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父莫若女

廿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1998年9月2日，马哈迪召见安华要他即刻辞职，否则面对革除。安华不能接受，两位性格刚烈的大男人一言不合。结果在傍晚时分，马哈迪以首相身份发表文告，正式解除安华所有官职，包括副首相兼财政部长。

9月3日，马哈迪召开巫统最高理事会议，安华也有出席。马哈迪在作出解释和让安华抗辩后，将开除安华党籍的提案付诸表决，结果通过。从那刻开始，安华党官职务全无。顷刻之间，被贬为“庶人”。

安华不甘受辱，乃号召其支持者团结起来，分别在槟城和吉隆坡展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9月13日发表的《峇东埔宣言》到9月20日在吉隆坡发表的《独立广场宣言》来看，群众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吉隆坡的集会已超逾十万人之众。

就在那一天的晚上安华被逮捕了。先是在内安法令下被扣捕；后在1998年9月29日控上法庭，罪名是渎职和舞弊。间中带出安华犯下“行为不检点”（鸡奸），因而不获准保释。警方也就改用刑事嫌疑犯继续扣押安华，不再动用内安令（因为这是一条被西方世界极力反对违反民主与自由的不文明条文）。

当1999年4月16日安华案审结被判入狱6年的同时，安华已通过其夫人旺阿兹莎领导国民公正党的成立，并在5月与回教党及行动党达成合作，组成“替代阵线”。一时之间“烈火莫熄”（Reformasi，即改革）的口号响彻云霄。安华进入了一段漫长的艰苦斗争，不但失去自由身（直到2004年8月才获释放），而且反对党已是分崩离析。

正因为一夜之间的“家变”，芳龄才19岁的安华长女努鲁依莎（1980年出生）加入斗争行列，因而被形容为“烈火莫熄公主”。

在2003年，她下嫁柔佛皇室成员兼化学工程师的拉惹阿末沙里尔，直到2015年离婚，她们育有一男一女，共同监护。

在婚后的第二年，努鲁进入国能大学攻读电机工程学系，毕业后于2007年进入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考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努鲁没有参加1999年的大选，而是由其母亲旺阿兹莎代夫守土成功。整体而言，这一年的大选，公正党只赢得6个国席，但壮大了回教党，后者共赢得27个国席，也控制了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政权。

行动党反而因与伊党合作未获得华人的理解，结果只保住10个国席。但令人震惊的是林吉祥与卡巴星在国会选举中双双落马。

最困难的时期是2004年的大选，公正党只保住1国席（峇东埔），其余皆败北。也难怪巫统认为公正党已经没落，迟早收档。直到2008年的大选，公正党才转身成为最具势力的反对党，拥有31个国席，同时也主导雪州政权，并在槟城与吡叻占有相当比数的州议席。

这一年，28岁的努鲁初试啼声，在班底谷选区击败巫统妇女组主席莎丽扎，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她参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父亲取回尊严和应有的政治地位。

在2013年的大选，她又在同一个选区胜出。即使她在2018年的大选转到峇东埔守土，也以更大的多数票（超过15000张）压倒对方。

在如日中天的当儿，努鲁虽未有官位，但自从在2010年当选全国副主席以来的8年内，她在去年却意外地被其父亲安华委为槟州公正党主席，取代担任主席多年的曼梳。

讵料在2018年12月，努鲁抛出一枚手榴弹，宣布辞去全国副主席和槟州主席，令党内外震惊。

原以为她会收回成命，不料她又进一步辞卸国会公帐会委员，以抗议马哈迪未守竞选宣言让反对党人任主席（马哈迪坚持罗纳建纳留任，虽然后者已从巫统转入土团党）。

也许是庆幸的，努鲁并未进入内阁或担任官方重职，不然她将会被安美嘉批评为搞政治裙带关系。

不过今天党内外还是有很多人不解为何努鲁不接受官职？尤其是她的父亲委任的党职。这主要是努鲁依在这半年有余的日子里看到希盟对改革十分缓慢，甚至出现“货不对办”，更对安华的接班增加忧虑。我们只能说努鲁对其父亲的内心世界是十分了解的；反而是安华一边抑制阿兹敏派，另一边启用女儿一女当关，守住北区地盘。结果造成父女在接班课题上各有表述。

这是因为在一方面是土团党不断地吸纳巫统议员，导致两线制已处于瓦解阶段。对努鲁而言，在民主国会中两线制是很重要的。如果照土团党的战略，它的议员会不断增加，到最后可能也不反对伊党靠拢，理由是伊党主席哈迪表明伊党会支持马哈迪做完这一届首相。因此努鲁担心我国逐渐趋向伊斯兰保守主义，以致中庸派无立足之地外，也担心安华等到来是一场空。

在另一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是，阿兹敏已在公正党内建立其基石，安华可能驾驭不了；尤其是马哈迪对阿兹敏的重用有加下，市面的小道消息对安华尤其不利。

如果阿兹敏在摊排时刻能将20名国会议员倒向土团党，安华将可能会再一次与首相职擦肩而过。

本来阿兹敏为安华护航是其职务之一，让民众安心后者必在预定时间内上位。现在倒变成阿兹敏肩负起第二号人物的重任。

这也是因为拉菲兹挑战阿兹敏失败后给安华带来的政治危机。因此努鲁表明不再参加下一届大选，并表现出对政改的失望。我们可以解读努鲁是为其父亲发声，因为阿兹敏已不再为安华护航，而且党内为安华请命的也不多（陈仪乔是最新加入的挺安派）。如果努鲁不在此时先发制人，可能为时已晚。

当下晏斗的补选也就成为希盟坚固与否的重大考验。努鲁今日的言行就是要提醒希盟的领导人，不要忘了对安华的承诺；更不要忘了安华曾为反对党付出20年的磨难血泪，不能到头来一无所有。“知父莫若女”就是这个道理。

刊登于2019年3月28日《东方日报》

吴清德的悲喜剧

吴清德是个悲喜剧人物，终年76岁。他以喜剧开场却以悲剧收场。一位具有高水平的学术人才本来可以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尤其是哈佛大学的高才生，更是一位博士人才，自然有其大展机会的平台。

生于1943年的吴清德，是一位道地的峇峇，但也是一般华人所说的“二毛子”。他不懂中文（有一次我看他在一个宴会上拿着讲稿读得很吃力，我们也听得很辛苦，后来才知道他是靠拼音念稿），但天资聪慧，考上哈佛大学成为少数的学术精英。在毕业后转到荷兰的利登大学考取博士学位。过后他曾在马来亚大学执教，七十年代弃教从政。

