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拜登要的是世界第一

中美高层会谈于3月18日及19日在美国的阿拉斯加举行。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东道主方面的出席者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而中国的代表则是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布林肯开门见山的讲话似乎是过去4年特朗普政府制定的大纲的翻版。这主要是美国的民意倒向特朗普这一边的，有高达90%的美国人对中国没有好感。

拜登政府也就顺着民意，乐得接过特朗普的指挥棒组成一个更大的反华合唱团。因此在双方对话后，布林肯更是马不停蹄地将欧盟的伙伴拉在一起，并发出强烈制裁中国的声音，其中瑞典最著名的服装公司（H&M）因被指不买入新疆的棉花，而被中国艺人杯葛。

杨洁篪也以美国去年在威斯康星州发生的警察致死黑人事件及近日的科罗多枪击事件酿成10人悲剧命案反讽美国也不见得人权纪录良好，倒反过来教训别的国家怎样对人尊重和对生命的重视。

更令中国气愤的是，在新疆事件上，美国已从“践踏人权”的指责上升到“灭绝种族”的骇人听闻的以不人道手段扼杀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利。到底美国和西方世界是用什么标准和实情来衡量新疆已犯下“滔天大罪”？

美国和西方国家或是包括引用一份《NewLines Institute》的报告（2021年）指责中国在新疆犯下以下的“罪行”。

其一，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进行长达10年的压制。其二，有系统地对100万维吾尔人进行歧视和监控，限制旅行、移居和上学的自由，剥夺他们的结社、言论和祈祷的基本人权。其三，对妇女采取绝育和堕胎的措施，强迫她们与非维吾尔人结婚，并将维吾尔族的儿童与家人分离。

对中国作出最苛刻指责的是前国务卿蓬佩奥。他口无遮拦地指责中国犯下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更公开地谴责中共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两个是不同的实体。

根据历史资料显示，在1930年，部分极端的维吾尔人向中国国民政府高喊“东突厥斯坦”的战斗口号，后来这批人先后成立“东突厥伊斯兰共和国”（1933-1934）及在10年后，在苏联支持下又另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4-1946）。不过当1945年，中华民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苏联受条约所限，停止支持三区革命。所谓三区革命是指1944年8月，在伊犁、塔城及阿山（今阿勒泰）爆发的革命，是获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也就反过来促成中共对新疆的提早解放（1949年）。

解放后的新疆省纳入中共体系。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可是在1960年中苏交恶后，新疆的维吾尔族又被利用反华。东突厥斯坦运动又死灰复燃。

当1991年苏联解体后，受全球伊斯兰主义和反突厥主义兴起的影响，导致多起暴力恐怖事件发生。单在1990年至2000年就发生了6宗恐袭案件，肇235人死亡及144人受伤。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禁止官方媒体使用“维吾尔斯坦”和“东突厥斯坦”的词汇，以免极端宗教份子浑水摸鱼。接着从2001年到2012年又发生8宗恐袭，致300人死及290人受伤。其中最严重的恐袭是在2009年7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悲剧，有197人死亡，另有1721人受伤。来到习近平当政前半期（2012-2016），又发生14宗暴力事件，致300人死和290人受伤。

中国认为在历史上新疆就是西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一向是中国的领土。后来分离主义份子的活动猖獗，造成新疆发生多起袭击和流血事件。

在这方面，中国也不讳言因维吾尔族有分离主义份子，谋求疆独，造成暴力事件不断发生，也就被迫采取行动阻止分裂运动，设立了“职业再培训学校”，但被西方国家形容为“集中营”和犯下“种族灭绝罪行”。

就实际而言，新疆有2千2百余万人口，其中维吾尔族有47%、汉族39%及哈萨克族7%，而维吾尔人也就是突厥人，与土耳其的突厥族同出一个脉席。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在今年1月20日回答记者问及蓬佩奥的指责时这样说：这是“造谣撒谎”，目的是配合美国的反华势力诬蔑和抹黑新疆地区进行的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努力。

有人担心中美失和及对抗会引发战争乃至核战而毁灭世界。但从拜登总统在3月26日的记者会上的讲话来看，大战不会发生。因为他说，至少在他任期内绝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这就向世界告白：只要美国继续领航世界，遂了美国人的梦。只要中国不越过底线，就不会擦枪走火了。

 刊登于 2021年3月29日《南洋商报》

这是越看越乱的政局

马来西亚的政局沦落到今天已分辨不出谁是主流而谁又是支流？就巫统来说，它应该是在朝的执政党之一，但主要人物未在内阁内，如前首相纳吉、现任主席阿末查希都未名列其中。如果说它是在野不在朝，那么为何又有10名部长挤入内阁呢？

这清楚告诉我们，巫统已是反转成执政党，不再是大权旁落伤痕累累的政党了。问题是巫统感觉不到它已东山再起，主要是大权掌握在土团党慕尤丁手里，而不是巫统喊起喊落。

正当我们把精力放在政党之间的合作问题时，伊斯兰党总秘书达基尤丁则岔开话题指说在1969年实施紧急状态时，有两年未召开国会，而今次因疫情严重导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达基尤丁看来，只是开会时间短，并没有未开国会。而且自从今年1月11日我国进入紧急状态以来，也有在去年召开国会讨论和通过财政预算案。他是回应阿末查希的呼吁而作出反驳。

其实身为法律部长的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既是一名律师，自然了解对紧急状态对民生的重要性，更不能拿两个不同性质的事件作比较。

究竟是怎样导致“513”实施紧急状态的。因已时隔多年，我们也没有必要追查到底。但因为前者是在大选后有两个州发生议席的争执，结果造成吡叻和雪兰莪州内阁未能及时组成（巫统在前者只拥有19席，未达40席的半数；后者巫统只拥有14席，刚好半数，也是未能组成政府）。在人心浮动及局势不安定下，也就不幸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紧急状态的实施是在所难免的。

