檳注重培养人才带动发展

（檳城11日讯）檳州首长林冠英称，儒家思想、全球化与民主及选贤与能对国家与並檳州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尤其需注重培养人才。

由马来西亚寰宇教育中心及檳城华校教师会联合主办第二届「三州府论坛」，今日在葛尼酒店举行。

林冠英为该论坛主持开幕致词时说，该论坛不仅是在谈歷史、伟人或事件，也谈理想与思想，要向前进就必须了解，什么理想和思想能凝聚大马与中国的力量，確保达到双贏局面。

他相信，过去与未来有3个共同点，即使中华人民生存6000年的儒家思想和革命精神、学习新思想的全球化与民主的概念，以及在环境与社会中注重和培养人才。


他说，檳城能成为全球主流发展的一部份，主要是因为这3点，特別是在注重人才方面，他希望大马能参与中国主张的一带一路政策，让所有人民受惠。

大会主席拿督谢诗坚解释指出「三州府」指的是英国在1826年所建立的「海峡殖民地」，由檳城、马六甲和新加坡组成，隨著岁月的流逝与中国的崛起，今日的马六甲海峡又再成为国际焦点。

看好一带一路

「马六甲海峡今日依旧是马中的生命线和南中国海最重要的通道。根据统计，每年川行马六甲海峡的油槽船不下10万艘，其中80%是运往中国的油船。」

他强调，中国近年来不遗余力地与大马增进联繫，提供技术与金融服务协助大马，尤其今年初在马六甲投下巨资打造皇京港，这不但强化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也对东南亚国家大有助益。

他相信，一带一路將在不久后取代三州府的功能，为亚洲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驻檳总领事吴骏则说，多国已確认出席5月即將在北京主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共商合作计划，他相信该论坛將会带出更多確定性的內容。

他补充，三州府在东盟佔据著重要地位，也在一带一路计划中有独特的优势，他相信马中，特別是三州府定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共贏发展。

今日的论坛选择了3位与中国有影响的歷史人物为重点討论对象，即在中国影响力大的檳城人辜鸿铭、鼠疫斗士伍连德以及已故前檳州首长敦林苍祐。

第三届三州府论坛预料两年后在马六甲举行，以陈禎禄的贡献为討论重点，而第四届则將移师中国福州，重点突出陈嘉庚对马中的贡献。

转载自《东方网》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north/bm20205154

《三州府論壇》需貫徹3要點 林冠英：凝聚力量互動達雙贏

（檳城11日訊）檳州首席部長林冠英指出，《三州府論壇》上，不只要談偉人，也不是單單談事件發展，也要談理想與思想，凝聚各方面力量與互動來確保我們能夠達到雙贏。
他說，這個論壇必須要有3個共同點，第一項，當然是儒家思想、革命精神，尤其是儒家思想與革命精神，才能使到中華文明能夠生存到至今，有些人說中華文明已經有6000年歷史，可以說是古時代到今天最悠久。
“第二項，當然是我們要有全球化與民主的概念，尤其大開放是非常重要的，並讓我們能夠學習新的概念與先進思想，同樣也能夠達到雙贏的局面。”
林冠英今日為第二屆《三州府論壇》主持開幕儀式致詞時說，第三項，就是必須注重人才，培養人才，就如檳州能夠出現這樣多偉人，主要是檳城一直以來都重視人才，好像他常強調，只有重才、惜才、選秀才，大家才能一起發大財。
他聲稱，檳城有這樣輝煌歷史，並成為全球主流發展部份之一，這主要是因為檳城也一直貫徹了上述3點，當然對他而言就是要重視人才。

吳駿：多國領導人
將出席“一帶一路”論壇

中國駐檳城總領事吳駿指出，今年5月中國將在北京主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現在已經有很多國家領導人確定出席這項論壇，這個論壇的目的就是要在這個論壇上，共商合作大計與平台，以及共享成合作的成果。
他說，相信通過此次的論壇，能讓“一帶一路”的倡議在國際間推廣下去，而且這個論壇也會實現與解決區域所面對的問題，尋找各種解決方案，讓各國實現各項發展，也注入了新的能量。
他指出，檳城、馬六甲與新加坡，一直以來與中國經貿、文化往來非常密切，並且“三州府”在東盟當中也佔了一個很重要的戰略地位，不僅在馬六甲海峽具有戰略地位，中國也提倡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來加強區域中的貿易、工業投資與人文發展。
他說，檳城會在中國提倡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受惠，並成為區域中一個榜樣與典範，尤其“一帶一路”也為“三州府”地方注入新的發展動力與活力。

謝詩堅：助馬與時俱進
中國不遺餘力

第二屆《三州府論壇》大會主席拿督謝詩堅指出，中國近年來不遺餘力與馬來西亞增進聯繫，提供技術及金融援助，以便使馬來西亞與時俱進。
他說，其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初中國向馬六甲投下巨資打造皇京港所需的費用高達400億人民幣。這不但強化馬六甲海峽的安全，也對東南亞國家有所得益。
“從整體而言，套用現代的術語來說，一帶一路具體項目的落實，並將會取代三州府的功能而為亞洲和平作出應有的貢獻。”
他說，這項論壇兩年之後，將會輪值馬六甲舉行，由馬來西亞僑生公會主辦，預料將會突出陳禎祿的貢獻。
“繼之又再兩年輪值中國福州舉行，陳嘉庚對馬中的貢獻將會被肯定。”
這項第二屆《三州府論壇》也獲得馬來西亞環宇教育中心、檳城華教教師會主辦，協辦單位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馬來西亞僑生公會、中國福州大學。
較後，謝詩堅贈送紀念品給馬來西亞僑生公會會長顏泳和。
出席包括檳州立法議長拿督劉子健、章瑛行政議員、羅興強行政議員、拿督方萬春、羅月清校長。

转载自《光明日报》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328942?tid=23

謝詩堅：將取代三州府功能 一帶一路將帶旺3地

（檳城12日訊）第二屆“三州府”論壇大會主席拿督謝詩堅說，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在不久后將取代“三州府”功能，為亞洲和平作出貢獻。

他昨日在該論壇致詞時說，“三州府”是1826年英國殖民政府在馬六甲海峽建立的三座橋頭堡，即檳城、馬六甲及新加坡，命名為“海峽殖民地”。



“隨著歲月流逝和中國崛起，今天的馬六甲海峽又成為國際焦點，中國的高度發展需用大量的原油和天然氣，也就需要向中東、北非和南美洲進口源源不絕的石油。”

他指出，根據統計，每年川行馬六甲海峽的貨輪，主要是油槽船不下10萬艘，其中80%是運往中國的油船。如間中發生意外或破壞，就嚴重打擊中國的經濟成長。

馬中與時並進

“在這方面，中國近年來不遺余力與馬來西亞增進聯繫，提供技術與金錢援助，以使馬來西亞與時並進。其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初中國向馬六甲投下巨資，打造皇京港所需的費用高達400億人民幣（258億令吉），這不但強化馬六甲海峽的安全，也造惠東南亞國家。”

他說，從整體而言，這都是“一帶一路”具體項目的落實，不久后，它將取代“三州府”的功能。

中國駐檳總領事吳駿說，“三州府”與中國有很深厚的淵源，“一帶一路”將為“三州府”注入新的發展與活力，令三地發展更蓬勃。

他指出，迄今有百多個國家及國際組織參與“一帶一路”的共同建設，其中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已簽署合作協議，令“一帶一路”形成了廣泛的國際共識。

