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是时候入阁了

首先是马哈迪否认事先知悉阿兹敏于11月18日夜晤巫统22名国会议员的大事。继之，马哈迪说他有接到阿兹敏的汇报说巫统的一批议员有意加入希盟，但翌日巫统议员纷纷表态没有这回事，包括与阿兹敏较亲近的希山慕丁（前国防部长）也直截了当说没有跳槽这码事。

不论事实是否如此，当巫统议员表态不会跳党后，已显示阿兹敏败了第一个回合。因为他所要掀起的“另立政府”的计谋失败了，此其一。

其二，即使巴鲁比安（工程部长）宣布已取消砂州公正党的代表大会，以抗议公青团及妇女组代表大会（已订于12月6日在马六甲举行）没邀请署理主席阿兹敏主持开幕，反而邀请公正党顾问团主席旺阿兹莎主持。站在巴鲁比安后面的是正在与安华派系角力的阿兹敏派系。

结果安华派还是成功地召开了砂州大会。预料中的是，阿兹敏派系包括巴鲁比安及其支持者都缺席大会，这说明了阿兹敏的阻力不够强大。

虽然没有迹象显示巴鲁比安的砂主席职位会被撤换，但安华已明显指出，砂州明年的州选必须由砂州分部开会讨论，然后再提呈党中委，这就由不得巴鲁比安一人说了算。

以此推算，一旦安华顺利地在各州举行州代表大会后，就意味着在马六甲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将如期举行（12月7日）。

本来阿兹敏派是准备以丹绒比艾补选惨败为由来召唤巫统议员行动起来；并通过巴鲁比安阻止砂州大会的召开，进而拖延乃至可能押后公正党中央代表大会的举行，现在看来阿兹敏又是第二次失算。

其三，是在11月23日（星期六）举行的希盟主席理事会上，马哈迪也未再为阿兹敏“解围”，反而表示可能会召安华入阁。

在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哈迪坐在安华夫妇的中间，却未见阿兹敏亮相在记者会上。而马哈迪也未再针对阿兹敏约见巫统议员事件再作回应。

如果安华已牢控公正党，又与马哈迪的互动多了起来，则阿兹敏将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

其实根据默迪卡民调反映，人民对相位职权的交接不确定性感到不满和失望。在这方面，马哈迪自然知悉民间的想法，只是碍于不能公诸的理由，只能比较“含糊其词”或“含蓄”的回答传媒的追问。

正因为交棒日期未定，又发生争党内外的相互倾扎，也难怪安华遭受四面埋伏，例如在周一（25日）的甲州会议上，因为两名亲阿兹敏派的州议员林秀绫及查兰尼刻意缺席，导致安华推荐的哈林巴吉（甲公正党主席）未能在周一通过出任上议员。但这不算大打击，安华依然相信他是未来的首相，因为马哈迪到目前为止没有提出第二位人选。本来阿兹敏是被后市看起的，却因面对男男视频以致政途未明。

原先马哈迪在评估安华接班事件时，也认为这个新政府不需要过早宣布接班日期，以免影响施政。他也相信这样的悬念对大家都好，或至少不会喋喋不休讲个不停，结果适得其反。

就在此时，丹绒比艾补选成绩却给希盟当头一棒，反映了希盟政府的声望不断下跌，它被指责在诸多“承诺”中未能兑现，而且决策还是一人说了算。无形中，丹绒比艾选民的怨气便发泄在马哈迪身上。不过持平而言，也不全然怪责马哈迪执政不力，而是整个政府的行政措施和政策方向与国阵没有两样；甚至被认为也不尊重民意。

未想阿兹敏按奈不住，马上部署新的行动（另立政府），以堵住安华探出头来。结果弄巧反拙。

在新形势下，安华的入阁已是当务之急，以证明不会中途换马，同时他和马哈迪两人可以为国家和民族共同“铁肩担道义”，给国人看到一个复兴的未来。

尽管安华认为在未任相前再入阁是不恰当的，但一位接班人离开政治岗位太久，也将失去熟知机密的时机和对民众接触的方便；更失去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反而遭政敌的敲打，因为他已失去昔日的威权。

说实在的，安华任副揆已过了20年，很多事物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如果安华要在接班后才掌大权，等于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了解和掌握。

既然接班人的身份已明，条件也已成熟（安华是希盟的老二），将安华放在副揆的位置上更是名正言顺和安定民心。可惜的是，人们并不知道马哈迪何时改组内阁？有说在明年11月之前才会改组。因此安华即使入阁也已是迟来的行动了。

如果希盟抱着固步自封和不纳民意的态度，也未表明内阁会在近期内改组，等于给国阵一个翻身的机会。

更糟的是，正当有人鼓起种族政治和宗教政治时，不幸被其他政党依样葫芦利用，对国家的稳定是个大威胁。

也许拒绝种族和宗教政治最好的答案是每个政党都要紧记种族主义将导致民粹主义的抬头；宗教政治将走向神权治国，其结果是种族和宗教成了政党的工具和手段，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刊登于2019年11月28日《东方日报》

“宫廷政变”帮倒忙？

每到了关键时刻，就会有安华与马哈迪的会面，以消除在市面上甚嚣尘上的各类传言。比如安华在11月21日拜会马哈迪后，希盟分裂的传言就停了下来，但问题并不因之而解决。因为当下的派系斗争已发展成两个派系的正面摊牌，一方面是以阿兹敏为首的“保皇派”，他结合了巫统的大多数议员；尤其是希山慕丁的支持，以保住马哈迪的相位。加入他的“阵营”的还有伊斯兰党及正在观望的其他党派人士。

虽然保皇派显得十分卖力，但也不得不未雨绸缪，主要是阻止和扫除安华接班的机会。且让我们用数据来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

按照阿兹敏的算盘，他在公正党内至少获得15名国会议员的支持（另剩35名国会议员则归安华阵营），如果加上22名巫统议员的支持，就有37名国会议员。若再加上当下土团党的27名国会议员，就有64名议员站在阿兹敏这一边。如果伊斯兰党的18名国会议员也支持阿兹敏，则阿兹敏集团就有了82席。

