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不是包罗万象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但能够透彻理解的又有多少人呢？我也曾私下问过不少朋友，他们多是一知半解，甚至归类为政府对政府的计划，老百姓无需过问也不必伤脑筋。

不过，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一带一路的阐述（从2013年开始策划，到了今年（2019年）已是步入第6年了）。他的构思是发展“三个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即是大陆桥：（一）从中国出发到中亚、俄罗斯和欧洲；（二）从中国出发经中亚、西亚到波斯湾与地中海；（三）从中国出发到东南亚、南亚及印度洋。

至于“两条路”是指“海上丝绸之路”：（一）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中国海经马六甲海峡再到印度洋，延伸直至欧洲；（二）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这显示出，一带一路的连线与贯穿皆以中国为中心，用意在于首次掌握话语权，以证明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已有足够的条件跻身世界舞台的中央之一，在某些重要事项上拥有参与乃至决策权。当胡锦涛主席在2003年大胆提出中国已和平崛起，并将与世界共谋和平发展时，并没有引起美国太大的震撼，只是观察中国到底要做什么？在阻力不是很大下，中国只用10年的时间，也即是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以古鉴今，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提出了振兴一个新中国和缔造一个世界新秩序，不再是一切以美国马首是瞻的世界了。于是“一带一路”出台了。

为了不说空话，中国政府提出成立“丝路基金”，由中国先出资400亿美元组成；并成立规模更大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也是中国先出资400亿美元，而在其它各国加入后，资金可达1000亿美元。此外，习近平主席也推动“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及巴西）在组建金砖发展银行时，也能关注周边国家加入一带一路的工程时获得融资推动。

按照习主席的规划，一带一路的基建工程主要涵盖公路、桥梁、铁路、高铁、港口与机场的建设，全属大块头计划。最终中国可能将动用9000亿美元作为融资之用。

就在习近平主席绘制一个21世纪大蓝图时，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及《东盟聚焦》（Asean Focus）编辑邓秀珉（马来西亚）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薛力的访问时，先是认同中国大搞基建工程；尤其是提供亚洲及非洲国家的融资便利，这是其它国家和组织不会做的。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亚洲开发银行都不会提供贷款，因为相关的工程被认为尚不是很有必要，而且也未必获利。因此中国成了当下的最大融资家，因为再没有第二个融资者，这是“一带一路”的优点。

在回答另一项重要的问题时，邓秀珉这样说：“在一带一路提出后，我们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在亚太地区中国是第一，而不是美国。不仅在经济方面，而是在所有方面。在下一个10年，中国仍将是第一。因为能结合许多活动、生活和发展，并提供便利的只有中国，所以其排名还是高于美国。对此而言，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基建计划，其总体形象还是正面的（Positive）。”

可是邓秀珉也不明白为何“一带一路”提出后，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与一带一路扯上关系；甚至连中国向缅甸出口农产品都和一带一路拉上关系。原本南中国海的争议也并非起于一带一路，但现在已和一带一路不分不离了（中国社科院世政所，2018年11月7日）。

我个人在最近的调查中也发现几乎相关于海外中华文化的事项都归为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还有在2014年后，有关一带一路的书籍也充斥市场，有重复的，也有空想的，更有硬套的，似乎没有一带一路，中国就发展不下去了，似乎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无带不路”了？事实是这样吗？鲁迅不是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吗？今天的中国是可以开创一个新愿景和新道路，不必走过去的路。所以我的看法是对一带一路的宣传和口号乃至新战略不妨作出检讨，实事求是。习近平主席在今年4月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不是不再重提两个中国梦吗？而将它散发到其他国家，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不让特朗普总统有借口用尽全力对付中国。这就是最高的“战略”：“不战而屈人之兵”。

另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菲利普•斯蒂芬斯接受中国社科院的薛力在伦敦的专访时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宏大战略，我们现在不得不接受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坦率地说，大多数英国人不知道一带一路是什么？大部分英国人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框架，涵盖了中国所做的一切，而不会把它当成特定的项目。

“我认为一带一路不仅仅是表达中国已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而且是全球性大国。如果一带一路是个大战略，它应具备持续性。这个战略可能持续一个世纪，中国希望21世纪的大国多聚焦亚欧大陆，因为这两个大洲占有全球陆地的70%、矿产资源的70%及人口的70%。”

如果中国能把21世纪转成亚洲的世纪，让欧洲和美洲向东看齐，就意味着世界格局开始变了”（中国社科院薛力对菲利浦的专访，2018年11月27日）。正如《泰晤士报》前总编辑威廉·莫格（William Reesmagg）所说，18和19世纪是英国的，20世纪是美国的，而21世纪则是属于中国的。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白天说：“6年以来，已有124个国家和29个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与这些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6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8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20万个就业机会。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但成果惠及世界。”（中国驻马大使馆，2019年4月23日）

对此，我国首相马哈迪也认同“一带一路”将推动东南亚与中国的贸易更大往来，马来西亚也期待扮演枢纽的角色；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对马来西亚更是重要。

或者一带一路的重要点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它将对65个国家产生效用，惠及全球44亿人口（相等于77亿世界人口的2/3）。在经济上也将占有40%（超过27兆美元），面积涵盖欧洲、亚洲且辐射至非洲。

习近平进一步说，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也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让世界人民更加了解在基建有成后，一带一路将如何让各行各业，各个方面从中受惠。这一愿景就今天来说，是要天天讲，月月讲乃至年年讲，不然老百姓又如何洞悉习近平的新世界观的终极目标？

更重要的是，中国要让全世界知道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让欧美国家也劝特朗普收手，不要搞到两败俱伤。

（本文部分内容取自作者于2019年6月21日应北马中资企业协会之邀，在论坛上发表的演讲。作者也是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的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刊登于2019年6月29日《东方日报》

