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

在论及崛起中的国际学校之前，了解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是必要的。当下马来西亚共有3千2百万人口左右，其中有600万名在各级学校攻读。计分：幼稚园20万人、小学生268万人、中学生218万人及大专生100万人，共占人口的19%。

在分类下：（一）马来西亚共7772间小学，其中华小1297间，学生人数54万名；淡米尔小学524间，学生人数8300人。余者是国民小学、宗教学校及特殊学校等。

不过华小有40%即500余间是属微型小学，每间人数不足150人，但华小已有18%属非华人学生，有8万余人。因此它已不再是纯粹的华人学校。

（二）马来西亚共有2408间中学，其中国民型中学占81间，独立中学占60间。国民型中学有学生2万2千名左右；独中有学生8万名。因此国民型中学及独立中学的学生加起来共有学生约10万人。

（三）马来西亚共有大专院校498间，其中国立大学20间、私立大学29间、私立大学学院10间、外国大学分校11间及私立学院395间和工艺学院33间。

在100万名的大专生中，有20万名左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包括马来亚大学及槟城理科大学。在招收外国生方面，马来西亚有其独特的多元教育体系吸引外国学生。

（四）马来西亚另类的特殊学校就是国际学校。顾名思义，所谓的国际学校是以西方教育体系为主的学校，可以收容外国生。

原本在2006年前，政府规定国际学校主要是招收外国生，只允准收10%的本地生。但在2006年后，政府开放限制，可以收取本地生至40%。

到了2012年，政府又再放宽条件，允许国际学校收容100%的本地生。这样一来，刺激国际学校的数目不断上升：2010年—73间；2011年—66间；2012年—79间；2013年—94间；2014年—100间；2015年—113间；2016年—116间；2017年—132间；2018年—150间；2019年—155间。

这意味着在过去10年，国际学校的数目翻倍成长，学生人数也在增加中。

根据国际学校咨询机构（ISC）的调查显示，马来西亚是东南亚10个国家中拥有最多国际学校学生的国家，学生人数比排在第2和第3的泰国和新加坡多了逾万人。分析如下：马来西亚有71589名学生、泰国有64928名学生及新加坡有63789名学生。即便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的学生已达7万名，但在比例上仍是很小的，比如马来西亚有5百万人就读中小学，而国际学校的学生只占0.015%。若是拆开小学和中学，则国际学校的学生只分别占有不到1%及不到4%，数目微不足道。还有，如果与独中生相比，国际学校的学生数目还是少了1万名。从整体来看，国际学校的学生对华小和独中乃至国民型中学均不构成威胁。

再者，国际学校的学费也远比独中为高，例如有些名校的1年学费高达5万至10万令吉，也有较低廉的1年收2至3万令吉的学费。因此在许多人眼中，国际学校是贵族学校，即使是中产阶级人士也望门兴叹。

另一方面，比较具规模和大型的独中这些年来的学费已有所调高，但1年的学费也在8千至1万令吉之间，学生人数则在2千至4千名左右，相比之下，学费还是比国际学校少1倍有余。因此有人建议，国际学校应调低学费来符合中产阶级的收入，最好能够与著名独中的收费相差不远。

对此我们也注意到家长有此强烈要求，而我们办教育并非旨在牟利，也需要在特定的时期作出补贴或较大幅度的调低学费。

举例来说，我们共拥有30余名教职员，展示了一流的阵容和大众化的收费，但仍然确保提供的是名副其实的素质教育。

无可否认的，当下很多人都希望下一代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多元教育，除了以英文为主外，也能以华文作为第二国际语文教学。当然马来语的学习是免不了的。这样一来，在国际学校受教育的学生在将来就能乘直通车通向西方大学的当儿，也能走进东方的大学。毕竟当下热门的IGCSE（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普通证书是由英国剑桥大学所创立的，作为参加A-Level国际预科课程之前的基础教育，已被全世界大多数大学所承认。

因此调整国际学校的课程和教学，并降低学费已是未来的大趋势，即便学生可能会有些增加，但幅度也不会很大，毕竟国际学校采取小班制，收生人数在数百名之内，不会对独中构成威胁。例如70年代英小改成国小后，华小生激增，因为家长希望下一代能通晓多语。同样的，当下国际学校的转变也是必然的，正如独中这些年的自我调整和改变，就是要与时俱进，国际学校的未来前景又何尝不是需要在变化中求生存？

（本文作者也是槟城华夏国际学校副董事长）

刊登于2019年9月30日《光华日报》

补选上阵马华不占优势

本来柔佛是国阵（巫统）的堡垒，不论是大选或补选，肯定是国阵胜利在望。即使在2008年的大选，国阵在北马、中马及东海岸遭遇重创；尤其是南马柔佛依然是国阵的天下。因此在当年有人形容南马的人民“没有醒觉”，当大多数选民卷起“政治海啸”时刻，南马人还是相信执政党是固若金汤的，也是不倒翁。

这一年的大选，五个州落入反对党手中，它们是吉打、槟城、吡叻、雪兰莪和吉兰丹。而国会议席也激增至82席，战绩显赫。虽然反对党组成的“民联”没有拿下中央政权，但也给予执政的国阵造成极大的威胁。