当然这还是离开国会半数有一段距离，因此阿兹敏会努力抓住诚信党的11名国会议员及沙巴民兴党的8名国会议员，以凑成101席。

这之中当然还得依赖砂拉越的土著保守党的13名国会议员的支持，以达到114名，而超过国会的半数（总数222席）。

这只能说是一厢情愿的计算，也不完全是客观的。

在另一方面，安华领导的“革命派”（改革派）也不是省油的灯。除了有把握结合党内的35名议员外，也希望能得到行动党的42名国会议员的支持。如果沙巴的民兴党（8席）及砂土著保守党的13席，安华派将有98席，离开掌控国会尚差14席。

毕竟安华在面对党的分裂下，也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过安华能否拿到行动党、民兴党和土保党的全数支持，也还是个未知数。

这样一来就解开了安华派为何迟迟未敢向阿兹敏开刀的因由，总是担心“投鼠忌器”，这无形中助长了阿兹敏派的气势。他们公然地挑战公青团及妇女组代表大会的合法性（12月5日），也取消砂拉越的州代表大会的举行，理由是砂拉越拥有自主权，因此党也一样不受西马党中央的管治。

这个逻辑好奇怪，一州拥有的自主权怎么可以套在政党身上，更何况公正党源自首都吉隆坡，哪有党中央管不到州政务之事？

既然在党中委内安华仍占上风，阿兹敏只得借补选失败的发难，用外来势力“围堵”安华是他的新战略。

就此课题（阿兹敏约见22名巫统国会议员在其官邸开会之事）马哈迪表示不知情。这也说明了马哈迪认为在此时将事件搞大也非好事，他现在安稳地控制中央政府，又何须找麻烦引进巫统和伊斯兰党的议员支持，岂不是更复杂化“联合政府”的结构？

同样的，安华也算到不是胜利在望，也就借用马哈迪的影响力按下阿兹敏的轻举妄动。虽然安华明知道这一回见马哈迪是一种表态，不是一个决策，但至少也压下了阿兹敏的“宫廷政变”。

在此时此刻，阿兹敏的“宫廷政变”在土团党看来是不必要的，也是小题大做和多余的。他应该想到行动党会倾向安华多过倾向他本身。

马哈迪即使对安华仍有意见，但已时隔20年，也无须再为安华的接班而反悔。丹绒比艾的补选结果足以说明希盟政府已出现危机，若不及时纠正，恐怕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为此，马哈迪认为应借此时机改组内阁是必要的，但有三个重要人事是马哈迪不能轻易改变的。其一是安华仍在内阁外；其二是阿兹敏仍会掌控经济大权；其三林冠英的财长也不能轻易改变。这样一来，马哈迪的改组内阁将不会大刀阔斧，只是适度调整，以应付民怨。

既然希盟的模式与国阵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民间也不必期望内阁的大变动。

刊登于2019年11月25日《光华日报》

安华与阿兹敏撕破脸

安华与阿兹敏的斗争已不再是“影子之战”，而是发展到公开决裂的危机，甚至酝酿政治大洗牌。所有这一切自有其因。因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其远因可以追溯到阿兹敏在2010年党选时决意取代退休的赛胡申阿里而角逐署理主席。其对手则是加入公正党不久的再益依布拉欣（在阿都拉当政年代，他被委为负责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结果阿兹敏从中崛起。

在2013年大选后，阿兹敏认为身为党的老二应被推荐为雪州州务大臣，但安华还是让争议性的阿都卡力继任大臣，这也引起阿兹敏的失望。

其实，在当时安华在拉菲兹的布阵下，制造加影补选（李景杰辞职），以期让安华亲自上阵。在当选后取代卡力成为大臣。就安华的算盘而言，一旦他成为大臣，政府要治他的二度鸡奸罪就不大容易，但纳吉政府也棋高一着，在补选提名前夕，高庭判安华罪名成立，入狱5年，允许保外上诉。此时的安华已失去提名权利，也就改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上阵。在胜利后，安华推荐其夫人取代卡力成为新大臣，却不被苏丹所接受，最终选了阿兹敏出任新大臣。这对安华是个不小的打击。

在一身兼两个重职下（党署理主席及雪州务大臣），阿兹敏的势力开始膨胀。

即使他仍然承认安华是他的老大，也表达对安华的忠心，但阿兹敏已在党内外独树一帜，不再是当年（1999年后）依附在安华的“后起之秀”，而是在安华服刑期间，他在党内成了呼风唤雨的人物之一，不再让安华专美于前。

2018年的大选，马来西亚的政局出现大逆转，国阵在一夜之间下野，希盟却意料之外的起而执政中央。这一激烈的转变，主要牵涉两个人，一是前首相马哈迪，他的转移阵地导致马来西亚政坛出现政党轮替，打破国阵（巫统）不败的神话。第二位则是闪亮之星的阿兹敏，他成了安华的新克星。

就在马哈迪重作冯妇之后，他以一向的作风安排阿兹敏出任新职（经济事务部长），把原属于首相署统管的数个部门移向阿兹敏的身上；尤其是首相经济策划组。这样一来，马哈迪既能安抚马来社会的不安与焦虑（毕竟经济大权仍握在马来政治人物手里），又能满足华人社会又再取回失去44年的财政部长职（陈修信于1974年辞职后，财长一职成为巫统的重要阁员），林冠英的出任也就打消公正党有意推举拉菲兹入阁当财长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阿兹敏在马哈迪的护航下，更加意气风发，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比起外交部长赛夫丁阿都拉风头更健。

正在如日中天之际，阿兹敏面对了2018年的党选，他的挑战者是能言善辩的拉菲兹，也是一名会计师。两雄的对垒，公正内形成两派的斗争，一派归安华领导；另一派归阿兹敏领导。最后虽然勉强“和气收场”，阿兹敏蝉联署理，但不同派系的斗争已经剑拔弩张。

从党选来看，阿兹敏的人马似乎较占优势，但在党主席有权委任理事下，党中央基本上还是归安华控制。阿兹敏对此甚为不满，他拒绝出席党中委会，也与房屋暨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及工程部长巴鲁比安连成一线。这对安华来说肯定是一大隐忧。