从安华到阿兹敏

最近马来西亚政坛又出现扑朔迷离的案件，而且与20年前的事件有些相似。事件看来并不复杂，却又蕴藏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

由于近期涉及的人物与公正党有关，人们也就特别关心这个党会否因为所谓不雅短片视频的疯传而闹分裂？

在未有任何结论之前，我们倒可以回顾在21年前（1998年）发生在安华身上的案件。先是身为首相的马哈迪给安华两个选择：（1）辞卸副首相职转任驻外大使；（2）面对被开除党政职的厄运，然后被控上法庭。

在这个过程中，安华选择抗命，准备面对坐牢及身败名裂的后果。换句话说，他与马哈迪对着干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烈火莫熄”运动开始了。由于他们是巫统的第一及第二号人物，也就被当成是巫统的政治斗争和较量。

在马哈迪的回忆录中这样说：“在1993年时，全国总警长韩聂夫告知我安华涉及同性恋行为，我想这不会是真的，也就没建议警方采取任何行动。4年后（1997年），我收到一本题为《为什么安华不能当首相的50个理由》的书籍，作者是马来西亚《前锋报》的编辑卡立嘉菲里。我没有读，但有关安华的谣言仍不断流传。”

这本书是被人置放在巫统大会的代表座位上，对安华产生极大的影响。虽然安华采取法律行动取得胜诉，但作者后来逝世，赔偿金也就不了了之，伤害也已经造成。

马哈迪又说：“在1997年，我收到一名叫乌米哈菲达阿里的信件，内容具体地指控安华涉及肛交，这位告密者就是时任安华政治秘书的阿兹敏的胞妹。一个月后，乌米撤回指控，但新任总警长拉欣诺在1998年将证据包括照片交给我。我后来见了相关的证人。面对这些来自警方的资料和我亲自面谈的结果，我觉得我应该有所行动。”

在这之后，就是安华命运的大转折，他在1998年9月20日被捕后，就未被保释，直到4月被判罪名成立，入狱6年。

与此同时，安华也授意其夫人旺阿兹莎在4月成立国民公正党，且在5月与伊斯兰党及行动党达成合作协议，成立“替代阵线”，直扑马哈迪领导的国阵。

在1999年的11月大选中，公正党及行动党的成绩差强人意，只有伊斯兰党一枝独秀，夺下27个国席，也执政吉兰丹和登嘉楼。虽然马哈迪领导的巫统受挫，但国阵还是以2/3多数席执政中央。

这一回合的交锋，安华算是失败了。但在2004年大选后，新任首相阿都拉在大选中领导国阵狂胜。此时在巫统看来，虽然马哈迪已在2003年退休，但安华大势已去。又巧逢安华上诉得直，滥权罪名不成立，也就被提早释放（2004年8月）。

出狱之后，安华发现政局已有较大的改变，也就审时度势伺机出击。他认定2008年的大选对反对党是个大好机会，力促行动党与伊斯兰党暂时放下成见（2001年行动党因与伊党政见失和，退出替代阵线），即使不表明合作，也不抽后腿和演变成三角战。

安华这一绝招也真的震撼了国阵，三党组成的“反对党阵线”夺得了吉打、槟城、吡叻、雪兰莪及吉兰丹州政权，且国会议席也跃增至82席，两线制浮出台面。为担心生变，安华马上组成“人民联盟”（简称民联）。虽然安华身边的亲信已多人离开，包括詹德拉慕斯扎华、玛丽娜尤索、依占等，只剩下阿兹敏及曼梳不离不弃；尤其是阿兹敏被视为是安华的死党，即使其妹乌米与安华有解不开的宿怨，安华仍视阿兹敏为最密切的“同志加兄弟”。

未想安华与阿兹敏的裂痕公开化始于2013年的大选后。当时阿兹敏力图取代卡立成为新的雪州州务大臣，不过安华另有算盘。在与加影区州议员李景杰商议后，后者同意辞职，由安华参加补选，以便胜出后担任州务大臣。讵料国阵担心安华布阵成功，也就加快审理安华第二次鸡奸的上诉案。结果被判罪名成立，安华已不能参加补选，不得已改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上阵，并希望其夫人能出任新州务大臣。

可惜获胜的旺阿兹莎未被雪苏丹选中，反而是阿兹敏拔了头筹，在党内的势力也坐大了。

很显然的，阿兹敏把雪州当成他的大本营。在2018年希盟狂胜后，阿兹敏也排好他的班子；更进一步，他被马哈迪相中调入中央，成为首相身边的红人。身为中央经济事务部长的阿兹敏，也被形容是马哈迪的亲信。事实上，早在20多年前，是马哈迪把阿兹敏推荐给安华当秘书。因此阿兹敏在“效忠”安华的同时，也“效忠”马哈迪，甚至有人称他们为一对“政治父子”。

虽然安华已在2018年通过补选成为国会议员，但他未获入阁，也就与政府隔一层关系。最近市面的传言又起，指安华未必接班，可能中途有变。

就在这个时候，市面突然传出一段视频，指说“两个男人在床上”，一位承认自己是其中一人，他就是来自砂拉越山都望的公青团团长哈兹阿兹，原任原产部副部长三苏的高级机要秘书；而另人则谣传似阿兹敏。

不过马哈迪力挺阿兹敏，不相信短片属实，也不认为阿兹敏需要告假。

此时安华的政治秘书法哈斯却认为阿兹敏可以起诉哈兹，警方则需要尽快结束调查。法哈斯也是公正党吡州主席。

另一方面，公正党的政治局成员佐哈里指说他有收到一本手稿书，取名为《安华为何不能出任第八任首相》，作者疑为雅耶法斯迈（70岁），对方要求安华付出40万令吉买下版权。他已就此事向警方报案。这种事件又让人想起昔日安华面对的问题。

