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弹劾特朗普

虽然特朗普已经下台，不再是美国的总统，但在参议院尚有一条法案将在2月8日进行讨论、辩论和表决。这个法案是弹劾已经下野的特朗普。表面上看来是很滑稽的，人都不在职位了，还要弹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按照条文规定，如果参议院通过弹劾案就会有两种效果，其一是若有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法案（参议院有100名国会议员，民主党和共和党各占50。过去一向来是共和党占较多席位），特朗普将会失去退休总统拥有的特权，也不能再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

其二是参议院若只以简单的多数票通过，则其后果是限制特朗普在政府部门任职。因此一般预料参议院内只有少数共和党议员转向支持民主党的弹劾案。换句话说，参议院最后的结果是只能以简单的多数票通过弹劾，不会让特朗普输得扑地不起。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引述两名共和党议员的立场，就可知道共和党人有议员不会背叛特朗普的。例如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鲁比奥说，特朗普对1月6日的暴动负有责任，但他反对在参议院进行审判。这并不是刑事审判，而是政治审判，只会促使国家陷入瘫痪和分裂。

而犹他州的参议员罗姆尼则认为特朗普犯下煽动暴行行为是可以被弹劾的。如果不能在参议院进行审判，那什么事是可以在参议院审判的？

这位曾在共和党内竞选总统时出局的参议员进一步说：“法院已经查明，没有证据证明五个州的投票是有舞弊的”。特朗普则认为他的选票被偷天换日。

回望过去，我们有必要拉出特朗普的旧账，看看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2016年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后，谋想在2020年大选时获得连任，因而在2019年使出手段，强行要求乌克兰总统揭露拜登父子的污点，以使拜登未战先败。这种动用外国政治势力干预美国大选的手段被认为是犯规的。因而刺激民主党动用众议院的多数席对特朗普投下弹劾票，罪名是滥用权力和妨碍国会。前者是以229票对198票通过；后者则230票对197票通过。但在较后转到参议院表决时，则前者以48票对52票被否决；后者以47票对53票被否决。

特朗普的胜利也意味着他更有信心能再次连任，因为连希拉里这么强大的对手都被打败了，拜登也不足为患。但他还是如同尼克逊总统犯了邪念的错误。尼克逊为了寻求蝉联，在1972年发生了“水门事件”，派首席安全问题顾问麦科德及其他10人潜入民主党办公室安装窃听器和偷情报文件时，当场被捕。1974年，尼克逊以自动辞职换取不被起诉而坐牢的厄运。

同样的，今天的特朗普也走着与尼克逊一样错误的道路。先是在2016年参加总统竞选时，明知胜利甚微，却联同外国政界调查希拉里的邮件，共有6万多则，其中有3万则被查出在其私人邮件中有些是关系公务的，怎可以当私人邮件处理？后来有人查知是俄罗斯普京输送不可公开的资料给特朗普，也就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扳倒希拉里，完全得利于普京的幕后黑手。

正因为特朗普与普京的惺惺相惜，也造成一向与中国没有太大往来的特朗普转向中国射出一支又一支的冷箭，几乎已达到万箭穿心的地步，整个世界也被搞得不安宁。

身为美国最大右派的特朗普，对社会主义完全没有好感，甚至加以鄙视；尤其是俄罗斯已走回资本主义的道路，特朗普自然不会让中国在另一个体制下有好日子过。

当我们在2018年看到中美关系紧张之际，已意识到这两个大国必然会有一场火拼，即使不是大动干戈，至少挑衅与对抗已成家常便饭。

特朗普除了要在贸易会上堵死中国，使其困在亚洲圈内而备受孤立外，也企图进一步在欧洲筑起围墙。但意想不到的是，在2019年突然爆发新冠肺炎（Covid-19）后，整个世界已在不经意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浩劫。先是中国首当其冲，被疫情的袭击搞到封城封县，也忍痛将人与人之间隔离。对一个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这是空前灾难，但不是绝后的。

中国截至去年7月，新冠肺炎已近9万例，共有4千余人死亡。所幸在7月之后，疫情受到控制而缓和。

遗憾的是，在中国宣布战胜疫情时，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先后陷入危机，直到今天被确诊的病例已上亿宗，死亡人数也突破2百万人。这可怕和恐怖的数字竟未让特朗普感到惊心胆战，反而一口咬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中国威胁论也就成了特朗普的口头禅。

抑有进者，在咬死中国是病毒来源的同时，特朗普又拉拢的右翼人才组成了反共反华大阵营，有的洋人学了汉语，站在墙头骂汉人；有的华人学英语，也在后面把中国抹黑成一个乌烟瘴气的国家。

当特朗普及蓬佩奥洋洋得意已杀下中国的威风时，他们进一步制造台独、港独乃至新疆人种灭绝论的宣传，又对中国留学美国学生进行不实指责，把他们全当成中国特务（33万人），真是匪夷所思。

再者，当中文走进西方世界时，又指责“孔子学院”是间谍机构，似乎已到了无所不反的地步。

如果特朗普在1月6日的告别演词中具有煽动暴力的倾向，而必须被参众议院进行审判，那么特朗普与蓬佩奥粗暴地干预中国内政，又该当何论？

特朗普的支持者在1月6日大乱国会肇5人死亡，更有“暴民”闯进国会，在议长办公室坐着翘脚，也难怪议长佩洛西不愿放过这批无法无天的捣乱分子。

对此，特朗普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他在任期内做了许多错事，搞得美国人民无所适从，也搞得人民分裂；搞得国际关系以意识形态来识别；一个反华反共的集团正在酝酿中，若不及时遏止，离世界毁灭不远了。因此美国政府及参议院应有勇气制裁及弹劾特朗普。这个世界容不下另一个“狂人”掌控世界。

