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瑜打败蔡英文

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自从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便先后成为国民党的掌控人，直到1949年迁居台湾后，局面仍未改变，但当蒋经国在1988年逝世后，就结束了蒋家王朝，改由本土人李登辉出掌国民党和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不过只有到了1996年才开始“民选总统”。这一回同样由李登辉胜出。他的“台独”倾向也显露出来。

到了2000年的总统选举，在李登辉（已卸任）的暗度陈仓下，民进党的陈水扁竟意外地打败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连战。

民进党（民主进步党）是在1986年成立的，一向主张台独。

当陈水扁上位后，他刻意营造“两个中国”的假象，或“一中一台”的错像，也惹怒中国采取反击的行动，僵化了海峡两岸的关系。由于陈水扁的台独声音弄得人心不安，再加上贪腐问题被揭开，也就提供一个机会予国民党的马英九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胜出。

马英九的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也逐步改善了两岸关系。甚至在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破天荒在新加坡与马英九会晤，进一步的强化双边关系。

可惜国民党内部的相互倾扎和民进党的蔡英文的强势回归，也给民进党重整旗鼓的机会。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而出。

反之，在马英九之后，国民党无法产生一位强势与德高望重的领袖，例如吴伯雄、朱立伦、洪秀柱及吴敦义都不及马英九的声望；也无法超越蔡英文。即使洪秀柱一度因国民党人自觉无法胜过蔡英文，让她自告奋勇且成为总统候选人，后来国民党见情势不妙，才推朱立伦与蔡英文对垒。

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落个惨败，也启开蔡英文的时代（2016年起）。

显然拥有博士衔头的蔡英文在学识与才智上是无所质疑的，但她“误判”选民给她热烈的支持也意味着不反对她的绿营路线。因此她不接纳也不承认两岸有过“九二共识”，只认为是历史的事件，不是法律文件。

因为蔡英文对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的支持，也支持学生反对两岸签署的“服贸协定”，导致蔡英文在上台后一直往“台独”的方向“钻牛角尖”，也期望在2017年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能拉台湾一把，加强台湾与大陆的对抗，结果适得其反。

其一是台湾原与22个国家尚有“邦交”，在马英九年代，中国“不挖墙角”；但蔡上任后已失去5个邦交国，剩下17个邦交国，未来情景不明。

其二，因蔡的强硬路线，触怒了中国的游客大大减少，许多台湾的旅行社面临倒闭的危机，民怨自然发泄在蔡的身上。

其三，美国因与中国开展贸易战，也顺此时机加强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巡逻，且公开宣称南中国海是国际公海，不属于中国的。其含意也就暗示台湾也是与中国分开的。

其实不论美国如何改变立场，它不能忘记和食言的是只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则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由美国带头的，是1972年尼克逊总统与周恩来达成的《上海公报》。

这样的契约文字也写在中国与任何建立邦交的文件中，包括美国在内。如果特朗普蓄意地拉台湾下水，固然可使蔡英文松一口气，但台湾人民对于“制造紧张局势”也是不卖账的，他们在目前可以不支持统一，但也反对制造台海紧张和分裂，万一擦枪走火岂不是小事化大？

其四，国民党在今年4月突然有一个人“横空出世”成为这个党的“救世主，他就是被形容掀起“韩流”的韩国瑜。其实他并不是什么来头的大人物，而是从国民党基层起家的政治人物。今年61岁，拥有东吴大学英文系学位，也拥有政大的法学硕士学位。在较早时曾是受训军官毕业生，担任过台北县议员，也当选第二、三、四届的立法委员。败选后转任台北农产运输公司的总经理。在2017年出乎意料地争夺国民党主席，结果败给吴敦义。后来他在2017年出任高雄市党部主委；翌年（2018年）5月宣布参选高雄市长选举。这个地盘在过去20年是民进党（绿营）的“天下”，谁也打不进。因此韩国瑜以旧人重新包装，准备正面攻击民进党是没有人会与他抢出位的。民进党更视他为来当炮灰的“政治老人”。但没想到，他在过后的民调中人气急升而为国民党带来光辉的一面。反观因蔡英文的对抗大陆的政策带来负面的影响，造成高雄经济不振、萧条和败象丛生，正好给国民党一个反扑的空间。

开票的结果也证明了选民对民进党的厌倦，希望借韩流改一改。这一改变成韩国瑜的89万张选票比其对手陈其迈（民进党，接陈菊之位）只得74万张票。前者不但胜得漂亮，也让人对他寄以厚望。这对他接任国民党主席和在2020年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机会更是大大提高了。

虽然本届不是总统选举，但地方议会的选举是探温器，一叶知秋，已让人看到蔡英文带上民进党又带下民进党，当中也不过是两年近三年的时光。

就台湾的地方选举来说，它被称为“九合一”的选举。九是指九种“地方公职”放在同一天选出，即（1）“直辖市”市长；（2）“直辖市”议员；（3）县（市）长；（4）县（市）议员；（5）乡（镇/市）市长；（6）乡（镇市）民代表；（7）村（里）长；（8）“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区长；及（9）“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因此称为“九合一”选举。

本来在22个县市中，民进党拥有13个县市执政权，国民党则有8个，另一个台北市归无党派的柯文哲。如今这一改变成国民党拥有15个县（市）执政权，民进党减至6个，另一个属无党派的台北市长。

因为这一惨痛的教训，也触动蔡英文辞卸党主席。谁将会接替党主席呢？本来尚有三个人选，即前高雄市长陈菊、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及当今行政院长赖清德。