事实上，当年局势也很快就受到控制，马来西亚也借此机会纠正种族间经济不平衡的鸿沟（成效如何，由人民判定）。因此有了所谓“重组社会，消除贫穷”的口号在新经济政策下被广泛地使用。

在当时有如惊弓之鸟的民众都小心翼翼遵守条规，不然站岗的军警会大声斥责住在屋里的人不要探头探尾，免得发生意外。这就是我们在当年记忆犹新的场景。

至于在2020年爆开的新冠肺炎（Covid-19）虽然每天跳动的数字不断增加，死亡人数也超过千人（全世界有超过2百余万人死亡），不过这种因疫情带来的严格限制也似乎不宜过长。我们并不知道将紧急法令延至今年8月1日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只是一种推理，那当下的疫情一天剩下千余宗是否证明已被适当的控制，政府是不是应该让民主“重生”？

毕竟引用紧急法令来应对疫情的扩散是不必要的。如今已有多人接种疫苗，市场也较热闹起来，理应放缓法令让民众心宽上街，否则拿法令来绑住人心不仅是得不偿失，也会滋生不满情绪。如果在下来的数个月还是没有大开放，就无法知道有多少人要失业了？

虽然当下我们的焦点应放在疫情上，只要人民齐心合力，必然会有效控制疫情四处扩散；但我们担心的是，各政党因利益冲突和分配不均而起哄。

就眼前所见，已经步入大选后的第三个年头，不应该还停留在第一年的口水战中。这边所谓的执政集团，也担心从巫统跳过来的会回到巫统。若情势未受控制，则什么合作都没有意义了。目前巫统只剩下35席，有12席已跳去土团党。原本属于执政党而如今已沦为反对党的公正党则剩下38席，威胁也减少了。更令人担心的是，还会有更多的议员会跳槽吗？（阿兹敏派和近期的两名议员跳槽土团党已暴露了公正党的脆弱性）

至于行动党基本上大局已定，不会有什么大变化。它的对手自然是马华公会与民政党。但这已不成为行动党的担心，反而是马华及民政如何在未来大选中翻盘。

很显然的，公正党也不把巫统当对手，它可以大方的由巫统与土团党直接斗争。

伊斯兰党预料没有大突破，但其实力会被保存下来。只要伊党不要整天将宗教放在嘴上，就不会引起火爆的争议。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大选同样会出现公正党、行动党与巫统同床异梦的合作阵容。

正由于马来西亚政局已经十分混杂，再加上东西马各政党各怀心思，我们无法展望一个新的阵线（执政党也好，反对党也好）会在不久后诞生。因此今天只剩下巫统不知何去何从？继续保持与土团党合作，非它所愿；若与公正党合作，又怕未合作已起冲突。

就历史而言，马来西亚反对党的合作一向寿命不长，前有民联，后有希盟，现在又有国盟，结果彼此间无法推心置腹分享利益。由此可见，政党比社团或企业更容易招人争夺权力，我们常常指责政党为了私利而大打出手，政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马来西亚疫情和政情走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乱，越描越黑。更可悲的是，我们在疫情的煎熬下前路还是一片迷茫。如果最近各政党谈不拢合不成的话，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然前面签署墨迹未干，后院又起火了。

 刊登于2021年3月26日《东方日报》

疫情改善但政局陷入僵局

围绕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两大重要课题是：（一）新冠肺炎（Covid-19）除之不尽及（二）政治局势起伏不定。

关于第一项是一年多以来都无法看到疫情大为减少。虽然截止今日为止，已有近6百万人打了疫苗，而且最近一周以来被确诊的患者也有所改善，从最高5千余宗减至当下的一天千余宗，算是有相当的进步。

这意味着在陆续有人接种下，相信新冠肺炎在不久后就会全面被控制下来。

根据官方提供的数字显示，截至3月18日，马来西亚已有1224人死于新冠肺炎。目前在市场上使用的疫苗有美国生产的辉瑞疫苗（BioNTech）和莫德纳疫苗（mRNA）、英国牛津出品的阿斯利康疫苗（AstraZeneca）及中国科兴生物疫苗（Sinovac）。

当然下来还会有同类的疫苗上市，但接种后是否无大碍，也不得而知。比如，阿斯利康的一些血管阻塞的副作用也导致一些西方国家暂停使用，但也再被使用。

就全世界来说，已有超过1亿多人中招，而死亡人数超过2百万人。除非西方国家及非洲国家能一举打败病毒，否则人类将劫数难逃。

不过，新冠肺炎为何会在西方国家严重发生？这是许多人料想不到的。最初的时候是美国漫不经心地对待病毒，待到病情恶化时，又嫁祸给中国，指说中国是零号病人的发源地。但这只是在相互指责，而无法拿出证据来佐证。

虽然美国和英国有强烈地影射中国是病毒的制造者，但在世卫代表团于今年1月访问武汉后，也没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姑不论新冠肺炎是从哪个地方发生，当下它所造成的伤害已是罄竹难书，一片叫骂声。

其中有一个未被解开的迷惑是：中国在后期为何能控制得这么好，只有10万人中招，而致4千余人死亡，过后就不再无止尽的扩散了。反而在西方的世界后来追上，成为让人胆战心惊的天文数字。

正由于这种病毒的传染快速，也无孔不入，在很短的时间内已是四处扩散。在今年1月特朗普下台前，他每天还斥骂中国人是传播者，但也于事无补。既然疫情已告失控，各国的医疗专家得采取紧急的措施来遏制病毒四处扩散，否则一些国家会被大国在不断责骂声中被淹没。

