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情仇恩怨

自从希盟政府于2018年509后组成，以取代执政近70年的国阵（前身是联盟）之时，它是受到民众的一片欢呼，并以最愉快的心情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可惜的是，执政不到两年的希盟，内部已出现各式各样的变化和斗争。不仅暗流汹涌，而且斗争和撕破脸皮的公开较量也已浮上台面。最初是土团党内的一股声音，支持马哈迪任相直到期满为止（2023年）；后来是公正党内的第二号人物阿兹敏也公开表露对马哈迪的全力支持，显然是往安华脸上狠狠刮了一巴掌。

最近的实例则是伊斯兰党带头支持马哈迪而反安华，且准备于3月10日的国会上提呈有关的私人法案，支持马哈迪继续任相。此时也有人公开指责安华不适合当首相。

本来这样的风波很容易被压下，只需希盟通过议案，清楚交待立场，也就不必争论了。但问题是由4党组成的希盟（即公正党、行动党、诚信党及土团党）在2月21日的会议上无法达致共识。最后为免冲突演变成分裂，便通过在今年11月的亚太峰会后，才由马哈迪决定其未来计划，会议同时不再设定退位日期。

于是在另一方面，伊党公开宣布撤回法案，因为希盟已不再施予任何压力；但又在另一方面，也就是在2月23日晚上，来自国阵（巫统及伊党）的议员都齐聚在喜来登酒店；更有希盟的议员进行各自的会议，形成了至少有两派的局面。一派主张容纳反对党加入联合政府，组成一个团结的大政府。这样自然地削弱了安华的力量（拜相无望），也能克制行动党势力的膨胀。这个新组合将以马哈迪及其土团党为首。如果按照新阵营的盘算，它们将拥有巫统约35人的支持（有少数或倒向安华）、公正党的11位议员的支持、土团党的26位议员的支持及伊党的18名议员的支持。如果加上砂拉越的18名议员和沙巴民兴党的9位议员的支持，新阵营将获得117名议员的支持，超过了222席的半数，有机会另立新政府。这也是新阵营鼓吹发难的筹码。

但千算万算，却算不到马哈迪在23日也宣布辞去首相职和土团党主席职，并宣布其党退出希盟。

这是马哈迪投下的震撼弹，整个市场沸腾起来，因为大家都没有经历过这样吊诡的政治游戏，似乎是以退为进。

就在马哈迪呈辞后，最高元首急速地宣布马哈迪出任临时政府首相。

根据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解释，过渡首相没有任期限制，而且有权委任内阁成员，同时过渡首相拥有首相的所有权力。

至于马哈迪要选择新组合或保持希盟的结构，他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做出义无反顾的决定。因为在希盟这边，诚信党的通讯主任卡立沙末说，在维持现状下，希盟将拥有超过半数的席位，即公正党39名、行动党42名、土团党26名和诚信党11名，总共118名，超过半数。如果再加上砂州的18名和沙巴民兴党9名，就几乎接近2/3的大多数了。

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马哈迪的选择是有困难的，他不能放弃与他一起打天下的成员党（希盟）；但也不能踢走一向以来归他统管的巫统议员的感受。

可是在希盟看来，从最初的4党合作到今天的联合执政也没有出现大问题，问题的焦点是安华何时能接班？

即便总检察长认为临时首相没有任期限制，但一般上不宜过长。当下，临时政府并不是紧急状态下的政府，也就没有必要拉得太久。

现在是在议员向元首投票后，除非元首做出决定，否则将无可避免的要举行大选，这样一来，又需要动用至少5亿令吉以上的开销。这就是人民要对民主再付出的代价。

真没想到，马哈迪和安华可以将马来西亚的政坛搞得天翻地转，他们的顽强斗志，在政坛上的分分合合，已超过半个世纪。这在世界政坛上是罕见的，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无论将来历史如何评价，他们已化身成为政治神话人物了，有讲不完的故事。

刊登于2020年2月27日《南洋商报》

安华播种敦马收成？

马来西亚政局在2018年509后，虽然呈现“改朝换代”的表象，但经过两年的兜兜转转，又好像回到原点。

在尚未独立前，英殖民政府提供的是有限度的民主和没有“改朝换代”的投票，比如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的选举，总共选出52名立法议员，而另外的46名则是按比例和行业被英国委任的。选举的结果是联盟囊括51席、回教党1席，而退出巫统另组国家党的拿督翁在阴沟里翻船，全军覆没。

十分讽刺和虚伪的是，英国在1950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与之建交，但对马新华人则采取残酷的政策。除了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外（1948年），也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对马共及亲共分子展开扫荡和逮捕，更将大批华人驱赶回中国（我在80年代中期在广州与广东钟灵校友会会长蒋成发见面时，他除了送我一本《钟灵特刊》外，也告诉我在战前和战后被遣回中国的马来亚华人，如果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有不下两万人。他说这个数目若与印尼在60年代反华时所驱赶的数十万华人的数目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其实，海外华人的血泪史和参加抗日战争的牺牲行列中，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国家义无反顾的献身，铸造了多元民族在多元种族社会中发挥了兄弟般的战斗情谊。

