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浮沉录 （天下纵横）

希拉里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失败是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的，因为她的学识与经验是绰绰有余成为美国的新领导人。正由于她的卓越与善于掌控世界局势，也培养她成为举世瞩目的国家精英。

她不但外貌出众，而且是耶鲁的毕业生，且在当执业律师的过程中她成了风头甚健的出类拔萃的女强人。她和她的夫婿克林顿（在1975年结婚）是同一等级的智慧型人物，也野心勃勃。因此克林顿在1979年加入了政治而当选阿肯色州州长，虽有一届落选而后就一直蝉联直到1992年。其夫人希拉里也成为一个小州的州长夫人。不过这不是他们的终点，只是起点。

当1992年美国进入选举年时，克林顿在其夫人的包装下角逐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结果过关斩将而成为民主党的耀眼明星（一如60年代肯尼顿的风采）。

抑有进者，克林顿在总统的对决中竟打败寻求蝉联的老布斯（共和党），而成为年轻的帅哥总统。在水涨船高下，希拉里成为闪亮的第一夫人。

虽然在克林顿第二任期（1997-2001）内不幸爆发克林顿与见习生莱温斯基的丑闻（两人有不正当的性关系），结果导致参议院进行审讯以便弹劾克林顿。很幸运的，参议院的拦路不通过弹劾也就保住了克林顿的总统宝座。此时最受煎熬的是希拉里。按道理，她应与克林顿离婚，但这又不是好的选择，毕竟离开克林顿她的第一夫人的挂冠不见了，也只好忍气吞声，让众人指手划脚，却也锻炼出百忍成金的效果，引发民众对她的同情。这可以从希拉里于2000年参加纽约参议员的竞选一举扳倒老树盘根的共和党候选人利拉兹。前所未有的那时她还是第一夫人。当克林顿卸职后希拉里就以参议员的身份活动政界，几乎是一帆风顺的。

不过在2008年时，她宣布将角逐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而面对另一位参议员奥巴马的拦路。

本来希拉里在初选时是一马当先的，但在美国选民尚不习惯选出女总统的年代，奥巴马终于击败希拉里而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时来运转的奥巴马也就当了两届的总统（2009-2016）。在第一届时，他独具慧眼选了对手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权力只在总统之下）。她在2009年至2012年间十分卖力的周旋各国，成为出访外国最多次的国务卿；而她的强悍作风和立场也引发国际社会对她另眼相看。

她在2013年不继任国务卿，最大原因是她要角逐2016年的总统选举。当他在2015年宣布将参加初选时，舆论就认定是她会胜出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她本身也颇具信心能进一步成为未来的总统，因为共和党内并没有推出一位强劲的对手。即使到了投票前夕，媒体还是认为希拉里必胜无疑，也不认为选民会反体制，选出一位缺少政治经验的富豪特朗普为总统。于是有关希拉里的著作一本又一本的问世。希拉里成了最多传记和最热门的政治人物。

特朗普是个不按牌理打牌，也可以在说错话后仍然有大批粉丝的人，这是因为选民压倦了精英和传统政治，而希拉里正是典型的代表。

为此，选民在厌倦家族政治和对希拉里的“老油条”的作风有所不满下，竟然把票投给特朗普，希望改变美国政治方向。

从这样看来，美国选民还是不能接受女总统，而希拉里也因为邮电门的风波被指指点点，自然对选情有不利的影响。

尽管希拉里在败选后有表示极度的失落，想抱着书本或小狗在家里，不想再出门了。这当然不是她的性格，因为特朗普能否管好这个国家也还是个未知数。只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希拉里“造王”的日子已越行越远了。

刊登于2016年11月28日《号外周报》第815期

中马新对南海的博弈 （跃马扬鞭）

当中国在2003年宣布将“和平崛起”后，有些国家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态来观察中国；也有的国家认为这一回中国是来真的，因为它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已取得耀眼夺目的成绩。

回顾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到了2003年总共是25年，已把整个中国翻转过来。当时身为党总书记兼国家主席的胡锦涛终于向世人展示中国的宏伟愿景。

这一年，（一）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高达114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五；（二）外商投资45.5万家，合同外资全额9431亿美元；（三）境外直接投资570亿美元，占全球1/3，仅次于美国的860亿美元及（四）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突破8000亿美元（8512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

在2005年时，中国的国防开支达900亿美元，军事开支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总兵力共4200万人，在军力上已升为第二位。

到了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高达4.92万亿美元，比日本的4.69万亿美元还高，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