这当然与各国不同的政局有直接的关系，例如马来西亚在去年2月陷入政局混淆后，已采取东拼西凑的应急方案，但还是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

在一方面，反对党阵营正在想方设法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阵线再起而执政。但在另一方面，原是反对党临时凑成的阵营也在一夜之间拿下整个政权。尽管直到现在我们还是雾里看花，但巫统也好，公正党也好，只是处在商谈阶段，拿不出有效的合作方案。

正因为彼此都提心吊胆，也找不到合作的方向和条件。在这边厢，我们听到反对党有人开出某些条件，即只要不与犯罪的人一起执政，那就无所谓（意指不与巫统内被提控的人合作搞阵线）。

同样的，处在半执政半在野的巫统，它的身份也是十分尴尬的。也许为了大局，它们已没有谈判的筹码，要么就接受有条件的合作，要么就不与之合作。这样就不会让局势迷了路。伊斯兰党党魁哈迪阿旺在此时突然坦然告知：“政治青蛙也要收，我们可以改造他们，设立改造营或党校”。就不知道哈迪阿旺要搞什么样政治花招？

当我们的国家在今年1月已有78万2千5百人（失业率4.9%）失业时，这个统计局提供的数目说明了马来西亚已挤入高失业浪潮中。在去年政府已拨出巨款缓解民间疾苦，可是左手这边拿钱援助，右手再向民间收回欠税和漏税、追加罚款或提高罚款的数目。

看来马来西亚政局在进入第三个年头时，极可能会恢复消费税的征收。这一大笔回款，一年至少有460亿令吉的收入，比当下的销售与服务税（SST）来得有秩有序。谁说大小通吃不好呢？

事实上，安华出面扮演改变者的角色也慢慢失效了，我们一直只闻楼梯声，不见人下来。

这一回，安华总该有个较明确的交待。不要再说是马哈迪先反口，才有安华“言而不兑”。

当政客的话到了可以相信而不再出尔反尔时，就是“天亮了”，真正的太阳也出来了，安华是那只公鸡吗？

 刊登于2021年3月22日《南洋商报》

从“五国联防”到“五眼联盟”

在今年3月13日，四大强国领袖所组成的“四方会议”通过视频召开，东道主是印度。

这四个国家是美国、印度、澳洲及日本。它们共组成非正式的安全组合，称之为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或简称Quad）。

有关组织是于2007年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议的，主要的目的是维护亚洲太平洋的自由和繁荣。在不提及中国名字下，已被广泛认为这个“新立的组织”是要遏制中国对本区域带来的影响。初时澳洲曾一度退出 Quad，因为它认为与中国扩大贸易的重要性甚于政治目的。但后来澳洲又加了回去，与中国撕破脸，两国贸易中断。其实在2012年时，这个组织已把中国视为东海和南海的挑战者，直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这个组只又在马尼拉开会，成员国突出在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

近期的会议也是集中火力把中国视为假想敌。会上通过在2022年前提供10亿剂疫苗给印太地区的人民，以减低中国的影响。

如果新冠肺炎持续恶化，会议也一致认为人类的健康和安全将得不到保障。在这方面，澳洲总理莫理森承诺四国将会加速疫苗的生产；同时美国也会协助印度药厂增加产量，以有效遏止中国通过疫苗搞外交政治。当下柬埔寨、寮国和菲律宾已引入中国疫苗。泰国和印尼也通过商务渠道进口中国疫苗。

为何近日美国急切与三大盟友“紧急开会”呢？主要是要应对于3月18日及19日在美国阿拉斯加与中方举行的高层会议。虽然有人认为双方的会议收效不大，但特朗普留下的手尾，也没让美国以逸待劳。

任谁都知道，自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以来，他一系列的“倒行逆施”的战略几乎把世界搞到天翻地覆。从气候到太空的竞争，无所不包。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以来，美国有幸成为超级大国，也适时养成统领天下的“上帝”，让大多数国家对它畏而远之。

这整百年来（从一战到今天），美国权贵“唯我独尊”的心态也使到美国人一直处于高人一等的地位；更忘了强者的使命是让所有人得以生存下来，绝不是操弄生杀大权。比如在对待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上，人们已血淋淋看到美国军队的草菅人命，杀人无数；尤其是在911之后，强打阿富汗及伊拉克更是人神共愤。

反过来，当苏联于90年代自我瓦解后，美国变得更加嚣张和肆无忌惮，自以为是“替天行道”，也更进一步越过界（干涉别国内政），准备用行动砸了共产主义。因此来到21世纪时，美国的特朗普及蓬佩奥变本加厉，天天反、日日反、夜夜反对社会主义，连带不允许中国及其它国家推行这样的制度。在妖魔化中国后，美国已否定这个世界是圆的，而是可以任由美国拿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品”。

今天，一个值得全世界人民都得警惕的是，在美国领导下的所谓国际组织，一个接一个冒起，不是为和平而斗争，而是为权力而存在。以下的实例可以得到佐证：

（一）在1941年根据大西洋宪章设立的“五眼联盟”是一个“神秘组织”，但它真正发挥作用是在70年代。这一年，东南亚国家已纷纷独立，但西方国家还是不放心，担心骨牌效应，因而让一个“别开生面”的反共组织浮现，也就是当今被称为“五眼联盟”（Five Eyes Alliance）（简称FVEY）的组织，它是由操英语的国家所组成的，而且是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指源自英国的白种人）。这个民族先是在英国聚居，后迁移到美国、加拿大、澳洲及纽西兰，总共有5个成员。即使日本一直想加入这个组织，以分享它拥有的重要情报。但英美担心秘密外泄，也就仍未让大和民族加入（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另立“四方会议”，以便美国强化日本的军事地位）。同时也没有让德国的日尔曼民族加入。说到底这个组织基本上是一个具有高度敏感的单位，由美国操控。