即使在1957年马来亚走向独立后，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都通过政党的合作高举民族大旗。例如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又例如左翼的政党组成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内中有劳工党与人民党的同志情怀，也曾与回教党进行默契的合作）。

当这两大阵营在选举中对决时，那些对左翼政党的失利而表现出来的失落感是显而易见的。后来经过多次选举，选举又只是走过场，再加上受到激进思想的影响，竟产生一种悲情的失望乃至绝望。因此在1969年，人民党和劳工党组成的社阵就放弃了宪制斗争，宣布不参加被操控的选举。

但是1969年的大选带来的结果又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当社阵的领袖大多数仍被关在集中营时，另外一股第三势力从中取代了社阵留下的政治真空。这些政党计有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进步党。这些反对党的崛起撼动了联盟的执政权。

于是“513”事件发生了，也是马来西亚华人命运的转折点，因为在后来的很多年，每每华人都被提醒“513”事件。

在当年（1970年），甚至连明显亲左的砂人民联合党都被纳入执政党的怀里，就不知道为什么行动党没受邀加入联合政府？我在15年后（1985年）与林吉祥在咖啡厅内论及此课题时，他也说他没被邀请，大概是马华有意见吧？

我直到今天仍想不通为何敦拉萨未邀行动党，反而很在意民政党的加入，以便在华人社会中发挥影响力。

此外，华人及外国人都被提醒要记得“新经济政策”的条文，以扶持马来人及土著在经济上的地位被提高。

不知不觉，从“513”到2008年的大选，时间已过了近40年，但还时不时有人提起种族课题和要华人记得马来人的中心体系是不会改变的。

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2008年的308大选，任谁也不会想到“局部变天”。这之中有安华不可或缺的功劳，因为自从他在1998年被马哈迪开除后，已全面倒向反对党与伊斯兰党及行动党合作。即便在2008年行动党也对伊党的合作缺乏信心，安华也总算说服行动党要从大局着想。

果然这一年的反风给安华送来了春风，在一夜之间反对党组成的民联（由公正党、行动党与伊斯兰党组成）竟拿下82个国席，同时也让5州变色（吉打、槟城、吡叻、雪兰莪和吉兰丹）。这一下子，民联与国阵已平分秋色。

安华认定机会必然属于反对党，所以他信心满满地要在2013年真正的改朝换代。可惜缺乏了运气，反对党只拿到89席，国阵则有133席。

很不幸的，安华在1999年、2008年及2013年的三届大选中都无法全面扭转局面，难免会有悲观论调在反对党阵营中散开。

更不幸的，安华又再次被指控犯第二次鸡奸案，无缘参与领导2018年的大选。此时，马哈迪一个转身，又成为反对党（希盟）的头头。这一盘棋最后被马哈迪转动起来了。人们开始相信通过选举会变天，人民也预计安华会在2020年接棒。

但现在整个局势又陷入混淆不清，到底马哈迪要怎样重组？又怎样呈现一个新的组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能知道的是，相位离安华似乎越来越远了。

刊登于2020年2月26日《南洋商报》

马来中心思想的历史进程

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39-1945）已经出现种族性的政党。例如1930年成立的马共；1937年由布斯达曼领导的“马来青年组织”（Kesatuan Melayu Muda (KMM)）。因路线左倾，先后被英殖民政府取缔。在战后的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的两个月，一个实力庞大的马来政党诞生，取名为“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PKMM)）。它是由一批左倾的马来作家及政治名士所领导，包括在后来（1956年）成为伊斯兰党主席的布哈鲁丁、在1955年成立并出任人民党主席的阿末布斯达曼及在1962年出任劳工党主席的莫哈末伊萨。这个党曾在1946年加入巫统一个短暂时期。后因理念相左退出巫统，转而在1947年与陈祯禄领导的“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合作；而马来国民党保留其“人民力量中心”（PUTERA）。其属下还有一个马来醒觉青年团（API），由布斯达曼出任团长。

也是在1945年12月，一个以华印人为主（主要是华人）的“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在新加坡成立，主席是菲利何亚琳（林建寿的舅父），秘书长先后有3个人担任：林丰美（在英国参加共党活动）、林建才（林建寿兄长）及余柱业（马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人）。

在1947年时，英国准备废弃“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改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Agree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取而代之。这是因为马来精英上层分子在拿督翁（柔佛州务大臣）的领导下，共有41个马来团体于1946年3月在吉隆坡召开大会反对“马来亚联邦”的实施。他们指责由英国提出的新宪制Malayan Union（当时称为蓝皮书）内中没有显示苏丹的地位和马来人的特别地位，而且是一视同仁颁予公民权给各族人民（凡是在本地出生的，或在马新居住超过10年的，即可拥有公民地位），这又与马来人一贯维护的马来中心思想有所抵触。