可是陈菊保不住高雄地盘；苏贞昌参选新北市市长败落，及赖清德也要为领导不力而负责。这就让人猜不着谁会是蔡的真正接班人。

现在看来，蔡英文也不会寻求蝉联总统，又有谁会成为接班人？

但不论谁接班，已不能像陈水扁和蔡英文那样刚愎自用和倒行逆施，否则台湾人民会被带去“荷兰”。

刊登于2018年11月29日《东方日报》

遥不可及的第三张票

在509大选后，关于恢复地方议会选举的声音又再响起，不过，这一次不再是昔日的反对党；尤其是民主行动党站在前线疾呼还第三张选票，反而是已变成在野党的马华公会及民政党希望尽快落实地方议会选举，以便它们有机会寻求突破。

过去马华和民政并不要求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也支持巫统取消地方议会选举的决定。因为不再有地方选举，可免除执政党的诸多烦恼和担心反对党从中坐大。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过往英国统治时所实行的政策。最先被英国关注的是在1826年组成的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的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因而在1857年由英国议会通过“海峡殖民地法令”，规定三个州各自成立市政局。

初时各州由5人组成，除了参政司（Resident）及殖民地政府派出的代表为当然委员外，另3名市议员由纳税人选出。凡是一年缴税25卢比（印度币）的纳税人就有投票权。虽然反应不热烈，但总算为“民选”开了头。不过新加坡只限欧人投票；马六甲的选举被宣布作废，只剩槟城成为典范之州。

在1863年时，3名“民选议员”任期由1年改为3年。到了1888年，市政局管辖的范围只限乔治市，因此槟城市政局易名为“乔治市委员会”（乔治时在1957年时面积只是34平方公里，到1969年后增至41平方公里）。

在1913年时，新的市政局法令生效，“民选议员”退任，改由总督委任，而市议员数目由5名增至12名。

在时局的变化下，英国于1951年宣布乔治市市议会举行民主选举，以鼓励人民支持选举制度，对抗再度走入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因英政府在1948年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用以“证明”选举也可以作出改变，不一定要用武力作出改变。不过为谨慎起见，虽然市议员数目已增至15名，但只选9名，另6人由英国委任。这种“半民主”也激发人民对投票的热情。选举结果，林苍祐的急进党赢了6席，但权力仍掌握在英国委任的参政司（相等于总督的地位）手里。

在1952年时，英国在吉隆坡举行选举，结果是马华胜6席、巫统3席，比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只获2席）多出7席。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给英殖民政府较为“宽心”让马来亚走向自治，也就有了1955年的联合邦普选（独立前的选举），但只选52名立法议员，另外46名立法议员是委任的。换句话说，行政权力仍操在英国人手中。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地方议会及市议会选举也在全国动了起来。最明显的是，在1958年时，乔治市市议会已被社阵控制，也选出反对党领袖萳玛纳旦出任市长。

另一方面，吉隆坡市议会在独立时已停止选举，改由中央操控。理由是身为首都的吉隆坡，若市长由反对党人出任，对中央政府将造成尴尬与不安。这样一来，除了直辖区的吉隆坡没有市选举外，其它各州的乡县地方议会和市议会也就全面开打。

到了六十年代，城市地区的地方议会也成了反对党执政的桥头堡。在1963年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后，联盟政府便借“马印对抗”的动荡时局宣布暂时中止地方议会选举。果然在1965年之后就不再有地方议会选举。所有届满的地方议员及市议员也在期满后不再被视为地方议员。

不论出于何种理由，联盟政府中止地方议会选举除了阻止城市选民倾向反对党而在各地建立“小政权”外，也减少选举的开销，改由各州政府接管地方议会的行政权。

这意味着从1965年起到1975年的整10年内，所有地方议会和市议会的工作也交由州议员及国会议员分担。

为了一劳永逸解除忧患，中央政府更在国会通过1976年地方政府修正法案，取消地方议会选举，改由各州政府委任市议员或地方议员；也允许各州政府对议会进行整合与合并，而且市议会主席可由政治人物担任。

这就意味着执政的州政府自动拥有对地方议会的控制权。比如槟州就被州政府将乔治市市议会与槟岛乡村议会并成槟城市政局；而威省原有威北、威中及威南县议会也并成威省市政局，各有24名市议员，主席人选也由州政府委任。

这样一来，凡是执政州的政党或阵线就拥有权力安插和分配被认为适当的人选出任地方议员。在任期只1年但可延长下，各地的地方议会也就成为执政党的政治筹码。因此在一段很长时间参与执政的国阵成员党都不会反对委任制度，因为这也可以让党领导者对人事进行布阵和控制，这对反对党来说是失掉一个抓住权力的机会。因此当民主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时打出还选民“第三张票”，即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也无法落实，除非中央政府首肯。

今年（2018年）在509后，连同中央政府也成了“希盟”政府，表面上看起来是更为容易恢复地方选举，其实也不见得乐观。

尽管房屋暨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公正党）有说过将在3年内落实地方选举，但我们也持怀疑态度，因为在希盟宣言中没有这一条，而且希盟的其它成员党如土团党、诚信党及公正党都没有将恢复地方选举列在宣言中。即便行动党有此心愿，也可能会不成效果。毕竟只要有心人抬出国会未达2/3多数席通过就无法修宪，只得将此议搁置一旁。如果马华和民政期望恢复地方选举来重振声望，看来是要失望了，理由是没有人知道遥遥无期的地方议会选举何时近在眼前？这种对执政党有利的局面又何苦招惹麻烦和威胁来改变呢？