（二）有人质疑“五眼联盟”是多余的，因为它与“五国联防”（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有所重叠。但后者在1971年有所调整，加入了澳洲、纽西兰和新加坡，以取代在1957年生效的英马防务协定；再者新加坡在1965年已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其实在英美领导下的西方阵营，先有北约组织（军事）（1949年）。苏联随后也成立华沙机构（军事）（1955年），形成新的冷战。直到1990年苏联瓦解后，华沙才自我消失。但北约却一枝独秀生存和发展下来，至今已有30个成员国。

在1958年时，欧洲国家在美国扶持下，又成立欧洲联盟（欧盟），提供经济平台，淡化了政治色彩。

（三）我们在前面有提及“五眼联盟”，但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东南亚又有一个组织出现，即1954年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简称Seato，东约。它是一个反共组织，成员有泰国和菲律宾，属于东南亚国家；而澳洲、法国、纽西兰、巴基斯坦、英国和美国等不属亚洲国家。

因为这个组织不合时宜，在1967年被调整，代之而起的是东南亚合作机构（简称ASEAN），也被称为东南亚协约国，后来在中国普遍使用下，变成“东盟”组织。在侧重经济合作，不涉军事和政治下，这个组织在今天依然风采依旧，成员国共有10个。

（四）另一方面，于1941年在北海设立的澳洲空军基地也决定在1971年做出调整，主要是英国人担心马新两地反共不力，也就组成“五国联防”，以便在军事上助马来西亚一臂之力，其成员有英国、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笑的是，由英马组成的防务条约以为能利用北海空军基地应付日本的南侵，不料节节败退。很快的，日军也进占新加坡，马新沦陷了（1942年）。原被视为“中转站”的北海基地（位于斯里兰卡和新加坡之间的维修站）更是银样蜡枪头，不堪一击。

在这里我们又可以举出一个实例：当1969年林苍祐上台后，他积极地要建槟城大桥，但因经济问题，一波三折。更令政府为难的是，当年（指70年代）如果一定要建立起槟城大桥，那么它的通道中间不能有隔墙，而是平滑之地可供飞机起降。若是这样，槟城大桥就得改成在紧急时刻，可作军机用途。

所幸我们延迟动工，直到1985年才通车，政局也在时势大有改变下，已不需要保留大桥在紧急时的军用。今天的实况不但一桥一用，而是二桥一用了。

 刊登于2021年3月18日《东方日报》

马华公会路在何方？

马来西亚政局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考验，主要是因为马来政党和马来社会正推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斗争。虽然这场要求变革的运动不是非马来人发动和策划的，但因为巫统仍然是个举足轻重的政党，它的政治立场或方向的任何改变都能牵一发动全身，我们就自然看到华基政党的马华公会起而批评巫统未经过开会讨论便自行决定“国阵”的未来；同样的，印度国大党也不认同巫统的“独断独行”。

其实这也不是不按常理打牌，而是一路来都是巫统说了算，其他成员党可有不满的情绪，但没有拒绝的先例。举例来说，当1974年巫统决定放弃“联盟”改用“国阵”形成更大组织时，马华虽对巫统不尊重其他成员党的意见表示“抗议”，但最后还是加入了新的阵线（也是最后一个加盟的成员党）。主要是马华对民政党的加盟很不服气；尤其是马华的死对头林苍祐通过民政党加盟而耿耿于怀。这就是后来为什么马华与民政成了“同床异梦”的“兄弟”。表面上称兄道弟，实则是各怀鬼胎。正如在1978年大选时，马华暗中（在林建寿的策划下）派出七人帮直捣民政选区，弄得林苍祐选区的得票率大减，只以6137张票压倒行动党的无名小卒黄鸿杰（得票5223），多数票914张。这种险胜的结果也让民政上下捏了一把冷汗。

因此在1982年的大选时，民政狠狠回击在槟城的马华候选人林建寿，集中力量让林建寿在阴沟里翻船。所谓的马华争夺首席部长的戏码“落幕”了。

许多年以后的今天又让马华面对两个新难题，那就是它将如何面对民政党？而又应该作出怎样的让步？它要跟随巫统还是去找国盟？

在彼此都是归零的议席下（指槟州），马华与民政也不具有优势压倒另一方，但间中的变化也让马华稍占上风。当民政党在2018年宣布脱离国阵后，它已经失掉与马华“争宠”的机会。当时的民政党是过于“紧张和草率”退出国阵，以为可以形成第三势力，但它忘了它已没有另一个林苍祐带领来杀出重围，待到退出国阵后才感到孤苦伶仃。

一方面它没有充分理由与在公正党直接合作；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向行动党屈从；更不能申请重新加入国阵（它的未来是个未知数）。直到2020年的“喜来登政变”后，突然涌现一支“散兵游勇”在政坛崛起，这就是被改头换面的土团党。

在慕尤丁的领导下，土团党结合了各方力量组成“国盟”（国民联盟，Perikatan Nasional）（PN）而成功夺权，成员包括土团党、伊斯兰党及砂政党联盟。而巫统则未加入国盟，仍然保持其“国阵”老大的地位，等于用国阵参与组织联合政府。但国阵不是其中一个成员，只是巧妙地被巫统拉拢加入执政行列。

马华及国大党就此成为执政一员，前者拥有一部长及4副部长，国大党也有一正部长。到底国阵是不是“国盟”一员？谁也搞不清楚。毕竟巫统代表的“国阵”，与“国盟”没有直接关系。因此马华在执政党内（PN）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是不清不楚。正当疑团有待解开前，又发生两件令马华措手不及的变化。其一是巫统理事会通过与土团党断交，也就是“联合政府”直到大选前为止，而大选时就成为政敌了。