其实安华与阿兹敏关系的变化已有5年之久；尤其是在2018年的党选，由拉菲兹挑战阿兹敏更被视为亲安华派与亲阿兹敏派之争，结果阿兹敏压倒拉菲兹。但因权力掌控在安华手上，阿兹敏也就不可能在党内排斥安华。因此，党选过后公正党已明显分成两派在明争暗斗。

今天在公正党内发生“出书敲诈”和“性片丑闻”的事件，已严重地损坏公正党名声。如果因相关的事导致公正党分裂，不仅是公正党的不幸，也是希盟的不幸。

安华本身用20年时间顶过“鸡奸”案件造成的伤害，那么阿兹敏要用什么方法化解“危机”？也就会决定不止是阿兹敏的政运，更是决定公正党的未来和希盟的前景。因此各方都不能掉以轻心。别让“罗生门”的事件搞得一塌糊涂。

刊登于2019年6月24日《光华日报》

蔡英文借特朗普翻身？

继香港民众于6月9日及16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以抗议“罪犯条例”的修改后，现在是轮到台湾的政治进入白热化。

香港人反对的是“罪犯条例”的修改，担心这一项条文加在将来港民“若被认为涉嫌犯事”，将会被押回大陆受审。目前的条例是把香港、澳门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部分，因此未有引渡条文。

但因为涉及每一个人的“人权与自由”，也就激发年青一代走向街头，而且群众从100万到200万之众，场面几乎不受控制。如果我们仔细玩味一下，这与“港独”的口号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有共同效应，港人的运动也触发台湾民间趁势高喊不要“一国两制”，而且以香港为例，证明“一国两制”是失败的。

所谓的“一国两制”就是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在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作出的建议，并会将以香港回归作为先例，让台湾人看看“一国两制”是如何运作的。虽然这是一个新的尝试，但台府从一开始就拒绝和反对“一国两制”。历史就因为阴差阳错把这两个实体合在一起了。

1949年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继续当“中华民国”的总统。他一生中只承认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他的梦想是反攻大陆。

当蒋介石于1975年病逝，由其儿子蒋经国接班后，他依然坚持一中的立场。只是在反攻大陆幻灭后，他转而在台湾推行民主、自由和开放政策。解除戒严、推动民主选举和结社与言论自由等，包括允许组织政党（民进党就是在1986年成立的，主张台独），目的是要证明台湾的“中华民国”走的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的政治制度和路线。他更希望能以台湾的模式引进大陆，这当然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当美国总统尼克逊在1972年应毛泽东主席访问北京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在上海公报中也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为国际形势在70年代开始转变，美国在1971年就让联合国通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一员。台湾的“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中已不具备“独立的主权国家”，一切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

当“本土人”李登辉于1988年取代逝世的蒋经国成为台湾总统后，他便逐步地抛开蒋氏父子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在有意无意间偏向台独，只是当初没那么明显，直到1996年启开总统民选，李登辉在连任后，开始走自己的路线，也与民进党的陈水扁越走越近。到了2000年选举总统时（四年一任），李陈之间的暗渡陈仓，终于击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连战（取代任期已满的李登辉），为台独铺路。

民进党除了不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外，陈水扁有时也发奇想提出“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国”的论调。不管这样做是否“冒犯”美国承认一中的政策，也未受到惩罚。

老实说，在尼克逊之后的历任美国总统都遵守和维持“上海公报”的精神，除了共和党的里根与小布斯的思想比较保守外，其他的总统如福特、卡特、老布斯、克林顿及奥巴马等都与中国维持较友好的关系。

但是来到特朗普于2017年登台后，他就一反常态，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不再是战略伙伴。因为他的高傲性格影响他必须保住美国永远领先的优势，绝不容许另一个崛起的国家与之较量。他将此怪罪前几任总统的软弱与放纵，让中国从中坐大，以致美国在外交上有时还得吃亏。

因此一场激烈火爆的贸易战在2018年的下半年开打，再延伸至科技战和间谍战，进而让美国议员排斥“孔子学院”，迫使一些孔子学院在美欧国家的大学内关闭。

如今借港人的示威和台湾民众又再对蔡英文恢复支持下，美国又打出了“港独”和“台独”牌，同时不忘到处破坏“一带一路”。

这也是为什么今届的台湾总统选举特别热闹，本来推出韩国瑜及郭台铭对美国是有助稳住局面的，不让中国插足而入。但如今蔡英文从港人身上找回“人气”。特朗普也就得扶住蔡英文，他需要的是一位顽强与中国对着干的总统，蔡英文就是合适的“女汉子”。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要将“战线扩大”，目的是迫使习近平主席应接不暇，最终不得不向美国妥协或和解。但特朗普的乱箭真能神奇地射中每一个焦点吗？最重要的是，他能攥改“上海公报”吗？他能一揽天下吗？他能促成“台独”和“港独”吗？最后关键的是：他能蝉联美国总统吗？

正当国际形势正在变化的时刻，台湾的总统候选人也借港人大示威改了调子。不论是蓝绿营，一起反对“一国两制”就不知道有人敢搞台独吗？

刊登于2019年6月24日《南洋商报》

特首下台：治标不治本？

香港的群众示威反对修改逃犯条例（反送中）从6月12日的百万人大游行到6月16日的140万人（有说200万人）（警方估计有33.8万人参加）最大游行，在在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危急性。这也许是港府始料未及的后果；同样也出乎中央的意料之外，竟因一项修改条例就造成排山倒海而来的失控局面，任谁也不可置信。即使特首林郑月娥在6月16日通过电视向广大香港市民做出道歉，并宣布暂缓修例也不能平息愤怒。示威者在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发动下仍不收手，坚持特首收回在12日形容在中环一带的示威形同“暴动”的字眼，更要她鞠躬下台。