另一方面，非马来人对成为马来亚国籍没有特别的兴趣。当时华人还是心系中国，而印人则是心系印度，但也不同意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抑有进者，这两大组织在1947年10月20日展开马新大罢市，也向英政府提出“人民宪章草案”，以取代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此外，再有一批亲英的土生华人（峇峇）于1947年在槟城集会（约2百人与会），代表槟州华人大会堂（平章会馆）、中华总商会及槟城海峡华人公会（峇峇公会）抗议英政府准备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亚联邦”，宁可像新加坡一样，继续保留为殖民地，也不要加入对华人和非马来人不公平的措施。有关的要求后来由英政府通过槟州议会以15票对10票否决槟城不加入联合邦的议案。

英国除了否定“人民宪章”外，也在1948年2月1日强制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继之在同年6月20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一场政治上的狂风暴雨也掀起另一场漫长的斗争。

与此同时，“马来亚民主同盟”也在1948年6月25日宣布自我解散。两年后的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封，党要被捕。英殖民政府指责这两个政党受到共党渗透。

自此之后，巫统的声望被提升，因为是拿督翁领导巫统与英殖民政府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在协议中，有三个要点：其一是马来中心思想（Ketuanan Melayu）体系开始形成。巫统成了马来族群乃至马来亚族群的正统代表。

随后成立的马华公会（1949年）及较早成立的国大党（1946年）都仿效巫统成为种族性政党。即便是在1951年从巫统分裂出来的伊斯兰党，也是属于种族性政党。

在后来出现的政党如急进党、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改称为国家党）、马来亚劳工党、马来亚人民党、人民进步党、马来亚党等，虽曾用不同程度声调声称是非种族性政党，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非种族政党”其实也是被归类为种族导向的。例如急进党的市议员皆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胜出（参加9席胜6席）；又如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阵，1959年的大选，其马来国会议员布斯达曼、印裔议员加南星，V大卫及维拉邦都是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中选，而不是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胜出。

这种投票倾向在后来的选区中并未有太大的改变，比如民政党、行动党的劲敌是马华公会。巫统本身在拿督翁退出巫统另起炉灶后，因错误的失算已不是巫统的对手。即使是伊斯兰党也只能在乡区上对巫统构成多少威胁，如东海岸区。因此从1952年巫统参加吉隆坡市选举开始，它就所向披靡，在历届的选举中成为大赢家。

其二是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为马来人做出定义。其条件如下：回教徒、操马来语及奉行马来风俗习惯。

其三，成为马来人之后，他们就享有特别地位，即会受到特别照顾。也因为有此条文，马来人一出世就是回教徒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就变成马来亚宪法的蓝本，有关马来人的特别地位被保留。

但在马来西亚成立后，宪法153条文是这样补充的：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有责任保护马来族与沙巴和砂拉越州的原住民的特殊地位，以及其他民族的合法权益。具体来说，该条文赋予元首权力，在最高元首认为合理的情况下，最高元首有权确保公共服务、高等教育机构保留名额给马来族与沙巴和砂拉越州的原住民。

在条文下，最高元首拥有允许执行固打制的权力，且执行这项权力是必须在党最高元首认为合理的情况下实行的，即最高元首不可任意执行之。”

只有到了1969年的“五一三”悲剧后，才进一步凸显对马来人及原住民的扶持与帮助。新经济政策就是“五一三”后最重要的产物。

即使在1974年联盟扩大成国阵后，只突出巫统的一党独大，其他加盟的政党并没有因此壮大起来。

恰恰相反，马来西亚的政治被形容为“一成不变”也是有其理据所在，因为每次选举过后都没有大改变，而且马来中心思想的地位也没有褪色。

就以2018年的选举为例，新崛起的土团党其实是巫统的第二，最适当也被认为是巫统的新一代的产物。这也导致人民公正党在鼓吹多元主义方面有了一些阻力，其他政党也面对相同的问题。

若是土团党有机会取代巫统，就是小变化中的大格局依然存在；若是巫统有幸与土团党共存，那也是同一个族群的调整位置。因此不论是伊党、诚信党或公正党，都将面临一场洗牌的斗争，也真的是难为了民主行动党。

（本文作者于2月16日应吉隆坡“中马钟灵校友会”之邀，针对马来西亚的政局的未来走向发表专题演讲，其中部分内容取自当日即席演讲）

刊登于2020年2月20日《东方日报》

伊党为何炮打安华？

伊斯兰党的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及总秘书达基尤丁于2月8日公开宣布将在国会提呈一项私人动议，全力支持首相马哈迪医生任期至届满为止（2023年）。

国会下议院已订于3月9日开会，届时是否会讨论这项私人动议不得而知。但我们有必要探讨和了解为什么伊斯兰党对安华“穷追猛打”？他们在过去不是称兄道弟吗？

故事得从70年代说起。当时意气风发的安华依布拉欣领导学运上街游行。最轰动的是1974年领导万人在华玲展开反饥饿运动，结果被内安令扣捕两年，直到1976年才获得释放。

出狱后，他重新领导较早前已注册的“回教青年组织”（Abim）（1973年），一时之间，他成了万千年青回教徒的偶像，包括马哈迪也被他的宗教知识所吸引（参阅马哈迪回忆录）。后来他凭着Abim的组织（有5万名会员）而成了加入巫统的政治筹码（1981年）。

