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土著经济大会

 政府宣布将在2月29日至3月2日在布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土著经济大会”。副首相阿末扎希补充说，大会将进行评估自1965年以来的首届土著经济大会后所成立的相关机构的表现，同时大会也将聚焦在十个领域，其中包括增强消息产业、沙巴土著经济、砂拉越土著经济及教育改革和人力资源等。

有人对此提出质问，为什么要举办“土著经济大会”？而不是“全民经济大会”？根据首相安华的说法，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土著尚未达到当初所设定的30%的目标，这是因为股权持有人不透明，因此有必要重新修整公司条文，改善股权持有者的透明度。

如果是为了股权的持有者必须透明化，大可通过立法来修改公司的持股法令。对此我们也支持政府对股权的法令做出修改，但是否有必要召开土著大会来确定有关事项则显得过于高调和缺乏敏感度。

这与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和种族政策大有关系。在殖民时代，马来亚已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因此在给予马来亚独立时，英国有同意让三大种族的代表成为代表团成员，向英方争取独立。当然这是在马来人主导下的政治安排而不是由民间自愿发起的独立运动。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战后，马来亚已出现种族性政党。例如在1945年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代表华人）、1945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代表马来人），而在1946年促成了巫统的成立。

由于马来精英感觉到英国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体制是不利马来人的，因而在1946年3月3日，由拿督翁（曾担任柔佛署理州务大臣）号召41个马来团体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马来人团结大会。除了一致反对“马来亚联邦”外，也在5月11日宣布巫统的成立，而拿督翁则当选主席。

接着，英国同意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亚联邦”后，拿督翁就在1948年12月在其住家召集各民族代表（21名）决定成立“各民族联络委员会”，可是马来社会并不能接受拿督翁的开放政策，也就反对巫统开放门户，导致拿督翁在1951年退出巫统，另成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改名为国家党）。

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中。其中重要的条文包括为马来人下定义：即信奉回教、奉行马来人习俗及操马来语。而在协定中也列明马来人享有“特别地位”（Special Position），后来也因政治的需要而被称为“特权”（Privilege）。

虽然拿督翁一度提倡多元合作（主张开放巫统让非马来人入党），不认为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是一成不变的。可惜曲高和寡，拿督翁终于在选举中大败（1955年），而再也站不起来。

但是在1965年5月9日，因李光耀主催反对党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团结大会”，参与的政党有人民行动党、砂人联党、砂马真达党、民主联合党及人民进步党。这一下子引得巫统担心李光耀势力的膨胀，乃决定在1965年8月9日通过国会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反之，巫统也借助1964年大选的辉煌成绩而成为“一党独大”的姿态，因此巫统不需要再主办“马来人团结大会”，因为政权已牢牢掌握在巫统手里。

即便1969年的大选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致使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也没有削弱巫统的政治地位。国家成立了行动理事会，权力归于敦拉萨首相，也促成巫统开放门户，但不是改变巫统而是扩大巫统的控制权力。

值得一提的是，当敦拉萨在1970年提出新经济政策时，也没有大张旗鼓，更没有举办马来人大团结，一切按程序走。

这个时候，另一波民族主义的思潮已在巫统内滋长。在此情形下，巫统提出了将联盟扩大成国阵（1974年组成）。这来是巫统对其他政党抱持宽容心态，因而将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纳入国阵门下，阵容的扩大展现了巫统更加的一党独大。为了这个缘故，在1973年巫统有一个大集会，解释组成国阵的因由。

因此在“513”过后的1974年、1978年、1982年、1986、1990年到1995年的五届选举中，都是巫统掌控全局，其参选的议员也超过半数，在议会内的势力牢不可破。

另一方面，马华在1971年解开戒严恢复国会民主后，曾一度主办轰轰烈烈的华人大团结运动，有些仿效巫统的做法，但马华终究不是当家当权的政党，它的美好愿望也就无法实现，反而被人指责搞种族主义。在这个大前提下，马华甚至被指责搞“民粹主义”（只管本身的利益，而未思及其他种族的利益）。