在这种情势下，一向以来与巫统站在一起的马华又将何去何从？

其二是使局面更为复杂的是，慕尤丁代表国盟欢迎民政党的加入，这就意味着民政又将成为马华的“内部政敌”。但其差别在于马华属“国阵”，而民政属“国盟”，它们又该如何协调？如果马华不跟着巫统走，而是选择追随慕尤丁，那就意味着马华又和民政在一起了。

无论如何，一个新的政治形势已告出现，也就是说，在第十五届大选的重心已是马来政党间的直接交锋，彼此都不忘“以马来人至上”为斗争策略。这些政党包括在野的巫统、公正党（立场比较温和）与诚信党；而在朝的则有土团党、伊斯兰党及砂土保党（属于砂政党联盟的老大）。

在正面对峙下，行动党也好，马华也好，它们都不会也不应介入“马来人至上”的斗争行列。因此未来的大选已经不像2018年的场景，行动党在大胜后，可以紧跟着马哈迪的脚步走。讵料在睡梦中一觉醒来发现“政权不见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反之，已是朝不保夕的马华突然被敲醒回来做政府。这回是通过慕尤丁的提拔，好像回到从前。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的未来不是华人在朝或在野之迷惑，而是华人面对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宗教政治的强化下，怎样有勇气发挥正义的立场，不能再采用鸵鸟政策或让青蛙政治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给卖了。

真没想到，喜来登政变只给马华带来官运，但没有给马华带来政运。究竟马华路在何方？也确实没有选择的余地。由此也证明从一开始与巫统绑在一起的马华到头来还是因巫统之变而迷失方向。华人政治的悲哀莫过于此！

 刊登于2021年3月15日《南洋商报》

政党酝酿大洗牌

马来西亚政局从未像今天这么脆弱和不安定，让人感到扑朔迷离，又迷失其中。主要是围绕在几个政治人物和几个政党间的角力。这些人物先是集中在两个人的身上，即马哈迪和安华。他们的斗争始于20年前，而在2020年接班时更是一场空，结果是希盟政府宣告倒台。直到今天，人们还质问马哈迪为何不让安华上位，宁可辞职让局势急转直下，默许慕尤丁上位（阿兹敏语）。后是慕尤丁在去年2月通过“喜来登政变”将马哈迪挤出局，只剩下他和安华在进行一场更大的博弈。

围绕在慕尤丁旁边的还有土团党的阿兹敏、巫统的希山慕丁及伊斯兰党的哈迪阿旺。他们不是在此时争上位，而是倾全力保住国盟政府。

在政党方面，最主要的是巫统的立场有了改变。党领袖阿末查希已放话，不再与土团党合作迎接第十五届大选。这也意味着一旦巫统抽起后脚，即使不是全部（37名国会议员），也肯定弄倒慕尤丁的“大联盟”政府（由国阵、伊斯兰党与国盟组成）。而占有19席的砂拉越政党联盟也会守在国盟身边，因为土保党拥有4名内阁部长。其中土保党占有14席。

整体而言，土团党从马哈迪的领导到慕尤丁的领导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政治格局也巧妙地利用各成员党的矛盾，成功地“以小制大”。马哈迪靠的是公正党和行动党的支持；慕尤丁靠的是巫统和伊斯兰党的支持。而实际上他们都知道昔日由巫统一党独大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只能另外营造一个新的阵线脱颖而出。马哈迪的失败在于他过于自信可以组成跨政党的大联合政府，结果在一切尚未有头绪时，慕尤丁已越级而上。在阿兹敏的穿针引线下，获得最高元首首肯，委任慕尤丁拜相。很快的，慕尤丁的内阁组成了。

虽然表面上看来慕尤丁的内阁让人耳目一新，其实也是在匆忙中组成的。为使组阁成功，也就对友党做出相当大的让步，比如伊斯兰党有3名部长（18个国会议席）；砂土保党有4名部长（13个国会议席）；而土团党及巫统各有10名阁员。这样的各取所需的政治格局成了新的政治常态，不求稳定，只求执政。

但是最明显的是巫统党主席阿末查希没有入阁。即使副首相的位子保留给他，他也因官司缠身无法上位。而身为巫统老二的哈山，只是州议员，入阁恐有阻力。剩下的在内阁中的巫统党要有希山慕丁（外长），他是前首相纳吉的表弟，在国阵倒台前，纳吉已同意内定希山慕丁为接班人。但吊诡的是，他未参加2018年的巫统党选，后来却积极卷入“喜来登政变”。

这头黑马随时都有机会出线，也将会是纳吉支持的未来巫统领袖。但他能否过阿末查希和巫统理事会这一关，有待观察。

至于巫统入阁的其他9名部长是伊斯迈沙比里（高级部长，国防）、韩沙再努丁（内政）、安努亚慕沙（直辖）、阿汉峇峇（卫生）、凯里（科技创新）、利查马利肯（青体）、诺莱妮（高教）、三苏安努亚（能源天然）及哈里玛（团结）。

按照巫统与土团党各有10名部长的安排，已是不错的阵容，但问题是操控党大权的人物未在内阁里，心中怨气和不服可想而知。

近日巫统高层似乎已下定决心与土团划清界限，显示领导层不能接受慕尤丁的领导；同时也不会同意让阿兹敏当副揆。因此有消息指称巫统在当下的困境中，若没反戈一击，很可能巫统将翻不了身。但没有人否定已有官位的巫统议员宁愿跟着慕尤丁，听党的话，等于自我缴械。