刚巧丹绒比艾的补选成绩在11月16日晚出炉，希盟大败，阿兹敏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于11月18日在其官邸召集22名巫统议员（当中有前国防部长希山慕丁）及公正党的5名国会议员讨论未见公布的课题约三小时。

尽管未公布内容，但可想是针对马哈迪的相位问题表示支持，让首相自行决定退休时间。这间接上也堵住了安华的接班。

现在摆在公正党面前的是公青团及妇女组代表大会已订在12月5日在马六甲举行，由党顾问旺阿兹莎副首相开幕，等于是将一向由党署理主席主持开幕的大会换人，自然触发公青团内的矛盾激化；甚至累及砂拉越党代表大会也被取消。

在形势上，公正党正陷入僵局，下一步就是大决裂。这个提早到来的分裂也反映出希盟的内矛盾加剧；更是影响巫统的未来。如果巫统有大部分人投向土团党，再加上阿兹敏派系从公正党退出来，土团党能否一举控制大局？倒是一个大考验。若是正如早前的推测，巫统及伊党加入支持马哈迪，而诚信党也倾向土团党，就剩下安华的派系和行动党的态度了。

总而言之，阿兹敏挑起这一仗是向安华传达下任首相即使不是他（面对男男疑云），也未必是安华的强烈讯息。这就是当前正在起变化的马来西亚政治。在局势未明朗前，谁也不知道安华的政运是“柳暗花明”的？

刊登于2019年11月25日《南洋商报》

丹绒比艾补选的新冲击

本来一场国会补选并不是大不了的事，更何况输赢都不会影响政府的执政地位，但偏偏补选发生在执政希盟出现内讧与失调的当儿，也就引发一连串的后遗症，而且局面看来还是挺严峻的。

虽然不能说在柔佛的丹绒比艾的补选（大选以来的第9场补选）是天大的事，但补选的结果倒是令人侧目和预想不到的。不是因为估算不到国阵（马华）的候选人黄日升会胜出，而是他的得票竟有25,466票，占投票率的65.6%，比希盟（土团党）的候选人卡敏沙迪尼多出15,086张，后者得票10388张，只占投票率的26.7%。其余4名候选人则丧失按柜金（得票不到投票的1/8）。换句话说，国阵尤其是马华得以扬眉吐气，拿下宝贵的一席。

根据选委会公布，丹绒比艾共有52,986名选民，种族比例为巫裔57.12%、华裔41.74%及印裔1.03%。

在2018年大选时，黄日升以两届国会议员的身份第三度披甲上阵，但不幸败给土团党莫哈末法力。当年黄日升得票20,731张（得票率46.12%）；莫哈末法力得票21,255张（得票率47.29%）。前者只以524票饮恨沙场。

在这一年，可怜的马华公会只剩下一个国席（魏家祥保住）和两个州议席 ，几乎抬不起头来。而被指指点点若不收档就离开国阵。在后来马华按兵不动，既不退出国阵，也没看好巫伊联盟。结果马华这一仗也打乱了希盟的阵脚。

我们暂且不分析国阵今后的方向和巫伊联盟的未来，而是集中分析和讨论这场补选给希盟带来的压力和可能出现的后果。

其一是土团党遭受较为沉重的打击，可能影响它在马来政界中力图居于老大的地位。当下它从原来的13名国会议员增加到27名国会议员（但均来自巫统）。如果按照老大马哈迪的算盘，他是要将整个巫统吸纳过来；特别是它的37名国会议员。一旦巫统议员导入土团党，则土团党就有64名国会议员，成为希盟的老大。

目前希盟成员中以公正党最为强势，拥有50名国会议员；民主行动党第二，拥有42席；土团党第三，有27席（输了丹绒比艾，剩下26席）及诚信党有11席，一共是129席，超过半数（国会共有222席）。

如再加上民兴党（沙巴）的8席及砂政党联盟的19席，已经达到156席，超过2/3席（需要148席）。

反之，国阵原本有79席，在砂政党联盟退出后，只剩60席。这之中的54席是巫统的议员，如今经土团党的折腾，只剩下37席。两相比较之下，即使巫统再加上伊党的18席，也只能凑足55席，再加上马华2席及国大党1席，勉强达到58席。因此在509之后，马来西亚的政坛已不是巫统在呼风唤雨，也不是伊党事造王者；反而是希盟的土团党崛起成为马来政党的新权贵。

在内阁中，虽然公正党拥有最多的部长们，共7名部长及7名的副部长，但其中3名正部长是较倾向土团党的，他们是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公正党署理主席）、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公正党妇女部主席）和工程部长巴路比安（公正党沙巴主席）；若再加上土团党的6名正部长和6名副部长，就意味着首相马哈迪已取得9名正部长组成的队伍，如果再加上诚信党和沙巴复兴党的5位和3位，及1名独立部长，则土团党基本上已拥有19名内阁成员（总数只有28名内阁部长）。

但补选的失利给土团党的扩展带来一定的阻力。

其二是马哈迪的布阵是相当高明的，他采取了三管齐下的策略来应对变化中的政局，包括未委安华入阁；提携阿兹敏及提防巫统反扑，因而出席马来人尊严大会，以凝聚马来社会的支持。

但因为希盟内部的问题太多，也没有解决方案，造成在竞选宣言中的承诺无法兑现引起民怨。

比较显著的争议是学习爪夷文的课题，统考的处理进度缓慢，和支持种族团结来应对诉求，自然顺得哥来失嫂意。因此又有声音要求希盟检讨其得失和交接的问题。

其三是公正党的两派斗争几乎已撕破脸皮，阿兹敏坚持身为署理主席，应被邀请主持公青及妇女组代表大会的开幕，但此次党高层不邀阿兹敏，改邀副揆旺阿兹莎主持，等于是对阿兹敏不出席中委会议的反击。