有评论界认为林郑月娥将会成为“代罪羔羊”而下台，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林郑月娥当不当特首，而是接手的人能消除争议吗？是否换了领导，市民就不再有抗议了？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尽管刚被释放出来的学运领导黄之锋毫不讳言要打倒林郑月娥，但他没有讲述他们的下一个行动是什么？就此而言，港府与民阵抗争的立场和方案就成为港民的焦点（他们会接受哪一方的论述？将成为香港未来的指引，但港独是不可能的）。

虽然港人抗争与示威并非始于回归之后，而是在回归之前就有发生。例如在1925年6月，广州及香港工人大罢工，25万人卷入，历时4个月。1956年，右派双十暴乱，酿60人死，200余人受伤。1967年5月，香港左派组织领导工人罢工，引入“文化大革命”造反斗争，直至年底才平息，但并没有危及英方主权的存在。

即便中国在解放后（1949年）已有权力接收香港，但毛泽东不急，他要保留香港成为英殖民地的同时，又成为中国的经济桥头堡。因此只有到了80年代，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才与英国达成协议，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规定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

为安民心，中国推出了“一国两制”，香港五十年不变。换句话说，香港保留其资本主义制度，就有了本身的基本法（宪法），也有本身的政府结构和立法议会。

在中央的承诺下，港民初时以观察的心态看待一国两制，但还是不希望中央干涉的权力。例如港民争取在2017年直选特首，而在2016年直选议员，但不为中国人大所通过，认为必须要循序渐进，主张保留选举人制度，由他们挑选议员候选人或特首候选人，然后才由选民选出。这种隔一层的选举被港人认为不民主也不自由。他们所要的是由政党直接提名候选人参选，而由选民直接选出，不要有所谓“选举人的存在造成干扰”。

所谓选举人是基本法所规定的。这部“宪法”是由人大通过而不能被港民随意改变，即使政治人物或政党提出修宪，也不得要领。

在选举条例下，先由主导单位按照各区及行业比例选出“选举人”。最初有400名，后来增至800名，再后来增至1200名。这批“选举人”的作用是把关，对有意参加选举的候选人进行筛选。凡被认为有港独倾向的或反华立场的，可被拒绝成为候选人。这是由于在2016年时选出一批年轻立法议员，在就职礼上不按基本法行事，而是借故展示港独立场和香港不属中国的。后来这些议员在法院判决下失去议员资格，人大也意识到若特首是直选的话，选出来的特首与中央唱反调可就麻烦大了。因此中央对直选还是有所保留，也更严格审查候选人背景。

因为中央留有一手，港人的任何不满与诉求也就被压下，一旦有机会，他们便会爆发出来。

例如在2003年时，在1997年当选特首的董建华在连任后（可任两届共10年），准备在立法议会提出第23条国安法，允许警务人员进入嫌犯住家进行搜查。港人认为此条文冒犯和冲撞港人的自由与人权，结果有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在民情沸腾下，董建华宣布暂缓通过第23条国安法。两年后，即2005年，董建华提早卸职，改由典型的技术官僚“精英”（公务员心态）曾荫权当特首。

曾荫权是为“服从型”的公务员特首，他的出身成为中央接受的重要条件。既不会寄以过大期望，只希望他的“安分守己”有助安定局面。讵料他瞒天过海，犯上贪污受贿罪犯刑，终于失去一世英名。

当曾荫权在2012年期满后，由梁振英出任特首。他原本不是公务员出身而是专业人士。在没有大建树下也不想过于得罪港民。因此当2014年由戴耀廷等人发动“雨伞运动”，虽然历时79天也未发生流血事件，只是“占中”领导人后来也被判刑。至于较早前的旺角发生的暴动事件，也在场面控制下，将肇事者控上法庭。

雨伞行动是要求直选特首和议员，但因为权力操在人大手上，港民的示威起不了大作用。

后来梁振英因家庭事故不在2017年寻求蝉联当特首外，另一重要因素指他是支持港独，也就不得而知了。

当2017年再轮到公务员出身的林郑月娥接替梁振英上位后，这位外表温婉讲话有序的女特首初时被视为是可以被接受的领导人。因为她既有董建华的形象，又有陈方安生的智睿，也被寄以厚望。

可是由于中美发生贸易战，两岸关系又陷低潮，再增加了港人对一国两制渐失信心之际，提出逃犯条例的修改就忽视了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决定，这是林郑月娥的失误。

在上个月就有一位在美国波士顿留学的港生许颖婷就大声说她是来香港，而不是来自中国。这种将香港和中国区分开来的思想，便是港独的心理在作崇。有关的新闻经《华盛顿邮报》报道出来后，成为热门的课题，反映出这个特区的民心已有所转变。可惜未成为特首重视的诱因。

当然林郑月娥在掌权后，她有需要对不完善的条例做出修补。刚巧在去年发生一对香港男女到台湾后，女的被杀害而男的则潜回香港。因为没有引渡法（中国把香港和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不存在引渡条例），这位男士只被判刑29个月（罪名是洗黑钱，不是谋杀）。

后来受害者的母亲出面要求修例，还其女儿一个公道，才有港府的修例动议，以便可将嫌犯引渡受审。

可是港府在事先未大张声势地将此事进行公开讨论，只在小范围内与亲中议员和中方组织进行商讨，自然引起香港及专业人士及知识份子借机探测民众心意。未想一场为堵住修例（修例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港民担心将来中方会因各种理由引用此条例将港民押回中国受审）的示威竟然演变成一浪高过一浪的“反送中”大件事。这正激发了港民之心，也让特首颜面难堪。但问题不是换人就能解决的，香港不是换了4位特首吗？问题解决了吗？因此如何通过协商寻求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是十分关键的，否则香港在目前的制度和框架下，只能使到中港的离心越来越强，从而全面地破坏了辛苦建立起来的“一国两制”。同时作为国际大都会的香港，也早已是世界间谍战的角逐场，当然它们不允许修例成功，而打击和阻止它们在香港的特殊任务。这就是西方国家加入“反送中”行动的重要理由。