不过在1年之后，因吡州“民联”有三名议员叛变，州政权又回归国阵（巫统）。

在这一年，柔佛州的战绩也让国阵稳住阵脚，总共夺下24席 （其中马华就占了7席），行动党只夺得1个国席。

至于州议席方面，在56席中，国阵占有50席，行动党只占4席及伊斯兰党2席。这说明了反对党要攻克难之又难。因此在308政治海啸后，北马和中马的华人时有调侃南马人没有胆量和勇气做出改变，才变不了天。

这话听在南马人的心里很不是味道，因为他们也想改变（终于在2018年变天了）。

不过有一个国会选区是值得关注的，就是最近成为焦点的丹绒比艾。这是因为土团党的国会议员兼首相署副部长莫哈末法力突然逝世，而不得不进行补选。

一向以来，这个选区是归给马华的。在2004年时由黄家定守土成功，但在2008年时交给黄日升上阵，而黄家定转战古来国席（取代退休的林时清）。

在黄日升漂亮胜出后（以23302票击败行动党候选人阿末顿，得票10391），他成为马华面临北中马惨败后的其中一个亮点。

如果不是马华在南马守土有功，在2008年时将不可能保住15个国会议席（总共参选40席）。

因为黄家定自认为领军不力，也就在那一年宣布不再寻求蝉联总会长，且也不入阁。反倒其哥哥黄家泉和翁诗杰成为马华的新领导层。

讵料马华内讧再起，此时是翁诗杰（新总会长）斗蔡细历（原为副总会长，因涉及丑闻请辞，将之开除党籍。这一下子，马华掀起政治巨浪。在2010年的选举中，蔡细历竟告“咸鱼翻身”，中选总会长，把翁诗杰压了下去。而试图卷土重来的黄家定位居第二，败下阵来。

当马华进入蔡细历的时代后，马华内部的纷争仍未休止，也逐渐浮现廖中莱与蔡细历之争。结果是天助廖中莱，因为蔡领导2013年第十三届大选又再吃败仗，这一回只剩下7国11州（包括黄日升的丹绒比艾国席）（2008年剩下15国30州席）。

虽然国阵继续执政，马华剩下的议员也在南马较多，但在廖中莱领导下，马华面对的责难更多；特别是在2015年爆开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丑闻后，马华更受牵连，被指责对丑闻噤若寒蝉，这对矢言要在2018年至少赢回15个国席的廖中莱而言，无疑是当头棒喝。果然在509的一场搏斗中，国阵兵败如山倒，不但失掉中央政权，议员数目也大大降低，巫统只剩37席，马华1席及国大党1席。

最令马华不甘心的也包括在丹绒比艾其候选人黄日升三连冠不成，只以少数的524票输给土团党候选人莫哈末法力，后者得票21255张，马华则得20731张，此外伊斯兰党抢走了2962张票，但不能视为马华失败的主因。

马华的失败是整局的兵败如山倒，不能怨天尤人，只能怪领头的巫统带来太多负面的消息。但这次跌实在太沉重，如果不借势从中再站起来，恐怕失之交臂（2018年的大选，柔佛州国阵巫统赢得7席、马华1席；希盟土团党赢得5席、行动党5席、公正党7席及诚信党1席）。

不过如果我们分析和研究选民的结构和数目，再加上政治氛围的改变，马华坚持要在丹绒比艾上阵，可就没有太大的优势。

当下选民5万余名，其中马来选民57%、华裔选民41%及印裔选民1%，也就让人看到马华已不存在理所当然的传统。理由如下：（一）巫伊刚取得合作，柔佛将是它们合作的试金石，而且对方的候选人肯定来自土团党的马来人。（二）若让马华上阵，巫伊将无从发挥向希盟展示力量的回归，自然会挑选巫统的强人出征。（三）虽然马华未获上阵，必然会影响华裔的投票倾向。但在对方也是马来候选人下，马华的出线就不那么明鲜和非战不可了。

因此丹绒比艾之战将被视为巫统和土团党之战（后者争取前者解散，归入土团党；前者力抗后者“入侵”，因此这一役非胜不可）。

照此来看，马华最终被迫让位给巫统也就有其潜议程了。

这样的分析不是要拆马华的台，而是在此情此景下，马华也许会被劝服，“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不知魏家祥总会长以为然否？

刊登于2019年9月30日《南洋商报》

马来西亚穷人真不少？

表面上看来，这是联合国专家与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兹敏之间的冲突，彼此对贫穷率的计算法有天壤之别。接着安华也参与其中，但显然对阿兹敏的驳斥持保留意见。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专家也发表了与联合国专家近乎相似的批评。说白了这是属于数目字之争，不具现实意义。但如果我们深一层分析，就不难发现其问题的严重性，绝不是数字的落差，而是可能引发的经济危机。

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这四个人的观点，以了解事情的真相。

联合国人权特别行动小组专员菲利阿尔斯通说，马来西亚人民的实际贫穷率远比官方数字为高，因为我国设下的贫穷线并未反映实际的国内生活成本，也排除了原住民及外劳等，导致贫穷率有失真之嫌。

他是经过11天的访问考察后，在8月23日发布文告指出，在过去50年来，马来西亚在降低贫穷率方面确有很大的进步，但官方说赤贫人口已消失，或只是存在于偏僻地区的一小部分人口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结果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面对问题。

按照官方的说法，大马的贫穷率已从1970年的49%（当时计算月入50令吉），大幅度降至2016年的0.4%。不过这个数目是马来西亚本身计算出来的，他提出每个家庭（4人）每月的收入在980令吉水平线下即为贫穷（也就是一人月入245令吉），等于每人每天只有8令吉（少于2美元的生活费）。