我曾私下询问林苍祐（当时的槟州首席部长），对马华搞华人大团结有何看法？他的回应这是搞种族主义，不值得鼓励与仿效。

针对新经济政策，也一度引起争议。

最初时候，此政策将实施到1990年（即20年），而后将由马哈迪倡议的“2020年宏愿“所取代。马哈迪是以30年作为赌注（1990-2020），矢言在2020年时马来西亚将成为一个先进国家。

没有人知道这个政策是否还生效或已不用，改以新的政策取代？这就需要首相安华向国人明确解释。

基此，我们认为单纯举行土著经济大会是无法解决所面对的症结，例如马币下跌，已是1美元兑4.80令吉，对国家的经济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也进一步削减外来的投资。

为此，即使有华印企业家参加土著经济大会，也起不了大作用。既然我们已选出国会议员为民服务，那他们的责任是捍卫人民的权益，而不是推给经济大会来承担。

因此我们不能本末倒置，而是要实事求是，对症下药，不是大声呐喊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我们建议，类似的种族性的大会可以少开，不要被某些冲动份子将会议搞成乱局。

马来西亚目前需要的是和谐、冷静和努力恢复元气，而不是斗阵容和展示力量。国会应成为最有效的传达心声的工具。

发布于2024年2月29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2/29/633817

我国会步入“人治”时代吗？

原本拿督翁作为党的创始人，具有很高的威望，他可以在1946年领导马来人反对“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而创立了巫统，进而在1948年代表巫统和统治者与英国展开谈判另立宪法。结果英国接受拿督翁的建议，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以成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马来亚（马来西亚）是继承英国的议会制度，且以政党为重。因此在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中，强大的巫统展现其实力，在联合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下，参选52席胜了51席，只1席由伊党夺得。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五十年代，因为拿督翁的退党而在1951年另组马来亚独立党（在1954年将党正名为国家党）参加1955年的普选时，他只能凑足30人参加选举，因为原本与拿督翁合作的马华及国大党“叛变”了，倒向巫统组成联盟，对国家党构成一大威胁。这就是说，拿督翁离开巫统后，他已不被党的光辉罩着，虽然他依然迷信个人的魅力是无处不在的，结果是全军覆没，败得一塌糊涂。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巫统所表现出来的权威是党而不是人，拿督翁也是在六十年代才体会到在他离开母体后，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因而在1959年的大选才移师登嘉楼，且在伊斯兰党的协助下取得1国4州的议席，直到1962年逝世才告人亡政息。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七十年代。本来取代拿督翁的东姑阿都拉曼也具有很高的威望，他守护着巫统的利益而排斥马华总会长林苍祐（1958年）发出的备忘录，要求分派1/3的国席给马华，以便在修宪时，马华得以参与意见，但东姑认为马华要求35-40席（国会议席总数是104）太过分，是不能被接受的。最后东姑与林苍祐摊牌。前者在党内的威信进一步提升。

由于东姑护党有功，也就进一步巩固他在巫统的地位。因此在1959年的大选时，巫统派出69名候选人，有53人中选，充实巫统的力量。

当1969年“513”事件爆发后，整个形势被翻转过来。虽然在选举中反对党势力大为增长，拥有49席。最显著的是民政党执政了槟城，行动党势力膨胀，拥有13名国会议员，与马华不相上下。

当年巫统在西马只拿下66席，还得靠东马的29席才能凑成95席再度执政。这时期我国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反东姑的势力突然爆开，逼他辞职（1971年）。其二是接任东姑位的敦拉萨借紧急法令实施而壮大个人的权力。

东姑的离去，也完全没有动摇巫统的地位，印证了人可以走，但党要继续强大；尤其是敦拉萨在当时首次提出“以党治国”的理念，确定了这个国家是由巫统来领导的。

可是到了1999年的大选后，巫统的坚固地位开始动摇，伊斯兰党从中崛起，首次拥有27个国席，并执政吉兰丹和登嘉楼，成为巫统的劲敌。这场主要涉及马哈迪与安华个人恩怨的斗争，让伊斯兰党渔翁得利。

