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访华与一带一路

 安华将于3月29日至4月1日首次以首相身份官访中国。虽然没有公布详细的行程，但安华肯定会延续于2018年在北京与前外长王毅讨论的课题。

安华在访华前，他所参与领导的希盟已在2018年5月成为执政党，而由马哈迪二度任相，但安华仍然没有一官半职，即使他已在补选中再次当上国会议员，以致他的身份显得十分尴尬；尤其是其夫人旺阿兹莎担任副首相，而他却是“闲人”一个。他在外交场合上及官方礼节上又以什么身份亮相？相信连安华自己也感到迷惑。

虽然安华无法调和他与马哈迪的政治恩怨，但他还是苦等马哈迪的交班。可是马哈迪宁可辞职而不交班，因此才发生2020年“喜来登政变”的大件事。这一变换来慕尤丁任相，安华似乎又离首相座位远了一些。

这种变化是令人预想不到的。原本慕尤丁与马哈迪是同一政党（土团党）的领袖，却没想为了权力，慕尤丁一个转身就把马哈迪给搁置一旁，安华更是一度声望下跌。

其实，不论是纳吉当权时代（2019-2018）或马哈迪当权时代（2018-2020 第二次掌权）；或慕尤当权时代（2020-2021）或伊斯迈沙比里当权时代（2021-2022），安华都不曾也没有机会参与讨论“一带一路”与马来西亚的关系，他几乎被当成是局外人。

就安华的政治地位来说，他应该是“一带一路”的参与者与策划者，因为当中国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安华已是民联的共主。民联在2008年掌控了西马五个州政权（吉打、槟城、吉兰丹、雪兰莪及霹雳。不过霹雳在一年后因民联议员内讧而失去政权）。这一年民联的国会议席跃至82席（国阵则有140席，两者的差距已大大拉近）。

在2013年大选后，安华领导的民联剩下三个州政权（槟城、吉兰丹和雪兰莪），而国会议席只增至89席，国阵仍有133席，稳住了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形下，代表中央政府的纳吉就先后与中国方面签署多项涉及“一带一路”的大计划。其中荦荦大件有下列的高科技大蓝图：

（一）隆新高铁

自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时任首相纳吉于2016年与新加坡签署双边协议，推出高铁项目。按原计划，这条高铁将往来隆新之间，在2018年开工而在2026年前落成通车，全长350公里，其中15公里属新加坡地段以地下隧道为主；而马来西亚段的335公里以高架线路居多，时速每小时最快300公里。一列车有10个车厢，每辆列车可容纳100名乘客。初步估算，造价约170亿美元。

遗憾的是，原本要在2018年开工的大工程，却因纳吉失掉政权而被马哈迪喊停。马哈迪除了认为国家负担不起外，也怀疑一些工程出了问题。当时马哈迪指出国债已临近1兆令吉。如果马来西亚要通过高铁与东南亚及中国乃至欧洲国家扩大经贸往来，就要进行更多的贷款。虽然在现代陆权政治已不是打胜战的有利武器，但却是经济走向世界的火车头。

（二）东铁计划

东铁计划全长665公里，原本估算造价7千万令吉，后经调整较原价少了110亿令吉。这条铁道由吉兰丹道北越过登嘉楼与彭亨，并有一个庞大的关丹工业园。后来造价又再减至444亿令吉（根据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靖透露，关丹产业园协议投资已超过3百亿令吉，并可提供2万个就业机会）。

虽然马哈迪在2018年时一度喊停，后来认为此铁道对东海岸人民十分重要，也惠及马来社会；尤其是铁道也与巴生港口衔接，因而同意继续建造。目前约有45%工程已完成。

（三）油管输送工程

这项工程涉及两个大计划，其一是多元石油产品输送管工程（Multi-Product Pipeline, MPP）；其二是沙巴天然气运输管道工程（Trans-Sabah Gas Pipeline, TSGP）。前者造价53亿令吉；后者造价40亿令吉，两者合共94亿令吉。有说已付出82亿令吉（前者已付53亿令吉，后者已付40亿令吉。但前者工程只进行了14%，后者只完成13%工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真相如何？没有人提供答案。正因为含糊其辞，这两道油管也不建造了。

（四）马六甲连接至柔佛国油炼油厂管道

这个计划已被取消。

（五）中缅原油管道计划

这是中缅两国在2017年签署的协议，以在缅甸通过印度洋引进中东的石油，全长2806公里，其中有油管衔接中缅边界。有关计划在2011年开工，分成油管和气管。连缅甸本身也盛产油气田，并在将来可减轻马六甲海峡的负担。因为当下甲海峡每年有10万艘油轮经过，其中6万艘属中国的，因此中国需要另辟通道，也就有中缅计划，以取代旧迟迟不能动工的泰国克拉地峡。

中缅通过在第二次大战时，已由中国及海外华人共同开凿，称之为“澳缅公路”加以修正。如今正好被派上用场，也免却了中国的苦恼。

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必须反省马六甲海峡的重要地位，一旦被中缅取代，马六甲海峡又何去何从？新加坡又该怎么办？马来西亚和印尼又有何对策？这都是安华逃不开所要讨论和面对的大问题。

（六）海底光缆工程

2022年时，由砂拉越通讯网络设施供应商（PP Telecommunication, PPTEL）之子公司PPTEL SEA H2X与多个国家公司携手合作，宣布建设一条长达5千公里的海底互联网电缆计划，这将让砂拉越衔接中国、香港、越南、菲律宾、泰国及新加坡，以迎合区域内更高速互联网网络的需求，同时也为迈向5G网速时代做好准备。

这项名为东南亚—香港快速电缆系统（SEA-H2X）的计划将包括建设至少8对光纤电缆，网速高达每秒160Tbps的电缆，衔接香港乃至新加坡。有关电缆，届时也将衔接西马乃至越南与柬埔寨。