也正如《泰晤士报》总编辑威廉里斯英格在2005年时的预言，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自然使到西方国家开始警惕起来。在东南亚国家中，最先建议美军重返亚洲太平洋，以保持军力的平衡的是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2009年）。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接受了新加坡的观点，在2011年重返亚太，因而提出南中国海是国际水域，各国船只可自由通航，不受中国干扰。

后来新加坡也宣称南中国海也是它的核心利益之一，向美国全面倾斜。李显龙总理不但在今年8月初访问美国，以强化美新关系，并重申小国寡民的新加坡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和对国际法的尊重，以维护区域的利益。随后李显龙访日本时也支持“南海仲裁判决”。

这就直接冲撞中国的利益，也引发中国的《环球时报》与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的笔战，因为中国从一开始就表明南中国海的绝大部分岛礁归中国所有，既不承认菲律宾占有的岛礁，也不苟同越南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争夺，更宣称九条线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因而全面否定所谓海牙仲裁庭判决的有效性（菲律宾在2013年上诉要求宣布中国在南海的九条线是不成立的。结果判决有利菲律宾）。

在这方面，中国的舆论认为新加坡并不属于南中国海的利益所属国，也不是岛礁的争议国，为何要跳出来在南中国海“搅局”，甚至比菲律宾还激烈呢？中国副外长刘振民希望新加坡不要插足其中。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是新加坡一向以来提供空军基地及军港供美军的战斗舰和导弹驱逐舰乃至航母停靠和补给及演习等，这是美国在东南亚最大的战略基地，可以对南中国海进行全面和有效的监控。

如果说新加坡在独立之前，国防军事薄弱，需要美国的保护并非不正当，但在今时今日看来，已过了50年的独立，新加坡还需要美国来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军力，也就引起中国质疑其用意了。有媒体指出，新加坡此举是要保住新加坡继续作为世界第二大港（巴生港排第十二）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有70%至80%的油糟船经过马六甲海峡是运往中国的，多数在新加坡港口进行补给，也给新加坡带来巨大的利润（川行马六甲海峡的油货轮每年约10万艘）。

新加坡一旦失去这些优势，对它的打击是十分大的，虽然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加强与马来西亚的军事和贸易联系还没有直接冲击新加坡的地位，但有人说柔佛的依斯干达区来了不少中国投资者，在将来可能成为第二个“深圳”，会影响新加坡的商业地位。也有人说，近期马中关系大跃进；尤其是中国提供550亿元贷款供建从巴生到吉兰丹顿拔的高铁，将在一些年后使到巴生港口更具国际地位。与此同时，中国耗资800亿人民币在马六甲兴建的皇京港是个涵盖港口、贸易、旅游于一炉的超前景点，并可提供中国方便以保护马六甲海峡的航行安全。

事实上，中国从去年开始已与马来西亚开展海军及空军联合军演，在各方面展示了马中两国正步入“蜜月期”。自然被视为对新加坡“立场”的直接反应或“反击”。

无论如何，中国向东盟国家伸出橄榄枝已使到菲律宾、马来西亚调低纷争，印尼也因得到纳士纳群岛，再也没与中国争夺海岛；而马来西亚与汶莱也低调处理争议，只剩下越南与中国之间存在“领海”纠纷尚待解开。

就在此时，美国又面对新总统特朗普的行将就职，世界格局又怎样变化，就有待观察了。

刊登于2016年11月28日《南洋商报》

我的回忆 报界俱乐部诞生前后 （现代春秋）

往事如烟，不知不觉槟城报界俱乐部已渡过48个春秋。承蒙负责主编特刊的邱文发君邀约，勉为其难将那一段值得追忆的历史连串起来，以成为报界俱乐部的原始资料。

由于时间相隔几乎半个世纪，能够想起来的点点滴滴也许并不齐全，但希望对报界俱乐部的历史的完整有所帮助。

犹记得在1966年7月7日，一群各语文报的记者在聚首闲聊中提及成立一个俱乐部，以照顾会员的福利。我在那时刚加入《星洲日报》当记者，在最初阶段，涉入不深。后来我就积极地负起重要的责任。但直到同年12月20日才在广东民律37F之店屋內产生筹委会，我则成为委员之一。

为什么会在广东民律举行筹备会议？这又是什么人的地方？其實这间店屋就是一间美发院，是由名媛雷月华(已故)所开设的。虽然她不是报人，但她比报人更热心和希望报界俱乐部能及快成立起来。而我们报人之所以在她的店里开会是因为报人不时在那里聚会聊天，也就与“月华姐”熟络起来。

她最先提出可以用她的店屋作为注册地址，待到注册证拿到了再更换。筹委会觉得是个好主意，也就接纳了。

可是在这之后，筹备工作又放慢下来，整个1966年和1967年毫无进展。月华姐也就唠叨说我们懒散不够积极。这也刺激了筹委会主席庄耿波与我商议看看是否可以加一把劲，把注册拿下来。后來經過一些筹委的讨论，我们根据一般程序请吴永祺律师代我们向社团注册局申请註冊。

