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仑补选救了巫统？

虽然金马仑国会议席的补选并不会对政权的改变做出影响，但它所展现出来的意义却是关系到国家未来政局的走向。尤其对于大选后巫统的未来是具有关键性作用。由于这一次再由国阵（巫统）胜出，基本上也有助稳定巫统的大局。反之如果国阵（巫统）保不住这个选区的话，那它离开“荷兰”也不会太远了。所幸巫统在力挽狂澜下，不但保住此议席，而且大多数票超越3000票，透析出选民在投票上有一定的改变。

让我们从历史的变化来评析金马仑选区为何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本来自独立（1957年）以来，彭亨就是巫统（先是联盟，后是国阵）控制的天下，从来不曾失手。因为它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控制的州，到后来（1976年）就被其儿子纳吉继承。

即便东海岸的吉兰丹和登嘉楼甚至吉打州曾经变天，但彭亨从未改变，一向以来是巫统在东海岸的江山。

就金马仑选区来说，它是于2003年由选举委员会重新划分出来的选区。在这之前，它是属于立卑国席的一部分。这个新划分的选区就分配给国大党派出候选人。在2004年的大选，自然由国大党轻易胜出。到了2008年大选时，国阵虽然突连失5个州政权（吉打、槟城、吉兰丹、吡叻和雪兰莪），但不包括彭亨在内。当年，选民只有23416人，投票率有70.14%，国阵的国大党候选人迪温玛尼得9164张票，行动党的亚巴拉三美得6047张票，多数票为3117张。这意味着金马仑仍是国阵的安全区。

来到2013年的大选，选民也有所增加至27980人，其中马来人34.1%、华人32.3%、印裔12.4%及其他民族21.2%（包括原住民在内）。

这一年大选对国阵可以说是惊涛骇浪，国阵的国大党候选人巴拉尼威只以10506票险胜；行动党马诺佳仁获10044张票，较国阵少了482张票。当年的投票率为81.3%。

接着在2018年的509大选，甚至连中央政权也让位于希望联盟，金马仑还是国阵保了下来。

成绩如下：国阵国大党候选人西华拉兹得10307张票，行动党马诺佳兰得9710张票，多数票为597张，而选民总数有32048人，共有25326人投票，占选民的79.03%。

当尘埃落定后，行动党候选人进行上诉，结果被选举法庭判决西华拉兹陷入贿选而当选无效。

于是这一场补选也就在2019年1月26日进行投票。在选民人数未有大改变下，保持了32009位选民，其中巫裔33.5%；华裔29.7%；印裔14.7%及土著（原住民）21.5%。

为了确保巫统的生命力得以延长，包括不会因509而沉沦。前首相纳吉使尽全力为巫统候选人护航，这一回巫统不再让国大党派人而是改派原住民上阵，以先声夺人。再加上这一回伊斯兰党不参选，且号召支持者转向 支持巫统候选人，其声势就大有不同。果然不出所料，伊党的候选人旺马哈里所得的3500张票几乎全倒向巫统，以致产生下列的结果：

国阵巫统候选人是退休警官南利莫哈末诺（原住民）取得12038张票，希盟行动党候选人马诺佳兰则得8800张票，被对手以3238张多数票抛在后头。

此次的投票率为68.79%，共有22019选民投票，也是西马第一位原住民出任国会议员。

从上述的成绩，我们可以看出马来选民，原住民选民及印裔选民并没有跑票，反而华裔选民减少了10%（或转向或未投票）。

至于华裔选民多集中在丹那拉丁州议席内（此选区的议员是行动党的李玉刚）。根据雪州政府智库（IDE）的调研指出，国阵是用对策略；也抨击希盟未兑现在选举期间承诺的宣言。再者，金马仑国席内另一个日赖（Jelai）州议席则以马来人居多，形成了国阵支持率压倒希盟的候选人。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希盟的候选人的得票较509时少了910张票（8800-9710），也意味着华裔选民较少参加投票；同时也未见印裔选民对希盟抱有热情，反而有少许原住民把票投给希盟，但于事无补。

不论哪方面的投票有增有减，这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选举是以一个选区的总票数来决定胜负，因此希盟有需检讨和重视巫统与伊党的合作几率已大大提高。如果这两个马来政党结成一个强大的阵线，就不是土团党能单独化解的。这也明显地反映出除非公正党与土团党结合成强大的阵线，不然将不容易同时击倒巫统和伊党的。

反过来，不管巫统及伊党在将来打出什么牌，或种族牌或宗教牌都已不是避忌了，只是土团党和公正党有什么对策化解这股保守势力的卷土重来？

既然金马仑补选给巫统带来新希望，也同样刺激伊党活跃起来，两者今后肯定在下来的士毛丹州席补选会向希盟全面反击；尤其是土团党派出的候选人更是巫统和伊党要破解的势力，因为他代表马哈迪要以土团党最终取代巫统乃至降低伊党对马来人和土著起着非正能量的影响。

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让种族的火焰点燃起来，对于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是个祸害，甚至也会引发种族流血，到头来是大家都损失，不会有赢家。所以希盟也好，国阵也好，都不要燃起种族情绪。若靠种族求取政党的生存，那是自寻短路。

也惟有这样，国家才能平稳与和平，政党才能摆脱宿命而带来长治久安。

刊登于2019年1月31日《东方日报》

“摩洛国”成立，大马松口气？

菲律宾南部棉兰佬地区（民答那峨岛Mindanao）于本月21日举行公投，以决定在棉兰佬地区的穆斯林是否同意成立“穆斯林棉兰佬岛摩洛国自治区”的方案（菲国会已通过）。

原本菲政府只同意成立“自治区政府”，并不赞同使用“摩洛国”的字眼，但在穆斯林反对下，菲政府作了让步，同意冠上“摩洛国”，但不等于是一个独立国家，只是在地位上比自治区有更大的自主权。例如摩洛国内设有一名总督，一名被称为“瓦里”（Wali）的仪式首长（相等于自治邦的首席部长或总理），并设有一个拥有80名议员的议会。在征税、预算、司法及社会服务等领域，也享有自主的权力。

在乐观的预测下，第一轮公投（约有200万人投票）将会有75%的选民支持新方案；不过第二轮的投票订于2月6日举行（两轮的投票属于于不同地区），结果未得而知，预料也不会有大碍。

