）房屋贷款定限提高至75万令吉。

6）增建3万单位一马公务员房屋，售价介于9万至30万令吉之间。

7）新增56级公务员级别给专科医生及牙医，介于第54级及Jusa C级之间。

8）药剂、牙医、医学等学位毕业生聘为合约公务员。而今年届满的合约职员将获得续约2年。

9）明年1月份每人发放500令吉特别扶助金，退休公务员则每人250令吉。

以上所列的有些是新增项目，有些是调整的，例如公务员购买房屋及汽车早已获得4%利息的贷款，如今限额又有调高。

就分析来看，公务员在我们这个国家已是“天之骄子”，他们的工作不但是铁饭碗（除了极少数人犯错失去资格外），而且在福利上总是不落人后。

抑有进者，马来西亚的公务员已达160万大关，约占总人口3000万的5%，是全世界最高的数目。一般上不论是先进国或发展中国家，公务员的比数约在人口的2%（或多或少）之间。

虽然政府有声称每年只聘用约3万6千名公务员，但在2012年时，公务员人数是企于140万；只是过了4年，即2016年，增至160万名，等于每年平均增加5万名公务员。

即便有人认为我国公务员数目过于臃肿，超过人民负担的能力，但政府又不能放任不管，因为每年的大学/大专毕业生超过10万人，不可能全被私人企业吸纳，也就有需要政府大开方便之门。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中总会长戴良业建议将10%的公务员介绍入私人企业，因为私人企业缺乏人才。

这种建议恐怕引不起兴趣。在有公务员的身份下，得以享受许多优惠，为何要转入私企呢？再说他们也不见得是私企所要的专才。

反过来说，反对党也不敢和不能碰触或针对性地作出批评，因为他们也需要公务员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给公务员增加福利时，反对党是噤若寒蝉的或只发出微言。

因为公务员对任何政党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是每票必争的。如果一个公务员的家庭有另4人也是选民，则一个家庭有5人拥有投票权。姑且接受有120万公务员投票支持执政党，另40万人支持反对党，那么前者加上家庭成员就会有600万人投票给执政党。如果出来投票的选民有1千200万，那就意味着公务员及其家庭合起来的票数就对执政党有利了。这也是为什么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巫统是屹立不倒的赢家。

在明白这个大道理后，公务员获得的重视也就不言而喻了。虽然在预算案中，纳吉只拨款4千6百万令吉给选委会，但不影响他在必要时在国会提出附加预算案。在2013年大选年，政府投下4亿6千万令吉给选委会，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因未为给选委会拨巨款，明年就不会有大选。其实从预算案中分析，这是大选年的预算案也不为过。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对20间公立大学的拨款已告减少，从2016年的75亿令吉拨款减至明年的61亿令吉，少了约15亿令吉。这也反映出政府在财务上只得量入而出，并鼓励大学自我增加收入，包括调整学费面对开支。

由于我国又有另外25间私立大学，更有不少学院已提升为大学学院，也就拥有充分的学额供本地生入读，也很欢迎外国生入读，只是我国在努力发展成为区域教育中心的当儿，又每每碰到对手，新加坡就是一个十分吸引外国学生的区域教育中心。换句话说，对公立大学减少拨款，也不影响学生进入私立大学的机会。

遗憾的是，政府只拨款11亿令吉来改善中小学设备，包括只给华小5千万令吉是杯水车薪的（不论是供1200间华小或扣掉地皮属政府华小的800间华小，其拨款也是微不足道的）。

再者，国民型华文中学及独中没有被列入拨款对象，也就只能等大选来临前才能申请发放。这意味着拨款还是有希望的，只是要求承认统考在纳吉的言词中的“保留现状”也就清楚告诉我们承认统考不是“一步之遥”，而是越来越远了。各别州的承认（如砂拉越及槟城）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毕竟教育是国家大事，也有法令局限，脱离教育法令来谈统考，也就不可能触及问题的核心。

无论如何，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没有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目标，而是改到另一个30年，那就是在2050年时才落实宏愿。这显然是去“马哈迪政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也反映出马哈迪及纳吉两人的斗争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因此明年度的预算案又可称作“去马哈迪宏愿，迎纳吉新宏愿”的财政预算案，他们之间“一脉相承”的理念被切断了，换来的是极富挑战和考验的未来。