在1968年的下半年，我们終于收到喜讯已获得批准注册了，但因为雷月华的美发院不适合作为开会地点（只是注册地址），我们也就需要寻找适合的地点和日期召开成立大会。

经接洽后，位于头条路的紫罗兰酒家提供优惠收费，我们决定在1968年12月1日举行成立大会（紫罗兰酒店目前已被发展成St Giles Wembley Hotel（属于龙城酒店集团））。

这里必须交待一下，我们最初申请的是《槟城记者俱乐部》（一如全国性的马来西亚记者俱乐部），因此普通会员或永久会员的入会资格是槟州的各报记者、编辑及助理编辑。若一次过缴交200元者，则可成为永久会员。至于赞助会员开放给与新闻报导工作有关连的人士入会。他们享有与普通会员的权利，只是不能投票选举理事或被选。（这一条文直到1971年的第三届会员大会时才通过修改章程，将普通会员开放予在报社编辑部、经理部及其他部门任职的员工参加）。由于这样，大会也接纳将《槟城记者俱乐部》易名为《槟城报界俱乐部》。在英文字眼不变动下（PENANG PRESS CLUB），也就无需向注册局申请易名，只是需要修改入会的条件即可)。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当日出席成立大会的各报记者及编辑十分踊跃，近50名，其中已故的知名人士有韩觉夫（星槟日报）、刘前度（光华日报）、庄耿波（光华）、司徒添（光华）、凌齐家（南洋）、颜当泉（南洋）、朱炳钦（星洲）。

接着大会依照民主程序票选第一届理事，结果中选者如下：

主席	：	庄耿波（光华）
副主席	：	阿都马力（马来文祖国日报）
秘书	：	谢诗坚（星洲）
副秘书	﹕	白狄士（英文东方日报）
财政	﹕	陆宇莲（南洋）
理事	﹕	华运栋（南洋） 温子开（星槟） 李良树（星槟） 司徒添（光华） 杨元煌（亦果西报） 谢锡培（亦果西报）

由于当年的章程规定理事任期一年，所以每年的常年大会得进行选举理事。任期不受限制，包括主席在内。不过，这样短的任期在今天已不流行了，一般上是两年或三年一任，不再是每年选举理事。

在首届理事会成立后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在那里开会，因为雷月华的美发院不方便，我们只得流动性开会。例如有时在车水路群乐茶室开会（此建筑已被骆文秀家族买下，不再是茶室了），有时借槟城钟灵校友会开会。

当时大家认为这样流动开会不是办法（因为章程规定每个月至少要召开会议一次）。在一个机缘下，我们向槟华旅业公会的主席高金水商议可否暂借其会所（位于琼花路，Sri Bahari Road）充为我们的临时会址和开会地点，结果获得有关公会的理事会接纳，但以半年为限。就这样，从1969年正月开始，我们就固定在这个地方开会了。同时也向社团注册局申请更换地址。

成立之初，《记者俱乐部》很快就打响名堂。我们在马来西亚电台槟城分台的配合下，向残疾人公会、老人院、孤儿院、保良局提供色费巡回演唱会，也赠礼品，获得好评。

在70年代，我们也积极通过表演为会所筹募基金。一时之间，无法凑足款项，也就留给后来的人去完成购置会所的任务了。

我只能说，我个人对《报界俱乐部》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用两年的时间为报人提供一个引以为荣的组织，直到今天，它已经茁壮成长了。不但有了自己的会所，也设立了奖助学金及新闻奖等等的活动。后人的传承展示了报人群策群力的精神。

（本文是应报人之夜（庆祝北马记者职工会成立60周年）（今年10月份）特刊所撰。作者曾任《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槟城槟界俱乐部筹备委员、秘书及会长职。以上所述是根据资料和记忆成文。若有失误，尚请致意）

刊登于2016年11月28日《光华日报》

净选盟5.0大集会 （直挂云帆）

净选盟主席玛丽亚陈于今年8月3日公开宣布将举行净选盟5.0示威运动，以促请首相纳吉下台或请假，因为美国司法部公布有关调查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的报告后，内中有不点名的提及1号官员。

在当时主席并未宣布集会的日期，只是希望会有50万人参加。后来，玛丽亚陈向民众发出号召，在今年11月19日齐集吉隆坡，向政府展示游行集会的目的。但在集会前夕，玛丽亚陈被警方以触犯安全条例（特别措施）（SOSMA）下被扣捕。消息很快传开，前主席安美嘉也就被委托代表玛丽亚陈领导5.0大集会游行。这意味着净选盟的运动照旧举行，与黄衫队对立的红衫队（由嘉玛领导）也扬言要发动30万人大集会。

