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晚舟事件的国际背景

虽然孟晚舟事件与大国博弈扯不上直接关系，但却与美国脱离不了干系。这是因为孟晚舟作为华为集团的代表人物，如果美国不在三年前采取行动惩罚孟晚舟和华为，日后恐难遏制华为的坐大，毕竟华为的后面即是中国，不是个人的独立事件。

整个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伊朗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宗教革命（1979年）。在位多年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一大群宗教分子在柯梅尼长老的领导下，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比起沙地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的统治更加宗教化，至少沙地仍以国王为实权的统治者，只不过与瓦哈比教派联手执政。而伊朗则不同，一下子就建立起神权统治的国家）。

伊朗一向以来是什叶派的大本营，与阿拉伯国家如沙地的逊尼派有所不同。这两大教派千年以来的恩怨是无从和解的。当伊朗竖立起什叶派的旗帜后，美国就开始担心伊朗掀起反美情绪。因此在1980年鼓动伊拉克的萨达姆与伊朗交战。刚巧伊拉克是逊尼派当权，也就与伊朗的什叶派打一场八年之战。

在这种情形下，伊朗的宗教分子也与美国势不两立，导致美国与伊朗断交。这是因为伊朗在1980年挟持美国驻伊朗的66名外交官，闹得沸沸扬扬，终于有了美国对伊朗采取禁运重要物资的措施。即使美国外交人质被扣444天后获释（1981年被释放），美国也暂时取消对伊朗的禁运，但美国并不解开对伊朗的120亿美元资产的禁令。到了1984年，美国的禁运再次升级，除了重要的化学原料不得售卖伊朗外，也禁止伊朗获得导弹、原子弹和生化武器的原料。

在2004年，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后，加速核武器发展。美国认定伊朗企图制造核武器。

因此在2006年时，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对伊朗的银行和企业进行制裁。在压力下，伊朗不得不与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针对伊核问题达成六方协议，前者要求伊朗停止对铀浓缩的提炼。经过漫长的谈判才在2015年达成新的安排。

可惜的是，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他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也恢复对伊朗的制裁。结果伊朗被迫在2019年停止履行伊核协议。

正由于特朗普与伊朗关系进一步交恶，也出现了其他国家继续与伊朗交易，只是避开不碰触核武方面的敏感物质或干脆你禁你的，我做我的生意。

这个时期，孟晚舟的事件也就被美国利用而摆上日常的议程。

在2018年，孟晚舟被指介入了与伊朗的交易。有消息说，华为在香港注册了一间取名为“星通”的公司，由孟晚舟担任董事。她在身兼华为副董事长、财务总监及任正非女儿的身分下，与香港的银行有业务往来（在美国的禁令下，对伊朗的制裁的同时也是不允许任何银行和企业及个人与伊朗进行交易时用美元结算）。

但美国的禁令被认为是美国一手制定的，与其他国家无关，因此即使孟晚舟在营运的过程中，前后共有15亿美金的交易，也只是通过华为动用银行贷款，将设备卖给伊朗的，不能视为触犯美国禁令。

但在美国看来，孟晚舟已“无视”美国禁令，触犯美国制定的条例，于是出现了下列的进程：

1）在2018年8月22日，美国纽约东区法院发布国际逮捕令，要求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这个密令好像未见公布，不然孟晚舟为何在同年的11月飞到加拿大转机时出事？她可以避开在加拿大转机。

2）2018年11月30日，加拿大法官得知孟晚舟将从香港飞往墨西哥途中，于温哥华转机，乃发出逮捕令。这说明孟晚舟的被捕是有预谋的。

3）2018年12月5日，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扣捕的消息公开，震惊舆论。

4）2018年12月7日，加拿大法院举行保释听证会，孟晚舟的保释申请获批准，但不允许离开加拿大，而且脚跟要戴上追踪器。

5）2018年12月11日，中国外长王毅对任何肆意侵害中国人民正当权益的霸凌行径，表示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管，并会全力维护中国公民合作权利，还世界公道正义。

6）2019年1月29日，美国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请求，但因孟晚舟进行上诉，引渡案未能进行。

7）2020年1月20日，加拿大法院宣布未能释放孟晚舟。但在7月24日华为反向哥伦比亚省高院提出中止引渡孟晚舟的安排。

8）直到2021年8月18日，法官也没有宣布判决结果，而是将案件延至10月21日作出宣判。这个日期在后来反映出内有乾坤，原来是中加美已在另外的途径中秘密协商。在这个过程中，加拿大法院认为孟晚舟在香港触犯的法律也等同在加拿大犯事，因所说的汇丰银行在加拿大也有分行，因而被视为“双重犯罪”的案件。

9）2021年9月24日，孟晚舟通过视讯与美国法院法官会晤，结果出现大逆转。

10）9月25日，孟晚舟已乘坐专机回到深圳，结束了长达1028天的保释日子。其中的煎熬与难受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孟晚舟的事件也引发一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及公民斯帕沃尔（Micheal Sparor）即刻获释回返加国。他们早前被指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不论背后的过程是如何曲折离奇，孟晚舟的案件总算暂告一段落。其一，特朗普已下台，再追究孟晚舟“犯事”的“责任”意义不大。其二，伊朗也希望能与美国化解长达40年的恩怨。因为长期的制裁对各方都没有好处，当下的消息说，双方在暗度陈仓，以期解除禁令。其三，拜登政府还有更大更重要的事项要处理，没必要死咬孟晚舟不放。再说，孟个人行为虽不代表整个华为及其5G通讯系统，但如果释放孟晚舟，有助搞好中美关系和美伊关系，也不啻是件好事，何乐而不为？