 刊登于2021年1月27日《东方日报》

拜登收拾特朗普烂摊子

虽然特朗普曾说一旦当选总统他不领薪水，但从他当政4年来，花在打高尔夫球的开销和其他开支已远远超过他4年的薪水，共达1.42亿美元。由于他的好大喜功，口无遮拦，也不理对错，前前后后开罪了不少人；更在国际社会颠倒黑白，以致他的“美国优先”政策引起的争论是意料中事。他不但对黑人及有色人种的入境布下障碍，需劳动法院介入办案；而且在美墨之间的边境建构围墙，防止墨人涌进（拜登已签令停止兴建围墙），也为他的“美国优先政策”埋下阴影，纷纷指责他其实是防止有色人种的增加而压过美国的白人（目前美国的白人占52%，有色人种占48%）。

在告别演说中，特朗普对他在总统选举中获得7500万张选票感到骄傲。但是当一批暴民在1月6日闯入国会大厦骚乱后，特朗普不敢再声称这些人代表了7500万选民的心声，而是加入谴责行列。这意味着特朗普较早前误导民众对选举结果不服，是带有煽动性的。为此，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是针对特朗普的不良行为在众议院做出两度投票促请副总统彭斯主持弹劾特朗普的议决，但被后者拒绝。此事尚未了断，就不知佩洛西还有下一个行动吗？

很显然的，佩洛西也是受够特朗普的奚落，有一次在国会内拒绝与她握手，以致后者当众撕掉特朗普的施政报告。

特朗普为何直到今天还不认输？主要是他坚持有些州的“投票舞弊”，但又无法在法庭站得住脚，也就被拜登的306张选举人票压倒他的232张选举人票（美国总统选举时根据候选人在某个州的得票率定输赢，胜者拿完该州的选举人票）。不过拜登所得的选票也比特朗普多出5百50万张，共达8100多万张。

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生于1942年，今年79岁，可谓是大器晚成。

1972年，他在29岁那年当选参议员。可是在宣誓前，他的妻子利娅及幼女娜奥来在车祸中丧生，乐极生悲。

虽然在后来他曾努力要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却未能如愿，只得在2008年当选副总统，成为奥巴马的副手。直到2020年，已经78岁的拜登才获得民主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先是不被看好，后竟转成热门人物。

其实特朗普把战场设在美国以外作为竞选主轴是错误的第一步，因为美国人优先的口号不是用来打中国的，而是要使美国更强大的。

下来特朗普第二个错误是在2018年掀起中美贸易战，且课以重税征收中国来货。这一仗美国取得胜利了吗？美国也因之不再依赖世界贸易组织来应付中国崛起的威胁。也在去年2月因新冠肺炎引爆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拜登已重新加入）。

截至1月21日，全世界确诊病例已接近1亿，也有超过两百万人死亡。单单在美国就有2千5百万人确诊，酿成40万人丧命。

相比之下，中国的确诊病例为8万余例，有4千6百多人死亡。

为何两个大国的疫情相差那么大？问题出在哪里？

这就是特朗普给拜登留下的烂摊子，也真的无法在短期内被全面控制下来。虽然拜登在上班的第一天就一口气签下1.9兆的费用，其中200亿用来购置疫苗；而500亿充为实验之用。

无可否认的，拜登在就职礼上的讲话显得平和而中肯，他不断强调的是民主的价值，不容许任何人使用暴力将之破坏。

在不使用“美国人优先”的理念下，拜登提出的是：“政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国内恐怖主义正在抬头，我们必须面对，我们将会战胜。”

“我请求每一位美国人与我一道加入这项事业，团结起来抗击我们面对的敌人：愤怒、憎恶和仇恨、极端主义、目无律法、暴力疾病、失业和无望。只要我们有了团结，我们可以成就了不起的事情，包括纠正错误和战胜致命的病毒。

我们正在进入的可能是最为艰难、最为致命的疫情阶段。我们必须抛开政治分歧，是时候凝聚成一个国家来面对这场大流行疾病，我们将一起渡过难关。”

在演讲中，拜登绝口不提中国的“威胁”，也不希望挑起了无止境的对峙和对抗。即使我们不以为拜登的政策会有大改变，但我们相信拜登所要追求的是让民主和希望、真相和正义茁壮成长。

愿拜登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希望；愿美国继续成为世界的灯塔，照亮人类的未来而不再是仇恨与不断斗争的世界，更不是分裂的美国和持续对抗的中美关系。

 刊登于2021年1月25日《南洋商报》

华人血泪史（一）飘洋过海下南洋

飘洋过海下南洋

“卖猪仔”的辛酸泪

 华人顾名思义是来自中国的民族。一向以来，移民外国的华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广东省和福建省，也就使到广东话及福建话在马新地区十分流行。不过也有少数来自海南岛的海南人、来自福州的福州人和来自浙江、江西及湖北人。例如在东马的沙巴，有一个地区就住了来自长江上游的人，被称为三江人。在槟城也有一间三江公所。

当然在广东和福建省境内也有潮州人、客家人和兴化人等等，不一而足。

但我们的先辈到底是什么时候流向海外？这确切不可考证。有个传说是指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19年），有过东巡的习惯，除了封秦山为祭祖圣地外，也对山东半岛外的蓬莱、芝罘及牟平一带的海岛有海市蜃楼的幻景，很是向往；尤其是在闻及可以取得“长生不老”药，也就相信一位原属齐国的相士徐福所说的真有此药。秦王大喜之余，乃派徐福带数千童男童女远赴蓬莱仙岛，入海求仙药。这一段故事说来只是一则神话，宁可不信。但司马迁著的《史记》中（归纳入秦始皇本纪）有提及徐福入海求仙药的故事。可惜未有交待徐福其人，只得存疑。

故事中传说徐福虽空手而归，但秦王仍不死心，又先后数次派他出海（公元前219年-公元前210年）。在这方面，五代后周的一位和尚义楚在公元540年指出徐福东渡的地方其实是日本（司马迁没有说出地点）。再者，徐福第五次带去的人已不再回到中国，而是在日本落地生根了。依据义楚在公元540年（日本欲明天皇元年，中国梁武帝大同元年）时，日本已有7053户秦民了。

抑有进者，在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5）的驻日公使—等书记黄遵宪在其著作《日本国志》中这样说：“在日本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证明也！”意指徐福是为日本开国神武天皇，甚至连日本前首相羽田孜也认为本身来自中国，其祖先是徐福，更在公元2002年专程到连云港市赣榆区金山镇徐福村祭祖。