另一方面，市面盛传公正党将可能与巫统合作，而希盟中的行动党也会同意与巫统合组新政府。如果首相慕尤丁未在今年内举行大选，他的国盟政府可能会被挤下台，即使最近有数位议员加入支持土团党也于事无补。慕尤丁政府只能在风雨中靠天“吃饭”。

当马哈迪是希盟老大时（2018年），他是不主张与巫统合作，理由是巫统高层有人因受贿罪而控上庭，但在近日马哈迪突又改口风说，只要巫统改组，他愿意重回巫统。从马哈迪本身的遭遇和翻身来看巫统的过去和未来，它仍然是被排斥的人的“大家庭”。除非逼不得已，否则没有人会愿意和自动离开巫统。

这就是说，不论巫统怎样改，它目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政党。但如果说巫统是因为理念与意识形态和土团党不同而闹分裂，那是一个大笑话，这两个政党的领袖在过去都是一家人，哪来政治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呢？唯一不变的是它们守着“马来人至上”的信条。

为此，我们也赞同前副首相慕沙希淡的评论。他说，马来西亚的政党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政治理想，而是有太多的叛党议员参与其中。他们被指责为政治青蛙，将金钱政治当成信仰。因此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各党间的斗争方向和意识形态。因为政治青蛙随时会把党的理念抛诸脑后而收取个人利益，党的斗争宗旨已是一文不值？

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一问：为什么巫统选择与安华合作而不是慕尤丁？理由之一是安华曾经是他们的老大，也鲜少咒骂巫统。与安华的合作会显得较轻松而不会有严重的派系斗争，行动党和诚信党的支持倒可弥补失掉砂土保党和伊党的损失。

我们不期望马来西亚政治会回到正轨，它必然继续沿着种族政治的路线走。但不论怎么样，一旦加入了联合政府的阵营，即使有浓厚的宗教意识，也要审时度势，避免伤及其他种族的宗教。希望当下的伊斯兰党能自我克制，勿再自我膨胀，毕竟马来西亚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多元种族国家，也是多元宗教的国家，任何政党的种族论调和宗教政治观都不应该在马来西亚政坛内横冲直闯。

也许未来的大选经过洗牌后，马来西亚会出现一个以理性治国的政府。但我们还是希望各个政党重新塑造其政治信念和政治斗争的战略，为人民立下好榜样，而不是让政治青蛙将政坛弄得乌烟瘴气，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变成可怕的“新常态”。

 刊登于2021年3月11日《东方日报》

再论种族政治为何阴魂不散

上周我提及种族政治形成的历史背景，本期将分析和审视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后，种族政治仍然大行其道？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独立后，种族政治依然阴魂不散，甚至有时还变本加厉，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战后最先有民族意识的是由一批马来精英组成的马来国民党（PKMM），于1945年10月在怡保成立。最著名的领导人是马来左翼领袖布哈鲁丁（他在1956年转成为伊斯兰党主席）。由于与印尼的苏卡诺的国民党关系接近，也就深受启发，一度还与印尼签署成立大印尼的构思（1948年）。但这个党因走左翼路线，乃在1950年被查封。

另一方面，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政党则于1945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取名为“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发起人何亚琳是林建寿的舅父（被选为主席），而出任秘书的则是林建才（林建寿的兄长）。在1948年时，英方乃促请马来亚民主同盟自我消失，理由是这个党也被共党渗透了。

1946年，右翼的马来精英在拿督翁号召下，于当年5月在吉隆坡举行大集会（41个团体参加，包括马来国民党也派出代表）。这个政党取名为“马来人统一机构”（简称巫统，UMNO）。

在英国的扶持下，巫统成为殖民地的新宠儿；尤其是在1948年2月1日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并使之生效后，也就进一步强化了巫统的代表性。一来英方取消“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一个没有种族之分的公民社会）；二来是全面的消除左翼党团，包括马共也在6月20日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从那时起，种族政治就生了根挥之不去。50万的华人在此之后被赶入新村居住，进一步拉开华巫间的距离。

但在1951年时，拿督翁突发奇想退出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为显示它的多元性，他把当时的橡胶大王连裕祥请来当党副主席。可惜1952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时，李孝式暗地里促成马华与巫统合作，结果压倒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成绩如下：马华6席、巫统3席、独立党只2席。这个成绩意味着种族政治仍是占优势的。果不其然，巫统快马加鞭将马华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1954年）。那些本来倾向拿督翁的马华精英和印度国大党也转向巫统。

在备受孤立下，不甘失败的拿督翁也在这一年成立国家党（Parti Negara），取代马来亚独立党。

就这样，拿督翁迎来了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与他决斗的是领导巫统和联盟的东姑阿都拉曼。当年共有52个议席，联盟派足52名候选人，拿督翁只派出30名候选人。没想到国家党阴沟里翻船，全军覆没。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让马来人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

到了1959年的大选，既然选民不支持多元化政党，拿督翁又把党移回马来社会。在与伊斯兰党协调下，将主力移向登嘉楼州，以争取马来票。结果拿督翁个人胜出，另有4名州议员也在登嘉楼胜出。这标志着种族政治有了市场。

1962年，拿督翁逝世，并没有带走他的“种族政治”，反而是多元政治幻灭了。

到了1969年的大选，情势又为之一变。一方面是踌躇满志的执政党联盟以逸待劳；另一方面是在左翼政党缺席下（劳工党），让新成立的中间派政党从中崛起，如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等。

不幸的是，在大选后第3天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很快的，新任首相敦拉萨获取全部的权力并推出“新经济政策”。这一重要的改变也引发马来西亚变成“土著”与“非土著”，“回教”与“非回教”之分的国家。