有关计划的合作单位除砂拉越外，也包括中国联通国际有限公司（GUG）、及菲律宾的Converg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在合作下，砂拉越在2030年将成为迈向数码转型目标的支柱，这也是为什么东马的砂拉越及沙巴被看好的原因。再者，与印尼迁都后一样，东马的电费将与印尼加里曼丹同样享受国际上较便宜的电费。

我们在2020年时，有听闻美国将砍掉从华盛顿到香港的网络连线，而是转向台湾为站点，然后辐射其他国家，但不包括中国和香港及澳门。

及后，Meta及谷歌也宣布选择新加坡为中心，开拓海底网络世界，使马来西亚大失所望。但如今又出现转机，对马来西亚的网民不啻为好消息，毕竟今天的电脑和手机网络已有90%以上需要通过海底光缆供应，不再只依靠卫星发射（常发生故障，电速又慢）。

这些年来，美国在海洋一个又一个堵死中国发展光缆，就是不让它走在前头，因而任由中国大搞太空，进行探索奥秘，因为美国认为花巨额在太空的研发上解决不了人类当前面对的问题，是以美国用海洋政策取代太空政策，就是有此用意。

如今安华访华在即，他需要用最好的方案达成隆新高铁的建造，一个没有通向新加坡的高铁，马来西亚的高铁将难以飞跃起来，也无法享受世界一流的交通便利。因此安华访华最重要的议程之一是如何确定开展隆新高铁的日期。在这方面，中国又会做出多少的贷款？也是其中一个关键。

发布于2023年3月30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03/30/556262

中国融入伊斯兰世界

 如果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中国是没有能力调停两个大回教国家恢复邦交的；即使在八九十年代也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国家斡旋两个宗教大国重归于好，甚至在跨入千禧年后仍然发生断交事件，只有直到今年，我们才看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为两个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宗教政治浓厚的国家充当调解人。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它在近十年来成功争取与中东及回教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不再若即若离。

为何中国有这个能力？尤其是“无神论”的国家怎么能够在宗教国家间穿梭往来？这种成功的外交实例也让中国提升了尊严和影响力。虽然伊沙两国在两个月内才重开大使馆，恢复贸易、投资和文化协定来修补7年的分歧，但好的开始，是中东迈向和平大门的重要一步。

我们相信，在没有附带条件下，伊沙两国重修友谊，不仅对两国大有裨益，也还会牵动中东国家寻求一个大和解，从而有效地约束以色列安分守己，不再咄咄逼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无安身立命之地，只能屈居在残垣断瓦的贫民窟中。这种非人道的残忍手段大部分应归咎于阿拉伯国家的不团结乃至分裂，从1948年到1982年的五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尽是受屈的一方。抑有进者，一些中东国家还跟以色列建交，充分地暴露了阿拉伯国家的四分五裂，各怀鬼胎。因此当伊朗与沙地阿拉伯交恶时，中东国家都爱莫能助，美国也因为与伊朗过意不去，只得站在沙地一边表示支持，但因伊朗也是敌对方而无法充当鲁仲连。

在这种条件下，只有中国才拥有资格为伊沙化解仇恨与危机。

就我们所知，伊斯兰世界是分帮立派的。就拿伊朗和沙地阿拉伯来说，它们是系出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622年在麦地利和麦加创立了伊斯兰教。公元656年，阿里（穆罕默德的女婿）继任哈里发（第四任）。从此之后，伊斯兰教分成两大教派，一派是逊尼派，以沙地阿拉伯为主；另一派是什叶派，以伊朗为核心。在公元817年，两大教派试图和解，但不成功。也因之回教国家继续分成逊尼派及什叶派两大教派。统计起来，前者占有85%；而后者占有15%。就全世界人口来说，共有超过10亿人信奉伊斯兰教，占世界人口的18.2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45）后，伊斯兰并未自限政治立场，它们可以亲美，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亲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之中，沙地和伊朗都服膺于资本主义，虽然它们有很强烈的宗教意识。

但也有些国家亲向苏联，例如埃及，在1952年革命成功后，就由纳赛领导倾向苏联，以获取援助。还有阿富汗是最明显地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1979年苏联不满阿明在阿富汗独断执政，蓄意换卡尔迈勒上台，以全面推行苏联的政策。结果在苏联派8万大军入侵阿富汗后而发生内战，前后10年。苏联最终在1991年撤兵，除了本身变天，从苏联缩成俄罗斯，体制也因之改变外，整个世界也因阿富汗变革而来个天翻地覆。

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整整30年才见伊斯兰国家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原因是中国也用40年的时间将国家打造成新兴的现代化国家，加上美国在1979年正式与中国建交，整个世界也就改变了对中国的政治印象。

在不输出革命下，中国广结许多新朋友，也不再重蹈六十年代的只往左的一条道路走。

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伊朗的宗教领袖柯梅尼于1979年推翻了巴列维王朝，而成立一个政教治国的伊朗，也引起沙地阿拉伯深怕伊朗输出什叶派的革命思想。

由于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导致美国怂恿伊拉克挑起两伊战争，以挫伊朗锐气。双方先后打了8年才告停战，但萨达姆（伊拉克总统）也无所得。

在1987年，有275名伊朗人在沙地麦加朝圣时因发生冲突而丧命，伊朗民众冲向大使馆抗议。两国也因之在1988年4月断交。3年之后，即1991年，两国又恢复邦交，并对朝圣的争议达成协议。在化解仇恨下，伊朗总统哈塔米访问沙地阿拉伯。

可是在2016年时，又再发生沙地处死的囚犯中，其中有1人是什叶派知名人士，引发伊朗民众再次冲向沙地大使馆表示愤怒与抗议。

虽然5年后的2021年，两国官员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曾进行对话，但没有达成协议。