虽然沙巴公正党主席巴鲁比安支持阿兹敏取消沙代表大会，但最后权力却掌握在安华手里，他和巴鲁比安的矛盾早已公开化。

奇怪的是，一向靠向阿兹敏的祖莱达近日的言论有些耐人寻味，他认为党主席安华有权决定由谁主持公青团及妇女组的代表大会，就不知她较早前强硬的支持阿兹敏的立场是否有了改变？若是，就意味着祖莱达正在改变态度和立场。

除了马哈迪近日有表态安华是接班人而不是阿兹敏后，形势已转向对安华有利。毕竟丹绒比艾的补选结果对安华的接班也不是坏事。如果此时安华接二连三出重手，就等于他正向党内的异议派宣战，也向盟党及敌对党左右开弓了。这就考验安华能否把阿兹敏的势利转回到他的阵营？

因此安华在补选后的大动作就是在不久之后他将会以接班人的强势在政坛再次崛起，而不再让市面上的谣言弄得十分尴尬与不安。

这就是说，丹绒比艾的补选拉开了安华第三波斗争的序幕！

刊登于2019年11月21日《东方日报》

学运的逆转：亲共到反共

不论是在中国或欧洲或日本或美国发生的学运（学生运动），基本上都标志着左翼运动的兴起及对右翼和反动政府提出抗议和示威。因此我们一般上将学运或工运当成左翼运动的启蒙和开端，及后促成左翼运动形成一股潮流，并借政治团体（政党）的出现向当权者发出斗争的号角。

例如中国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由北大生领导的一场反对北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准备接受西方盟国提出的条件：将战败的德国在胶州湾及青岛的权益移交给日本。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达成了三个目标，其一是北洋政府不敢签署丧权辱国的协议；其二是促成了新文化运动，鲁迅的打倒孔家店及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深刻地唤醒中国年青一代不再迷恋四书五经，之乎者也，而是要向新文化、新思想看齐，所以不反对引进西方现代性的思潮带来的正面影响。其三是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这个最初只有50名党员的政党是李大钊、陈独秀及毛泽东等人发起成立的。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又再爆发国共内战，学运还是一边倒向中共，向蒋介石的国民军发出猛烈的战斗，直到1949年毛泽东主席解放全中国。在群众的眼中，学运的力量就是跟着中共走，大大小小的运动也牵涉学生参与其中。

但是于1989年在天安门的“六四”事件就反过来把矛头指向执政的中共政府，学生要求惩罚贪官污吏，投机倒把的官僚。他们占据了天安门广场至少3个月。后来因性质的变化，从倡廉打黑到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结果导致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化解了天安门事件造成的威胁。

正因为“六四”带来的转移，香港市民也就累积了“反共”的情绪，即使不反共但也不亲共。当六四从天安门广场搬到香港之后，这个殖民地就在有意或无意间发展成为“六四”的活动中心。今年更有所谓的“六四纪念馆”之设。

再加上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新成立的特区政府并没有从教育上着手，仍然采用旧课本灌输所谓的“自由民主”思想，把大陆形容为“专制政府”。

结果当2003年港府准备通过立法提出第23条国安法时（此法令是任何独立的国家都必须有的）竟有50万港民在7月1日（香港回归日）举行大游行，迫使港府马上收回此议案（直到今天仍未通过和执行），也在两年后导致首任特首董建华提早卸职。

有了这一次的大游行后，港人也开始意识到动员群众的力量是可以让中共却步的，因为中共是靠示威游行长大的。

真没想到在2014年时，港人又在港大学者号召下，举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战中运动”（占领中环），后来因示威者用雨伞当“挡箭牌”，就被称为“雨伞运动”。

虽然这场运动没有达到直接的效果，但却为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埋下伏笔。

借助于反对港府修改“引渡罪犯条例”为由，竟从6月起就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示威运动，有说一度高达2百万人，弄得港府一时之间陷入迷茫，既不能暴力或动真格对付示威者，也不能引入解放军“镇压”。在进退维谷下，港府只得收回修改法案，如同国安法一样未被执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持久战”竟由和平运动发展成“对峙”运动。不但一度阻止飞机运行，而且地铁和公交也大受影响。一方说警方使用暴力才有事故发生；另一方说，示威者既蒙面也用硬物破坏公物，似乎已陷香港于“无政府状态”。抑有进者，因为在11月4日发生科技大学生周梓乐扑倒在新界将军澳停车场二楼，经抢救无效后，于11月8日逝世。除了学生示威之外，又在11月11日发起展开“三罢”运动，即罢工、罢课和罢市。

这三方面的同步运动也有三个名称，如“黎明行动”、“破晓行动”和“暴晒行动”，顿使到香港交通几乎瘫痪。

与此同时，香港各大学也发生了冲突事件，中文大学因其位置的重要性，已成为学运的集中地。因为事态失控，大学已宣布提早放长假。接着全港学校也提早放假。

尽管示威者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更呼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但其难度在于港府与示威者的观点和立场“南辕北辙”。前者认为香港不是独立国，不能提出百分百的诉求；后者则坚决要与中共割席而立，这样的诉求也无法达成协议。至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也提得莫名其妙，香港既未沉沦，要光复什么？还有在一国两制下，还有什么革命可以割掉祖国的？

学运的逆转，从左到右，从亲共到反共，莫过于此！

刊登于2019年11月19日《南洋商报》

香港动乱，六四翻版？

香港暴乱已从成千上万群众上街游行演变成人数少，但却是以暴力相向的恶性对峙。有人形容香港已进入“无政府状态”；更有最新的论调指香港已陷入“内乱”。不论是香港媒体或中国媒体乃至西方媒体都无法掌握香港动乱的规律，只能眼看事态一天比一天更令人不安，没有人知道下一刻还会发生什么事？

例如任谁也没想到示威者会成功地瘫痪机场而使民航机无法运行，整个行程都被打乱了。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全港的学校，不论大小已经一律提前放长假，整个教育体系也受到致命的破坏。

因此香港连续五个月的示威和动乱也在近日被拿出来与“六四”事件作比较。结果舆论发现有几个相似之处。其一是赵紫阳当年与学生对话后未能解决问题，因拍板的人不是他。而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虽也与民众见面对话，但也未能解决问题，因为不是她拍板的。一般上权力操诸在最高领导层的手上。

