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没有历史地位

台湾正进入总统选举白热化的阶段，一边是当政的民进党再次选出蔡英文为总统候选人，而与之对垒的赖清德（原为行政院长）则败下阵来。赖清德的失败意味着他与其政治搭档蔡英文已分道扬镳，没有挽回的余地。

尽管赖清德更为突显其“台独形象”，但民进党人还是不想台湾走得太远而与大陆擦枪走火。因此宁可照旧支持也是“台独”的蔡英文，毕竟蔡英文在“台独”的道路上还是有所保留。虽然在用词上慷慨激昂，为“台独”制造舆论。

但不论是蔡英文或是赖清德，他们基本上与陈水扁和吕秀莲是同一伙的，不时发出异类声音，以刺激大陆的敏感线。不过他们还是没有跨出实质性的“台独”的一小步。这种不独、不统不战的战略的目的是要为台湾赢得空间，而最终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台湾是共产中国的一部分。

这样的策略也不是民进党独有的，在国民党这边自从蒋介石（1975年逝世）和蒋经国（1988年去世）先后离世后，崛起的本土人李登辉就浮现台独的心态，到后来出现所谓一中一台的论调。因此虽是国民党人，李登辉是喝日本奶长大的，也就不会符合与大陆谈统一。

在2000年任期届满后，本来应由李登辉扶持其接班人连战上位的，但后者似乎与大陆高层有接触，也就转向支持敌对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上位。

这一下子，陈水扁借势渲染民进党的“台独”目标，也给大陆制造许多麻烦。例如一边一国和大陆称中国，台湾称台湾国论可以放弃“中华民国”。可是此路不通，陈水扁的“台独”论也给本身带来麻烦和灾难。虽与“台独”言论无关，但其贪腐和中饱私囊已为他的家族带来永远的耻辱。

即便在陈水扁之后，换回国民党的马英九出任总统，他所能做到的是与大陆高层保持友好关系，但绝不提“和平统一”课题。

也许国民党的立场比民进党较为“温和”，但两方的不变思维是台湾不接受中共统治。就这样，两岸关系拖拖拉拉直到今天已经70年了，还是围绕在“台独”的争议。

其实如果我们翻阅历史，台湾的地位是相当吊诡的。

首先台湾在明清时代是个未开发的岛屿。当1624年荷兰占据台湾南部后，一直到1662年被郑成功的军队所驱逐，历时38年。与此同时，西班牙也在1626年起直到1642年前后16年占领台湾北部，终被荷兰驱退。

另一方面，以福建及鼓浪屿为基地的郑成功接手其父亲郑芝龙的“基业”，于1662年建立了台湾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

不幸的，在同一年郑成功病逝，时年39岁，英年早逝，由其子郑经起而继位。此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郑氏政权签订通商条约。由于台湾过大，不适合英国只要控制小岛的战略，也就对台湾没有兴趣。

继郑经后的郑家王朝，也经历郑克藏和郑克塽时代，终于在1683年被施琅打败，归顺清朝。在1684年康熙将台湾直接纳入清朝版图。

在此后的1860年，台湾港口开启，成为英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享有的利益（开放更多港口），利用港口输入鸦片予大陆。

就这样，从1684年到1895年的211年间，台湾一直都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直到1894-1895的甲午战争，清廷被日本打败后，被迫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日本从1895年到1945年因战败投降，前后统治台湾50年，才将之交还给中国。

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当政，也就由日本交还给蒋介石的代表陈仪于1945年10月25日接管台湾，后被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

针对陈仪接收台湾的课题，我这儿有一个林苍祐的版本。他说他当时身在重庆，日本投降后他被委派代表陈诚签字以收复台湾。这说明了当年蒋介石并不重视台湾的“回归”，而是派人“草草”接管。林苍祐也觉得莫名其妙被派上用场。

因为这段历史讲得不够明白，我也无法从中梳理出前因后果。

后来有一次林苍祐的次子林建成问我知道多少？因他有听父亲说过，就不知道林苍祐当时是签什么令状，我也说不上所以然来。

此外，我们也可从另一件事看出蒋介石并不重视台湾的重要性。1947年陈仪在台湾犯公怒，引发暴动，竟用军警大局屠杀18000人至28000人之间，史称二二八事件，造成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至今无法消弭。

蒋介石是直到1948年眼见在大陆政权即将消失，才领悟台湾的重要性。除了将重要战犯张学良迁居台湾外，也私运260万两黄金到台湾。

继之在台湾实施戒严法，蒋介石也恢复其总统职位。

在此严刑酷法下，蒋介石一手控制了台湾，直到1975年离世，将政权交由其儿子蒋经国。

1988年之后，台湾进入一个没有蒋家王朝的时代。

整个来说，台湾人从一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被教导台湾是本土的，不属于大陆的。这是个很怪的逻辑，如果当年不是蒋介石主政于中国大陆、日本及战后的盟国会将之移交给蒋介石吗？这就清楚的说明和证明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在历史不能改变下，不论是国民党当政或中共当政，台湾是属于中国的是不争的事实，昔日的外来政权不过是对中国领土的霸占，不能当成台湾是独立体的理由。

在这样的局限下，国民党推出了韩国瑜出马，算是蔡英文的克星。但不论谁胜谁负，他们都不能改变台湾既成的事实。特朗普的倒行逆施违背尼克逊之后的美国大方向，竟参与搞台独，实在是别有用心，惟恐天下不乱。

刊登于2019年7月29日《光华日报》

李鹏逝世与六四事件

备受争议的人物李鹏（1928-2019）在7月22日的逝世是“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此时中国正忙于应对美国开展的贸易战，而香港又陷入动乱状态，连带台湾也因总统改选牵动了两岸关系。