这之中有一段故事。当1969年的大选，林苍祐领导的民政党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轻取槟州政权后，就有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靠向林苍祐。其中在英语界的以吴清德最为突出，也因为他的才华吸引了林苍祐，两人过后成了“好朋友”。1972年他被林苍祐吸纳入党。

另一方面，也是在同一个时期，又有一批华校生也吸引林苍祐的注意力，他们是许岳金与林兴智等人。

民政党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追求的政党，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党走多元种族路线；另一方面则是在“513”事件后，民政党已成为巫统吸收的对象之一，在1972年组成联合政府。

来到1974年8月的大选，执政集团改用“国阵”标志取代“联盟”标志。由于反对党已多被收编，也就反映出国阵的多元化取得辉煌的胜利（在这一年的5月，马来西亚突破性与中国建交）。被收编的反对党除民政党外，尚有伊斯兰党、人民进步党及人联党。

国阵在大好形势下，也意味着民政党形势大好，许岳金与吴清德也分别当选丹绒武雅州议员及高渊国会议员。恰好许岳金被委为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而吴清德则出任政务次长。

林苍祐对这两位“政治徒弟”十分看好，但不意味着他在挑选接班人。因此许岳金与吴清德得在党内参与各项斗争以出人头地。也许在初期他们误解已成为林苍祐的接班人之一。

就林苍祐来说，他的心中是没有接班人的。他的奋斗也是靠自己的，没有人为他预设未来。比如在1954年参加马华给他带来最高荣誉和耻辱。1961年组织民主联合党给他带来心碎与失落，直到1968年合组民政党后才再次抬头。但在执政后不到两年，民政党又闹内讧，也是林苍祐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摆平的。

从这样的经历来看，林苍祐不习惯也不会培养接班人。吴清德与许岳金后来体会到一切要靠本身。吴清德在1976年拉拢郑耀林、邱继圃及陈锦华组成联盟，反对许岳金角逐民政党槟州主席，就是不让许岳金上位。结果邱继圃脱颖而出。

虽然吴清德未在那年当上主席，但给了许岳金布下阻力，以致许岳金在党内一直未能爬上来。

 不过在1980年的民政党改选，却让吴清德与许岳金栽了筋斗，吴清德本来与林敬益联手分别攻打党主席与党秘书长。但在林苍祐介入下，变成林敬益当主席；署理主席梁棋祥及秘书长郑耀林，把吴清德挤出圈。

同样的，在那一年，许岳金因四处游说支持“老头子”林苍祐的方案，也得罪了林敬益派，连他本身也落选了。

尽管许岳金在1981年拉拢行动党的黄炎光加盟民政有功，但在1982年的大选民政又加入以许子根及郭洙镇为首的华教分子。这批华教精英的出现也威胁到许岳金和吴清德的地位。他们对许郭的入党是五味杂陈的，但又不好反对。因为那一年的大选（1982年），林苍祐坚持原本人马上阵，这意味着吴清德要转战州议席不得要领。

由于这样，吴清德在1984年联合曾永森向林敬益叫阵，但败下阵来。吴清德也当不成署理主席。

1986年，在陈锦华的策划下，将许岳金调往升旗山黑区，而吴清德又尝试要挤进州议会，可是又被林苍祐顶了回去。

在不得志下，最后竟演变成吴清德与许岳金联手角逐党主席和党总秘书，还是未敌林敬益。

吴清德之所以急于上位，是因为1978年后梁棋祥出任正部长，而他只能任副部长，上位无望。因此只有通过党选来改变命运，可惜失败。

但在1990年的大选，吴清德在林敬益的同意下（政治上一向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角逐州议席，林苍祐大加反对，可惜“老佛爷”已是强弩之末。不幸的，那一年林苍祐落选，吴清德要和许子根争首席部长。

投票结果，吴清德只得一票，许子根顺理成章成为首席部长。这就是说，许子根是靠努力和运气登上宝座，不是内定的接班人。

失望的吴清德也就在1999年大选前尽最后的努力，挑战民政槟州主席，以打败许子根，争取出任首席部长。结果又再一次落选，进而在那一年未被推荐成候选人。但选后有一段插曲是“惊涛骇浪”的。民政的林建安（林苍祐的长公子）与林武灿双双退出民政加入马华，遂使马华州议席增至11席，民政剩8席，但马哈迪认为欠缺说服力，要马华证明还有民政的议员过档。本来吴清德已安排好赖秋福“跳槽”，但棋高一着的林敬益把赖秋福藏了起来，吴清德到处找不到。马哈迪等待一周有余未见马华有动静（它的所有州议员在浮罗交怡度假，等待夺权），只好通知许子根就任首席部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清德只好走人（2000年退党）。就我看来，吴清德面对的一件尴尬事不是“吃猪肉可以团结华人”，而是在位副农长时，却不时发表外交政论，以致被巫统质问到底谁是这个国家的外交部长？经此一事，吴清德哑了，从此不再针对外交发表言论。

其实以他的学识担任外交部长是绰绰有余的，可惜他不是巫统的议员，那就不要多说废话了。

刊登于2019年3月25日《光华日报》

居林机场vs槟城机场？

槟城国际机场的扩建又再一次生变，因为中央政府已批准在吉打建立居林国际机场，耗资16亿令吉。这是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于3月19日访问吉打时一口气宣布七大计划，最为重要的是国际机场和耗资3亿令吉的西塘制造业及集运中心。

除此之外，吉打也在今年获批11亿令的特别拨款，用以持续推动201项的工程。

与此同时，槟城国际机场虽有做改进和扩建，但总是应付不了逐年增加的游客量。根据2018年的统计，槟城机场接客量已超越778万人次，超过了其负荷量（650万人次）；尤其是货运量也超过13万吨的容量。这意味着槟城机场若不及时扩建将无法处理日益增加的乘客和货运。因此财长林冠英认为扩建势在必行。但因涉及12亿令吉的工程费用，他透露中央政府将以私营化的模式进行上述计划，一旦落实，槟城机场将可容纳1600万人次的乘客。

另外阿兹敏也宣布，居林国际机场也是通过私人融资进行。由此来看，不论是槟城机场的扩建或是居林机场的兴建，都没有动用政府的资金，而是转给私人投资。但私人投资也是由私人管理吗？如果不是，私人投资的保障在哪里？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有多家私营企业陷困，需由国家财政部出面拯救。还有我们的南北大道也因属私营要收过路费，如果要免掉过路税，则政府要补偿一大笔款，这也是政府吃不消的。