刊登于2016年10月27日《东方日报》

美女政治幻想曲

最近民政党的槟州代表峇吉星在党代表大会上建议打出“美人牌”，派性感美女上阵便能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新闻见报后，引来一阵阵的批评声，看来也没有得到民政党高层的赏识。

究竟为何峇吉星要耍美人计？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从历史事件来看，日本政坛曾经有此怪招奏效；而如果从现实来讲，美女也是占一些优势的。所以在不具信心底下，峇吉星要党亮出“美女图”。

我们先说2005年时，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有鉴于他所提出的“邮政民营法案”被参议院否决而老羞成怒，他决定要“铲除”党内的元老造反派，共计37人（被称为老自民党人）。

于是小泉首相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他的目的是不能容忍元老派变成“造反派”，也就四处招兵买马，结果招到了一些颇有姿色的各行业美女出任候选人，包括女主播、女财政管、烹饪高手及科技才女等等，打出的旗号是“刺客”杀“叛徒”。

小泉派出的新人阵营中不乏美女，竟有83人当选。因为此招术的成功，也诱发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在2009年大选时挑选了一批美女专攻自民党选区，结果有26人进入国会。美女效应真是了得。

来到2012年选举，共有1504人角逐众议员，其中225位女性，约占总候选人的15%。在女候选人中，日共有80位，其它三大政党民主党、自民党和公明党都有女候选人上阵。但这一年不再引起风潮，选民改用冷静的头脑来投票，因为他们担心缺乏政治经验的女候选人一旦进入议会，必然会降低议会水平，也会影响政策的制定。所以自此之后，“美女刺客”不再流行了。

没想到日本不再流行美女政治之后，峇吉星却也来这一“新招”。我们估计他是因为政坛暮气沉沉或看不出执政党光明未来，而希望在美女带动下让民政翻身。

这种善意不可以说是错误，因为选举这码事不是赢就是输，当然也允许出怪招。也许在峇吉星看来这两届的大选已输得七七八八，若能用美女来刺激选民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

这也不能怪峇吉星，毕竟他眼前所见的凡是与女人有关的事业总会吸引许多人关注。就拿一年到头都有选美会来说，只要随便按一个名堂，或苹果小姐或妈妈小姐的不一而足，自然有人报名参加。从这里我们看到美女出阵的效应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其实在以前一些女选民总爱看男性候选人长得帅不帅，并凭此印象来投票，但这古老的传统最终被打破了。例如308的政治海啸（2008年）和505的华人海啸（2013年），不仅一面倒向反对党，而且也让年轻的女性候选人乘火箭腾空。这当然又会让人想起小泉纯一郎的绝招。

不过如果我们就2008及2013年大选的结果来看，在城市选区反对党已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如果执政党派美女团应战，扭转局面的可能性不大。由此来看峇吉星的“美女论”是过时和消极的，对执政党也没有太大的鼓舞。

我们不否认女人在某些领域会占优势，在政治上也会有极少数人突破，但我们看不到单单靠美女而不靠头脑就可能“救党”的想法，还是实事求是地针对党的弱点和弊病作纠正。如果用不实际的想法来“改变”战略，恐怕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

刊登于2016年10月24日《号外周报》第809期

林吉祥•范俊登•叶锦源

最近民主行动党的槟岛市议员魏祥进出版了《腾飞50》，回顾槟州民主行动党的半世纪斗争历程，勾起了一段比较难忘的回忆。

这一段往事是因为偶然的事件把三个强人栓在一起；又因理念和处事方法的不同而分道扬镳。尽管许多人已忘记这“三剑客”的来龙去脉，但我觉得把他们的恩恩怨怨铺陈开来，倒是可以让人看到民主行动党早年的影子。

第一位是林吉祥（1941— ），1969年大选中选国会议员；1970年被推举为党秘书长，一直担任到2000年，转任党主席。他是这个党的顶梁柱。

第二位是范俊登（1942-2010），享年68岁。1964年，当新加坡还未脱离马来西亚时，他就参加人民行动党，而后加入民主行动党，并出任雪州党秘书。

1969年大选，他中选为金宝区国会议员，接着“513”事件爆发。在林吉祥被扣捕期间（1969年5月15日-1970年10月1日），他被党推选为代秘书长，直到林获释为止。