所有的这一切要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说起。这一年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基本上已掌控国家的权力。虽然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在扳倒四人帮上居功厥伟，但因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较后受到批判。邓小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支持下，否定“两个凡是”，也否定“文化大革命”；更是对华国锋采取“降级”的安排。

除了坚持“改革开放”外，邓小平也在1981年起用胡耀邦取代退居二线的华国锋而成为中共主席。翌年改称为中共总书记。

胡耀邦最大的功劳是在任期内几乎全面平反被打成右派及文革中的受害者，这包括刘少奇及彭德怀等人。但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被指未大力打压，造成自由化的泛滥和西方的文化大举侵入中国的知识阶层，因而在1987年被迫辞职，换来了赵紫阳的上位，由国务院总理调升中共总书记，李鹏也崭露头角，一跃成为国务院总理。

这位在1928年出生的政治人物是革命志士李硕勋的儿子。在其父于1931年牺牲后，被推介在重庆与邓颖超（周恩来夫人）结识而获得照顾。但外传他是周恩来的养子，也在“李鹏日记”中被否认。

不过他得以接受良好教育是与邓颖超的关照分不开的。当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李鹏与“革命烈士”的子女约20人被保送前往苏联深造。1955年在苏联动力学院毕业后，他已是一名合格的水利电力工程师。此时中国也已经解放，他被安排在电力厂工作。即便在反右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有被批评和冷待，但都安全过关，也担任北京电工局革委会主任。

在文革后，他被邓小平及胡耀邦看重而在1980年担任电力工业部长。1983年被提拔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时来运转的他却在1987年破格成为国务院第一把手，地位仅在赵紫阳之下。因为倾向邓小平，在党内的权力也不断上升，终于形成与赵紫阳对着干的副手。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李鹏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扮演极不光彩的角色，而为他的下半生留下难以磨灭的污点。

事件的因由是这样的：当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时，接着爆发了一场历久不灭的六四事件。最初是大学内出现大字报和挽联，但在17日以后，人潮不断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

虽然官方高格调的追悼会在4月22日举行，但示威的人群越来越多，从高喊悼念胡耀邦到出现反官倒反贪污乃至反党的口号。

此时在全国各大学动起来的学生也借势向中共施压；更组成了高校自治会，有意与中共抬杠。而赵紫阳还是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4月23日），他希望能劝服学生返校复课。

可是情况越发恶化，李鹏认为形势的发展已到了“无政府状态”，要求邓小平表态。于是有了《人民日报》在4月26日（四二六）的社论将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形容为一场动乱。

这一下子，中国各地的大学生动了起来，纷纷指责《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政府撤回，但没有反应。中国政府坚持是“动乱”而非“和平集会”。

正在此紧急关头，上海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借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内容清除亲胡耀邦派的评论引发中共高度重视，连带也受到邓小平的青睐。

另一方面，于4月30日从朝鲜官访回来的赵紫阳眼见局势进一步沸腾，乃主张采取较温和政策，也不同意四二六社论的定调，同意学生们是爱国的。即使冒着失去党职的危险，赵紫阳也在5月19日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见好就收”，尽早解散。不幸的，学生并没有听进赵紫阳的弦外之音，以为中央是同一个阵容，殊不知李鹏已在暗中操控。结果以赵失势收场。而李鹏一心想上位成为党总书记的争取也落空了。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元老挑选了江泽民接任让人始料未及。

6月4日，官方进行清场，天安门也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元老重掌政权。

盖棺定论，终年91岁的李鹏背负着六四的枷锁，他治国过大于功；又将六四的“动乱”转给香港，而成为今日的第二个“动乱”，又是另一个错误的遗迹。

刊登于2019年7月29日《南洋商报》

安华尚未消除危机

意想不到安华与阿兹敏的斗争竟告草草落幕，到底背后隐藏着什么？为什么火爆的局面一下子冷却下来？这必然有不公开内情，但是否意味着两派重归于好，破镜重圆？

在一方面是安华转变调子，不再追根究底，反而符合总警长的说法，看不清男男性片中的其中一名主角是阿兹敏。安华说，既然不是阿兹敏，也就无须再查了。

但另一方面，与安华对峙的阿兹敏对安华释放的善意并不是很领情。他说，效忠是有限度的，“我发誓，不管面对怎样的攻击，我都会挺身战斗，就算我只身孤影，也必须与旧交斗争。我忠于真理和正义。”

原本安华与阿兹敏的失和与龃龉已是5年前的事。当时安华与阿兹敏是共同要拉前雪州务大臣卡力下马，因为卡力在第二任期内，表现得亲向巫统，因而给阿兹敏一个机会挑战卡力的党署理主席职。在阿兹敏胜出后，他的势力开始坐大，也取代了卡力成为新任州务大臣。反之旺阿兹莎争大臣的落空也造成安华对阿兹敏的野心有了芥蒂。果然在2018年大选后，阿兹敏先是回到原位担任州务大臣，后在马哈迪力扶下，成为新内阁成员，以“淡化”安华的影响力。

这之中有一个传言是较早前公正党内的主流派主张由拉菲兹被委以重任而不是阿兹敏，但马哈迪选中的是阿兹敏，也刻意将管理财政和经济的重要部门一分为二，一边是由阿兹敏出任经济事务部长，另边则将财长位置交给林冠英，以显示马哈迪的平衡哲学。

安华虽然已获特赦，可以自由从政，但他去年10月参加补选胜出后，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官位，不时还得与马哈迪首相面晤以取得“准证”过问一些事务，比如槟岛填土影响渔民生计事，就要获得马哈迪同意下才由安华参与斡旋。