这一下子，舆论也不得不观察这样的较劲会有什么后果？

其结果是正如所料，不论是黄衫队或红衫队的领袖和干部在集会前夕或集会当天都被捕了，估计有20余位，大多数是净选盟的人，包括反对党领袖在内。

由于被认为有效的控制，红黄队伍并没有正面冲突，而且黄衣队的浩大声势也使到红衣队的人潮相形见绌。一般估计前者有4至5万名群众响应，而后者则有4千人与会，比例是10对1。

虽然一时之间也没有看到有任何重大的改变，但也显示了参加集会的人是越来越有“经验”，也没有失控。在平和的局面下结束了大集会。不过从舆论的评论中，我们发现有三种不同立场的和声音，第一个立场是指集会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规模越来越小；更甚者它成了反对党的保护伞，使用非政府组织的名堂反政府。

第二种立场和声音是指问大集会后又能怎样？还不是依然故我。这种消极的论调认为集会抗议是没有结果的，不如在选举时进行真正的较量。

第三种立场和声音就是和平游行和集会是基本人权，人民有和平示威的权利，所谓不平则鸣。净选盟的人认为正是因为有2007年的大游行，才有了2008年大选改变了政治格局，两线制突然成为政治走向。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净选盟的组成和运动，不难发现它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成立的。最初（2005年）由一些公民组织和政党共组成“选举改革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是推动选举制度的改革，以促进自由与公平的选举。

在2006年时，领导这个组织的安美嘉（也是律师公会的主席）将这个组织易名为“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Gabungan Pilihanraya Bersih dan Adil）（Coalition for Clean & Fair Elections），简称“净选盟”（这个组织没有注册）。

净选盟明确地列下8项诉求：准确的选民册；‚使用不褪色墨汁；ƒ改革邮寄选票制度；„至少21天的竞选期；…自由和公平地使用媒体；†强化公共机制；‡杜绝贪污揽权及ˆ杜绝肮脏政治手段。

净选盟之所以从一个静态组织演变成动态的组织是与律师公会分不开的。

在2007年10月8日，马来西亚律师公会的2千名律师在主席安美嘉的领导下，在法院周围举行正义之行的大示威，抗议“宁甘（律师）以电话干预法官审案”，破坏了司法独立及三权分立的制度。

接着在2007年11月10日，也是在安美嘉领导下在吉隆坡举行一场具有历史性的和平集会大示威，以抗议选举制度不公，过分地偏向执政的国阵。

虽然没有获得集会准证，净选盟依然在指定日期和地点大集会。基本上是独立广场周围，大概有超过1万群众参加（有者说有4万人）。由于号召参加者穿黄色衣服也就形成黄色浪潮运动。

这次集会的最大“成果”是示威者巧妙地安排安华乘坐摩多车到元首府邸前将备忘录呈给最高元首。

事后政府也未对净选盟要求做出任何回应，但信心满满的阿都拉已决定在2008年举行大选。

反对党在不受看好的情况下，竟然在2008年的大选中创造奇迹，第一次给予执政党下马威，共有5个州政权变天；而反对党在国会议席也跃增至82席，与国阵的104席的对比，已勉强可称为“两线制”的雏形出现。

过后，净选盟将其名称改为“净选盟”2.0，也出现两位联合主席，一位是安美嘉，另一位是马来文学家沙末赛益。

在2011年时，净选盟的参加团体已达到62个，它面对巫青与土著权威组织的抗衡。

在当年7月9日，它号召开展净选盟2.0运动，但截至7月3日，警方已先后或盘诘150名相关人士。而在示威之前两天（7月7日），警方却取得庭令禁止安美嘉、安华等人66人在7月9日进入吉隆坡；另外也有25名属于土权组织者进入吉隆坡。

虽然如此，净选盟的2.0运动也如期举行，主办当局估计有5万人参加，官方则称只有不到1万人响应。出乎意料之外的事，竟有1607人被扣捕，后来警方也未予追究。

在2012年时，净选盟又来一个3.0运动，日期是4月28日。主办当局声称有25万人，但警方则称只有2万5千人，媒体的报道是超过10万人。

除了吉隆坡大集会外，全马各地也有小型集会，目的仍是要求选举公正。

抑有进者，有35个国家85个地点也在同一天有大马人举行小集会，支援净选盟要求改革选举制度。

当2013年大选后，基本上维持两线制，但国阵的华基政党蒙受重大损失，而反对党维持既有的势力。

由于净选盟（已换了主席，改由玛丽亚陈担任）4.0运动决定在2015年8月月29日至30日独立日前夕展开，除要求保证公正与自由的选举外，又增加要求政府清廉、议会民主，保证公民和平集会权外及拯救滑落的经济。这一回的集会是破天荒的，主办方说有50万人参加，但媒体说至少有10万人。