但最大的变化发生在2018年的大选，希盟（由公正党、行动党、诚信党及土团党组成）在马哈迪领导下，竟夺得中央执政权，但很快地马哈迪发现执政党内已没有一个呼风唤雨的政党，因而心生异念，想要另组没有政党操控的联合政府，一切以他为主，也就是以人为本的政府。可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其目的被慕尤丁打乱了，后者成为2020年“喜来登政变”的胜利者。

但慕尤丁最终也不是胜利者，他的首相位在两年后（2022年）被巫统的伊斯迈沙比里所取代，结果上演了一场新大选的戏码（2022年12月）。

其结果是仍无一政党能以老大自居。最可怜的是巫统从2018年原有的54席（议员退党后只剩下38席）再惨跌剩27席（2022年大选）。这意味着安华只能按原来的格局分配阁员，而不能做到“以人治国”的新安排。

看来不必再过5年我国将可能将步入一个不重视党而只重视人治的时代。也许马来西亚不会发生像菲律宾或印尼或柬埔寨的“子承父业”的政治游戏，但也不能低估安华对努鲁的期望。

如果下届大选仍无一党坐大，那么“以人治国”的新版图将成为新时代的新标志。

虽然这不是世界的传统，但却是亚洲的传统。

 刊登于2024年2月26日《南洋商报》

是时候为“龙”正名了

 虽然正名“龙”的称呼并不是很重要，但中国在今年的龙年将龙的英文称呼改用翻译音为“Loong”，不再称为“Dragon”。由于这一改变，“舞龙”就译成“Loong Dance”；同时也改称为Year of Loong，而不再是Year of Dragon。

根据中国方面的说法，“Dragon”在英文语法上龙是巨大、具有恐怖和凶残的形象，与中国人及海外华人认知的“吉祥之物”大相径庭。

现在我们根据历史的发展来演绎龙的变化：

（1）在中国史书上，从来没有一种称为“龙”的动物，它是靠人类想象而成的庞然大物。后来为提高龙的地位，皇帝也就被化身为“神龙”。他既是神，也是人的最高形象。因此在封建时代，皇帝就是天子和龙身，也只有皇帝才配穿龙袍，其他人是不能“与尤相比”的。

在我们所了解的十二生肖中，龙居第五，属于辰时，即上午9点至11点，这是最美好的时辰。古人有云一日之计在于晨，碰巧龙居第五就摆在重要位置，久而久之，皇帝又被称为“九五之尊”了。原来九是数目中最大者，从一到九，而后再循环加数。这样一来，称皇帝为“九五之尊”显得顺理成章。

按照东汉学者王符（公元85年—163年）的描绘，龙有九似：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其声如戛铜盘。口旁有须髯，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这是与我们后来看到的龙（画像、图腾）相当接近。、

由于它是不存在的动物，人类只能靠想象龙是存在的，而且很威严。也因之华人从古至今都没有忘记自己是“龙的传人”。

（2）但十分巧合的是，“龙”也在近代的历史过程中被政治化了。

事缘在1978年，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绝邦交，而于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邦交。

为此，台湾的侯德健在情绪激动下写了一首后来十分火红的“龙的传人”当时台湾尚未解除戒严令，侯德健则于1983年访问中国。因而被台湾禁唱“龙的传人”这首歌。直到1985年这首歌登上了中国的“春晚”节目。

在1989年5月27日，香港举行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上，“龙的传人”这首歌更是传播海内外。

不过在1989年6月4日的“六四事件”上，由于侯德建也是参与示威者的重要人物（在天安门广场），后被驱散。侯德健及一些民运人士也四散海外，而成为中国政府的黑名单。这样一来，“六四事件”成为中国政府胸口永远的痛。

自此之后，“龙的传人”这首歌也少在中国及其他华人众多的地方演唱，若是解禁等于“承认”侯德建等人介入“六四事件”是可以的。

今天离开“六四事件”已是35年了，但对于“六四”的伤痕还是不能被抹去。

在所唱的“龙的传人”歌曲中，有一段歌词是这样唱的：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她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在歌词中我们也找到百年前中国在八国联军夹攻下所受的屈辱：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砲声敲碎了宁静的夜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多少年砲声仍隆隆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永永远远的擦亮眼”