他认为对于一个即将取得高收入国的马来西亚来说，将贫穷线订得如此之低是不合理的。应该说，更符合真实情况是贫穷率介于16%至20%之间，并有9%的家庭每月的生活费低于2000令吉。

他建议大马重新检讨贫穷的定义和水平，不要用巧妙的统计方式来掩盖许多人仍生活在贫困之中。

联合国的有关完整报告将在明年（2020年）向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呈。

不久之后，也即是9月1日，世界银行全球知识与研究中心驻马来西亚的经济学家肯尼恩西姆勒（Kenneth Simler）的报告进一步证实联合国的调查报告。

他说，马来西亚的国民总收入（GNI）从1977年的每人月入200令吉到今天的每月收入3800令吉。可是大马制定的贫穷线依然是偏低的，从1970年的每人月入50令吉提高到245令吉，也即是一个家庭（4人）的月入980令吉之下属于贫穷群体。

他认为马来西亚制定的贫穷线及多维贫穷指数，比其他国家的指数低了约3倍。

其他国家是根据私人家庭月入2550令吉以下才算贫穷，而不是马来西亚的980令吉水平之下。

以此估算，马来西亚的贫穷指数（MPI）高达19%。

他认为政府需要有“政治勇气”，诚实地记录数据，才能有效地脱贫。

对此我国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也在同一天给予严厉的驳斥，他指责菲利阿尔斯通的“判断”是不可接受和不负责任的。

他重申大马的贫穷率在2016年的统计是0.4%，即2万4700个家庭属于极为贫困群。

他进一步指出，大马是根据联合国2011年出版的《坎倍拉家庭收入统计手册》的国际标准来制定其贫穷线的。因此阿尔斯通的报告是无根据，且非常地误导和不正确，缺乏观察证据及科学根据。

再者，政府也在2018年拨出275亿令吉来改善贫民。此拨款占总营运支出的11.9%。

另一方面，在9月8日，公正党主席安华针对联合国报告及阿兹敏的反驳提出批评，他说他同样对官方的贫穷数字难以置信，因为与现实情况大有出入。

他希望阿兹敏及经济策划组（EPU）重新检讨有关的统计和对国民没有意义的经济措施。因为存在已久的新经济政策无法解决贫穷问题。

从上述的言论不难理解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在风口浪尖上，马来西亚还是处于政治敏感期和经济失调期，都会因经济不景而成为导火线。其中最明显不过的是安华与阿兹敏借贫穷问题起争论，他们俩人的“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已道出双方的斗争已陷入僵局，随时可能发生政治大地震。

至于联合国专家和世界银行的一致性报告是在提醒马来西亚的贫穷率不止0.4%，而是在20%之水平。这意味着在不分种族下，马来西亚有20%的家庭是生活在水平线下，与我们早前所说的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相差甚远。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先进国的基本条件是国民年均收入在15000美元（即等于63000令吉之间）。对此而言，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先扶贫和提高贫民的收入，然后才来追求先进国的目标。不过在当下世界经济有退无进的困境下，期望经济回升是绝不可能的。

基于马来西亚的货币软弱（1美元兑4.2令吉），能够维持经济安稳的局面已是不错了。既然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已指出症结的所在，只用文告来驳斥其意义是无用的。不如实事求是，把改善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

刊登于2019年9月25日《东方日报》

香港示威的远因和近因

香港的示威与暴乱虽然规模变小，但仍没有终止的迹象。最新的行动是逼赛马会取消节目；同时中国也宣布暂停于10月1日在香港举行的国庆活动。

与此同时，香港的反中份子也到了西方国家展开游说，以说服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他们是黄之锋、艺人何韵诗等人在美国出席听证会上申诉香港已失去民主，从一国两制变成一国及一个半制，更形容中国企图取消一国两制等。

这是自6月9日以来香港民众掀起示威运动后，不断地升级所提出的种种诉求，前前后后已晋入第三个月，使到特区政府穷以应对。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诉求方的言行都有所改变。按照历史轨迹来看，它也不是三言两语可概括完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香港自1842年起就归英国统治，直到1997年才回归中国，历时156年。在这6代人当中，除了早期是从中国移向香港外，也有不少是在香港出生的。

当他们出生后，他们所知道的是它们是香港人，是在英国统治下的土地出生。虽然他们的祖辈是来自中国的，但因生活环境和后来的政治制度的差异也就形成隔阂。

其最明显的是香港的车辆是左行的，而驾驶盘在右边，与中国大陆是相反的方向。因此单在交通方面就有所不同。

再者，英国主政以来只重视英文教育；而对华文教育则采取被动，任由华人自行发展。结果香港选择了用粤语教学而不是普通话。

后来英国发现通过教育不仅可传播西方的文化，而且也能在思想上倾向西化。这就促使英国在香港使用的教学内容与中国共产党统治（1949年）攀不上直接关系；恰恰相反，它灌输的是：中国为专制政府或独裁政府，没有民主可言。

中国问题专家、复旦大学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教授及马丁杰教授于9月17日在上海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一语道破香港近些月来的动荡不安是有历史因由的，不全然归咎于西方外来势力的鼓动和挑起。