不过，我们不预见短期内中美关系会好转，因为任何制造世界两极化的人或国家将给人类带来不安和悲剧是肯定的；尤其是在新冠肺炎仍然肆虐的时刻，人类面对的已是生和死的问题，不仅仅谁胜谁负的问题。

此外，孟晚舟事件也带出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世界上任何大小事务，只要美国插手其中，就会没完没了。因此我们推算，在孟晚舟后，这个世界还是不会安定与和平的，还会再发生所谓第二乃至第三宗的孟晚舟事件，除非美国自动收手。

 刊登于2021年9月30日《东方日报》

中台新一轮的较量

在9月16日时，中国正式对外宣布已向保存方纽西兰贸易及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呈申请加入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书面函件。

事隔不到一周，台湾也在9月22日向纽西兰提出申请加入。

究竟这是巧合抑或是有备而来？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楚这个组织的来龙去脉。

在2005年时，汶莱、智利、纽西兰及新加坡四国发起组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其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率美国加入，也带动澳洲、马来西亚、越南及秘鲁成为会员。2010年，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闭幕礼上，9个参与发起的国家同意在2011年的APEC会议上，达成“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合作纲要，并将名称定为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美国希望在这一框架下，能够将发展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结合起来，组成“小型的世界贸易组织”。

经过多次协商，于2016年相关国家签署TPP贸易协定，计有澳洲、汶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纽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和越南。纽西兰被选为保存处（即秘书处）。

但在2017年，甫就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TPP组合，导致以日本为首的国家重新组合，易名为CPTPP。新的协议在2018年生效，主要是涉及自由贸易和工农业产品的零关税安排，制定法令禁止网络交易诈骗行为。

根据智利外交部长公布的数据显示，CPTPP的成员国覆盖5亿人口，而国内生产总值则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

在今年初，英国已申请加入CPTPP的组织，且获得批准（英国是在退出欧盟后，选择加入新的组合）。

下来，CPTPP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中国与台湾先后申请入会。当下的成员国态度又是如何呢？

依据《经济学人》的评论文章指出，即使中国在短期内加入CPTPP的几率是微乎其微，但中国的市场反而不乏引颈期盼中国加入的成员国。

在2019年，PIIE（一个设在美国的独立研究机构）的报告预测，CPTPP将为全球带来的收入成长是每年1470亿美元。如果中国加入，则可以达到6320亿美元，也会给许多成员国的实质收入提高1%以上。

在这方面，《经济学人》的文章又说，中国已经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的最大成员国，如果中国身兼RCEP与CPTPP的成员国，它将发展成为亚洲所向披靡的商业外交龙头。

尽管文章说中国这次的申请入会可能会失败，但没有人会想到在今时今日，中国会比美国更想加入CPTPP。这又彰显了美国对亚洲的商业影响力消退得这么快速。

为什么CPTPP又与RCEP是相互贯通的？这也是有其前因后果的。

在2011年时，东盟高峰会议通过成立“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架构”（RCEP），以协助东盟国家建立一个现代化、广泛及高品质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并邀请中国、日本、韩国、纽西兰、澳洲及印度等6个对话伙伴国共同参与。但印度在2019年时认为目前的谈判未能反映RCEP的基本精神与原则，决定退出谈判。

当2020年在越南召开的东盟大会时，15个成员国共同签署协定。有关协定预计在2022年正式生效。

这两个组合的成员有重复之处，例如澳洲、汶莱、日本、马来西亚、纽西岸、新加坡及越南，都是双边的成员国。基本上成员国之间可进行相互的协调。比如在零关税及投资层面上，后者就比较细致和针对性，包括对手机的国际漫游费用的调低，都有助互联网及手机功能的飞跃成长。中国也认为，在此时申请加入CPTPP可以尽早刺激美国重返这个组合，并与中国共同建造新的对话平台。

不论是RCEP或CPTPP，它们的源头应回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个在1989年成立的权威组织是由澳洲倡议的，也称之为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共有21个成员。除了成员国的首脑每年聚会外，也有各类大大小小的会议。

它的特征和引人注目之处是，中美俄三大国都在其中，其他的成员有澳洲、汶莱、加拿大、智利、香港、印尼、日本、韩国、墨西哥、马来西亚、纽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新加坡、台湾、泰国和越南；另有三个观察员，分别是东盟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及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

因为通过APEC，衍生了RCEP及CPTPP的两个组织。

可以预见， CPTPP将在未来将形成中台交锋的一个火药场，除非中国能以强大的优势压下台湾，否则美国背后的大小动作又是防不胜防的。世界之所以纷乱和不稳定，与美国的霸权和独揽世界的心态是分不开的。

刊登于2021年9月27日《南洋商报》

美国向澳洲输出“战争”？

美国、英国与澳洲突然向外宣布成立定名为“Aukus”的军事同盟，为美国主导的印太军事联盟增添新的元素。这也是罕有地在防务军事上的核武合作。其中最明确的意图是美国将协助澳洲兴建八艘核潜艇，以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进行长期性的驻防和巡逻。这意味着法国与澳洲较早前达成的12艘核潜艇的交易将失效。有说总值660亿美元，双方于2016年签署，预计在10年内完成交货。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惹怒了法国政府，马上召回美国和澳洲的大使。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更形这是盟友（指美国）在背后插一刀，也要美澳两国政府作出解释。