如果公投通过（超过50%），则菲律宾将出现一个名为“穆斯林民答那峨摩洛国自治区”（BARMM）以取代目前的“民答那峨自治区”（ARMM）。

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希望能满足穆斯林的需求，在和平共处下放下枪杆子。因为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战乱，死于炮弹中的分离分子和政府军不下15万人，又造成约200万人流离失所，早就应该偃旗息鼓。

当西班牙在1571年占领了马尼拉后，要延至1821年才占有菲律宾的大部分土地。在1850年，西班牙出动大军，向苏禄群岛和棉兰佬岛发起猛烈的进攻，终于在1851年迫使苏禄苏丹与西班牙签了城下盟。到了1861年棉兰佬岛又再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897年，在菲律宾人民反抗下，成立了“菲律宾第一共和国”。

正当菲律宾面对革命浪潮冲击之际，美国在1898年向西班牙开战，目的是要取得菲律宾的控制权。到了1901年，美国终于得到菲律宾的掌控权，从此菲律宾转成美国的殖民地。即便在战后的1946年，菲律宾又再次取得独立，但它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包括设立军事基，就意味着这是变相的独立。

在8千多万的人口中，85%是天主教徒，回教徒只有3%，约280万人。当1963年我国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时，菲律宾就提出索取沙巴土地，指出它原属于苏禄苏丹的，只是后来缺乏法理依据，菲律宾也不得不让步于马来亚变成马来西亚（后来苏禄人大举移入沙巴，一说有80万之众，也是与历史渊源有关）。

虽然在1968年时，马国与菲国签订反走私协定，但触动穆斯林的贸易利益，终于迫使当地的穆斯林领袖马塔兰的号召下成立“伊斯兰独立运动”（Muslim Independence Movement），要求建立包括苏禄群岛、巴拉望群岛及棉兰佬省在内的独立国家。

为达致此一要求，菲国众议员拉席陆曼于1969年与马来西亚首相东姑达成协议，获得允许派90名摩洛青年往马国接受军训。这一批人在1970年返国后，组成“摩洛民族解放阵线”（Bangsa Moro Liberation Organasation, BMLO）。

翌年（1971年），拉席陆曼又前往利比亚寻求卡达菲的援助。此时又一个较激进的单位出现，命名为“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LF）。这个组织在1974年要求成立“摩洛人民共和国”。

因为内部的矛盾扩大，MNLF于1982年分裂出“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改革派”（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Reformist Group）；也在1984年又分裂出另一派，命名为“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MILF）。

还有一支在近年令人闻及丧胆的是詹加兰尼于1991年在巴西兰岛成立的“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恐怖组织。

这四个组织在后来也与沙地阿拉伯、国际回教机构及马来西亚有相互交换讯息。例如我国前首相纳吉也在2014年被邀赴马尼拉见证菲国与摩洛穆斯林解放阵线的和约签署。

不过在拉拉扯扯下，延至2019年才又见菲南将成立一个“国中国”的“摩洛国”，但它不具有外交、国防及内政的自主权。

这可以归纳为变相的“一国两制”。若菲国就此走向和平，不再闹宗教纠纷，马来西亚也会松一口气，终于盼来了一个或许没有恐怖组织存在的邻居，也算是喜事一桩。 

刊登于2019年1月28日《南洋商报》

特朗普的日子也不好过

美国金理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旭在BBC电视新闻网中撰文指出，进入2019年，特朗普将面对各方的挑战，包括美国众议院已被民主党控制，发出诸多限制要求总统按民主程序行事。结果在佩洛西重任议长后，在2019年正月通过不对特朗普政府拨款，预算案也不能通过，以致联邦政府部分关门，如农业部、商务部、国安部、住宅和城市发展部、内务部、司法部、环保署、国务院、财政部、国税局、交通局（航空安全）及食品医药管理局陷入半瘫痪状态，也因此连带影响80万联邦职员拿不到工资。

虽然如此，总统仍有巨大的权力继续掌控国家的运作；尤其是参议院仍受共和党控制。在委任大法官方面，也就得到通过。不过众议院则运用其特权，就是不同意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因而被特朗普形容为可耻的行为。

事实上，自从特朗普于2017年意外地入主白宫后，他就以一位亿万富翁的姿态发表伟论，完全漠视美国既有的政治制度。《纽约时报》在1月5日发表的社论中，就形容特朗普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妨碍司法、侵犯民权、颠倒民主体制。因此社论要求美国人民尽快做出决定，以保卫民主。

根据统计，自两年前上台以来，特朗普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移民的仇恨犯罪率是前所未有的增加了20%。另外碳排放量污染加重（特朗普不签署防止环境污染的巴黎协议，它指是中国人制造出来的骗局）；更造成8万美国人死于枪支的泛滥和4百万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而在边境的数以千计的难民儿童与父母被强行分离，其行为令人义愤填膺。

由于特朗普的我行我素，也出现了所谓“特朗普现象”这码事，包括俄国情报部门卷入总统选举，间接帮了特朗普取得胜利。再者就是特朗普动用权力破坏司法独立；特别严重的是，他所委任的大小官是最频密提出辞职的，如同走马灯。

虽然特朗普政府的经济表现不被经济学家看好；尤其是在2019年的下半年后可能引爆新的金融危机，从而影响民主体制被瘫痪，引发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发起袭击，但对特朗普来说，他仍有些许时间转移视线，并把重心移向国际。除了尽量掩盖“通俄门”的事件外（但最终结果如何，尚未得知），就是在去年中发起对中国的空前贸易战，几乎把中美两国贸易总额的5千亿美元中的一半课以重税。表面上看来是特朗普要求在两年内至少减少了2千亿美元的顺差（2017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是3千7百亿美元，中国处于盈利的一方），但实质上是针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其一是人民币逐渐成为国际承认的货币，已有近30%的国家同意以人民币结账，这对美元是严重的挑战。一旦美元失去优势，则不断印发美钞的美国就会感受到美元的泛滥而不能维持原来的高价位。

即使美国这一防范措施被认为来得太早，但美国政府在考察到中国从2003年（这一年胡锦涛宣布和平崛起）到2013年（这一年习近平宣布开展“一带一路”大战略）的10年内，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得不先下手为强，以免为时已晚。

其二，如果说美国这一举动（贸易战）不是以人民币为主要对付目标，那么李克强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年”就引起美国的担忧。它不但担心中国会真正成为世界第一大工厂，什么样的产品都能满足各国的需求，而且也担心在先进科技上会被中国迎头赶上。最近最具争议的是中国华为抢先要打入市场的5G手机（今年下半年）。一旦中国占了先机，美国的苹果手机就会被超越了。