首長：通過論壇展望未來

檳州首長林冠英說，“三州府論壇”不只追溯檳城、馬六甲、新加坡和中國的歷史關係，同時也展望未來。

“週六（11日）的論壇，不只談偉人和歷史，隨著時代推進，我們也要談理想和思想，確保達致雙贏方案。”

該論壇是由馬來西亞環宇教育中心、檳城華校教師會聯辦，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馬來西亞僑生公會、中國福州大學協辦，主題是“百年滄桑.從辜鴻銘到林蒼祐”。

出席者包括檳州議長拿督劉子健、行政議員羅興強及章瑛、仁孝社社長拿督方萬春及大會副主席羅月清等。

转载自《中国报》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70212/%E8%AC%9D%E8%A9%A9%E5%A0%85%EF%BC%9A%E5%B0%87%E5%8F%96%E4%BB%A3%E4%B8%89%E5%B7%9E%E5%BA%9C%E5%8A%9F%E8%83%BD-%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5%B0%87%E5%B8%B6%E6%97%BA3%E5%9C%B0/

驻槟城总领事吴骏出席第二届“三州府论坛”

2017年2月11日，驻槟城总领事吴骏应邀出席第二届“三州府论坛”并致辞。马来西亚槟城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州议会议长刘子健等政要和槟城环宇教育中心董事长谢诗坚及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专家、学者50多人出席。

　　吴总领事祝贺论坛成功召开，并表示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是分布在马六甲海峡沿岸的三个重要节点，同中国的历史渊源深厚。此三地最大共同点，就是华人数量多、比例高，不仅在当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积极贡献。

　　吴总领事强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今年5月中国将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让“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有与中国经济文化往来的历史纽带，且位于东盟重要位置，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具有独特优势。相信通过加强贸易、工业、人文和旅游等方面合作，中国同此三地将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典范。
　　1826年至1946年，地处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组成英属海峡殖民地，被华人称为“三州府”。“三州府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在马六甲海峡不同城市轮流召开。本届论坛系由槟城环宇教育中心和华校教师会联合举办，旨在从历史、人文视角探讨马六甲海峡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的作用。

转载自http://www.mfa.gov.cn/web/zwbd_673032/gzhd_673042/t1438018.shtml

《三州府论坛》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先生主持开幕致词稿（11.02.2017）

今天是华人庆祝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元宵节”。这意味着华人新年在今晚过后就划下完美的句号。

适逢元宵佳节，感谢主办当局邀请本人前来主持别具意义的第二届“三州府”论坛，即“海峡殖民地论坛”的开幕礼。

据我所知，第一届“三州府论坛”于3年前在新加坡举行。由于获得良好反应，也就委托槟城主办第二届的论坛。身为槟州首席部长我很荣幸能够亲临主持开幕仪式，因为马六甲海峡是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历史的第一章。从最早的1403年开始，拜里米苏拉建立了马六甲王国，直到1511年被葡萄牙占领，继后在1641年被荷兰所占领。在荷兰占领马六甲145年后，英国通过莱特在1786年占领了槟榔屿。当时英国是希望在槟岛建立军事基地，但在勘察后发现槟城不适合建军事基地，乃在1810年决定放弃。

1819年莱佛士代表英国取得了新加坡的控制权后，马六甲海峡的南北两个通道已属于英国所掌控，新加坡也成了英国通往中国的商道。但一项更大的变化发生在1824年。这一年荷兰与英国签署协议各自交换殖民地，英国将处在苏门答腊南边的明古连港（军事港口）给了荷兰；而荷兰则把马六甲给了英国。这正符合了英国殖民地的战略需求，也就在1826年将槟城、新加坡与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直接由英国管治。这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州府”。

英国人之所以重视马六甲海峡，是因为它知道这条通道在日后将成为世界重要的国际海峡，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及军事上，马六甲海峡将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当清朝在1839年不与英国合作，强行在虎门由钦差大臣林则徐公开焚毁充公来的鸦片，引发英国官商坐立不安后，乃在1840年通过马六甲海峡将军舰开入中国南方，用炮弹迫使清廷投降并割让香港给英国。从此英国已成为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及南中国海的海上霸主。这就是著名的“鸦片战争”。

另一方面，因为东南亚地区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利益，英国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直接统治了沙巴（北婆）及砂拉越，不再假手于代理人。因为东马也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就在马来西亚于1957年独立后的第六年，英国于1963年促成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槟榔屿成了英国的首个桥头堡才有后来多姿多彩的故事和变化。

与此同时，在槟城融入世界两百余年的历史中也出了极少数的峇峇精英，并十分巧合的这三个人体现了他们的马中情怀。第一位是辜氏家族的辜鸿铭，1857年生于槟城，后负笈英国留学成为学贯中西的文化人，不但将“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文，而且也是第一位被提名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他曾是清代名臣张之洞之英文外交秘书。

第二是著名的的吴连德医生，他在1879年出生于槟城，但闻名于中国。在辛亥革命期间，他成功地在东北扑灭鼠疫，被誉为近代中国医学先驱。

第三位是家喻户晓的政治家林苍祐医生。1919年出生于槟城。像前两位名士一样，也在英国受教育；更在抗战年代直赴重庆加入救亡工作，前后约4年。返国后加入政治活动。在1958年成为马华公会第二任总会长；进而在1969年大选获胜后，出任第二任槟州首席部长，在位20年，把槟城建设成东方矽谷，而被誉为世界第三大电子城。

由于这三位重要人物对中国有特殊的贡献，因此他们的事迹也反映出马中关系的特殊性与独特性。

由此来看，主办这样的论坛是很有意义的，不但让现代人了解什么是海峡殖民地，而且也可知道为什么马六甲海峡直到今天还是马中关系牢不可破的纽带。我祝愿这样的论坛能在未来的指定日期在马六甲及中国福州顺利举行，从而将槟城纳入世界历史的重要部分。

我谨此宣布本届“三州府论坛”正式开幕，谢谢大家！

I am delighted to be invited to officiate this significant and meaningful event of the Second Straits Settlement Forum 2017 for which Penang has been given the privilege to host.

On a personal note,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Xin Nian Quai Le” and may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bring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Today, the 11 February is an auspicious day as it marks the fifteenth day of the New Year which brings the celebration to a close.

Coming back to today’s event, I was mad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first Straits Settlement forum was held in Singapore 3 years ago to overwhelming response and for that we now have the second forum for which Penang has been appointed to organize.

It gives me pride to partake in officiating as it forms part of our treasured Malaysian History. History tells us that Parameswara founded Malacca in 1403 and in 1511, the Portuguese captured Malacca, followed by the occupation by the Dutch in 1641. 145 years after the Dutch occupation of Malacca, the British occupied Penang through Capt. Francis Light in 1786. The British who came hoped to establish a military base in Penang but found it unsuitable and gave up the idea of such in 1810. 

In 1819, the British gained control of the north and south of Strait of Malacca after Raffles gained control of Singapore. Singapore became an important port for British to trade in China. In 1824, the Dutch and British signed a treaty for whichthe British surrendered Bencoolen Harbour to the Dutch in exchange for the Dutch colony of Malacca. This was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the British in 1826.Singapore, together with Penang and Malacca were referred to as "Straits Settlements" or "San Zhou Fu" governed by the British.

The British was able to foresee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s an international straits and its influence on politics, economy or military in the region was significant. 