当阿兹敏的地位越见巩固，安华却依然突而不破时，市面上的谣传也四起。其中最热织的课题是安华有机会任相吗？机会越来越小了？

虽说马哈迪不时地表态会交棒给安华，但并没有说出卸职日期。最新的口头承诺是3年内引退。这意味着马哈迪至少要在2021年才交棒。

如果安华能顺利接班，他也只剩两年的时间执政。如果安华不能获得接班，肯定会引发一场更大的党争。

正由于存在不肯定性，再加上评论人喜欢为安华政运把脉，也就难免会有说三道四的评论。不幸的，近日出现慕克力的无协议交接论和得到阿兹敏符合下，已反映出内部斗争已开始白热化。

在安华的大力反攻下，也面对阿兹敏派的阻力。这一下子，公正党的干训班就缺一派的重要人物。虽说马哈迪应邀出席开幕，但在党内派系斗争和分裂下，干训班的举办也就失去意义。

即使安华在3天会议结束后打圆场，为阿兹敏“洗脱罪名”，但对方似乎不表感激，只同意不要再渲染两人的分歧。

事情演变至此，也就取决于马哈迪的态度。如果他能在政府内“创造”或“制造”安华是接班人的形象，且被赋予实权，矛盾就会缓和下来。

但问题是马哈迪在两年后要怎样交班？这之中的所谓马来人大团结只浓缩成一个马来政党，能够做到吗？

马哈迪是希望保住马来人的政治主导地位，也就是他过去所致力维护的体制。土著经济大会在大选胜利后举行，突显了马哈迪与阿兹敏的领导地位。继后马哈迪大举招纳巫统议员和进军东马的沙巴，已预示着他会有大动作。果然不出所料，马哈迪一声号召马来人团结在一个政党下，也反映了公正党正处在尴尬的地位。它虽然是以马来人为主，但也有其他种族出任议员和部长。如果公正党有变，安华的掌控权力就会缩小。因为他不在土团党内，也无法延伸其影响力。

还有若能拉回伊斯兰党，行动党又如何呢？ 这两个已成为“天敌”的政党，安华只能择其一。同样的，土团党要拉拢伊斯兰党，也得另外与行动党组成联盟。正如1990年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分开与伊斯兰党及行动党合作，结果震撼不了国阵。

来到民联时代（2008年大选及2013年大选）虽有突破，在一些州执政，但取不下中央政权。唯有在2018年大选， 伊斯兰党脱离反对党后及马哈迪赶上反对党的列车（希望联盟）才能一战而胜，把巫统打得落花流水。

大选之后，人们一个不变的印象是马哈迪之后便是安华任相。可惜的是，希盟内部的变化最关键的是安华可能失掉上位的机会，而不是希盟内部分裂失掉政权。因为对国阵、巫统及伊党来说，他们夺回执政权的时机还没成熟。因此在这个时候希盟的任何风吹草动的矛头是指向安华的，而不是纳吉或哈迪阿旺。

给安华添麻烦和阻力好像是希盟内部的现行的运动，不是国阵的重整或巫伊的合作成功而威胁希盟。一旦焦点被模糊了，安华就会感觉到若此时不反抗，最终将成为失意人。若要反抗又找不到支持的阵营，也只好认命了。

因此安华在此时煞车，好像对希盟有利，其实是加剧了明争暗斗。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说到底，安华尚未解除危机。

刊登于2019年7月25日《东方日报》

安敏之争，行动党是造王者？

安华与阿兹敏之间已是撕破脸皮，即便在各方力劝下，只可能缓解紧张关系，不可能破镜重圆，这种结果是始料未及的。

如果说从依占到罗斯兰的年轻一代已先后离安华而去，那么直到2018年大选前尚有两名年轻的追随者仍对安华不离不弃，他们是阿兹敏（安华机要秘书）及曼梳（安华当副首相时的政治秘书）。屈指一算，他们跟随安华打拼了20年有余，从年轻到中年，到头来却是与安华陷入斗争的困境。

阿兹敏是在2014年因前州务大臣卡力的辞职而有幸被推上位，但也因之与安华结下梁子。原本安华是要成为雪州务大臣，以给国阵政府施加压力，拖延或取消“判罪”（第二次鸡奸案）。不料事与愿违，安华上诉不果，被判有罪（保外上诉），也就不能参加雪州加影州议席之补选，只好派其夫人上阵。在胜出后，旺阿兹莎被提名出任州务大臣人选之一，最终苏丹选了阿兹敏。这意味着安华失去保护伞，不久即入狱服刑。他与阿兹敏之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更进一步在509大选后，公正党内的阿兹敏与拉菲兹的斗争扩大至两派的裂痕。另一方面，一向在槟城的曼梳自从在2010年替补出任槟州副首席部长后，在2013年的大选被派出征国席。由于仍由国阵执政，曼梳也就无官职可言。

到了2018年大选，曼梳又再上阵国席而胜出，他不仅没有部长副部长之官职，也失去公正党槟州联委会主席职位，这使到曼梳有了离心之意，进一步靠向阿兹敏。

如今整个局面已经清楚了，曼梳已是属于阿兹敏的人马，而且从报上所公布的派系名单显示，阿兹敏获得27名领袖/干部的支持。扣除非国会议员的数目后，连同阿兹敏在内共有15名国会议员结成阿兹敏派，不过我们还不知道这之后会有什么变化？

以公正党有50名国会议员来算，阿兹敏稍居下风，安华则有35名国会议员的支持。这种分化的比例与我们较早得知的消息有一些出入。

在数个月前，评论界估计阿兹敏至少会拖走20名国会议员。今天双方的比例则有所变动，若再加上“达鲁益山研究所”（IDE）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只有22%的受访者同意马哈迪无需辞职。