如第三国产车交私人投资，又如何分配行政权？

就我们分析，居林国际机场的兴建也缺少理据。其一是槟城的国际机场已有84年的历史（建于1935年），但也只有少次的扩建，无法赶上时代的变化。也只有在2008年乔治市被联合国文教机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区后，槟城才在一夜间爆红，成为万千游客的所爱。因此在2009年有了扩建而在2012年才完竣。但在林冠英当政的时期，他还是一直争取再扩建而不得要领。

在1991年，浮罗交怡兴建机场，而在1993年完竣。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央政府也曾讨论在下列三个地点建新机场的可行性：槟城、吉打和浮罗交怡。

结果在1994年，吉打的瓜拉姆拉被认为较适合建新机场，而身为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无可奈何下，只得建议在威省建新机场，好过肥肉割到邻州。

当一切未定案时，1997年的金融风暴席卷而来，马来西亚也惨遭毒手，吉打新机场也泡汤了。

到了2014年时，时任吉打州务大臣的慕克力（国阵）重提在吉打建机场事，此时地点改成“居林机场”，引发了林冠英与对方的唇枪舌剑。最终慕克力的建议未被接纳，而他也在2015年被巫统革除州务大臣职，有关机场事宜就沉静下来。

正当槟城在大展宏图之际，却又在今年遇上程咬金拦路，慕克力运用再当州务大臣的权力重提旧事，竟又获得中央批准，这也使到槟城人很难理解。其二，是槟城一向是北马的经济火车头，也是世界旅游胜地，理应扩建槟城机场，这对北马人民也没有不妥。再说，在1985年时槟城已有一座跨海大桥，来自北马的人要进入槟岛是十分方便的。

今天又增加了一座大桥（第二大桥），对北马人民只有方便而没有困难。因此将槟城机场完善是与北马利益相一致的，选在吉打似乎是重叠工程，增加负担。

其三，若抑槟扬吉，这样的厚此薄彼，也不见得是正确和恰当的。

另外相对重要的是，浮罗交怡是名副其实的旅游免税区，在十多年前马哈迪当首相时，他就允许外国游客第一站在浮罗交怡机场下降，可以落地签证，可买免税货品，也可得到住酒店的优待。

今天也就是在一周前，浮罗交怡又出台旧政策，这也会影响槟城的旅游业。因为游客在浮罗交怡住上一两天后，就直飞吉隆坡；若游客要来槟城，只得自费，难免有些游客放弃来槟城。

如果再在居林建国际机场（其实是在双溪大年区内，只是方便称呼，才叫居林），游客又会从居林搭机往吉隆坡而绕开槟城。其结果将使到居林机场和槟城机场产生恶性竞争而得不偿失。为此，阿兹敏有必要对居林机场计划的推展三思而后行，切勿顾此失彼，这对槟城人民是不公平的。请参阅黄泉安在本栏的专论：《谁主导槟州机场？》一文。

刊登于2019年3月25日《南洋商报》

从补选看国阵的未来

在今年3月2日投票的士毛月州议席补选的结果进一步显示了政局的变化。国阵（巫统）的候选人扎卡利亚以19780张票压倒希盟（土团党）的候选人艾曼（得票17866张），多数票为1917张。这意味着希盟在今次补选中少了马来票的支持，从509的44.25%降到37.73%，少了6.52%的支持率。在509时，希盟的候选人巴迪亚得票23428张胜出，而国阵候选人佐汉得票14464张，两者相差8964张票。换句话说，在短短的10个月内，选民投票的倾向已有了巨大的变化，难怪阿兹敏说需要推出新土著经济政策。

正因为这场（第六场）补选让巫统翻了盘，它与伊党的合作再次强化，甚至提升到“谈婚论嫁”的阶段。

其实从509后的补选开始，伊斯兰党就与巫统采取合作的方式，例如在2018年8月的雪州双溪坎迪斯补选，伊党让路予巫统派出候选人洛曼，但因与509大选过于接近，选民仍然未改变投票倾向，也就让希盟（公正党）的候选人扎瓦威以5842张多数票胜出。

在509时，此区州议席由希盟（公正党）苏海米胜出，压倒国阵（巫统）的卡玛鲁沙曼，多数票为12480张。因此希盟在补选中的胜出是预料中事。

接着在2018年9月分别有第二场及第三场补选，前者是无拉港的希盟（行动党）州议员黄田志不幸车祸逝世，因此这场补选也是行动党占优势，因为选民仍沉浸在希盟的蜜月期中。当时黄田志是以35000张多数票击败国阵（马华）候选人林振华（得票仅5874张）。而在补选时，希盟（行动党）候选人王诗琪以22508张票拿下马华的陈志忠（得票仅3975张），多数票是18000张。

至于第三场补选也是雪州境内的斯里斯蒂亚选区（因为原州议员沙哈鲁丁病逝才有了补选）。这一回巫统让路给伊斯兰党。结果希盟（公正党）候选人哈里米以13725张票击败伊斯兰党的哈丽玛阿里（得票9698张），多数票是4027张。

第四场补选则是安华刻意制造的，他选中了波德申国席。在巫统不参选下，剩下伊斯兰党派出莫哈默纳扎里出征。因为安华的名气和巫伊没有正式宣布合作，以致安华以更大的多数票胜出（23560张），比原任议员的17710张多数票多出近6000张。由此可见，安华还是人气甚高的政治人物。

以上这四场的补选先后由希盟胜出也动摇了来自巫统的国州议员，他们也先后申请加进土团党，主因是他们看不到巫统还有什么机会可以翻身？

即便希盟阵营内有“通过”不要招收来自敌对党的议员，但仍然不能阻止土团党招收巫统议员。在马哈迪看来，巫统议员的加盟土团党不但可在近期内壮大党的力量，而且会加速巫统的下沉。马哈迪认为若他不在此时将成熟的榴莲收下来，难道还有更佳的时机？

因此截至目前为止，土团党已拥有26名国会议员（原本只有13名），再下来也许会有来自巫统及前国阵的议员加入。但士毛月补选的结果或使到退党风朝缓和下来。

不过这与东马时局无关，马哈迪并不放缓其东渡计划。不久之后土团党将在沙巴及砂拉越插旗，正好填上巫统留下的政治真空和在砂拉越的空白一页。

另外，由于砂拉越已解散国阵，也意味着巫统的影响力有减无增，它的对手就是砂拉越的土著保守党。土保党除了牢控州议会外，也在国席方面占有13席。因此土团党是不会放弃砂拉越，而任由公正党及行动党扮演坐大的角色。