刊登于2019年6月20日《东方日报》

香港是计时炸弹？

从年代上来算，英国是在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拿下香港岛（第一次鸦片战争），目的是迫使清廷开放港口的同时，也割让香港，以便鸦片能源源不断从印度输入中国来麻痹中国百姓（在清朝统治下，民间的起义终归失败，唯有在清朝气数已尽；尤其是在义和团事件后被八国联军攻下天津和北京，几乎已国不成国时，才被反清的游勇散兵在武昌起义。这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

另一方面，英国大举引入中国难民移居香港；更鼓励华人向东南亚移居，后因土地不够用，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拿下九龙半岛；更在1898年租下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土地，为期99年。这样一来，整个香港的面积合起来有1105.6平方公里（计香港岛80.7平方公里、九龙半岛46.9平方公里及新界978平方公里）。

与槟城比较，香港面积稍大一些而已。槟岛有293平方公里，威省有738平方公里，合共1031平方公里。

但两地的人口竟有天壤之别，槟城只有1,746,300人口；而香港则有7,482,500人口，后者几乎多了前者4倍有余的人口。若将流动人口（包括游客）计算在内，香港人口企近千万也不足为奇。

有人会问，为何英国拿下槟城和新加坡后，可以不必归还？而香港却非得归还不可？道理很简单，英国拿下香港和九龙，正如新加坡与槟城一样，是永久割让（没有所谓归还），但新界是租期99年，而且新界的面积是最大的。如果中国拿回新界，香港的生存就成问题。因此到了1997年届满99年时，英国不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是不行的。

在双方的谈判过程中，英国一直希望“主权”可交还中国，但“治权”仍由英国管理，以确保香港的繁荣。最后在邓小平坚持下，英国首相塔彻尔夫人于1984年与中方赵紫阳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规定在1997年7月1日举行隆重仪式，标志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这段期间的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香港也起而响应，以后更是每年都举行烛光游行）。翌年（1990年）公布香港特区基本法。1997年，香港如期回归，董建华当上首任特首。中港实施一国两制。

讵料在2003年，香港50万人民上街示威，反对实施第23条国安法（包括授权警方有权进屋搜查嫌犯住宅），最后迫使政府暂搁此条文。

10年之后的2013年，中国人大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阐述香港高度自治不是固有的，而是中央授权有以致之。

2014年，爆发民众示威，及后发展成雨伞运动。前后历时79天，也造成发起人被控上法庭，有者已坐牢。

另一方面，在2016年的立法议会选举出现港独派议员，在议会内未按章行事，更表明香港不是中国的，而他们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结果有人因之失掉议员资格，但港独运动似乎未有尽头。

本来在2019年，有18万港人参加烛光游行，纪念“六四事件”是一种惯例。不料几天之后（6月9日），因政府将在立法议会提出并通过修订“逃犯条例”，又再一次掀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有人说估计百万人参加，也有者说有50万人参加，官方则指有24万余人参加，他们的口号是“反送中”。

当下双方的争论焦点在于一旦通过修宪，嫌犯可被引渡回中国受审，面对的后果就不得而知。但官方的理由是若不修宪，将无法引渡罪犯。比如在1978年香港报业老板马惜珍因涉贩毒和行贿罪潜逃台湾，因缺乏法令依据，马惜珍继续在台湾从商，直到2015年病逝，终年77岁。

此外，在2016年，一名香港男子被控与家人到泰国旅行期间，性侵未满16岁亲属。待到回港之后，女事主母亲才能报案，将被告绳之以法，但在泰国则不行，双方未有引渡协议，因此港府认为修法是必要的。

再者，于2018年，一名香港男子怀疑在台湾杀害女友后返港，但因港台之间没有司法互相协议，两地政府也就无法把被告引渡到台湾受审。

目前在香港已有两条与外地引渡嫌犯的法令（与20个国家签有引渡条例），但条文指它们不适用于从香港和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即指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的引渡嫌疑犯。因此香港政府要取消这种规定，允许香港执法部门取得行政长官许可后，每一宗案就可向法庭申请引渡许可。不料这个修文当下又再撞板了。究竟政府与民间如何解决这一重大课题确是十分迫切的，若进一步演变成罢课罢市甚至动粗就大件事了。

在港府看来，若不修宪，将无法引渡罪犯；若修宪，又引来民众强烈不满和担心。这个僵局尚未有任何缓和，它需要用智慧和协商来折衷处理了，否则它将成为一颗计时炸弹？

刊登于2019年6月17日《光华日报》

“一国两制”陷入破局？

香港因“逃犯条例”的修正，引发了港民在6月9日大游行，人数被形容超逾百万人，是香港回归以来最大的示威，用以抗议修改“逃犯条例”。理由是一旦在立法议会通过，今后港民被认为犯事就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

换句话说，港人若在大陆、台湾和澳门犯事今后不能有豁免权。而目前的条例显示香港与20个国家有签订引渡条约，但未有与同一“国家”的大陆、台湾和澳门有所谓引渡条例。如今则是要“完善”制度的漏洞，就得修改相关法律，否则如同去年在台湾涉嫌杀女友的男嫌犯回到香港就没有法律奈何得了。也就享有豁免引渡的权利，继续逍遥法外。

由于这样，在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港府认为修例是必要的；但西方国家首领、台湾政界人士及香港知识分子和政界也都表态，绝大多数不赞同强行通过修例来撕破当下的一国两制。

所谓的“一国两制”虽不是中国独创，但却是当今世界最争议的课题之一。因为战后的南北越，也在1975年重归统一了。还有东西德因1990年苏联瓦解，推倒柏林围墙后重归统一。

剩下的南北韩虽也在战后分成两个势力范围，但在双方克制下，幸未有严重的擦枪走火。双方在1953年结束韩战，再次确定分裂成两个国家（南北韩）。直到今天，两国回归统一仍是遥遥无期。