这个研究所首席执行员莫哈末里祖安说，他们的机构聘用50名大学生用3个星期访问了1597名半岛的受访者，有64%的人认为马哈迪在未来半年内辞职。

至于谁是恰当的接班人？里祖安说，安华以45%领先其他领袖，土团党的慕尤丁获得16%，公正党的阿兹敏获得11%及诚信党的末沙布只获1%的支持。

这预示着，安华暂居优势，但对马哈迪而言，则认为未来事未来办。言下之意是不想针对男男短片之事发表太多意见，而是认为这是一项政治阴谋。

针对此事，警方表示已拘捕9人调查，其中两名重要人物包括男男短片中的其中一名主角哈兹阿兹及吡州公正党主席法哈斯，他也是安华的政治秘书。

警方认为男男短片是真的，但不能确定短片中的主角身份。

事情演变至此已成为两个焦点：其一是男男短片的主角是谁？其二是谁是幕后主使者？

这两个焦点不能被转移，而是要就事论事。因此马哈迪说，阿兹敏可选择留任内阁或请假，因在未定罪前，他是清白的。安华的看法是若该短片的主角包括阿兹敏，后者需要辞职。

就在斗争进入白热化之际，我们不妨看看双方的实力比较。安华方面，他可以掌控公正党的30名国会议员，因此他需要获得巫统至少20名议员或巫统10名及诚信党10名的支持，以凑成50席。伊斯兰党支持安华的可能性不大，这就需要向东妈借兵马。在沙巴主政的民兴党有10席；而在砂拉越执政的政党联盟控制约22席，加起来有32席可对安华在西马的50席合成一股大力量（共有82席）。

如果民主行动党靠向安华，则安华派将拥有124席起而执政。反之若目前的土团党的26席加上阿兹敏的15席，它就需要拉拢37名巫统议员和伊斯兰党的18名议员和11名诚信党议员的支持，以凑成96席。因此他还是需要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的支持，但能拉到多少位议员则有待观察。

当然最主要的是行动党的支持。换句话说，行动党在这次希盟内部分化中竟成为“造王者”。

若是行动党靠向阿兹敏，则马哈迪政权将会更加巩固，只是少了伊斯兰党就不能符合马哈迪所要的马来政党大团结了。

正因为希盟内部的分歧已是十分明显，而且马哈迪也希望回到过去由马来人主政的日子（土团党取代巫统），一切由党领袖作出裁决，不要再有吵杂的声音影响决策。

有人也就此认为，政局在急速变化下，马哈迪的另一个选择是举行闪电大选，届时谁主浮沉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因为这一改变，安华又再与相位擦肩而过？或安华得以一尝夙愿，成为第八任首相？安华就好像跌进“统考”的困境，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刊登于2019年7月22日《光华日报》

一国两制下的六大失误

1980年，我首次踏足广州，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启动，还看不到变化。生活在香港的人似乎有“满足感”，也就形容从大陆来的中国居民为“老表”，即意表兄表弟表姐表妹之类的有隔膜的“远亲”吧！既带着轻蔑，也认为大陆人“不够文明”，但还不至于把他们视为另类人。

不久之后，也就是在1984年，邓小平促成英国签署《中英联合公报》，指定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一时之间，曾一度掀起移民潮。后来中港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不时体现出香港依然是“马照跑，舞照跳”；邓小平更是承诺香港继续走资本主义路线，这就是“一国两制”的由来。

为了让香港“独树一帜”，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规划和制定对港人有利的条件。因为中国内地十分依赖香港引资和在内陆开展工业，大兴土木造福大陆人民，也就对香港另眼相待。

基于这种心态，中国政府的高层和香港的精英也就按照“不可杀掉生金蛋的香港”的念想，小心翼翼地制定了“香港基本法”（宪法）。除了香港没有外交、国防和公安权力（尚保留一些）外，香港享有比其它自治区更大的“自主权”。换句话说，香港人不要第23条国安法，不要“犯罪条例”，也乖离一国两制的原则，提出了港独和“我不是中国人”的怪论，都变得振振有词了。

对此，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李罗力（1947年，南开大学教授）（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及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理事长）因长驻深圳对香港各方很是熟悉，也就开宗明义指出中央对香港的六大失误，我也对他的评论作了补充。

（1）香港回归后，过分强调“两制”，而不是一国，主要是担心港人不接受中共统治的理念；尤其是担心台湾人的“抗拒”，因此有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说法。一方面用以安抚港人之心，另一方面给大陆人来港制造障碍，只顾港人感受，不理大陆人的“反感”。

（2）香港回归后，主要依靠大资本家来管理香港，忽略了广大港人的利益；尤其忽视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他举例香港的大资本家垄断了房地产、物流、金融、电力及电讯等等的公共服务业，造成许多香港人多是为大资本家打工，心中的不满油然而生；尤其在工资赶不上生活开销和失业威胁下，他们成了今日反港府的先锋队，而且首任特首也是大资本家出身的富二代。

本来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府应热情接待工人及中产阶级的代表；但改革开放后却变成向大资本家招手。这已开始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许多左翼分子一度质疑，中共的政权性质改变了么？为什么只见大老板，不见中下层人士的人民代表被中国官方重视？

（3）为保住两制，当2004年50万人上街反第23条国安法时，政府退缩了，直到今天也没有通过。有人质问：为何董建华在首届任期中，当大多数港人对中共表支持时却不提出第23条文法案？反而在第二任期内才提出。自此之后，“街头政治”成为港人的武器。例如2014年的“占中”行动，历时79天，就是利用港府软弱的心理，而有了雨伞行动。