这首歌曲即不反华也不反共，但问题在于作者侯德健让自己卷入“六四”而成为无法抹去的“污点”。

（3）到底是谁把“龙”称之为“Dragon”的？这是一个十分有趣且值得探讨的课题。

在这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彭萍教授指出，在十九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仕曼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中国的龙，当时他是用“Loong”来注音的，但在后面则用了Dragon来解释龙的意思。

不过，在2005年时，因北京要在2008年申办奥运会，曾对“吉祥物”作出评审。原本呼声最高的“龙”在后来落选了，因为中国对“龙”的解释是“Loong”或“Dragon”一时无法讲得清楚。

彭萍又指出，后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编写《华英字典》时，则将龙译为“Dragon”，这个翻译也沿用至今。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一名英国传教士，在1807年抵达广州，是外国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

1809年受聘为东印度公司驻中国的官员。在1814年时，他结识了香山人蔡科，并为他洗礼而成为教徒，改名为梁发，他也是中国第一位基督教徒。

在1823年，梁发正式为马礼逊工作。

也是在这一年，马礼逊的《华英字典》问世了。这部字典也在后来成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必备参考书。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的1815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第一部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成为马来亚的第一份中文报，也是中国在海外出版的第一份华文报。

马礼逊除了翻译圣经外，也与梁发在广州的高明县成立了基督徒的私塾。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1832年，梁发写了一本《劝世良言》的宗教书籍，向中国知识份子派发。

正是那个时候，原属梅州人的洪秀全阅及《劝世良言》后，决心用基督教的名号在中国组织反清革命组织。就这样，在1851年，洪秀全联合其在梅州的亲朋戚友组成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起义。从此太平天国成了洪秀全的革命旗帜，而梁发的影响力更不在话下。当然马礼逊对洪秀全的影响也是很重大的。毕竟，洪秀全是第一个打出基督教起义在中国卷起巨大浪潮，一度与清廷相庭抗礼（一个在南京立国；另一个在北京当政）的集团。

虽然在1864年太平天国被击败了，但它所留下的影响却是久就不能散去，直到孙中山横空而降，自称为“洪秀全第二”，才在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

（4）与龙扯上关系的是西方人眼中的“恐龙”（Dinosaur），但这两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虽然英国古物生物学家理查欧文在1842年正式提出在2亿年前已从化石勘查已存在恐龙这巨型动物，但除了电影出现恐龙外，也未见其真实面貌。只不过它比中国的龙更有生存的可能性。但是西方的恐龙则是在电影中表现得十分凶残和足以毁灭世界的怪兽，与中国龙形象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将中国龙与西方龙切割开来也是正当和正确的。

发布于2024年2月22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2/22/632296

印尼总统选举的启示

印度尼西亚终于在2024年2月14日通过投票（登记投票人数超过2.04亿人）选出了由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及吉布兰（Gibran Rakabuming Raka）的组合，他们的得票率超过57.18%。换句话说，由原任国防部长的大印尼运动党的普拉博沃胜出。

吊诡的是，担任副手的吉布兰则是无党派人士。他原本与其父亲佐科威（10月才卸任总统）一样，隶属于印尼民主奋斗党（由苏卡诺女儿梅加瓦蒂所领导）。他在2020年当选梭罗（Solo）市长（巧合的是，他的父亲参政时也是以梭罗市长开始的）。

但为得以参加副总统选举，他的父亲做了两个破例，其一是因为其儿子吉布兰未满40岁（只36岁）不够资格参加总统竞选，结果向法院提出申请。在法院院长安瓦尔·乌斯曼的批准下，将条文改成：如果年轻的候选人此前曾担任公职，则可以参选。这也为吉布兰的参选扫清了阻力。

正巧法院院长安瓦尔·乌斯曼正是佐科威的妹夫，也就被指有裙带风之嫌。事后安瓦尔辞卸院长，一场争议也就平息下来。

其二是佐科威总统以其仍有的权力时让其儿子以无党派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副总统选举，成为普拉博沃的副手。