为此美国也针对华为的冒起采取了反击行动，先由加拿大拿下孟晓舟，再由美国申请引渡。至于幕后较量与讨价还价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也不便猜测。

还有，美国也将不友好的国家伊朗拉了进来，指控华为刻意与伊朗交易，不理美国的禁令。

与此同时，美国也将矛头对准朝鲜的核制造带来的威胁，试图在间接上给中国施加压力。

其三，正当美朝的谈判将有正面的结果时，美国又将对象指向一个经济陷入危机的委内瑞拉。在美国的支持下，委国议长瓜伊多在本月23日发动兵变，以拉总统马杜罗下台。马杜罗是已故总统查维斯的接班人，这位总统在九十年代将委国转成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友好。

对此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开始在台湾有所部署，不反对蔡英文拒绝“九二共识”；由美国议员建议邀请蔡英文访美及通过国会支持台湾重返世界卫生机构。

“台独运动”在此时被挑起，与“港独运动”结成双胞胎，也是美国利用的棋子。其目的是挫折香港的“一国两制”及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

除此之外，美国从叙利亚撤兵是接受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的建议。这种讨好土耳其的战略也正好击中“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因为原本与中国合作推展一带一路基建工程的土耳其，也为了回报美国的支持（协助稳定土耳其货币）切割了一带一路的基建项目。

总的来说，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中美双方都各造成30亿美元的损失，可见美国的日子也不好过。如果特朗普有思及美国民众的利益，他应及快地达成协议停止贸易战。

时至今日，在世界上，两个大国的交恶与对抗是没有赢家的。适可而止用在这方面是十分恰当的。

刊登于 2019年1月28日《光华日报》

民政迟来的悼念

在2018年509之后，忝为国阵成员党之一的民政党第一次遭到灭顶之灾，输完所有的国州议席，比起马华、国大党及人联党还要惨。有人因此为民政“打脉”，认为它气数已尽，再也看不到明天了。也有人建议马华及民政进行合并，以保住华基政党在国阵内（民政已退出国阵）。

不过这样的想法在民政看来已不切合实际。因此它在大选后的党选排出一个新阵容，但几乎所有的资深领袖都不见了，他们不再参与角逐党职，也不再大声地高喊多元种族的口号，虽然民政党的宗旨依然不变。

于是民政党顺利地选出一个新的领导层，以刘华才博士为主席，配以胡栋强担任署理。但中委内不再看到有份量的人，也就让人进一步考察民政的道路在哪里？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刘华才近日有两个动作：其一是率领民政党领导层向已故林苍祐及其夫人的坟前致敬。虽然仪式很简单，但也首次看到在林苍祐逝世后党高层对他的敬仰。

就我看来，这是迟到的敬礼。早在2013年大选前就应该大事张扬林苍祐的政绩，而且要勾起民间对林苍祐的政治遗产的重视；尤其是他所创下的奇迹、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可惜民政并不重视这一历史丰碑，反而老调重弹起“恢复槟岛自由港”口号，理由是昔日槟岛的繁荣因为有个自由港，后来自由港消失了，槟城也就退化成“渔港”。因此重新建立自由港必然会让槟城人民“感恩戴德”的。

我完全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和思维，不是担心民政翻不了身，而是担心这玩意儿会成为民政的笑柄。不但不可能，也是背历史而行。

其实，林苍祐对自由港是另有看法的。他说自由港已回不来了，因为陈修信（前财长）有说过一句话，他只要轻轻一笔，槟岛自由港就消失了，而沦为一个渔港。

当林苍祐在1969年的大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把马华打得落花流水后，他便上台出任第二任槟州首席部长。

他所要做的重要大事件是发展槟城的工业，一个在峇央峇鲁，另一个在诗布朗再也，他要用工业化来取代因自由港消失带来的失业及经济下滑的困境。

与此同时，他也推行乡村城市化（大事兴建廉屋和民房及工商品房）。

此外他也重新规划乔治市的大蓝图。他动用港仔墘及社尾区来一个重建，让“新乔治市”核心地带能照顾到全槟岛和威省大部分地区。城市重建也成了林苍祐的新地标—65层楼高的光大就是林苍祐的代表作。在1971年动工，而在1983年启用。

再有，林苍祐也力争槟城大桥能贯通槟岛和威省，有关大工程也在1985年通车。

自此之后，槟州经济飞跃成长，人们也忘记了“自由港”是什么概念？只知道在工业区内的“自由贸易地带”是一个保税区，供商家进行出口生意获得免税优待。外资及后增加投资，也是因为“自由贸易区”的吸引力。这与恢复槟岛自由港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因此民政在2013年的战略是白费心机的。

反之民政党应在林苍祐于2010年逝世后，及快地成立“林苍祐纪念馆”，因为林苍祐是民政党的宝贵资产，如果不能让人民缅怀林苍祐的伟大和重要及拯救了奄奄一息的槟州，民政将会失去其灵魂。

林苍祐的经历也是十分罕有的，他在英国完成医学士学位后，就在中国的重庆当官（陈诚参谋长的军医兼秘书）4年（1944-1947），而后回到马来亚受到英国政府的重用，委以槟州立法议员（1950年），随后更封为“首席议员”。在独立前，大权握在英国参政司（总督）手里，林苍祐只能当首席议员，等于半个首席部长。

林苍祐从政后，在1951年成立急进党参加乔治市议会的选举而旗开得胜。

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为强化马华在槟州的势力，林苍祐建议“冻结”急进党，号召华人党员加入马华；印裔党员加入国大党。

林苍祐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是在1955年，领导槟州联盟参加州议会选举而大获全胜（14席），另10席由英国人委任，组成24人的立法议会。

本来在1957年独立前，东姑是嘱意林苍祐担任首席部长，但他想成为全国领袖，也就建议由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

果然在1958年的马华党选，林苍祐一鸣惊人，打败了创党会长陈祯禄而荣任马华第二任总会长。

虽然他在1959年大选前争取马华的国会议席不应少过1/3席（40席），而与东姑起冲突，并以失败告终，但全马的华人把林苍祐视为华人的民族英雄。

当他在1961年成立民主联合党时，他是在他的范围内囊括1国4州议席（1964年的大选）。继后他与李光耀合作成立“团总”。当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林苍祐于1968年与陈志勤和王赓武等人成立民政党。为壮大民政党，林苍祐又依样葫芦解散民主联合党，用民政党旗帜参加1969年的大选。结果民政一炮而红，夺得槟州执政权，而后进入民政与巫统的合作期。这一路走来，也历尽千辛万苦，勉强地保住执政地位。