再者，香港学生被灌输的虽然不是台湾“共匪”那一套，但也不是亲中那一套。除了只有少数（约10间）是左翼学校外，其它大多数的学校是双语教育（英语和粤语）。在长期的熏陶下，自然不能期望港民会融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生活中。尤其令人诧异的是，香港回归已22年，为何教科书还没有纠正过来，为何未刻意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

其三，为了显示香港与中国大陆之不同，其中文字是繁体的，一如台湾；同时不论报刊或书本一概是直排的，有别于中国的简体字和横排。

当香港回归时，港府并没有适时地改变习惯和传统，结果是中港的距离越走越远。

其四，香港人是现实的，国家观念淡泊（即使持续保留殖民地，一些港人还是乐意的），只要享受个人的自由和民主，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财有道，也就可以“原谅”英国是否在香港实行民主。

有谁见过港督是港民直选出来的？虽是英国议会产生，但英国议员们代表得了香港吗？

即使出于善意，中国在缔结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时表明实行一国两制，而且香港的资本主义50年不变，目的是照顾港人的意愿，但未得到领情。

今天看来，一国两制是否是正确的安排也引起非议。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本身的领土实行两种政治制度。

当港民强烈地反送中“犯罪条例”修正时，已爆发出他们对中国体制的不认同。从2003年反对的第23条国安法和2014年的雨伞运动及2019年的反送中的大规模运动，在在说明了参与示威的港民不要中国“干预”香港事务，这些都可归为近因。

但香港忝为中国的领土而又绝不容许中央过问香港事务已经不是一国两制，而是“两国两制”了。与此同时，示威者要求直选特首和立法议员，也说明他们提出令中央难接受的条件，毕竟香港非独立国，没享有“独立主权”，只有“自 治主权”。如果选特首北京不涉及，等于是失去了主权，也失去回归的意义。

对此，张维维认为应耐心从教育着手；而马丁杰则认为港府在2003年的国安法及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中交白卷，已暴露出港府至今仍未解决一个国家中的法律问题。因此他认为应该从内部探讨港民的心态。既然共产党一向擅长深入群众，了解群众那就通过教育和宣导的方式加以开导。如果港民还是不改变想法，若有朝一日香港沉沦，而深圳耀眼就怪不得别人了。

事实上，也唯有香港人救得了香港。若是让西方插手，则掐死香港又关西方何事呢？因此与其向西方国家（如美国）求救而落得一身骂名，不如实事求是地反省一下：若是弄垮香港，损失的是否港人自己？煽风点火之徒也只能发出叹息声，难道派兵颠覆一个独立的大国？

刊登于2019年9月23日《光华日报》

安华抗争回到原点？

自2018年509之后，我们终于看到安华的立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他在接受彭博社的访问时说：“我应该在2020年5月接任成为首相，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即马哈迪会卸职，然后由我接任。”

如果没有记错，这应该是安华第一次发表“挑战性”的讲话，似乎认定其接班已成定局，而不会再有人半路杀出。

为什么过去安华总是低调处理接班人的事，甚至是默不出声？因为他知道面对的内外政敌太多，一个不谨慎或回应错误或不留神都会酿成大祸。因此还是少说为妙。例如马哈迪说内阁没有空缺，安排不了安华入阁。这对安华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伤害，但安华还是忍了下来。

又比如有人推测安华无望拜相，而马哈迪的接班人将会是阿兹敏或慕克力，这种传言甚嚣尘上，也被人误以为真。不过这次安华明白地告诉舆论，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由此来看，安华这次的谈话有两个深层的意义，其一是告诉马哈迪和土团党的人不要再传达马哈迪会在任满一届后才退休，因为马哈迪曾说过他任相应2至3年，但没有定下退休的日期，也就引发外界的议论纷纷。发表这样言论的人除了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外，也包括土团党署理主席慕克力，并得到阿兹敏的支持。

本来安华的事件并不难解决，只要在安华获得特赦后，就可以让安华参加国会补选（这两者安华都做到了）。在胜选后，应是安华荣归内阁的日子。可是等来等去就是没有安华的荣幸。他倒成为一名普通国会议员，既不能在内阁发言（身为成员党之一的主席竟入不了内阁，让人难以理解），也不能代表政府对外谈判和作出决策。就此而言，他是成员党（希盟）中最没有实权的主席，反而是其夫人旺阿兹莎仍保留副揆职（但已不是党主席而是顾问，对公正党而言，安华的扶正似乎是来得太早或是多余的？）。与此同时，身为安华副手的阿兹敏却手握大权，比昔日的财政部长还要威风，也难怪他成为马哈迪身边的红人。安华只得看在眼里，对阿兹敏的“不理不睬”显得无可奈何。

除此之外，马哈迪在东马建立地盘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沙巴他已经有了数以万计的党员和支持者，对民兴党是一个潜在的对手。相对之下，安华在沙巴的势力就十分有限。在509后，还是原地踏步。

至于砂拉越，目前是由“政党联盟”（前国阵成员党组成）所执政，这一派属土著保守党的势力最强，马哈迪近日争取砂州政府靠拢中央，也承诺会提高发放石油税。即使安华也有动作，但在无权无势下，只能表达执政中央后改善东马民生大问题。

从几个方面来看，马哈迪与安华之间还是存在政治过招，前者争取巫统议员加盟土团党，但未获成功，被伊斯兰党抢了过去，形成巫伊联手。这对希盟内的马来政党或以马来人为基础的政党是不利的，也可能彼此要增加选票，会不惜动用各种手段来达致目标。