原本在1978年，伊斯兰党面对巫统的排斥而离开国阵后，势力薄弱，因而邀请安华加盟伊党，成为党主席。但被安华婉拒。最后安华走向巫统，而伊党自1978年的大选后，就输得扑地不起，不但失去吉兰丹州政权（1978年起），而且在1982年及1986年的大选伊党分别只剩5名及1名国会议员。

根据老一辈的伊党领袖沙侬阿末（马来作家，出版《SHIT》著作而名噪一时。1999年当选伊党在铅区的国会议员）的回忆，没有安华的伊党在整整12年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尤其是Abim活跃时，伊党只得靠边站。直到1990年与脱离巫统的东姑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合作，才收复吉兰丹。

虽然伊党对安华在巫统内的大展身手很不是味道，但也没有条件抗拒安华。因此当安华在1998年与马哈迪首相闹翻而失去一切后，伊党就借助安华效应上位，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相互利用。

安华的魅力显然比东姑拉沙里更具吸引马来群众，也就在1999年的大选促成伊党不但保住吉兰丹，而且也拿下登嘉楼州。在27名国会议员照耀下，踌躇满志的伊党与安华越走越远了。

伊党的胜利导致了开始走自己的道路，不再依附公正党。例如1999年后高喊“回教国”，也逼使行动党退出“替代阵线”。正因为伊党新领导层（法兹诺于1989年出任党主席）不断地鼓吹宗教政治，且认为伊党的胜利概因宗教政治路线走对了，才能压下巫统的气焰。

然而对于伊党来说，在民联内，它不论怎样排都是反对党中的老三，无法成为老大。例如2008年，伊党有23个国席，比公正党的31席及行动党的28席为少；又如在2013年的大选，伊党只胜21席，比公正党的30席及行动党的38席还要少。

在无法成为第一大党下，它在2015年宣布与行动党断交，后来又与公正党断交，也不表明要和土团党合作。结果在2018年的509大选时，伊党在巫统暗中庇护下自行上路。

讵料，这一场大选把国阵震掉了，巫统伤痕累累，伊党当不成造王者，只有18个国席。

从历史来看，伊党除了1999年的大选同意安华是共主外，也支持替代阵线一旦上台执政，安华就是新的首相。但在2004年、2008年及2013年都不认可安华是当然的首相人选。这就是说，伊党对安华的不满由来已久。

如今在马哈迪行将交班的日子，伊党又搞出一个大动作，要国会议员正式表态，这将使到希盟的成员党进退维谷，不赞成不对，赞成也不对。若是弃权，对马哈迪又是不敬。

虽然连马哈迪也说不知伊党在搞什么，但明眼人一看即知是针对安华而来而且也有背后的议程，不是心血来潮的大动作。至于有多少人卷入其中？大概可以数一数了。

根据达雅巴南（Thayaparan）的专栏《伊党仍认为安华是“罪犯”也继操弄行动党》中引用伊党总秘书达基尤丁（Takiyuddin Hassan）的说话：

“作为一名职业律师，当我们知悉某个人从监狱出来，他的一生将会标志着“罪犯”。因此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出任首相吗？”

作者认为伊党此时抛出这宗法案是高明的，用以证明希盟在继承人课题上还未达成一致。或者伊党在背后还有更大的理由阻止安华上位，我们不得而知。但以种种迹象观之，巫统内的议员、公正党内亲阿兹敏的议员及土团党和诚信党的议员，都会对马哈迪的主政没有悬念，只是不让安华上位还是缺乏充足的理由。

也许最大的绊脚石和制造分裂将会导致提案可能被撤销，不然不论哪方取得多票，都将是希盟崩盘的开始。

走笔至此，安华与伊党的情仇恩怨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刊登于2020年2月17日《南洋商报》

“病毒战争”带出的人和事

原本我以为在华人农历年的元宵节（2月8日）过后，新型冠状肺炎会有所控制，而松一口气。但遗憾和失望的是，在2月10日的《凤凰新闻》报告中竟有40259例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者，其中有909人死亡，而有3381人已治愈出院（在2月1日的记录中，中国有11791宗，死亡人数是259人）。未想在10天之内其传播和传染速度是如此之快，令人瞠目结舌。根据2月11日的报告，患病人数又增2459人，达到42718例；死亡人数增108人，达至1017人。

在中国的病例中，除了武汉是重灾区外（共18454例，死亡病例达748人（2月11日统计）），其它省市都有不同程度的病例，与中国有关的地区是香港38宗，1人死亡；澳门10宗及台湾18宗。

其它与中国较为密切往来的国家计有新加坡，到目前为止有45宗。

由于这是前所未有的病疫，竟然可以发展到人传人（即使尚未发病，也可传染）的地步，也真是让人闻之不寒而栗。所幸目前尚未发现透过空气可以传染。

即使是气沫或烟雾剂也不会传染，不然这个世界可就陷入恐怖危机了。在人类根本无法掌控自身命运下，肺炎当下已成了人类的公敌。

不过，根据凤凰台的报告，在湖北省以外的地区，只增加381例，已连续第7日呈下降状态。

有专家认为，发病率尚未达顶，可能还要延续多两个月。但也不知到了今年4月份，疫情会得到控制吗？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团已抵达武汉，美国的吉利德（Gilead Science）公司开发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已提供处方供中国进行临床试验；而中国已先后挑选700余名病患者服用，并希望在1个月能看到其效果。