刊登于2018年11月26日《光华日报》

巫统仍找不到前路

巫统当任主席阿末扎希不是第一个提出与伊斯兰党合作的巫统领袖，但却是第一个向伊斯兰党伸出橄榄枝，建议两党“相结合”。

他这样说：“让我们结合，以伊斯兰、马来人、马来西亚与土著之名放下我们的分歧”。

不过，阿末扎希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他的“结合”（bercantum）的真正含义。

他也借此机会影射马哈迪控制巫统22年。他教巫统憎恶伊党、行动党与其他政党，但现在则与它们好来好去。

阿末扎希是于11月17日在吡叻巴西沙叻两党联办的“信徒团结集会”上致词时作出上述的呼吁，用意明显，但也包含着极其深远的政治整合。

与此同时，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在致词时则没有针对巫统党魁的建议作出回应，只是重申伊党与巫统将联手反对马来西亚签署联合国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ICERD）。

为此，巫统和伊党宣布将在12月8日上街游行，反对政府签署公约。

哈迪阿旺认为ICERD公约违背马来西亚宪法，也违反宪法中言明的马来人及土著保有特别地位，因此他表明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必须坚决反对此公约。

就在哈迪阿旺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应后，巫统总秘书安努亚慕沙澄清说，阿末扎希是邀请伊党联手，这不是结合，而是合作。他希望不要对党主席的言论有所误会。他进一步说，巫统与伊党的合并是遥不可及的大事，因为两党性质不同。反之如果巫统要与其它政党合并，或许土著团结党更有可能。

我们比较接受总秘书的观点，因为他点出了问题的症结。虽然阿末扎希向伊党寻求合并，将可保住“巫统”的名字。可惜伊党只相信自己，走向孤立主义的道路，已是三年有余（2015年与民联断交），不会贸然与其它党合并。

在这方面，我们要追溯到1951年11月24日成立的回教党（Persatuan Islam Se-Malayu （PAS）或Pan-Malayu Islamic Party（PMIP））是由一批脱离巫统的宗教份子所组织的。在1972年，为顺应马来西亚的成立已成为事实，乃易名为Parti Islam SeMalaysia（PAS）。

1969年大选后，走“现实主义”的阿斯里同意与巫统合组联合政府（1972年），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

1976年敦拉萨病逝，由胡申翁拜相。他对回教党的内讧和相互指责领袖的涉贪事件十分厌烦，乃在1977年开除回教党出国阵。

经过1978年的大选、1982年大选及1986年的大选，回教党扑地不起（三届连失丹州政权及1986年只剩1名国会议员），但在1990年的大选在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联手下，回教党终于“咸鱼翻身”。

在1983年由尤索拉哇（今日诚信党的首相署部长姆加希尤索拉哇是其儿子）出任回教党主席后，他在任期内开始“回教化”伊党，倡议设立“回教长老会”（聂阿兹则成了党的精神领袖，地位比党主席高）。因此当法兹诺于1989年接任党主席后，就顺势将回教党转向以宗教为导向的政党。

回教党的路线这么一改，也就没有回头路；尤其是在1999年的大选，借着安华效应异军突起，连夺两个州政权和拥有27个国会议员后，回教党坚信走宗教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也逼迫马哈迪做出改变，以落实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回教国。

此时的马哈迪献议回教党与巫统组团结政府，但不被接受，只好作罢！直到2008年，在安华的协调下，反对党竟然脱颖而出，连夺5个州政权，而且国会议员也爆增至82个，堪与国阵分享整个江山。

正因为危及巫统的未来，阿都拉首相也像马哈迪一样向伊党伸出团结之手，可惜功败垂成，终于在隔年（2009年）下台，开启了纳吉时代。

不料在2015年爆开一马发展公司丑闻后，更成为马哈迪追打纳吉的理由。结果在2018年的大选国阵连人带党走向“荷兰”。尽管在选前纳吉希望与伊党合作或不要演成三角战，但伊党相信它的实力将会成为造王者，必胜出不下40个国席。未想大失所望，只胜出18席。

既然巫统与伊党的“合并”是不可能和错误的，那么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土团党靠拢。这样一来，巫统也就不见了。

刊登于2018年11月26日《南洋商报》

马哈迪的南海新立场？

不论从联盟到国阵，再到民联和希盟，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都是以首相的立场为准绳。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虽然结盟的政府已不同，但在处事方面仍以首相马首是瞻。

举例来说，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一般上是以首相的思维为主导，即使有外交部长，也只能以首相的立场为准。

在马来亚独立时（1957年）的外交政策都是以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作为拍板人，因此他100%的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也拒绝了与共产国家打交道。这是他在位时不曾改变的态度。直到1970年敦拉萨接棒后，才将外交政策全面扭转而走向中立，并成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由于这样，马来西亚（1963年成立）在70年代与东西方阵营建立了邦交。

不过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还是十分微妙的。虽然马中两国在1974年建交后，双边关系获得了改善，但往来还不是很频密的，因为两国之间隔了一道阻力，那就是马共仍然在马泰边境活动。唯有到了1989年12月马泰政府与马共签署了“合艾和平协约”后，才迎来了真正的和平曙光。这是在马哈迪任期内完成的大事。自此之后，马中两国不论在贸易上、投资方面、官方往来和民间接触方面都变得十分水乳交融；尤其是在2015年后，马中关系大跃进（双边贸易高达970亿美元），也在“一带一路”下出现几个大型计划，包括东海岸铁道、隆新高铁、马六甲皇京港、关丹产业园及海底敷设气油管等。

可是在希盟政府于2018年509上台后，整个局面又起了变化。这之中除了新政府对东铁、高铁及气油管喊停外，也在政治上掀起了意想不到的冲击。

其一，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印尼的《罗盘报》发表马哈迪对南中国海的新立场，他主张所有的军舰应撤出南中国海。