除了在1970年出任火箭报（英文）主编外，他也投入国际民主社会主义的活动。

不幸的，他在1971年被判煽动罪名成立，罚款2千元。他不服上诉，即使在1977年上诉到枢密院也是败诉。

这一段兜兜转转的官司案没有影响到范俊登在1974年又中选万里望国会议席（他一举击败人民进步党党魁SP辛尼华沙甘而名噪一时，因后者加入国阵），同时又中选八打灵州议员。

1977年后，范俊登再赴英国深造，拿了学士和硕士。

在这期间的1978年，范俊登突然修函林吉祥，宣布退出民主行动党，因为林吉祥被指支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政策，也一并支持内部安全法令（ISA）。

这是林范公开交恶之原因，但林吉祥加以否认，他只是要求大会谨慎考虑，不是支持人民行动党留在国际民主社会主义论坛内（由此看出两人的“绝交”是因为对李光耀这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这一封信件对林吉祥来说是非常震惊的大事，但一时之间也说不清楚，两人的关系渐行渐远。

第三位是叶锦源（1941-2007），终年66岁。他在60年代从英国学成归来后就成为执业律师，便加入了民主行动党，而在1969年的大选与郭文生及邱思业当选州议员，而彼得达逊中选升旗山国席（这一年林苍祐的民政党秋风扫落叶地中选16席（总数24席）起而执政）。

继后，叶锦源与林吉祥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不但林吉祥的官司案由叶锦源扛着，而且党内的要员面对官司，包括范俊登的煽动案也都是叶锦源负责。

但叶锦源在1974年大选领军失误后与林吉祥的关系淡化，主要是林吉祥要“引进”卡巴星重塑槟州党的形象。但叶锦源认为“来者不善”也就排斥林吉祥的部署，反对卡巴星加入槟州阵营。其结果是槟州分布被接管，叶锦源大权旁落，迫使他另立“社民党”，准备与行动党争一日长短。

不过叶锦源及范俊登的事件并未影响到行动党在1978年的战绩（16国席及25个州议席）使到林吉祥以强人的姿态立足政坛。

当叶锦源在1978年大选全军覆没后，已无心恋栈政坛，也就在80年代初期“移交”社民党给范俊登。

1986年，社民党在大选中又全军覆没，导致社民党关门大吉。

此后范俊登又回到曼谷长住，因其太太黄罗莲博士是在曼谷的联合国的办事处任职。1998年范被林吉祥重召回党，且在翌年出任吡州候选人，不料败北，甚至连林吉祥及卡巴星也都在阴沟里翻船。此时的范俊登已从保卫林吉祥（1998年党内出现倒林吉祥运动）到也要求林辞职。

在无可奈何下，林吉祥后来把秘书长的位置让给郭金福，自任党主席。

当范在2011年因癌症病逝后，林吉祥为他在马举行追悼会。

从他们三个人的身上我们印证了一句话：政坛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刊登于2016年10月24日《南洋商报》

董教总参政催生《丹绒三役》 林吉祥栽倒在升旗山下

80年代初期的退党与开除事件不但打乱了行动党的未来战略，而且又引发另一场更严峻的斗争，这就是1982年大选发生的董教总派出候选人通过民政党，在国阵旗帜下参加大选（他们是郭洙镇、许子根及王天庆）。无疑的，这被认为是针对行动党而来的对抗，也被马华公会所奚落，马华认为没有义务扩大民政党的影响力。

这一年，董教总、民政几乎与行动党和马华撕破脸皮，也使到董教总提出的“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口号在后来被反对党形容为“空雷不雨”的乌托邦。

由于受到董教总的刺激，行动党又拟出新的战略，以便在1986年的大选向董教总“讨回公道”。

这一年，林吉祥亲自压阵，在槟州全面向国阵叫阵。林吉祥不但在丹绒区对垒许子根，而且也在甘榜哥南州席提名（林吉祥在1982年大选又回到马六甲竞选，主要是收拾“叛徒”陈德泉。但在1986年，他让林冠英顶上马六甲国席，自身转战槟城）。