（4）为了满足港人的需求，中央不断给港民送“大礼物”。例如当香港面对产业空洞化和加工贸易遇到瓶颈时，中央就开放给大陆人来香港“自由行”，从而刺激香港低端的服务业。其结果是造成市场物价高涨和地产楼市价提高。到头来是港民身受其苦，而对大陆人的到来给予抗议。反过来若没有大批大陆人涌入，港人的生意又如何维持下去？

还有中央也允许港人将低端制造业北移珠三角，导致今日的香港只有两万人在制造业服务，出现制造业的被“空洞化”。

（5）政府没有积极地将香港经济转型，而是采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资本主义政策，减少或不干预市场经济。这也非正确之道，而是政府应在必要时介入支持香港的转型，如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都是在必要时由政府主导政策（特朗普通过政府压力，禁止将高端产品售华为即为一例）。但港府似乎采纳了老子的“无为”学说。

（6）这一点很重要，中央早就应将大量大陆人移向香港，并介入英国式的政治游戏，用政党政治来推动民主，进而控制政党的运作。

这使我想起已故林苍祐（前槟州首席部长）的一句话。他说，马共陈平的失败是因为他坚持共产主义，而不会加入英国的民主游戏来争取权力。

是的，如果大陆早有此一手，今天面对的是港人党派之争，而不是事事指向中央和港府。反正中央已握住刀柄，政党政治是翻不了天的。

刊登于 2019年7月22日《南洋商报》

事情正在起变化

马来西亚政党间的矛盾和斗争很难用“敌我矛盾”和“人民矛盾”来区分，因为马来西亚的政党已经不再分“敌我”，只是怎样做到“利益的合作”。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同志），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敌友之间说换就换。

虽然今天在马来西亚发生的政治运动与50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倒可以引用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5月15日的著名社论（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事情正在起变化》作为马来西亚当下的政治参考。

毛泽东当年的社论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在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20大会议。在会上，新领袖克鲁齐夫的“秘密报告”中严厉批判斯大林（1953年逝世），并全盘否定其功绩。在历史上有人形容为对斯大林的“鞭尸”。

毛泽东对克鲁齐夫的做法很不满意，连带也思及中国若在他之后，出现克鲁晓夫式的接班人，他本身岂不是成为被否定的人物？

结果不出所料，毛泽东发现国内的右翼份子借题发挥，借故政府推出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事咒骂共产党和要求轮流执政等言论，促使毛泽东预感到变化正要发生，必须防范于未然。

这之中“民主派”（民联副主席）的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长）因苛责中共政策而被划为“右派”。1958年被撤职，1965年病逝，终年69岁。

这一篇社论揭示了毛泽东决心将整风运动转成“反右斗争”，也开启一连串的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结束（1976年）。在这个过程中，它已不分内部矛盾或敌我矛盾，而是由主流派来定性，目的是通过舆论和运动来改变既定“决策”。

反观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虽是与中共体制南辕北辙，但这些结盟的政治人物也各有心思。例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接班人问题，也是面对“事情正在起变化”。如果说早前市面谣传说巫统的37名国会议员和17名伊斯兰党的议员表示支持马哈迪任相至下届大选（即2023年）为止，尚不能当成一回事，那么当下的各种噪音已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所为而来，隐约中在边缘化安华。

虽然马哈迪没有宣布离职的日期，只是说任职绝不超过3年，但较后就把相位交给安华。因此不论他是在位2年或3年，安华似乎已被“钦定”为接班人。

这又让人回想起20年前，安华已是“坐亚望冠”的接班人，也没有人料到会出意外。事后也正如外界无法想象的，安华不但被开除党官职，而且也被控上法庭判监，相位离他是太远了。未想在20年后，又是枯木逢春，不知是安华的运气好，还是马哈迪的魅力，这两位原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同志，竟在1998年一夕之间变成“敌我关系”；更在20年后又化敌为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变化。

安华一时之间也陷入痛苦的抉择。在左顾右盼下，最终选择与马哈迪重归于好，希望有机会圆一个“首相”梦。

当时为了清除疑虑与障碍，在大选前希盟内部就传出马安经同意一旦执政，则由马重作冯妇再交安华拜相。如果在大选后不再挑起课题，安华也就不必耿耿于怀，也不必加快其“接班”的准备。这包括安华在2018年被赦免，得以全面从政后，就及快提名任公正党主席，又于较后重任国会议员。在万事俱备下，安华入阁已是必然的事。但人算不如天算，安华直到今天还是没有一官半职，他还得每周与马哈迪交流。内心的煎熬非外人所能理解。

本来若是有人向马哈迪吹吹风，情况可能好些，但公正党偏偏只剩下安华的太太及女儿有话语权。如果她们喋喋不休，会惹人“讨厌”，自家人为自家人说话。但放眼一望公正党内能为安华说话的人，除了阿兹敏外，再也没有更有份量的人了。拉菲兹虽是被委副主席，但无官无权，人微言轻，起不了作用。而从中崛起的阿兹敏在2014年因“大臣位”之争与安华失和后，就在党内“另树一帜”，形成另一个强大的派系，也成为党内的实力派。加上阿兹敏不但有官职，也有接近马哈迪的优势。他如果倒米，形势对安华就不利。

问题的复杂化和更具“爆炸性”，是因为阿兹敏说马哈迪与安华之间没有协议，也没有与希盟有协议，他是附和慕克力接受《日经亚洲评论》专访时指出，希盟或许有交棒的建议，但没有口头或书面协议。

慕克力也说，他期待在将来能在中央内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也暗示他若有机会，也不会拒绝领导国家。