其二，在今年9月份接受台湾的《ET Today》新闻网专访时说，马来西亚希望在未来能保住在南沙群岛的四、五个岛礁。

马来西亚是在1983年拿下5个岛礁，而后又于1990年再拿下5个岛礁，一共10个。指挥部设在弹丸礁（马方称之为“拉央拉央岛”）。如果按照马哈迪的想法，保有一半是可以接受的（当然是指蕴藏在海底有巨大天然气和石油田的岛礁）。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有一种让步的精神。

其三，在今年10月的时候，纽西兰、澳洲、英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在南中国海进行“五国团结军事演习”，其目的是实现南海的自由航行的准则（五国联防是在英国于1971年从马来西亚撤军后所成立的一个军事体，以保护马来西亚的安全）。目前已扩大到印度洋和太平洋范围。

除了参加从10月2日至19日的五国军演外，纽西兰的国防部长马克还表示会在下来的5个月参加亚太26国的军事演习。

所有的军演无疑是针对中国而进行的，但纽西兰在野党（国家党）的国防发言人米切尔（前国防部长）则不表同意，他特别提醒马克要理解纽西兰一向以来的立场是“保持独立的外交和国防政策”。

米切尔说，随着近期中美驱逐舰的对峙，纽西兰政府要对所有的地缘政治问题有一个明确的了解，而且需要非常谨慎地了解演习的性质及所在地区。

其四，针对纽西兰方面的“独立态度”，马哈迪在新加坡的东盟峰会期间与纽西兰总理阿德恩会面时提醒纽西兰虽然距离南中国海相当遥远，但南海的局势最终会影响所有国家，纽西兰也不能独善其身。

纽西兰的媒体《Newshub》引用马哈迪的谈话：“为了航运和贸易自由，我们希望每个国家表达关切，中国可能会意识到它们做的事会扰乱航行是错误的，虽然我们接受军舰可以航行到这里，但它们不应该驻扎在这里。”

此时，纽西兰的领导人发现马哈迪这番敏感谈话被纽西兰媒体听到，乃请记者离席。

事后纽西兰总理对马哈迪的言论被媒体引用感到不自在，但她表示会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

其五，在11月18日的东盟高峰会上，代表特朗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似乎首次直截了当地否认中国在南海的所有权益。他这样说：“南中国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华盛顿对南海没有主权声索，但美国将在国际法许可的范围内，在我们的国家利益的要求下，在任何地方飞行和航行”（2016年，海牙法庭宣判中国以九条分线表明在历史上南中国海的岛礁属于中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虽然菲律宾胜诉，但裁决未能执行，中国不加理睬，菲国只能继续与中国进行双边会谈）。

同时彭斯也希望能及快地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签署，这份准则是用以取代《南中国海宣言》，而且在1996年已同意拟出新准则，惟直到今天过了10年都无法完成，也就不能期望在短时间内能开花结果了。

从上述的变化已让我们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化，而且东盟国家已或多或少介入南海纷争；马哈迪在这方面对南海的不同看法，也显示了国际局势正起着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美国在贸易战之外，又倾全力准备给中国迎头痛击，但美国也难免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就马来西亚而言，外交政策是跟着首相的立场而调整的，即使有外交部长，但决策权是在首相手中，对华政策与对南海的立场已验证这一点。

因此我们不感到奇怪，在2016年时，行动党前党要丘光耀好像有说出“南中国海是属于中国的”，结果行动党马上发表文告澄清：行动党的立场是与政府相一致的，从而否定丘光耀的说法。

如果说过去的传统是首相说了算，那是不太具有争议的，因为一切以巫统为导向，也就是由一个党做出决定（巫统奉行以党治国的指导思想）。这也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外交部长都得以首相马首是瞻。

但就今天的希盟情况来说，我们还看不出希盟对外交政策有什么改变？若没有，那就是继续沿用巫统的政策，不要质疑首相的决定了。

如果有人问起：希盟的外交立场是什么？答案是：以首相的立场为准。

刊登于2018年11月22日《东方日报》

马智礼的“陈旧头脑”？

究竟什么时候开始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有分成“全津学校”和“半津学校”？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大问题。

按照1957年的教育法令（以1956年拉萨教育报告书为篮本）和1961年的教育法令（以1960年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为蓝本）的条文，并没有将华文学校分成全津（Sekolah Bantuan Penuh）或半津（Sekolah Bantuan Modal）的。

例如当槟城的钟灵中学在1956年接受政府的津贴，暗中转成政府资助的学校后，就引发学生的罢课和示威抗议学校接受改制，而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后来这类学校就被称为“国民型学校”。

在1957年的教育法令有规定改制的“华文中学”董事会须接受法令的规定重组，政府不再承认原来的大型董事会，而只是承认由15人组成的董事会（或学监会）。它规定有3名官方代表、3名赞助人代表、3名信托人代表、3名家长及3名校友代表，一共是15人组成。当中有董事主席（由赞助人董事担任），有秘书一职（由校长担任）及另1名董事出任财政，余者皆为董事，并没有所谓超过15人的董事会。而教育局也只认可这些由校长呈上的名单，任期由1年到3年不等，但期满可连任。

由于学校接受津贴，教职员的聘任与调动全归教育部掌控，因为是政府发薪水。及后，连收生和课本教材也全按教育部规定来执行。校长也就是教育部派来的掌校者和监督者，但他得听命于教育局。

经改制后，相关的学校便转成政府控制的学校。虽然校地和校产仍由董事会或信理员保管，并未转给政府，但董事会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减了。