既然第五场的金马仑国席补选和第六场的士毛月州席补选先后落入巫统的手里，也无形中提高巫统的威望（原本已不被看好有机会东山再起）。下来如果巫统能保住晏斗州议席，身为代主席的哈山的身价将水涨船高。

也因为金马仑和士毛月扭转了劣势，巫统的说话本钱和政治筹码已与去年有所不同。不但成功说服国大党留在国阵，而且也劝服马华继续留在国阵。这无形中又回到最初的三党合作。如果说国阵尚有另外两个成员党，那是不成气候，也缺乏代表性。

如今马华决定留在国阵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它虽然可以如同行动党在选举时期才寻找合作伙伴或单独上路。但此时正是巫统需要合作对象的时候，马华的重要性就放映在它曾经是华人的代表。如果说今天它已不是华人的代表，但在民主政治的国家，马华的存在也有其作用，问题是在关键时，马华能改到什么程度？马华能表现出什么大无畏精神吗？

总而言之，马华需要借势与巫统商讨合作的新条件和尊重马华的地位，否则将失去黄金机会。与此同时，马华也希望巫统改变其一党独大和傲慢的心态，向那些在巫统内颐指气使而又不尊重马华的人提出抗议和要求换人。

另一方面，伊斯兰党的一些言行也有令人不敢恭维之处，它有需要受到巫统适当的抑制。马来西亚的种族和宗教关系都需要有一个底线，不能任由一方提出或渲染侵犯他人自由信仰的言论。

无可否认的，现今的马华也正等待希盟内部的矛盾扩大和冲突，乃至在宣言上言而不行，以便乘虚而入。但这个机会似乎正发生在巫统身上，却仍未看到马华有什么突破。当然不一定靠补选，它可以在其他方面或教育或扶贫方面突出马华的成绩。

马华的好日子已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在痛苦、失落、迷茫寻找绝地逢生的出路。国阵也已支离破碎，重新整合或改名换姓也许是另一个奇迹，否则国阵将找不回春天。

无论如何，国阵的未来已不像509后被看“死”，而是正在考察它到底能不能在废墟中再站起来？

刊登于2019年3月21日《东方日报》

晏斗补选决定未来格局

随着金马仑国席补选及士毛月州席补选皆归国阵（巫统）胜利后，再下来的另一场补选则转向森美兰的晏斗。选举委员会已经宣布这个州议席的补选已订在3月30日提名，而在4月13日投票。

这个选区的重要性不仅是原属巫统州务大臣莫哈末哈山所坐镇（从2004年起即担任此区的代议士），但在2018年的自动中选被法庭判决无效，因选举官错误地阻止公正党候选人斯特兰（S Streem）提名，而且对朝野的未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对哈山（Mohd Hasan）而言这不是坏事，因为这场补选的日期（509后的第七场补选）正好落在巫统士气提升的时刻，而身为巫统代主席的哈山重披战袍也被视为有胜算的一方。

例如希盟的土团党策略及政策主任莱益胡先（Rais Hussin）就直言，因为当地马来选民对新政府怨气冲天，希盟也只剩一半的胜利机会。换句话说，这是一场“五五波”。

这位希盟学者也在较早前准确地预测希盟将在金马仑和士毛月补选中失败。因此他希望希盟能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研究巫伊结盟，以了解其对大马构成的后果，这对晏斗的补选是有意义的。

他也希望希盟落实竞选宣言，不要为不兑现找借口。唯其如此，才能逆转目前动摇希盟的信任赤字。安华对此尚未有正面的回应。

无可否认的，以目前晏斗的选民结构来看，巫统是比较占优势的。

根据选委会的统计，晏斗共有20472名选民，其中巫裔选民占53.43%；印裔选民27.01%及华裔选民18.81%。

表面上看来，决定胜负是在马来选票，但也不能忽略印裔的投票倾向。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大胆的推测：在巫裔选民方面，国阵（巫统）占优势，能获得65%—70%的选票；而印裔选票可能对希盟（公正党）有利，因为它派出的是印裔候选人，估计他可以拿下60%的选票，剩下40%归巫统。至于华人的选民虽不多，但一向以来希盟是靠华裔票胜出的，此次也因各种因素，变成华人选票会有些流失。

如果希盟（公正党）未有奇招致胜，它就可能陷入“骨牌效应”的冲击，因为当下的政治环境已大不相同，巫伊的联手已成定局，虽伊党不是起决定性作用（在2018年大选时，晏斗州议席也概括在林茂国席内，若以国席得票来算，国阵（巫统）以4364多数票压倒希盟候选人，而伊党在晏斗区只得751张票），如今它的支持者若倒向巫统也会起一些作用。

在一方面，我们看到巫伊联盟给希盟带来不同程度的回应，甚至是不协调的。比如林冠英形容此举是在“马来人大团结的旗帜下”针对非马来人而形成的向右转的保守政策，同时也宣告国阵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的终结。

林冠英的言论也引发国阵的全面反击而掀起口水战，但希盟的莱士耶丁（土团党）则要求行动党放低姿态，不要在马来选区过于高调。他认为指责纳吉贪污课题已非马来社会的主题。希盟的阿兹敏（公正党）则认为应提出新马来人经济政策和土著议程。此议得到土团党的慕斯打化（从巫统过档而来的前部长）的支持。

不过安华则认为不必过于重视巫伊合作下强调的宗教和种族课题，反而应将注意力集中在搞好经济。

安华显然是避重就轻，但他知道抓住马来选票是希盟执政的保证，不能冲撞马来人的情绪。

马哈迪首相比较坦诚巫伊的“结婚”是用种族主义和宗教主意绑架了政治，对希盟无疑是“雪上加霜”。

其实巫伊合作也是冲土团党而来，后者大量地收容巫统议员也让希盟其他成员党有所担忧；再加上土团党也决定向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进军，已显示出其未来的政治宏图不是只做一个较小的盟友，而是要向大格局前进。

因此马哈迪对巫统和伊党的看法是与其他希盟成员党有所不同。他是希望能够把这股势力纳入土团党。因此无需大声责骂“巫伊联盟”，因为他知道这个国家的三股势力是相互关系和相互交叉的，即巫统、伊斯兰党和公正党及后来的土团党有说不清的恩恩怨怨。

另一方面，伊斯兰党也在509后悟出一个道理，必须用宗教绑住巫统，让巫统可以认同伊党。如果说过去伊党加入国阵是为了分享政治权力，那么这次的合作就大不相同了。除了突显伊党的政治地位是在巫统之上或最低限度也是平起平坐外，更展示伊党的政治理念（以宗教带头）不是排斥非回教徒，也因此强力驳斥行动党倪可敏提出的“塔利班论”。