既然远在公元2200年前，已有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那么在唐朝时，义净法师从番禺乘船出南中国海到马六甲海峡也就更顺理成章了（义净法师（公元635-713年），78岁高龄圆寂。原名张文明，14岁皈依佛门。公元671年，从番禺出发，途经泰国、马来亚、印尼及印度等国。在公元695年回到洛阳，得到武则天皇帝亲迎，并赐封“大唐国师”）。来到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的故事，其中五次途径马六甲海峡更进一步佐证了中国人在很早前已掌握造船的技术，郑和的事迹即一例证。

以上是根据杨府及左尚鸿所著的《中华血脉》一书中认为在中国早就存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几乎是同时期诞生的。

直到今天，日本人依然相信徐福是他们的先祖，也认为他开辟了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不然日本的大和民族又从何而来？

虽然在汉代或唐朝通过丝绸之路出国的人为数还是不多，直到后期因华人外移激增，才兴起将自己称为“汉人”或“唐人”之说。更进一步，我们也称中国为“唐山”。

汉人也好，唐人也罢，我们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炎黄子孙。这个民族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才真正的大量向外移民。在这之前并不兴移民；但在这之后，就有大量的华工向东南亚寻找出路。

为什么鸦片战争会触发华人出国浪潮？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国通过军舰打开中国的门户，并占有了香港，也就启动华人的移民潮。这是因为在这之前中国清廷没收了英国人的大量鸦片，且公开焚烧（1839年）；更明令宣布禁止鸦片流入中国，断了英国的财路，也就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1840年，英国发起鸦片战争，清廷投降。1842年香港割让予英国。图为1842年8月29日中方代表和英国全权大臣在英国军舰“康华利”上签署了《南京条约》，从此打开了华人下南洋的大门

清廷战败后，同意开放五个港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也强迫清廷让出香港（1842年），作为输入鸦片和输出劳工的跳板。这样的一来二往，正好也因中国发生动乱民不聊生，就有了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移民潮。

因为身无分文，这些一贫如洗的“苦力”也就在不得已下签了“卖身契约”，同意一年不领工资。若是染上毒瘾（吸食鸦片）或赌博欠下债务，也就要延长其无薪工作时间，或从一年延长至三年不等。

现在我们要谈一谈华人南来的过程和他们的辛酸泪。

虽然鸦片战争之前已有逾千华人被当成“猪仔”贩运到印尼，但他们所受的非人待遇却是令人咬牙切齿的。

图为正从厦门乘船出国的华工

例如在16世纪的1553年，控制印尼的荷兰殖民者派出军舰在澎湖列岛掠取渔民前往印尼筑城，每日只给少过半磅的粮食。因此在被掳来的1500人中，饿死或被绑致死的有逾1200人，剩下未死的被强行卖到印尼当奴隶，间中又有人被虐死或病死。到达吧城（即雅加达）仅剩下130人（见The Island of Formosa）。

在1624年，吧城总督葛边值（Pieter de Carpentier）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报告说：“我们的人在澎湖搜集了中国人达1150名，一般因疾病、饥饿及强制劳动而死，剩有571人乘舰船来到吧城，中途又死去463人。到达吧城时，再死去65人，最后剩下33人”（见De Nederlanders in China (1601-1624)）。

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对“卖猪仔”的契约就有了改变。因为英国为表现“民主”，因此要每位出国者亲口表示是“自愿”出国的，不是被逼的。若有人敢说是被逼得就被送回去不准出国，而且还遭受毒打。

这种变相的“苦力买卖”（Coolies System）（Coolies Contract）其最大的目的是殖民主义者需要大量的劳工；再加上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国家衰竭、民不聊生。在苦无生计下，逼使更多华人往外寻求生计。

因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英国不但在澳门、香港、广州、汕头及泉州等港口设立“卖猪仔市场”外，也在新加坡和槟城设立“供应站”。为表明“猪仔”是自愿出  国的，新加坡成了中枢者，凡出国者来到新加坡时必须再通关，以除后患。

除了通过“劳工契约”出国外（因举目无亲，两手空空，不被卖又如何出国？），又有另一种是当事人已有南洋落脚之地，就不必将自己买给中介人，而是以“自由身”付款来到所指定的地方。

早年飘洋过海到南洋的“猪仔”，在“苦力间”过的就是这样的简陋生活

例如我的父亲谢湖添在年轻时也飘洋过海来到槟城（1938年）（此时已废止卖猪仔契约）。因此他们三人（另外两位是同乡）只得自己找工作。我的父亲因为在家乡懂得草药和中医学，得以在余仁生谋得一份工作。但这种晒药材和烘药材的工作工资少，加上1941年杪日蝗军入侵槟城，我们举家搬到高渊避难，父亲只好靠种树薯过日子。直到日本投降后，父亲才回到老本行。可是已不能回到余仁生，只好到江沙求其朋友（也是姓谢）帮他找一份工作。这位经营药店的友人也有胶园和土地，生活过得不错。他在巴力这个小地方为父亲谋一份差事。老板出资开药店（半边店面），父亲“坐堂”当中医和卖药。真没想到这么一晃就是30多年，直到父亲退休返槟颐养天年时，因体弱多病，在两三年后，于1982年与世长辞。

虽然我父亲不是被卖猪仔的，但他们南来时也是两袖清风，什么都没有，只是勤勤劳劳地操劳一生。但为求“神明”指示，父亲等三人来到海珠屿大伯公庙求签，希望能时来运转。结果三人际遇各有不同。与我父亲一同来槟的友人因开锡矿发财了，而另一位友人比我的父亲还不如意，只得为人做帐，工资微薄也养不了家。一家人在六条路租住在狭小的房间里。父亲也是泥菩萨过江，帮不了他。

尽管鸦片战争前已有西方列强按其殖民地的需求，从中国引进廉价劳工，例如在1625-1627年间，来到吧城的华人有4280名，后来有2854人留在吧城。在这之前，占领马六甲的葡萄牙军人为解决劳工的短缺，也向中国强迫劳工输入（葡萄牙在1623年占有澳门）。及后荷兰统治者为招华工南来，采取比较“斯文”的手段。但无论如何，这些通过中介人安排的移民华工就得签署合约，以示是自愿到海外谋生，而不是受压迫的。