在这样的框架下，任何要改变种族局面的不是徒劳无功，就是白费心机。

因此我们在80年代看到的是回教化运动在行政系统中被广泛采用。

来到1989年，脱离巫统的东姑拉沙里拉大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但同样是马来人政党，他不敢走多元化路线。

只有在1998年安华出事后，才见他跟随拿督翁的步伐，搞一个多元化“国民公正党”。在2018年的509后，希盟上台未见公正党带来好运，因为马哈迪在2016年成立的土团党及末沙布成立的诚信党都是种族性政党。在它们加入了希盟后，希盟已回到巫统霸权的年代。未来大选如果安华再失败，今后就没有马来人敢组织多元化政党，因为它找不到出路。

有学者剖释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为何失败？其中一条重要的道理是马哈迪的“马来西亚民族”在哪里？我们苦苦等了30年，换来的依然是马来人至上的治国方针。

 刊登于2021年3月8日《南洋商报》

孙钟出走动机可疑

不论出于任何理由，公正党两名国会议员孙伟瑄（砂州）及钟少云（柔州）在此时此刻一起退出公正党投向执政党的怀抱都是应予强力谴责的。所谓“为了选民的利益才退党”完全是胡扯和不能被接受的。

很明显的，他们在此关键时刻转向支持慕尤丁首相，而让公正党伤得更深。其目的既可强化国盟政府，也能导致公正党进一步的分裂。一箭双雕，用心可不简单。

原先有50名国会议员的公正党，因阿兹敏拉走了10名，如今再有两人出走，也就剩下38名国会议员。反过来，慕尤丁领导的国盟政府本来其执政地位是不稳定的，随时都有倒台的可能。但如今多了两位国会议员，遂使到国盟拥有111席，刚好过半。目前国会因有两名议员逝世腾出空缺，且在紧急状态中不能举行补选，因此国会就剩下220席。

不过，公正党的两席倒成为国盟政权的救命稻草，因为最高元首已表明，虽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只要首相提出召开国会，陛下是会允许的。这样一来，原本紧急状态是到今年8月1日才结束的，如今国会在必要时得以召开。

虽然我们仍然以新冠肺炎（Covid-19）作为当务之急来处理，但在疫苗及时运抵后，我们相信疫情会被控制而减少被确诊人数。此时政府可以转过来正视国家大事也是情理所在。毕竟还有新闻指出，另3名诚信党州议员已跳槽公正党。诚信党对此表示失望外，也未有大动作，因为他们还是留在希盟阵营内。

正当尘埃未落定，又有传闻指民兴党在上个月出走一名州议员后，又有6位议员将会出走。

其实，在我们论及第十五届大选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喜来登政变”一周年作一番检讨。所有的一切始于2018年5月9日的大选成绩公布后，它历史性地改变马来西亚政局，由反对党组成的希盟上台执政。而被视为“永远”执政的国阵（巫统）首次败选，出现了所谓政党轮替的“新常态”。

巧合的是，希盟的首相是已担任22年之久的马哈迪，因此不能说是好的开始，只能说是另一场更大斗争的开始。一方面，身为土团党总裁的马哈迪在选后向巫统议员招手，结果有2+7名巫统国会议员蝉过土团党。而马哈迪的用意是在在不久后可以取代巫统而成为最大的马来人政党。

由于向外招揽，土团党原本有13名国会议员，一下子变成22席。后来公正党的阿兹敏又率队投奔土团党，在一夜之间多了10席，也就变成32席，成为希盟内的大政党之一。

此外，马哈迪也决意向沙巴进军，亲自领导土团党在东马东山再起，未想引发民兴党的沙菲益不满，但也阻止不了土团党的东渡。敦马与沙菲益心中也结下梁子。

本来大选后的潮流是跟着希盟走，几乎让人看到新巫统将在希盟中崛起。讵料希盟的内讧给了慕尤丁和阿兹敏一个机会。主要是马哈迪死都不要安华接班，即使希盟早前有“盟约”，但也没有白纸黑字，也就使到希盟经常为接班的问题而闹僵。

也许安华做梦都没想到，他等了20年的相位，眼看在2020年就要到手了（马哈迪“承诺”任职两年后交棒），却因马安的斗争变得“面目全非”。结果转成马哈迪与慕尤丁的“摊牌”，前者不同意土团党退出希盟，后者则在阿兹敏及希山慕丁的支持下，成功地促成土团党退出希盟。

如果当时马哈迪坚持其立场不辞职（2月23日），土团党是鲜有作为的，因为支持希盟的还有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不会因土团党退出而倒台，除非在国会内对马哈迪投不信任票。可出人意表的是，马哈迪在2月24日辞卸首相及土团党总裁职，也就被慕尤丁及时夺下土团党的控制权。

在慕尤丁乘胜追击下，土团党拉拢了巫统、伊斯兰党组成国盟政府，但这个组织是有问题的，一边是巫统保持对国阵的领导，未加入国盟；它在较早前也与伊斯兰党组成“全民和谐”阵线（未注册）。在此情急下，慕尤丁组成了所谓国盟++的执政联盟。名义上这个政府是国盟，却没有巫统及伊党参与其中，也不见马华和国大党的影子，它们在松弛的合作中成了政府的新成员。马来西亚第一次出现不是一个阵营组成的政府，而是分成国阵—伊党—国盟的三角联盟。

慕尤丁承认，在这一年中他做得很辛苦，更因新冠肺炎的日益严重变得束手无策，最后只得“壮士断臂”，采用行动管制令，让市场业务停顿，大大地影响经济活动。同时在旅客未能踏足国门的凄景下，失业浪潮也加剧了。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一年，我们才看见政府宣布要在2030年时达成5G的通讯全面使用。这对我国来说是迟来的起步。若加上海底油管的停止敷设；高铁的终止，及海底光纤电缆的不敷应用，对马来西亚经济的复苏是有影响的。这也阻碍马来西亚要在未来十年赶上先进国的水平倒是不容乐观的（人均年收入15000美元，目前未达1万美元）。