据知，这类药物是美国在研制伊波拉病毒（在西非爆发）时所研发的，因后来此疫情未再扩散和不再产生威胁，也就停止临床和生产。如今刚好中国发生的新型病毒，也就可以试用其效果。这是因为从2002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到2005年的伊波拉病毒（Ebolavirus），再到新型变种肺炎（Novel Coronavirus）的出现（2019年底）都被认为与野生动物有关，例如蝙蝠，果蝙及穿山甲等。虽然一直未被证实，但如今中国已停止野味的买卖，算是“亡羊补牢”的第一步。

有人认为，任何动物，包括野生动物在高温（或100度）热度下煲炖已把所有的病菌杀死，何来传染？但这种说法也不被认可。因为当下病毒不是病菌，是肉眼看不到的，它寄生在细菌之中，无孔不入，也就无法验测出煮熟的野味是否有害？再者，走海鲜市场的人也很多，更有不少人从事海鲜生意。他们从野生动物感染病毒的机会比较大，一旦人体有了这种病毒，他就会传染给别人。这样的一来一往，结果让人“闻野色变”。

因为疫情来得快，传播又快，几乎天天都让人胆战心惊。不仅患病人数不断提升，而且连死亡人数也已超过SARS的死亡数字（774人死亡，共有8069人患病）。

除了春节人人扫兴，国家经济大损失外。到目前为止，尚有80%的工厂未敢开工，因为疫情仍未有效被控制和明显下降。

但为了应付周一（10日）的股市开市和尽快让市场活动，政府共发放1.5兆人民币，结果股市开盘应声大跌。也有80多个城市自我封闭或半封闭管理。若是局势不能在短期内恢复正常，世界各国的货供告短缺，例如汽车零件、电子零件都将“断市”，航空业进入“冬眠”状态，还有韩国一家汽车制造厂因缺零件，已宣布停产。中国蒙受的损失，无从估计。

当人人在抢购食用品及必需品时，世界已因生产停滞导致石油降价，产生的冲击无法估算。也会因工业的停止和生产链的折断，必致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因此世界货币基金局也不得不在这一年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否则破产案件将层出不穷。

不过有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是因为学校无法开学，老师在网上教学，让学生用电脑或手机听课，从中刺激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还有就是机器人及人工智能提早投入市场。机器人的出场向人民量体温、送餐，提供各种服务，就不怕被传染疾病，更可以用紫外线来消灭各种病菌。

虽然在世界各地并未发生如同中国的严重病疫，但香港及新加坡也因这两个最多华人地区也成了如惊弓之鸟，人们都急切盼望解药尽快生产出来。目前所知的是，港人中仍有人十分不满政府，要求对中国全面封关，但这要求未得到政府同意，只是增加封进出口关卡。

令人不解的是，在疫情威胁未减时，还有人（大概数百人）继续其反送中示威，成为借肺炎严重化闹事，行为匪夷所思。带有火上加油的挑衅，置7百万条生命于不顾？

新加坡也用治艾滋病的药物来控制病号，但还不能证实有效。新加坡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5百多万人口中，有70万是中国移民，他们或早已入籍新加坡或已在新加坡成家立业，因此对肺炎的敏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写到这里，两个画面一并显现。其一是吹哨者李文亮医生过早爆出疫情被告诫传播不实消息。后来在诊疗病患者时，本身也不幸染病毒而死亡，这一失误也给李医生的形象上升为“人民英雄”。其二是中国在武汉只用8天和9天的时间就把两座医院建好使用，创造奇迹。

再有一个问题是：为何非华人的发病率很低？中招的大多数是华人，例如印度只有3宗、菲律宾也只有3宗、尼泊尔及斯里兰卡也只各1宗。同时印尼和巴基斯坦也未有病例报告，马来西亚仅有18宗。

此外，中东人口、欧美人口的发病率都十分低，这与他们的饮食有关吗？是不是爱吃咖哩和辣椒的民族具有特殊的免疫功能？是不是与吃野味又有一定的关联？这都是我们要追根究底的，以防范于未然！

这场被专家形容为“病毒战争”的袭击，正全面扑向世界，焉能掉以轻心？

刊登于2020年2月13日《东方日报》

从非典肺炎到新型变种肺炎

在18年前，中国突然爆发传染病毒大件事。先是被确定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其病状是呼吸困难，发热及全身疼痛无力。

第一宗案例发生在2002年12月5日，有一名在深圳打工的工人似乎患上风寒感冒住进河源市人民医院。

在2003年正月2日，河源市将有关情况报告省卫生厅，但病患人数已不断增加。截至2003年2月9日，广州市已有1百多病例，其中不少患者是医务人员；更导致2名患病者死亡。政府即刻给予严密关注，以找出病源。