中国的情况就有相似也有不相似的历史背景。虽然葡萄牙于1557年占有澳门，但对中国威胁不大。反而是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败清廷取下香港作为贩运鸦片的桥头堡和作为招来华工远渡东南亚的跳板后，已进一步蚕食中国的领土和主权（1842年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

1883年中法战争后，法国取得越南控制权，中国（清廷）退出对越南的保护。

1894-1895的甲午战争，清廷不但失去朝鲜的控制权，也双手奉上台湾岛及硫球群岛予日本。

由于越南与朝鲜自古以来就不属中国的领土，因此中国无权交涉韩越的主权。但是葡萄牙、英国与美国分别占有澳门、香港及台湾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前两者已分别在1999年及1997年回归中国；后者却因复杂的政治问题，一直到今天两岸始终无法“统一”。更因过于分歧而“减少”或“停止”对话。

本来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就决意要解放台湾，但因韩国政局风云骤变，陷入战争状态，毛泽东只得将军力押向韩战，支持金日成抗美，而失去“解放”台湾的机会。

台湾是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战败投降后归还给中国的，当时是蒋介石主政，也就由国民政府接收。

蒋介石不但把台湾变成他的后方，而且也准备在台湾建立基地，以便在大陆战败时有退路。结果政局就是这样变化而来。这更印证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不然战败的日本为何要将台湾归还给中国呢？

在反共的大前提下，美国也就倾全力保护台湾、南韩和南越及东南亚和其它非共国家，香港则留给英国应对。

70年代因时局有变，在台湾和美国之间毛泽东只能择其一，不能大小通吃。于是中美关系的转变远比收复台湾来得重要和迫切，因而有了中国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的头等大事及尼克逊总统对北京的破冰之旅。但美国还是留有一手，加强对台湾的保护和军援，以阻止中国武统台湾。

另一方面，在确定香港前途后，邓小平在1984年提出了“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地让香港和澳门继续其资本主义制度。

本来中国希望能将在香港试验成功的例子有助台湾及早回归；不料台独的声音越来越大，除了抗拒一国两制外，也反指中国在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也助长港独之风。

从2003年港人反第23条国安法（授权警方有权到嫌疑人住家进行搜查）（已暂搁置）到今次港人反修改“逃犯条例”已是一浪高过一浪，而且情势有恶化之虞。在“反送中”下，港人的离心就更加“强烈”了。

就此来看，“一国两制”是真正受到考验和审视了。港府与中央政府得步步为营，以和为贵，暂缓修例，双方（港府与民间组织）各退一步平息风波，避免被美国多一个反中筹码，正符合民族大业。

刊登于2019年6月17日《南洋商报》

反贪一姐风波“方兴未艾”？

当首相马哈迪在2019年6月4日宣布委任人权律师拉蒂花（Latheefar Beebi Koya）出任反贪污委员会主席时，各界舆论大感吃惊，因为人们都没有想到会出现第一位反贪大姐，而且还是来自政界人物。

由于事发突然，除了有人祝贺拉蒂花荣任新职，并形容是适当的人选外；也有人反对这项委任，认为虽是首相拥有的特权，但违反了希盟的竞选宣言（重要职位的委任必须在希盟间取得共识）。

发表批评意见的有土团党主席慕尤丁及行动党元老林吉祥。他们承认首相有此权力委任拉蒂花，也并无不妥，但政治有失，因为它违反希盟的竞选宣言。慕尤丁说未事先与希盟商量；而林吉祥补充说，在希盟宣言第14条承诺反贪会主席公职的任命将由国会审核（第14条文是承诺革新反贪污委员会和加强反贪措施）。

此外公正党主席安华也认为不妥，他要求首相作出解释。

首相的回应干脆利落，他说他是未与其他人商量而自行委任的，用意是不想被制肘。不过他不会再行改变，也是最终的任命。

这不但反映希盟领袖有分歧，而且也暴露了希盟内部的共识未能形成主流，在很大程度上以掌权者的决策为准。

当然这并不意味“拉蒂花事件”已告一段落，而是希盟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已因之进一步浮上台面；尤其是公正党内呈现正反意见，有分裂之疑。一边是以公正党的梁自坚（在去年杪被国会委任为国会特别委员会主席）为首，他认为有关重要公职的任命，国会特委会有权检视。这也是希盟宣言第16项所承诺（恢复国会威信），因而反对这项委任没有经过特委会同意。与此同时，公正党的陈仪乔也有所不满，促请拉蒂花辞职。响应陈仪乔的有前公青团团长聂纳兹米。

不过，阿兹敏（公正党署理主席）、蔡添强（公正党副主席）及行动党署理主席哥宾星则挺拉蒂花；还有伊斯兰党的主席哈迪阿旺也破例支持拉蒂花。而且在网站上也出现两派的口水战。

究竟拉蒂花是谁？她的委任为什么会掀起政治风浪？这得从拉蒂花个人身世说起。

这位现年46岁的争议性人物是于1973年2月4日在印度的克拉拉（Kerala）出生。在她3个月大时，就与家人移居吉隆坡，在八打灵长大。

后来她负笈伦敦大学攻读法律而在1997年毕业。1999年，她在马来西亚律师楼实习。2001年被批准执业。

从2002年5月起，她在达因律师楼服务（即曾任财长的达因）。

2003年，她加入公正党青年团。这一年刚巧是人民党在赛胡申阿里领导下，与国民公正党合并，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在党内她是活跃分子，也仗义执言，慢慢地成为人权律师。

在2008年，公正党跃居成为雪州执政党之一，拉蒂花也就被推举成为八打灵市议员（2008-2012）。

在2013年大选后，公正党仍然主导雪州政府，但此时酝酿更换州务大臣（卡立依布拉欣）的运动。因此先安排加影州议员李景杰辞职，以便制造补选。当时安华是想通过补选以成为州务大臣，避开国阵政府加紧对其鸡奸案下判而不能参加补选。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补选提名前一天，安华被判罪名成立，失去参选资格，也就改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上阵。这种退而求其次的策略是要以旺阿兹莎取代卡立接任州务大臣。