这一役，林吉祥称之为“丹绒一役”作为投石问路，也针对许子根叫阵（因为他不苟同许子根被董教总形容是华教人士，而对于行动党的候选人陈庆佳（台湾大学毕业）则不被视为华教人士很不满。陈庆佳的失败使林吉祥咽不下这口气，决定要在下一届击倒许子根，以根除后患（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林吉祥倒反成为许子根上位的推手的“政敌”）。

丹绒一役果然是来势汹汹，也让丹绒区选民有些“左右为难”，他们感叹给了林吉祥，就得牺牲许子根。

在风华正茂的年代，林吉祥的魅力也在槟城的座谈会上翻云覆雨，他终于打败许子根，又带领十支火箭射入槟州议会，这是行动党的第一个大突破。

既然“丹绒一役”已经开花，林吉祥必然在1990年开展他的“丹绒二役”；更何况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使他信心大增，这个时候他打出“改朝换代”的口号。

既然要让槟城“变天”，槟州行动党理事会便议决如果林吉祥要成为首席部长他必须在巴当哥打区与林苍祐争高下。

当然这步险棋不是林吉祥自动请缨的，而是党委要他“头对头”。我曾经就此事问过槟州行动党财政陈尔奕（南大同学），他说要林吉祥对阵林苍祐是他们的议决，这样才能鼓起士气，也会使行动党更早完成目标。如果不王对王决战，林吉祥来槟是没太大意义的。就这样，林吉祥也硬着头皮上阵了。

果然有些令人意料之外，林吉祥竟然取胜林苍祐，也带领14支火箭射入州议会，再多3席就起而执政了，可惜46精神党不争气，连一席都没有，不然在那一年就可能改朝换代了。

正因为行动党算不到46精神党竟有差强人意的表现，反而成全许子根取代林苍祐成为第三任首席部长（国阵拥有19席—巫统12席及民政7席，比行动党多出5席）。

不过这种近乎夺权成功的形势也大大地刺激林吉祥再接再厉，因此在1995年的大选打出“丹绒三役”的旗号，矢言要“槟城变天”。这一回又是林吉祥对许子根，而且打出选出一个“有实权的首席部长”。这对许子根来说也真是前世与林吉祥已有数不清的恩怨，两人总是碰在一起。这对行动党人来说是很感自豪的事，他们颇具信心可能就是下一个政府了。

讵料人算不如天算，“丹绒三役”惨遭滑铁卢，行动党输到“惨不忍睹”，只剩一位州议员，改朝换代的美梦破碎了，林吉祥也只能黯然神伤地感叹不已。

虽然声称不再有“丹绒四役”，但在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又结合新的力量（公正党与回教党）参加选举。在槟州选民不甚了解情况下，华裔拒绝了行动党，认为不能接受回教党的回教化的理念。于是林吉祥栽倒在升旗山下，卡巴星也不再是“日落洞之虎”，行动党在槟州也还是只剩下一位州议员，离开执政的美梦似乎越来越远了。

行动党下来的故事又是另一个篇章，就此打住，容后再评析。

（四、续完）

刊登于2016年10月24日《光华日报》

泰王驾崩政局不变 （直挂云帆）

泰国在位最久的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拉玛九世（在位70年）（1927-2016）不幸于10月13日驾崩，享年88岁，举国哀悼，政府官员更要服丧一年。由此可见这是国家大事，继位的是他的王储哇集拉隆切（现年64岁），但有人认为他不够权威，可能不会得到人民广泛的尊重。这是后话，目前言之过早。虽然国王的另一位女儿诗琳通饱读诗书，关心民瘼，却无法继位，因为泰国宪法传位于男性而非女性。

其实泰国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它早年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而使这个国家成为佛教国。它曾经被英国和法国列为缓冲地带受到牵制，所幸没沦为殖民地（1896-1904）；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国因巧妙地与日本有所联系，也幸免于被占领。不过由于泰国大开方便之门，也就让路给日蝗军直冲马来亚（1941年杪），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泰国又改变其立场大举责骂日本。因此它是东南亚区域中唯一不被殖民化的国家。这样一来，泰国没有国庆日，只有泰王诞辰（12月5日）是国家大事。