根据媒体分析，美英澳三国联手从种族上看是血脉相承的，他们都是盎格鲁—撤克逊人的后裔，所谓“上阵亲兄弟”，正是这个意思。

除了血浓于水外，美国、英国也需要澳洲在海洋防务上扮演更吃重的角色，也不会担心发生背叛的事件。因为在国际形势日益变化下，美国是有必要寻找铁杆盟友，而又对中国有“刻骨怨恨”成见的国家。正好在2020年与中国关系闹僵的澳洲，也就成为美国组成新联盟的重要伙伴之一。

与此同时，澳洲总理莫里森公开承认之所以向法国取消订购核潜艇，是因为对“法国潜艇存有深刻且严重的担扰”。有关此事也在早前有向法国政府提及。

莫里森说：“我们对攻击级潜艇提供的能量不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深表关切。如果违反情报部门和国防部门的建议而继续进行协议，将是职责上的疏忽。这样做是违背澳洲的战略利益的。”

有人就此提出质问，为什么美英澳间的合作会“翻来覆去”？而且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私下默契？时至今日，究竟美国所反对的是中国崛起和强大，或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才不共戴天？

只要我们从相关国家和区域的衍变作出探讨，就不难理解这些国家之间是存在一条被认定是“荣辱与共”的纽带。

在最初的时候，因为法军在越南的奠边府被击败，以致在越南留下的军事真空被美国所取代。

·为了防止越南被进一步“赤化”和共产势力发生“骨牌效应”，于1954年在曼谷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成员中有澳洲、法国、纽西兰、巴基斯坦、英国、美国、泰国和菲律宾。这8个国家中，只有泰国及菲律宾属于东南亚国家，这个组织也就成为“反共的桥头堡”。到了1977年，因政局变化太大，包括马新独立及多国与中国建交，“东约”组织作用已告式微而解散。

·1951年，也是在美国和澳洲的主导下，成立“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或称澳纽美安全条约）（Anzus）。它是一个关于防卫与安全的条约。一旦任何国家遭受攻击，相关成员须予以援助。在1984年时，纽西兰因禁核武器，也就不允美国核舰进入纽西兰港口，但仍适用于美国和澳洲之间。

在不曾解散此组织下，美国、澳洲及纽西兰也就因势利导地将这个组织作适当的调整。

· 1971年，马来西亚新首相敦拉萨提出将东南亚化为和平自由中立区而有了下列宣言的签署。这项协约定名为“和平自由中立区”（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简称ZOPFAN），也称为“吉隆坡宣言”，由5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外长签署，旨在维护“东南亚不受任何外部力量，也不受任何形式的干扰”。

因为不属于军事防务，只是顺应东南亚国家需求，也就不成为西方干预的组织，但其作用也是有所限制的。

· 也同样在1971年，在英国的主导下，成立了“五国联防”（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FPDA），成员有英国、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主要目的是在军事上用以保护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不受外来侵略，例如北海空军基地就曾交由澳洲主导，有常驻军人及家眷居住。这是因为马新仍面对共产势力的影响，甚至在70年代出现过如果兴建槟城大桥的话，这道桥不能有中间分割线，以供飞机上下使用。后来因澳军人的撤离，此议不了了之。

虽然有关组织留到今天，但其军事作用已大大降低；尤其是在1988年后，由马来西亚空军接管北海空军基地后，澳州也交出其主导权。这个组织存在的作用也逐渐式微。

· 比五国联防更具作用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同盟国根据1941年成立的大西洋宪章，成立“五眼联盟”（Five Eyes）（FVEY）。它是由五个国家组成的情报联盟，计有澳洲、加拿大、纽西兰、英国和美国。当年的目的是用以监视苏联及东欧盟友。

这个被列为重要的情报协调中心其活动包括：间谍、监视、收集情报和在冷战期间的招聘特工。吊诡的是，这个组合在近年被调动起来，以配合美国的需求；尤其是在中国崛起的当儿，五眼联盟已有其不同的任务。但在这方面，英国、加拿大及澳洲发挥的辅助最积极，这些同文同种的国家正在谋求种族的结合向中国施压。

虽然欧盟国家、日本、印度及韩国都倾向美国，但因文化与种族上的差异，仍无法走到一起。直到80年代以后，美国才敢放手将日本、印度拉在一起，否则又会节外生枝。目前法国已开始对美国的意图表示怀疑。

再有一个定名为Quad的组织，由美、日、澳、印度四方组成，它被用来扮演“小北约”的角色。因为北约地处欧洲，与亚洲相差甚远，美国就利用亚洲的国家掀起反华运动。

这个Quad的组合自2020年以来，已担起军演的角色，有时候还被“五眼联盟”视如一体。

除了上述的组织外，对东南亚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要推算在1976年于峇厘岛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大会。最初有5个成员国，它们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尼。

这个组织屏弃了军事用途，旨在谋求政治上的稳定和贸易往来。时至今日，已有10个成员国，新加入的国家有汶莱、越南、寥国、柬埔寨和缅甸。

在成员国活跃活动下，中国方面也统一称呼为“东盟”（ASEAN）。

此外，东盟也与中国、日本及韩国合作组成东盟十加三的组合。在贸易与投资上取得卓越的成就。

因为经济合作比军事对抗和冲突更为重要。因此东盟的机构已日受重视，也对区域和平大有好处，偏偏在这个时候美国又将亚洲导入冲突与紧张边缘，动辄以军事作为慑服手段。新成立的Aukus组织就是在敌视的对抗心态中被挤出来的。