这样的拉拉扯扯又过了两年，终于在中国的调和下，双方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恢复邦交。在联合国的祝福下，两个回教大国于2023年3月10日认识到中国已经崛起，不但可以顶住任何压力，也可以随时面对来自各方的挑战，是最为适合的鲁仲连。

世界在中国翻转下，已开始变了样。我们相信在习近平的努力下，下一个和平大门将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打开，让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刊登于2023年3月27日《南洋商报》https://www.enanyang.my/node/533772

民政党路在何方？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终于间接向民政党开炮了，虽未指名道姓，却明显地以讽喻的言语来批评民政党。除了提醒行动党人不要仿效另一个政党丧失了胜利的能力外，他也指出这个政党一度雄视槟州，成为执政党。但看看今天，它已不再有能力赢取胜利，它只能依赖别人给予礼貌上的尊重而成为国会的代表（这显然是指刘华才担任上议员的官位）。

陆兆福说这个政党已不再有任何尊严，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不如解散。

不过他表示无意轻蔑这个政党，而是要给行动党人一个警戒。

民政党之所以走到今天，是有其前因后果的，与政党的转移阵地大有关系。有两个人是我们不得不提的，一个是林苍祐，另一个是陈志勤。这两位医生一前一后推动民政党的诞生；尤其是在槟州拔了头筹。

先讲在槟城出生的林苍祐（1919-2010）。在英伦考取医生后于1949年远赴中国重庆担任医官，1947年返槟，而在1951年被英殖民政府委为槟州立法  议员。也是在这一年他组织急进党，参加乔治市议会选举，首战告捷，有6人当选市议员。因国家还没独立，因此市议会的执政党归英殖民政府。

1954年在陈祯禄的劝说下，林苍祐参加马华公会。1955年领导联盟参选14席全扫完。吊诡的是，林苍祐既然已是槟州联盟主席，为何又不是槟州马华主席？原来依传统槟州马华主席是保留给中华总商会会长的，当时的会长是伍瑞琴，他也就出任槟州马华主席。

即便林苍祐在1958年击败陈祯禄而成为马华公会第二任总会长，但槟州马华的主席还是伍瑞琴（也因之马华一度被民间形容为“头家”的政党）。

在1959年因议席分配之争，林苍祐与东姑起冲突愤而离开马华。这位堂堂华人领袖也因之暂时告别政坛，但在1961年卷土重来，他在芙蓉成立了民主联合党（UDP），与陈世英及郭开东（两人均是国会议员，也是芙蓉市议员）联手控制了芙蓉市议会。

1963年，林苍祐与陈世英等人闹分裂，民主联合党的大本营就搬来槟城。在林苍祐的带领下，民主联合党于1964年的大选赢得1国4州席。虽无法执政，但林苍祐已再探出头来。

1968年，另一位主角陈志勤（1919-1996）登场了。他原是社阵的国会议员，因在1968年被劳工党的激进派批判而找了王赓武教授给他出主意，两人一拍即合，同意组成温和派的社会主义政党，但前提是王赓武请陈志勤到槟城拉拢林苍祐共组政党。

这一高招果然非同凡响，林苍祐同意率整个民主联合党与陈志勤等人合组民政党。

在1969年的大选，林苍祐歪打正着地带领他的阵容问鼎槟州政权。果然平地一声雷，把联盟（巫统、马华及国大党）打垮了，以16席（共24席）起而执政。槟城进入了改朝换代的新时代。

很少人会想到一个新政党可以打倒联盟而执政。林苍祐却以他的才智和人事脉络将国际公司招入槟城，只用短短10年的时间，槟城摆脱渔村的落后形象，走上工业化的征程。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槟城成了“东方硅谷”（Oriental Valley），成了世界第三大电子城，以生产零件为主。

没想到在1971年，林苍祐与陈志勤闹分裂，林志勤脱离民政党另组社会正义党，结果还是斗不过林苍祐的威力。从1971年到1990年，林苍祐的光辉照亮整个槟城；陈志勤的社正党只得黯然消失。

不幸的，在1990年的大选，林吉祥击败林苍祐而结束了林苍祐的神话。

在这之后的1990年到2008年的18年间，民政党进入了许子根的年代。行动党也在这18年间韬光养晦，直到2008年林冠英才脱颖而出，带来了火箭冲天的年代。

这个时期，不甘失败的民政党力图在2013年的大选中翻身，结果事与愿违，民政党依然一蹶不振，更只剩1个国席和3个州议席（两席在沙巴，一席在柔佛）。这意味着民政党在槟州被连根拔起。

在这之后，许子根将棒子交给郑可扬；郑可扬则在同年将棒子交给马袖强（两人均是吡叻人），直到2018年刘华才接班至今。

老实说，在2008年后，民政党就显得后劲不继，虽然在这之后委任邓章耀掌权，但在2013年及2018年的大选中，更是进入了零的年代。

当老一辈的元老一个个退去后，从2008年到2022年的四届选举中（整整15年的历程）民政党都无法取得零的突破。直到今天，这个政党就值得检讨和研究如何持续下去？还会有作为吗？

为什么民政党在执政38年后会垮得那么快，而又一直爬不起来？这与它的妥协性和逆来顺受的心态有关。下列几个关键点是非常重要的：

1）1980年林苍祐卸下党主席职，原本是要扶梁祺祥上位的，结果林敬益取胜。这种改变意味着民政党的大本营已开始移动，这对在全国性根基不稳的民政党是个隐患。

2）民政党过快地让吡州成为新的核心，当时在吡叻真正有实力的政党是马华公会和行动党，也因之加速马华与民政的冲突。

3）民政党的政治意识较为薄弱，虽冠其名为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但从未公开展示过它在槟州执政的左的形象，社会主义成了口头禅，也难怪在2004年当谢宽泰担任总秘书时，在修改党章上去掉了“社会主义”字眼（这与行动党的林冠英在2004年去掉“社会主义”的大衣是同一码事）。