即使林苍祐在2010年已告别人间，但他遗爱人间。如果为他设立一间纪念馆，也可设在民政党内，这对民政党也许是一个激励。当然林苍祐也不是一个完人，也有缺点和误判（例如他不相信1990年的大选在州议席败给林吉祥）。但总的来说，他把槟州打造成全马最先进的州，连马哈迪也不得不赞赏林苍祐的长远眼光，竟能劝服外资在槟州投资，强力地振兴马来西亚的经济。

由于民政党已失去“历史标杠”，刘华才应该与林苍祐的家人讨论设立纪念馆的必要性。就我们观察，槟城除了莱特作为开埠人被历史记载外，下来的重要人物非林苍祐莫属，民政还在迟疑什么呢？

其二，民政东渡砂拉越还不是时候，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民政在沙巴拥有两名州议员都是自由党过档人物，而且其中一人还担任过副首席部长。

在2018年的大选，他们也一起去了“荷兰”。既然民政党一向以来与人联党关系不错，它们可以加强合作。若是在未来的州选插上一脚，也许是力不从心的。还是回到民政来时路。

刊登于2019年1月24日《东方日报》

民主将英国带去“荷兰”？

曾经是马来西亚宗主国的大不列颠帝国到了今时今日已成为无牙老虎，不但未能引领国人朝向正确的方向迈进，反而搞了公投将英国社会撕成两半。

1月15日的下议院对英国脱欧协议草案作出否决后，已严重地影响了保守党的执政地位。投票的结果是432票否决草案，只有202票支持脱欧协议草案。虽然这不等于对梅特丽莎政府投不信任票，但如果政府屈服于国会，暂缓退出欧盟，又如何向欧盟交待英国必将在今年3月29日前退出欧盟的“承诺”？如果梅特丽莎得以避过不信任票（英国工党已提出投政府不信任票的提案，但已被否决），即多数议员反对首相辞职，则梅特丽莎将会与欧盟代表再行谈判，提出交替方案。

有人认为在未获的下议院接纳脱欧草案下，现任政府可以选择在没有协议下脱离欧盟。这种硬着陆显然不是梅特丽莎想要的，因她是在公投脱欧后才接任首相职位。因此她认为不应该把今日的乱局归咎在她身上。

其实英国在欧盟扮演的角色是很不自在的，虽然它被视为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另三个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但英国追求的是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对移民政策进行控制；也得以不受欧盟法律的约束。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5年因面对收容大量难民而遭致严厉批评，包括欧盟的成员国如英国也反对德国无限制收容难民后，这些难民在日后就可自由地在欧洲国家往来，或居住或谋生等等。

这就导致英国前首相卡梅伦部署一场公投来决定英国是留欧或脱欧。当2015年大选卡梅伦取得胜利后，他就选择在2016年6月23日举行公投。投票的结果是17,410,742票支持脱欧（占51.89%），而有16,141,241票反对脱欧（占48.11%）。这就是说，超过一半的选民要求脱欧。在这种局面下，卡梅伦选择挂冠而去，让位于梅特丽莎。但接手这热山芋的女首相这3年来面对的挑战层出不穷，如今她还得为保卫政权而苦苦挣扎。

说实在的，英国从一开始就不热衷于参加集体协作，这与它一向以来就以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扬威世界有一定的关系；不屑被其他国家束缚，当然也不成为欧盟发起国之一。

有关欧盟的前身是这样的：

在战后的1950年，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建议法德两国全部的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共同的机构管理，因为煤炭与钢铁是发动战争的必需品。通过这种联合，法德之间重新树立起信任；尤其是战败的德国也在这个框架下不能再发动战争。

翌年（1951年），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也加入其中，并签署了《巴黎公约》，通过煤钢的合作意味着 欧洲走向团结的第一步。

1957年，这6个国家又在罗马签订《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10年之后（1967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成“欧洲共同体”，展示了它们的合作精神。

英国之所以能在1973年被接纳成为会员是因为法国已不再动用否决权（它曾两度拒绝英国的申请）。当年加入的成员国还有丹麦和爱尔兰；两年后又多了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总共有12个成员国。也是在1975年，英国竟举行公投，结果有67%选民支持加入欧洲共同体。

1992年，12个成员国的首长在荷兰召开会议，通过了“政治联盟和经济货币联盟条约”，总称《欧洲联盟条约》。

隔一年，即1993年，欧洲共同体正式易名为“欧洲联盟”，各成员国有统一的护照和驾照，保证各国人民自由往来。

于是在1994年，荷兰和瑞典加入成为会员，而在1996年奥地利加入后，成员国增加至15个。也是在这一年欧盟发行了欧元货币。到了2004年，塞浦路斯、匈牙利、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代克和斯洛文尼亚加入阵营。在2007年时又有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总共有27个成员国。接着在2013年，又有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凑足28个国家成为成员国。

严格来说，欧盟是战后的产物，主要将欧洲国家一体化。可是在2010年后，因世界经济不稳且出现衰败的迹象，触及英国未雨绸缪地再次动用公投来证明人民同意加入欧盟？即使地位有所变化和降低也无所谓。最后选民还是以“英国人优先”为考虑。但这一进一退，神仙也不知如何打救英国？

如今看来，英国在脱欧下，已是光彩不再。民主把它搞得团团转。不仅弄巧反拙，反而丢了夫人又折兵。何去何从，英国人也不知该怎么办？这一步错，满盘皆输。

刊登于2019年1月21日《南洋商报》

巫统有望重生吗？

眼看巫统因受退党潮冲击而面临可能“关门”的厄运之际，近日突有6名已退出巫统的国会议员表示有意重回巫统。他们是乌鲁登嘉楼国会议员洛索瓦希、丰盛港国会议员阿都拉卡迪、打昔牛汝莪国会议员沙布丁、拉津国会议员韩沙、沙白安南国会议员法希亚及 丹那美拉国会议员依克玛。但后者公开否认他会重返巫统，另5人则保持沉默。也就意味着这5人“回家”的申请将不是大问题，即便巫统内部有少数人反对他们回归，但巫统的领导层不这样想，主要的原因是巫统只剩下37名国会议员，如果不欢迎退党议员回巢，那将是巫统的损失。