因此从表面上看来，华社还是保有校产，也有一些“主权”。比如食堂的招标和贩卖部的设立等，但管不到老师、学生、课本及教学媒介语。当年除了钟灵之外，也有芙蓉振华中学的改制及昔加末的华侨中学也接受改制，这无疑是向华社投下三枚炸弹。

到了1961年教育法令出炉后，政府就限定所有的华文中学及华文小学都要作出改变。

当年华文中学共有71间，政府要它们在1962年之前选择成为国民型中学或转成独立中学，结果有55间华文中学接受改制，剩下16间华文中学不接受津贴而成为独立中学（即不再获政府半分津贴），自然就保留拥有聘请教职员的权利及招收学生的权利，更可以选择教学媒介语和课本的采用等。

至于所有的华文小学，在1962年一概转成国民型华文小学，不能存在所谓的“独立小学”。

在当年，政府规定所有的华小都必须要有自身的校舍，不能再寄人篱下，韩江小学也就从潮州会馆迁至现址（韩江中学毗邻）。同样的条件，政府也实施在所有的华小身上。

即使1996年的教育法令的出台，除了进一步提升国语教学外，也开放大专和大学教育，且可使用国语以外的英语教学，甚至有些科系准用华文教学，如中文系及中医系，只是中学的教学没太大的改变。

尽管在70年代有关课题已被提及，但1996年的教育法令也没有条文将华小分成“全津”和“半津”。在这方面，主要的争议点在于华社只同意改制成国民型华小，并未同意捐出校产给政府。教育部则认为在校产属于私人的名下，政府是不能有所改动的。其中槟州有一位教育局的高官在2011年向我说，因为许多华小的校地是属社团、单位或教会的。如果教育局要对校舍有所改建或改动的话，没有“地主”的同意是不能进行的，除非这些校产是政府的，就随时可进行扩建、拆建或重建的。

但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华社知道这个校产只能做学校用途，而且要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不然是不能开办学校的。

换句话说，政府有权不要在现址办校（可以迁往他处或停办），但华社不能决定学校的“存亡”。

正因为这样，我国的华文小学面对的问题只能求助于政府和华社。不幸的是，教总的调查研究显示，在1998年1月14日教育部官员开会通过：“学校建筑物扩建和重建指南”，把校地属于中央政府的学校归为“全津学校”，而校地不属于政府的则化为“半津学校”。

这种人为的划分不仅没有法令依据，也是“法外立法”，未曾受到人民承认。

也因为有此一分，就变成在全马1295间（或1294间）的华小，其中有411所是全津学校，而884所是半津学校。凡属后者的华小只得靠自己筹款扩建、重建或拆建。

但属于前者的学校也不一定会获得政府资助，例如从2000年至2005年的吉隆坡华小重建或扩建时，就有两所全津华小只获得政府拨款1万令吉，其余的1千余万令吉由学校筹款所得。

如今教长公开在下议院说，如有华小无能力承担学校基建和维修的经费，可以申请成为“全津学校”。但关键是改了全津学校后，所有的发展开支归政府负责？若是这样，华小的未来就只能由政府决定其命运，不再由华社来维护了？

我们不知道马智礼是否知道华社最忌讳的是丧失一切主权，所以才想到改朝换代。如今政府是换了，但马智礼讲的话与国阵过去的立场没有两样。他如何保障华小的特征永不改变？就算是相当多的非华裔生入学，也不能因之将华小的媒介语改掉。我们希望马智礼能提出创新的方案解决华小困境，不要在全津和半津的圈子里打滚；也不要再用回国阵的思维思考问题。

刊登于2018年11月19日《光华日报》

一战百年祭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百年之祭，法国特地在11月11日邀请各相关国家的领袖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和平论坛。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有赴巴黎参加纪念一战百年的活动，但他没有参加论坛就离开了，而冒雨前往巴黎西部的叙雷纳的美军阵亡公墓悼念。在这里埋有1500名阵亡的美军，特朗普也针对一战的最后一场战役使美国牺牲了2.6万美军感到哀伤。他形容和平是用“可怕的代价”换来的。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德国总理默尔克先后在论坛上提醒各国应宣扬多边主义，而不要采纳单边主义，不能让一战的悲剧重演；同时人民也要提防欧洲兴起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些人的自私行为将危及二战以来所维持的和平关系。

遗憾的是，自从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后，相关的列强并未在事件中吸取教训，反而在21年后又再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而且规模和时间远比一战更持久和更残酷。

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有必要阐述一战的前因后果。

整个历史得从一个人说起，他就是德国有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C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他在1862年被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委为首相兼外交部长，以完成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大业。当俾斯麦在1864年及1866年拿下丹麦和奥地利后，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开始坐立不安。于是在1870年在萨尔布里肯地区向普鲁士发动进攻，结果是法国大败，并且在9月2日向普鲁士投降。及后俾斯麦因威廉二世的登位而在1890年卸职，但后者的扩张政策没有改变，只是改变了战略。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由奥地利帝国及匈牙利王国组成）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大公携带其夫人前往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进行观察，也顺便观看正在该地举行的奥军的军事演习。讵料塞尔维亚的“黑手会”决定干掉斐迪南大公，以阻止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侵略。后来被捕的波斯尼亚青年加夫里洛·普林西波（Gavrilo Princip）被判坐牢20年，不久死于狱中。

因为这宗命案，奥匈帝国于1914年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即使俄国援助后者，也触动德国向俄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拉开帷幕。它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以德国（普鲁士）为首的同盟国，其他成员有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及土耳其；另一个是协约国，以法英为主，成员也包括比利时、希腊、意大利、中国、日本、黑山，罗马尼亚、俄罗斯帝国、塞尔维亚及美国。