这个时期的伊党表现出其政治理性的意图是因为要让巫统接受两党的合作，进而也不会吓跑马华公会。

就伊党的经验，它过去都可以与行动党合作，为什么不可以与马华及国大党合作呢？如今它已视行动党为政敌，因而作了改弦易辙。这一回伊党不要屈居在叨陪末作的地位，过去与敦拉萨、东姑拉沙里及安华的合作总是殿后，无法翻转成为老大。如今只要伊党能抓住马来人及土著的支持，伊党“造王者”的地位就会梦想成真。因为它已经看到巫统内部的虚弱与矛盾，而且人才不断流失，非常有需要伊党助一臂之力。

不论政治未来的发展是巫统与土团党的大联盟，或伊党加入其中或伊党与公正党合作，或最终分成两个或三个阵营或成一个大联盟，它将取决于晏斗补选的结果。国阵正企望在此役中重新振作起来，并强化与伊党的合作，进而稳住马华与国大党的结盟；而希盟（公正党）也不能承受失败，只许胜不许败，否则后遗症接踵而来，包括闹矛盾和分裂（当下森州希盟20席，国阵16席）。因此这场补选将会成为政治的方向盘。

如果说两线制已离我们越来越远，新的政治势力又有待出现。我们又如何通过新政党新理念来宣扬非种族和非宗教的中庸政策，恐怕得再等下一个百年了。

刊登于2019年3月18日《光华日报》

慕加希：争议性的人物？

最近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位著名的宗教领袖的举动被回教界名士指责言行不一。他就是首相署部长慕加希尤索拉哇（Mujahid Yusof Rawa）。

慕加希生于1964年，现年55岁。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回教领袖尤索拉哇（Ustaf Yusof Rawa）。他的祖先来自印尼，而后定居在槟城（槟城乔治市有一个地区名叫甘榜拉哇就是他们家族的所在地）。尤索拉哇生于1923年的槟城亚齐街。当他在大英义学毕业后，便被其父亲阿杜拉诺丁（Haji Abdullah Mohd Noordin al-Rawa）送他到麦加瓦哈比大学深造。在考获宗教学位后，于战后回到槟城，继承他父亲的生意。1959年他参加了回教党。使他一夜成名的是在1969年的大选，他在吉打的哥打士打选区击败巫统的马哈迪（三日后，爆发“513”事件）。

当1972年回教党被邀加入联合政府时，尤索拉哇在1973年被派往联合国出任马国代表，翌年转任原产业副部长。1975年起，先后出任驻伊朗、土耳其及阿富汗大使。

1977年，回教党被开除出国阵，尤索拉哇其时还在伊朗，目睹伊朗国王王朝被推翻；而伊朗的什叶派领袖柯梅尼领导的宗教革命在1979年取得成功，这给尤索拉哇带来很大的冲击，也领悟到唯有通过宗教才能团结所有的回教徒。

但在这个时期，极为活跃在Abim（回教青年运动）的安华虽在理念上与回教党接近，但他不加入成为党主席。最后安华选择加入巫统（1981年），尤索拉哇责骂安华在回教党的背后捅上一刀。安华与回教党的关系此后陷入“冷战”。

1983年，尤索拉哇取代被认为领导无方的阿斯里（在1972年领导回教党加入联合政府，但在1977年被国阵开除）成为党主席。

1986年回教党参加选举，但仅保住1个国席，失去的丹州政权也拿不回，进一步激发尤索拉哇决心改革回教党。在党内效法伊朗设立“长老会”，他自任主席，后转给聂阿兹，此举旨在给党员及年轻一代灌输回教知识和为圣战进行斗争，政教合一的模式被引进来。

换句话说，此时的回教党拥有两个组织，一个是党中委，另一个是长老会。长老会则成为党的指导组织。尤索拉哇也因之被形容为政教合一的带路人，其他宗教派领袖也随之崛起，他们是聂阿兹、法兹诺及哈迪阿旺。

至于他的儿子慕加希也是一名宗教政治学者，拥有马大博士头衔。1999年他代表回教党出战马六甲野新国席，败下阵来；又在2004年败在打昔牛汝莪选区。过后他仍以回教党身份参加2008年及2013年的巴里文打国会大选而胜出。由于他在2008年建议党改为多元政党而与党主席哈迪阿旺失和（2010年，回教党正名为伊斯兰党）。

由于他在党内表现出中庸与温和的形象，又在2015年的党选中落选，造成一批“开明派”的领袖退出伊斯兰党另组诚信党，并加入希盟。2018年他在同一个选区胜出，过后被委为首相署部长。

评论人泰耶巴南指责慕加希在对待女同性恋者（LGHT）有歧视外，也丑化她们，同时他也不齿伊斯兰姐妹组织参加三八妇女节游行时，也为女同性恋者争取权益。评论人形容他为言行不一者，不尊重人权。首相马哈迪的女儿玛丽娜也不约而同炮轰慕加希和土团党的赛夫对妇女游行时为女同性恋者请明（承认她们的权利）作出指责。

此外，伊斯兰党雪州主席沙礼兴则指责副妇女家庭部长杨巧双拨款2万令吉予伊斯兰姐妹组织，并形容这个组织是异端团体，冒犯苏丹和州宗教局。

还有慕加希在3月13日接见印度伊斯兰宗教师扎基乃克也引起争议，一方面慕加希希望扎基将在世界各地传教的经验用来鼓励其他人继续致力于传教的活动，引导人类认识伊斯兰。

另一方面，捍卫自由律师团（LFL）执行主任拉蒂花（Laheefa Koya）（公正党人）则炮轰慕加希思想迂腐，可以重返伊党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原来印度籍的扎基乃克是一名争议性的伊斯兰传教士，被指经常发表极端言论挑起宗教情绪，也被指支持恐怖活动和洗黑钱的非法活动，在2016年离开印度，目前长住马来西亚。慕加希认为他没违反大马法律，就有权住在大马。

我们不知道慕加希如何解读正规的回教徒的诉求，也对他父亲将伊党引向宗教的道路表示费解。慕加希看来有必要为其父亲的宗教思维给予评价；也要对自己的宗教观有所检讨。如果诚信党走回伊党的道路，希盟的未来又怎样？