本来在509后巫统仍剩下54名国会议员（如果连同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的国阵议员数目及西马的马华和国大党的席位来算，国阵尚有79席），但不幸的，巫统接下来面对党内的派系斗争和失去政权后看不到前路，终于导致东马两州的国阵议员离开而自立门户；再加上后来的西马巫统议员起而响应，至今为止，就有17名国会议员先后离开巫统，其中有4名加入了土团党，最重要的一位是三朝元老部长慕斯打化，他也是吉兰丹土团党的唯一反对党州议员。另外的13名中，只有5人要回来，另8人去了哪里？巫统自然希望他们回心意转。

也许是因为陆续有巫统议员向土著团结党叩门，而引起希盟提高警惕，并对土团党大事收容巫统议员有所质疑，因而希盟的另外三个成员党也给土团党一定的压力，导致马哈迪不得不宣布凡是从巫统移入土团党的议员一律不提供党职和官职，只是保持普通议员的身份，直到下一届选举才开放给他们角逐党职。这就意味着巫统议员再怎么讨好土团党也将是白费心机的。

当然不是土团党不要招收巫统议员。而是如果坚持下去，除了壮大土团党的势力外，也会使到希盟的合作产生质变。为了避免被指责企图壮大土团党，马哈迪不得不忍痛暂时按下吸纳巫统议员的动作。

这也无疑给了巫统一个机会，把离心分子招了回来。

其实在政坛上，议员改变码头是常有的事，也发生过跳出又跳回的故事。例如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在1990年的大选落败后军心散涣，最终不得不在1996年搬师回巢，集体重投巫统怀抱。因此如今巫统议员出了又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一种政治常态。

如果巫统能继续召回退党的议员，也许可保住巫统不被瓦解的厄运，而成为强有力的反对党。但关键是26日金马仑国会的补选巫统会胜出吗？如果因为有巫统议员回流，增加巫统致胜的筹码，那就意味着巫统将因这场补选的胜利而有机会起死回生。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巫统内已不活跃的希山慕丁近日也出现在金马仑选区，为巫统候选人造势。此外，前首相纳吉也刻意上载希山慕丁与他和党主席阿末扎希及代主席哈山四人喝茶合照，其用意是抵消阿兹敏的儿子不久前上载其父阿兹敏与家人和希山慕丁家人在摩洛哥巧遇的合照带来的冲击。

说实在的，希山的动向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本来他是纳吉指定的接班人（两人是表兄弟），但在509大选后，因巫统失掉政权，希山也就沉默一个短时期。他不但不参加巫统党选，也拒绝担任任何党职（即使委任也不接受）。与此同时，希山又拜会马哈迪，两人之间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也使到巫统议员一时“误解”希山的动向，因而选择靠向马哈迪。可惜他们在后来碰壁，找不到加入土团党的门路。

在这样的时局下，巫统的生存机会也就有了条件。如果希山慕丁被说服出来领导巫统，他不但即刻可以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也可以强化巫统党员的向心力，这对巫统有没有未来也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号称有300万名党员的巫统，如今还剩下多少忠诚的党员，没有人知道。即使真的剩下不到100万党员，也没有关系。

因为一个政党能否成长和起而执政是与党员数目没有直接关系的，巫统的失败就印证了党的领导人和政策一旦出现问题，再多的党员也是徒劳无功的。例如行动党的党员和马华相比，前者又怎么超越马华的“百万大军”呢？这也再次反映出一个政党的生命力在于其指导方向和正确的理念，党员再多也无济于事。

由此可见，如果巫统希望重生，它就要涌出一批新人新事；也提出一套治国方针，以让选民认同。不然的哈，巫统将难于有第二次的生命。

还有，身为反对党的巫统也要抓住机会洞悉希盟的矛盾和内部斗争，进而寻找隙缝挑起课题，才有望击中执政党的软肋。

无论如何，我们至今还看不到巫统带来的曙光，因此它的当务之急是先止住退党潮，进而寻找新的领袖和合作的对象。它可以与伊党合作，但不是合并；它可以与土团党斗谁才是马来人及土著的保护者，但不是表现得更加种族主义。否则它还是在原地踏步，走不出种族阴影。就不知道巫统干部同意希山出来吗？也不知道他如何重振巫统？因为他的对手已不是昔日的阿斗，而是势力强大的公正党和土团党。

刊登于2019年1月21日《光华日报》

中美战争为何打不起来？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开年对中国进行一年来的第四次访问是极不寻常的举动。虽然媒体只能从侧面猜测金正恩与习近平会晤的真正目的，但十之八九不离美朝高层的第二次会面时将涉及的内容和议程；其中最重要的是朝鲜要求联合国即刻解除经济制裁；而中国也不反对在中美贸易战上能够加上朝鲜的筹码达成和解。

毕竟当前最重要的国际课题是中美贸易战能否“化干戈为玉帛”？若此问题被拖延和恶化，人们将会担心中美之间是否会在贸易领域外点燃战火？因为美国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就中美关系事宜于2016年向五角大楼（国防部）提供一份长达4万多字的报告，而在去年又在网上爆开其中内容。

其标题是《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象之事》。它从2015年起至2025年间，研究和设想中美之间发生过和可能发生的冲突所带来的后果。所谓2025年正是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年》的宏愿，整个含义是中国到了那个时候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国，可以生产和制造各国所需要的产品。这对美国来说，无疑是一大威胁。

美国不但在人口上比不上中国（2亿多人对14亿人），而且在原料提取方面也缺乏普通劳工。两相比较之下，美国是侧重在培养精英人才，所以国人不屑从事低（或廉宜）产品的工作；中国人多地也大，可以按照国家的规划安排各式各样的生产线。一旦中国在这方面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供应商，就必然会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地位。因此，兰德公司的报告书先设定中美不可避免的开战，结局是中国吃亏，而美国所受的影响不大，从而达到抑制中国军力的膨胀。不过，报告又假设中美双方都在尽量避免交战。前者不断地强调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在迈向小康社会的当儿自然不希望陷入战争。美国方面也在审时度势，因为它面对的是“不寻常”的对手，一个敢用人海战术扑向战场的“人海战争”。除非美国动用核子武器，不然开展非核子的战争，美国就要反思它在韩战和越战中蒙受的损失和教训。

如果中美开战动用核武器，就不必分析和估算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因为即使一方的核能量小过另一方，其爆炸力也足以使弱小的人类大难临头；世界也在顷刻间变成废墟。

这就是为什么自从发生世界第一次大战（1914-1918）及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后，直到今天为止仍未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每个人都明白发明核武器是人类自己在毁灭自己。