其二，“六四”从打倒贪污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似乎与香港“反送中”到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它与六四是有相似之处。

不过为了更清楚地比较两大事件的不同点，我们还得从“六四”事件说起。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自由化运动息息相关。

1982年，胡耀邦取代卸职的华国锋成了总书记。胡耀邦在当政期间，平反许多冤案，也广开言路。后来被党内保守派批评让自由化泛滥，而使国家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也是在这期间，中国掀起新一波的学潮。1986年12月5日，合肥中国科技大学3千名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程序不当，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继之在其他大学也起而响应，总共有26间大学卷入学潮。

由于学生进而要求“自由民主”，也就被邓小平训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

到了1987年正月16日，中共对高层作了调整，由总理赵紫阳顶上取代卸职的胡耀邦。

在1月19日，安徽省委开除方励之的党籍和1月25日开除刘宾雁的党籍后，事件逐渐平静下来。但预想不到的是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溘然去世，又引发了一场新的危机。先是学生举行悼念活动，接着形成一波又一波的学潮冲击中共政府。

追悼会也不断扩大，陆续集合在天安门广场，喊出的口号包括“自由万岁”、“民主万岁”及“反对官僚主义”等等。

4月22日，官方追悼胡耀邦逝世的告别会举行后，学生及各界人士并未散去，而是喊出的口号越多，包括“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共产党”和“打倒独裁专制”等。

虽然赵紫阳按原定行程在4月23日官访朝鲜，但学潮越演越烈。

4月26日，在邓小平拍板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就是说，官方已定性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及各地的示威抗议活动都是有政治阴谋的，企图打倒中共政府。

赵紫阳在回国后，形势更加严峻，但他在5月4日庆祝五四运动70周年集会上，依然对学生的示威有所同情。他更在5月19日亲自到天安门广场会见学生，要求他们结束绝食和解散。学生则抗议“四二六社论”不取消“动乱”字眼，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也是在同一个时间，李鹏签发了戒严会，6月4日天安门被清场。此时赵紫阳已在政治局中失势。他也在19日后不再在公众场面露面，直到2005年逝世，仍未获平反。

就中国官方的立场，“六四”事件是反共反党的，不能“平反”。相对而言，香港的所谓民主人士接过这一棒子，每年都悼念“六四”事件，也从未忘记要求中共平反。

香港的民主派就此借助“六四”事件提醒港人要坚持他们原来的“非共”、“排共”乃至“反共”的心态。同时坚持所谓“一国两制”就是一国之中的香港是与大陆是不同的，它完全是高度自治的，不受中共的政治干预。

这样的思潮结果变成港人的高度敏感，但凡有任何变动，或被认为影响到约束香港人的自由的措施一概加以反对。从反对23条国安法（2003年）到“反送中”（2019年）大游行，在在反映了港民不接受大陆实施的法制，自然把怨气发在特首林郑月娥的身上。

今天香港的所有大学、中学及小学都已宣布休假，暴露事态的严重性。即便“反送中”和“六四”事件有不同的流程，但彼此之间也有其共同性，都是带有倾向西方思想的“自由和民主”，也就是挑战中共的底线。可是在中共看来，它有其本身的体制，也未强加在港人身上，只是不能接受香港成为“罪犯”天堂，不受引渡和惩罚；也不能苟同香港人的特权是包括不必服膺于国家的法律和国家的安全措施。

如今香港的“反送中”已沦为暴乱的场所，严重地影响旅游业和外来投资，长此下去，香港也就比日治时代的“沦陷”更悲惨了。

什么时候，香港再回到晴朗的天空和令人称羡的“东方之珠”？也惟有香港人能给出答案。

刊登于2019年11月18日《光华日报》

马来西亚是一带一路战略据点

在马来西亚也许是首次由中国著名学者向大批的马来大学生阐述与讲解“一带一路”的真正含义和它所要达成的目标。在300余名出席者中，马来人占85%，而且是从头到尾聆听三名学者所提出的真知灼见，让学生感到耳目一新。

这场于11月8日上午9时在理大讲堂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论坛”恭请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鲁世巍博士阁下主持开幕。他说，截至今天，已有15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而马来西亚则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据点。他相信这次论坛可以让马来西亚各界进一步加深了解一带一路对周边国家的重要性。

马来著名学者阿旺沙里炎（曾任国家语文局总监，现任苏丹依德里斯师范大学的教授，曾派驻北京多年教授马来语文），他在其论文《一带一路倡议对中马社会经济的影响》中指出，“一带一路”有两个主旨，一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二是协助东南亚、中东、南亚、大西洋和欧洲65个国家发展基建工程。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及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的张胜军博士以“理解一带一路的三个要点”提出他的分析。第一是“去中心化”，不再强调只有一个核心国，而是每个国家都有本身的核心地位。第二是“去美国化”，不再事事以美国马首是瞻。第三是提倡新多边主义，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

如果说19世纪是以英国为主的“泛欧体系”流行，20世纪是以美国为首的“泛美体系”大行其道，那么21世纪则是以中国为主的“泛亚体系”的兴起。

清华大学教授暨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博士总结5年来的成就可以“中欧班列”的开通，作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品牌。截至2018年6月底，共累计开班8584列。但他不讳言“一带一路”也引发争议，包括指中国要转移过剩产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甚至有说是中国制造“债务陷阱”，以控制相关国家云云。因此他认为透明化和制度化的投标程序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过程，才能完善法律的规划体系，而减少质疑和争议。

较早时，理大人文学院院长纳莉玛教授在致欢迎词中公布当下学院已有60名中国学生在攻读马来语文学位，包括硕士和博士。她预料将来会有更多中国生进入理大，而理大也将派教师和学生到中国各大学交流。

与此同时，在当日晚上，又有另一场对话论坛在槟城中路华夏国际学校内举行，吸引超过百人参加，其中不乏来自各大学的学生。演讲嘉宾有清华大学教授赵可金博士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胜军博士。场面轻松且热烈。

在论坛开始时，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拿督谢诗坚博士致开幕词。

其实，一带一路的出现是有其历史背景的。首先是中国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按照古代历史的交通思路大胆地提出此倡议。在这之后，中国政府将之演化为“一带一路”。