如果美国今天所做的一切不是为战争而准备，为何又这样大阵仗地劳民伤财？难道被疫情折磨得还不够吗？

 刊登于2021年9月23日《东方日报》

“911”20年省思

2001年9月11日，我坐在电视前观看惊涛骇浪的一幕。在画面上有两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发出轰然巨响后，浓烟四滚，顷刻间摩天大楼（110层）倒塌。整个肇事地点竟有人冒生命危险，从高楼纵下而粉身碎骨；而有更多的人则四处逃命，乱成一团。整个纽约帝国大厦周围变成火海。

一则BBC的报导说，在2001年9月11日，四架被骑劫的民航飞机撞向象征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标志性建筑，造成2996人死亡，人人为之惊慌失措，以为“世界末日”到了。

翻开记录，有关世贸中心于1966年8月5日破土动工，而在1972年完竣，1973年正式开业。原本它是世界最高建筑物，417米高，有110层。但在1974年被芝加哥的443米高的西尔斯大厦所取代。

·回顾事发当天的上午7.29am，美国航空11号班机（AA11）（波音767）从波士顿洛 根机场起飞，前往洛杉矶，是为第一架被骑劫的客机。在上午8.46am分撞向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北塔，飞机撕裂了大楼的第93层和99层之间，导致数百人死亡。机上有81名乘客和9名乘务员，包括5名劫机者，由来自埃及的阿塔领导，也同归于尽。后来查知，这是阿富汗的阿盖达（al-Queda）恐怖组织所策划的，恐怖大亨奥沙马·本拉登则是幕后主谋。

·与此同时，在上午8.14am，在波士顿机场的另一个航空楼，又一架美国联合航空175号航班（UA175）（波音767）起飞了，目的地也是洛杉矶。这第二架被骑劫的客机有9名机组人员及56名乘客，包括5人劫机者，在上午9.03am撞向双子塔的南塔，撕毁了第77层到85层。

·一瞬间，上午8.20am，美国第三架77号航班机（AA77）（波音757）从华盛顿特区杜勒斯国际机场起飞，目的地也是洛杉矶。机上有6名机组人员及58名乘客，包括5名劫机者.在上午9.37am撞向五角大楼（国防部），机上所有人遇难，国防部也有125人丧命。在双子塔垮塌下，连世贸中心的万豪酒店也未能逃过一劫。

·来到上午8.42am，美国联合航空93号班机（UA93）（波音757）从新泽西纽瓦克国际机场起飞，目的地是旧金山。这是第四架被骑劫的客机。机上有7名机组人员及37名乘客，其中4人是劫机者。上午10.28am，撞向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土地上，机上无一人生还。

如今911悲剧已过去20年。在这20年里，世界究竟变化了多少？这里可以做一个小评析。首先这也是应了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的论述：这个世界存在着文明的冲突，它有西方基督文明、儒家中华文明及伊斯兰文明等相互存在又相互冲突。

特别是在911后，亨廷顿在《新闻周刊》发表专论，认为这已是回教文明内有人将文明导向极端而向西方文明“宣战”。

本来，在亨廷顿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中，他不以为回教文明会直接威胁西方文明。尽管回教文明在80年代后掀起复兴运动，双方尚不致各走极端。但自从五次中东战争后（1948-1982），回教国家因不堪蒙受以色列的凌辱，却又无法为巴勒斯坦人伸张正义，只得诉诸极端，向以色列的主子美国叫阵。终于一个以宗教为名的塔利班及阿盖达恐怖组织于90年代在阿富汗崛起，除了成功地赶走了苏联侵略军外，也在1996年成为阿富汗的执政者，是为美国梦魇的开始。

正因为在神权推动下，阿富汗从原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极端宗教治国的国家；更丧心病狂地在2001年发动911事件，引发美英军事上的干预。

亨廷顿也因为911事件改变了对塔利班和阿盖达组织的看法。因此他毫不隐瞒地对极端宗教派的从旁杀出感到忧心忡忡。他认定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极端派已是势不两立。

这也促使美国一度联合中国一起打恐和反恐。例如在新疆境内的“东突”反华活动被压制下来。因为在911后，西方世界的焦点是放在取缔和打击极端宗教派，不让IS、ISIL及ISIS恐怖组织利用宗教之名行反动政策（如果换成今日，美国必先选打击中国而不是阿富汗。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已成为潜在对手）。

无论如何，20年后美国愿在阿富汗收手，而重生的塔利班也应珍惜胜利与和平得来不易，双方必须要“痛改前非”，否则前路黯淡，乱局再起。

根据美国布朗大学的研究显示，自2001年以来的20年，有7万阿富汗军人死亡；平民和武装分子约5万人死亡；美军约3千人死亡；另有500万阿富汗人流离失所。截至2020年，美国在阿富汗花费总计9780亿美元，包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和重建开支。难怪美国已不愿再支撑了。

从这样看来，战争没有赢家，而战争带来的罪恶与灾难，人人都得承而受之。

911事件是反面教材，不能不引以为戒！

 刊登于2021年9月20日《南洋商报》

朝野“和解”对谁有利？

首相依斯迈沙比里与希盟三巨头达成的协议虽不是史无前例的，但在此时此刻也显示其重大的政治意义。

犹记得在1969年大选后发生的“513”种族冲突事件时，朝野在紧急状态下有过“休战”一个时期；也有一些在野政党倒向执政的联盟。而后（1974年）组成了“国阵”（国民阵线）取代了“联盟”。但在52年后的今天，我们又面对一个新的整合。不同的是，在“513”时是政党在联合政府的框架下合作，而今天则是在分裂下各有不同的议程，进行可能的合作。