虽然这之后已没有全面性的世界大战，但局部战争则是难免的。所有战争都是因为美国主导而发生的，原因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较后期才介入，牺牲甚少。在超过1千万军民牺牲中，美国只损失5万余人。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的军民更高达7千万人，其中苏联军民牺牲2700万名；中国军民牺牲超过1千万名；德国军民死亡超过500万名。美国的牺牲较小，因而在二战后崛起成为超级大国，领导西方世界，与苏联的东方阵营相互对峙。冷战因而拉开帷幕。

正由于美国的胜利，因此在二战后它担任起世界警察的角色。例如在1950年朝鲜爆发南北战争，眼见北韩行将击垮南韩军时，美国派军从仁川登陆，反击北韩军队。

到了同年10月，美国通过联合国出兵介入韩战。在此千钧一发紧急关头，毛泽东同意派出80万人民志愿军远赴朝鲜援助金日成。这也出乎美国人的意料之外，它想不透才成立未及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竟敢与美国作战。如果说在二战时，美国未与中共交锋，只是背后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军；那么在韩战时，美国就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通过联合国派出18个国家的军人介入韩战。

这场残酷的战役断断续续，持续到1953年才结束，但事后统计，中朝方面牺牲人数超过1百万人，而美韩的死亡人数也近百万。其中美军阵亡36570人，负伤10万余人。后来因其它事故死亡的人数在纪念碑上刻下：54246人，受伤103284人，失踪8177人。基本上没有导致美国人民群起反对韩战，人民被灌输强烈的反共意识，也就不反对在朝鲜进行一场反共战争。

联合国军方面，有628,833人死亡，受伤1,064,453人，失踪470,267人。

如果说韩战不足以唤醒美国人民对战争的厌恶和反对，那么介入越战就是美国失败的开始。

战后的1954年，法军在奠边府被越盟（北越）军出击而全面退出印支。美国在翌年（1955年）正式介入越南战争，从1955年的650名军事顾问，提升到1963年的16300人。

1961年肯尼迪出任总统，他说，为了保卫自由的存在和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

在肯尼迪遇刺后（1963年），改由约翰逊继任总统。他更大规模地介入越战。从1965年起，美军派赴越南的人数不断增加。到了1970年时，已达到60万名。美国知道，如果没有美军，南越政权随时倒塌。它不可能斗过北越和越共（南方解放阵线）的游击战术。

当尼克逊在1969年上位后，他扬言要“越南化”越战（改用越南人打越南人），但效用不大，又恢复对北越的轰炸。

另一方面，美国人民从来自各地的媒体中获悉美军人员在越南丧生的数目不断增加，一股反战运动随即在各大学校园内发生。到后来变成民众的街头示威。虽然有数位大学生被警方枪杀，但反战情绪不减，甚至连著名明星珍芳达也参与反越战运动，并亲赴西贡了解实况（1972年）。

从纪录片中我们也看到一位军官回忆说，越南离美国那么远，又没对美国造成威胁，仅仅是因为要越南依照美国模式成立政府，就要牺牲这么多。他表示不能理解。

1973年，美越达成巴黎和议，从越南全面撤军。1975年春，越南宣告统一，美国以失败结束这一场“不义之战”。

根据资料显示，越共军110万人死亡，60万受伤及33万失踪，约18万平民死亡。

美军方面，死亡人数58209，受伤人数304000及2000人失踪。

南越军死亡人数20万人及50万人受伤。越战给美国人民带来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如今若是要与中国开战，形势更复杂，更不容易打正规战。

其实，从韩战到越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有中国在后方的战争是打不得的。如果特朗普要正面与中国交锋，那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了。为此我们认为尽管美中的贸易战情况未明，但在特朗普想连任总统下，他必须回想越战留下的灾难。

就此而言，中美开战是不可能的。不过南中国海及台湾海峡是当前的敏感地带，擦枪走火事件也未尝不能发声。只是特朗普要思及：他手中握着世界人民的命运，绝对不能轻举妄动。

刊登于2019年1月17日《东方日报》

阿兹敏不为安华祝福？

虽然阿兹敏与安华之间的斗争表面上有所缓和，但不意味着他们两人已“一笑泯恩怨”。如果我们有注意到阿兹敏在2014年后的谈话，就可了解阿兹敏的立场已有所不同，不再事事为安华马首是瞻了。

2014年是安华倒霉的日子，他被最高法院接纳联邦政府的上诉案（鸡奸罪）判刑5年。虽然保外候审，但原本是加影州议席安排给安华上阵的，也因官司案一切化为乌有。即使是安华派其夫人旺阿兹莎补上，准备接替卡立的雪州务大臣职，结果安华又是一场空，在未获得雪州苏丹祝福下，只得与州大臣擦肩而过，改成阿兹敏上位。这种结局也刺痛安华的心。由于身陷囹圄，他只好忍受各种屈辱。

在安华的缺席下，旺阿兹莎的势力也就斗不过阿兹敏了。即使后期得到拉菲兹和赛夫丁的助阵，与阿兹敏团队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也还是未能克制阿兹敏派的壮大。

拉菲兹是因为官司案而未能在2018年的大选中出征，也就把班丹的国会议席让给旺阿兹莎，而努鲁依莎则转到峇东埔打保卫战。

当509开票当晚，在大局已定后，希望联盟起而执政，包括安华也喜出望外，等待着特赦；等待着重返国会，也等待着被确定为接班人。

但在另一方面，比安华更受宠的是阿兹敏。他先是继任雪州务大臣，接着接受马哈迪的委托，转向中央出任经济事务部长。这个部门本隶属首相署，但现在似乎“自成一格”由阿兹敏管理。他所掌管的部门有国家经济策划组（EPU），也包括LRT3、ECRL（东铁计划）、隆新高铁、经济转型计划、政府转型计划及国库控股等。

换句话说，这是特意从首相署分化出来的十分重要部门交给阿兹敏掌管，也显示了马哈迪对阿兹敏的信任。在两相比较下，阿兹敏自然选择上京，反正他可以委托一位信得过的人出任州务大臣。

据知，希盟领袖讨论第一批内阁成员时，马哈迪直接提议由林冠英（行动党）出任财政部长。这一下子，也打乱了旺阿兹莎的部署。本来她是嘱意让也是经济专才的拉菲兹被委为上议员而出任该职。

但在马哈迪巧妙地分割下，争议也就不成为焦点，因为财长未插手首相署的经济事务。在这方面，马哈迪最近有做出解释，他这样做是防止种族情绪成为政治课题，一旦他将经济与财务一分为二，马来人就不会大质疑了。