在这场历时4年的战争中，同盟国阵亡兵士计有338万人；协约国阵亡兵士有549万人，而平民死亡人数有249万人。

史料显示，有38个国家卷入其中，但主要战场在欧洲。除了有1000万人丧命外，也有2000万人受伤，它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

从一战中，我们发现战争而改变了世局，也改变了一些国家的命运。例如：（一）挑起战争的表面上虽然是当时的奥匈帝国，但实际上是德国要达成对欧洲的控制，由俾斯麦奠基石，而由威廉二世国王盲动进攻遭致失败。

正由于德国为战败国，除了作出巨额赔偿外，也因是战败国受到诸多限制，这又刺激德国人民心中的不满与怒火。20年后，在希特勒煽动和煽情下，德国又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与日本帝国主义同样恶名昭彰。

这种因果报应并没有打倒德国，反而在后来促成德国统一，又再崛起成为备受瞩目的强国。

（二）一战也意外地衍生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的列宁创造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17年），简称苏联。从此这个世界分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阵营。

（三）本来美国是采取置身度外不介入一战的，但因时局的恶化，德国使用潜艇战迫使美国对德宣战，并带动其他国家也加入协约国。

（四）刺杀斐迪南夫妇的凶手加夫里洛·普林西波过后成为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当日（1914年）他行凶前站着的那座桥已用他的名字命名。他的足迹也被嵌在他所站立的人行道上。虽然奥匈帝国为了纪念斐迪南夫妇，也在他被杀的现场竖立了一块纪念碑，但现在这块纪念碑被炸毁了。反之加夫里洛却有一块黑色大理石铺在建筑物上，用金字写道：“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加夫里洛·普林西波于1914年6月28日圣维图节日创始了自由”。

不幸的，有些书本将这样的刺杀正义行动也形容为“恐怖主义”的开端，这是对历史的扭曲。他杀了一位侵略者，也因之高风亮节。

一战即使给我们带来难以想象的意外变化，但证明“战争不能阻止战争；反而导致生灵涂炭。

刊登于2018年11月19日《南洋商报》

安华陷入内外交困？

人民公正党的选举我们已看到端倪，如无意外，阿兹敏将蝉联党署理主席。截至11月11日为止，阿兹敏已获得67449张票，比其强劲对手拉菲兹多出4733张票，后者得票62716张。

虽然安华不同意单方面宣布胜利，应由党选委会公布才对。但这种得票率51.82%对48.18%，已意味着阿兹敏已胜利在望。不仅于此，在4名党副主席中，除了奴鲁依莎一马当先肯定排名第一外（67050票），得票第二高的祖莱达（52226票）原是妇女组主席，归属阿兹敏人马；排名第三的西维尔（47566票）较倾向阿兹敏及排名第四的蔡添强（42608票）已归属阿兹敏人马。

至于当选青年团团长的阿力夫（14000票）是靠向阿兹敏的；而妇女组主席祖莱妮（24179票）也是阿兹敏的人马。

在20名中委中，阿兹敏人马共有15名已领先，而剩下5名则属于当权派的人马。

从整局来看，这一场党选已展示了阿兹敏的势力后来追上，主要是因为安华从一开始就面对官司纠缠而未曾担任过党主席，一向来是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把关，直到今年10月党选其夫人才正式把棒子交回给安华。

安华一出马，也肯定没有对手，紧接着他又在波德申的国席漂亮胜出，已完全具备条件成为首相的接班人。

虽然安华及其夫人旺阿兹莎未曾表明支持拉菲兹，但从后者的排阵看来他已组成了当权派人马。为什么拉菲兹会在这个时候跳出来与阿兹敏硬碰？这肯定牵涉到人事与派系问题，不然以拉菲兹的阵营和力量是不可能越过阿兹敏的。

据说在希盟胜利后，由马哈迪主持的最高代表会议讨论第一圈入阁人选时，有针对财政部长一职发生不同的意见，后来又多了一个经济事务部长，人们也就很难猜测马哈迪的布阵用意。

不过拉菲兹原也希望有机会在政府内扮演一个角色，但碍于不是国会议员，只能希望出任上议员而成为内阁成员。拉菲兹在失意下曾有一度表示要从商，但不久后又在党内活跃起来。

由于阿兹敏与拉菲兹的斗争越演越烈，导致不规则的投票出现。例如砂拉越的如楼区在一夜之间多出1万3千名党员；还有在沙巴的斗湖投票也出问题，造成这两个区的成绩尚未确定。

前净选盟主席安美嘉对于公正党的党选起了非常不好的示范感到遗憾，她认为这对一个号称“改革”的政党来说是情以何堪，也让人民对这样的党选有所失望。

其实公正党本届党选采取党员公开投票的机制是者得赞赏的，可是突然间多出这么多的党员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主要是阿兹敏与拉菲兹在争夺党的领导权有以致之，。本来安华对阿兹敏是倚重和信任的，因为当所有的左右手都走掉后还剩下一个阿兹敏与安华并肩一起，两人之间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情意结”已是经得起考验的。未料自从2014年的加影补选安华有意染指以便出任雪州州务大臣不遂后（因法庭判决鸡奸案成立，虽可上诉，但不能参加补选），不得不派其夫人出征。

在胜出后，安华也满怀信心其夫人将成为第一位女州务大臣，可惜最终是阿兹敏被挑中出任大臣，旺阿兹莎也就白忙一场了。在当时为安华夫妇奔波的是拉菲兹，结果是阿兹敏得偿所愿。