可是病疫不但没有受到控制，反而在3月6日时，北京又发现第一宗病例。

香港也在3月10日发现10多名医务人员出现发烧及呼吸困难症状，且验出此病毒有传染的危险。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经研究后，在3月15日正式将此新冠状病毒称为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后来在中文名称上又统称为“非典型肺炎”。

因为香港与广州近在咫尺，这两个地区也就成为SARS的重症地。其它地区和国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从东南亚到欧美国家和澳洲等，总共有26个国家中招。

在3月2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宣布，非典病原体是来自猪的“冠状病毒”；及后又再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此冠状病毒是一个变种，也是引起非典肺炎的病原体。

直到2003年5月9日后，SARS的病患者才有明显下降。继之情况快速好转。到了2003年7月13日，全球非典患者人数不再增长，基本上世界打赢了一场可怕的新型传染病。最后的纪录是（2003年7月11日）：全球患者共有8069名，死亡人数774名，计中国有5327宗（348人死亡）；香港有1755宗（299人死亡）；台湾有307宗（47人死亡）及新加坡有206宗（32人死亡）。

虽然世卫组织没有明确交待SARS是怎样结束的，但有三个现象是与此有关：一是人要发病后才有传染给别人的可能性；二是潜伏期不算太长，最长也就10天；三是天气回暖了。

前后约莫9个月，SARS病疫来得快，去得也快。自此之后，善忘的人类慢慢地把SARS带来的惨痛教训给忘了。

但是任谁都没有想到，在18年后又出现了一个更可怕的病毒向人类作出新的挑战。这一回被称为“新冠状病毒肺炎症”（原称武汉肺炎）与SARS病毒有所不同，顿时使到医药界权威感到十分棘手；尤其是中国面对的疫情最为严重。如果与SARS比较，扩散的速度和面积更为快速和广泛。

例如在2019年12月1日，有医药期刊出一篇提及在武汉出现新冠状病毒的论文，而在12月8日被证实出现首例所谓“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不久又得知患病者曾接到过汉口（离武汉不远处）的华南海鲜市场。

在12月30日，武汉市8名网友在软件上发布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与海鲜市场有关。结果在2020年1月1日被训诫。这之中有一人是武汉市医院的李文亮眼科医生。他在1月8日为1名青光眼长者诊病，第二天病号发烧，连带李医生也被传染。2月7日李医生逝世了，被市政府追封为“英雄医生”。

其实在1月8日，中国卫生部确认这是“新型冠状病毒”。当1月25日进入春节（大年初一）时，疫情已是节节上升。根据统计，病例增加688例，共有1975宗。接着在4天后（即1月29日），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为5970宗，而已有133人死亡。

由于事态不易掌控，也引致一些国家派出专机撤回公务人员及重要人员，亦有多国航班停飞。

截至2月7日的统计，在中国已有确诊病例高达31227宗，几乎是几何数字字的增长。抑有进者，也有34个中国城市暂时被“封城”，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死亡人数也达至637人。刻下已有24个国家受波及。

这个尚未被控制的疫灾，每天的病例和死亡人数在不断变化，还不知道几时是个头？在现阶段，除服药外，医学界认为隔离和提高免疫功能是较有效的途径。如果说，2014年来自非洲的伊波拉病毒首宗在美国发现，在短短6个月内肇3千人死亡，已有药方（注射NPC1L1阻碍剂）和疫苗的研发，就不知若经过调研和改良是否有助于缓和当下的肺炎？

很显然的，非典型肺炎和新型变种肺炎既有其相似处，又有其不相似处。专家认可是从野生动物传染的，但无法确定是哪种动物，蝙蝠被疑为“罪魁祸首”。此外非洲的伊波拉病毒也被认为是来自动物（果蝙和猿猴）。因此野生动物被视为人类潜在的“天敌”。但怎么控制和扑灭？有特效药吗？这都是人类在急于找寻的答案。

吊诡的是，每一次的疫情都出现新变种，例如SARS是要发病后才能人传人，其潜伏期10天；而新型肺炎潜伏期可长达14天。更可怕的是，即使未发病，也可以人传人，这就使到医学界穷于应对了。

电脑奇才比尔盖茨说，从现在看来，人类需要研究下一个病毒可能是什么？又如何预防和治疗？正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刊登于2020年2月10日《南洋商报》

武汉肺炎世界买单？

武汉肺炎突如其来和急速的扩散与恶化，已导致最少62个国家采取防范措施，或禁止或限制中国人入境，也不准在14天内到过中国的居民和游客入境。

截至2月4日（周二）早上的数字统计显示（凤凰新闻），单单在中国就有20,502例。港澳台有35例、外国病例156例，合共20,693例。其中已有426人病逝，另外一名中国籍男子（来自武汉）则在菲律宾逝世；香港又有一人逝世，死亡人数合共428人。