不过，马哈迪还是不让拉菲兹染指内阁部长。这其中的微妙也能让人揣测个中原由。

很明显的，阿兹敏已表现出他是马哈迪的人，处处为马哈迪护航。其中包括他要前往麦加朝圣前，也祝马哈迪健康长寿。他这样说：“我有责任全力支持马哈迪的领导，因为我们在未来5年必须落实人民的议程，所以请停止谈论政治。”

这之中的玄机是阿兹敏这些年来不再提安华接班的事。本来身为公正党老二，为老大上位护航也是天经地义的责任。但在阿兹敏蝉联署理主席并在理事会中占有大多席后，他就反对安华委任拉菲兹为副主席及赛夫丁为总秘书。

一般上委任理事和职位的权力操在主席手中，但也有例外由中委讨论通过。对安华来说，这就是主席的权力，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是以较强硬的态度回应阿兹敏的质问。

不过阿兹敏的反应则是顾左右而言他。他说：“我们已经在5月9日作了历史性的决定，不要再论政治了，人民已感到厌倦”。

政党和政治人物不再讨论政治，这是哪一门的逻辑？人民又何时对接班课题感到厌倦？这种论调不仅旨在转移视线，也意图淡化安华所订下的议程。吊诡的是，为什么这些日子阿兹敏不为安华说句公道话？安华现在已是国会议员，被晾在政府外，又不时应邀出国访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此给安华一个适当的职位有这么难吗？阿兹敏是可以从中斡旋促成的。毕竟这也是公正党内头等大事，如果老大不当官，老二当大官，这程序就有些倒转了。

为此公正党刻下第一件事是整合党的力量，以便形成希盟中最大的伙伴。在这方面，阿兹敏的合作是很重要的。如果公正党因而分裂成两个阵营，对安华的接班无疑将是额外的阻力。

毕竟除了党内派系斗争中，安华还得面对土团党的挑战。在这个时候，阿兹敏的负面谈话也应该适可而止了。安华也要努力撮合拉菲兹与阿兹敏的矛盾，否则随时都可能爆出大新闻，包括阿兹敏派转向土团党。这样一来，希盟也会在内斗中分崩离析。

为了防止关系恶化，阿兹敏必须得在马哈迪与安华之间做个平衡与协调，不要再选边站了。

刊登于2019年1月14日《南洋商报》

新马来西亚的“新马来人”

土著团结党在去年（2018年）杪的党代表大会上，青年团提出了在“新马来西亚内的新马来人”的议程，其中一位理事阿士拉慕斯达钦说，他曾促请土青团领导马来人和土著开展知识革命（Intellectual Revolution）。

这场知识革命是基于知识、个人特质和表现来反映出马来人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因此也应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主人。不过阿斯拉在排斥狭隘的种族思想时，提议应更大的关注如何在一个“新马来西亚中塑造新一代马来人”。如果马来人不能为国家增加价值，它将为整个国家带来负面的影响。

其实所谓的“新马来人”字眼不是土团党创议的。在早些年前当莫哈末泰益还是雪州务大臣时，他就在九十年代初提出“新马来人”的概念，以便通过巫统塑造出新思维的马来人。

在当时泰益是属于安华“宏愿团队”的党副主席之一（1993年当选），他也适时地提出这个新名词，以配合马哈迪首相在1990年提出的要在30年内（即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后来因为马哈迪不喜欢安华“独创”宏愿团队，也就在1996年通过党选将之打碎。两年之后，安华被马哈迪革职和开除出党。从此不再有人提及“新马来人”议程，安华则转战“烈火莫熄”。

就是因为在1998年上演了马哈迪与安华的斗争，马来社会不再安宁，巫统也开始有了变化。“新马来人”变成“马来至上主义”。

虽然马哈迪和安华不曾反对“新马来人”的塑造，但彼此也拿不出一个版本来，只是告诉人民，马来人和土著要珍惜政府所提供的保护和援助，以便在将来能自力更生。

不论是马哈迪或安华他们都是继承自敦拉萨留下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五大原则”的理念，同时还要发扬光大。

在这方面，我们要提及马哈迪在1974年当了教育部长后，便在七十年代中期将英文学校改为国文学校，也致使许多华人家长（包括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家长）开始将子女送进华校，因为他们担心英校变成马来学校后，下一代的语文水平下降和科学知识的落后。

马哈迪的这一改变，也在后来影响到国立大学的学生英语水平的下降，这对推动2020宏愿的马哈迪来说也是一个讽刺。因此他在千禧年后发现学生的英语和理科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促成宗教教育的盛行，乃在2003年退休前下令全国学校改用英文教授数理科目。可惜在他退休3年后，又回到用国文教数理科（这也是为什么在去年他重掌权后，急于兼任教育部长的主因，他是想通过他的改革把国人的教育程度提高）。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到马哈迪近些年来也反对学校内偏重宗教课程。他说：“政府学校不是一整天都上宗教课，可能一或两节就够了。”

他语带讽刺地说：“如果只是学习伊斯兰，将来就会有很多的宗教教师，而他们总是分歧的，不但误导信徒，也互相吵架。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谈到宗教，不禁让我们想起安华的从政历程。他是在1981年加入巫统的，成为马哈迪倚重的助手；尤其在宗教方面，更是需要安华将宗教的价值观引进政府的行政内。

在两人的相互配合下，我国有了回教大学、回教银行和官方场合回教礼仪的推进。

自八十年代以来，巫统在种族和宗教上的政绩远远超过伊斯兰党，也就不让伊党发挥宗教政治的作用。因此在1990年的大选，即使东姑拉沙里退党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且与伊党合作还是无法动摇巫统的执政权，顶多是伊党拿回吉兰丹的州政权，得以起死回生，但影响力大不如前。直到1998年安华跌马后，巫统才在1999年的大选因安华效应尝到伊党带来的严重威胁。这一年伊党除执政丹州和登州外，也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印证了马安的分裂给马来社会带来不安与分歧；特别是在宗教意识方面，优势已让安华及伊党占有了，马哈迪再也不能声称巫统比伊党更具宗教意识，因为安华已不在巫统了。

伊党的胜利也带来行动党与伊党的分道扬镳（2001年）。后者更是乘胜追击，向马哈迪施展压力要他列出回教国的大蓝图。

但509后马哈迪已不再感受到伊党带来的压力。可是挥之不去的种族政治仍在大行其道。这也导致安华领导的公正党虽是最大的执政成员，但在某些方面得让位于土团党。

对此，土团党主席慕尤丁表明，该党将会推动新土著议程，以协助提高马来人及土著的经济地位。

但这次他提出的是“平等共享成果”，而不是“平等竞争机会”，因为后者不实际。他说，只有培养更多的马来人成为专业人士及在企业界有发展，且成为中产阶级，才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他批评巫统和伊党在第十四届大选的失败是因为鼓吹极端种族主义和宗教政治，企图挑起仇恨情绪，结果失败。