就我们分析，在快刀斩乱麻下达成的合作，得利最大要推算刚上任的依斯迈沙比里，他是在政党内争不已的情况下有幸成为接班人。遗憾的是，他不是代表巫统出任呼风唤雨的首相（不具备权威），而是在各方折衷下脱颖而出。因此他的地位是相对薄弱的。这也正合双方的“胃口”：巫统的当权派要的是可以被驾驭的首相，也就再也没有理由弄得不欢而散；尤其是最新的消息将会委任前首相纳吉成为政府顾问，以便协助依斯迈向疫情宣战。

而慕尤丁要的也是听话的依斯迈，不要我行我素。结果也遂了慕尤丁的心愿，被委出任国家复苏理事会主席，享有部长地位。在双方各有所得下，依斯迈已取得第一个“成果”。继之，第二个“成果”，就是与希盟达成签署“信任与供应协议”（Confidence and Supply Agreement）（CSA），称之为“政治转型与稳定备忘录”。

如果没有节外生枝，而是依照依斯迈早前所提出的七大建议进行改革，就会进一步巩固了相位，最低限度，他可以掌权到2023年，不必如同慕尤丁早前所说必须在2022年举行大选。

慕尤丁是在8月16日向最高元首呈辞首相。而在这之前的三天，他有向希盟伸出橄榄枝，希望能换取不下台。可惜希盟也许误判机会来了，安华会获得支持出任首相。讵料巫统当权派一个“回马枪”，就把安华给“废”了。

对于依斯迈而言，若不乘机与希盟对话与和解，大麻烦会在后头。

这就是为什么依斯迈急着抛出朝野对话，为的是借希盟之力，提防国盟抬起头来。

依斯迈七大建议如下：

（1）在国会提呈“反跳槽法令”。这是争议已久的课题，主要是巫统以其优势不想被跳槽法令绑住，例如执政沙巴的团结党在90年代已在州议会内通过反跳槽法令，但当团结党向法院提告跳槽议员时被驳回，理由是国会未通过此法令。在地方政府的法令与中央法令冲突下，前者的法令无效。同样的，槟城也曾在2019年通过“反跳槽法令”，但就是派不上用场对付反叛的公正党议员，因为议员们有“护身符”（联邦法令的保护）。

如今一旦通过反跳槽法令，将会使政坛被净化，至少不会再有青蛙乱跳。

我们全力支持“反跳槽法令”，不论出自任何理由，任何人只要在某党的旗帜下当选议员，就不得跳槽，否则当自动辞职论。从独立到现在，至少有算百只青蛙在政坛上下窜跳，不把政党和选民放在眼里，真是岂有此理！

（2）修改联邦宪法，允许18岁青年有投票权。目前是订为至少21岁。

（3）修改联邦宪法，以限制首相任期不超过10年（即两届）。

这一条件本来是出现在希盟的竞选宣言内，就不知道为何希盟在执政两年中，竟只字不提。如果希盟有不断提醒，就是马哈迪的失责，没有做出交待。这显然是因为马哈迪任相过久，希盟才提出限制。

（4）确保反对党议员与执政党后座议员，公平参加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的组织。

（5）所有的草案，包括预算案，将在提呈国会前与反对党磋商，取得共识。

（6）反对党人可以参加国会复苏理事会，以提出建议（这主要是针对新冠肺炎的恶化而必须采取的行动）。如今在朝野签署备忘录后，对慕尤丁出任主席就不再有争议了。

（7）国会反对党领袖将获享与部长同等的待遇和福利。

根据2018年的大选成绩，希盟得票率已达52%，理应在国会占了优势，但议席是以种族人口来划定的，因此只占48%的国阵，其所拥有的席位就足以左右政局的走向（一般来说，城市国席与乡村国席的选民比例是2:1，即城市选区6万或11万选民选一国会议员；而乡村选区只需3万或5万就可选出一国会议员）。

例如在2020年的“喜来登政变”中，如果不是巫统、土团党、公正党的议员跳来跳去，希盟政府会倒吗？在乡村议席占有60%时，只要乡村议员整合起来，就足以压倒城市议员的数目。这也是为什么马哈迪说，土团党必须是马来/土著政党，与巫统大同小异，个中玄机就在此。

今天我们加多了斗士党和筹备中的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再加上伊斯兰党，几乎已是撕裂了马来社会。

不过分析之下，依斯迈的棘手问题是如何解决巫统两巨头纳吉与阿末扎希的安排，而其他问题将可迎刃而解，至少包括砂拉越的政党联盟也是倾向依斯迈的。它的18席位招来4个部长和3个副部长，比伊斯兰党还多了一点（伊党有3部长和4副部长）。它埋怨在马哈迪时期，只分得正副部长各一位。

与此同时，对希盟未能“反客为主”的沙巴民兴党主席沙菲宜也是对安华有所不满。这对希盟整合东马有难度，到头来也许希盟只能靠西马扩张势力。

如今安华已不能靠巫统给予支持，他必须在巫统、土团党、伊斯兰党、斗士党、沙民兴党及砂政党联盟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否则安华离开相位真的是越来越远了。