按区域来说，陆路丝绸之路主要是强化中俄关系，而以满洲里为枢纽地带。继之用铁道及公路连接欧洲等国家。所以被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至于“海上丝绸之路”则以马六甲海峡为战略核心地带。因为它已成为中国的经济命脉之一。刚巧马来西亚与印尼处于马六甲海峡的两旁，自然地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

目前每年约有10万艘船只川行马六甲海峡，占了世界海上贸易量的20-25%。换句话说，世界1/4的油船都要经过甲峡，估计一天大约有1千1百万桶的石油在正常运送，其中有85%的入口石油及天然气是属于中国采购的。

因为马来西亚也刚好位于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之间，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2015年及2017年先后与马来西亚在马六甲海峡举行军事演习，目的是要确保马六甲海峡的自由川行不受极端组织及外来势力破坏和干扰。

中国方面为了确保一带一路能发挥实际效用，在2015年先后推动成立“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及“丝路基金”，并分别先投入500亿美元及400亿美元，用以支持周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其中显著的是兴建中巴经济走廊。从中国的喀什通向巴国全境，共长3000公里，投资460亿美元，后来又加大到640亿美元。由于公路的兴建越过克什米亚地区，引起印度的不满。后者认为克什米亚的土地归属权尚未定案，而印巴的分界线只属临时性质，因此即使巴国认为是通过巴国管治的地区，不为印度所接受。

此外，中国也在孟加拉及斯里兰卡投下巨资，目的是希望绕过印度通向西亚和地中海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向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及印尼提出多项融资计划，其中包括兴建曼谷通向昆明的高铁；在印尼兴建高铁，也在2015年将纳士纳群岛归为印尼，解除了印尼对南中国海的岛礁争夺纷争。

至于在马来西亚，中国的融资和投资工程也相当庞大，包括东海岸铁道、隆新高铁、海底油气管、马六甲皇京港及大吉隆坡计划等，目的就是希望马六甲海峡与南中国海声气求同而加强合作。

虽然在2018年马来西亚政党轮替后对原有计划重新检讨，但后来经过马哈迪首相的介入和调整后，终于恢复东铁的兴建；也对隆新高铁重估，只是展延工程而不是取消。最新的消息是政府决定邀请中方承担大吉隆坡市的发展工程。

尽管中美贸易战在2018年开展以来，美国方面的表面说词是要减少中美间的贸易逆差数额，但实际上是希望阻止中国在经济上成为第一经济大国。

毕竟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相差4千余亿至5千亿美元，不是美国承担不起，也不是中国不愿减少差额，而是夹带着指责知识产权被盗窃等，就不能被中国所接受。

无论如何，贸易战看来近期将会缓和，即使不会消失。

就此而言，中国的一带一路将在中美又打又谈的气氛中持续前进。

刊登于2019年11月14日《东方日报》

全过程民主与一国两制

香港反送中引爆的示威持续5个月以来，似乎已有所收敛。但年青人心中那团怒火显然没有消失，反而陆续有人担起“敢死队”的角色，在街头巷尾搞“突然袭击”。

正当反送中运动的阵容已有减少迹象的当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赴上海参加“外国商品世博会”之便，拜会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及政治局常委韩正，从而显示中央仍然支持现任特首，不因民众的暴怒导致她的民调已降剩20%。这说明了中国正在对香港展开新的怀柔政策，希望能守住一国两制的底线来恢复香港的秩序。

虽然香港对大陆的重要性已不再是昔日的“唇亡齿寒”，而且深圳也已迎头赶上，随时都能够取代香港的地位。但若深入考察，香港的独特性还是无法被取代的。

早年因为香港的蜕变和通过自由港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形象已深入民心，不论在心理上或思想上，都与大陆有所不同，甚至是矛盾的。

例如在1967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时，香港的工人及学界也将文革引进，一时弄得秩序“混乱”，后在英殖民政府动用紧急法令下才镇住这场动乱。

本来中国可趁此时机收回香港，但在条件不成熟下，毛泽东主席按兵不动。直到1984年邓小平认为时机成熟，也就坚持在1997年7月1日拿回香港。

这个过程既干脆也复杂。干脆是在隆重的仪式中完成交接；复杂是这一政权交替，也注定香港有不稳定的未来。其一是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能走多远？其二是一旦双方发生理念冲突，是采纳中央决策还是由港府决策？如今发生的“反送中”也充分的说明彼此对“一国两制”有不同的诠释。其三虽然在近期已压下“港独”的声音，但港人的反抗已蔓延到西方社会，如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法案”，就是表明西方国家会在各方面介入其中。其四是在将来，这一国两制又该如何走下去？港民会给予合作吗？

正当各界舆论对香港未来说三道四时，中共的四中全会前后，习近平主席则出人意表地提出“全过程民主”的新词，一时之间能很多人也不知道在表达什么？因为在人们理解中“民主就是民主”，哪有什么“全过程民主”？该如何解读呢？

根据习近平的解释：“这代表中国所有重大立法决策都是经过民主酝酿，民主决策产生”。这种说法也被认为不够全面，反映不出民主的实质意义。

如果按照字面的解读是不知其意的，但其奥妙就藏在“全过程”中，也就表示这样一来就“合理化和合法化”一党专政了。

所谓的一党专政是共产制度下的产物，如列宁在1917年建立的苏共领导，就是一党专政。又如中共在1949年解放中国后，就推行一党专政。这在西方国家看来，这是缺乏民主的基因，可以被视为非民主的制度，甚至是反民主或不合规的政体。

尽管西方世界对共产国家有诸多批评，正如特朗普总统一口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势外，也指责这样的制度是应被抵制的。

即使苏联在1990年变天而失去苏共的掌权（背弃共产主义），但中共依然坚持和保持一党专政。

当这个专政于1978年在邓小平复出后引发争议和受到动摇的批判，但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他就将中共的右倾路线摆回正道。这个正道除了突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外，并没有其他理念可以被取代。西方有“上帝的指引”，共产社会“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只能回到用信仰来支撑社会的发展。