总的来说，民政党只侧重强调它是多元种族政党，对华社问题的敏感度不高，而实际上它仍是华基政党。例如在1982年大选时为应付马华的挑战而派出清一色华人候选人的应阵（8席全胜。马华8席胜6席）。

4）民政党在林敬益的领导下，也进一步将党中心移向吉隆坡。除了有大厦外，一度还设有民政智库，与马华的策略研究中心不相上下，俨然是个全国性政党，这帽子戴得太大了。

2008年的大选在反风吹袭下，民政党不堪一击，输得不清不楚。

马华虽然也深受打击，但至少在2008年大选时仍稳住阵脚，而在2013年大选时才见根基地动山摇；到了2018年以后，马华就再也爬不起来，但至少还有两个国会议席。

5）当2008年后，民政党的头头们退隐政坛后，更有仍在壮年的领导人也不见了。民政党成为新将新兵的后花园。人们不禁问为何民政的名士不见了？

6）当2018年民政党再次输完所有参选议席（11个国席及31个州席）后，它就退出国阵。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事，问题是它靠向土团党后，又遇上伊斯兰党与土团党结盟，以国盟招牌推动党务。当伊党以突破性地胜出45个国席时，民政党则以零席与伊党合作，显得十分尴尬。

7）今天的民政党，在内是新人新将，知名度不高；在外找不到出路，它继续留在国盟还是另谋出路？已成为当下的大问题。

以我们浅见，民政党有几种选择：

其一，全体党理事集体辞职，让党员重新选出新的领导层。最后有旧人重新露脸，不要让人感到陌生。

其二，重新检讨与伊党的合作，独立上阵，即使面对与行动党及马华的三角战，也不是新鲜事。

其三，民政党应该集中攻打槟州，但也可以尝试在华人较集中的选区寻求突破。破零是当下民政党的第一任务。

其四，民政党可以选择与其他政党合作。当种族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及缓和时，民政党突出多元性已非当务之急，现在最重要的是在槟城州选中尝试拿下三席，作为民政的新生起点。

如果民政头头们不肯改变或不想改变，那么摆在它前头的是：黑暗中看不到曙光，除非它勇于改变，以证明民政党不是无用的政党，而是有根有底的政党，可在今年内再赌一次。若再不行，或可以考虑偃旗息鼓了。

发布于2023年3月23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03/23/554746

美国会为台湾出兵吗？

 中国正在迎接两会盛大召开之前，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引述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麦克米尼汉（Mike Minihan）给下属的一份备忘录中称：“我的直觉告诉我，美国将在2025年与中国开战”。

这份备忘录在1月27日由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披露。具体而言，有几个重点：

所谓开战理由是由于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都会在2024年举行选举，美国届时会“分心”，而中国就有机会对台湾采取行动。

虽然五角大楼并没有否认麦克米尼汉的备忘录，但国防部官员也忙于撇清关系，声称只是米尼汉的个人意见。不过《华盛顿邮报》形容备忘录为夸张且不同寻常。

到底哪里不寻常呢？舆论并未点出来，倒是让我们看到美国为了维护它的霸权地位，不但频繁抹黑“中国威胁论”，拉拢盟友举行军演，而且也在这样的所谓正当理由下，将今年度的财政国防授权法案达到创纪录的8000多亿美元，其中在亚太地区，美国将继续为“太平洋威胁论”进行拨款，提高在这地区的战斗能力。

就米尼汉的言论而言，让我们用实例来点醒美国四星上将的谬论。

其一，发生在1950年的韩战，是中美首次直接交锋，美国派出30余万军人从仁川登陆朝鲜，而中国派出百万志愿军杀上战场，打着抗美援朝的旗号。还有其他联合国、南北韩的军人与平民死伤也不计其数。1953年停战。最终还是打成平手，直到今天南北韩还是在对峙。

其二，美国并不接受韩战的教训，在1965年时，眼见越南又将成为第二个朝鲜，乃派兵赶往越南支援南越政府；而北越在胡志明的领导下，与美军开展浴血战争。美军一度增至65万人，而北越军与越共联手上百万人在越南与美军打一场长期战争，援越抗美又成另一个口号，直到1975年的日内瓦和谈才结束。但结局是南北越统一，达成不光彩的和平。

经此两次“得不偿失”的战役后，美国已不轻易出兵，因为在越战期间是美国人民反战运动最高潮时刻迫使美国收手。

后来对区域战争也是有选择性的。例如在2001年派军直捣阿富汗政权及2003年又直捣伊拉克政权。也是因为阿盖达恐怖份子，在奥沙马宾拉登的策划下，在2001年9月11日骑劫4架民航客机，直毁纽约摩天大楼及五角大楼，且酿3千多人丧命。美国在不得已才出兵，为牺牲的美国人进行报复，不然会被讥为银样蜡枪头。

但是经过十几廿年的战斗后，美国宁可放弃阿富汗和伊拉克，让这两个国家的人民自我争权夺利。于是阿富汗在2021年又回到塔利班的统治；而伊拉克则在萨达姆被杀后于2011年由美国“还政于当地人”。

为何美国在没有消灭恐怖份子下就撤兵阿富汗及伊拉克？那是因为美国认为它已消灭恐怖头子，也就任由当地军人我行我素，所持的理由是中东已非重要和敏感地带，反而认为中国的威胁性更大。翻转回来的战略又暴露了美国志在对付中国而不是反恐。

在美国看来，中国崛起的速度都必须在美国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而中国必须处于美国之下，接受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统治。