根据历史显示，泰国是在公元13世纪开始出现统一的王朝，第一个是素可泰王朝（1238-1438）；第二个是阿瑜陀耶王朝（1351-1767）；第三个是吞武里王朝（1768-1782）及第四个是却克里王朝（这个王朝就是当今的拉玛王朝），兰达纳哥欣时期（1782-1932），军政府时期（1932-1973）迈向民主（1973— ），但还是以军政为主。

当人民对于军政习以为常之后，就视军变为等闲之事，军人可以一边政变，民众则可以照常上下班和上街。也因为军政府的专横独裁，引发泰国人民转向支持国王，且寄望国王能发挥影响力，克制军政府的嚣张。毕竟泰国的民主选举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前后算来，在84年的历史长河中（1923-2016），总共有21次成功的军事政变。因此政变对泰国人来说已是常态了。

正因为军变频乃，当1958年强人沙立政变成功后，一改敌视王室的立场，转而寻求泰王普密蓬的支持，以获取政权的正当性，建立一种“父权专制主义”的统治，泰王也就顺水推舟支持沙立掌权13年之久，从中间接地恢复王权的影响力。

由于这样的改变，自70年代后军事政变的将领都寻求泰王的支持。因此不论是民事政府或军事政府已不得不靠向王室，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民事政府也会随时垮台。例如他信执政时期被军变推翻，而其妹英叻的执政也在2014年被军政取代。

在泰国的宪法中，并没有规定总理人选必须来自政党，也就促成军事将领在政变后执掌大权。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发展是在军政时期，那就是军政府銮披汶在1939年将暹罗更名为泰国。在日本投降的9月8日又改回暹罗（1945年）。直到战后的1949年才又改回泰国，一直到今天。

另一件事是在1932年泰国被军人改为君主立宪国家后的首6年仍在表面上推出文人当首相，不但限制国王权力，也启开资产阶级的革命成功的一页，但在1939年政府又制定强硬措施，阻止华侨工人进入暹罗，限制企业公司雇用华人，且灌输大泰族民粹主义精神，造成人民之间因倾辄而呈现分裂。与此同时，銮披汶军人上台后就一反常态宣布所有华校必须关闭，引起华裔家长措手不及。就这样马来亚成为泰国华裔求学的一个好去处，槟城的韩江中学（1950年）首开先河，成了泰华裔的中华文化的摇篮。

另一方面，在战后泰国对外来民族的同化也是相当成功的，不但提供平等机会和平等政策，同时也让华裔被“自然的同化”。当泰国不再歧视华裔（占泰人口的14%，约900余万人）之后，泰国华人对于母语教育的执著立场也就慢慢改变了。目前要学习中文的人已告增加，因为中文已成为国际语言之一；尤其是1975年中泰建交后，学习华文的泰人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诗琳通公主的精通中文与学艺，真正地贯彻了中泰文化一家亲的精神。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信（前首相）及其妹英叻（前首相）也有华裔血统，且曾回乡祭祖。

拉玛王朝在战后曾倾向美国，也允许美国设立基地，一度还是反共的急先锋。但在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后，泰国便抢先一步在1975年与中国建交。

泰国还有一个属于拉玛五世（朱拉隆叻）的大计划始终未能落实，那就是与中国联手开辟拉克运河，以取代或分担马六甲海峡所扮演的吃重角色，因为对新加坡有深远的影响，有关计划迟迟未有落实的下文。但是随着南中国海局势呈现紧张之际，中国还是十分需要泰国这个邻邦的支持，它不但没与中国争夺南中国海的岛礁，而且也处于比较中立的立场。这也是中国所要看到的一面。至于未来中泰关系如何发展，也不是新国王说了就算，它还得照旧由军人掌大权。如果我们注意到新国王的继位是由巴育首相（军政）颁布的，就可知道他的权势之大，他也需要与王室合作才能稳定政权。

因此我们推断，普密蓬的病逝及其王储的继位将是风平浪静的，军人没有起事的理由（即使有另一派），群众也不会如同1991年的红衫军大集会运动。只要没人鼓动，泰国将会风平浪静的。

刊登于2016年10月20日《东方日报》

“五一三”后天下太平 308海啸一夜之间天旋地转

1969年的大选和随后发生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面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