有趣的是，内长宣布任何印有“Bersih”字样的物品皆为违禁品，主要指T恤，也封锁净选盟网站。

也因为净选盟认为国家问题未解决，乃有了这次5.0大集会。主办方说有12万人参加，媒体估计有5万人，但比起去年4.0运动，规模是比较小，只是它又多了几位重量级的人物出现，即马哈迪伉俪、慕尤丁、慕克里及诚信党的领导人等。

有人因此推论在大选来临前，各方都会造势，而真正决定胜负的则是下一届大选。

刊登于2016年11月24日《东方日报》

“港独”议员引发“宪制”危机？（天下纵横）

香港两名属于“青年新政”的立法议员梁松恒及游蕙祯的宣誓就职风波继续燃烧，从一个不按牌理打牌的事件（因这两人宣誓时口出脏话，尚自我侮辱中华民族是“支那人”而不是中国人；更嚣张的是拉起布条说“香港不是中国的”云云。

由于事态严重，一方面是这两人坚持要就职，、；另一方面是当权派不允许他们再宣誓，也就把案件交由香港法院作“释法”。换句话说，在案件未下判之前，他们是不准再宣誓的。

本来还有另外三名议员也被主席判定宣誓无效，但事后又被允许重新宣誓，也就未引发争议。

可是在民间方面，又有人入禀法院指控梁和游两人不但触犯底线，还有另外8名议员也属于宣誓不合格的，要求法院宣判他们失去议员资格。有关案件还在审理中。

在“胶着”的时刻，中国人大在11月3日针对香港基本法作出阐述，这回是对基本法第104条作出释法。其原文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如果有人不遵从（或胡言乱语的行为形同“拒绝或忽略作出该项宣誓”。若已上任就必须离任；尚未就任则其资格必须被取消。换句话说，人大的释法被认为已冲撞香港基本法，变成香港的法律由人大说了才算，而不是基本法说了才算。

于是在11月6日一批法律界精英沉默上街示威，抗议人大释法使香港司法沦为“橡皮章”，如只能按人大释法作出判决，则司法独立也成空谈；反之若法院作出相反的判决整个社会就会动荡不安。

其实很多人都纳闷为何这些年轻议员要制造课题而惹是生非？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到底是哪个“狗头军师”教他们“未上任已夭折”的死招？退一步来说，即使宣誓后对政策或决策有何不满，照旧可以公开表达。如果不充分运用议员的身份和特权推动社服，那当议员来做什么？

虽然我们也清楚他们具有“港独”的思想，正努力把香港从中国的阴影中拉出来，但近日香港无线电视重播李光耀对香港的评估也是别具政治意义的。李光耀生前在香港接受电视访谈时说：“港独是不现实的，就新加坡人看来，香港是幸运的，它有一个中国当靠山，不像新加坡样样全都要自力更生，没有靠山，而且周边国家都在自我发展，竞争力非常大。”

就此而言，香港的年轻一代必须要“知福惜福”，如果没有中国大陆作后盾，香港能再进步吗？争取“港独”又为的是什么？它只会把香港引向危险的悬崖，极可能造成人民无所适从。

再说，李光耀也说了中国会在50年后让香港继续享受一国两制吗？（1997-2047），这不大可能，中国必须要将香港纳入中国的体制，与广州和深圳一起发展，也许一国两制不见了。

既然知道“港独”是不可能的，为何年轻一代要舍掉靠山？没有了靠山，香港能继续发光发亮吗？没有人知道。

无论如何，“港独”的斗争已越演越烈，如何收场？还得继续观察。

刊登于2016年11月21日《号外周报》第813期

《永远在路上》的启示 （跃马扬鞭）

配合十八届六中全会于10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及中央电视台于10月17日推出了《永远在路上》的记录片共有八集。这是摄制组先后赴22个省（区、市）拍摄了40多个典型的犯案人，也采访了70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纪检官员，更深入秦城监狱访问落马的高官，让他们陈述自己堕落的经过和忏悔不该贪得无厌，希望达到慑惧的目的，警示做官的千万不要贪赃枉法，最终落个身败名裂的悲境。可惜的是，片中没有揭露他们是如何偷天换日，手段匪夷所思的窃取国家的财富；更没有暴露他们的荒淫糜烂的生活，似有避重就轻之嫌。其实这些落网者是自作孽不可活，党和国家早有明示他们却充耳不闻，到判刑后才来后悔已没有意义。难道他们没有信仰和先贤的百侵不入的坚强意志又去了哪里？