在当时，安华夫妇也没有表示太大的意见，因为安华在落难时他知道无法扭转局面，也就让阿兹敏的地位越加巩固，不但挤掉原州务大臣卡立，而且也击败依布拉欣沙益保住署理主席。

在2018年509后，阿兹敏更上一层楼，走进布城成为经济事务部长，即控制雪州政府，也在中央具有影响力，被马哈迪委以重任，真是锦上添花。

由此来看，即使阿兹敏在官衔上比不上副首相，但他扮演的角色几乎已是马哈迪的左右手。与此同时，安华虽适时地踏上列车成为国会议员，但在没有官职下，安华这个党主席又如何驾驭阿兹民也是个问题，除非阿兹敏愿意请教安华，不然安华也只能管党务，政务只相等于“外交部长”。这当然不是安华所希望看到的尴尬局面，但在此时他不能忍受也无可奈何，也要看马哈迪何时让位予他。这也在另一方面可能形成“功高盖主”的局面。

我们相信阿马哈迪会承诺在两年后将相位传给安华，但安华面对的不是马哈迪一人，而是马哈迪要重建巫统第二，名称可以改，但党的宗旨与立场的变化不会太大。也只有把巫统搞得半生不死后，巫统的议员及党员就会追随新的组合，反正新与旧的变化不大，都是同一批人。

如果马哈迪能够将巫统的议员人马有选择性地加入土团党，相信响应的人会跟着来。因为在巫统的党员中（有300余万名），还有相当多人是抱着巫统共浮沉的，只是今日已落难的巫统他们会靠向谁呢？马哈迪已说过他和安华都是来自巫统的人，言下之意是今天如能将巫统改头换面，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土团党能促成希盟洗牌，那么安华的第二个挑战就是离相位还有多远？也唯有在安华拜相后，阿兹敏与拉菲兹的问题才可迎刃而解，不然公正党内将因党选而分裂，也不易拉到巫统的议员过档。

刊登于2018年11月15日《东方日报》

加快修宪限制任期

在509大选前，林冠英于2018年3月6日的记者会上代表希望联盟宣布，他们已在今日的会议中通过首相、首席部长及州务大臣只能担任两届。换句话说，上述的最高层官职的任期只能在两届选举内任职，如果是每5年大选一次，则可以任职10年；如果是每4年大选，则可以任期8年。

因此所谓的不能超过两届一旦通过国会进行修宪后就会生效，也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开创一个新纪元。

另一方面，希盟统帅马哈迪首相于今年11月18日在国会提呈第11个大马计划中期检讨报告时也指出：希盟政府也将会对首相、州务大臣和首席部长的任期作出限制，即只限两届。

他说政府这样做是为了遏制可能出现的滥权和贪污，但政府需要修改联邦宪法和相关的州宪法以落实这项限制。因此这需要获得国会2/3的议员支持通过才能生效。对马哈迪来说，他有信心会通过修宪，毕竟这对反对党也有利。

其实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一般上都对总统的任期有所限制。最明显的是美国，总统任期不能超过两届，也就是8年，而总统选举是每4年选一次。

至于参选参议员或众议员的则没有任期限制，他（她）们可以担任议员直至逝世，前提是在选举时获得选民支持而不断地蝉联。

马来西亚则是英国留下的政体，即实行内阁制。既然英国一早就实施“君主立宪制”，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实行“君主立宪制”。可是基于马来西亚的独特情况，国内有九个州是有苏丹（小国王）的，总不能让其中一州的苏丹世袭的担任国家元首（国王）。于是马来西亚又制定独一无二的规章，限定最高元首每5年轮任，也就有了所谓推举元首的制度。

当元首的制度安排妥当后，就依照英国的国会，以下议院为权力机构。凡是在下议院控制多数议席的领导人将会被最高元首委为首相，由首相组织内阁。这意味着，首相的权力是最大的，所有的部长及高级官员都是由他推荐的，也可以随时被撤职。首相也是没有限制任期的。

以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观察，大致上与英国的相同，即每5年就要举行大选，执政者可以在5年内的任何时候提早大选或举行闪电大选，但不能超过5年而不举行选举，除非国家陷入紧急状态或动乱，不然就得依宪行事。

先是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一共由11个州组成，各州有本身的州政府，但只有一个民选的国会，共有104席。只要有一个政党或一个组合赢得53席即起而执政；同样的，各州也有本身的州议席，视面积和人口定出议席的数目。

因为从一开始，就是以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取得绝大多数席位，也自然归联盟主政。而在联盟中，又是以巫统为主导。逐渐的巫统成了一党独大，地位稳如磐石。

也因为政治稳定，英国决定让马来亚扩大成马来西亚而取得独立（1963年9月16日）。

可是在1969年的大选联盟跌了一跤，虽尚不致于丢了中央政权，但槟城州政权易手，民政取代了联盟。

 与此同时，在1969年大选后不幸发生“513”事件，不但对联盟是一个教训，而且也改变了政府结构。在巫统的控制下，它将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人联党收编，让联盟消失，改用“国阵”旗号，成员党也就从3个变成9个。正因为成员党多了，争执与矛盾也多，又给了巫统一个机会变得更加强大和独断。即使国阵是联合政府的组合，但一切由巫统说了算。

只有到了2008年人民通过大选才改变了政治版图，有5个州落入反对党的控制中，它们是吉打、槟城、吡叻、雪兰莪及吉兰丹。而在国会下议院，反对党跃增至82席组成“民联”，与国阵的140席形成对峙局面。虽然国阵根基有所动摇，但屹立不倒的巫统仍然是中央的执政核心，其他失利的政党如马华、民政及人联党已对巫统构不成威胁，也处处以巫统马首是瞻。