因为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也就提供较大的空间供政府重新洗牌。当时比较妥当的安排是重新调整各州内的选区与选民的划分。

那一年选举的结果显示联盟不但失去槟州政权，而且在雪州及吡州的政权也不稳。在雪州联盟只取得14个州议席（总共28席），刚好是一半，无法马上组织州政府。同样的，吡叻州联盟只胜了19席（总数40席），未过半数，也不能马上组成政府。各方人马及民众的情绪也因政局不稳而被鼓动起来。联盟在西马只稳住66席（西马国会总数104席），因此非常需要东马的强力支持。

于是一场有关巩固联盟地位的州选在砂拉越引爆。通过暗度陈仓下，左翼的人民联合党被献议加入联盟，共组联合政府，以让华基政党得以成为联合政府的成员之一。

就这样，人联党被说服改换码头，一旦东马率先举行重选（1970年），人联党得谨守诺言与联盟配合。

联盟会如此重视东马国会议席的数目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强化执政联盟的政治地位。除了砂拉越州议席归联盟漂亮胜出外，并按原来的默契组成了土著党、保守党（1974年合并成土保党）与人联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土著党12席、保守党8席及人联党12席。总数是48席）；反对党方面有国民党的12席及砂华党3席。换句话说，在当年马华署理总会长许启谟（新加坡林有福时代的政治部主任）献议下，大胆地将左翼政党拉进联盟，实在是一大突破。

既然东马的最大反对党人联党已加盟联合政府，遂使到整个东马成为执政党的存款机，联盟不但强有力地执政沙州及砂州外，而且也拥有东马24个国会议席（总数40席）。换句话说，执政联盟已在全马的144个国席中占有90席。

另一方面，敦拉萨又于1972年积极收编反对党，以组成稳定和强大的联合阵线，这些被召唤的反对党计有伊斯兰党（回教党）（12席）、民政党（8席）、人民进步党（4席）及砂人联党（5席），连同东马政党的加入，敦拉萨已是稳操胜券了。

此外敦拉萨在1974年访问北京，并与中国缔结邦交，给予东西马的华裔更大的鼓舞。在当时剩下的反对党只有民主行动党和砂国民党，还有是陈志勤的社会正义党及人社党等。

虽然个人声望不断提升，但敦拉萨也重视选举法的修正，例如在1973年的修宪废除了城乡1：2的比例。与此同时，在1974年政府又决定将联邦直辖区（吉隆坡市）拉出雪兰莪州而只剩下国会议席，没有州议席了，就不可能被反对党用来壮大势力。

就这样，敦拉萨宣布将以国阵的旗号（取代联盟）让各成员党候选人进行提名，局势看来对国阵很有利。果然不出所料，国阵的天秤标志终于取得佳绩，华裔选民不但感觉国阵不错，加上选择性的对象也不多；尤其是“513”事件后也让许多选民倾向国阵，以致民主行动党在这一年有所退步。

根据历史显示，在“513”后政府对选区的重新划分不是放在重心来处理，主要是反对党已大致被收编，没有必要卡住它们。这一年的大选（1974年），国会议席已从144席增至154席。

由于下来的各届大选，国阵都处于优势，选区的重新划分到了1986年才增加至177席。而后的历届大选国席的增加也是按部就班，没有太大的改变。

来到2008年，国会的选区增至222席。虽然有引起反对党的“抗议”，但情势不见得对反对党不利。例如行动党反对槟州议会选区增到40席后，华裔的多数席选区已削减。但在研究底下，又发现40席中有23席归国阵的马华和民政所分得，超过50%，也就静了下来。

那一年的大选原是与历届大选没有太大的差别，人们都预测“天下太平”，不会有什么震撼性的变动，而且也只能预测行动党在槟州最多胜15席，离开执政有一段距离。

讵料这一年的3月8日（308），竟发生政治海啸，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由反对党组成的“阵线”竟然在五个州取得政权（吉兰丹照旧由回教党执政），其他是吉打（回教党）、槟城（行动党主导）、吡叻（行动党主导）及雪兰莪（公正党主导）。

这种让每个反对党都有所得的战绩，是前所未有的大大地减少了彼此之间的争议。与此同时，安华也得以在308的一周后，顺利地将公正党、行动党与回教党组成“人民联盟”（民联），以和国阵分庭抗礼。