根据史料现实，我们可以断定华工大规模的南移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这就是为什么东南亚的华工南迁是在1840年后才大规模的进入马来亚、新加坡和婆罗洲等地。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暴露了封建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中，岌岌可危。英国及其它国家正亟需劳工供应，一个所谓“华工契约”便形成了。凡是出国者绝大部分只得委身中介人抽取佣金扣除船费和膳食费。此外还要另付给相关官员“咖啡钱”。一算下来，也等于这些“猪仔”得白干一年无工资的苦力工。

在清廷与英国签署的《南京条约》（1842年）时，除了同意将香港割让予英国外，也允许英方的中介人在澳门、香港、广州、厦门、宁波和上海设立“猪仔馆”，让有意出国打工的人到“猪仔馆”签署“契约华工”。

“卖猪仔”市场

就这样，这个制度从1840年前后已被采用，直到1912年（真正是在1916年）才停止使用。因为这一年孙中山已推翻了满清政权，改用中华民国年号，包括废除不合理的契约。

根据《中华血脉》作者统计，在1840年之前，下南洋（东南亚）的华人已有150万之众，这些人包括转到美洲和其它国家的苦力。单单在槟城的人口在1833年时，华人只有1万余人；但在1840年后，华人人口才激增起来。例如在1851年时，槟城又增至2万余名华人。这说明了华工是甚受欢迎的。据不证实的统计，在1860年左右，已有200万华工在东南亚地区落脚。

来到1922-1939年的17年内，从广东、厦门及香港输出的华工就超过500万名。

槟城作为英国第一个占领马来亚的地方也成了猪仔买卖的集散地。他们这批劳工被排列在旧观仔角的长堤上，供“雇主”挑选而带回家。

另外还有一种不是“卖猪仔”的契约，而是“猪花”契约。这些来自中国女子被贩卖到马来亚各地卖淫。因此槟城曾出现过“妓女街”，印证了娼妓业一度十分猖獗。但因为男工多过女性，比例是8:2，因此当局放宽妇女的进口，一小部分在此与华工成家立业，不再思念回家的梦。

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在今天留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多是鸦片战争后带来的后代，其中有悲剧人物，也有一段莫名其妙的人生坎坷路。正是幸福的家庭只有一个，不幸的家庭有千万个。

刊登于 2021年1月16日及23日《新生活报》

https://www.ilifepost.com/?p=160617

https://www.ilifepost.com/?p=161185

安华决战慕尤丁

刚过去的2020年是马来西亚陷入黑暗的一年，不但新冠肺炎（Covid-19）日益恶化，而且政治上的斗争更是此起彼落，日新月异。

当转入2021年时，情况变得更糟。例如根据卫生部截至1月18日的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共3306宗，死亡人数共达605人。前前后后，共有161740宗的确诊病例，形势不容乐观。在过去一周，每天都是四位数，最高是在1月17日，共有4029宗确诊病例。截至1月17日，有205人在紧急病室救济，到了1月18日已增至240人。照这样的情势发展下去，马来西亚的病例在不久后就会飙升至20万例，死亡人数也必然会有所增加。

但这是进入第三波的疫情，形势比2020年更为严峻。因此政府在2021年1月12日宣布疫情严重的州属实施回行管令（MCO）直到1月26日。过后政府会否延长限制令尚得视局势而定。

基本上，这次的行管令与前次的行管令并无两样，不过警方也不再处处设路障，调查往来车辆与行人。连日来在行动管制令下，市场显得冷冷清清，了无生气，许多靠买卖的生意都做不下去了。有人因此抱怨，若是再继续管制下去，恐怕会有更多家庭开不了锅，其中小贩行业更是叫苦连天。

在这种情势下，政府又获准颁布紧急状态至今年8月1日。

究竟什么是紧急状态？为什么有了MCO后，又要紧急法令？这得从历史说起。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英殖民政府在同年的6月份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目的在于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用以查封左翼政团，也大加逮捕左翼人士，更有多人被遣送回中国。

这就是说，英殖民政府动用紧急法令是为了打击左翼运动，包括马共在内。这种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操作是为反共剿共而设的。

相关法令前后实施12年（1948-1960）。在1960年时，时任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才在国会提出解除紧急状态，即意味着马来亚不再实施紧急法令了，而改用另一道法令，称为内部安全法令（ISA） 取而代之。

其后政府也有动用过紧急法令应对危机。比如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印尼总统苏卡诺发起“粉粹马来西亚运动”，偶有军事冲突，国家也因之进入紧急状态。但在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与反政变后，苏卡诺大权旁落，也就在1966年结束马印对抗，紧急状态也因此取消。这种在国与国的对峙下，实施紧急法令被认为是政治安全大过天。

在1969年时，马来西亚不幸发生“五一三”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有鉴于事态严重，国家旋即进入紧急状态，终止国会，另立“行动委员会”，取代首相东姑权力。经过一年有余的半军管控制后，已升任第二任首相的敦拉萨在1971年宣布解除紧急法令。

在佈满阴霾的年代，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嘎然而止，国会也停止召开，以致在1970年出炉的“新经济政策”也就无需要在国会通过，而是由“行动委员会”搞定。

在当时，身为巫统第二号人物，副首相兼内政部长的敦伊斯迈形容这次的紧急状态的实施意味着“马来西亚民主已经死亡”。只因这是种族政治带来的结果。这就是说，连国家领袖也不赞同动用紧急法令治国，因它否定了民主。

以此相比，这次的紧急状态不是说其实施是否合法（因为政府和元首都有权力做出决定），而是认为在疫情肆虐下，到底有没有必要实施紧急状态，毕竟疫情非政治行为，国家有因之陷入危机吗？

一方面反对党领袖安华起而发难，向首相作出挑战，因为他认为有了MCO已足够，根本不需要动用紧急状态，而且也不能保证疫情会因此被控制而下降。

为加紧行动，安华两手出击（一边收集议员签名向元首请愿取消紧急状态；另一边则自行向法院提出诉讼），也得到10名前律师公会主席的支持。

与此同时，曾是巫统总秘书而最近才被巫统主席阿末查希撤职的国阵秘书长与“全民共识”的秘书长安努亚说，巫统内有分裂，他本身支持巫统继与马华合作，而阿末查希则倾向安华。