如果拿周一的数字与周日的数字作比较，新增的病例有2805宗，其中有2103宗来自湖北省。

除了有660人治愈出院外，目前累计的重症病例共有2110。另外，有13万人被追踪进行观察。

鉴于事态严重，世界卫生机构在1月31日宣布列武汉肺炎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各国有责任和义务按照《国家卫生条例》作出回应。不过，世卫总监谭德塞指出，世卫并不建议直接限制中国籍人士的入境，抑或实施贸易限制。

虽然大陆以外的地区和国家所受到的冲击还不算大，如新加坡、泰国、日本及韩国各有14宗；澳洲和美国分别有9宗和6宗。但随着世卫的宣布后，不少国家不但响应世卫的号召，而且采取更快速和更严厉的措施，暂时禁止在过去14天内曾到访中国的外国人入境，有者干脆暂禁中国人入境。

根据中国外交部计算，经有62个国家针对肺炎疫情防控的入境进行管制；另有6个国家对中国公民采取签证收紧措施；4个国家采取限制入境及5个国家对来自湖北的签证进入管控，剩下的47个国家对中国公民采取体温验测，以防病疫人传人。在这些国家中，包括美国、澳洲、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沙巴和砂拉越等在内。

与此同时，也有30家航空公司取消飞往中国的航班或实施限制航班。

针对外国的超快反应和较为激进的措施，中国外长王毅似乎对个别国家的渲染和制造紧张，甚至产生恐慌的现象有意见。

对此，《南华早报》在2月1日有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如果中国未能控制病疫扩散，全世界需要买单”引人注目。作者是前美国外交官，也是位于纽约的决策分析咨询公司的发起人及首席执行官贝恩·克莱因（Brian P. Klein）。

他指出，只是短短的几个星期新型冠状病毒已传播17个国家，这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相互连通的，不再是10年前的世界。在10年前仍有许多人不知道武汉，也未曾访问过武汉；同时在10年前，1千1百万的武汉人也未广泛地出国旅行。如今，从传染病到森林大火再到气候变化等，只要一方发生突变，就会很快传到半个地球。

在这个高度分化的政治世界，传染病的危害性远远大过于对公共卫生的威胁，采取自我孤立，如美国和英国过去所为，可以利用当下的危机建立起围墙，将自己与其他地区隔绝，但这是颠覆国际秩序和追求单方面的议程。

而另一方也基于孤立的本能，在初时的几个星期内，中国未即刻对疫情作出快速回应，一如在2002-2003年发生非典型肺炎时的低调处理。

现在中国已全面每日每时公布疫情，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若有可能，也可以公告过去蝙蝠带来的病毒研究报告（三年前的纪录片）。

虽然也有人借此事件蓄意挑起反华情绪，例如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市长毫不实际认为应远离华社；而来自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的一名学生因其学校发生一宗案例，就乘机挑衅学校，将这个班全部关掉。

作者认为，即便公开疫情有其风险，但它需要的是更大的协调和沟通，以便及早有药物能治疗病毒。

最新消息，美国有提供一种新药的处方供中国生产用在临床。这尚未正式批准的新药原是用来应付伊波拉病毒，现在用在美国一位患者身上十分有效。倘若中国及时用在临床上或有希望抑制病疫扩散。

就此作者指出，这个世界已经不能倒退回狭隘的思维，更透明和更大的合作是十分需要的，以获致成功。如果自我孤立，我们会失败。在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已考验世界领袖为了共同的利益需要合作。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世界可能会面对更大的挑战，也只有大家共同努力而不是自我孤立来克服的。

无疑的，这一篇评论较为中肯。但遗憾的是，当下香港有团体用罢工来迫使政府“封关”，禁止中港人交往。这种做法一旦开了先例，就说明香港不是中国的，人民即使无病疫，也暂时不要往来。这种用政治对抗的心态来看待中港不是一家人的思想较为苛刻的，只能提升限制和严格通关，不能完全切割。

目前中国对各省不进行隔绝时，香港人有此一说，似乎有欠妥当。

其实当务之急是联合起来共同防御传染，消灭病疫及对病源正本清源。若是认定野生动物能带来莫名奇妙的病毒，禁止售卖是必要和必须的，

从非典型肺炎到武汉肺炎不过相隔17年，已对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危害，中央银行已于2月3日发放1740亿美元进入市场，这是一场人心和经济的战争，也关系世界的未来。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赞赏中国政府用最短的时间在武汉建成“火神山”医院，已在2月2日举行交付仪式，这是仿照北京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时神速建造医院的奇迹而落成，前后只用9天的时间。前后共动用4千名员工及1千台机械车辆设备下，日夜24小时赶工，终完成有1千个病床的医院，在2月3日启用。

另外，“雷神山”医院有1300个病床，也在2月5日完工交付。这种日以继夜的服务精神，已赢得一片喝彩。但当下人们急切关注有效的治疗药物及早应用于临床，也会有预防疫苗为人民提供保险。

平心而论，在此时此刻，任何国家和人民的真诚合作以扑灭病毒，才是最神圣的工作，不然世界将因病毒的变种而手忙脚乱，乃至束手无策。这是世界要从武汉肺炎事件中吸取的大教训。