阿兹敏之所以节外生枝是因为他近来也惹事上身。市面上传开的“男男短片”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形象乃至仕途，这无形中造成他与安华的嫌隙更大。就在安华尚未对这类的“伤言”给予回应时，他的谨慎言行和不愉悦的容忍不但不像是他一向的性格，而且棱角已被磨平，反映出安华如同换了一个人；甚至连马哈迪提议巫统齐加入土团党他也没甚意见。因为他知道优势在马哈迪这一边而不是在他这一边。

当阿兹敏公开表示转向支持马哈迪而不支持安华时，已意味着前者已成为催化剂，对准安华当头一棒，力使“接班”课题被炒热。这种短兵相接的斗争兴许是两败俱伤的。

当政治来到窝里反和盟友反的阶段，已意味着变化正在酝酿中，不时打破既定方针，就是改变人事。

如果说毛泽东是让变化产生一个又一个运动而巩固红色江山；那么阿兹敏这边是为安华的政途蒙上阴影。这对师徒的叛变，说明了政治是残酷的。

可以这么说，当下马来西亚政治的变化是马哈迪政权正在稳固中，包括阿兹敏或会拉拢一批公正党议员与马哈迪结合；若再加上巫统的议员，则土团党取代巫统也就指日可待了。相对的，安华的相位也会因权力在握的一派让事情有所变化下，安华已成为被动的角色，一个不谨慎将会被排出局。

因此“事情正在起变化”既适用于昔日的毛泽东，以证明他的权威；也适用于今日阿兹敏的反击，以证明他不是省油的灯，也可以让现实起了变化。两件大事中，我们看到事情正在起变化。

刊登于2019年7月18日《东方日报》

押下欠款来买屋？

高等教育基金已解除高等教育基金贷款（PTPTN）的欠款者被列入中央信贷情报咨询系统（CCRIS）的黑名单，让他们得以贷款购买房屋。

这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于7月10日与青体部长赛沙迪联合推介HI Home房产大会及网上房产展销会仪式上所透露的。

虽然房长的用意是减少过剩的房屋被积压（坊间说有超过30万个单位尚未销出），以减轻发展商的负担和鼓励首购族能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愿望。但我们不赞成也不支持政府的折衷方案。

理由很简单：当政府在1997年推出PTPTN贷款制后，有许多本国生从中受惠，先是只限国立大学的学生，后是连私立大学及学院生也得以申请；再后来是连攻读外国学位的也可申请贷款。这种宽松的制度不但让许多青少年完成大学美梦，而且在成绩优越下（至少取得二级荣誉学位），也可将贷学金转成奖学金。此外，PTPTN的利息也从3%降至1%。但遗憾的是，截至目前，政府发出的贷学金已超过500亿令吉大关，但回收率十分差，造成高教部欠巨款越来越大，付出的利息也让纳税人瞠目结舌。

根据我们了解，政府是向公积金局、退休基金局、联昌银行及安联银行贷款发出贷学金。如今政府每年要承担20亿令吉的利息，因为在借贷超过500亿令吉下，政府只收回毕业生的摊还贷款非常少，约145亿亿令吉。换句话说，政府在不断增加贷款下，又无法顺利回收应还但还没还的巨额，也只好忍住“亏损”，甚至提供折扣措施，比如一次还贷款可折扣20%；按期还也可有10%的优惠。其结果是学生得益，但苦了政府，最终只能动用纳税人的缴税来还债或还利息。

本来这项“完美”贷款计划是不分种族和宗教的，许多非马来人或非回教徒也从中受惠。更令学生欣喜的是不必在毕业后的一两年内急着开始还款，而是可以押后几年，甚至可以写信要求迟些摊还。久而久之，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欠债不还，养成一种坏习惯，甚至认为理所当然，反正是政府的钱（正如有人说，你骗朋友的钱不道德，如果你能骗银行的钱就真了不起）。

其实PTPTN在实施10年后（如今已22年），它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例如在2009年被发现有16,000名学生被人冒名申请贷学金，数额高达2千万令吉，但这笔钱没有落在学生的口袋（他们并没有申请贷款），而是进入某些单位或个人户口，后来没有下文，不了了之。类似这种欺诈案，为何会没有交待呢？我们除了怪责前朝贷款过于草率，而追款又马马虎虎外，也要责怪新政府于2018年上台后借花献佛，采取更松动的措施，包括从中央信贷情报咨询系统（CCRIS）中解除黑名单，意味着这些人可以向银行进行其他贷款，例如购买房屋等。

与此同时，新政府也将欠款不还的借贷者从移民厅的黑名单中删除。

这形同默许欠款者不必再还钱。举个例子来说，曾成为国会候选人的戴安娜在今年5月时承认，她是因为被禁出国后才开始分期缴还贷款的，这就是禁令的效率。

她又问：“若有人薪水不够，又如何还PTPTN欠款呢？”

这话说得有些“强词夺理”。首先本身已知道是向政府借钱读大学，在毕业后，按期摊还已是理所当然，反而倒过来问薪水不够怎么还？

如果你向银行借钱，可以用收入不够而拒还款吗？既然借了钱，就没有理由“欠钱不还”？

因此如何解决欠款是本身要负责任的，不能期望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以希盟而言，在2018年509投票之前，在竞选宣言中大声疾呼撤销毕业生被禁出国的措施，而且也同意暂缓还款；更有建议说将之转成“奖学金”。

结果当希盟取得执政权后，教长马智礼说，月入不超过4千令吉者可暂免还贷款，但何时才还则没有交待。

后来委任赛夫担任高等教育基金会主席时，他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建议恢复强制性分期还款，即使月入4千令吉也不可豁免。同时如果欠款不还，将被禁止出国。