In 1839, the Qing Dynasty refus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British and the Imperial Envoy Lim Zexu openly burned the confiscated opium at Humen. In 1840, British sent a warship to Southern China through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started the "Opium War" in Southern China. China surrendered Hong Kong to Britain after her defeat. Since then, Britain has monopolised  the Indian Ocea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British reaped abundant benefits from the imperialism in South East Asia and gained control of Sabah and Sarawak after World War II in 1945. Malaya obtained its independence in 1957 and in 1963 Malaysia was formed.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Malaya, Penang has produced a few outstanding Peranakan Chinese who for the past 200 years have left a mark in their own rights.The first outstanding Peranakan Chinese was a descendent from the Gu family Gu Hongming. Born in Penang in 1957 he studied oriental and western literature in UK. He translated "Lun Yu",  "Zhong Yong" and "Da Xue" into English and was the first Chinese nominated for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He was the English Diplomat Secretary of the famous official of Qing Dynasty Zhang Zhidong.

Nextwas the famous Dr Wu Lian Teh. Being born in Penang in 1879,his fame flourished in China for fighting the plague in North East China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He was also known as the modern Chinese medical pioneer.

Yet another very dear person to Penangites, was no other than the late Dr Lim Chong Eu. He was born in 1919 in Penang and educated in Britain. He joined the salvation work in Chongqing, China for 4 years. Upon his return to Penang, he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He served as the second president of MCA.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second Chief Minister of Penang after his victory in the 1969 general election. During his tenure as Penang’s Chief Minister for 20 years, he transformed Penang to a "Silicon Valley" of the east and known as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electronics city.

These three important figures made special contributions to China, their deeds also reflect the unique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In view of the above, this forum is very meaningful. I believe that by the close of this forum we will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that of Malaysia-China. I hope there will be continuum to this forum and it would be wonderful if Malacca and Fuzhou would look into hosting. This ought-be recorded in Penang’s history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of our great Chinese forefathers in this country. I believe this should also be listed in world history.

Finally,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in declaring the Second Straits Settlement Forum Open.

Thank you.

《三州府论坛》大会主席拿督谢诗坚博士致词稿（11.02.2017）

今天我们终于成功地主办第二届“三州府论坛”的国际会议，非常感谢尊贵的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亲临主持开幕礼，也非常感谢中国驻槟城总领事吴骏阁下光临并作致词，还有各位贵宾及校长老师们，欢迎您们的参与使今天的国际盛会变得更具历史时代意义。今天与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来自各国的学者及媒体人不下50位，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从而表现出我们槟城人的热情与好客。

说起三州府，也就是“海峡殖民地”是我们马来西亚历史的开端，因为马六甲王朝兴起于1403年，于是就有马六甲海峡的命名，而郑和下西洋则始于1405年到1433年。在这28年间，郑和代表明朝一共前后七次下西洋，其中五次穿梭马六甲海峡。虽然郑和没有开拓殖民地，马六甲王朝也在1511年被葡萄牙取代，但马六甲海峡却因为两个王朝的交流而产生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神话和现实的故事。从汉丽宝到汉都亚的传说，为我们的历史增添光彩。

但所有的这一切的发展并没有掩盖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反过来也因为马六甲海峡孕育了马六甲王朝的诞生和谱写郑和延续和巩固一带一路的历史篇章，他们的高瞻远瞩似乎在600年前已洞悉在今天马六甲海峡依然是马中的生命线和南中国海最重要的通道。

事实也证明他们的眼光是正确的，但将马六甲海峡的地位提升和变成国际水域成为大英帝国的侵略媒介则是郑和之后的4百余年。

英国是在1786年占有槟榔屿，14年后（1800年）拿下威省；又在19年后（1819年）拿下新加坡。这个时期英国已察觉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尤其是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将来自印度及欧洲国家的产品输入中国和日本。因此当荷兰在1824年将马六甲让出给英国，以换取英国让出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时，英国迫不及待接受献议，因为这正是英国梦寐以求的目标之一，目的在于将马六甲海峡牢牢控制在手。比起郑和，英国是另有心机地据为己有，而前者只是以商贸为主，不具军事威胁；后者则将马来亚变成英国的殖民地。

正因为郑和胸无心机，也就让英国人反客为主，于1826年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三座桥头堡，即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命名为“海峡殖民地”，也就是华人俗称的“三州府”。

“三州府”在后来120年的历史中（1826-1946）也带来了惊天动地的变化。马六甲王朝和郑和也料想不到，英国竟然通过马六甲海峡改写了中国及中国人的历史轨迹，也扭转了东南亚的政治版图。最令中国人深痛绝恶的是英国的官商勾结，源源不断通过马六甲海峡将大批鸦片运入中国，企图将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

1839年，身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义无反顾地在虎门焚烧充公而来的200余箱鸦片，以展示中国官民反鸦片的决心。

因为这样，英国在1840年炮打广州，是为著名的鸦片战争。紧接着，英国占有了香港。

因此在许多年以后，我们不必惊讶为何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及香港有这么多相似的建筑物和人文气息，这种强行把西方的文化及教育全面地在殖民地推行的政策在后来也塑造了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尤其明显地反映在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方面。

在1949年，当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亚洲又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岁月的流失和中国的崛起，今天的马六甲海峡又再成为国际的焦点，这一回不再是英国耀武扬威，而是中国收回了香港（1997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高度发展需要用到大量的原油及天然气，也就需要向中东、北非及南美洲进口源源不断的石油。

根据今时今日的统计，每年穿行马六甲海峡的货轮，主要是油糟船不下10万艘，其中有80%是运往中国的油船。如果间中发生意外或破坏，就会严重打击中国的经济成长。

在这方面，中国近年来不遗余力地与马来西亚增进联系，提供技术及金融援助，以使马来西亚与时俱进。其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初中国向马六甲投下巨资打造皇京港所需的费用高达400亿人民币。这不但强化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也对东南亚国家有所得益。从整体而言，套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是“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落实。不久之后，“一带一路”将会取代“三州府”的功能而为亚洲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历史人物方面，本届论坛我们选了三位突出的槟城精英，而且是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一位是官不大但名声响亮的辜鸿铭（1857-1928），他是第一位与莱特见面（1786年）并送渔网的辜礼欢的后代，是为第四代，早年赴英留学。他的贡献在于是槟城第一人在中国彰显影响力。

第二位是伍连德医生（1879-1960），他因在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东北扑灭和控制鼠疫有功，挽救了万千生命，因而成为博鼠斗士。因为在第一届论坛上已探讨了伍连德的贡献，这里不再阐述。

第三位是众所周知的林苍祐医生（1919-2010），他是道地的峇峇，早年受英文教育。在英国毕业医科后，在马中两地活跃于政坛。他最大的贡献是使槟城脱胎换骨。

诸位在两年之后，这个论坛将在马六甲举行，由马来西亚侨生公会主办，预料将会突出陈祯禄的贡献。

继之又再两年轮值中国福州举行，陈嘉庚对马中的贡献将会被肯定。

今次筹备匆匆，未能尽如人意，希望各位见谅。最后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月圆人圆！

Today is significant as we are gathered here to commemora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put to thoughts three distinguished Penang born leaders who have contributed selflessly to the good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Penang in particular to what it is today.

My heartfelt  appreciation to YAB Lim Guan Eng for honouring us with his presence in officiating this forum and adding pomp.