无可否认的，佐科威自2014年当选总统后，其执政表现标青，因此在2019年再次蝉联。但因宪法所限，当了10年总统后，他不得不退位。

其实在5年前佐科威已部署好，那就是当他第二次再当选总统时，令人意料之外的是，他“提拔”他的两度政治对手普拉博沃担任具有实权的国防部长。

普拉博沃也是来头不小的军政人物。在苏哈多担任总统期间（1966-1998）,他成为这位独裁者的棋子。

先是在六十年代中期苏哈多大举逮捕和屠杀印共份子和华裔，也驱赶大批华人回中国；继之在1975年派遣普拉博沃入侵东帝汶，双手沾上鲜血而成为备受争议的军人。虽然普拉博沃在八十年代中期与苏哈多女儿结婚而成为苏哈多的女婿一段时期，但他也被指卷入1998年的排华运动。

继后，因他的作为也被美国所不齿，将其列入美国的黑名单，而普拉博沃对这段不光彩的黑历史是不愿提及的。

由于普拉博沃的妥协和佐科威对政治使命的延续，在今届的总统选举中，我们看到了两个胜利者，一个是普拉博沃，他已经72岁高龄了，若这次再选不上，不但总统梦碎，而且也会被迫告老还乡。

这次普拉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借助佐科威的光芒而胜出。

虽然我们不期望普拉会将其治国理念从右转向左，但至少让我们看到自担任国防部长后（1999年10月），普拉在2022年已明确向美国防长表明不希望美国给印尼施压，他希望印尼与中美保持友好关系。

即便这次印尼总统的大选并未涉及印尼迁都努山达拉的争议，但中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也确实令美国感到已被后来追上；尤其是中国在雅加达与万隆之间开通了高铁运行，成为第一个向世界示范的全程由中国工程队完成的大计划，进而影响东南亚其他国家对印尼的大胆突破给予赞赏和仿效。

本来马新高铁是比印尼走先一步（计划在2006年施工），但因政治因素而致使中马合作的大工程被迫压下，结果被印尼后来追上。此外，当下中国的工程队与大公司已积极介入参与涉及230亿美元的迁都的大事，这对印尼和马来西亚将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只是目前我们只看到端倪，尚未看到成果。

普拉博沃组的中选极可能出现两个不可扭转的结果：其一是普拉不得不依随佐科威的步伐，把印尼带向一个既民主又高度发展的国家，而最重要的是，不让宗教极端派抬头。

其二是普拉已没有机会将路线转向右而与中国疏远，这将使到佐科威的“前功尽弃”，因此普拉下来的任务是扶持吉布兰在未来能够接班，以延续佐科威的良好形象。

如果说过去的发展是印尼向马来西亚看齐，那么今天则是倒转回来，印尼已成为东南亚的佼佼者，正如我国首相安华不久前曾形容，印尼迁都也可提供马来西亚企业参与建设而互惠互利的机会，但条件是印尼必须坚持东南亚继续保持其中立、无核、无霸权左右的地区，以成为欧盟之外的另一个表率。

刊登于2024年2月19日《南洋商报》

方言vs华语

不久前我们的马中客家总商会接待来自奥地利格拉兹大学的语言学家Prof. Ralf Vollman（孙学仁），双方就马来西亚的客家话进行交流。

本来研究语言学是大学里一个比较普及的学科，因为在全世界的语言既多又杂，而且方言更是不计其数。但孙教授的研究不但是偏门的，而且也从细节里挑出问题，让人从现实中领悟到语文和方言的变化是因地而异的；更是在使用中参杂了其他语言，如英语和马来语，甚至有些时候还加入了其他方言。因此他发现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所说的方言是很有趣的，但外国人是听不懂的，例如：

我	不能	忍受	了
ai	beh	dahan	liao!
英语	福建	马来	汉方言

又如：

you	jaga	for	me	ah!
你	看管	（帮）	我	啊
英语	马来	英语	英语	汉方言

 