这套记录片取名为《永远在路上》寓意深远，显示了反腐抓贪是永不停止的运动，也永远会在路上将贪官污吏一网成擒，当官的不要存有侥幸的心理。

根据官方透露，在习近平上任以来的三年内已通过中纪委调查了101万8千名官员，其中101万人已受到处罚和惩罚。还有409名境外涉案的嫌犯也已被抓回。

与此同时，中共向外发布的红色通缉令，以引渡100名贪官的新闻爆开后，已有35人被押回或自首。这些人均表示不愿在外国过着东躲西藏，且身份被怀疑而提心吊胆的日子。

在官方的记录中，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1980-2010），共有420万党政人员受到处分，其中465人是省部级官员，包括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他在生前出版的回忆录指他受江泽民的打压）（他在1998年被控贪污罪判刑16年，后因患病于2004年保外就医。2013年因癌症病逝）、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宁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等。最高级的犯案者有政治局常委，掌控公安系统的周永康、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及统战部长令计划等。

此外，自2007年到2012年的五年间，共有60万人被处分，而自2009年以来有约70%的举报人被报复，导致反腐运动的一些案件的调查一度举步维艰或半途而废。

另一方面，从2000年起，被判死刑的有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克杰及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等人。

如果说在80年代的“摸着石头过河”、“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松绑政策导致贪污成风，那么现在已不能翻版使用。正如习近平正告党员及当官者，要赚钱发财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想赚大钱。他显然也希望当下8800万名党员能够加强信念和信仰，能够不忘初心，牢记先贤的牺牲与斗争精神，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方向和政策。这个大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共不变的基调。因此习近平不断强调的两个百年梦（一个是中共在2021年庆祝建党100年，以达致小康社会；另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49年庆祝建国100年，达成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就是希望党干部及在官位者能一心一意为党为国追求两个百年梦。

很显然的，习近平第一阶段的反腐已取得胜利，也在六中全会上通过“全体党员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比起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来，习近平似乎是自成一格的领导人，在一系列斗争中他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在扫除贪污的同时又将党内的阻力消除而成为中共建国以来，除了毛泽东外，他是中共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令人刮目相看。

由于体制的不变，也就意味着中国将以此特殊的体制向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行得通的。即使改革开放30年来，官场的贪污更形猖獗，款额大到惊人，也没有影响中国的经济的年成长率（8.75%）在世界占首位，从而创造了经济奇迹。在中共看来，不论任何制度都存在大贪小贪的现象。因此不全然是体制出问题，而是权力、金钱及女人（贪官除腰缠万贯外，也是对女人左拥右抱）等诱发人性的堕落，才会一步步滑进犯罪的悬崖。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坚持党的领导和指导思想是不可动摇的。

正如美国学者魏德安的著作《双重特论》中所说：中国是唯一一个经受腐败加剧的考验而没有出现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国家，因而具有独特性。

习近平更是希望他能够向世人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遏制人性的贪婪和减少经济犯案发生的。

刊登于2016年11月21日《南洋商报》

马英九访马的风波 （现代春秋）

应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及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ASLI）的邀请，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于11月15日莅临马来西亚进行四天的访问，并作了两场演讲。

由于他是刚卸任（今年5月）的总统尚不能自由出访。例如在今年6月香港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拟邀请马英九参加新闻奖颁奖礼并作演讲，须先请准新总统。但因太过匆促，且担心机密外泄，也就不予批准。

如今马英九除了获准来马演讲外，也获准访问美国，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马英九这边准备要离开台湾到马来西亚前却被台湾的报章追问马来西亚的媒体原本称他为台湾前总统，但后来又改为前台湾领导人的意见，马英九对此深表不满。

接着在南方演讲时又发生不愉快的场景。他的身份被称为“世界华人领袖前总统”，但又被盆栽遮挡“敏感”部分。南方校长祝家华承认一开始用“台湾前总统”来称呼马英九，但后来有接到大陆方面的意见。

再下来，在马六甲出席“世界华人经济峰会”时，他的身份又再被改变，本来先是称呼他为“台湾前总统”的，但演讲前把“前总统”拿掉改上“台湾领导人”称呼，后来又被认为不妥，也就再被删掉，只剩下“马英九先生”了。

本来已有防备的马英九看见情势有变后，马上拿起自制的“名片牌子”挂在胸前，清清楚楚地写着“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他解释说：这是为了捍卫前总统及台湾的尊严，不容许他人随意践踏。