其实历史已经告诉安华，他当年（1998年）与马哈迪的斗争就是围绕在马来社会中旋转，他的烈火莫熄也点燃了马来人的心，才有1999年伊斯兰党大胜的政绩。这意味着马哈迪失掉30%的马来人票，所幸得到华人的支持，才挺住2/3多数席。这说明了当马来政党分裂时，马来政党就会寻求合作对象，比如安华在2008年及2013年拉回伊党联手对付巫统就是为了稳住反对党的地位。

如今巫统尝到了失败的苦果后，也转向伊党寻求合作，这是使用安华的旧伎俩而希望能够取回马来票。

不过巫伊的合作并没能展现其多元性，马华只是被聊备一格。这样的“种族标签”也难免滑向种族路线。

因此不论是巫伊的合作或是土团党的一党坐大，都在现实的环境下可能衍生负面效果。

也是在这个时候，安华认为已是时机站出来表明他的“强硬立场”，是为了回应巫伊合作和土团党的膨胀可能改变了目前政治格局。说得好听是安华欲“挽狂澜于既倒”；说的直接一点是已经等了20年，安华不能再一次被架空和被愚弄，而成为“为人做嫁衣裳的送嫁娘”。

这也是他最后的机会，没想到在兜兜转转下，安华20年后又面对同一个对手。

从安华的言论来分析，他是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态来正视接班的事。不过这一场新的斗争极可能是在公正党内爆发，主角是安华与阿兹敏，一场师徒之争又回到昔日的马哈迪与安华之争。基本上马哈迪被视为阿兹敏的支持者。至于公正党的分裂程度将决定安华接班的时间表是否生效或失效？就看安华如何应对了。

刊登于2019年9月23日《南洋商报》

从“和而不合”到“合而不盟”？

在2018年509大选前就有消息传出巫统将会与伊斯兰党合作，以对抗由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但两党并未采取积极行动，以致“和而不合”。结果在大选中各有所失，巫统输掉的是从未失手的中央政权；伊党失落的是不能成为造王者（赢得国会40席）。

后来经过分析巫伊发现，如果巫伊在509大选前合作，将会多保住21个国会议席。这样一来，按照大选成绩作统计，巫统保住54席，伊党拥有18席，就有72席，再加上可能胜出的21席，就意味着巫伊联手共拥有92席，自然可以稳住沙巴的局面，继续倾向国阵（巫统）；同时也可以在砂拉越安下国阵之心，不致“叛变”。

若是东马维持局面，就意味着沙巴的国阵仍有12席，其中8席归巫统议席，余4席为成员所有；而砂拉越国阵则有19席。换句话说，国阵将在与伊党合作下，可以保住沙巴的4席和砂拉越的19席，共22席，也就意味着国阵拥有115席，再加上马华1席及国大党1席，总数117席等于超过国会总数222席的一半以上，继续执政。

但问题是，不仅巫统料想不到，连伊党也算不到在各自参选下，巫统竟然是将政权拱手相让。

接着下来，就是我们看到政局有了变化。马哈迪重操旧业（二度任相），安华获特赦，但至今无角色在政府中扮演。行动党取代了马华和民政成为执政一员；诚信党取代了伊斯兰党，而土团党成为巫统翻版。这之中希盟固然有其“新局面”，但也有旧秩序的保留。种族政治的幽灵依然盘旋在马来西亚的天空，所谓的打败了种族主义及宗教政治只能归为“纸上谈兵”的高谈阔论。因此我们看到失败的巫统和失落的伊斯兰党正在寻找未来的出路。毕竟如果它们再不振作和抖擞精神面对希盟的“蚕食”，恐怕会有更多巫统的人加入土团党，也会有伊党的人向诚信党投石问路。

在面对严峻的挑战下；尤其是巫统处在风雨飘摇中，只剩下47名国会议员，再加上党领袖面对官司缠身，也就不得不改弦易辙，否则生存都成问题，更遑论要在下届大选翻身。

为此巫统和伊党选择在9月14日“正式结盟”，在巫统总部签署“合作宪章”，主要概括5大点：其一是捍卫联邦宪法；其二是通过协商，加强攻势；其三是强化伊斯兰、马来人及土著发展议程，建设和谐国家；其四是确保国家政治稳定及其五是为国家提供新方案以彰显社会公义、跨越肤色及信仰藩篱。

从上述看来，“宪章”的内容与政党一向以来所宣扬的立场大同小异，也没有让人感到恐慌和不安。因此相关的巫伊合作也显示了“雷声大，雨点小”。这样的温和表达也算是让人松一口气了。

但是没有表达的内容是否意味着相关的种族政党已摈弃种族乃至宗教政治？这在“宪章”中没有提及。

按照现存的各政党表现来看，它们还是没有改头换面，而是认为种族政治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表面上看来，两党的合作或只涉及在土著议题上的共识和可能组成联合州政府。可是不知为何巫伊不提出新联盟的名称，难道会继续使用“国阵”的旗帜？预料伊党不会接受和回归旧组合。