刊登于2019年3月18日《南洋商报》

一带一路与泛亚铁路

北马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

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拿督谢诗坚博士

在春节午餐会上讲话

31.01.2019

2012年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的翌年就大胆提出“一带一路”的创议，其目的是通过基建将欧亚洲及中东和非洲连贯起来，形成一个开放的世界。抑有进者，他在2017年成功修宪而不再限制党政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两届。他显然是比马哈迪更前卫地将历史拔转回去，成为毛泽东之后的另一位权威达顶的领袖。

就习近平来说，他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在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及印尼提出前所未有的复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廿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大胆的创议。继后整个构想就被简称为“一带一路”了。

他是继胡锦涛主席于2003年提出“和平崛起”十年后的另一个创举。为确保有关计划能被落实，习近平在2014年10月发起组织“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对此中国将会先出资400亿美元，在未来总资金提升到1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也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捐1000万美元给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除此之外，中国也宣布提供5000万人民币无偿援助给东盟国家；又提供30亿人民币给东盟不发达国家及提供200亿美元贷款给东南亚国家。

另一方面，金砖五国在2014年提出在7年内集资1千亿美元，由中国带头出资410亿美元成立“金砖国家银行”（冯亚著《一带一路》，2015年）。

在2015年时，习近平主席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希望一带一路能在未来十年内让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年贸额突破2.5万亿美元。

习近平相信在“四个全面”指引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及全面从严治党），在未来5年中国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也将超过5000亿美元，同时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

中国政府认为，从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和国内的经济需求来看，在新时期需要一个新的开放战略，这个战略可以用“一带一路”来概括。虽然它叫“一带一路”，但其范围与意义远远超出了过去的那种“带”“路”的概念，它是未来的一个开放的大战略，包括65个国家、44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63%。它整个的外贸及外资的流入每年增长分别是13.9%和6.5%，比全世界平均增长都快很多，预计未来十年内在“一带一路”的国家里，整个出口将会占世界的1/3。

根据中国的规划，“一带一路”涵盖五大走向。在“一带”的范畴内，其一从中国出发经中亚、俄罗斯到欧洲；其二从中国出发经中亚、西亚到波斯湾与地中海及其三从中国出发到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

至于在“一路”的范畴，其一是从中国出发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直至欧洲；其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由于基建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当下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银行等已不敷支撑世界的发展资金，再说这些组织都是由西方及日本所控制的。

根据世界银行计算，开发中国家每年在基础建设方面的资金需求为1兆美元，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单单在亚太地区到了2020年就需要8兆美元。但世界银行只能提供600亿美元贷款，亚洲开发银行更不能满足需求，也就需要中国筹集资金。以高铁为例，不仅新、马、泰和寮国已经开工。但在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的大选首次出现“政党轮替”的变天及马哈迪重返政治舞台后，整个“一带一路”的计划就出现变数。马哈迪于今年7月中访问中国前后，就已提出必须对数项大工程喊停，这些计划包括：

（一）东铁计划（ECRL），价值200亿美元，总长688公里的东海岸铁路项目。有关计划也已在2017年开工，据知已完成15%的工程。中国认为这是“一带一路”在境外的重大成果。为此中国宣布贷款550亿令吉来完成此计划，但马方估计总造价需约800亿令吉。有关计划是从巴生港一直延伸到彭亨关丹园（马中合作的开发项目），再到吉兰丹的道北。中国收取了3.25%的利息，但是在7年后才开始摊还贷款，总共20年。而在完工后的7年内，不收取利息。

（二）位于沙巴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工程（TSGP），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而由马政府作担保。有关计划是敷设两条海底通管，耗资94亿令吉（海底油管造价约10亿美元）。马方指出已付83亿令吉工程款项，却只完成13%的工程，其中是否涉及另外的事项，不得而知。

（三）位于马六甲和波德申通向北部吉打日得拉输油管道项目（MPP），造价53.5亿人民币也喊停。

马哈迪解释主要是因为马方的国债沉重，与其它国家没有关系。财政部披露，截至2017年12月31日，马政府负债总额外10873亿令吉（折合1.7427万亿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80.3%。因此政府必须缩减贷款，否则国家将会破产。

马哈迪首相是在官访中国期间（8月17日至21日）先后会见了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重申马方的困境。中国领导人并未就此事发表正式的评论，只是通过官方媒体发表温和的回应。毕竟中国十分重视马国在中美之间扮演的中立角色，而不是加入美国领导的反华合唱团。

马哈迪曾先后访问中国7次的重要人物（包括退休后的私访）否认他有反华的情绪；反之他说马来西亚很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市场。因此在其他重要计划上，马哈迪也只能作了调整而不是否定。

其中最关键的是，马方也针对马新两国兴建高铁的工程喊停。这座命名为“跨国轻快铁路系统”是于2015年由两国总理敲定，全长350公里，时速320公里，每天载客量为12万人次。如果能赶在2020年完成，马来西亚将成为除日本、法国、德国和中国外，另一个有高铁的东南亚国家。

马方计算，届时隆新往返之间只需90分钟。原本规划耗资500亿到740亿令吉，但新政府上台后，对此计划喊停，担心其造价恐怕高达1100亿令吉。

因为有契约在身，新加坡方面告知已开动工程约25%，马方因而需要作出赔偿，最后敲定为4千余万令吉。新加坡基于双方友好关系，也就不斤斤计较了。对此马哈迪说，不是取消而是押后。至于要押后到什么时候仍未宣布。

当然马方也因之不会得罪日本，因为日本是最具资格与中国竞标者，这也省了马哈迪左右为难的大事。

也因为马哈迪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令人刮目相看，就在访华后对他重提30余年前的“向东学习”作了调整。这一回也包括向中国学习，过去是向日本和韩国学习。

令人意外的是，马哈迪在访华前一个月突然接受台湾媒体《ET Today》主持人黄宝慧的访问时（2018年8月1日），高调重提他在23年前提过的“泛亚铁路”。1995年12月，马哈迪在东盟第五届首脑会议上提出修建一条超越湄公河流域范围，从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经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到中国的“泛亚铁路”，结果立即获得东盟首脑和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关计划预计30年内完成，估计投资额超过20亿美元，中国计划投资128亿人民币。

到了1999年9月，东盟在河内举行的交通部长会议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按照马哈迪的解释，“泛亚铁路”有三条通道，其一是“东线方案”，由昆明、河内、胡志明市、金边、曼谷、吉隆坡到新加坡，全长5450公里。其二是“中线方案”，由昆明、大理、临沂、尚勇、万象、曼谷、吉隆坡到新加坡，全长3900公里。其三是“西线方案”，由昆明、瑞龙、仰光、曼谷、吉隆坡到新加坡，全长4760公里。