在这方面，行动党中委、槟州副首席部长拉玛沙米的评论是值得关注的。他说他不明白为何希盟中有一些人要尽快落实CSA协议。他说他不反对在社会危机时与政府合作，但他怀疑政府是否真的会推动七项改革计划？

“简言之，我不信任当前政府与他们的新伙伴，希盟不应该让支持者认为希盟支持策划喜来登政变的要角，也支持在上届大选时被推翻的政府。

再说，如果协议出现问题的话，希盟可能无法面对下届大选。”

其实，这些道理安华和希盟都懂，只是若此次不与依斯迈合作，恐怕“苏州过后无艇搭”。希盟又何去何从呢？只能在稍为委曲求全下博一个突变！

 刊登于2021年9月16日《东方日报》

塔利班不能重复践踏女权劣迹

当苏军在1989年撤出阿富汗后，这个国家又陷入内战。从1992年到1996年，阿富汗境内竟崛起一支学生军，称为塔利班。在巴基斯坦支持下稍然崛起。这支以宗教为名的战队也在1996年向美国打出圣战的旗帜。

圣战是因为奥沙马·本拉登的出现，成了他的标志。

奥沙马原是沙地阿拉伯人。在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就鼓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杀入”阿富汗。在“圣战”的神圣名义下，奥沙马在阿富汗培植其武装基地，取名为阿盖达（al-Quada）。正在这个时候，一支不起眼的武装力量也在阿富汗崛起。

正因为苏军撤走后（1989年），美国也放纵阿富汗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美国相信，用宗教可以克制共产主义。在60年代中期，在印尼击败共产势力后，美国也依样葫芦在中东支持塔利班打圣战，以打击苏联的势力。先是埃及在70年代被美国争取过去，并在80年代发展成为美国的盟友，促成了以色列和埃及的建交。

后是中东的亲苏势力也被美国连根拔起。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借助奥沙马铲除苏联势力，又放纵塔利班在奥玛的领导下，我行我素。

在塔利班于1996年主政后，它极端神权路线引发的反人类举止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例如在1996年12月由宗教警察首席长官颁布的条例如下：

1）妇女不能离开住所，如果有妇女为了接受教育、社会需要或者社会服务的目的走出家门，这是违背伊斯兰教法的。如果妇女穿着过于时髦、妖艳而招摇过市，将会受到惩罚，而且死后也上不了天堂。

2）由卫生部长代表最高精神领袖奥玛在1996年12月颁发的指令如下：所有政府医院和私人诊所都必须遵守伊斯兰教法，即所有妇女只能看女医生。如果万不得已，一定要男医生治疗，那么女患者一定要有自己的亲人陪伴。

女病人的候诊室必须要密封的。医院的工作人员必须按时到清真寺祈祷。

任何违反上述法令者，都必须按照相应的伊斯兰教法进行处罚。

3）以下的法令由喀布尔总督于1996年12月颁行：

·禁止音乐这条法令必须在公共场所广为张贴。在商店、旅馆、汽车和黄色车上。录音机和音乐都是禁止的。如果出现在商店，有关商店将被关闭，店主将被送入监狱。

在服完刑后，犯罪者必须有5人担保，才能重新营运。

·禁止剃须，若违规将投入监狱，直到他的胡须长得浓密才能被释放。

·不准养鸽子和鸟为趣，一旦发现，鸽子和鸟必得处死。

·不准放风筝，城中所有风筝将被摧毁。

·不准崇拜偶像。汽车、商店、旅馆、房间和所有任何地方的相片和图景都要被销毁。宗教警察将撕毁张贴在上述地方的画片。

·不准赌博，违者将处一个月监禁。

·杜绝吸毒，违反者都被送入监狱，销售毒品的商店则被封闭。

·不准留英、美式的发式，留长发的人将被逮捕。

·禁止借贷牟利和货币倒卖，违反者将被长期监禁。

·妇女在城市里的水边洗衣服是被禁止的。除了妇女被罚外，连丈夫也受罚。

·禁止击打鼓乐。

·禁止裁缝为妇女量尺寸和做衣服。如果有时髦妇女出没在裁缝店，被视为触犯法律而必须入狱。

·禁止巫术，所有相关书籍将被销毁，妖言惑众者将入狱，直到悔过为止。

·禁止随意祷告，所有人都必须在清真寺作祷告。如果发现在祷告时间有年轻人在商店出入，他们将立即送入监狱。

这是20年前的塔利班最不可理喻的反动政策。如今塔利班的口头保证会否落实？我们有待观察。但近日看到学校内的上课情景中，男女生还需用布帘隔开上课，这样的改革是十分有限的。我们不知道塔利班会废掉多少条完全不合理的条规。

我们只能视其言、察其行。现在则是言之过早，但我们不能过于乐观。

 刊登于2021年9月13日《南洋商报》

巫统还有未来吗？

在2016年，有数位学者共同出版一本冠名为《巫统的末路？》（“The End of UMNO?”）的论著。此时离开巫统失去政权还有两年，但就有人大胆为巫统算命？似乎是超前也是有些不可思议的。

在2018年509之前，并没有人敢于书写类似巫统走向末路的著作，这不仅是禁忌的，而且是大逆不道的，但还是有人超前向巫统的权威做出了挑战。

除了主编是熟悉马来西亚政治的外籍学者贝泽威尔（Briget Welsh）外，其中一名作者约翰范斯顿（John Funston）更是曾经书写名著“Malay Politics in Malaysia”的澳洲学者。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由前副高教部长赛夫丁阿都拉（Saifuddin Abdullah）写序。他在2015年离开巫统后，加入人民公正党，担任秘书长的职位。他也是一名作家。在书中，他提出“新政治”的四大成分是：政治的完整性、民主的革新、新政府的架构及进步的政治思维。但他说直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巫统参与其中进行改革。如果书中的内容反映出巫统不再是昔日的政党，那我同意加上一句：这已不是明日的政党了。