I am indeed grateful to His Excellency Mr. Wu Jun, the Consul General of China to Penang for his presence.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welcome everyone present to this historic event.

Ladies and gentlemen, join me in putting our hands together for all the scholars and media who have made their journey from abroad in being with us today.

 “San Zhou Fu” or Straits Settlements marks the beginning of our history in Malaysia. The Malacca Sultanate emerged in 1403 and then the strait is named as Strait of Malacca. Zheng a descendent from the Ming Dynasty led expeditions to Western Ocean from 1405 to 1433. During his seven voyages to the Western Ocean, he passed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for five times. Zheng  did not colonize Malacca but Portuguese conquered Malacca in 1511. The story from the Princess Hang Li Po and the legend of Hang Tuah has made our history more interesting.

The Strait of Malacca is an important shipping route since the Malacca Sultanate, Zheng He’s voyages has strengthened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ir vis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Strait of Malacca as a shipping route for China and Malaysia in South China Sea has now been realised.

400 years after Zheng Ho’s expeditions, the British took control of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d made the Strai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hipping lanes in the world.

British occupied Penang and Province Wellesley in 1786 and 1800 respectively. In 1819, British controlled Singapore. At that time, British notic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rait of Malacca as a shipping route in sending cargo from India and Europe to China and Japan. In view of this, in 1824, the British surrendered Bencoolen Harbour to the Dutch in exchange for the Dutch colony of Malacca in order to take control of the Strait of Malacca. Zheng He’s expeditions were merely on trading purposes but the British ultimate aim was to colonise Malaya.

In 1826, British grouped Singapore, Penang and Malacca and called it as "Straits Settlements" or "San Zhou Fu".  

After the formation of Straits Settlements for 120 years (1820-1946), the British used the Strait of Malacca to trade opium in China and their intention was to make Chinese become the “Sick Men of East Asia”.

In 1839, the Imperial Envoy Lim Zexu without hesitation burned more than 200 boxes of opium confiscated to show the displeasure and to deter Chinese officials and people at large form being involved in the trade of opium.

This act was to the British an act of provocation and in 1840 British sent a warship to Canton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d started the "Opium War" in Southern China. China was defeated in the war and forced to open 5 treaty ports for British to bring in more opium to China. In 1842, China was forced to sign the “Nanking Treaty” and surrender Hong Kong to British. 

Years on and to this day,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see the many similar infrastructures in Penang, Malacca,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s they share many commonalities. The British influence brought in western culture and western education to Penang,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fter 2nd World War (1945), Asia underwent major changes as Mao Ze Dong establish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oday, with the emergence of China, Malacca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world again. China has reclaimed Hong Kong in 1997. China needed to import a large quantity of crude oil and natural gas for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Southern America.

Statistics show that at least 100,000 vessels carrying crude oil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nually and about 80% of the crude oil are transported to China.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will be affected if any untoward incident were to happen to the vessels.

As such, China has strengthened the ties with Malaysia by providing technical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Malaysia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Strait of Malacca.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China invested 40 billion RMB to develop a deep sea port in Malacca. The investment will not only ensure the smooth passage of vessels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but it will also benefit other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In modern terms, this is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Soon, “One Belt, One Road” will replace the roles played by “San Zhou Fu” and bring peace to Asia.

Time in memorial, we now would like to bring to mind three outstanding personalities, a true blue Penangite, which will be the focus of this forum. 

The first Penangite was Gu Hongming (1857-1928), the 4th generation of Gu Lihuan. Gu Lihuan was the first to receive fishing nets from Raffles in 1786. Gu Hongming studied in UK and was the English Diplomat Secretary of the famous official of Qing Dynasty Zhang Zhidong. Due to his outstanding knowledg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he translated "Lun Yu", "Zhong Yong" and "Da Xue" into English.

Next in line, we have Dr Wu Lian Teh (1879-1960).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he successfully fought the plague in North East China and saved thousands of live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he returned to Penang till he passing.

Yet another well-known dignitary is in the person of the late Tun Dr Lim Chong Eu (1919-2010), a peranakan who was educated in an English school. After obtaining his medical degree from UK, he went to Chongqing and served as an army doctor cum private secretary to Chen Cheng (later became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 He returned to Malaya in 1947 and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 politics. In 1958, he wa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of MCA. He formed United Democratic Party in 1961 and Gerakan in 1968. He was elected as the Chief Minister of Penang after his victory in the election the following year. During his term as Chief Minister for 20 years, he transformed Penang to an advanced industrial park.  H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Penang.

Today we remember all these great Chinese leaders for their contribution.

On a separate note, I wish to make known the fact that the biennial Straits Settlement, is organized by the Straits Chinese Association and it is my ardent hope that the baton to host be passed on to Malacca so to highlight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lateTun Tan Cheng Lock.

I believe Fuzhou University, China will then organise the biennially “Straits Settlement” Forum and highlight the contributions of Tan Kah Kee in Malaysia and China. 

Finally, I wish to extend my humble apologies for any shortcomings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pro-tem committee for their tireless contribution in ensuring the success of this event. Last but not least, I als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each and everyone a happy "Chap Goh Meh".

外来间谍拿下金正男？

马来西亚转入2017年竟迎来了一宗扑朔迷离的凶杀案，死者正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消息传开，世界舆论感到震惊。虽然金正男并没有被其父亲金正日“钦点”成为接班人，但也得到其父亲的照顾，从小出国留学，长大后又回到朝鲜进入公安系统工作。后来因家族关系，他周游列国。根据资料显示，金正男在间接上获得北京的“保护”，其妻子也长住北京，但他本人则多住在澳门。他对于未能继承父亲的领导地位固然有所失落，有时也在外发表一些评论，对其弟的统治手段有所批评，不过未引发轩然风波，有的是兄弟之间的不咬弦。

本来意见相左是平常之事，而金正男终年在外（1995年后）生活，对其弟的执政应该是不具威胁的，也没有人想到金正男会莫名其妙客死异乡。这个异乡正好是落在马来西亚，也就不可避免成为国际的焦点。

在一方面是马来西亚官方根据应有程序对尸体进行解剖化验，以知其死因和身份后，才交还给罹难者家属运送回国。可是正当马来西亚在忙于应付突发事件之际，突又发生朝鲜驻马大使姜哲指控马来西亚政府与“敌对势力”（指韩国）串谋，违背该国意愿，执意验尸，同时不予领取金正男的遗体。大马外交部也因之召见姜哲大使，导致大马政府召回驻朝大使莫哈末尼占，双方关系开始恶化。

紧接着朝鲜驻马大使进一步指控大马警方不查死者死因，只顾着鉴定死者是否是另一个人。他怀疑有人在幕后操纵调查。

我国首相纳吉反驳姜哲大使在外交上无礼，不过大马政府不会因此动摇，它将以自身的法律进行调查，不受任何国家操纵。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形容姜哲的指控是“荒谬”及“强词夺理”的，它也否认与大马政府串谋。

为正视听，大马全国总警长卡立指出，被捕的4名嫌犯中有两名女性嫌犯段氏凤（Doan Thi Huong）持有越南护照及西蒂艾莎（Siti Aisyah）持有印尼护照，她们承认直接把毒液涂在手上杀人。在完事后，进入洗手间洗手。至于是什么样的毒液，尚在调查中；而另外两名是大马籍司机，也是西蒂男友莫哈末法里和朝鲜男子李正哲。