他因之认为这是中国驻马大使馆介入的（结果），才会出现风波不断。他说他搞不懂他们（指使馆）到底要发出什么讯号？

他更进一步说，在过去8年担任总统期间（2009-2016），他是最卖命维护两岸关系，却落得如此下场。还有他在台湾被骂亲中卖华（当然没这回事），但今次来到大马已非总统，却仍要面对羞辱。为此他说他无法接受这样的“过分行事”，毕竟他在1996年以法务部长身份及2001年以台北市长访问马来西亚时都没有受到诸多干扰，而今次却是面对意料之外的困扰。

其实马英九面对的政治“干预”也是有其由来，最主要的是民进党的蔡英文在今年5月20日就任台湾总统后，就采取一系列被大陆认为“不友善”对华政策，例如不承认“九二共识”，只承认有这么一回事，自然引发中国的不满。换句话说，马英九在此时此刻访问大马正是两岸关系陷入僵局时，就会对外访的“台湾官员”给予适时的控制，马英九也就因为在不恰当的时机不幸成为“被打压的目标”。

如果两岸关系仍处于友好阶段。例如在马英九执政时期他派出副总统萧万长出席APEC会议，也受到中国的礼待。还有自从2005年连战（国民党荣誉主席）打通两岸关系后，中共就认定国民党是可以合作的对象，而不是民进党。

在2014年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访问北京时，获得习近平的接见，而且在2015年11月习近平也破格地在新加坡与马英九举行“国共第三次合作”的会谈。

无可否认的，两岸领导人都知道这样的“刻意”安排对话是理不出什么头绪和结论的，只是当时的政治议程明显是中共想拉国民党一把，以便在总统选举中，国民党能扭转劣势。

结果是习马会也没有给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带来奇迹，反而是输掉3百万张票。

民进党的消极对待大陆的政策也引起大陆的反击，第一波是大陆游客大大地减少访问台湾，造成台湾的旅游行业及酒店餐厅业生意大受影响；更有旅业者逾万人在台北举行示威抗议民进党“断了财路”。

很显然的，蔡英文的两岸关系“保持现状”是等于没有进展下的静态关系，这也使到台湾在世界事务上不能插上一脚。比如世界卫生机构的会议、世界警察会议等，中共已采取强硬态度拒绝台湾的参与。如今台湾用宋楚瑜赴APEC大会，能否顺利完成任务也很值得怀疑。

因为中共是看事而非针对个人，既然马英九已卸职，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大陆是不会允许台湾重要的人物以一个独立实体立足在世人眼前。马英九的参加世界华人经济大会正好视为台湾方面有意“自我标榜”，就不会用国民党当政时的态度对台湾“网开一面”。因为马英九已不再是国民党的主席，中共也就用另一个态度处理台湾外事，从这角度来看不是中共要“为难”马英九，而是马英九此时的身份有些特殊。若用台湾前总统，就等于接受台湾是一个与大陆分开的独立体，这是中国万万不能接受的。

直到今天为止，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并未改变，习近平在上个月会见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也欢迎两岸论坛继续开展，就是在一中的概念下（可以一中各表），向国民党伸出橄榄枝。如果马英九仍是国民党主席，他这个身份就不会被认为敏感。反之，可以用这样的身份来促进两岸关系。

在另一方面，如果民进党也能改变两岸政策，以国民党的立场来缓和两岸的紧张，说不定会出现中共与民进党头头的对话。

虽然马英九说两岸统一尚未成熟（什么时候成熟没有人知道），中共也不在意何时统一，只要不搞台独，不搞对抗，两岸的关系就可向前发展。正如李金友在文告中所说，是以马来西亚只承认一个中国政策来办事，希望两岸人民能体恤大马华人的苦心。

刊登于2016年11月21日《光华日报》

马哈迪将领导“希盟”？（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政治正面临一个微妙的转变；尤其是反对党阵线出现了预想不到的变化。这个变化从2015年中后开始发酵，先是伊斯兰党在大会上通过与民主行动党断交；继是行动党也借势狠狠反击，宣布“民联”已告死亡。这意味着在2008年大选后被催生的“人民联盟”（简称民联）已因“回教刑法”的争议而消失，前后不过7年的光景。

因为反对党阵线的破局和分道扬镳，人民也对反对党有了新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民联”不见了之后，反对党是否能在下一届大选拿下布城？还有因为伊斯兰党的坚持也因之引发种族间的唇枪舌剑；更因宗教之不同而产生了相互“排斥”的抗拒。