不料在旺阿兹莎胜出后，苏丹不接受旺阿兹莎出任州务大臣，就这样阿兹敏成为新的州务大臣。

从那一刻起，阿兹敏与安华及旺阿兹莎的关系开始有了变化。

也是在那个时候，拉蒂花揭开有一位党要（指拉菲兹副主席）在制造加影补选，以阻止阿兹敏取代卡立。

由于阿兹敏的势力坐大，拉蒂花也被视为亲阿兹敏的人。她一方面在党内出任法律局主任；另一方面也大搞其人权活动。不知为什么她在2008年、2013年及2018年都无缘参加大选。

另一方面，从2018年9月起，拉蒂花先后三次向旺阿兹莎及安华开炮。其一是指责旺阿兹莎“允准”只有15岁的少女与44岁的男人结婚，因为法律规定对16岁以下少女进行性侵犯是犯法的。也就是说，未到16岁的少女是不能辨别是同意与否。

其二是在同年11月，拉蒂花批评旺阿兹莎到砂拉伊越朱拉（Julan）为该区国会议员孙伟瑄的党选拉票而公器私用（宣布拨款予该区，而有关议员也在场）是不恰当的。

其三，在同年12月，拉蒂花又攻击安华身为党主席，在委任州联委会主席上有朋党和裙带风之嫌。事后拉蒂花被举报而受到纪律委员会调查，但没有结论。

从上述三件事再加上加影的布局来看，拉蒂花已和安华夫妇杠上。

事实上，我们不怀疑拉蒂花具有能力和智慧担任这吃重的公职，但委任的过程倒被认为是出了问题。有关事件相信还会发酵。

现在摆在拉蒂花面前的是如何应对外来政治的挑战和压力（虽然她已退党，但她在公正党的十余年纪录是抹不掉的）。与此同时，她要如何处理好大大小小的贪污案？也是一个考验。我们固然不期望她能做到零贪污，但她在位的一天不但要公正执法，而且更不能卷入公正党内的政治斗争。

当下市面有人说，这项委任与安华的接班有关系，魏家祥就有这样的评语。外面的舆论也有各种不同的传言。我们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变化，但已是轮到拉蒂花来“辟谣”和以正视听的时候了。毕竟这个位置是十分敏感的，她得步步为营。

刊登于2019年6月13日《东方日报》

用“六四”挑起反中情绪

今年是中国六四事件30周年，除了香港民众（参与者说有18万人，官方说是3万7千人左右）循例举行烛光游行外，美国的《美国之音》也发布了许多六四事件的照片和文章，似乎是提醒香港人“莫忘六四”，“莫忘民主”等。

“六四事件”被当成美国向中国施压的筹码是要配合刻下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其实进入今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已告变质，不单是所谓贸易差的争议，而且是在全面的较量，以再一次向世人证明美国永远是第一，中国不可以也不可能凌驾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因此六四事件成了美国对付中国的筹码。

本文就集中评析所谓的香港问题和“六四事件”，因为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在1976年“四人帮”被捕和瓦解后，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复出的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来拯救中国的落后经济。就这样，邓小平扶持两位爱将成为新时代的领导人，他们是胡耀邦和赵紫阳。

胡耀邦在华国锋于1981年退出领导后，被邓小平扶正成为新领导人。较后，政府也将党主席改成总书记。

在胡耀邦领导下，他平反了成千上万的冤案，因而留下美名。与此同时，他也引进了西方世界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在知识界和学生中传播开来。

1986年发生了学潮运动，就是借民主自由之名而开展，主要涉及合肥科技大学校长方励之的鼓动而最终他及夫人远走美国，另外被开除党籍的著名人物是刘雁赛和王若望。

当学生抗议物价失控，官爷投机倒的学运压下后，胡耀邦的自由化运动也成了被挤下台的理由。这样一来，在1987年正月换上赵紫阳（他从总理调升党总书记，李鹏则成了国务院总理）。

1989年，世界处在动荡不安中；尤其是苏联及东欧国家酝酿动乱，最终在1990年苏联体制瓦解，回到俄罗斯的版图，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再加上东欧国家也挣脱苏联的控制，自我寻求新方向，社会主义制度就被取代了。 这对美国来说，正是它在思想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个大胜利。

就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下野之前，他在1989年5月16日访问了北京，刚巧学生仍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造成迎接仪式在机场举行。由于中国政局不安，戈尔巴乔夫也“心不在焉”，在未能与中国达成协议下，匆匆离开北京。

天安门之所以这么多人参加示威是因为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不幸去世那天开始，北京市委的报告说，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治大学内出现关于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和挽联。但从17日起，学生比较有规模走向天安门广场。这样一来，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后就不肯离开了。

尽管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的追悼会如期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邓小平的率领下都参加了追悼会。但学生并未离去，且成立了学联会的组织。

4月23日，赵紫阳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他主张和平解决学潮。

4月26日，在局势严峻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形容这是一场动乱。社论题目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责这是一场有计划阴谋的动乱，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隔天，学生抗议社论写成动乱，他们诉说所要求的是自由和民主，反贪污和腐败。

身为党总书记，赵紫阳于1989年5月19日凌晨亲自来到天安门广场，用手提喇叭对绝食学生说：“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叩可，要保重！”

他也劝请学生们离去，但不得要领，学生继续示威和呐喊，也要求政府答应改革，收回《人民日报》的社论。

赵紫阳劝解的失败，不但招致本身政运的结束，而且李鹏总理也在翌日（5月20日）宣布北京从5月20日起戒严。

6月3日，戒严部队开入天安门清场，直到6月4日已经清场完毕。

虽然“六四事件”已结束，但争论直到今天仍未有定论。有人说这是解放军动用武力，造成多人死伤。更有传媒形容“六四”造成天安门“血流成河”，中国也失去外国的理解，成为被孤立的国家。英国媒体更说有万人死伤。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否认采取残酷和打压行动，承认是有死伤者，但为数不多，况且示威者是在劝解下和平离开天安门。