为了使中共政权的合法化和正道化，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就出炉了，旨在表达党内是通过不同程序的讨论和不否定民主的手段来取得协商和统一的。因此可以被视为“全过程民主”。只要民主有存在，西方世界就不能说中国不是民主办事的。

在这样的“乱世”时，习近平坚持“一国两制”和对林郑月娥的支持就反映了他还是要推行“全过程民主”。因此当下特首是可以大胆地进行“民主改革”，但也要在教育上改变人民的思维，最起码不应指责中央是独裁政权；而香港也不是异类和独体。它不能独立，一旦独立就是中国被分裂的开始。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不能走向“台独”。如果港独和台独齐发酵，中国大陆就会发生疆独、藏度的可怕后果。

如果说美国的51州是不容分裂的，那么中国大陆也同样不能以种族的差异或思维的不同作为分裂的理由。

由此来看，香港事件、台湾选举都属于中美贸易战的斗争范畴。只要中美相安无事，则台湾和香港是起不了大波澜的。

刊登于2019年11月11日《光华日报》

政局已变•人物依旧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听到马哈迪说他的接班人是安华，但不会列下日期，总之在二至三年之内就会交棒。不过这次他倒是首次表明阿兹敏不是他的接班人，这无形中加强了安华接班的“必然性”。

正因为马哈迪一向以来的“含糊其辞”也掀起了接班人之争。有党派支持马哈迪任相直到大选期满，如伊斯兰党的主席哈迪阿旺及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等。

哈迪阿旺为何在后期这么鄙视安华？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他早年时不是安华的师弟吗？当安华在1973年成立回教青年组织（Abim）时，哈迪阿旺是他的追随者之一，连同来自吉打的法兹诺（在1989年至2002年担任伊斯兰党主席）组成铁三角。

在那个年代，安华被视为倾向伊斯兰党的青年领袖。但在1974年至1976年安华因反华玲饥饿运动而在内安令下被监禁两年，暂时销声匿迹。在他出狱后不久，伊斯兰党面临被国阵开除的厄运（1977年），也就派人游说安华出任伊党的领袖，但被安华婉拒。反倒在1981年叩巫统大门而成为马哈迪“闭室弟子”。

从那个时候开始，安华与伊斯兰党已有心病，但他却成功地在马哈迪的巫统及政府内大力推行回教化行政。据马哈迪解释说，政府只是取出回教的价值观植入政府行政内，不是以回教治国。因此在1985年后，我们看到马哈迪与安华结成“政治师徒”，致使伊党抬不起头（在1986年的大选，伊党只剩1个国会议席）。如果说安华与伊党的芥蒂始于80年代，那是有其依据的。这是马哈迪、安华与伊党的第一阶段的斗争。

但事事难料，安华竟在1998年与马哈迪交恶，且被开除出巫统，并丧失所有官职。在被投入监狱后，安华成立的国民公正党很快与伊斯兰党及行动党取得合作。安华的遭遇似乎获得了同情，也暂时化解了他与伊党的过节。

正因为安华倒向伊斯兰党，在1999年的大选，后者竟从中崛起，成为最大的反对党（27个国席）及控制吉兰丹与登嘉楼州政权。安华展示了他的政治魅力。可惜他的影响力未在华社发酵，以致行动党在大选中惨败，连林吉祥和卡巴星也失掉国会议席。

正当伊党踌躇满志时，它开始排斥行动党，且主张神权治国，进而不把安华放在眼里。于是一场“回教国”的斗争也就在伊党和马哈迪之间展开了。前者要的是政教合一的政体；后者则保留现状，因为马哈迪说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还要听伊党说三道四吗？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的政治从90年代开始，又进入了第二阶段的马哈迪、安华和伊党的三角斗争。

这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安华获得自由后（2004年），在2008年再一次促成反对党的合作而大捷。由他在选后组成的“人民联盟”（民联）形成对国阵的大威胁。除了国会出现两线制雏形外（国阵140席，民联82席），有5个州落入反对党手里（吉打、吉兰丹、槟城、吡叻及雪兰莪），几乎和国阵打成平手。

这样的选举成绩刺激已退休（2003年）的马哈迪，一场逼宫运动在他的领导下，迫使阿都拉在2009年交棒，纳吉顺势拜相（马哈迪说，他是还其父亲敦拉萨的提拔而饮水思源）。可是当2013年大选纳吉保住政权后，反对党内部起了大变化。先是伊党宣布与行动党断交（2015年），继后又出现伊党分裂，其中一派出走另立诚信党。反对党另组成“希望联盟”（希盟）（2016年）。

这个时候，巫统内部再一次分化，老二慕尤丁及老三沙菲宜和慕克力（吉州务大臣）被纳吉“开刀”，引发马哈迪勃然大怒，开始向纳吉发出猛烈的攻击。在一方面指责国家出现“盗贼统治”外，也在另一方面另组新政党。于是巫统翻版的政党—土著团结党出现了。

2018年初，土团党被希盟接纳成为成员之一，也推举马哈迪为统帅，一旦上台执政，即由马哈迪组阁，再将政权移交给安华。这种甚嚣尘上的传言在大选期间（2018年）达到高潮。换句话说，马安之间的“协议”（不论有没有签署）都成了民间的“金科玉律”。

讵料509当晚，希盟意料之外起而执政，一个马哈迪时代又梅开二度了。

真没想到，安华副手阿兹敏跃升为马哈迪最亲近的人。市面的传言又开始对安华不利了。不论传言是否属实，也不论马哈迪是否另有想法，或他仍然不喜欢由安华接班，但不争的事实是：在2016年后，先有安华领导的希盟后，才后来的马哈迪组新党（土著团结党）的出现，获得了安华的谅解（他也在其他成员党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不然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

真没想到，40年后的今天还是回到马哈迪、安华及哈迪阿旺的三角战。从执政党到反对党；又从反对党到执政党，政治走了一大圈，又是回到从前。但政局已大不相同，也不是马哈迪一人说了算。安华的接班看来已成了难以逆转的“天意”了，也就是安华的时代也不远了。