但当特朗普当政时代（2017-2021）发现中国的强大已不能同日而语。乃在2018年的第一轮贸易战到2019年第四轮的贸易战，直到2021年拜登上台还是依然故我，理由是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用经济孤立中国。结果这4年多以来，中美贸易战并没有显示美国占了上风，反而刺激了中美贸易额的增长。例如在202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为5368亿美元，较前年增长6.3%，接近2018年的5385亿美元的纪录。

至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有增长，达到1538亿美元，较2021年增长1.6%。

总的来说，中美两国的贸易总额达到创纪录的 6906亿美元。

既然贸易战都不能击垮中国经济，反而促长市场兴旺，美国是应该停止无谓的贸易战了。

尽管现在美国在经济上面临新一轮的挑战，受硅谷银行的破产而深受影响，但拜登依然在搞他的三角战，促成美国、澳洲和英国签署一项历史性的安全协议（AUKUS）（三个国家的缩写组成）。这是美国65年以来首次让澳洲分享其核动力技术组成所谓的“小北约”。

若是近期拉拢菲律宾增加美国军事基地，以取代其他东南亚国不愿卷入核潜艇案，那就是新的战略包围。

既然俄乌战争热炽时，美国依然不派兵只供武器，那么一旦台海时局紧张，美国会出兵吗？这一普通逻辑任谁都可以自己找到答案。因此我们还是不相信美军会为台海而在南中国海而掀起血腥风暴。

刊登于2023年3月20日《南洋商报》https://www.enanyang.my/node/532539

中国进入了习近平时代

 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台阶。这一回是习近平打破惯例，第三度出任国家主席。

这等于改变了在1982年订下的国家主席的限制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十年），而是允许在2018年通过的废除主席连任的限制。也就是说，习近平在新宪法下，得以连选连任，不再有期限。

有人认为这是恢复毛泽东主席的时代，是非“民主”的机制；但也有人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危险的形势下，中美冲突可能已到了临界线；再加上中国国内贪腐案件十分猖獗，如果没有赋予国家领导人更大的权力和更长久的统治权，他将不可能在2049年达成中国成功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也正好赶上中美交恶的年代，就促成中国有必要再塑造另一个毛泽东主席。在机缘结合下，习近平时代诞生了。相较之下，延长任期更是中国当前的当务之急。

所谓的2049年是中国立国一百年，与在2021年庆祝建党一百年具有十分重要的深刻意义，后者彰显百年的党已带领国家进入小康社会，底层穷人已经脱贫；而前者尚有26年才能达致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因此党和国家领导层的一致性是必要的。

就中共体制而言，它是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在1949年建国初期，它是走苏联的社会主义路线，两者之间的体制不相上下。

但后来在形势转变下，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了一定的转变，从1949年到1954年，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没有“国家主席”之设，毛泽东就是中国政府的第一代表。

毛泽东是按照共产党的章程，先当选中共主席，而后才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出任人民政府主席，两者合二为一，彰显中国的“以党治国”的国策。此外，在1927年时，毛泽东就发现在部队之中设立党的代表的重要性。在这之后，党支部就建在连上，党军合一而行，确保斗争的胜利。在1938年时，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党指挥枪的不变原则，如今则成了习近平治党治国的大方针。

另一方面，在1954年时，中国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由大会选出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在1959年时，毛泽东将国家主席的名衔交给刘少奇，本身仍任中共主席，也兼任中共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则担任中共副主席。因此在权力上，毛泽东是凌驾于刘少奇之上的。当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刘少奇成为阶下囚，在1969年含冤而死。直到1980年在胡耀邦协助下获得平反。

刘少奇失势后，毛泽东在1968年悬空“国家主席”职位，而在1975年删除“国家主席”的条款。这之间有一段插曲也是涉及领导人的权力斗争。事缘中共将领林彪被毛泽东相中，被推举担任国防部长和中共副主席；更在1969年被党章列为接班人，其风头之健，一时无两。讵料林彪和毛泽东因“国家主席”职位的存废而翻脸，毛谢绝林彪提议由毛泽东重任国家主席，但毛宁可让此职位悬空，也不提拔林彪成为国家主席，以免再出现另一个刘少奇（林彪在1971年坠机身亡）。

在此之后，毛泽东以中共主席的身份取代国家主席的地位，不但接见外宾和使节团，也对国事拍板。不知为何，毛泽东一度还让宋庆龄担任国家名誉主席（1981年）。

当在1982年人大通过修宪恢复“国家主席”职（毛泽东在1976年逝世，而在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在翌年（1983年）则推举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1983-1988）。继之是杨尚昆接位而上（1988-1993），但都没有实权。经过1989年六四事件的冲击后，中国也一时消沉下来，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

六四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磨难，只有在90年代后邓小平才开始物色新的接班人，先是胡耀邦，后是赵紫阳（此时改称总书记，不再称中共主席，显然是为保留给毛泽东的恒久称号）。这两位接班人又因自由化运动踩过红线及六四带来的深刻伤痛，也就双双跌马。直到1993年邓小平终于选择江泽民作为接班人，辅以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

整个政局随后也稍微平靖下来，但改革开放的势头依然再走。不幸的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五个月前，邓小平逝世，他也留下一些争议性的言论。有人说他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市场经济路线后，却让许多人争先恐后下海经商。他们在扭曲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原意，下海经商，不少人私心膨胀，单单从2012年的十八大算起，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肖培透露，中央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了380多万宗的案件，总共查处了409万人。而动用批评教育的更超过883万人。在2017年十九大以来还有4.2万人主动找党组织投案。

对此，习近平主席则促请人民要坚持连“老虎和苍蝇都一起打”。纵然如此，罪案几乎每隔三差五就发生一宗或数宗，国家的损失也不计其数。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曾指出，贪腐不除，党将不保。