成立于1946年3月4日的巫统（马来人统一机构）（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sation）是于1946年5月11日获准注册的。共有41个政团参加（其中包括已在1945年杪才成立的左翼马来国民党，但在3个月后，它退出巫统，继续其左翼斗争）成立大会。大会选出柔佛州务大臣拿督翁为党主席。凭着拿督翁的声望，他成功地领导马来人反对英国政府实施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转而与英国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Agree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并在1948年2月1日生效，取代了已失效的“马来亚联邦”。

1950年，英殖民政府全面镇压和逮捕左翼人士后，也查封马来国民党（指它受共党渗透）。这个声称已有10万名党员的政党就此被消失了，也为巫统的壮大提供了条件。

1951年，创党人拿督翁（即是我国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父亲）因巫统党内的保守派反对开放门户，不接受非马来人为党员，拿督翁在气愤下离开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准备与巫统争一日长短。为展示他的党的多元性，他不但选出马华秘书杨旭龄及财政邱德懿为独立党的中委，更委任橡胶大王连裕祥出任党副主席。

与此同时，他也邀请已在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的总会长陈祯禄为独立党主持成立大会。陈祯禄号召华人全力支持独立党。远在槟城的急进党（Penang Radical Party）（由林苍祐发起）也给予支持。

一时之间，拿督翁的独立党声势浩大。但很快的，马华因内部有人搞分裂，在陈祯禄声称不知情下，被翁毓麟撮成与巫统的合作，参加1952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经此一选，马华胜6席，巫统胜3席，及独立党只胜2席，彻底地改变了马来亚的政治格局。一边是巫统与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1954年），另一边是拿督翁改头换面，另立国家党（1954年）取代独立党。双方终于在1955年的普选中（独立前的大选）见真章。结果联盟大捷，国家党全军覆没。

在这之后，马来亚的政治氛围转向联盟，拿督翁的时代也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左翼统战的出现（以劳工党及人民党在1957年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为代表），它一度还与伊斯兰党互通声气。在1959年的大选中表现出反对党各有斩获。

但不论是拿督翁的国家党或是左翼阵线的抗衡，都不能形成对联盟的威胁。只有在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政局才又为之再作转变。

这一转变反倒造就了巫统的壮大与不可取代的地位。尽管1969年的大选一时重挫了联盟，但大权依然在巫统手里。通过敦拉萨（1970年任相）的翻云覆雨，除了行动党及砂国民党仍被排斥在外，其他的反对党都被收编，包括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拉越人民联合党。

在敦拉萨的穿针引线下，他不但将国内的政党整合起来，而且将“联盟”改称“国阵”（1974年）。表面上看起来，是政党多了，实则是突显了巫统的重要性。等于巫统是月亮，其他成员党是星星，只能围绕着月亮转。

巫统的坐大，也适时在国际上取得好名声；尤其重要的是，马来西亚于1974年与中国建交，也参加不结盟峰会，一改东姑时代的单行线外交（不与共产国家往来）。

这就给予巫统更大的方便进行更大的改革。例如在1970年推出的新经济政策，虽在一些条文上有争议，但巫统推行起来没有遇到大阻力。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敦拉萨明显告诉所有的成员党，这是巫统组成的政府，它必须落实由巫统规划的政策。

从敦拉萨（1970-1976）过渡到胡先翁（1976-1981），巫统依然保住其权威的地位，也不容于伊斯兰党撒野。这意味着伊斯兰党于1977年离开国阵后，进一步促成巫统的一党独大。放眼一望，再也没有足以威胁巫统的政治势力存在了。

来到马哈迪的时代（1981-2003），巫统更是成了森林之王。因而马哈迪很有信心在1990年提出了30年的大保单，他宣称将在30年内（1990-2020）将马来西亚发展成先进国水平的国家（人均收入1年有15000元美金）（但目前只有1万美金；尤其在今天仍面对疫情冲击下，人均的收入肯定一再下滑，这对国家的发展至为不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如期达成先进国家的水平。

在马哈迪之后的阿都拉（2003-2009）及纳吉（2009-2018），表现未有突破，民怨却增多，以致在2008年的大选及2018年的大选，巫统却一挫再挫。这是巫统始料未及的。

尽管纳吉在有关著作出版后，仍具信心“巫统千年不倒”。但到头来却倒在自己的手里，只剩下79席（国阵），其中巫统54席。后来又有议员跳槽，仅剩38席。如果巫统只以38席执政，其中又有23名议员倾向土团党，这还算是主政吗？再说，如果连党主席都不是首相，前首相又不在内阁中，巫统还能称为执政党吗？

说它是巫统的政府也太过牵强了，甚至连首相依斯迈只说是大马政府。他能说这是巫统政府或国阵政府吗？

巫统的失败在于一马公司的丑闻被揭开，成为纳吉的致命伤。再加上马哈迪猛力敲打巫统，民怨更是四起。在民心变化下，终于在2018年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巫统自食其果的下场，绝不是所谓300万党员能挡住大风大雨的。