过后一些学运领袖就出了名，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及柴玲等。而政府继续改革，力图挽回形象。

就我个人来说，我在胡耀邦追悼会当天人在广州。从电视上看到追悼会平和举行，但没有出现天安门广场示威的镜头。因此未能知晓情况。在6月4日当天，我已回国，对天安门真相也未多了解。

反而在3个月后，也就是1989年9月的时候，我特意到北京的天安门走一趟，可惜尚在戒严中，天安门广场只有稀疏的三五人，我有幸得到戒严部队的特别允许，在天安门绕一圈，也特别到人民纪念碑看个究竟。因为我要知道纪念碑是否弹孔累累，结果只有一些，不算是对纪念碑造成破坏。

其实政府是隆重其事的，在纪念碑24小时是有站岗的。后来我又从报界朋友口中得知一些情况，包括新华社和中新社等媒体。

与此同时，视线又让我转向香港，原来香港每年都有民众悼念“六四”，每年的人潮有所不同，前前后后已经30年，目的是要平反“六四”，但香港人并不这样简单，他们要求的是“自由和民主”，不要北京过多的干预。因此参与雨伞运动的人与参与“六四”烛光会者的心情应是一样的，要一个资本主义的香港，不是社会主义的香港。美国和英国的鼓动港民反中共，就是要在中国的领土内煽起反中情绪。

刊登于2019年6月10日《光华日报》

美国向中国底线挑战

中美贸易战已经脱离了轨道，提升和转向政治及军事角逐，其中最明显的是美国祭出了台湾牌。这张台湾牌不再如同过去的“局限”在军事与间谍上的较量，而是将整个政局搅乱，也是从来没有的，目的是让台湾的“民主”发酵，让选民乐在其中。

这样的灵感恰恰来自2017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时，共和党内并不预定特朗普是党的候选人；反而是他以个人的声势在初选中压倒共和党内的角逐者，最终在无人能挑战下，特朗普成了党的候选人。即便如此，所有传媒或世界各国政界都看好民主党的希拉里“必然”脱颖而出，甚至在投票前夕，民调也公布希拉里十拿九稳当选新总统。

讵料开票结果令许多人大跌眼镜，特朗普意外当选总统。有人因此说，民主真是个好东西。

当然美国这一政局的变化也给世界带来一个不稳定的未来，更给台湾提供一个不按牌理打牌的“民主模式”，以刺激台湾选民加入“民主游戏”，享受大陆人民享受不到的总统选举投票。也在另一方面，刺激大陆人民对台湾的“民主”产生幻想。在新形式下，台湾的总统选举就出现了“七国争霸”的乱局。例如有意角逐的人是不再限于大党推举的候选人，而是“任何人”只要具备资格就可参选。

其中一位候选人是台湾首富郭台铭（1950年出生），他与特朗普一样，在政坛投下一枚炸弹。有人也许会认为，既然郭台铭是个十足的商人，必然以商业利益为重。若选他当总统必会与中国接近。同时在不牺牲台湾人民的权益下，更容易达成共识。

但从郭台铭的谈话中他的立场是这样的：“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北京必须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这种理论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有理，但拆开来分析，却是不折不扣的似是而非的歪论。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民国的继承者，那么中国历来的朝代也就不能继承了，因为它们是不相干的。岂不是切割中国的历史？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取代中华民国而在1949年成为中国的合法继承者，前者是“过去式”；后者是“现代式”。难道特朗普不是从奥巴马手上接过政权的吗？他们之间没有连贯性？

不论郭台铭是否当选台湾总统，他的言论已和台独没有太大分别。如果他是代表国民党参选，则与民进党是同一伙人也不足为奇。若是韩国瑜（1959年出生）胜出，他顶多只能维持“不统、不武”的局面，骨子里也是不会否定台独的理念。

就不知道是创造奇迹的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还是郭台铭将代表国民党提名总统大选？还是两人联手出击？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在美国面前，还是不能过于我行我素的。国民党的朱立伦就不知还会再插一脚吗？

另外前立法议会院长王金平（1941年出生）已不加入国民党的初选，看来他是单独赴选。因此他当选的机会不会高。

至于蔡英文（1956年出生）、赖清德（1959年生）及柯文哲（1959年生）基本上是归属民进党的人。昔日柯文哲是支持陈水扁的人，在2014年以无党派人士角逐台北市长胜出。因为民进党认同柯的参选，不派候选人，反而支持柯，不过他到现在尚未正式表态是否参选总统？

既然蔡英文决心寻求蝉联，却面对师弟赖清德决心参选，也就形成蔡赖在民进党内之争。但也不能否定他们不会成为竞选搭档。

无论如何，这意味着美国准备借用台湾课题来转移贸易战的视线。不论哪一派当选，美国的目的不外是阻止中国领土统一；干扰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的拥有权及间接上把台湾海峡当成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

如今更进一步，美国众议院于今年5月7日通过两项议决案，第一是“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与台湾关系法》承诺的议决案”；第二是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旨在使台湾增加防务支出，而美国保持对外军售和防务条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这个保证法和已存在的《台湾旅行法》和《2019国防授权法》中都有表述美国的国会意见。

蔡英文对此感到高兴。她说，现在的台湾在美国人的眼里不再只是台湾海峡的台湾，已是太平洋上的台湾。

所谓“太平洋上的台湾”就是旨在突显台湾是个独立体。特朗普不仅蔑视“一个中国”的承诺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反过来鼓动“台独”逆流而行。真正的用意是故意冲撞中国的底线，试看中国的反应，但这样大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刊登于2019年6月10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