安华凭着他的个人魅力，历史上第一次让大马的政局翻滚，进一步加强他的信心，在同年8月参加峇东埔补选而胜出；更在916那一天预测变天会到来。

不过安华的“916”运动并没有开花结果，这也给他自己留下后患（第二次被控鸡奸罪）。

在这之后（2009年），阿都拉被巫统认为领军不力，不得不黯然下台，换上纳吉拜相。于是纳吉与安华针锋相对的时代拉开序幕了。

当2013年第13届的大选在5月降临时，纳吉也满怀信心迎战，国阵也不认为会再一次发生政治海啸。没想到，不想看到的结果又发生了。这一回巫统并没有太大的损失，反而国席从77席增加到89席；马华、民政及人联党再一次惨遭严重的打击。马华有史以来只剩7席；民政剩2席及人联剩1席，简直如同反对党。

纳吉把这一次的成绩形容为“华人政治海啸”，因为华人一面倒向民联，大大地重击国阵华基政党。虽然民联只胜3州执政权（吉兰丹、槟城及雪州），吉打还给巫统，但它所得票比率计算超过50%，达到52%；反之国阵跌剩48%。由于马来西亚是推行高票中选的制度（Past-the-first-post），也就反映出国阵仍在国会占有133席；民联88席。

现在每个人都将目光放在下一届大选的日期。就在此时，选举委员会做出选区划分的新建议（没有增加国席），明显地将选区中的混合区划成种族倾向的选区。换句话说，它可以让反对党继续拥有稳固的选区，但处在多数票很少的选区，就可能对国阵有利了。

由于选委会的建议引发轩然风波，也就被朝野政党所反对。

无可否认的这一次的选委会要重划128个国会选区，自然影响到辖下的州议席，而且多数针对反对党胜出的强区作调整，使到反对党在2013年所赢得的少数多数票的选区被重新调整而变形了。

还有城市选区与乡镇选区及乡村选区的选民差距已超过一倍的比比皆是。这就意味着那个政党掌握多数的乡区议席，便是胜利在望。这对巫统来说是处于极大的优势。

究竟各政党的反对有没有效用？也就要看纳吉的态度了。

（下、完）

刊登于2016年10月24日《号外周报》第809期

选委会成为“无牙老虎” 中央集权掌控大局

1959年，马来亚大选显示执政联盟取得绝对优势的胜利后（在104个国席中，联盟夺得74席），以东姑为首的联盟政府便同意在1960年进行选区重新划分。在那时，选举委员会是具有权威和权力的，由它制定选区划分，而不对执政党卖账。这使到东姑对选委会主席阿巴里（Mustapha Albakri）至为不满。因为大权在握的选委会严格规定城市与乡村选区的选民可以制定在2：1的比例中，即城市选民1万名；而乡村选区的选民只要5000名即可。

在当时（1960年）选委会将原本有104席的国会缩成100席，即登嘉楼、吡叻、彭亨与森美兰各减1席、柔佛减两席，一共少了6席。但在另一方面，槟城和马六甲各增加1席，也就使到国会议员总数达成100名。从这儿可看到，选委会减少联盟强州的国会议员数目，反而增加议员数目予反对党势力较为强大的槟甲州。

举例来说，吉兰丹的Pasir Puteh选区共有2万8千选民，而马六甲的Malacca Tengah共有1万8千余选民。这种相差率即是1：1.52倍。这对巫统是不利的。

因此在1962年时，联盟政府又再修改宪法，将国会的100名议员再改回104席。

接着联盟也通过国会将选委会对选区划分有最后决定权的条文删掉，改成选委会对选区的划分仅是一项建议，没有权力拍板。当报告提呈首相时，首相有权修改相关的建议，再交给国会通过。

与此同时，国会也拿掉选委会的权力，允许乡村加权的限制被放宽，使到乡城选区之间的选民人数可以有巨大的差距，而不再施加1：2的比例。

马来亚对选区重新划分也是要顺应马来西亚的成立，但国会议员数目仍是104席。至于参与马来亚共组成马来西亚联邦的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就有不同数目的分配。