还有是我们将英语和马来语加入我们的讲话中，比如踏brake（刹车）、engine（引擎）、go astern（倒车）及honk（鸣笛）等等，都是惯用语。甚至连李光耀本身也在其著作《新加坡的双语之路》中也引用福建话参杂马来语的例子：“去马打厝叫他多隆”（去警察局求情），但来自中国和台湾的华人听不懂是何意。

因此我们不能否认方言本身也加入许多外来语；尤其是马新社会一度是峇峇一族盛行，在口语中也难免会加上马来话和英语。

有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能保护和发扬本土语言是必要的，因为若是连本地人也不再讲方言，则这个语言也会渐渐消失而难以继续存在。

不过当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时坚持用华语取代方言也一度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被指为不重视祖先的文化。但李光耀还是在1979年正式推动“双语政策”，也就根据现实的需求提出“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李光耀形容这是一场石破天惊的运动，要改变新加坡华人从出生开始听和讲方言的习惯。

对此，李光耀的解释是：1979年，吴庆瑞（副总理）提出了一份对新加坡教育发展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报告书。他指出新加坡的教育问题根源是20年来（1959-1978）“不合自然规律”的语文教育政策对新加坡整体教育的纠缠。

所谓的“不合自然规律”的教育是指极大多数的学校采用英语和华语两种语言教导学生，而85%的学生在家里说的是方言，阻扰了华英双语教育的普及。方言既然阻碍了双语教育的推行，只好放弃方言，以减轻学生学习额外的负担，自然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于是从1979年起，新加坡决定在公共场合停止说方言，转说华语。

李光耀之所提出双语政策是因为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他就得重新调整新加坡的未来，也就在1979年作了教育“革命性”的改革。

根据李光耀的说法，在新加坡华人分别操12种方言，长期以来各说各方言而没有统一的语言。于是政府先在教育上推行英文教育，并将之列为学术用语，但因为新加坡绝大部分是华人，也就得发展第二语文，于是华语成了新加坡第二语文的选择。

尽管华语和方言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李光耀说他不得不牺牲方言来普及华语。再说方言本身也没有语文，只是口语，因此学习华语成为重要的第二语文。

虽然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已有48年的历史，但还是有人质问为何要选英文作为第一语言而不是华文？因为新加坡推广讲华语运动已取得成效，也影响马来西亚的一些民间社团和学校也疾呼保护和发展方言。

在这个课题上，也没有谁对谁错，而是整个大形势的走向。就中国方面而言，推广华语华文是不可动摇的和不放松的工作，但也没有刻意地扶持和保护方言文化，因为在今日的中国更加需要用普通话来沟通所有的中华民族。

与此同时，海外华人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文化，因此在推动和发扬华语华文运动时就变成生生不息的工作了。

基本上我们赞同华人除了会母语之外，也要学好国文和英文，以方便立足于社会。如果再推广方言的使用会增加学生的负担，那倒是不必要的，因为华语已让马新的华人从中受惠。

针对此事，我们必须感谢中华民国驻槟城总领事戴淑原的功绩（他也是槟城客家公会的首任会长）。因为他在1920年时有征询马新华人要用华语或方言教学，结果回应是华语；而香港人则选择广东话。也因此直到今天，广东话似乎还是香港的“官话”。

马来西亚因为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接受华语华文的教育，因此直到今天，马新的华人还是能操标准的华语。至于方言，因为使用范围的缩小，加上学习的人不多，也就渐渐被华语所取代。

在这方面，所有的炎黄子孙不得不感谢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如果我们没有在两千年前使用统一的文字，华文就不能成为有生命的语言，不似其他方言，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

对此而言，来自奥地利的教授在研究客家方言后也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随着学校以及媒体引入和使用现代标准语言以来，地方话（方言）在群体间交流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标准语言成了通用语。最终甚至连家庭内部也可能转向使用标准语言。

换句话说，总有一天，标准华文（汉语）可能将取代所有方言而成为炎黄子孙的一个共同母语了。 

发布于2024年2月15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2/15/630755