警方也公布共有11人参与其事，但有者已飞回朝鲜，不易再抓捕。就在疑团未解之际，警方又指控11人中有朝鲜驻马大使馆的二等秘书玄光圣及高丽航空公司职员金旭一，两人同在使馆内。前者是监督者，负责向大使报告事发过程，警方希望他能走出来。但这位外交官拥有外交豁免权，不能被提控，或只能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但如果马方调查又有新的发现，则说明国际间谍已进入马来西亚活动和作案，无视马国法律，更高姿态指责大马政府“极度侮辱”朝鲜的主权。

此外，大使馆也指责马方根据一个被揭露的闭路电视短片幻想女嫌犯是使用她们的双手向死者脸上涂抹毒液，让人质疑的是这些女性为何在事后尚能存活？

朝鲜认为若是可以用闭路电视片查案，只能说明她们所涂的液体只是在开玩笑，不是毒液；还有其它原因致死死者。因此朝鲜要求即刻释放被捕嫌犯。

除了官方质疑为何闭路电视会外传而在全世界上网是否是真的短片外，也对死者的身份有所质疑，因为到目前为止，死者的亲人尚未来认尸，案件更因而蒙上一层阴影。

其实朝鲜对马来西亚的指责是企图使事件复杂化，而转移视线，从而开脱嫌疑。但此说十分牵强，大马既然开放给韩朝两国人民旅马免签证，又为何要倒向一边来打压另一方？

当然大马警方在尚未最后确定死者身份时，也不会贸然下定论说死者就是金正男（应该是金正男）。若朝鲜对其身份有所质疑，又何必急于领回尸体？还有嫌犯中有多少位是朝鲜人？人们也要明白金正恩为何要视金正男为眼中钉？还有我们也不能排除国际间谍在这事件上介入的程度和所扮演的角色，若此先例一开，马来西亚将无时无刻成为国际间谍网的焦点之一。

刊登于2017年2月27日《南洋商报》

香港特首引发的事件

香港开埠（1842年清廷将香港割让予英国）以来最高级政府高官曾荫权因触犯行为失当罪，结果被高庭法官陈庆伟判处入狱20个月，即日收监，舆论传开，反应平淡，似乎认可高官与庶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刑罚过轻，但以曾荫权身份来说已是从天堂掉进地狱，不但身败名裂，而且也可能失去退休金和各类勋衔。他一生的“贡献”也将化整为零，这反映出中国和香港是一样的，犯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曾荫权到底是什么来头？他又触犯什么罪？这都是外界需要一探究竟的。

他出生于1944年，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父亲曾云是警务人员，任职30年。其弟曾荫培在2001-2003年间担任香港警务处处长（第一把手），目前已退休。

曾荫权于1964年在香港华仁书院毕业后，曾在著名的辉煌药厂当推销员，3年之后加入英政府任二级行政官。1971年他考上政务官，而在1974年调任财政科。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及理工大学的高才生于80年代初期被保送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并获公共行政硕士学位。从此官运亨通，先后任工商署署长及财政司（1995年被末代港督彭定康委任为第一位担任此高职的华人）。1997年香港主权顺利回归中国。在董建华出任首届香港特首时，他仍然担任财政司司长。翌年（1998年），曾荫权在抗拒亚太金融风暴上表面出色，稳住了港元与美元挂钩，但股市因而遭殃，因此他留下毁誉参半的名声。

2001，因香港第二号人物陈方安生辞卸政务司司长官职，也就由曾荫权顶上。在2005年，首任特首董建华中途下马，换上曾任署理特首。也在同年当选第二任特首。2007年，他再次蝉联特首职，一直任职到2012年6月30日期满而下台。

但在第二任期间，有一些不利传言陆续在报上和媒体曝光，使他声望下跌，没能像董建华那样出任中国政协副主席。由于曾荫权被起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确有此事。因此在卸任前后他没能得到香港民众的尊重，许多人指责他贪图利益，而且行为失当，他曾为此向港民道歉。

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曾荫权终于在2015年被廉署提控，面对三项罪名，其中一项指他在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31日期间，在担任公职及行政长官及行会主席时，在处理雄涛广播有限公司的广播牌照等3项申请时，未向行会申报他与雄涛主要股东黄楚标就深圳东海花园物业进行的商议，陪审团也就裁定他失当罪成。根据法官解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分成两类，第一类涉及贪污成分，判刑5至7年；第二类并非贪污，但属行为失当，量刑起点在30个月，因考虑到被告曾荫权品信良好，有对香港作出贡献，故减刑10个月，就剩下20个月不能再减了。

不过曾荫权还有一条控状将在今年9月审理。这宗控状是指被告接受利益，需要进行重审。这就是说，曾荫权的案件尚未了结，还有下半场。但其家属已决定针对上半场的判决进行上诉，可以预见还有一轮司法大战将会上演。

就此而言，曾荫权的案件也突显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其一他被形容为官僚技术性的精英，也就会以精英的身份处事治港，但免不了与商界上层熟络，就会在有意无意中跌进陷阱。

其二，曾荫权虽明知道在1997年后香港已回归大陆，但他还是使用殖民地时代的思维来为自己作出判断。

根据香港的基本法，被赋予高度自治的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是会有一些改变，比如军队与治安，外交及内政和国防归中国管制；特首及议员的选举也需要用新思维推动政策循序渐进，不能一下子全部民主化。在中国的时间表是逐步开放，先由400人团“票选特首候选人”选出二三位后，交给选民投票，中国政府这么做是要确保选出的特首不会是“反共反华”的，也绝不能让香港变成间谍网基地，危及中国安全。

但因港人要求民主心切；尤其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更激发港人要求直选特首，不要维持目前的选举人团的制度。

中国方面后来也允许将人数提高至800人，后来又增加到1200人，显示中国有意作出妥协。但在2003年，香港政府准备落实国安法23条文时却面临巨大压力，超过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警方人员有权自行入屋搜查可疑分子。

由于情势紧张，港府暂收回第23条文，同时也导致董建华在2005年提早辞职（原本可任职到2007年）。

因为董建华的辞职和陈方安生的辞职也给曾荫权一个机会顺势而上，他之所以获得支持是因为公务员出身的他被认为比较奉公守法，不会饱中私囊，所以在2007年后获得连任。这就使到他放松警惕而自我撞壁。

其三，在曾荫权时代，他虽一度争取民主派的支持，希望在有生之年实行“特首直选”，他也有做过一些努力，但未能如愿以偿。因此当梁振英在2012年接棒时，他的一套官僚治港的方案已不管用了。梁振英的形象也在港人的抗议下不断下跌。例如在2014年港人的“占中运动”；又如新一代人（具有反华的思维）参加立法议会选举而有6人当选，结果又弄出新科议员就职时辱骂华人，激起港民的反击。还有7名警员执行任务时打伤示威者而被判2年监禁，也激起港人的同情。

在掀起港独和反独的运动中，所谓的“港独派”也因失误判断而处于下风。

如今的梁振英不再寻求蝉联及曾荫权的下沉和董建华的失败也让人深思未来的特首已不能再“萧规曹随”，而是要有新思维、新作风和新战略。也许郑月娥在中共支持下会脱颖而出成为第一位女性特首，以为香港带来新风气。

就不知道郑月娥怎样跳出公务员的“世界”，因为特首是政治位子而不是公务员位子；特首是民意的急先锋，不是我行我素。

刊登于2017年2月27日《光华日报》

教育不是墨守成规

今天许多人都在谈教育，不但重视正规的小学、中学和大专院校的教育，也把教育推前至学前教育。换句话说，孩子在2岁或3岁时就送进“托儿所”或安亲班，让他们学习集体（不多人）的生活，同时也开始认字和学会交朋友。