如果我们回顾前尘往事，就不难了解为何伊党对国阵有所厌恶，这是发生在70年代的事。在1972年伊党加入了巫统领导的中央和州政府，并特别被关照拥有两名中央部长，另也有副部长和驻外大使等。结果导致1974年伊党加入国阵成为一员。但这个加盟并没有壮大伊党势力，反而因吉兰丹州政府的州务大臣纳西是敦拉萨挑选的（即使前者是伊党议员）（1974年大选后的新安排），造成丹州伊党通过州大会革除纳西官职，也在州议会投下不信任票。结果引发两派大示威而酿成暴乱，招致中央政府援用紧急法令“封锁”丹州，且在1977年将伊党革除出国阵，而在1978年通过州闪电大选，一举“吃掉”伊党州政权。从此巫伊分道扬镳，成为“政治死敌”。在下来的大选中，如1978年、1982年及1986年的三届大选，伊党处于挨打的地位。甚至在1986年时只剩下一个国席。直到1990年伊党与46精神党合作才取回丹州政权。

虽然在1999年的大选因安华黑眼圈事件为伊党争取许多选票，一跃拥有27名国会议员，且拿下两个州政权（丹州和登州）。

但此时的马哈迪伸出橄榄枝，要与伊党举行马来人大团结大会，但不被伊党所认同。到了2008年的大选，安华领导的“民联”异军突起后，时任首相阿都拉又召伊党组成马来人团结会议和联合政府（因那年伊党夺下23个国席，也控制吉打及吉兰丹州政府）。

在伊党拒绝后，巫统只得单独面对马来政党的挑战。不过巫统并不急于寻求马来人大团结，而是“坚信”在国阵的大家庭内，一切由巫统说了算，不必担心政局大变化。

但在2018年的大选，伊党还是兴致勃勃的单独行动，破天荒派出155名国会候选人应战。在失败后（只胜18席），才领悟到分裂导致失败的真理。终于出现了914的巫伊大联盟。

由于巫伊联手后提出的课题已涵盖种族和宗教的政治诉求，自然也出现执政党的还击。在一来一往下，如果尽往种族和宗教找灵感，那就非国家之福了。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都关注马来政治会走向何方？倒是耐人寻味的。

刊登于2019年9月18日《东方日报》

提防重演“鸦片战争”

原本马六甲王朝是在1403年由拜里米苏拉（巨港王子）所建立，但在立国百年后被葡萄牙打败，马六甲也就在1511年成为西方国家的第一个殖民地。过了46年，葡萄牙凭其军舰优势在1557年强行进驻澳门。

也差不多在同一个世纪，荷兰在1596年入侵印尼，且在1619年占有雅加达。在5年之后即1624年，荷兰侵占台湾南部。在1641年荷兰打败葡萄牙而成为马六甲的新主人。

与此同时，在西方崛起的西班牙也开拓海外殖民地，第一个殖民地是在1565年拿下的菲律宾。60年后的1626年，西班牙占据台湾北部，与荷兰分享台湾的统治权（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但荷兰在1642年退出台湾。

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打败荷兰而夺回了台湾。在1683年，郑成功的孙子将台湾归回清朝。换句话说，台湾又回到中国的怀抱。

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百年间，亚洲的政局又有预想不到的变化。先是1824年荷兰把马六甲交给英国，以换取英国放弃在苏门答腊西边的明古连军港。在交接完成后，英国于1826年将槟城（1786年由英人莱特开埠）及新加坡（1819年由英人莱佛士占有）和马六甲合并成海峡殖民地，完全控制了马六甲海峡。

在占有槟城之前，英国已占有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1757年），及后鼓励印度大量生产罂粟（即鸦片），通过马六甲海峡源源不断地将鸦片贩运入中国。除了用鸦片来达致贸易盈余外，也有目的的荼毒中国人民吸食鸦片成为瘦骨嶙峋的东亚病夫。

当清廷的道光皇帝（1820年继位）察觉事态严重后，乃在1838年调派两广总督林则徐出任禁烟钦差大臣。这位刚正不阿的大官敢敢在1839年将充公来的鸦片全数焚毁。这意味着，林则徐切断了英国商人的最大财路；而对英政府来说，也是致命的，因为英国是依赖贩运鸦片而获巨利的税收，不但可用来抵消中国的贸易顺差，而且英国也将从逆差变成顺差。

这就是说，清廷切断鸦片的贩运，等于是向英国宣战。不幸的是，这原本是杜绝毒品害人的好事，在英国官商看来是侵犯西方的利益，因此非教训中国不可。就这样在1840年英国启动战舰通过马六甲海峡，穿入南中国海北上中国各口岸，在浙江舟山群岛击破清廷防线，是为历史上的鸦片战争。

清廷在失败后，于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从那一刻开始，中国陷入百年耻辱，开始成为半殖民地的社会。而葡萄牙有样学样，在1849年将澳门据为己有，正式列为葡国的殖民地。

清廷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也激怒了中国人民的怒吼，在1851年出现了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也称为客家人的革命）和在准海一带的捻军起事，弄得清廷手足无措，不得不借助曾国藩的湘军击垮太平天国。清廷的软弱，导致它在1883-1884年的中法战争及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败得一塌糊涂。前者清廷交出越南的控制权，后者则交出朝鲜控制权，更失掉台湾岛。

至此，1900年的义和团反西方和洋教士的运动，也因迷信刀枪不入而遭八国联军从天津攻入北京。在失败后的辛丑条约，暴露了西方列强不但坐地分赃，占领中国城市地区充为领事馆和拥有治外法权的领地，而且也强逼清廷赔偿4亿5千万两白银，分39年清还。