无论哪一条线都是从昆明到新加坡，而昆明再延伸到苏联、欧洲及中东和非洲国家。如此庞大和复杂的铁路系统也难以规划。这之中也涉及各国国情之不同，比如泰国就将曼谷到清迈的高铁交由日本承建，中国则负责从曼谷到其它地方的高铁。还有寮国也因经济问题，工程进展缓慢等。

此外，各国的铁轨有不同的标准，衔接方面有其困难。例如有1000毫米窄轨（东南亚国家使用）、1435毫米宽标准轨距（欧亚国家使用）、1520毫米宽阔轨（俄罗斯）及1676毫米宽阔轨（印巴使用）。在多数国家不变轨下，就需要建转轨设施。至于韩国与日本间的海上运输就更费周章了。

为此马哈迪说，在2013年时，已退休的他曾呈函习近平，请他启动“泛亚铁路”。后来习近平也在同一年提出“一带一路”创议，就将泛亚铁路计划概括在内。

不过马哈迪认为，除了加强海上丝路外，也要使用更大更好的火车，便可加强东南亚与中国、欧洲和中亚的交往。

针对马哈迪的言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说，若悬而未决的新隆高铁及东铁一日不解决，中国和新加坡又如何再投入其它铁路计划？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习近平弃“泛亚铁路”，而是用“一带一路”将泛亚铁路涵盖在其中。如果相关国家都十分重视泛亚铁路和一带一路的重要作用，那么隆新高铁的开工也是迫切的。也只有隆新高铁有了着落，整个泛亚铁路及一带一路才能活起来和动起来。如果因政治因素拖累施工，那一带一路也好，泛亚铁路也好，都是无法惠及相关的国家和人民。因此任何大工程的变动；尤其是国际性的项目必须十分谨慎，也无需单方面作出决定。唯有集思广益，才能达致双赢的局面。

伊斯兰党，新的造王者？

在2018年509大选后，伊斯兰党只胜出18个国席，离开它相信至少拥有40席的目标少了一半有余。虽然他在吉兰丹和登嘉楼拥有州执政权，也在吉打州威胁希盟的执政地位，但它不得不保持沉默，静观政局的变化。其中最大原因是巫统国州议员在大选后掀起退党潮，但没有一个选择加入伊斯兰党，而是走向希盟的土团党。再加上东马沙巴的民兴党及砂拉越的政党联盟已和国阵没有关系。

在这样的变动时刻，伊斯兰党却凭着它既有的民间势力，扶巫统一把，让后者能在沮丧期中来一个翻转。结果在伊党不参与金马仑国席补选下，巫统（国阵）赢回了这议席。

这意味着即使伊党议席不多，但有足够的筹码与希盟的土团党“谈判”士毛月州补选的行情。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在选前拜会土团党灵魂人物马哈迪首相，也间接地提出一些条件作为对土团党候选人的支持。后来马哈迪有透露伊党同意保持“中立”，不公开支持巫统候选人，但要求参与联邦政府事务。这等于伊党准备被纳入联合政府中，但此等大事马哈迪也作不了主。结果在模棱两可下，伊党倾向巫统。后者也就取得胜利。这一回，伊党表现出它是真正的造王者，因为它以少制多，左右了补选的成绩。

就在士毛月补选失败后，巫统与伊党就宣布将进行“政治联姻”，进一步刺激希盟中的马来政党。下来巫统代主席哈山又宣布巫统有意与伊党在四州组成联合政府，即彭亨、玻璃市、登嘉楼与吉兰丹（前两州由巫统执政；后两州则由伊党执政）。

与此同时，巫统及伊党也把注意力移向吉打和吡叻，因为这两州的希盟与国阵之间席位相差不多，随时会因议员跳槽而“变天”。

另一方面，在补选失败后，担任希盟吉兰丹行动委员会主席的阿兹敏除了承诺强化土著议程外，也允应吉兰丹的要求，增加发给石油税，同时保证中央关照吉兰丹的发展。

这意味着，伊党得在希盟与国阵之间作出选择。如果要加入联邦政府就要放弃与巫统的合作。

不论伊党最终是靠向希盟或国阵，它都是赢家。因为在此时此刻显露了伊党的不可或缺。

为此，在第一时间民主行动党的名嘴倪可敏就指责伊巫合作将制造种族对立。一旦执政，人民的生活就如同塔利班执政阿富汗时那样痛苦，走上不归路。

他的评论获得社青团团长李存孝的附和。他说，伊党思维狭隘与极端，经常对理念不同的一方冠上“异教徒”（Kafir）之名，而行动党则被标签须与之交战的异教徒。

另一方面，行动党柔佛宣传秘书谢奥马（Sheikh Umar）则不认可倪可敏的“塔利班论”，他说巫伊两党合作并无违反民主，反而还是两党的权利。

首相马哈迪说，伊巫联姻是它们的权利，但这是试图区分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对多元种族的国家非常不好。

前首相纳吉则认为倪可敏的言论带有宗教与种族味道，应停止玩弄种族煽动言论。

与此同时，伊党宗教教师理事会宣传主任凯鲁丁（Khairuddin）指责倪可敏的“塔利班论”存有恶意。他形容倪可敏的言论反映出行动党十分害怕以伊斯兰和马来人名义的政治结合。

为了展示伊党不是极端主义者，伊党副主席伊斯干达沙末（Iskandar Samad）说，伊党和非穆斯林站在一起，反而是行动党如同国大党主席维尼斯瓦兰所说的，持有双重标准，为何只有行动党才可以和伊党合作？

到底什么是“塔利班”？我们有必要简单介绍，才能了解其历史典故。

塔利班（Taliban）原意是伊斯兰教的学生，在1994年崛起，初时只有800人，但在1996年后，这个组织在美国和沙地阿拉伯的支持下，快速地发展，且夺得阿富汗执政权。

塔利班在当政时期（1996-2001），许多倒行逆施的政策令人不寒而栗，妇女简直没有社会地位。其中最令人不齿的是禁止女子受教育，所有的娱乐活动一律被禁，包括音乐、电视、录像、扑克牌、风筝和体育活动等。更甚者，在2001年3月（911事件之前），塔利班政府不理联合国的反对，硬将位于巴米扬的两大尊千年佛像炸毁。

可是在美国于同年12月铲平塔利班政权后，这批极端分子向各地匿藏，也在2006年东山再起，并夺回阿富汗南部的土地，与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对峙，因而有了五次的国际谈判，但仍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是想在签和约后，从阿富汗全面撤军。