刊登于2020年2月6日《东方日报》

武汉肺炎与野味交易

正当中国人民准备兴高采烈迎接庚子年（鼠年）来临前夕（1月25日是春节大年初一），突然当局颁布指令：从1月23日凌晨2时开始，对武汉市全面封城，因为在武汉发现多宗“新型冠状病毒”，情势严峻。据专家说，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特点是它可以在被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病状之前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医学界研究得知，目前武汉发生的病毒潜伏期为4到10天，平均为7天，但最长的潜伏期可长达14天。这意味着，患病者在不知情下（未发作）能够把病毒传给别人。由于病毒是无形的“实体”，而是依附在人体的细胞内，不容易被察觉。但一旦发作，其“爆发力”就非同小可了。

按照凤凰新闻网公布，截至2020年1月30日（年初六）下午2.50pm的记录，全中国确诊病例有7766人，导致170人死亡，以湖北最严重，共4586例，162人死亡。香港有10例、澳门7例、台湾有8例、马来西亚有8例、泰国14例、日本11例、新加坡10例、法国5例、美国5例、韩国4例、德国4例、，阿联酋4例、加拿大3例、越南2例、芬兰1例、尼泊尔1例、柬埔寨1例及斯里兰卡1例，总数加起来共7872例，比起前一天（1月29日）增加了1418例；死亡人数增加了38人。

根据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表示，经分析，目前的新病毒每6.2天会倍增。以此推算，在武汉约有4.4万人被感染（包括未发作），而疫情会在4，5月“见顶”，至6，7月才慢慢减退。

一般上，患者的表征反映在呼吸道周围，也就被统称为“武汉肺炎”（Wuhan Coronavirus或2019-nCov）。

这种病毒先引起发热和干咳，而后头痛、打喷嚏及咳嗽。过了一个星期就会气促、呼吸困难，甚至会引发肾衰竭。此时病患者就要住院了。但为防止传染，病人会被隔离。

其实，任谁也没料到春节期间会爆发病疫。除了世界各国的游客止步中国外，中国国内的旅游和外出也都打住了。这一条帐和所蒙受的损失，若不是天文数字，也非笔墨所能计算出来。

如果我们不忘前车之鉴，倒是可以将在2002年至2003年发生在广东的“非典型肺炎”拿来作比较。

在那一年，广东发现一种病毒造成肺炎，称为SARS，即意病人患上严重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它起因于2002年12月5日在深圳打工的河源市人黄杏初感觉不舒服，好似风寒感冒，乃就近诊所看病。但到了8日病未好转，就到医院打针，直到17日才被转到广州军医总医院。在首例发现后，广东各地先后发生医务人员患上病毒感染，当时媒体并未大事报导，也没有造成恐慌。后因病情未明朗，促成世界卫生机构进入调查。

所幸有关传染病毒在2003年5月时已被全面控制，也查知是通过接触大量的脓血痰而被传染的，先后有8069人住院，而有774人病逝。相对来说，非典型肺炎（SARS）带来的人命损失也不算太大。但此时有专家提出应对野生动物做出控制和禁止销售，因为有证据显示是通过野生动物传染的，蝙蝠的怀疑性是最大的。遗憾的是，有关建议没有下文。

根据美国豪斯顿大学东亚政治系的副教授李彼德（Peter J Li）在1月29日的《南华早报》发表题为：“首先是非典型肺炎，现在是武汉肺炎，因此这是为什么中国应禁野生动物的交易”的评论文章。

他说，武汉因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症，已使到全中国进入紧急状态，这也导致人们质问为何野生动物仍在市场上交易？

这是SARS事件后的另一场卫生危机，情势有些相似，因为在武汉发生的2019-nCov病毒与“华南海鲜市场”所收集样品有关。换句话说，这个在汉口离武汉不远处的市场是导因。第一批被感染的人是在汉口摆卖海鲜的商人，在市场内销售不下120种野生动物。

无独有偶，第一批武汉肺炎患者与2002年的非典型肺炎一样，当年第一批患病者也是在广东从事野味生意的商人。

因此武汉市政府在1月26日（年初二）宣布禁止买卖野生动物，但这是暂时性的，待疫情过后会再开放野味市场。

这又让我们想起在2010年时，中国顶尖非典型肺炎专家钟南山已提出警告，如果野味市场继续买卖，难保不会有另一个“病毒之灾”。另一方面，香港大学的邝毅教授也是非典型肺炎的专家，也作出同样的建议，但都没有回应。

巧合的是，近日有一个视频这样表述：汉口的野味市场是由集团垄断的，30年来赚得钵满盘满，似乎缺乏管制。现在引来大灾难，负责人不在，谁该负起责任？可见，中国在反腐上还是有大漏洞，需要及时堵住。

持平而言，即便野味动物的交易是天文数字，粗略估计有超过6千亿美元，这可是一大财富。但问题是如果拿千万人的性命来保住这样的买卖，又是得不偿失。

毕竟野生动物带来的新型病毒已不容否定，这次的武汉肺炎也是考验中国政府决心的时候了！

刊登于2020年2月3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