现在看起来，反对党内不但有不同的派系，而且有者也各自为政。；尤其是马哈迪表达不能让慕尤丁成为独裁者。但他在这场斗争中不为安华站台，也就变成慕尤丁与安华的斗争再次进入鱼死网破的关键时刻。

在慕尤丁看来，如果他能够得到多数巫统议员的支持，加上砂拉越的政党联盟的支持，其政权就会被加分而趋向稳固。

但现在的问题是，不论是安华或慕尤丁，他们所得到的支持是不相伯仲的，只在几席中旋转和来回。对安华而言，比较有难度的或者是怎样将行动党纳入执政集团内，毕竟行动党从60年代开始，就与巫统不咬弦，而且巫统也从来没有招行动党入伙。直到2008年，火箭才展示其威力，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火箭的势力有增无减。但最近党内又面对一些分歧和压力，可能会对行动党的整体化形象有所影响。

即便形势有所改变，慕尤丁所要依靠的依然是巫统内反安华的势力与伊党的支持来挡住安华的猛烈攻势。

虽然直到目前为止，紧急法令尚未被用来对付反对党和异议者，只是应用MCO天天集中对付疫情。除非疫情因紧急法令实施而有所下降，不然慕尤丁的紧急法令就会受到挑战。

如果说过去的紧急法令是因政府面临政治危机和威胁时才加以动用，现在当然也可以宣称政府同样面临危机和威胁。但两者相比，性质大不相同。前者是政治敌对集团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后者是“兄弟阋墙”的斗争。

在同是一家人（大家都出身巫统）的屋檐下，动用紧急法令作为武器似乎夸大彼此之间的“不共戴天”的仇恨。说到底他们争夺的是人事的变动，不是制度的改变。

也许最干净利落的方案是举行大选，但问题是大选要在什么情况下举行？而紧急状态台又在什么时候结束？

说来说去，在这场新的斗争中，马哈迪不再是主角了，他只能成为其中一名配角，因为他在过去两年内已把手上的筹码都输光了！

 刊登于2021年1月20日《东方日报》

特朗普失江山也失盟友

美国选举在无法改变结果下，特朗普的支持者在1月6日冲向国会大厦进行暴乱，引发冲突。在冲突中，不幸有6人死亡，其中两人是警员。政府也因之在白宫及政府建筑物降半旗，以示哀悼。

不仅于此，美国六大军中参谋长在1月12日举行联席会议后，一致谴责暴动行为，强调美国赋予的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并不包括诉诸暴力、煽动和叛乱的权利。

在这方面，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于1月12日在众议院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共223票赞成及205票反对），但所通过的只是吁请副总统彭斯动用宪法第25条修正案的第四条款。可惜副总统彭斯拒绝了佩洛西的要求，他认为这样的行动不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建议双方让沸腾的情绪降温。

为此，佩洛西又于1月14日启动第二轮投票，结果以232票对197票通过。但参议院拒绝提前审理。也就意味着要过了1月20日的就职典礼后才能处理此议案了。

但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特朗普民粹主义还会继续燃烧，将国民导向偏激的路线。如果各走极端，将是美国民主的悲剧。

虽然特朗普口头上以“美国人优先”为主导思想，并没有种族之分在内。但在去年发生的黑人弗洛伊德命案引发连串抗议和示威，暴露了特朗普的“白人至上”的思想，对有色人种持有歧见。目前在美国有白人与有色人种的公民比例是51%对49%，如果再让有色人种入籍美国，难免会助长非白人的公民数字。

为了打压非白人的入籍和为了制造美国是白人的国家，特朗普也就将民粹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人曾质问，为何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会成功，反而走向民粹主义？而中国却能在国内用民族主义激情促成国人的团结与面对的挑战。

正因为特朗普持有标新立异的新思想，样样以美国为主导，彻底和绝对的反华反共，也就鼓动中美贸易战。当贸易战进入难分难解的阶段时，特朗普又与国务卿蓬佩奥一唱一和指责Covid-19是中国传播的病毒，并将之称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乃至怂恿一些民间团体或半官方团体或个人向中国索赔，企图造成一面倒的情势。

与此同时，特朗普也怀疑在美国留学的33万中国学生几乎都是间谍。蓬佩奥更是煽风点火卷起新一轮灭共行动，重申将全面关闭孔子学院，并指责中国对香港施以“一国一制”，而非“一国两制”。在这样的固执偏见下，民族主义是发挥不了作用的。

另一方面，中国族群是以汉族居绝大多数，也就在中国走向共和后少有族群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同时在社会主义信念下的种族主义也被调低而用共同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打造新中国。

当1911年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口号是“驱逐鞑虏（赶走满洲人），恢复中华”。但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把少数民族容纳在内，宣布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等56个民族组成，不存在驱逐鞑虏。

这种在关键时刻成功地将民粹主义导向民族主义也就冲淡了民族/种族之间的冲突和格斗了。虽然在70年代中美从敌对走向和解，且享有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共处。不幸的，突于2018年美国的新政府锋口一转，把剑指向中国，两国关系的恶化随时都会擦枪走火。

更令中国不能容忍的是，美国的特朗普和蓬佩奥的一唱一和下，挑起了台湾问题。

其一是在2016年接听蔡英文的电话，祝贺特朗普当选总统（打破惯例）。其二是2020年的8月，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其三是在2020年9月18日，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其四是蓬佩奥于2021年1月9日突然宣布解除在美台关系上所有自设的往来限制。

就在2021年1月13日拟动程访问台湾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却在12日宣布取消行程，以确保“政权交接平稳”。

正是这个时候，台湾财政部发表的2020年“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其中出口中国大陆的货物创历年新高，占出口额的43.8%。依照数字出口大陆达1367.4亿美元，占台湾总出口的43.8% ，比起2019年的951亿美元增加了14%。至此舆论抛下一个问题：是否在“依赖中国”或“两岸脱钩”中，任选其一？