虽然有人认为习近平将期限延长是要警告所有心存贪念的人，不要以为到了换届换人后，又可摆脱监督，甚至逃过一劫，而继续饱中私囊，但如今习主席还是大权在握，那些蠢蠢欲动的人就要收敛和老实。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习近平为何要延长任期，主要是为了缩减贪腐案件。虽然其他国家也有贪腐案，但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应如此嚣张的。如果连社会主义也不能改造人的贪念和制止人民滑向犯罪的道路，那新内阁就有检讨和再教育的必要。

与此同时，我们也对习近平的新阵营给予十分关注；尤其是李强出任国务院总理更是任重道远，他无疑将成为习近平的好帮手；也正如江泽民依靠治理上海的的经验来管理国家，自然应该要比前人的政绩更加出色。其中一项刻不容缓的大问题是中国能否在2025年达成“世界工厂”的目标？

当中国正在面对来自西方世界的围堵时，突围已成了当今的焦点，它必须集中火力消除堵在门口的一切阻力和威胁，否则要达成“世界工厂”的目标还是有阻力的。

发布于2023年3月16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03/16/553141

慕尤丁又摔了一跤

 土著团结党及国民联盟主席慕尤丁于3月10日被反贪污局控上法庭，指他在六宗罪案中涉及收取2亿3250万令吉的贿款。当时（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8月20日）他是首相兼土团党主席。

这是伴随着其党宣传主任旺赛夫 在2月21日被提控因涉及收取建威计划（Jana Wibawa）的690万令吉后，另一宗更大的案件。

慕尤丁也是巴莪区国会议员，曾任我国第八任首相；而旺赛夫则是打昔牛汝莪的国会议员，曾担任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的主席。

针对慕尤丁被提控，他本身发表文告指责这是一项政治指控，也坚决否认他滥用公款，指这是莫须有的罪名，旨在摧毁土团党。但此宗官司案也揭开了国盟与希盟斗争的新起点，从中也将反映出马来群众在这场斗争中的取向。

按照马来政治的发展与演变，在一个特定时期就会出现分裂，而整合是不完整的。举例来说，在1951年巫统创党人拿督翁离开巫统后另起炉灶，直到1962年逝世未再回到巫统，反而是其儿子胡先翁于1969年回返巫统后，在1976年成为第三任首相，但他并未拉拢前党员集体重入巫统。

同样的，慕尤丁离开巫统后与马哈迪另组土著团结党，也没有办法化解他与巫统的恩怨。虽然有一度他努力拉进彼此的关系，共同建立国盟/国阵政府，但未被巫统的上层所接受。在2021年换了巫统的伊斯迈沙比里任相。可见慕尤丁不是巫统心目中的首相人选。

其实在1947年出生的慕尤丁在1971年大学毕业后即加入巫统，在党内平步青云，从副部长到柔佛州务大臣（1986-1995），但不善结帮立派。

在90年代，他加入安华的阵营，在1993年连同纳吉及莫哈末泰益（雪大臣）与安华结成“宏愿队伍”，结果旗开得胜。安华在巫统的势力如日中天，威胁了马哈迪的主席地位。因而在1996年的党选中马哈迪使出绝招击破“宏愿队伍”。

第一步是在1995年的大选，马哈迪拿慕尤丁开刀，调他攻打国席。当选后只委他担任青体部长。正因为这一调动，已经不再是柔佛州务大臣的慕尤丁在1996年的党选中败北，被阿都拉的回马枪取而代之。

当马哈迪拆散宏愿队伍后，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对付安华。果然不出所料，安华在1998年出事，失去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职。当视线被转移时，就变成马哈迪与安华之争了。慕尤丁则在党内韬光养晦。不论是马哈迪、阿都拉及纳吉，都没有把他列为自己人。持平而言，他是靠自身的努力上位的。例如他是靠选举中胜出署理主席，才在2009年受委为副首相。未想在2015年时，慕尤丁因揭开一马丑闻案，被纳吉开除出党。

在此关键时刻，也不知道为何马哈迪会拉他一把（他们的关系一向以来不甚融洽），共同成立土著团结党。当时在马哈迪看来，只要能加入他的团队，足以拉倒纳吉政府就可以了，完全不理会党的结构和组织的脆弱性，只把注意力盯在安华身上，不让他成为首相，却未注意到慕尤丁在党内的势力已开始坐大，联合了公正党的阿兹敏、巫统的希山慕丁及伊党的哈迪阿旺，在2020年来一个喜来登政变，不但推翻了马哈迪（这也是为什么马哈迪后来痛恨慕尤丁的背叛），也让安华迷失在政海中。

与此同时，在慕尤丁春风得意的时候，因大权在握的他也因而被指触犯了法律，在今日成为被提控的主角。

除开官司案属司法事项我们不谈外，我们关心的是慕尤丁事件在未来的六个州选有何影响？这就涉及国盟和希盟/国阵之间的激烈斗争了。

如果慕尤丁能成功地激起选民的情绪而投国盟一票，这个阵线就可能再上一层楼；但如果安华领导的希盟/国阵能击退绿色浪潮而保住优势，就会稳住阵脚，否则希盟/国阵就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

因此我们不能期望慕尤丁事件会促成巫统的团结；反之马来政治会继续因派系与利益之争而出现了马来人的多党制。这就是我们今日看到了所谓“团结政府”（一个被临时凑合起来的阵线）的出现。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除了巫统还是巫统，现在除了巫统还有希盟和国盟。