他这样说，由于巫统丑闻缠身，伊党走神权政治，彼此之间是不可能合作的，也不会结盟。

综观所述，我们还是对“新马来人”的塑造不是完全明白；尤其是所谓的知识革命是指什么？为此，土团党有须提出大蓝图和完整计划书，但不要翻版过去的“新经济政策”的框架。

同时我们也在审视行动党提及的“新马来西亚”的概念意味着什么？

它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新诠释？还是仍在种族政治中寻找新的组合，如土团党的新马来人议程？还有马哈迪在1990年提出的塑造“马来西亚民族”还要不要或是我们又回到从前的种族治国？

刊登于2019年1月14日《光华日报》

土团党东渡计划遇阻

在2018年509过后，土著团结党崛起成为掌控大局的执政党；尤其是马哈迪重作冯妇，再次拜相后，土团党也就成为希盟中举足轻重的政党。虽然它只有13个国会议席（现在收了4名巫统议员，应有17名国会议员），但新成立不到两年的土团党（2016年）能在国会参选52席而赢得13席算是不错了。

至于在州议席方面，共派出105名候选人，只有24人中选，成绩差强人意。不过土团党却有3人出任州务大臣，他们是柔佛州务大臣奥斯曼沙比安、吉打州务大臣慕克力及吡叻州务大臣阿末法依扎。这说明了土团党在国和州的事务上都扮演吃重的角色；特别是土团党掌控了首相职（马哈迪）、内政部长（慕尤丁）、教育部长（马智礼）、青年体育部长（赛沙迪）及公共企业发展部长（礼端），几乎在成员党中拥有最关键的权力。比如马哈迪说不需要地方选举，成员党中也就保持低调了。即使在2008年后喊得最大声的民主行动党要还人民第三张票，也不再呐喊了。这就是首相的威力。又比如马哈迪何时交棒给安华，间中又是否有变？也没有人给个明确的答案。

虽然土团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已成为执政党之一，比起公正党战斗了20年才得偿所愿是幸运得多。但对马哈迪来说，土团党的遗憾是它仍不是一个全国性政党。在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土团党还是归零，与公正党和行动党相比较也就有了差别。当下前者在沙巴拥有3个国席，同时也拥有6个州议席；而后者则有3个国席和2个州议席。

至于在砂拉越，行动党有6个国席，公正党有3个国席，甚至连诚信党也有1个国席。

由于2018年砂州没有州选，也就维持行动党有7个州议席和公正党有3个州议席的局面（反对党身份）（2016年州选）。同样的，土团党在砂州议会也是交白卷。

正因为土团党认为它不应只局限在西马，也就在不久后由身为党总裁的马哈迪就将土团党势力扩大，于2018年12月2日在砂州的民都鲁为土团党插上第一面旗帜，结果引来执政的“砂拉越政党联盟”（GPS）的警惕。这个联盟是在509后而成立的。它们集体退出了国阵，另成立政党联盟，仍然以土保党为首。

据知在大选成绩揭晓后，砂州国阵的重要人物曾第一时间飞往吉隆坡向马哈迪祝贺，并承诺支持希盟的中央政府。但马哈迪还是不放心，也就有了东渡的念头。显然他是不让公正党和行动党专美于前，而是希望尽早能在砂州立足。

但是砂州政党联盟中的老大（土保党）的妇女组主席法蒂玛说，她们申请的“政党联盟”已获批准，势将争取人民支持本地政党，不会给希盟任何机会趁虚而入。

另一方面，代表砂首席部长阿邦佐哈里的副首席部长道格拉斯乌加在沙巴木中省的木中镇（Betong）主持砂拉越华人总会开幕仪式时说，华人的支持十分重要，以便让“政党联盟”继续在砂州执政，确保本地政党和本地人掌握政权，进而保护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时所签署的协议。这包括拥有石油与天然气的税收权和领海权及移民权力等。

道格拉斯乌加显然是代表执政的“政党联盟”表达立场。说白了就是再提“砂拉越是砂拉越人”的理念。也等于不希望西马政党东渡砂州。目前组成“政党联盟”的有土保党、人联党、人民党及民进党。它们在过去是国阵成员党，但509后已自成一格。

与此同时，沙巴的民兴党主席，也即是沙巴首席部长的沙菲宜说，在第十四届大选前，他已经和希盟达成协议，即沙巴交给当地人自行管理。

沙菲宜原本是巫统的副主席之一，并担任乡村发展部长。因2015年与纳吉闹翻，被冻结党籍3个月，同时也丢官。他是与慕尤丁（副首相兼党署理主席）及慕克力在同一个时期被巫统扫出党外。这触发马哈迪积极成立土团党。当时马哈迪也希望沙菲宜一起搞大土团党，但沙菲宜另有他想。他认为沙巴人民不会接受外来人的统治。自从巫统在1994年东渡沙巴后，就没有给沙巴人民带来好运，反而是外来移民不断；特别是苏禄人的入住，使到沙巴成为一个敏感地区。

如今选区位于仙本那（菲人经常出入的地方）的沙菲宜如愿以偿地掌控沙巴后，也就未再发生苏禄人干扰沙巴的事件发生。

很显然的，沙巴人民也与砂拉越人民一样，不大欢迎外来（指西马）的人掌政。在这种情形下，沙菲宜提醒希盟要遵守诺言，应远离沙巴。这分明是针对土团党的行动而发声。如果土团党也要在沙巴插旗，就会与民兴党起冲突而得不偿失。因为希盟也需要民兴党的8名国会议员及砂土保党的13名国会议员的支持，也就不得不放慢土团党东渡的脚步。

至于仍留在东马两地的公正党和行动党，它们的未来动向也不明朗。就砂州的政党联盟（砂州议会共82席，政党联盟占72席。行动党及公正党合共10席，属反对党地位）及沙巴的民兴党而言（目前在州议会共有35名州议员，组成稳定的州政府。沙巴一共有60名州议员），它们是希望西马的政党在西马，东马的政党在东马。但政治这码事，在将来如何变化，谁也说不准。毕竟在西马的政治变化也会冲击到东马政局的转变。

刊登于2019年1月10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