明乎此，台湾的生存与发展依然离不开中国大陆。因此鼓动“台湾独立”的特朗普之流，注定是白费心机的。因没有考虑到台湾人民的生存立足点在哪里？

 刊登于2021年1月18日《南洋商报》

取消高铁非明智之举

经过拉拉扯扯的争议后，马来西亚政府终于在开年第一天（元旦日）宣布“终止隆新高铁计划”。这意味着前首相纳吉签署与带动的隆新高铁已胎死腹中.因由何在？倒是有各种说法，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国家没钱，不能应付这沉重的债务；另一种说法是马来西亚要给国内的企业公司承建，但只是从吉隆坡到新山，究竟真相如何？尚没有人透露。

针对此事，前首相纳吉认为不能用如同建设普通铁路的成本作比较，因为不建高铁，等于马来西亚自废武功，也追不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脚步。既然中国在短短的十年内已成为世界上拥有高铁路线最长的国家，共有2万4千公里，约占全球高铁路程数的2/3。因此纳吉认为可顺着这个发展趋势让马来西亚从中受惠。因为这也是我国迈向先进国的一个重要的门槛。

根据纳吉说法，目前我国的铁路发展已进入停滞状态，连铁路电气化与双轨化等最基本的基建至今仍未完成。

究竟什么是高铁（High Speed Rail）？根据专家指出，这是要特别设计的，列车与铁轨各有要求，至少能承受每小时250公里之速度；另外也可将原有的铁轨技术提升，行驶速度也不能少于每小时200公里。因此不论是另建新铁轨或提升原铁轨技术都要付出巨款。（按照目前我国的列车时速每小时140公里，尚未达标。若要达到每小时250公里，则还要提高列车速度至少每小时100公里）

有关这项宏伟计划是2013年马新两国领导人会谈时达致的协议，纳吉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高铁一旦落成（2026年），乘搭高铁从吉隆坡到新加坡只需90分钟，生意人可以在一日内办完公事返回。虽然纳吉没有透露造价是多少，但有人推算出将在800亿令吉至140亿令吉之间。

有关隆新高铁每小时一班，途经布城、芙蓉、爱极乐、麻坡、峇珠和依斯干达公主城。

不过马哈迪不信800亿令吉的造价。他说，经过专人估算，应在1100亿令吉之间。因此马哈迪说一旦希盟执政将取消这个计划（先是取消，继是展延）。

此外，马哈迪对关丹的马中产业园有意见，认为围墙过高，外人看不到里面。后经过修改，争议才告停止。但在当下新冠病毒肆虐下，一切的操作都只得暂停。

反倒是东铁计划经过削价成440亿令吉后，才按照工程推行。但这之中最重要的关键是对巴生港的改造，以使它成为世界名港之一（现在排名第12）。也不知何时动工和完工？以对东铁有所增值。

令人诧异的是，原本被炒得火热的马六甲皇京港（Malacca Gate）是要与中资合作的私人投资，以打造成另一个与柔佛依斯干达森林城市可媲比的卫星城。只是不知为何，有关计划也沉静下来。虽然马六甲首席部长苏莱曼否认此计划已取消，但仍未见曙光。

与此相关连的是，马哈迪在1995年建议将马六甲的直落贡（Teluk Gong）和印尼苏门答腊的鲁巴特岛（Pulau Rupat）衔接起来，全长48.69公里。另外再兴建长达71.2公里的大道，从鲁巴特岛衔接最靠近的城市都迈（Dumai）。可是有关计划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被搁置）。即便在2013年时马六甲首长重提此议，也一样没什么战略意义。

但如今情势完全不同了，印尼已打通雅加达和万隆的高铁工程，一旦启用，那么整个东盟国家就会凭藉马六甲的战略地位而重提此议。也许当下印尼更在意的是从马六甲到雅加达的大桥高铁。

相对而言，隆新高铁在此时放弃与新加坡的合作，若是准备关起门来将高铁从新山到吉隆坡，就大失意义了。从长远看来，马来西亚必须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如今中国的高铁已能从浙江义乌和连云港通向欧洲；而泰国也在后头赶上。一旦越南、柬埔寨也能有高铁通向中国，只剩下马来西亚及新加坡落人之后，情何以堪？

根据所知，各国的铁轨有不同的标准，在衔接上也有其困难。例如有1000毫米窄轨（东南亚使用）、有1435毫米宽的标准轨距（欧亚国家使用）、有1520毫米宽的阔轨（俄罗斯使用）及1676毫米宽的阔轨（印巴使用）。

如果多数国家不变轨下，就需要各国的列车增建转轨齿轮，以便快铁能持续行走。这就需要投入较高的资金了。

其实，政府在终止高铁上须赔偿新加坡已动用的开销高达1500万新币，也会有其他补偿，有说3亿令吉；又有说5亿令吉。同时，政府也因终止天然气输送管项目，已支付6.3亿令吉的利息。这两项费用加起来是大马在出血下一无所得。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马来西亚政府不再提出马哈迪早年的“泛亚铁路”计划，或已被中国消化在“泛亚铁路网”内。根据马哈迪在1995年向东盟国家提出了泛亚铁路时，当时中国尚未有高铁。

后来有关计划在1999年的东盟交长会议上被接纳后又调整成中国的“泛亚高铁网”内。中国是准备从昆明做起点，经过曼谷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印尼是后事，不再此议了。

同样的，马哈迪的计划也是从新加坡经过马来西亚再到曼谷而后在曼谷集中，但是普通列车而不是高铁。这就与目前的高铁计划有别了。

按照学者周利（上海党校国际关系副教授）在其论著《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中说，在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已能在丝路的历史基础上被提出和复兴。

过去，陆路交通已被海路取代；尤其是亚洲与欧洲之间，在使用海运方面，其成本比陆路增加50%。

既然在新的21世纪，建造输油管和天然气管已成为中国进口的新渠道，因此在此时发展的高铁也有助于减低交通费用。

因此美国杜克大学的高柏（Gao Bai）教授充分肯定高铁将会整合亚欧的联系。高铁的崛起将使处于沉默许久的欧洲翻然醒悟中国的大陆桥（陆地贸易）竟能成为新纪元的最伟大的贡献。