时代在转变，政治也因人事斗争而改变，只是斗来斗去，一个新生的马来西亚还未出现。

刊登于2023年3月13日《南洋商报》https://www.enanyang.my/node/531368

李三春的两大绝招

 马华第四任总会长李三春（1935-2023）逝世，终年88岁，可谓福寿全归。

虽然马华历任总会长都是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唯有李三春和陈群川是个例外。

李三春因家境清贫，虽考到剑桥文凭后未进入大学，但他的才智和政治战略却是一流的，让许多人难望其项背。

从报章的消息中，我们已得知李三春的奋斗历程，也知悉他先后创造了几个奇迹，包括马华的十大计划，但我要补充的是李三春鲜为人知的两三面。

第一件事是在1959年当选居銮北区国会议员后，身份乃水涨船高，先是当上马青总秘书及联盟的执行秘书（1961年），后升任马青总团长（1962年）（也是在这一年陈修信正式出任马华总会长），而后被委为陈修信的政治秘书（1963年）。在1964年的大选再度胜出后，他出任劳工部政务次长。1969年“513”事件前，他中选昔加末南区国会议员，此时已官拜副特别任务部长。

当林苍祐于1959年7月30日修函辞卸马华总会长时，李三春更是全面倒向陈修信。

陈修信就是因为马华在1969年大选中受挫（只赢得13国席，与行动党一样），也就急于招兵买马。其中最积极的是霹雳州的一批专业人士要改革马华，陈修信求之不得，因而在1971年委任林敬益、梁祺祥及钟天权等人重组霹雳州马华联委会，批准林敬益成立“兴汉社”（讨论时事的组织）及干训班（培养接班人），且提供津贴。

在那个时候，李三春尚未进入陈修信的眼帘，陈的心目中只有林敬益。于是在1972年元旦日委任林敬益出任新村事务特别任务部长，一下子越过了李三春。

在当时李三春官至副部长，对林敬益的三级跳很不是味道。

但在同年4月，李三春时来运转，因马华署理总会长许启谟突高骤逝，留下署理主席的空缺，也成为李三春争取的职位。他先后通过曾永森、李孝友向陈修信力荐他出任署理总会长，包括林敬益也被曾永森说服不要争第二把交椅。就这样，李三春顺利上位，成为有实权的第二号人物。

正好在1972年4月，国阵与人民进步党在霹雳州组成联合政府，引发林敬益派大为不满；尤其是担任霹雳州署理主席的梁祺祥及秘书钟天权强烈反对，结果这两人被陈修信开除。

至于许启谟留下的部长空缺也被李三春幸运拿下，他和林敬益成了陈修信的“双雄”。

但在不久之后，即1972年8月31日，陈修信褫夺林敬益霹雳州联会会主席职，林敬益也就成了一名闲人。

不知是善举或陷阱，李三春在这个时候为转移党内的矛盾，竟然在党内大搞精神革命。有意先发制人的李三春委任林敬益担任主席，委员有李三春、李孝友及曾永森等人。老实说，林敬益一位二毛子被赋予领导华人文化的“儒家思想”的头头，实在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要如何演绎精神革命呢？也只能照来稿宣读。正因为精神革命是个无厘头组织，也制造笑料连篇；尤其是李孝友的从拜金主义到恐怖主义，都不知其所云，难怪林敬益不甘受辱，也挑起了反陈修信的斗争。

既然能挑起马华内部产生反陈修信的斗争，也就在马华内外出现反马华浪潮，林敬益派因而在1973年被陈修信开除党籍。此时在马华党内的李三春派不断独大，他已是坐亚望冠的人物了。

由此可见，在政治上，李三春是高手，林敬益也绝不是他的对手。如果说“精神革命”是一个陷阱，那么林敬益就往“阱里跳”；如果是一种政治手段，倒是高手出招，把“精神革命”与倒陈运动挂在一起，混淆视听。林敬益就输得不清不楚了。

好在林苍祐已为林敬益铺了后路，不然也不知林敬益如何通过民政党东山再起。

第二件事也是鲜有人提及的。话说李三春在1974年登上马华总会长（第四任）高位后，除了提出十大计划外，他也在暗中操作几件企图改变政局的大事。

当1974年2月首相敦拉萨访问北京，并与中国缔结邦交，回国之后，政府积极部署大选。从联盟改成国阵，其中最头痛的问题是对槟城国席和州席的分配。因为民政党的林苍祐大权在握，他只分配三个州议席给马华，而且被认为是“非白区”。

在讨价还价不果后，马华只得接受三个州议席，但只胜了1席，且成为州行政议员（他是庄友良）。

这一年，马华在李三春领导下，也出了一个绝招，适时地委任马华的死对头，社阵的总秘书林建寿加入马华，且委为槟州马华主席。由于时间过于仓促，林建寿无计可施，只能任由民政党摆布。

到了1978年的大选，林建寿在李三春的配合下就不再那么客气，而是咄咄逼人要民政党让出更多的席位，但民政党最终只能同意马华出征5席，不能再多了。

此时的林建寿在李三春的默许下制造一个“独立阵线”，对准民政党的选区开炮。在东拼西凑下，共组成“七人帮”，用独立阵线的名义冲击民政，准备来一个大水冲倒龙王庙。

可惜“七人邦”全军覆没，只有马华以国阵名义在三个州选区获胜。

虽然林建寿的战略是想堵死林苍祐，但他的战略不灵，无法痛击民政党。直到1982年的大选，林建寿更促使李三春同意在槟州与民政平分秋色，但要以李三春的政途做赌注。

这一年李三春接受林吉祥的挑战，移师芙蓉市区与行动党老大曾敏兴对垒。这一场政治赌注也达成下列的条件：

（1）在槟城，民政与马华各分得8席。

（2）哪一个政党取胜的席位多过另一个政党，则首席部长人选归拥有多数席的政党担任。

（3）在当时，首席部长人选之争就是从林苍祐和林建寿从中择一人担任。

李三春之所以与林苍祐过不去，那是因为在50年代林苍祐出任马华总会长时李三春仍是一名小官员，尚未成大器，自然不会被重用。讵料这一漏眼，竟是日后的“龙中凤”。

其实在1982年的大选时，李三春与林苍祐都心照不宣，他们表面上在群众大会同台，实则各怀鬼胎，

甚至林三春动员财长东姑拉沙里对彭加兰哥打区的三间华小拨款60万令吉。在当时来说，民政的战略是打倒林建寿，其他人中选不重要，只要林建寿不在州议席中，马华就没有首席部长人选了。