至于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党是在1983年由尤索拉哇（首相署部长姆加希的父亲）出任党主席后开始重视宗教在政治的重要性，因而设立了回教长老会，由聂阿兹担任主席，开始了伊党的宗教化运动。

当1990年伊党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后，改由法兹诺领导，他继续鼓吹政治宗教化，因为他认为伊党的胜利是走宗教路线所致的。直到2002年换上哈迪阿旺接班后，他依然萧规曹随前任者的路线。

虽然在保守派的推动和支持下，伊党在2015年走向孤军作战之路，但若与塔利班相比，则远远不及。因此形容伊党走塔利班路线是言过其实的。但伊党不时借宗教及种族之名行狭隘的路线，也是与多元社会背道而驰的。这方面巫统扮演的抑制性角色是十分必要的。

无论如何，伊党都得尊重这个国家的多元性，既不能用宗教治国，更不能以种族治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必须警惕有人假借“民族主义”之名，行“民粹主义”之实。即声称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反对敌对派的存在，进而形成一个对峙的假想敌，这是完全不可取的。

刊登于2019年3月14日《东方日报》

马华公会进退维谷

这乃是预料中事，马华终于在3月4日与国大党的联席会议上宣布组织新联盟。因为国阵已告变质，也乖离多元初衷，所以必须推动解散或重组国阵。

隔天（3月5日），巫统和伊斯兰党也宣布“政治结婚”。虽然它们不是寻求合并，但“结盟”已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由于较早前已有传言指说巫伊合作呼之欲出，也引起马华的关注与不满。因此在此暧昧时刻，马华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抉择，否则更难向华社交待。国阵秘书长纳兹里则发出揶揄之声：“要走请便”。

不过巫统代主席莫哈末哈山不认为马华与国大党会脱离国阵。

果然不出所料，巫统及国大党在国阵会议上不赞同解散国阵。马华也只好将这样的结果带到3月17日的马华理事会上讨论。

就历史而言，马华和巫统的关系是切不断的，也是因为有了马华的牵头才成功促成联盟的诞生。

其情况是这样的：在1951年，当年拿督翁愤而离开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与巫统对抗。这位英政府宠幸的人物，也在英殖民时期身价非凡，除任内政部长外，也是独立前呼风唤雨的人物。

在初时，陈祯禄领导的马华公会原本是支持拿督翁的，而非巫统。同样的，那时的急进党（1951年成立）领导人林苍祐也是靠向独立党的。但偏偏拿督翁就不认为在雪州的李孝式（李裕隆的父亲）有大作为，除了邀请陈祯禄主持独立党开幕典礼外，也有其他马华元老，如杨旭龄（杨邦孝的父亲）与邱懿德参与且被选为党理事。反而李孝式是不请自来的“嘉宾”，坐在后面。在不服气下，李孝式就私下找巫统吉隆坡区部负责人耶哈耶合作，共同参加1952年的隆市议会选举，由马华出资，双方各派出6名候选人。结果马华胜了6席，巫统胜了3席，独立党只胜2席，另一席归独立人士。

此风一开，整个政局起了巨大的变化。采取主动的马华触动了巫统的情绪，双方也就越走越近，直到1954年促成马华倒向巫统，并与国大党结成“联盟”。

当年之所以急于求成“联盟”，主要是为了应对1955年的普选。另一方面，拿督翁也鼓足干劲，在1954年另组“国家党”，以取代独立党，和联盟分庭抗礼。

料想不到的是，陈祯禄也在那一年成功拉拢林苍祐过档马华，同时又获得国大党的支持，联盟因而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拿督翁的国家党兵败如山倒。

东姑在胜利后，出任马来亚首席部长。虽没有忘记马华的“功劳”，但不等于权力操在马华手中，恰恰相反，在1955年普选后，巫统已崛起成为政坛老大，控制自治邦的行政权力，也带领国家走向独立（1957年8月31日）。

这个时期，马华内部也酝酿改革和求变。结果是林苍祐在1958年荣任马华第二任总会长。

遗憾的是，林苍祐的改革功败垂成，也把本身给“卖掉”了（他被东姑排斥，不能成为1959年的选举候选人，也不能染指对候选人的甄选）。直到1961年他重返政坛时，已是物是人非。他在马华的地位也已被陈修信所取代了。

及后，马华在联盟内未享受到平等的地位，亦在政府内的代表性也不强，同时在诸多重要事项上无法争取到应有的权益。久而久之，民间对马华的期望也只能适可而止。教育问题、公民权问题、经济问题乃至贸易工业发展方面也受制于新经济政策。在这方面，马华从来没有想到如何突破困局，也只能做出无伤大雅的抗议。举例来说，在1969年的大选后，马华因只拥有13名国会议员（参加33席），与行动党相同席位，认为华社不支持马华，决定不加入内阁当部长。

可是当“513”事件后，马华又改变初衷加入内阁。虽说当年是华社的普遍想法，但马华在巫统眼中变成“半生不死”的政党（巫统署理主席敦伊斯迈副首相评语）。即使马华有反驳，也得不到对方的歉意。

进入千禧年后，马华为刺激华社的居安思危意识，竞想出怪招自我矮化。例如马华在2013年大选前通过议案：如果马华的国州议席不能如同2008年的15国和31州席的话，马华绝不入阁。结果过于自负，马华只剩7国11州，自然不能食言，也就被排在内阁外。

马华这种低下的策略是以为仍像七十年代那样，不能没有马华参与其中。结果证明华社不再重视马华入不入阁。只有在2015年后，马华才通过大会议决重回内阁，而不是应巫统之邀请和华社之呼吁。

2018年的509，在一夜之间把马华冲得无影无踪，几遭没顶，只剩下1国2州席。真没想到，马华也会有沉船的一天。

不用置疑，国阵倒了，巫统也倒了，马华及国大党更被带去荷兰。

在这样的恶劣时局下，马华所能做的已是不多。即使想退出国阵却倒回来要求巫统退出国阵或改掉国阵，有些本末倒置。

可是伤痕累累的巫统已无暇顾及马华的感受，也正忙于救活巫统。如今经过两次补选巫统扳回两局后，士气开始高涨，而且公然和公开地表明将组成伊巫联盟。这是现实使然，马华也动摇不了的。

最后的结论应该是国阵回到联盟的时代，但巫统多了一个合作对象，即在马来社会与伊党全面合作。这样的方程式曾被东姑拉沙里用过。魏家祥会同意留在国阵寻求改革吗？当下他是陷入进退维谷中。

刊登于2019年3月11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