当下最坏的现象是在大敌（疫情肆虐）当前，我们又陷入了日益严重的政治斗争。虽然有迹象显示执政的国盟会稍占上风，但世事难料，因为巫统会不会保持与土团党的合作或转换码头亲向希盟也拿不准。

无可否认的，巫统在3月举行代表大会将会对未来规划作出决定，这之中包括与土团党争领导权。万一巫统不能翻身，或最低限度不能成为执政的要角，变化就会到来。就当下情势来说，巫统可以暂时“放下”首相重职，让位给安华或慕尤丁，但不能削弱巫统整体东山再起的机会。

今天安华看到的是慕尤丁与阿兹敏联手来撬公正党的墙角。如果孙伟瑄所言“还有人出走”，那就意味着公正党得步步为营，不能小看政治青蛙的破坏力和杀伤力了。最彻底的办法是在今年内举行大选决胜负，免得夜长梦多，天天为政治利益刀光剑影。

 刊登于2021年3月4日《东方日报》

种族政治形成的历史背景

我国首相慕尤丁于今年2月15日通过国家团结部在面子书上推介2021年至2030年的国家团结政策和大蓝图时，特别强调种族团结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求人民除了保持警惕外，也要提防和避免政治人物通过种族和宗教捞取政治资本。

结果马来人权女斗士玛丽安莫达为文在《当今大马》以“您如果要改变马来西亚，请拿掉种族色彩遮掩镜”为题，提出十大要求。

她说：“今天，马来西亚已来到十字路口，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做出改正。而今天，政客们都公开谈论种族课题，他们不会掩饰极端的观点。”

事实上种族问题由来已久，远在英国统治马来亚开始（1786年）时，它就不间断引进来自不同国家的种族。有来自印尼及阿拉伯的马来人；有来自中国的华人；也有来自印度的印度人。由于职业之不同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再加上宗教及种族的落差，也就出现了各个不同族群分别居住在城镇或甘榜中。所谓物以类聚，华人也喜欢成立宗祠及乡会，就是方便照顾来自中国的同乡。久而久之，这样的“分而治之”的生活方式形成一个特征。当然华人永远不会忘记在1948年-1950年间共有50万华人被英殖民政府驱赶入住被铁刺网围起的新村，这500多座新村变成了“集中营”；今天也变成小市镇或卫星市了。在这之前，华人在1930年组成了第一个政治团体（马共），他们的目标是向殖民地进行斗争。接着在1937年出现第一个马来人政党，取名为“马来青年同盟”（KMM）具有左倾思想，较后被查封。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结束后，政治活动又通过不同渠道探出头来。马共持续活动；而马来左翼分子也成立了新政党，取名为“马来国民党”（PKMM），于1945年10月由布哈鲁丁（后来的伊斯兰党主席）、阿末布斯达曼（后来的人民党主席）及莫哈末依萨（后来的劳工党主席）等人所领导。它比巫统早成立半年，且宣称有10万名党员，曾一度与印尼的苏卡诺（领导印尼国民党）关系密切，也曾在1948年签下印尼与马来亚合并的构想，取名为“大印度尼西亚”。

约莫半年之后，另一股右翼势力在拿督翁（柔州务大臣）的领导下，于1946年5月在吉隆坡举行马来人大团结集会（共有41个团体参加），全力反对英国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因为这个新宪制没列明苏丹的地位，也没有保留马来人特别地位，而是开放性的公开所有居民在符合条件下成为公民。

当日大会也议决成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UMNO）。在获得英国人承认下，巫统成为“新宠儿”，于1948年2月1日与英国共同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作为迈向自治的第一步。

有了巫统保守势力的全面配合，英国一脚踢开了“马来民族党”（1950年被查封）；也迫使在新加坡注册的“马来亚民主同盟”于1948年自我消失（它是在1945年12月成立），主席何亚琳（林建才的舅父）、秘书长是林建才，属于华人为主的左翼政党。

此外，印度人也在战后醒觉，他们在日治时期被教唆组织起来打倒英国人，因为是英国统治印度，不是日本。

在日本投降后，他们按照尼赫鲁的建议于1946年成立印度国大党。这个党从一开始直到今天，仍是印度人的政党。

当英方于1948年6月20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后，除了大事抓人外，也有不少人被遣返中国。

与此同时，英方促成陈祯禄于1949年成立马华公会，以照顾陷入水深火热新村里的华人，也希望它能取代马共的地位。

到了1954年，政党间的种族化更加凸显了。马来人有巫统；华人有马华公会；印度人有国大党，它们共同组成种族政治的“联盟”，是一个亲英国的反共组织。大马成立后，更多种族性政党在东马成立。

至于前面所说的左翼政党都一一消失了，直到1951年才有劳工党出现；1955年人民党诞生，两者才在1957年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似乎是要取代左翼阵营的地位。

这两个左右派阵营的斗争始终没能突出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陷入种族政治的泥潭中；同时左翼政党也无法争取马来人的支持。在后来更进一步证明种族政治是我国不能磨灭的印记。

例如较后成立的人民进步党、民联党、民政党、行动党、人联党、社会正义党乃至公正党等都无法抵挡得住种族与宗教的双面夹击。伊斯兰党更在90年代插上一脚，促使政情更加复杂；尤其在21世纪又加上土团党及诚信党的种族政党，要消除种族政治谈何容易？除非由政党领袖做起。希望马哈迪及慕尤丁能起表率作用。大家以马来西亚人自居，不再以种族分帮立派，不是更为有效吗？

 刊登于2021年3月1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