这艰苦的战役，终于让林苍祐保住了“龙椅”，林建寿栽了大筋斗。这样一来，马华与民政的结怨又加深了，两个原本是一对亲兄弟，如今变成“难”兄“难”弟， 也不知要如何“收场”了。

发布于2023年3月9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03/09/551386

哈迪阿旺信口开河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自从在去年（2022年）全国大选之后，就意气风发地高谈阔论（共45席，是席位最多的单一政党）。近期的高调竟是“团结政府”必倒论。他是在3月1日出席“新媒体全球化挑战与国家宗教司对话会”时扬言团结政府将在近期内倒台，而国盟很快就能执政。

在2月28日的国会上，哈迪阿旺也毫不怀疑安华领导的政府将会再次倒台。不过，他并没有说出理由，也没有明确地指出团结政府在何时倒台，如同一个大谜团盘旋在上头。

由于现在是太平时期，安华也刚提呈亮点的预算案，国内未有政治危机，因此安华倒台之说不能服人，除非哈迪阿旺能提出证据证明团结政府缺陷多多，危机四伏，否则那是自我膨胀。即便哈迪阿旺指的是在未来三个月后的6个州举行州选，国盟有机会突破，但也没有迹象显示中央政府会因之倒台。根据我们的观察，国盟（包括伊斯兰党）将会继续控制吉打、吉兰丹和登嘉楼，却不能震撼团结政府现状。

就算国盟在森美兰州有表现，能够破零而取得议席，但在36席中，希盟（行动党8席、公正党6席及诚信党3席）共20席对巫统的15席和国大党的1席，全数已归团结政府所有，国盟的影子在哪里？

在雪兰莪州也一样，在总数56个席位中，希盟占了44席，巫统有5席，加起来共49席，反对党剩下土团党6席及伊党1席。在此悬殊的对峙下，国盟（伊党）怎样翻盘转成执政权，实在令人怀疑。

在槟城州的40个议席中，希盟已占了33席，巫统有2席，加起来共35席，而土团党有4席及伊党有1席，数目之悬殊是无法相提对比的，更何况州政府已准备悬空土团党的4个州议席，也就在声势上取得优势。

如果国盟（伊党）不能在森雪槟有大作为，只是增加一些议席，倒无伤大雅，根本无法动摇团结政府的稳定性。因此将州选与国选相提并论是最不明智的想法。

另外值得伊党注意的是，东马的砂拉越及沙巴对伊党的支持非常有限。例如在沙巴州议会中，本来在2020年闪选后，出现土团党（11席）与巫统（14席）的合作，加上沙巴立新党（6席）及沙团结党（7席）的支持，共38席组成州政府，而推举哈芝芝诺为首席部长（超过73席的半数，另5人是委任议员）。本届原本执政的民兴党（沙菲宜）只剩下32席，无法组成州政府。

在这种含糊的局面下，似乎是土团党与巫统联手控制了沙巴。

后来又有了变化，在2022年国选后，哈芝芝诺来一个巨大的转变，他直接宣布退出土团党，但仍获得44名议员支持，而且还是沙巴联盟（GRS）的主席，但他因无政党直接领导，也一度受到挑战，指他不能担任首席部长，但在今年2月5日哈芝芝诺宣布已改组和领导民意党（Gagasan Rakyat），宣布与慕尤丁的土团党彻底切割关系。

目前的阵容是：民意党25席、团结党7席、立新党6席及进步党1席，合共39席组成人民联盟。

本来慕尤丁在沙巴还保有影响力，也有委任一名伊党人士成为州议员，为伊党进入东马铺路。未想哈芝芝诺选择与安华合作后，不但断了民兴党沙菲宜卷土重来的奢想，也断了慕尤丁的大后方。

既然土团党在沙巴翻了筋斗，也就更无望在砂拉越召集人马，整个砂拉越已尽是政党联盟（GPS）的天下，反对党根本无法插足其中。

在2021年的州选中，砂拉越的政党联盟共赢得76席，即土保党47席、人民党11席、人联党13席及民主进步党5席，反对党只剩下砂团结党3席、行动党2席及独立人士1席。

在砂拉越不但没有国阵/巫统的影子，也没有土团党的影子，甚至连行动党也挤不进州政府中。

以东马沙巴国会25席及砂拉越的31席，合共56席，只占国会222个国席中的25%。

不过通过东马的努力，也根据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的规定，国会议席将会有所调整，即东马将拥有35%的席位，增加到78席。

这样一来，国会议席也会相应增加到244席，这意味着西马的国席依然保有166席，占了65%的议席。因此就地域而言，西马仍保持其马来西亚的政治核心，不因东马的议席变化而让东马反客为主。

在这种情形下，东马人要争做首相不是说绝对不可以，而只能说可能性非常小，例如沙巴的沙菲宜一度被马哈迪提名为希盟的接班人后，引得后者兴致高涨，欲与安华争主席。这不但不现实，也打乱马来西亚的政治秩序。

就此而言，伊党的哈迪阿旺似乎过于自信会起而执政，那是他误信世界出现了绿色洪流，但只要看看沙地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及印尼，哈迪阿旺就不能自以为是了，还有最近土团党领导人撞上反贪局，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刊登于2023年3月6日《南洋商报》https://www.enanyang.my/node/53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