虽然学前的教育只是一个“启蒙”，不算是正规教育，但在今天如果家长没有把孩子送进“安亲班”，就会显得有些落后。因此我们的教育又拉长了时间。若孩子从3岁开始（或2岁就开始）上课到大学毕业，总共要花费3年幼儿班、6年小学、5年中学及先修班两年和大学教育3年，总共至少是20年在学习阶段；而生命也花掉了1/3或1/4，剩下的生命有40年光景，接着就进入退休年龄了。

虽然学习是无止境的，但教育更是不断地推陈出新。对于我本身来说，在过去20年，我几乎倾全力推动和发展教育，除了自身不断学习进修外，我也认真地参阅和访问不少的中学和大学，亦买了不少关于教育的书，以便能把先进的知识和技术用在马来西亚的教育，并让它普及化。

其实教育本身是灵活的，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我们搞教育是为了给下一代接受良好的教育以期改变家庭和国家的命运。换句话说，是为了满足需求和让新一代能够受良好教育，我们的先贤在全马各个角落开设了数以千计的学校。但这些学校有相当数目是一直守旧不变，久而久之也就在今天成为没有生源的学校。学校变成等待学生来“救命”，不再是学生“排队”进学校。

根据教总的调查报告，在1295间华小中，有455间属于微型华小（学生不足150人）、10余间的华小学生不足10名。

如果我们不作出改变，也就反映出华社不能与时俱进，而是采取消极的态度一天过一天。长此下去，我们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又收不到教育成果。教育最主要的意义是让学生在集体生活中成长而学会相互帮忙和守望相助。如果只有一个学生也要苦撑一间华小的存在，那是不值得鼓励的。改变（或搬迁或整合或让它关闭）是必要和需要思考的。以目前有60余万名华小生来说（其中15%为友族生），若按地域保存800间，每间平均收生800名，就会有60余万个学额供国人入读。这既可使学校正常操作，也能符合教育原理。当学生仅有三几名时，我们还称之为素质教育？那是让人贻笑大方的。我这样说也包括国民型及独中都需要检讨和改变。

所谓教育者，不进则退也！

我愿意用我的余生协助推动教育走上正轨，除了孔子的句句珠玑外，还有一位哲人韩愈的“师说”是千古颠扑不灭的真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放在今天的教育也是四海皆准的。

我相信也认为，未来的世界；尤其是亚洲世界，英文和中文将会齐驱并驾，而成为世界上最多人通用的语言。我们所推动的教育是希望开拓一条实用的道路，打造新一代成为有素质的人才。

所谓素质的教育是让学生向往学校的集体生活，而不是对上课了无生趣。如果一间学校的学生十分稀少的话，不但不如补习班，也教不出素质的学生来，因为他们没有得比较和竞争，也就是缺乏良性的对手。

因此素质教育除了要有完备的设施外，也要有一套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老师不但要参加各项研讨会和进修班，而且也要勤于自修。若把教育当成一种“死板”的行业，而不是一生献身的专业，我们就不容易达成素质教育。

一个人好不等于教育的成功，许多人都好才算是成功的教育；若是有很多人都能头角峥嵘，那就是素质教育成功的表现。

刊登于2017年2月27日《号外周报》第826期

金正男与朝鲜局势

没有官职而且在海外四处漫游的金正男于2月13日突然在吉隆坡机场被人毒杀，消息传开，震惊世界。这是因为金正男是当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兄长。即使自我流放，他还是个受瞩目的人物。

根据马来西亚警方在2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揭露，总共有11人合谋杀死金正男，其中4人已落网，另7人在逃。在这7名嫌犯中，有5人是朝鲜人，另2人身份不明，极可能也是朝鲜人。

警方的记录也显示，金正男是在2月6日入境马来西亚，并在2月13日（周一）抵达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KLIA2），准备乘搭飞往澳门的班机（其两位红颜住澳门）。讵料在登机前，在人群拥挤的地方遭人暗杀（闭路电视呈现他被一名女杀手趋前勒住，不久后就应声倒地，送院途中毙命）。

由于案情扑朔迷离，马来西亚警方不能将尸体交由朝鲜政府领回，也就触怒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江哲唸出一份声明，指责马来西亚政府与“敌对势力”串谋，违背该国意愿，执意验尸，又不允许领取金正男遗体。

全国总警长卡立就此事驳斥朝鲜大使，指说按惯例要取得金正男的DNA样本进行化验，以证实他就是金正男，否则调查无法完成。

虽然朝鲜方面已否认金正男案件与朝鲜官方有任何关系，但国际舆论和西方谍报机构则认为朝鲜脱离不了干系，因为有前科显示朝鲜曾派出特工从事暗杀或炸机事件。例如在1987年，两名朝鲜特工假扮父女，乘坐一架韩国飞机从巴格达（伊拉克）飞往汉城（首尔），途经阿布扎比。这对“父女”下机后留下一枚定时炸弹，结果不幸在缅甸附近的海域爆炸，机上115人全遇害。事后男特工自杀身亡，而女特工金贤姬被引渡韩国受审，她供认炸机的目的是要扰乱汉城在1988年主办奥运会。虽然她被判死刑，但后被赦免，还与一名韩国特工结了婚。

另一位是文正花，她在2001年乔装以脱北者身份进入韩国，专门通过性来套取韩国军官情报。在被捕后坐牢，出狱后仍留在韩国生活。

再一位是李普实，她于1992年联同62人被韩国政府发出逮捕令，虽然她已经75岁高龄，但她被指控在韩国秘密建立共党分支。由于她早两年（1990年）已潜回朝鲜，避开了被捕，但有传指她在当时受到金日成领袖的接见。

因此人们不否定朝鲜特工参与金正男的案件的可能性，因为金正男是一个不愿被局限的“朝鲜人”，不时在外批评其弟金正恩的独裁统治。如果真的被“证实”金正男之死与朝鲜有关，那就可能陷朝鲜于危难之中；尤其是近日又再发射导弹试验，更加紧了中国参与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不进口煤炭）。

其实金正男之死也不叫人感到十分意外，毕竟朝鲜（北韩）这个国家也是在战乱和浴血中诞生和延续下来的。虽然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48年9月9日建国，人口有2千5百万；军队有120万，实行一党专政的共产制度，但与南方的“大韩民国”形成对峙的国家。一般上有人将它们称之为南北朝鲜或南北韩。

这两个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根据战胜国美国和苏联的“坐地分赃”，分成南北韩、南北越乃至东西德两个不同体制的世界。

由于北韩在金日成领导下，一心想要及早统一南北韩，也就在1950年6月进行统一国家的战争，结果在美国的介入下，北韩军抵挡不住美国的空袭和海战乃至陆战，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困境。正此千钧一发之际，金日成要求刚解放中国（1949年）的毛泽东伸出援手“打救北韩”，否则这个国家将会被美国“吃掉”了。

毛泽东主席在思前想后下，终于做“援朝抗美，保家卫国”的决定，并派彭德怀率领人民自愿军跨过鸭绿江，与金日成部队一起作战。

这一场仗在打打停停下，才在1953年达成休战，这是中美的首次交锋，双方打成平手，维持了原来的南北韩局面。

就在北韩取得喘息的机会后，金日成及快地建立起个人权威的政府，也因1956年后又发生中苏论战和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事件，导致北韩比较倾向苏联而不再与中国亲切拥抱。