刊登于2019年11月11日《南洋商报》

政治青蛙不容宽恕

玛丽安莫达在《当今大马》的专栏中以“对政治青蛙的诅咒”为题指出政治青蛙始自沙巴。她更形容在“政治动物园”内，最危险的莫过于政治青蛙。

事实上，不论从任何角度检视政治青蛙，都应被列为该被诅咒的投机者。因为他们的出卖、背叛和被收买，政坛也因之乌烟瘴气，甚至搞到政权轮替。因此没有人会同情和支持政治青蛙的变节。但偏偏马来西亚曾出现过不少政治青蛙而有些又能在政坛立足，真是政治的大讽刺。

不过我们还得“纠正”这位作者的“错误”引述。因为第一只导致政权易手的政治青蛙并非来自沙巴，而是来自登嘉楼。

当1959年大选后，伊斯兰党（前称回教党）在左翼的布哈鲁丁领导下，赢得了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执政权。登嘉楼当年有23个州议席，选举结果是回教党12席、联盟（巫统）7席及国家党4席。于是回教党与国家党起而执政。

这一段历史是很有趣的。因由如下：

（一）1946年拿督翁成立巫统。

（二）1951年拿督翁脱离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

（三）1954年拿督翁解散马来亚独立党，另创国家党。这是因为拿督翁以独立党的名誉参加1952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出师不利，只赢得2席；而马华6席、巫统3席及独立人士1席，也触使拿督翁在后来将党名更改。

（四）1955年，拿督翁领导国家党与联盟（巫统、马华及国大党）（1954年组成）全面对峙，准备领导马来亚走向独立。讵料在独立前的普选，拿督翁的国家党全军覆没，联盟胜了51席，1席归回教党所有。

（五）在1959年的大选，拿督翁将地盘移向登嘉楼，与回教党联手。结果组成回国联合政府。后因回教党内讧，导致1名州议员退党成为独立人士。

（六）在1961年时，4名国家党州议员扮演政治青蛙的角色，跳槽到巫统。这样一来，巫统已有11席，再加上退出回教党的独立人士，巫统共有12席，而回教党只剩11席，于是政权易手。政治青蛙乃告孕育而生。

（七）1962年拿督翁逝世，国家党人亡政息，走进历史。但他的儿子胡先翁则成为第三任首相（1976-1981）。

第二宗政治青蛙事件于1967年在沙巴发生。其缘由是这样的：

（一）1963年沙巴加入马来西亚，在协商下，由沙统主席慕斯达化出任州元首，而卡达山机构主席唐纳史蒂芬担任首席部长。

（二）1964年，沙巴州议席从18席增至32席，其中沙统分得14席、卡达山机构11席、沙华7席及沙巴国大党1席。

（三）1965年，唐纳史蒂芬与慕斯达化斗争白热化，结果前者被调任中央沙巴事务部长，有名无实。而沙华的罗思仁则成折衷人物，出任首席部长。

（四）1967年沙巴举行州选，结果出乎意料，沙华的罗思仁落选了，这明显是慕斯达化的策略，先弄倒罗思仁，继而不让唐纳史蒂芬卷土重来。

当年选举成绩如下：沙统14席、卡达山机构12席、沙华5席及独立人士1席。

在中央的支持下，慕斯达化出任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被排斥在州内阁外，终于发生卡达山机构退出沙巴联盟的节外生枝事件。这是因为卡达山机构有两名州议员跳槽沙统，遂使沙统拥有16席，形成一党独政。

有关这段往事，在玛丽安的文内提到有1名州议员巴耶朱蒙（Payar Juman）先是退出卡达山机构而成为独立人士；继后加入沙统被委为沙巴州福利部长。

接着下来，沙巴成为政权更迭的“样板戏”。当沙统一党独大后，慕斯达化拒绝中央首相敦拉萨的调任中央国防部长（1974年），种下两人失和的种子。

1976年的州选，中央支持哈里斯（从沙统脱离出来）组成人民党与沙统较量。结果人民党扳倒沙统成为执政党。原来哈里斯的背后是卡达山机构的唐纳史蒂芬在操控。于是唐纳史蒂芬再任首席部长（此时唐纳史蒂芬已皈依回教，改名为福尔）。不幸3个月后，因飞机失事而丧命，改由哈里斯当政的时代。这个时期沙统的慕斯达化一直企图卷土重来，却不得要领。

1985年，人民党的哈里斯又变成另一个慕斯达化，也就促使中央支持脱离人民党的拜林另组团结党，以让哈里斯栽筋斗。又是一如所料，拜林（卡达山领袖）的团结党夺得州政权，开始另一个政治旅程。

这之中有一段插曲：因团结党胜25席，人民党惨败只剩6席，而沙统则拥有16席，竟发生人民党与沙统联手组州政府，以22席加上官委的6席，共28席起而执政。但此变相夺权不被代首相慕沙希淡所接受，也就改由拜林主政。

不知何故，在1990年时，拜林竟出乎意料之外，宣布脱离国阵，转而支持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

马哈迪勃然大怒，指责拜林背后插刀。政治地震很快在沙巴发生了。

其一，在1994年时，拜林领导的团结党赢得25席，国阵则取得23席。为防范于未然，拜林在组阁后，就在沙巴州议会通过“反跳槽法令”：凡是跳槽者自动丧失州议席，另行补选。结果白费心机。法院最终判决沙巴通过的反跳槽法令无效，因为未在国会通过。这意味着，议员跳槽是合法的，也不必辞职。就这样，拜林的政权拱手让出，因为有多只青蛙投向国阵。

拜林是直到2001年后才被接纳回国阵，但已失去实权，只能在联合政府内当个副首长。如今更是在沙巴政坛下沉。

另一方面，慕斯达化企图重夺政权不果后，在1994年让出沙统，由巫统取代。于是巫统的时代开始了。第一任沙巴巫统主席竟是安华。下来的斗争就是政治青蛙在表演了，这些青蛙总是对执政团有利。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这么痛恨政治青蛙，因为它们愚弄了选民，也背叛选民，十足的奸诈，为世人所不齿也！

刊登于2019年11月7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