这种较为严厉的手段乃是无可厚非的。就不知道希盟为何会这边扣那边减？及后发现不对劲又U转了，这转来转去却弄出买屋的新花样来。

根据副教长张念群于今年7月在国会回答问题时说：“政府原本在去年的3月起要向PTPTN的欠款者采取法律行动，后因选举而展延。目前政府（指希盟政府）暂时也不会采取行动。”

她说，截至今年1月，PTPTN共收到145亿2400令吉的还款，比实际应收回249亿1400万令吉少了65亿令吉左右。这笔帐自然要政府负担。

由于张念群说教长正在研究新的还款方案，我们就等他的下一步行动。但无论如何，若一边欠债不还，另一边又买房置屋，在两头欠款下，PTPTN的还款和清完欠款也可能遥遥无期了。因此政府应先理出欠款方案才来做好人。毕竟这样做也可能是好心做坏事。当受薪阶级既要房又要车时，PTPTN欠款怎么还？这都是政府要向人民交待的。

刊登于2019年7月15日《光华日报》

鸦片战争与香港

其实香港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夺取的。这场在历史上被称为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是与英国的不良企图脱离不了关系的。

我之所以将“鸦片战争”和香港的历史串起来是希望所有的华人；尤其是香港人要认清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腰斩”历史，把香港当成与中国毫不相关的个体，更不能自视为是从殖民地宗主国（英国）挣扎出来的“独立体”。毕竟早在汉唐时代，它就与中国的王朝连在一起，直至明清时期，它还是属于中国未开发的领土。根据史料记载，在1842年之前，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荒岛，估计当时顶多只有3000人居住。

为什么英国会看上香港？为什么需要通过鸦片战争来敲开中国的门户，进而侵占中国的领土？

这与英国工业革命是相互关联的。从1733年发明飞梭到1825年蒸汽机的发明，基本上已把英国推入工业化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先于1757年通过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鸦片产地，属印度领土），后来又于1792年和1816年派使团要与华建交，但遭拒绝，因为中国物产丰富，不需要外来产品。

本来英国外相巴麦尊在1815年时，希望在离北京不远的杭州湾口的舟山群岛或宁波设立贸易基地，方便与北京沟通，但又受到清廷反对，也就转向香港了。

在当时（1838年），中国有瘾君子1百42万名（每245人中就有1人吸毒）。在忍无可忍下，清廷委派林则徐（两广总督）担任钦差大臣，取缔鸦片的入口。单单在1839年，林则徐将已充公的两万余箱鸦片（相等于那一年进口的鸦片一半有余，每箱重达50公斤左右）在虎门公开焚烧，导致英商血本无归，乃上告英政府，指责清廷充公英商货物，采取关闭政策，不开放港口，以致中国继续享有贸易顺差之优势（约每年400万两白银），英国则无从改善。

当年英国会分成两派，主和派反对战争，主战派认为非打不可，否则英国经济可能崩溃。结果主战派稍占上风，也就有了鸦片战争。顾名思义，英国就是要将大量鸦片输华，以求贸易平衡。更重要的是，用鸦片输入中国，以榨取中国人的血汗钱和夺取其健康。

因为只有将大量鸦片输华，才能扭转英国在贸易上的逆差和经济上的生存。最后在1840年英国挑起鸦片战争拿下香港。从此经由香港私运入中国的鸦片不断增加，不仅英国反倒成为顺差国家（相抵销下，英方反占上风，一年有30万英镑盈余），而且鸦片也得以暗度陈仓，“公开走私”入中国（马克思曾形容这是英商贿赂清廷官员的结果）。

眼看颟顸无能的清廷在无所作为下，英国又连同法国在1856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回不但将鸦片合法化，而且向清廷要了九龙半岛。

英国在1898年又向清廷租借新界99年（1997年到期）。

这三块土地合起来共有1061.8平方公里（其中港岛75.6平方公里、九龙11.1平方公里及新界975.1平方公里）。

自此之后，英国就当香港为其殖民地，也没有准备交还中国。但在中国于1971年取代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后，中国就通过联合国将香港及澳门的地位改变过来：它们是中国的领土，不是英国的土地。也因为这一层改变，英国不得不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1997年）。

这种天经地义和天公地道的回归不料因为思想意识形态的差异竟演变成中港的对峙局面。如今香港示威人群所谓的“民联”发言人已从要求特首和立法议员直选外，也发展成不要第23条国安法；更不是“罪犯条例”的修改。也就是说不赞同中国拥有司法引渡权。

香港人可曾想过，如果不是他们的先辈大举南来，香港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和自由港吗？没有大陆的支撑，香港什么都不是。

严格来说，民主并不等于罪犯可逍遥法外，更不能借口会受政治逼害，而逃过被引渡的侥幸。这对受害者也是不公平的。

其实香港人在英人统治下：其一，有曾举行过民主选举吗？其总督是民选的吗？其二，英国严禁英民吸食鸦片，却在中国制造万千东亚病夫，丧失反英能力，这算人道吗？其三，也正像马新一样，许多英化的土生华人（峇峇）向英国要求发给护照，以成为英籍民而不果；香港又有多少人被列为英国人呢？其四，就算香港独立，它有生存的条件吗？不靠大陆，741万香港居民又何去何从？

既然香港是英国枪来的，它就不具有对香港和港人指手划脚的权利，日不落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刊登于2019年7月15日《南洋商报》

槟城•新加坡•香港

香港持续中的“反送中”运动已明显演变成反中共反华的斗争，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有和解的可能；反而有人担心“港独”的浪潮会一浪高过一浪，进而与台独相结合，形成对中国政府的“两面夹攻”。

究竟香港人要什么？他们真能在脱离大陆后就得以自力更生？甚至继续保有现有的国际地位？

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与国际政治息息相关的课题，也意外地发现今日的香港与昔日的槟城和新加坡有同样的经历，而且是与英国的利益密不可分。