虽然伊斯兰党是通过其党主席哈迪阿旺向国会提呈私人法案，以寻求修改《1965年回教法庭法令》，扩大现有的回教法庭的权限，并不涉及非回教徒。但一旦通过修宪和回教法庭得以纳入回教刑法后，它对马来西亚人民的影响就未可预知，也担心当案件一方是回教徒，另一方是非回教徒时，若是将案件归入回教法庭，争议也就发生了。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在1999年大选后，因伊斯兰党凭着安华效应赢得空前的国席（共27席）及执政两个州（吉兰丹和登嘉楼）后，就迫不及待直逼马来西亚走向“回教国”。结果是时任首相的马哈迪也以四两拨千斤挡了回去，直接回应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无需再修改宪法。另一方面，也迫使在大选中遭遇重挫的民主行动党（因当时行动党直接与伊党及公正党合作，导致华人无法理解）在2001年退出反对党阵线（由安华组成的阵线称之为“替代阵线”，也有人称之为“反阵”（反对党阵线））。

因为反对党的分裂和各行其是，造成2004年的大选国阵取得辉煌的胜利；反对党则处于四分五裂状况。例如伊党失掉登州政权，国会议员仅剩7名；民主行动党只剩12名国会议员及公正党只剩1名国会议员。在总数219个国席中，国阵占了199席，反对党合起来不过20席，强弱十分悬殊。

也因为“分则亡，合则生”的教训，反对党才能在2008年大选探出头来，且在2013年的大选保持既定的势力。

但不幸的，转入2014年马来西亚政坛又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一边是马哈迪再次发难，促请首相纳吉辞职，以对大选的失利负起责任；尤其是2015年爆开一马发展基金的丑闻后，马哈迪更不停地向纳吉开炮。

虽然马哈迪的“炮打司令部”未能产生即时效果，但也引发巫统内部的分裂。原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慕尤丁、原州务大臣慕克里及原乡村与区域发展部长沙菲宜等人不但被剥夺官职，较后也被巫统开除或冻结党籍。

这一批人很快地与马哈迪结成“统一阵线”；更在今年8月后获得社团注册局批准成立“土著团结党”。以目前来看，这个新党的规模仍然很小，完全不足以抗衡老树盘根的巫统，但由马哈迪（担任首相22年）出马领导，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除了土团党有招收附属党员（非土著人士）外，其它的结构基本上与巫统大同小异。因此若说“土团党”是冲着巫统而诞生也是无需辩驳的。

抑有进者，马哈迪也在反对党阵线的期待声中于11月12日宣布土团党将加入“希望联盟”（希盟）这个新组合。当“民联”在2015年中消失后的3个月内，又出现一个新的阵线，这之中已没有了伊斯兰党，其成员是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再加上新成立的“国家诚信党”，也是三位一体取代了“民联”。

“国家诚信党”是由伊斯兰党内分裂出来的，因为这一批被形容为“厄尔多安”派（土耳其总统的名字）的开明派，在2015年的党选中全部被伊党的宗教派排斥在党中央外，导致了以莫哈末沙布（原伊党的署理主席）为首的中庸派另起炉灶（当下有国州议员各5名）。当“国家诚信党”在去年9月15日成立后的一周内“希望联盟”也宣告成立了（2015年9月22日）。

如今随着土团党的加入，其领导班子也会转向马哈迪及慕尤丁。在不影响安华的名声下（仍然被视为未来的首相人选），过度的领导人将会出现。

现在还有一个尚未加入希盟的是由前巫统副主席领导的“沙巴人民复兴党”（简称民兴党）（本来是称为沙巴传承党，但因其福建发音的“传承”两个字读成“船沉”，不是好意头，也就改名了）。

沙菲宜暂时没有与西马的政党正式挂钩，自有其考量，因为他不愿被人说是靠西马政党支持的“本土党”。他要先证明是本土人的形象，而后才与西马的政党商谈合作。

因此“民兴党”参不参加“希盟”已不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是“希盟”如果没有了伊斯兰党，反对党能震撼国阵吗？

这也是为什么土团党希望能说服伊党有条件地与希盟达成“不自相残杀”的合作，但正如阿兹敏（雪大臣）所言，这项任务是十分艰难的，不容易达致。

如果反对党阵线或希盟不能团结一致，仍然相互攻击，就会削弱胜利的机会。以此来看，目前关键的困境是伊斯兰党与诚信党如何分配席位？伊党与行动党又如何偃旗息鼓，矛头对外？

归根究底，反对党阵线就看马哈迪的权威和形象能否促成一个队伍震撼国阵？

未来的大选，若是演变成纳吉与马哈迪之争不但太不可思议，而且马来西亚的政治似乎又回到从前，仍然是巫统领袖在争夺国家话语权和领导权，接着下来的下届大选必然是精彩万分的，唯可以肯定的是马哈迪的2020年的宏愿（达成先进国）不见了。

刊登于2016年11月17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