以此推论，不论我们喜欢与否，高铁是任何一个国家进步的象征，马来西亚也没有例外。

（本文作者也是“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

 刊登2021年1月15日《东方日报》

名人恩仇录十（下）

 林苍祐vs.陈修信

林苍祐和陈修信

林苍祐在马华的辉煌日子也不过1年，就陷入党争而最终与东姑翻脸，以分裂收场。

虽然林苍祐以少壮派的代表在1958年夺取马华的领导权，但在另一派看来是无法忍受的。一位才39岁的中年人竟然可以打败创党元老陈祯禄；同时也把陈修信的宣传主任也夺走了。

说来也是吊诡的，为何在1959年时林苍祐会发密函给东姑，要求分配35-40个国会议席（总数104席）。因为在他的派系看来（主要是宣传主任杨邦孝的坚持），马华如果失掉1/3的席位就无法阻止宪法的修正。而林苍祐的原意是凡修宪应先与马华磋商，否则马华将失去其政治地位。

当这封密函在1959年6月24日致给东姑首相时，林苍祐派只得等候答复。

密函的重点在于：①马华应被分配35-40个国会议席；②倘使未获得联盟中非马来人政党的同意，将不能对宪法提出修宪（整个含义是说，在104个国席中，马华至少要有1/3议席（35-40席），以展现联盟对于维护宪法及马来亚所有公民皆可享受平等地位的信念）。

由于东姑迟迟未作表态，且已订在7月10日晚举行联盟理事会，因而在7月9日，触发杨邦孝公布了致东姑密函的内容（7月10日见报）。一方面在当天下午东姑召见林苍祐，质问密函被公开事，两人谈话不欢而散。

继之，东姑宣布当日晚上的联盟会议取消了，同时指责林苍祐是在致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相等于在他背后捅上一刀。

双方的剑拔弩张已暴露了暴风雨已降临了。在东姑这边，他早已和马华内的另一派达成共识，即“只承认”以陈修信为首的马华派，不承认林苍祐领导的马华。马华也因之分裂成两个阵容。

在东姑掌握大权下，由他个人决定所有的联盟候选人，包括马华的候选人。同时马华被分配31席，不是林苍祐派要求的35-40席。

林苍祐在被孤立下，无法知道马华候选人的名单，连他本身是否是候选人也一头雾水。

后来他得悉本身不是候选人，所有的马华候选人是东姑与陈修信、陈东海及翁毓麟拟定的，林苍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了（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

当1959年7月16日提名过后林苍祐还是总会长，因此不得不为马华候选人打气。

但更令林苍祐难堪的是，当马华在7月12日举行党代表大会决定马华未来命运时，有89人支持留在联盟，而有60人反对。结果导致林苍祐派的大将一个个离开马华；而身为总会长的林苍祐一时未能辞职，只得哭笑不得参加几个联盟的群众大会，显得十分尴尬。

虽然投票日订在8月19日，但林苍祐已下定决心不再为联盟站台。因而在7月28日宣布他将在8月4日出国休养（出国当天，有600人热烈送行，场面激动）。在7月30日正式修函辞卸马华总会长职，但仍未退党。

在会长辞职后，马华选了署理会长谢敦禄暂代总会长。

当选举开票（8月19日）当晚，马华赢得19席，而有12人落选。这与马华在1955年普选全胜的纪录（共15人中选）形成强烈的对比。

虽然林苍祐已在7月30日辞卸总会长，但形式上被挽留，也就促使他于同年9月15日再致函表示坚决辞职。

另一方面，马华在选举也勉强保住颜面，还有19名国会议员。此时的陈修信在身兼财政部长下，已在马华党内成了“君临天下”的第一人。在1961年11月11日的马华代表大会上，他终于正式被选为马华第三任总会长。

马华也在这一年进入陈修信的年代，但陈修信是毁誉参半的，人们不否认他是作风较正派的财政部长，但对他领导的马华公会多不认同。除了指责他逼走改革派的林苍祐外，也对他未尽力扶持民族教育感到失望；尤其是在1969年大选前，陈修信的一句话：“独大若能开办，犹如铁树开花”，不论在英文上是如何遣词用字，已够他背上一生的骂名。

与此同时，沉寂一时的林苍祐在不甘受气下，也在这一年磨拳霍霍，准备再战江湖。

1960年，他正式修函退出马华公会，因为他要用另一个方式再上战场，以和陈修信决一长短。刚巧在1959年大选后，退出马华而以独立人士中选国会议员的陈世英及郭开东，连同朱运兴在1961年献议在芙蓉成立“民主联合党”（The United Democratic Party）。因为也在这一年，陈世英的“独立阵线”赢得了芙蓉市议会的控制权（9名市议员控制市议会）。在此美好时刻，林苍祐在1961年4月21日在芙蓉成立“民主联合党”，邀前国家党领袖之一的阿都哈密出任党主席，林苍祐任副主席，陈世英与郭开东分任正副秘书长，再加上一位朱运兴，民联党一开始就有3名国会议员，且又控制芙蓉市议会，这等于是向林苍祐作出巨大的献礼。

不过此时的林苍祐坚持民联走多元路线，他认为单元路线是行不通的。 也许因为在领导马华时吃过苦头，且被巫统压制，也就萌起多元政党的好处。但多元政党除非能单独执政，否则是不可能从中崛起的。

在不久后，民联党内部出现内讧，主要是因为拥有权力的陈世英与林苍祐意见相左，前者认为民联党应走单元路线，以华人为主。但林苍祐则认为多元路线会较有前途。

在僵持不下后，1963年的党选林苍祐与陈世英决裂，后者脱离了民联党。林苍祐也就将党的大本营从芙蓉撤回槟城。

1964年的大选是林苍祐第一次以反对党身份角逐大选，凭他的声望，他的政党在槟州赢得1国4州。这一年因马印（尼）对抗，华裔选民倾向支持联盟，担心反对党与印尼过于亲近，也就造成林苍祐只能担任反对党领袖，复仇之事只能搁置一旁了。