在金日成（1912-1994）领导下的劳动党（共产党）及朝鲜政府，基本上是个专制的国家。在他的人生哲学内“子承父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什么需要避嫌的。因此他在未逝世前已安排其儿子金正日（1941-2011）接班。

这位“孝子”在守孝三年后，比起其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决意发展核武器外，也不顾世人的反对，采取闭门主义的政策。

风流成性的金正日也有外遇，他在1971年与女演员成惠琳诞下私生子，取名金正男（1971-2017）。由于关系非正常，与成惠琳的关系一直不能公开，也就影响金正男的继位。1979年金正男被送往海外求学，直到1989年回国任职。但在1995年再度流亡中国（太太住北京）而在2001年因使用假身份在东京机场被捕，使到金正日十分尴尬。就这样，虽一度被父亲宠信的金正男，与接班越来越远了。

另一方面，金正日在80年代与另一位舞者高英姬（日本的朝鲜人）发生恋情，他们一共有三名孩子，其中的二儿子金正恩（1982- ）就是高英姬所生。

当金正日在2011年逝世后，继承人也就早已“钦定”金正恩。因为他的母亲在家中建立了政治影响力，拉拢军方的人。

金正恩为了巩固地位，也在党政中消除异议分子，其中最令人意外的是其姑父张成泽被指“叛变”，在2015年被判死刑，其周围50余人也受株连。

如今金正恩依靠崔海龙（第二号人物）向世界打交道，但因金正男事件导致崔海龙的外交更加吃重。在事件未厘清之前，正在中国访问的崔海龙也真的不知如何是好，除非事件被证实与朝鲜政府无关，否则是越讲越不清楚。但也因这宗悲剧加速朝鲜内部的斗争，未来数月，我们即可知晓其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了。

刊登于2017年2月23日《东方日报》

中美关系峰回路转？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摆出一幅强硬姿态，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得罪了他。一方面对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发出临时禁令，不准踏足美国，即使拥有绿卡也不管用。另一方面，特朗普也没有给中国好脸色看，他在一边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祝贺电话，另一边则对习近平的祝贺平淡处理。有人因此感到纳闷，特朗普是否改变了一中政策？

抑有进者，在上任后的一周是中国人的新年（春节），往常都有美国总统向世界华人拜年，有时还加插了一句“恭喜发财”。可是特朗普就是什么也没有做，既不发表春节贺词也不向中国华人拜年。在他看来，这世界这么多民族，每个都拜年那还得了？这种理由很牵强，毕竟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是个人多地大的国家，说一句恭喜的话也不过分。

正在大家对特朗普的动向感到不解时，突又见他的女儿伊万卡携带会说中文的女儿阿拉其于2月3日前往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向所有人拜年。

这不但让使馆人员感到惊愕，而且也使到贵宾动容，因为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代父拜年”这码事，这对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来说是意外的惊喜，使到他具有信心中美关系会有好转而达致双赢。

正当舆论集中注视特朗普对华政策时，突然间又见特朗普在2月9日致函习近平，向后者及中国人民发出元宵节的贺语，希望鸡年行大运，也期待与习近平共同推动惠及两国的建设性关系。

虽然这是迟来的祝贺，而且也是反传统的行为，因为绝少人在元宵致贺语，而是选择在农历年第一天或之前发出贺语，毕竟元宵已是华人新年的最后一天，但有来好过没有。

这之中我们也推测特朗普态度的改变是因为他上任以来处处碰壁，这边只有6名阁员（指到2月10日止）通过参议院批准就职，其他的在排队。而且特朗普对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被法院阻止，造成政令无法执行。再者特朗普因为开罪世界的高官显要，也就暂时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英国的国会就是反对特朗普访英时，在议会发表演说。

另外特朗普对难民和边界问题的重视也导致与邻国关系恶化，墨西哥就是一个实例。

由于特朗普的不按牌理打牌，也使到中国拿捏不准，不知道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是怎么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挑选的阁员和出任重要职位的人物基本上是非富则贵，而且都是反共的强硬派，更有对中国不友善的学者进入内阁。因此即使特朗普不反中，也会被其右派的强硬分子改变了美国对华的既定政策。换句话说，中美的未来还是不稳定的。现在看来特朗普也似乎软化自身的反华立场，可以想象中美关系即使紧张也不会开战。就此中国外长王毅也坦白指出中美关系恶化到头来势必两败俱伤。

也许特朗普已看到世界局势的微妙变化，不是他自身可以左右的，因此选择多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对美国都是好事。

既然反共的老手尼克逊在1972年访华时打开两国的僵局，及后又发展双边关系，使到世界格局有了改变，这种改变也没有对美国不利。特朗普又何必把时局搞得乱七八糟？这对每个人都不好，在今时今日特朗普要牢牢记住：打战是没有赢家的，只有谁的损失较大。

刊登于2017年2月20日《号外周报》第825期

行动党的变与不变

民主行动党4位马六甲国州议员在2月12日宣布退党时指责行动党已经变质，乖离早期党斗争目标及政治理念，因此决定退出行动党。

行动党政治元老林吉祥否认行动党与前首相马哈迪的合作是背叛了党的宗旨和原则。

为厘清到底是民主行动党变质或是退党的人变质，我们有必要对行动党的起家和变化作一阐述。首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成立是在50年代左翼运动风起云涌时（1954年），李光耀为强化这个党的政治色彩，也就拉拢左翼分子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他们是方水双及沙末依斯迈。后来李光耀把这些著名的左翼领袖形容为亲共或共党分子，包括林清祥、蒂凡那等人。

以当时的时代作判断，李光耀一批受英文教育的人是不可能服膺于革命或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只是为确保党的成长，他把左翼社会主义的旗帜插在人民行动党的上头。

1961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分裂，一批左翼分子在林清祥领导下脱离行动党另起炉灶，成立“社会主义阵线”（社阵）。这个名称与马来亚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是同一个意识形态，它们连同东马的人民联合党及汶莱的人民党结成五邦社会主义阵线，坚决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形容它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

当汶莱左翼人民党叛乱失败（1962年）及印尼的对抗（1963年的马印对抗）；新加坡社阵在全民投票中失利（1962年）；又在大选中翻不了身（1963年）；再加上马来亚社阵在大选中阴沟里翻船（1964年只赢得两个国席，夺取槟州政权成为泡影）。

当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1963年），它就在1964年涉足马来半岛的大选。由于当时存在右翼的联盟和左翼的社阵，李光耀也就打出第三条路线的牌子，鼓吹民主社会主义（通过选举改变政权而不是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大致是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会主义）。

虽然在1965年之后新加坡已成为一个独立国家（8月9日），在一方面新加坡保留了人民行动党；在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出现了“民主行动党”。为什么选择相近的党名和相近的党徽（一个圆圈中有闪电；一个圆圈中有火箭）？如果说它们不是一脉相承的，也鲜有人相信；尤其是发起“民主行动党”的正是被李光耀收编的前抗英左翼分子蒂凡那（他在1980年出任新加坡总统，而在1985年因与李光耀发生冲突而下台）。