正因为丧失了香港和台湾，也失去对越南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中国得以面对外来势力遗留下来“乱七八糟”的“对抗”在买单？

例如近期香港的不停息的动乱和对港府的抗议，已完全动摇一国两制的地位，而且诉求也越来越难以理喻。即使向英国领馆要求发英籍民护照，也只有少数人享有的特权，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拿到的，否则英国也会被人潮淹得喘不过气。还有一部分港人要求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也已是超越过港人应有的权限，等于向另一个国家来求救，以让香港打回原形。

从香港人的示威和诉求来看，他们似乎只重视“民主”，而不重视民生和民治，如果没有和平与繁荣的香港，何来“民主”？而且双直选也是有其条件的。

此外，台湾的问题更是胶着一团。如今再加上中美贸易战，暴露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已变成外来势力再次“殖民化”台湾和香港的借口。因此港民和台湾人民需要冷静来思考借外力或让内乱不止，最终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和悲剧。“鸦片战争”绝对不能再重演！更何况当年的鸦片战争不是贸易失衡的矛盾，而是中国不允许用鸦片麻醉中国人，才有英国挑起战事。

同样的，今日的中美贸易战是因为中国处于顺差地位的说法也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理由是将和平崛起的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因此当今的世界不要被美国的假象所蒙蔽，绝不存在新鸦片战争。真正的目的是将中国打回原形。

刊登于2019年9月16日《南洋商报》

一带一路的关键词

承蒙槟城北海德德社济海阁阁长郭晃霖先生的盛情邀请，我在9月7日晚莅临北海向在座的阁友及来宾讲解中美贸易战的内在和外在因素，以及它所引发的政治课题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在一小时的演讲中，我尝试用通俗的语言向出席者讲述当今世界的动荡不安的导因；尤其是针对主要的关键词作出解释。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一带一路”？为什么美国那么强烈地反对“一带一路”的宏愿？并诅咒它注定是失败的。

张骞丝绸之路：所谓的“一带一路”是引用中国两千年前的历史故事演化而成。其一是指在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及后到达西亚及罗马帝国的疆土。他在公元前140年出发，到公元前126年才回国。

接着在公元前119年，张骞又第二次出使西域，远至波斯、印度与埃及等，在公元前115年回国。但1年后逝世，享年50岁（公元前164-公元前114）。

由于他是第一个出国门远征的人，被后来的德国地理学家形容他走的是古代“丝绸之路”。

义净海上丝路：继之，唐朝的义净法师 （公元635-713年）在公元671年时，从海路番禺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抵达印度。直到公元695年他才告别古逝利佛室国回到洛阳，被武则天皇帝亲自迎迓，并赐予大唐国师。

一个走陆路，另一个走海路，也就在2013年被习近平主席正式确定为“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起来简称一带一路）。

很明显的，习近平在和平崛起（2003年由胡锦涛提出）10年后提出一带一路是为了保护南中国海及正视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前者是指共有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因为没有任何屏障，所有觊觎中国领土的国家都得从南中国海打开缺口。例如英国在1840年打的鸦片战争，就是用军舰直入南中国海拿下中国的港口和香港。

后来因为中国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也在甲午战争时失掉台湾。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1931年强占东北三省及1937年全面侵华，中国人民成了列强的俎上肉。

11段线：因此在战后仍由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政府在1947年发表了南中国海内的岛礁概归中国所有，初步估算有280个岛礁，有丰富的油田和天然气储藏。

为保护中国的领土和领海，蒋介石政府在南中国海划上11条段线，注明这海内的大大小小的岛屿、礁石或岩石等，已被划为中国的领域。

虽然中国只是说海内的岛礁归国家而未声称整个南中国海是中国的，也表明中国从未禁止外国船只包括军舰自由川行，只是不允许在岛礁上停驻和长驻。

不过，因为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正式将南中国海内的夜莺岛送给胡志明主席。因为北越要这个岛作为侦察基地，以防止美战机空袭。毛泽东也就无条件答应了。

9段线：正由于夜莺岛位于南中国海南岛与北越海防城市之中，中国政府也就将第10条及第11条段线删掉，剩下9段线。这就是中国直到今天仍坚持它拥有海内岛礁的主权。但美国否定这一点，也宣称重返亚太（2011年）。

不久菲律宾因岛屿与中国起冲突；更在2012年痛失黄岩岛。也就在恼怒之下上告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2016年法院判决菲律宾胜诉，并指中国的9段线没有法理依据。可是因为法庭没有执行权，菲律宾也索不回黄岩岛。

在这方面，中国最明智的决定是在2015年时将纳士纳群岛（靠近印尼）归为印尼领土，避开了一场复杂的斗争。如今南海只剩下马来西亚、菲律宾及越南占有岛屿，而最难搞得是越南在南沙占有29个岛礁，更声称整个西沙群岛是越南的。

马六甲海峡：此外，中国也特别重视马六甲海峡。除了有历史渊源外，今天的海峡已成为中国的经济生命线，几乎有80%的进口石油及天然气要通过海峡进入南中国海，再到中国各口岸。

马六甲海峡长1080公里，它最狭小的通道只有2.8公里宽，就在新加坡附近。

正因为甲峡1年之内有10万艘船只通行，其中80%是油轮，所以中国不能容忍甲峡成为扼住中国经济的咽喉，这是指中国不能接受美国对甲峡的干预与控制。

南中国海：正是南海与甲峡是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命根子，才促使中国在马来西亚推动多项计划，比如东铁、隆新高铁、改造巴生港口及兴建皇京港，都是希望强化南海与甲峡的联系，一带一路自然也会成为保障区域安全；尤其是中国安全的门户和通道。