1965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李光耀推动下，邀反对党成立“团总”，以结合非左翼的政党联盟准备在下届大选时出击联盟。

原本李光耀也信心满满地相信和反对党在他的领导下会有所作为，不料因马新关系破裂，新加坡被请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团总”也就胎死腹中。

此时的林苍祐只得转向左翼的劳工党的合作（1967年），但后者已对参加选举不感兴趣，林苍祐也就得等待另一个时机到来。

果然不出所料，1967年被劳工党左派排挤的陈志勤，找来了王赓武教授合作组一个新政党。此时的王教授准备赴澳洲任职，只能答应陈医生出谋划策。

其中一个建议是请陈志勤到槟城找林苍祐合作，以扩大影响力。于是陈志勤来到槟城向林苍祐提出组党合作或合并之事。结果一拍即合。因为林苍祐正苦于没有合作对象，既然陈志勤要组的是多元政党，正合林苍祐心意，两人很快地走在一起了。

1968年3月24日，一个名为“马来西亚民政运动”（Gerakan Rakyat Malaysia）（简称民政党）在6位发起人宣布下成立了。他们是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后出任马大校长）、王赓武（马大历史系主任，后任港大校长）、陈志勤（劳工党议员）、林苍祐（民联党议员）、彼得医生（马来亚药业公会主席）及维拉板（前劳工党国会议员）。

在吉隆坡的记者会上，他们矢言争取民主、坚持经济与社会公正的原则、致力提高工农阶级的生活条件，以建立一个非种族性的温和社会主义政党。

民政党的诞生，有一个重要人物不受欢迎，他就是前社阵总秘书林建寿，双方都不要他加进来。此时林苍祐除了表现积极外，他还有另一个重要议程，那就是他想仿效他在1954年的做法，解散急进党，让党员依种族加入联盟各党（这时他要解散的是民联党）。

基于民政也是多元政党，林苍祐几乎在一口气下让民联党解散，集体加入民政党。这样一来，林苍祐成为民政党内最大的派系，也牢牢控制槟州地盘。

这是天赐良机，林苍祐看到翻身的希望；看到敌人越来越接近，希望在没有“团总”下，领导民政党杀出一条血路，让春天降临在东方花园。

1969年5月10的选举，其成绩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其一是槟州政权被民政党拿下，林苍祐的民政党以16席对联盟的4席（全属巫统议员）起而执政，且在5月11日宣誓就任槟州首席部长。

整整十年，林苍祐才扳回颓势。反之陈修信领导的马华公会议席减少，只有13名国会议员（参加33席）与行动党不相上下；而民政党夺下8个国会议席，这对马华来说是输得较惨的一次。因此有所谓马华议决不加入内阁的决定，但在“513”爆发后，马华又应巫统邀请再回内阁。不过马华因为在州议席翻船（比如在槟州全军覆没），在吡雪两州失掉议席，造成在吡州，联盟只赢得19席，未达半数（总数是40席）。而在雪州，联盟也只赢得14席（刚好过半，但少1席不能组成州政府）。直到“513”过后，整个主导权才又回到联盟身上。

但此时大权在握的是敦拉萨（副首相）担任全国行动理事会主任，东姑只保留名义上的首相，不再掌理国事。

陈修信也没有想到，在1969年的大选会遭遇马华失去在政府中的影响力。

对于下列大事的改变他已无能为力。在“513”之后，敦拉萨已为国家的未来作出改变：其一是推出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其二是在1972年拉拢反对党，如在槟州与民政党组联合政府；在吡叻与人民进步党合组联合政府；在吉兰丹与伊斯兰党组联合政府，及在砂拉越与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合组联合政府。这样一来，在1972年国会重开时，反对党阵营只剩下民主行动党（13席）、砂国民党（9席），与联盟的议席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大部分的反对党都被收编了。

其三是在1974年，敦拉萨率团访问中国，与中国建立邦交，成为东盟国家的楷模。

其四是在1974年大选前，敦拉萨宣布联盟改组成“国民阵线”（国阵），不再局限巫统、马华和国大党，而是增加了民政党、伊斯兰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民联合党。这一下子，心里最不舒服的是陈修信，他还惦念着10年前踢走林苍祐及其派系将马华回归“陈家天下”的光荣日子。

当然他也万万没有想到林苍祐是用这种战略从正面与马华交锋，而大方的回到原来的“家”。不用说，林苍祐是出了一口气，也把陈修信气坏了。

在风水轮流转下，陈修信再也不能意气风发了。因为在“513”后，马华所支持的华人大团结运动（1971年）在风起云涌下，准备注册成一个社团，结果被陈修信阻止，反对另立“山头”，应依附在马华的结构内。就这样，华团与马华摊牌，彼此分道扬镳了。

令陈修信失望的是，他用了林敬益派在马华搞改革运动（1971年）一时风生水起。但未及3年，林敬益派就与陈修信抬杠了（1973年）。结果有一批林敬益的支持者转入民政党与陈修信斗争。这事看在林苍祐眼里，除了叫好外，也没有同情可言。

就在收拾了林敬益的反叛后，陈修信于1974年4月8日，突然宣布辞卸财政部长和马华总会长职，这意味着陈修信不但未能击败林苍祐，也给林苍祐卷土重来进入国阵的机会。

在陈修信（1916-1988）时代结束后，马华进入了李三春时代。李三春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用尽各种战略包括重用林建寿搞得林苍祐大发雷霆。

本文只侧重在林苍祐与陈新修的斗争，其他方面的人士斗争也就不再提及。

不过有一件事是我们大家想不到的：林苍祐在峇六拜发展峇央峇鲁工业园，也在北赖发展诗布朗再也工业区，称其为“工业化”。

与此同时，林苍祐也在同一个地区将工业化城市也变成“城市化”。林苍祐说，将Industrilisation & Urbanisation合在一起，将会出现新选区，峇央峇鲁及其属下三个选区不是以华人为主吗？

这让我想起林苍祐在中国的三年不是浪费的，而是心中有一颗炽热的民族之心，很多人看不到，我应是在访谈中看到了。

刊登于2020年12月16日、2021年1月2日及1月9日《新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