继蒂凡那之后（1967年辞卸党秘书长职），吴福源成了秘书长。但从中崛起的正是林吉祥，他被形容为比吴福源更加接近李光耀思想的“马来西亚接班人”。有两个例子可证诸此说有依据：其一在1967年因英币贬值14%，劳工党号召罢市抗议，随后也不幸不知何故引发种族骚乱，林吉祥谴责了劳工党不顾后果的行为；其二是在1978年行动党第二把手范俊登突然退党，理由是不同意林吉祥在1972年的东京国际社会主义政党领袖大会上，为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的存在作辩护。林吉祥否认他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内安部采取两种立场。

无可否认的，林吉祥也继承了李光耀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手段，在未能与左翼人士结合下，前劳工党及人民党的领袖加入行动党的少之又少，似乎是各有差距，因为他们把行动党视为两位一体的。即使在1990年，著名的左翼分子李万千加入行动党，但后来还是与柯嘉逊退出行动党。

除了行动党信奉“非共社会主义”理念外（有时也被认为是反共的），也在意识形态上介入东西方阵容的冷战，有时候也会被标签是资本主义的宠儿。当民主行动党在2005年的大会上修改党章，不再保留社会主义字眼后，已说明了世界潮流走向没有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但归根结底是把自己留在西方社会的阵营。

在斗争策略方面，行动党的政治哲学是不与华基政党（反对党）共同合作，例如与陈志勤的社会正义党零交流；与叶锦源及范俊登的社民党老死不相往来；更对国阵的华基政党如马华、民政、进步党和人联党毫不容情。

不过选择与马来人政党的合作是行动党的心愿之一，它可以和46精神党、人民公正党、伊斯兰党、诚信党合作，因此也没有理由它不能与土著团结党合作，这又与党的变质有所距离。

以此来看，不论行动党如何变，直到今天唯一没有变的是它依然是华基政党，也保持了与左翼党政的距离。

刊登于2017年2月20日《南洋商报》

三州府与海峡殖民地

当新加坡于2013年成功地主办了第一届“三州府论坛”后，就希望槟城能接办第二届，重责也就落在我的身上。由于碰上未可预见的因素，我只好将承办期压后。本来是订在2016年举办，后因要配合元宵节，决定订在2月11日（元宵节）举行。既然第一届突出了三位历史人物，即宋旺相、林文庆与伍连德，我们第二届就不再阐述了。

虽然灭鼠疫专家伍连德而在中国名噪一时的是槟城人，但因已在新加坡提及，便不再加以突出。我们选择了辜鸿铭到林苍祐来阐述槟城在这一段历史期间的变迁，作为三州府时期的重要和代表性人物，相信是不会有争议的。

不过“三州府”的历史还是应该被强调的，如果没有“三州府”，马来西亚不会演变成今日的模样；中国也不会在1840年后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说起三州府，也就是“海峡殖民地”是我们马来西亚历史的开端，因为马六甲王朝兴起于1403年，于是就有马六甲海峡的命名；而郑和下西洋则始于1405年到1433年。在这28年间，郑和代表明朝一共前后七次下西洋，其中五次穿梭马六甲海峡。虽然郑和没有开拓殖民地，马六甲王朝也在1511年被葡萄牙取代，但马六甲海峡却因为两个王朝的交流而产生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神话和传说。从汉丽宝到汉都亚的故事，为我们的历史增添光彩。

但所有的这一切的发展并没有掩盖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反过来也因为马六甲海峡孕育了马六甲王朝的诞生和谱写郑和延续和巩固一带一路的历史篇章。他们的高瞻远瞩似乎在600年前已洞悉在今天马六甲海峡依然是马中的生命线和南中国海最重要的通道。

事实也证明他们的眼光是正确的，但将马六甲海峡的地位提升和变成国际水域成为大英帝国的侵略媒介则是郑和之后的4百余年。

英国是在1786年占有槟榔屿，14年后（1800年）拿下威省；又在19年后（1819年）拿下新加坡。这个时期英国已察觉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尤其是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将来自印度及欧洲国家的产品输入中国和日本。因此当荷兰在1824年将马六甲让出给英国，以换取英国让出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时，英国迫不及待接受献议，因为这正是英国梦寐以求的目标之一，目的在于将马六甲海峡牢牢控制在手。比起郑和，英国是个更有心机地据为己有，而前者只是以商贸为主，不具军事威胁；后者则将马来亚变成英国的殖民地。

正因为郑和胸无心机，也就让英国人反客为主，于1826年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三座桥头堡，即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命名为“海峡殖民地”，也就是华人俗称的“三州府”。

“三州府”在后来120年的历史中（1826-1946）也带来了惊天动地的变化。马六甲王朝和郑和也料想不到，英国竟然通过马六甲海峡改写了中国及中国人的历史轨迹，也扭转了东南亚的政治版图。最令中国人深恶痛绝的是英国的官商勾结，源源不断通过马六甲海峡将大批鸦片运入中国，企图将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1946年，三州府解散，并入马来亚联邦不成，但在1948年被并入马来亚联合邦）。

1839年，身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义无反顾地在虎门焚烧充公而来的200余箱鸦片，以展示中国官民反鸦片的决心。

因为这样，英国在1840年炮打广州，是为著名的鸦片战争。紧接着，英国占有了香港。

因此在许多年以后，我们不必惊讶为何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及香港有这么多相似的建筑物和人文气息，这种强行把西方的文化及教育全面地在殖民地推行的政策在后来也塑造了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尤其明显地反映在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方面。

在1949年，当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亚洲又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岁月的流失和中国的崛起，今天的马六甲海峡又再成为国际的焦点，这一回不再是英国耀武扬威，而是中国收回了香港（1997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高度发展需要用到大量的原油及天然气，也就需要向中东、北非及南美洲进口源源不断的石油。

根据今时今日的统计，每年穿行马六甲海峡的货轮，主要是油糟船不下10万艘，其中有80%是运往中国的油船。如果间中发生意外或破坏，就会严重打击中国的经济成长。

在这方面，中国近年来不遗余力地与马来西亚增进联系，提供技术及金融援助，以使马来西亚与时俱进。其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初中国向马六甲投下巨资打造皇京港所需的费用高达400亿人民币。这不但强化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也对东南亚国家有所得益。从整体而言，套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是“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落实。不久之后，“一带一路”将会取代“三州府”的功能而为亚洲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历史人物方面，本届论坛我们选了三位突出的槟城精英，而且是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一位是官不大但名声响亮的辜鸿铭（1857-1928），他是第一位与莱特见面（1786年）并送渔网的辜礼欢的后代，是为第四代，早年赴英留学。他的贡献在于是槟城第一人在中国彰显影响力。

第二位是伍连德医生（1879-1960），他因在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东北扑灭和控制鼠疫有功，挽救了万千生命，因而成为博鼠斗士。因为在第一届论坛上已探讨了伍连德的贡献，这里不再阐述。

第三位是众所周知的林苍祐医生（1919-2010），他是道地的峇峇，早年受英文教育。在英国毕业医科后，在马中两地活跃于政坛。他最大的贡献是使槟城脱胎换骨。

在两年之后，这个论坛将在马六甲举行，由马来西亚侨生公会主办，预料将会突出陈祯禄的贡献。

继之又再两年轮值中国福州大学举行，陈嘉庚对马中的贡献也将会被肯定。

（第二届“三州府论坛”已于2月11日在葛尼酒店成功举行，圆满落幕。恭请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先生主持开幕，中国驻槟城总领事吴骏阁下致词，大会主席为拿督谢诗坚博士）

刊登于2017年2月20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