1757年，英国占有印度的果亚后，就处心积虑地计划占有全印度。这个有利的条件也刺激英国需要在东南亚寻找立足点。第一个被莱特看中的是槟榔屿，在1786年向吉打苏丹要了这块未被开发的荒岛。

槟榔屿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处在马六甲海峡的上端。为了保障这个岛屿，英国在1800年通过武力拿下威省（威斯利省），并将之纳入槟榔屿版图。因为英国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将鸦片从印度运入中国。最初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1854）的名义占有槟榔屿，但这家公司也是英国政府的“旗舰”，以公司的名义掩人耳目。

1819年，曾任槟城总督秘书的莱佛士向柔佛苏丹要了新加坡，于是槟城与新加坡成了英国的基石。在1824年机会来了，荷兰建议将马六甲让予英国，换取英国让出苏门答腊西边的明古连军港而被接纳。1826年，英国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这等于英国控制了整个马六甲海峡。而其十分重要的目的是看准中国的市场，除了向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瓷品、古玩和农产品外，也急于增加鸦片销往中国。因为英国控制了印度的鸦片后，未想清朝政府在1838年对外来的鸦片全面取缔，委派了两广总督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有权没收运往中国口岸的鸦片。恰恰这些鸦片是英国的命根子，需要用所得的白银来抵消对中国产品的进口。由于林则徐的雷厉风行，于1839年在广东虎门焚烧所有被充公的鸦片，合共两万余箱。

这一禁烟壮举是清廷不堪无节制的鸦片源源不绝进入中国，造成中国人民一度被称为“东亚病夫”。但是林则徐的爱国行动却遭致英国的武力报复。1840年，英国动用大批军舰攻打广州，终于迫使清廷投降。

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清廷被迫开放5个港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同时也割让香港予英国。这背后的内幕是清廷闭一只眼，让鸦片“走私”入中国。

英国拿下香港有两个目的：（一）把香港变成英国的桥头堡，将鸦片输入中国，又从中国运出产品；（二）利用香港成为跳板，允许大批华工向外移居，槟城和新加坡成了华人麇集的城市。

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带给中国的耻辱，也象征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

但英国不满足只有香港一块殖民地，也就在1856年展开第二次鸦片战争。除了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拿下九龙半岛外，更明目张胆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也规定女眷可随夫家下南洋。

在1898年，英国向清廷租赁新界（深圳以北）一大片土地99年（1997年到期），于是三个地区合成一个香港，总面积1千余平方公里（香港岛、九龙半岛及新界）（与槟城的面积1031平方公里不相上下），人口有740万，比槟城的170万人口为多。同样的，新加坡的土地面积有5百余平方公里，人口近400万。

这三个城市以香港的发展最快，经年都有不少大陆居民进入香港谋生，合法的或非法的都有。一度（文革时期）更成为大陆人向往的地方。因此中国在1949年正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就不允许香港成为反共反华的基地，但无法阻止香港成为国际的情报站。

由于中共并不急于拿回香港，也就让新一代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转变了思想，不再遥望北方的蓝天。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衍生了非共乃至反共的新一代，他们的心态也因此对“一国两制”的不信任。即使在1997年回归后，还是有抗拒之心。结果在2003年借助反第23条文及2014年的占中行动和2019年的反送中（修改犯罪条例，让大陆、台湾及澳门得以引渡匿藏在香港的犯罪嫌疑人） ，引爆了规模不小的示威对峙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港独”的声音响亮起来，这不禁让人想起50年代和60年代的马新社会。

在战后的1948年，英国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议”，让后者逐步走向独立。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批槟城华人团体代表约200人齐集反对加入联合邦，宁可继续保留为英国的殖民地。他们也以新加坡为例说，既然新加坡可以不加入联合邦，仍保留殖民地，为何槟城不可以呢？

这批反对联合邦而留恋殖民地的人士大多数是受英文教育的峇峇，他们认为与其走向独立，不如继续作殖民地的子民。这种心态与今日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一方面，在1948年被英殖民政府强硬拉出联合邦的新加坡是很不心甘情愿的。他们认为马新是一家，为何被切割？

当1959年新加坡由人民行动党主政（自治邦）后，李光耀就不断强调新加坡不要独立，若是被逼独立，生存成问题。

在一直争取新加坡回到联合邦之际，一个因缘际会出现了。英国建议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也把新加坡拉进来。这一下子最高兴的莫过于李光耀。

虽然他明知合并后，新加坡将丧失许多权利，失去自治条件，更不必期望一国两制。可是李光耀为何迫不及待地要加入马来西亚，即使他将降级成为一个“州”的首席部长（名义上仍称总理，但不具有国防、内政和外交权力）。

在那年，马来西亚的巫统是不大热衷于马来西亚的成立，因为这意味着将来会与李光耀的斗争加速。

果然不出所料，加入马来西亚未及两年（1963年9月16日-1965年8月9日）的新加坡，因与巫统政府失和而被“请出”马来西亚。在那一天，李光耀含着眼泪，诉说“独立”不是他要的。虽然在时隔50年后的李光耀在临终前被问及新加坡未来的看法时，他仍然坚持重返马来西亚的一天。

这说明了，当一个国家太小时，独立不是长治久安的最佳之道。正如槟城当年脱离联合邦不成，才有今日的进步和繁荣。

因此香港人必须三思而后行，“港独”能行吗？失掉大陆的扶持，香港的未来在哪里？民主和反共不是一个等号。如果李光耀能领悟“独立”的痛苦，那么港人强求的港独又是路在何方？

刊登于2019年7月1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