今天看来，巫统在分裂下，要想恢复昔日的荣耀实不容易。不知有谁能脱颖而出成为巫统的“真命天子”？他能否重振江山吗？如果阿末扎希与纳吉已回不到从前，依斯迈也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人物，巫统又如何解救万民于痛苦的深渊中？

尤其严重的是，在疫情不断冲袭下，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政局不但东凑西拼，而且臃肿超重。在没有核心人物领军下，巫统的明天在哪里呢？

 刊登于2021年9月9日《东方日报》

安华是否应该退休？

今天在政坛上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安华是不是应该下台？这是政治评论员黄进发所提出的一个要人民思考的大问题。他认为希盟的新领袖不一定是安华，也不是除了安华之外就没有其他人选。只要接班人比较年轻，也能在此时组成影子内阁，但先决条件是接班人的表现不能比现任者更差。

黄进发的评论文章中批评安华招引巫统议员过档而失败，不但未能“改朝换代”，而且也背负“不道德”的骂名。因此他要对此负起责任。

虽然安华的遭遇有令人同情之处，但也犯上“操之过急”的招兵买马的误判。不过我还是不大同意在此时此刻讨论希盟换领导人的问题。

先说安华，他是在70年代公开领导游行和示威而成为愤怒青年的。当年他与伊斯兰党过从甚密，甚至一度被邀请领导伊党。但安华没有接受，他选择在1981年加入了巫统，从此与马哈迪形影不离。

在马哈迪回忆录中，他有指出是安华主动加入巫统，而后在党政内平步青云。在回忆录中，安华并未被列为接班人。不过马哈迪很赏识安华的博览群书的才学与滔滔不绝的口才。直到1987年，巫统党选面对大挑战时，安华的角色变得重要起来。他到处为马哈迪拉票，以阻止东姑拉沙里得胜。结果马哈迪胜出了，安华也成了新宠儿，官拜教育部长。

在一方面，安华是靠着Abim组织（回教青年运动）起家（1973年获得注册）；而在另一方面，安华也遵循马哈迪的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办事，以建立一个逐步在行政上回教化的马来西亚。

不幸的是，在1998年安华与马哈迪交恶，被解除党官职。从此安华结合反对党走上“烈火莫熄”的道路。

2008年的大选也是在安华撮合下，行动党又勉强与伊党合作，结果三党取得大捷，共执政5个州，又有82名国会议员形成对国阵的威胁（国阵有140席）。很快的，安华将三党组成“人民联盟”（简称民联），与国阵形成势均力敌的对峙。

就在同年8月，安华在补选中重新当选国会议员后，第一件事就是扬言要在916夺权（916是马来西亚的成立日）。结果巫统先发制人，将被拉拢的议员送到台湾“渡假”，避开了公正党的追踪，但蔡添强与黄洁冰等人也追到台湾却找人不果，留下一个政治笑话。

经过这一次的失败，安华信誉下跌，人们也批评反对党用“不道德”的手段挖人。这是安华第一次抓青蛙而构成诟病。但他没有因之被选民唾弃，依然中选。

2015年，意想不到的是，与安华已成为“死敌”的马哈迪竟然纡尊降贵到法庭与安华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

后来马哈迪成立了土团党（2016年），加入了希盟成为统帅。正在狱中的安华只得等待希盟胜利后出狱，马哈迪的重要性又再突显出来。当时没有人谈论马哈迪的年纪是否过大？只关心能否夺权。

在选前，希盟已讲好一旦上台执政，先由马哈迪任相两年，再交棒给安华。眼看安华在不久后将梦想成真，却一再被马哈迪拦路，双方只能让矛盾在希盟内发酵。

作为一名经验老到的前首相，理应按议决行事（不论是文字或口头上的），可问题就出在他的固执，结果被党内的另一派乘机起事。这就是慕尤丁在2020年2月的喜来登政变大事。这场政变是否与马哈迪有关？也无关重要，但肯定的是，与安华没有直接关系。安华的错误在于一直依赖巫统支持他的变天，结果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例如2020年的9月和12月，公布已得到巫统的支持将会变天，可惜最后无声无息。记忆犹新的是，在2021年8月又是因慕尤丁被逼宫，安华又与沙比里争相位失败。安华之争只因为他相信巫统会站在他这边。可惜事与愿违，他再一次得不到巫统的支持。

其实不论是2018年前或2018年后，马来西亚所谓的“改朝换代”不过是皮影戏，没有实质上的改变，依然是巫统的人马在玩转政局，从马哈迪到慕尤丁，再到沙比里，有哪位又与巫统无关呢？

同样的，也是来自巫统的安华，虽作为巫统旧人，也是逢选必争，即便已年过七旬，魅力犹存，与马哈迪相比还年轻20岁呢！如果马哈迪可二度拜相，为什么具有经验和声望的安华又不行呢？再说安华的从政纪录是不败的长胜军，足见他有其群众的魅力。

如果人民不想改变，就由巫统选出首相人选，希山慕丁可能是未来的接班人；但如果人民希望改变，给安华一个机会来创造一个开放的社会也是可期待的。这些年来我们只听到安华敢于提倡“人民主权”而不是马来人至上主权。如果有机会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时刻，让一位旧人在过渡时期中搞新政，也许是一个突破。

既然历史选择了马来西亚的国家领袖在传统上是老当益壮的和老成持重的，马哈迪可以，为何安华不可以呢？说穿了是政敌拦路和政治打压。说什么为疫情奋战，只是文过修饰。在此时转移视线，给政坛添乱，毕竟不是好事。

 刊登于2021年9月6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