在这方面，习近平倡议设“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目的是要改善周边国家的基建。比如建中巴3000公里经济走廊和港口；在斯里兰卡建港口和机场；在东南亚也投入资金和工程。这种排山倒海而来的攻势也到在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

除了对中国软硬兼施外，特朗普也亦步亦趋地封锁中国的经济纽带，挑起贸易战是要堵住中国的一带一路带动“中国制造2025”及人民币深化成为国际货币。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不能容忍中国坐大的道理。一旦美国失手，则未来的世界就是中美双雄，不再是美国独霸了。

刊登于2019年9月16日《光华日报》

海上丝路（摘录）

这本书是一个新的尝试，它分成六个章节把海外华人南来的历史和在不同时期所受到的冲击和影响，通过不同章节的评述，进而分析在不同的地区，为何是同一个思想脉络展现出大致相同或些许不同的抗争形式，但又连贯性地演绎这一段马中百年的血泪史。

如果能够总结这之中的渊源，我们可以称之为“从南中国海到马六甲海峡”的一带一路。这一条航道在以前被形容为“海上丝绸之路”。在今天已被中国政府提升为“廿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了。

400年前，统治中国的清朝因颟顸无能，致中国陷入战乱和民不聊生的困境，结果被英国的战舰打进来了。这就是后来历史上被称为丢尽中国人脸面的“鸦片战争”（1840年）。

于是在1842年，清廷与英方签署《南京条约》。除了开放五个港口通商外，也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这五个港口是厦门、广州、福州、宁波与上海。

因此本书的第一章是以华人南下作为起点，侧重在鸦片战争后掀起华人移民潮。接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两千年的封建王朝。

因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带来新的希望（才有孙中山于1913年的第二次革命，专门讨伐袁世凯）。就在军阀掌权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爆发。战后竟由战胜国如英国和法国把德国（战败国）在山东省胶州的权益移交给日本而不是还给中国，结果引发了民愤。

也因为这样，才有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先是逼使北洋政府不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字出卖山东省的土地给日本；后是全国民众动了起来，开始关心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关注中华文化的命运，也就连带政治改革催生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并形成新文化运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主席宣布下正式成立。国民党则退守台湾。

本书的第二章主要论述华人南来的路线图。巧合的是，这条被历史上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轨迹自从在唐朝被义净高僧（公元635-713年）正式开拓以来，在700年后又被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而进一步发扬光大。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这海上丝路触动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正式提出“一带一路”的大历史观，希望通过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基础建设连接中国与西方国家和中国与东亚区域的联系。

本书的第三章所涉及马新的学运和学潮，也是与中国的政局变化息息相关的。因为华教运动和华文报并不是英殖民政府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也就把这些由中国传来的教育和文字视为对政府有威胁的“产物”。在1920年抛出华校注册法令及华报登记法令，处处钳制这些被认为是危险的文化。其后的手段包括改制学校、逮捕华校生、监禁或遣返中国、也连带关闭华文报和整肃华校等。

当马新中学的学运在五十年代后期由高潮走向低潮时，一个新的学运核心又在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拔地而起。从南大生的抗争和斗争来看，他们是延续了昔日中学生的反殖民政府压制华校的精神和意志。不过南大生的左翼运动在1966年后就归趋平静。

有关南洋大学的血泪史被列为第四个章节。巧合的是，这间大学是延续陈嘉庚在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的精神。而在五十年代由陈六使（福建会馆主席）（在后来被誉为陈嘉庚的接班人）提出，在会馆献地500英亩及陈六使个人捐献500万元叻币后，掀起了建校的热潮。

在1958年新校舍落成开幕时，南洋大学一时成为世界奇迹，它是唯一不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华文大学，证明了马新的华人社会也有能力扛起一间华文大学。

在南洋大学之后，第五章是针对《李光耀回忆录》作出评析。他最为争议性的决策是在1980年宣布南大与新大合并，从此南洋大学不见了，只走过短短的1/4世纪。

第六章是针对陈平回忆录作出评析，他所领导的马共斗争与来自中国的革命斗争有所联系，也一度存在党对党的关系。

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政府达成《合艾和平协议》后，才完全停止了武装斗争。

从鸦片战争到千禧年后的160年的岁月中，整个中国与马来西亚的政治情意结在90年代后逐渐转成乡情宗亲与经济上的联系，这说明了民族的血脉联系是很难切断的，不一定要通过政治联系，也可以通过其它管道强化剪不断的情谊。

“娘家论”虽不是所有已归化成为所属国公民的海外华人所认同，但回顾过去的排华暴动及歧视华人事件的不时发生，如果中国不以“娘家”的身份把海外的“儿女”视为血脉相连的一份子，就不知道还会有多少的华人难民在目前和将来饱受排华之苦。

单凭这一点，就反映出“中华民族”或海外华人是一个无需与政治拉上关系的先天性情缘，也是先贤们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因此从南中国海到马六甲海峡是所有华人与中华民族环环相扣的海上丝路的纽带。（各大书店均有代购，每本RM50。也欢迎邮购（另加邮费RM6）cpmcheah@gmail.com）

刊登于2019年8月19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