正因为在2013年大选时，即使国阵的议席有所减少（133对89席），但巫统的议席却增加了（从79席增加到88席，多了9席）。此时人们也很难想象巫统会有倒下的一天。

也是由于巫统的独断和首相的权力过大，终于在2018年的大选前夕，希望联盟不得不作出一项重要的决定，在竞选宣言中提出对首相、首长及大臣任期的限制，以避免或减少滥权和贪污。这样的宣言自然打动民心。

如今希盟执政已近半年，它何时可以提出修宪仍不得而知，但如果巫统议员有意靠向希盟；尤其是土团党，就很容易达到2/3议席进行修宪。

如果国会迟迟不改条文或拖延修改条文，就意味着从首相到大臣的任期还是无限制的，例如马哈迪当了22年的首相（1981-2003），权力也达到顶峰。今天又重返相位，算是二度拜相，他应该借此机会及早修宪，以兑现希盟承诺，以免夜长梦多，毕竟世事难料。

也只有国会先通过修宪后，各州的修宪才得以生效。如果中央不修宪，则修改州宪也于事无补，因为任何州条文抵触中央宪法一概无效。

为了国家的民主和公平，希盟需要一鼓作气把修宪工作做好。不要如同槟州通过恢复市议会选举但得不到国会的同意，也就白做一场。

 以此推论，已成为反对党的昔日执政党若还希望通过市议会选举翻身，也只好天真地慢慢等。因为我们未听闻希盟有承诺恢复地方议会选举，这仅是行动党竞选宣言，不容易推动和落实。今天首次沦为反对党的国阵才知道失去权力的痛苦与落魄，政治的现实莫过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主张修宪行动要快快开展，任何的拖延只能导致节外生枝，不得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8年11月12日《光华日报》

中期选举与贸易战

美国的中期选举已在11月6日完成投票，结果正如民调所预测的：民主党重新控制众议院；而参议院仍由共和党控制。这意味着美国选民终于支持民主党重新控制众议院，以钳制总统的权力过于膨胀。

根据美国的宪法，总统拥有巨大的权力，也不一定受国会的牵制而成为跛脚鸭总统，除非参与众议院联手对付总统，不然是难以成事的。

未料在两年前总统选举中最后是特朗普压倒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脱颖而出。就这样，美国进入了一个“狂人总统”的年代。特朗普的第一个怪异行动是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电话，即使双方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特朗普的“冒犯”行为也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理由是美国本身同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的“中华民国”，且视台湾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打破规矩的是美国本身。

在此事之后，美国也作了些修补，邀请习近平主席访美，而后又接受中国的邀请访华。一时之间，让人以为中美关系又有新的好转。可是言犹在耳，特朗普也不断提醒朝鲜与伊朗是“邪恶轴心”，必须受到束缚与惩罚；更把朝鲜的强硬态度归咎于中国的撑腰所致。

就因为这样，中国也促成朝鲜放弃制造核武器，并有了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谈。

不论期间达成何种成果，特朗普总统总算满意习近平是有诚意促成朝鲜放弃核武，朝鲜半岛的紧张时局也因之缓和了。

与此同时，特朗普也怪责中国私下支持伊朗，造成后者不愿受到美国的控制。

正在此关键的时刻，特朗普终于亮出他的第一把剑，直插中国的要害。虽然自从2000年9月美国在克林顿领导下通过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地位（也即是最惠国待遇）才促成中国在2001年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但特朗普在上台前后就已放话要严厉地迫使中美间的贸易趋向平衡。因为在一年的5千多亿美元的交易中，美国不断地扩大贸易逆差，中国则年年贸易顺差。例如在2017年，中国的顺差额已高达3700亿美元，特朗普认为这对美国不公平，因而要求中国在两年内至少减少顺差额2000亿美元。

但这又是中国无法在短期内扭转过来的，毕竟它向美购买大大小小的尖端产品处处受到限制，也被认为偷窃美国的高科技，冒犯美国的知识产权。

因此特朗普在今年上半年启动贸易战，对中国输美的600亿美元的产品课以25%的入口税后，中国也采取相应措施反击。结果在今年9月贸易战又扩大到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课税15%，而在2019年正月起，将再增10%，达到25%的课税。

对此中国也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美国启用“301条文”的征税不合理，但仍未能解决争议。

就这样，美国官方认为中国希望美国的中期选举能挫特朗普的锐气。这场选举是众议员435席全面改选，而参议院只1/3席改选，即35席；同时有36个州的州长改选。有关选举对2020年的总统选举有深远的影响是不假。可是不论怎么算，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有机会“干预”，也影响不了什么，理由很简单：

1）美国的政治权力是交叉与制衡的，即使众议院由民主党重新控制，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结果是民主党以218席压下共和党193席）。但民主党与共和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没太大的差别；尤其是针对中国，贸易战还是会发生的。

如今众议院不可能停止贸易战。如果中国暗中介入美国选举是不明智也是没意义的，偏偏就是副总统彭斯有此说法。

2）这次的参议院只改选35（总共100席），它是采用一届只选1/3的议员，不是全数改变。

在35席中，共和党议员只占9名，剩余的26席是民主党议员所拥有。因此民主党要夺下参议院控制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共和党的9席是稳操胜券的。结果共和党以54席牢控参议院。

3）虽然州长有36州改选，但变化基本不大，也对国策没多大的影响，中国也犯不着对州长之选感到兴趣。

就此而言，我们只能推测美国指责中国干预中期选举是共和党的一个策略，以保住其优势。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贸易战将可能会再升级，除了意图挫折中国第一次举办的“进博会”外，也会对中国输美产品增加课税。

刊登于2018年11月12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