以新加坡来说，它拥有17%的人口理应分配到27个国会议席，但最终只获得分配15席。新加坡接受国会议员比例被压低是因为李光耀要享有自由港的地位，拥有劳工与教育自主权。两相比较下，新加坡保留了一些自治权力还是比较值得的。

当年最热衷共组马来西亚的李光耀在1962年通过全民投票取得胜利后，复于1963年举行大选。吊诡的是，他把大选提名日订在马来西亚成立前（9月12日），而把投票日订在马来西亚成立后（9月21日）。马来西亚是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

其实在马来西亚成立前，要共创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有提出一项十分重要的建议，三邦的国会议席加起来一共是55席（整体国会共有159席），而三邦的议席则拥有1/3，可以阻止宪法的修改。

东马的州议员及国会议员又是怎样产生的？因为时间仓促，东马尚未有国州选区的划分，但有市议会及县议会的地方选举。英国也就根据哪个政党控制较多的地方议会，再按其所属的州交由胜利的一方推举选举团（省议员），由他们选出国会议员和州议员。这种由地方选举演绎成对国会议员的选出倒是第一次听到。

选举的结果：在砂拉越36个州议席中，联盟占了27席（包括国民党、保守党、土著党和砂华党）。在超过半数下，联盟执政了砂拉越。当权者可再委任3名州议员，而官方可派出另三名议员，则执政党共有33名州议员。反对党方面，人联党及国家统一党各5席。

国会议员有24席是委任制的。

在沙巴方面，主要是卡达山统一机构（UNKO）、沙统（USNO）及北婆国民党共组成联盟。

在没有反对党底下，沙巴的斗争前期是唐纳史蒂芬对慕斯达化；后期是拜林对马哈迪。

在三层选举下（即先选地方议员，再选出省议员，而由省议员选出州议员/或国会议员），沙统获得8个州议席、卡达山机构5席、巴索党1席及沙华4席，共有18席（1964年，州议员有18名增至32名，依序重新分配如下：沙统14席、卡达山机构11席、沙华7席及沙巴国大党1席）。

在国会方面，沙统3席、卡达山机构2席、巴索1席及沙华2席等，共15席。

本来在1969年的大选，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与西马同步举行。不幸的，在5月13日（投票揭晓后的第三天）暴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尚未开票的东马（沙砂因地广人稀，因交通不便，投票需要时日才可开票，也就不可能当天揭晓）的选举就被展延了。

虽然1969年的大选，执政的联盟受重挫，但还是保住政权，只是再失多一个州政权（槟城），另一个是吉兰丹。

展延东马的选举并不是坏事，反而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磋商。这个时候被拉拢和倚重的是人民联合党（这个政党是左翼分子的阵地，也一度是砂共的温床）。

在敦拉萨的刻意拉拢下，决定在1970年允许东马举行选举（此时国家还是处于紧急状态）。

选举过后，联盟在沙巴和砂拉越两州共取得国会24席（总数40席）。由于新加坡已退出马来西亚，国会议员也减掉15席，剩下144席。

至于州议员，则重新洗牌。由土著党、保守党及人民联合党组成联合政府，首开左翼政党加入右翼的联盟。

沙巴也因有人事的纷争而换了首席部长。

有鉴于1969年大选的教训，政府在1973年再提出修宪（在1972年时，巫统也已成功地将西马反对党收编，计有民政党、回教党及人民进步党），主要的目的是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因此废除了城乡选区1：2的比例。在新的条文下，仅阐明州内的选民数额与议席须大约成正比例，而在划分选区时，选委会须将乡区（加）权重纳入考量。

为此，在1974年吉隆坡脱离雪兰莪州成为联邦直辖区，这是因为在1969年大选时，联盟在雪州只取得半数议席（即14席），而另外的行动党和民政党分别取得9席和4席。一旦把吉隆坡拉开，雪州的华裔选民就会减少了，政权的交换就不大可能了。

由于“513”事件后，马来西亚经历了重大的改变，其中最明显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出炉，几乎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也因为“513”后，其阴影一直存在，造成历届大选国阵（联盟前生）都高枕无忧，也就不需要做什么大改变了。再说选委会已是“无牙老虎”，已不可能对选区的划分作出独断的规划。

（中、待续）

刊登于2016年10月17日《号外周报》第8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